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数百年来，现代性的西方逻辑掌握了世界历史的支配权力，世界历史的展开过程单向化为“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进程。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历史格局中，中国早期的现代化探索不可避免地走上“西方现代化在中国”的道路。然而，内生于欧洲的现代性文明绝不是“先验公式”，以资本主义为定向的特定现代化形态也绝不是历史的终结。何以摆脱“西方中心”的现代化引力，开启自主的现代化之路，是近代中国遭遇的时代之问。思入历史的深处，中国式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因素：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近社会主义、非资本主义”属性的文明基因，此岸世界优先的入世传统，广土巨族涵养的包容性文明，“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家国一体结构，千年化育的和平性民族性格，等等。这些因素注定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存在本质差异，中国式现代化是经受文明选择和实践检验的正确道路。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西方中心主义/ 现代性/ 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者简介：陈曙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文出处：《哲学研究》(京)2025年第10期 第5-22页

“现代化”是具体的历史的活动，是不同国家以自己选择的道路和方式所实现的物质、制度和文明成果。现代化是由欧洲启动的。近代以来，欧洲开辟了现代化的西方道路，创立了现代性文明的西方形态，推动了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西方现代性文明获得了支配世界历史的主导权力，世界历史的展开过程单向化为“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海德格尔，第1019-1020页)进程。西方现代化的强大磁场对于后发国家具有不可抗拒的吸附力，西方卷起的现代化旋涡一度吞噬后发国家的自由意志，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似乎只能从欧洲发明的“先验公式”中外化和推演出来。

现代化是各国人民面对的一道必答题。今天，我们需要回答，在马克思所揭示的“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历史大格局中，现代性文明的西方形态何以不适用于中国；中国何以摆脱“西方中心”的现代化引力，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现代化意味着走出传统，完成自我的扬弃与重建。作为一个具有超长历史纵深、深厚文明传统的东方古国，中国需要突破数千年“前现代”的历史惯性，拓展自主选择的思想空间；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后进国，中国需要摆脱西方现代性的强大引力，确立自主选择的自由意志。而这绝非易事。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以其强大的自我意志把握历史主动，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极大地改变了现代化的地理版图和空间格局，“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时代从此走向终结。

一、现代化的欧洲形态

“现代化”(modernization)一词诞生于18世纪中叶，是指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现代化始于欧洲，最初用来描述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后欧洲社会的新气象；现代化也率先成于欧洲，欧洲裹挟着物质成功的强大气场，现代化的欧洲模式上升为“一般发展道路”，现代性的欧洲逻辑上升为“一般历史哲学”，塑造了现代化的世界历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化的中心重镇逐渐从欧洲转移至北美，开创了世界现代化运动的美国时代，但是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动力机制、整体格局是由欧洲奠基的。启蒙理性、资本逻辑以及由此引发的“双元革命”(dualrevolution)，启动了人类的现代化历史进程。

现代化的基本价值由欧洲确立。提起现代化，就不能不提现代性。现代性是现代之为现代的根据，是不确定的现代化运动背后的确定性本质。现代性与现代化相伴相生，现代性的基本纲领是“理性”和“自由”，“理性”为现代化开辟道路，“自由”为现代化确立基本价值。启蒙运动高举理性主义旗帜，主张“用理性的法庭代替宗教的法庭”，强调人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为一切神圣的、神秘的东西“祛魅”，“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1页)。康德和黑格尔初步建构了“现代性的逻辑”，这就是：理性构成知识和道德的基础，构成价值观念的来源，构成社会进步的动力；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合乎理性构成判定事物价值的标准。康德高度重视“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参见康德，第25页)黑格尔强调：“‘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黑格尔，第8页)“理性”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膨胀，日益片面化、万能化、独断化，理性原则被置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方方面面。理性构成现代性的本质，现代化的过程意味着理性化的进程，现代性的目标就是建设合乎理性的现代社会。然而，西方在高扬工具理性的同时导致了价值理性的失落，在抬高科技理性的同时导致了人文精神的贬抑，造成了“祸福相依”的病态社会，人们总是“想要把生活合理化，结果到头来，生活中充满了更多的不合理性”(卡洪，第294页)。

