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是新时代党的文化理论创新的标识性范畴，是经由“两个结合”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根本指导，立足人民主体性，明确规定了其鲜明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生成遵循“两个结合”的核心逻辑，“第一个结合”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根基，“第二个结合”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推动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深度贯通，形成具有鲜明主体性与文明性的文化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体现出守正与创新、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特质。其文明意义在于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叙事，超越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现代化，开辟独立自主的文化发展道路，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两个结合”；文化主体性；人类文明新形态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4CKS111）——思想政治教育“以理服人”的规律与方法研究。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1］这一论断从文化发展的高度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这一标识性概念，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和文明价值的新型文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作为新时代党的文化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原创性概念，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标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形态？其形成遵循何种理论逻辑？何以成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支撑？深入回答这些重大问题，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原创性贡献的准确把握，而且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化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更是文化形态变革的历史过程。近年来，西方现代化形成了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文化形态，在推动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价值虚无、消费主义盛行、社会撕裂等现代性困境。相比之下，中国式现代化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道路，也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具有鲜明的先进性和包容性特征。这种新型文化形态不仅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文化的时代课题，也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创造了什么样的新文明的世界之问，为世界现代化和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不是传统文化的简单延续，也不是西方现代化的简单移植和接拼，而是在“两个结合”基础上形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既体现了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历史逻辑，也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时代逻辑，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对于巩固文化主体性、增强文化自信、推进文化强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都具有重要的文明价值。基于此，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以“两个结合”为核心，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生成的理论逻辑和文明价值展开分析，力图揭示中国式现代化何以生成、何以发展以及何以为人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规定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根本性质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标识与核心要义，其根本性质由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所规定。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立足人的现实实践，从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出发，揭示文化生成的实践基础，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以及文化促进人的解放与发展的价值功能，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构建提供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人民主体性锚定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的价值根基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认为，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并不是抽象的观念体系，而是源于人的劳动实践，文化是人的劳动实践活动的外化。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2］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根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人民不仅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创造主体。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实质上就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确立人民在文化创造、文化发展和文化评价中的主体性地位。坚持人民主体性要保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要把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贯穿文化形态建构的始终。从文化发展的出发点看，文化形态建构强调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3］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构成文化创新发展的力量源泉。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对文化产品的内容、形式、载体等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此，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维护人民根本利益”［4］。从文化发展的落脚点看，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应把人民作为评判文化建设质量优劣的标尺，把文化建设是否增强了人民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是否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评判标准。始终以人民的喜好来校正文化创作方向，以人民需求来优化文化服务供给，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应该经得起人民的检验、专家的评价及市场的检验。通过不断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产品评价体系，建立健全群众需求反馈机制、文化作品评价机制、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评估机制等，引导文化创作生产和服务更好地满足人民需求。
（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确立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的内在旨归
马克思主义始终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5］。文化发展与人的发展内在关联，文化不仅是社会文明成果，也塑造着人的精神世界，促进人的自由解放。文化发展的价值，不仅在于文化自身的繁荣，更在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包括物质生活的丰富，也包括精神世界的充实。人通过劳动创造了物质世界，也创造了文化世界。然而，资本主义现代化在资本逻辑主导下，推动了物质文明的快速发展，但是，文化发展始终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制约，工具理性不断侵蚀价值逻辑，文化逐渐偏离促进人的自由解放这一根本使命。只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形成自由联合体，人们的精神世界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发展道路，体现出对资本逻辑主导下单向度现代性的超越。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关切人的精神世界，“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6］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要把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根本价值取向。一方面，通过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实现“人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坚持文化发展服务于人，使文化真正成为塑造现代文明的中坚力量。
（三）唯物史观揭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的历史逻辑
唯物史观认为，文化归根到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文化发展方向。“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7］文化形态必然与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和时代特征相联系，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生成演进深度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基因与历史语境之中。生产力的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提供坚实物质基础。数智时代，数字技术成为文化发展的关键变量。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发展新型文化业态。”［8］数智技术已经融入文化生产、传播、消费全链条，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建构提供技术路径和时代载体。同时，生产关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提供社会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公益属性与市场属性的统一，形成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文化发展格局。
三、“两个结合”的内在机理与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成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从普遍性意义上规定了文化形态的社会主义性质，那么，“两个结合”则从特殊性角度揭示了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在中国大地上生成的内在机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是经由“两个结合”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第一个结合”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根基，“第二个结合”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1］“两个结合”既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何以生成，也构成其不断丰富发展的内在机制。
（一）“第一个结合”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的现实根基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具有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普遍性，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不是脱离现实的抽象教条，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所以能够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伟力的作用，也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上的积极实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0］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正是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扎根中国实际，走出的一条兼具社会主义底色与中华民族特色的现代文化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11］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层面的反映，不是复制西方现代化的文化模式，而是突破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局限，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基本性质、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
（二）“第二个结合”厚植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浓厚的文明底蕴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具有鲜明的中华文明特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2］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要不断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涵养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根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时，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例如，包容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这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和而不同”，即在坚持一定原则的基础上包容差异。各个民族和国家由于生产力、文化基因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只有在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汇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不同文化形态的精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才能发展好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
（三）“两个结合”造就了中国式现代化新的文化生命体
“第一个结合”立足于中国现实实践，“第二个结合”立足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第一个结合”是“第二个结合”的前提和基础，“第二个结合”是“第一个结合”的引申。“第二个结合”不能脱离中国实际，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才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以契合性为基础的结合，而不是无差别的同一；是互相成就的双向结合，而不是单向的结合或拼盘”［13］。这种契合集中体现为二者在理想追求、价值立场、奋斗精神与集体观念等方面存在深层一致性。结合的过程是相互融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具体实践时，持续汲取实践经验与时代特征，不断丰富自身理论。同时，马克思主义凭借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传统文化精华契合现代社会。结合的结果是相互成就，马克思主义因融入中国土壤而更具实践生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引领而焕发现代活力，中国具体实际也在这种结合中获得更清晰的文化指引。在“两个结合”基础上形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之“新”，集中体现在思想魂脉与文明根脉的内在贯通方面。具体来说，它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形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它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展现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在“两个结合”的持续深化中不断成长，成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力量。
四、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的辩证特质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是多重文化关系相互作用的系统性文化工程，运用辩证思维审视其内在结构发现，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方向上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在历史承续上坚持传统与现代相贯通，在文明视野上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相融合，在实现方式上坚持理论与实践相互动。由此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文化发展逻辑的辩证品格，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文明意义。
（一）坚持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的重要理论品格，其中，守正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的根本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14］这一重要论述表明，守正不是固守传统，而是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文化主体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其本质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华文明底色。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的内在动力，解决的是文化如何回应时代变化的问题。文化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任何文化只有不断回应时代课题，才能保持生命力。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中的创新，不是脱离文化传统，也不是否定既有文化成果，而是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表达创新和文明形态创新，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守正与创新是辩证统一、相互生成的关系，守正为创新提供方向原则，创新赋予守正现实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15］离开守正，创新就可能脱离中国实际。脱离创新，守正就难以有效回答新时代文化发展的要求。正是在守正与创新的动态统一中，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既保持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与连续性，又不断塑造适应时代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坚持传统与现代的辩证贯通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中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割裂传统，而是在赓续文明根基中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辩证贯通。不同于西方现代化传统与现代相对立的发展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贯通，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具有显著的连续性和创新性特征。文化形态建构坚持传统与现代的辩证贯通。中华文明具有显著的连续性和创新性特征，这内在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须克服“传统”与“现代”孰优孰劣的简单评判，不断推进二者的融合对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实现传统与现代贯通的根本路径。