现代化的动力机制由欧洲发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于封建社会内部。早在14世纪，地中海沿岸就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逐渐走向解体，手工作坊累积资本、扩大规模转变为大型工场，成功的作坊主、商人、高利贷者逐步转变为资本家。16世纪，欧洲开始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在资本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合谋驱使下，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欧洲的海洋帝国将触角伸向世界各地，他们的海外领地遍及美洲、非洲、澳洲、亚洲，现代性的西方逻辑从此主导世界历史进程。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发展到最普遍、最迷人的形式——资本拜物教，资本本身似乎具有了价值增殖的魔力。资本登上历史舞台，为西方现代化注入了强劲动力，“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5页)。资本登上历史舞台，为推动欧洲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起到了非常革命的作用，“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同上，第403页)。资本登上历史舞台，为西方现代化确立了内生动力机制，“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69页)。资本登上历史舞台，推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13页)。总之，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中轴，“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同上，第707页)。在西方，资本上升为社会的主人，表面上是资本家在统治，实际上是资本在统治。资本“是真正的创造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63页)，是主宰全部社会生活的“轴心原则”。资本的魔力无边界地投射到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资本逻辑卷入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精神生活、社会交往乃至情感世界，其结果必然导致人的物化、阶级对立、价值错乱、是非颠倒、正义退场、意义虚无、情感变异、自然异化，这是人类难以承受之重。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由欧洲启动。16世纪，欧洲社会发生历史巨变，“现代”正式启程。1543年哥白尼发表《天球运行论》，颠覆了为天主教所接纳的正统世界观——地心说，现代科学自此奠基，为现代社会的发展确立了不同于神学权威的科学权威；15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美洲自此被纳入统一的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和重要动力；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发现了被遮蔽的“人”，形成了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主体观念和人生态度；16世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确立了俗权高于教权的原则，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清除了最大障碍。18世纪中叶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即“双元革命”，标志着现代化的实质性展开，推动欧洲现代化走上了历史的快车道。英国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化大生产以及世界市场，使全球成为现代性的竞技场；法国大革命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确立了自由、民主、人权的现代价值，欧洲重新建构了政治合法性意识。“双元革命”深刻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和格局，欧洲几乎所有近代国家都是其产物。“双元革命”的推动机制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多重变革。工业革命塑造了现代物质生产，政治革命塑造了现代民主制度，分别奠定了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马克思指出，“‘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44页)在那时，现代社会就是欧洲社会，现代国家就是欧洲国家。欧洲主导的“现代社会”，是“双元革命”触发启动的现代化成果。霍布斯鲍姆在《革命的年代》一书中统计，最能代表“现代社会”的词汇——现代社会有传统社会没有的，如工厂、工业、工程师、科学家、企业家、铁路、民族、自由、新闻出版等，这些词的现代含义都诞生在1789-1848年。另外，还有贵族阶级、中产阶级、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危机、功利主义、统计学、社会学、意识形态等，这些词构成了我们对现代社会的基本想象。(参见霍布斯鲍姆，第1页)正因1789-1848年所具有的开创性和颠覆性，所以霍布斯鲍姆把这个时代称为“革命的年代”。可以说，现代社会是在“双元革命”这两个轮子上一路狂飙、一路颠簸，走出了欧洲，影响了世界。