所谓创造性转化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挖掘和梳理，按照时代特点，对符合时代精神、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部分进行改造，使其与现代社会相适应。通过创造性转化，能够有效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使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创新性发展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进行再生产，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相融合，以创新思维激活传统文化，这一路径方法为传统与现代相融合提供了新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延续，而是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面向人类文明的全新文化建设，其建构离不开文化创新动能的持续供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6］传统与现代辩证统一，传统能够成为现代文明的宝贵资源，关键在于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历史文化资源向现代文化优势转变。现代之所以具有中国特色，在于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在创新中实现文化发展。由此可见，“两创”方针不仅为文化发展提供了方法论指引，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提供了持续创新动力。
（三）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融合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既立足于中华文化，又面向世界文明。民族性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的灵魂，它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淀的文化特质和精神标识的集中体现。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中的“中国式”强调文化形态建构必须立足民族文化，确立“中华文化主体地位”，避免陷入“现代化=西方化”的认识误区和思维窠臼。只有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化文化，才能保证其民族性。坚持民族性，不是拒斥外来文化的封闭自守，而是在文化自信基础上确认自身文化身份，在世界文化激荡中保持精神独立。世界性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世界视野和文明担当，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全球范围内的文明冲突和价值分歧交织并存，国际文化格局面临着深刻调整。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倡导包容互鉴、和谐共生的理念，以更加宽广的世界胸怀和全球视野，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致力于维护人类共同利益，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融合，本质上是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与推动文明互鉴的统一。这种辩证融合，使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既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面向世界文明发展，在保持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展现开放包容的文明气度，塑造出具有中国气派和世界视野的文化新形态。
（四）坚持理论与实践的辩证互动
理论与实践的辩证互动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的重要方法论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接受检验，得到丰富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既是理论创新过程，也是实践创造过程，二者在互动中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这一过程创造性地转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体用”范畴，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方法论。传统“体用”思想强调“体”是根本，“用”是展开，“体”寓于“用”，“用”彰显“体”。新时代文化建设坚持“两个结合”，并不是简单沿用“体用”范畴，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赋予其新的文化意蕴。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来看，“体”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根本遵循和核心方向，具体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等。只有把握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才能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实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使命。“用”就是文化建设的具体做法和实践路径，“用”不是对“体”的机械执行，而是坚持文化建设根本原则基础上的创造性实践，如“两个结合”“七个着力”及担当新的文化使命。落实到文化形态建构上，就是要做到“明体”与“达用”相贯通。一方面，牢牢把握文化形态的“体”，确保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设方向不偏、根基不松；另一方面，做实文化形态建设的“用”，让理论落地为可感知的实践。只有二者实现良性互动，文化形态建构才能在正确思想和方法的指导下，落实为具体的、可操作的实践活动，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持续不断的思想动力和实践支撑。
五、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的文明创新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不仅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如何建构”的问题，更在文明层面突破了西方现代化文化形态的话语垄断与发展困境，在巩固文化主体性、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及超越西方现代化文化形态等方面展现出重要的创新价值，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坚守文化主体性，实现自主性文化形态建构
文化主体性是文化形态建构的核心要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7］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的文明意义，就在于破解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主体性缺失的困境，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实现了从“自在”到“自为”的跨越，建构起具有鲜明中国特质、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文化形态。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文化形态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主体性建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主体性，始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旨归，实现了文化主体性与人的主体性的有机统一。
在理论层面，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以“第二个结合”为关键路径，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1］，铸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正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核心成果。作为理论创新的根源，相较于传统“古今中西之争”的思维框架，“第二个结合”实现了范式超越，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优势互补。马克思主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效激活了其中“民为邦本”“自强不息”等思想精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奠定了人文根基。这种双向互动，使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摆脱了对西方文化模式的依附，形成了独立的理论体系与价值内核，彰显了鲜明的自主创新性。
在精神层面，坚守文化主体性，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自主性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核心特质，西方现代化文化形态以资本逻辑主导精神生产，在消费主义侵蚀下陷入精神自主性被消解的异化困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以文化主体性为根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确保文化发展始终扎根中国大地、立足中国实践。这种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使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既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不被外来文化裹挟，又以开放包容姿态推进文明互鉴，实现文化自信与文化自主有机统一，为民族复兴提供了坚实的精神支撑。
在实践层面，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体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良渚古城遗址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到全国各地加强历史文物保护与传统技艺传承，让文化遗产活起来、传下去；从《唐宫夜宴》《只此青绿》等文艺精品以传统文脉融合现代表达引发广泛文化共鸣，到“国潮”兴起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入日常生活，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在坚守中华文明根脉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持续增强着全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这种植根于自身文明根基的自主创新，从根本上纠正了近代以来“全盘西化”与“文化复古”的片面倾向，让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拥有了坚实的主体性支撑。