现代化的整体格局由欧洲奠基。现代化标志着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是一场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全方位的整体性变迁。这场遍及全球的现代化变迁以欧洲样本为初始模版，以“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为目标。欧洲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3页)，“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4页)。欧洲奠定了现代化的整体格局，比如：经济上的工业化，推进以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工业革命，在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的引领下，作坊式的小农经济、庄园制度为社会化的机器大生产所代替；政治上的民主化，推进以西式自由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革命，君主专制政体为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的现代资产阶级政体所代替；文化上的世俗化，推进以政教分离为主要标志的宗教革命，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活动逐渐脱离宗教的形态和色彩，宗教从世俗生活领域退出，“世界图景非基督化了”，神秘文化、非理性的精神世界、传统仪式日益淡化；经济交往的市场化，推进以等价交换为主要原则的市场革命，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被打破，集市交易逐步让位于统一大市场；生产生活场所的都市化，推进以生产社会化和服务规模化为主要内容的城市革命，人口往都市流动，城市日益成为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中心；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推进以航海和跨国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商业革命，地域性市场转化为世界共同市场，地区性交往转化为世界普遍交往，“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同上)。最为重要的是，欧洲现代化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性的解放和人的现代化。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化和世袭性集团的普遍瓦解，人摆脱了宗教的奴役，摆脱了封建贵族意识、等级意识的束缚，获得了人之为人的基本价值，成了现代人。伴随着世界的普遍交往，欧洲开辟的现代化逐步拓展至全世界，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事业。

二、“西方现代化在中国”

面对着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必然，中国必须要现代化，问题在于，如何通往现代化。

现代化=西方化，这是西方先发国家提供的“先验公式”。新自由主义者坚持现代性问题上的“霸权立场”，武断地宣示整个世界必须“无条件、无差别地延续西方的现代性”，唯此才符合“最高的道德律令”，才具有“至高道义优先性”，后发国家企图在西方之外寻找另一种现代性是“大逆不道”的。美国社会学家W.穆尔认为：“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像西方先进国家那样向经济富裕、政治稳定的社会的总体过渡。”(转引自亨廷顿等，第112页)数百年现代化的西方实践，生成并确立了“自以为是”且“信以为真”的经典现代化范式，广大发展中国家除了重蹈西方现代化的旧辙，似乎没有别的选择。20世纪中叶以来，各大洲的现代化实践大体遵循了西方的“标准模板”，走上了“西方现代化在非洲”“西方现代化在拉美”“西方现代化在南亚”等道路，但迄今为止，鲜有成功的案例。

绵历数千年的农耕文明时代，中国在绝大多数时期堪称“物质与道德”的完美国度。但是，中国也不得不面对现代化这一人类文明发展进程，问题在于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书写什么样的现代性文明。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西方诸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你追我赶，中国却依然在远离现代文明大道的小径上独自发展。历史从来不同情徘徊者，任何违背世界历史逻辑和时代进步潮流的国家，终将为时代所淘汰。1840年，帝国主义入侵把中国推向了亡国灭种的边缘，第一次向夜郎自大的晚清王朝展示了现代化的力量。从1840年到1919年，无数仁人志士在西方现代性的启发下，尝试过各式各样的现代化方案，但既没有收获比肩西方的现代化成果，也没有形成蕴含中国风骨的现代性文明。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历史格局中，在西方工业文明对东方农耕文明形成降维打击优势的世界历史背景下，中国早期的现代化探索不可避免地受西方“先验公式”和西方现代性观念的支配，走上“西方现代化在中国”①的道路。“西方现代化在中国”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表现为三种形态，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

第一种形态：实业先导型现代化。英国工业革命带来了丰腴的物质财富，全球市场成为现代器物的“竞技场”。近代伊始，中国人开始“向西看”。中国现代化开始时是以西方为目标的，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冯桂芬，第57页)。洋务派将眼光首先投向了西方的器物，将“富强”置于最重要的位置，工具合理性处于优先地位。清末外交家薛福成的主张具有代表性，“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丁凤麟、王欣之编，第556页)以器卫道的主张，表达了器可以通道、道依赖于器的思想。

19世纪下半叶，封建统治集团希冀兴办洋务以挽狂澜于既倒，企望振兴实业以扶大厦之将倾，史称“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自强，其实质是封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具有强烈的封建性和买办性。尽管洋务运动轰轰烈烈，但甲午海战证明，兴办洋务无法通达现代中国。李达后来指出：“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的道路也是一种行不通的幻想。”(《李达文集》第4卷，第733页)单纯依靠器物的力量，无法将一个封建国家成功推向现代。

事实上，囿于器物层面的现代化之路，远未触及西方现代性的本质维度。如果将洋务运动定义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发端的话，那么这种现代化不过是封建统治集团领导的“现代化”。封建统治集团意味着固守传统，现代化意味着扬弃传统、再造传统，二者的结合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要知道，西方现代化远不止表层的器物，而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表层、中层、深层等各个层面的整体性的社会变迁运动，循着器物铺就的道路不可能通往现代中国。

第二种形态：制度输入型现代化。以器卫道的现代化之路碰壁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改良派人士受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启示，将目光瞄准了西方的现代制度，试图通过制度变革走向现代。19世纪末，维新派著书立说，同顽固派进行思想论战，提出“兴民权”“开议院”“君民共主”等政治方略，主张废八股、改科举、建学堂、兴科技，以西学代替中学、以新学代替旧学，宣传西方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希祈清王朝走上君主立宪的西方道路。然而，戊戌变法遭到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强大守旧势力的反对，遂以失败告终。这表明，自上而下的制度移植之路无法通往现代中国。

维新派刚刚以失败退场，革命党人便登上了历史舞台。面对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的局面，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资产阶级革命派举起了革命的旗帜，主张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天华、邹容等资产阶级革命家沐浴欧风美雨，批判康、梁改良主义，播植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成为西学东渐的主流。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袁世凯称帝、军阀割据混战、伪满政权复辟等一系列倒行逆施的历史事件接踵而至，完全背离了现代性的基本价值和现代化的基本方向。

维新变法未能从根本上否定封建主义，辛亥革命也未能从根本上结束封建主义。西方现代性作为对前现代的整体性反动，其价值内涵十分丰富。维新派、革命派抓住现代制度这个“法器”，将其作为通往现代的唯一道路，这显然过于简单偏颇。任何制度都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多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西方的现代制度体系是在特定历史文化传统中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美国学者英格尔斯指出：“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殷陆君编译，第4页)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希冀通过制度植入建构中国的现代社会，实际上阉割了现代性的丰富内涵，也背离了现代性的生成逻辑。

第三种形态：文化改造型现代化。制度植入的现代化之路之所以在中国走不通，是因为西方制度与中国的文化国情不相匹配。制度不过是文化的外化，文化是制度的本体。政治革命的失败迫使中国人从道德文化和思想方法上寻找原因，于是有了回应西方的“新文化运动”。(参见杜威，第98页)“真正的政治改革只可能发生在思想文化变革之后，是思想文化变革的果实。”(刘昶，第395页)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如果不变革，不从根基处冲击封建主义，不抵制尊孔复古的逆流，不伸张现代性价值，光靠照搬西方制度，社会是不能发展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一批思想家开始传播西学。“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巨匠们升华了对现代性的认识，将其推进到国民性改造和文化精神重建的新高度，将目标定格为“民主、科学”。然而，“民主、科学”的运动口号，“民族、民权、民生”的建国方略，依然没有找到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根本出路。文化改造的现代性之路尽管已经触及西方经典现代性的内核，但如果不懂现代性只能从内部生成的历史辩证法，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就只能在黑暗中摸索。

总而言之，在世界历史和普遍交往的大潮中，西学东渐客观上激起了中国建构现代性的冲动，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前提。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不承认西学东渐对于现代中国的催化作用，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的现代性文明。西学成果进入中国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和认知结构，中华文明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下日渐被动，传统学术框架“经、史、子、集”被颠覆，历经几千年形成的知识框架和解释逻辑逐渐失去了统合政治生活、世俗生活的能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的“现代”观念初步确立。中国早期现代性或现代文明秩序的建立，“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是以欧美的文明形态为参照系统的”(金耀基，第203页)，甚至就是“欧洲强加的产物”(竹内好，第444页)。然而，诚如马克思所说，“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30-731页)，也就是没有作用的。近百年来，“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0页)当中华文明以“古老”的姿态与现代西方文明相遇时，“师夷制夷”“中体西用”“全盘西化”“制度移植”“文化调和”等现代化方案，都不可避免地以失败而告终。直至20世纪初叶，现代中国仍未出场。此时的中国，先哲圣贤确立的标准已经退出，通达现代中国的标准尚未出场，中国式现代化路在何方？历史在选择，人民在选择。