（二）倡导文明共生性，建构独立自主与交流互鉴相统一的文化发展范式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的文明意义还在于，它打破了西方现代化文化形态“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的狭隘逻辑范式，通过倡导文明共生、平等互鉴的发展理念，建构起“独立自主”与“文明交流互鉴”辩证统一的文化形态发展新范式，为人类文明进步注入了新的动力。
西方现代化进程伴随资本扩张与殖民逻辑，形成了以“西方中心论”为核心的文明观，将西方文化标榜为“普世文明”，将其他文明简单归为“落后文明”，并通过西方文化输出、意识形态渗透等方式推行文化霸权，加剧了不同文明间的对立与冲突。这种以排他性、等级性为特征的文明发展模式，不仅加剧了全球文化生态失衡，也严重制约着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建构立足于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倡导“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重要理念，打破了西方文明观的话语垄断，确立了平等包容、交流互鉴、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的共生性体现在“独立自主”与“开放包容”的辩证统一之中。“独立自主”是开展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唯有坚守自身文化根脉、巩固文化主体性，才能在多元文明的交流激荡中不迷失方向；“开放包容”是推动文化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只有积极吸收借鉴其他文明的有益成果，才能实现自身文化的迭代创新。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文化形态那种“殖民式”文化输出与“依附式”文化输入的畸形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始终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在主动开展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坚守自身独立性，真正实现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共生愿景。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共生性还体现在对“文明多样性”的尊重与自觉践行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设进程并非孤立、片面的，既需要坚定不移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巩固文化主体性，同时亦应当坚持胸怀天下，积极主动地推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18］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从不追求“单一文明模式”，而是尊重世界各国文化的独特性与多样性，主张不同文明之间开展平等对话、相互学习、协同发展。从“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各类文化交流合作，到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敦煌文博会等国际文化交流平台的搭建；从中医药、书法等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到积极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文艺作品与先进文化理念，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在交流互鉴中既不断丰富自身内涵，也为其他文明的传承发展提供了中国经验。
这种“独立自主与交流互鉴相统一”的文化发展范式，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它打破了西方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排他性逻辑，证明了不同文明之间可以实现共生共荣，为解决全球文明冲突、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与路径。
（三）超越西方现代化文化形态，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的文明意义，还在于突破了西方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内在局限，破解了其物质丰裕但精神贫乏的发展悖论，在科学性、人民性等核心维度上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根本性超越，为全球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全新的文化方案。
西方现代化虽然推动了物质文明的快速发展，但也带来了人的异化与精神世界的空虚——经济领域的贫富分化加剧、社会层面的拜金主义泛滥、道德伦理持续式微，加之生态领域的资源掠夺与环境破坏，共同构成了西方现代化难以破解的文化危机。这种文化形态将人视为“物化”的存在，片面凸显工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漠视人的精神需求与全面发展，最终陷入物质越丰裕、精神越贫乏的发展困境。新时代文化形态建设立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度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底蕴，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走出了一条与西方现代化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全方位、根本性的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体现出鲜明的科学性与人民性，超越了西方现代化文化形态“物质与精神脱节”的发展困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19］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以“两个结合”为思想根基，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求真务实”的精神相结合，不断夯实物质文明基础；将马克思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底蕴相融合，构筑精神文明坚实大厦，最终实现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均衡发展、相互促进。这种科学的发展逻辑，规避了西方现代化重物质、轻精神的片面性，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话语垄断，彰显了鲜明的包容性，超越了西方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排他性与扩张性。西方现代化文化形态始终伴随着资本扩张，推行文化霸权主义，试图将西方模式强加于世界各国，导致世界各文明之间冲突不断。而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立足中华文明“和合共生”的精神特质，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明确主张不同文明间平等互鉴、共生共荣。这种文明发展格局，既坚守自身文化主体性、筑牢文化自信根基，又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摒弃文明优越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文化支撑，也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形态的建构提供了全新选择。
六、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建构，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运用与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以“两个结合”为根本路径，彰显出多重内在辩证特质，不仅实现了中华文明由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化，也实现了文明自主型现代化的历史性跃迁。更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突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单一文明发展逻辑，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叙事桎梏，开辟了一条以人民为中心、倡导文明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发展道路，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展望未来，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并非一蹴而就的静态过程，而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动态过程。如何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在数智时代坚守文化主体性，增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国际传播力与文明影响力，仍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因此，必须立足新时代实践要求，不断推进标识性概念与原创性理论创新，持续回应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和时代发展要求，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的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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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2009：591.
［8］同［4］，第27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2012：588.
［10］毛泽东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1：111-112.
［11］同［1］，第7页。
［12］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M］.人民出版社，2023：15.
［13］陈志刚.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的精髓要义和重大意义［J］.红旗文稿，2023（13）：25-28+1.
［14］同［1］，第11页。
［1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M］.外文出版社，2025：15-16.
［16］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
［17］同［1］，第8页。
［18］侯文超．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逻辑、原则与路径［J］．马克思主义哲学，2025（4）：43-49.
［19］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23：19.
本文载于《北京社会科学》2026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