当然，在“东方从属于西方”、未开化民族从属于文明国家的历史语境下，在“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成为世界历史的主导逻辑下，试图一开始就绕开现代性的西方逻辑是不现实的，特定历史阶段走上“西方现代化在中国”的道路是无法避免的。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文化根据

“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97页)内生于欧洲的现代性文明绝不是“先验公式”，不具有抽象的普遍性，其文明基因也并不契合中国，现代化的欧洲逻辑在中国行不通。对于中国而言，如何摆脱“西方中心”的现代化引力、创立中国版本的现代性文明、开创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遭遇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

第一，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与建基于民族国家之上的西方现代性文明不相匹配。在中华民族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大一统观念已经深深熔铸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沉淀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鲜明底色，彰显出超越时空的高度稳定性。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极巩固之民族”，且在将来“绝不至衰落”(参见梁启超，第123页)，根本原因在于大一统的文化信仰。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始终把大一统看作“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汉书·董仲舒传》)。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中华民族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狭隘民族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国族概念。

大一统观念起源于夏商周三代。禹、启父子时期，基于治水社会的现实需要，中华民族逐渐走出部落状态，形成统一观念。春秋战国时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羊传·隐公元年》)，首提“大一统”。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为大一统思想奠定本体论基础。孔子认为，唯有“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方能形成“天下有道”的秩序社会。孟子强调，天下“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荀子曰：“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荀子·王制》)韩非子指出，“一栖两雄”(《韩非子·扬权》)是祸害。管子有言：“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管子·霸言》)诸子的思想均强调政令统一、政治一统。先秦时期，我国逐渐形成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

一统之事，始于秦。秦始皇将大一统理念变为现实，化为制度。秦始皇“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史记·李斯列传》)，推行“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推行郡县制改革，取代分封制。自秦始，“天下一统”正式变为“疆域一统”，开启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思想要大一统的建议，施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将儒学作为正统思想。秦汉奠定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基础，历代王朝不断丰富和发展大一统制度。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无不行汉制、尊儒学。王朝虽时有更替，但王朝的道统没有变。“夷狄”中原建国，但因其服膺、推崇中原文化而被接纳为华夏一员。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更是“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秦汉雄风、大唐气象、康乾盛世，都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历史。(参见习近平，2019年，第5页)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绵历数千年，分分合合，但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大趋势是整个历史发展的主线”(费孝通，第13页)，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自始皇帝以来，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主流，是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精神信仰，是各朝各代极力捍卫的核心价值；分裂是中国历史的支流，是中央政权没落、地方势力做大或外部势力干涉的结果，是无奈的结局。纵观中华民族历史演进的大逻辑，分久必合，分裂走向统一是定律，是人心所向。所谓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核心是大一统认同。正是大一统的中华文化认同，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各民族多元一体，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也决定了建基于民族国家之上的西方现代性文明并不适合中国。古希腊城邦制国家没有形成崇尚统一的文化基因。西方文明自古希腊开始，就有一种强烈的分离主义倾向，基于自由价值和独立原则，希腊半岛和爱琴海地区长期保持数百个小城邦。此后欧洲虽也出现过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但“天下合之必乱，乱则分而治之”，其文明中携带的“分离主义”基因延续至今。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习近平，2023年b，第6页)，也决定了滋生分离主义和离心力的西方现代性文明不适合中国。在一个与欧洲土地面积相差无几的大陆，治理一个民族宗教结构复杂的超大型国家，套用欧洲的分权制衡体制、民族自决制度、以联邦制为主体的复合制国家结构形式，必然会导致一盘散沙乃至分崩离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习近平，2023年b，第9页)广土众民，合诸地为一国、合诸族为一人，维系大一统格局的历史传统和强大民意，决定了任何民族、任何地域都没有脱离统一整体的自决权，决定了西方议会制民主、权力制衡体制、多党制、邦联制、联邦制等都不适合中国国情。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等现代制度设计，既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是大一统政治文化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制度学说与中国大一统政治智慧相结合的产物，有其强大的历史合理性、文化合理性。

第二，“近社会主义、非资本主义”属性的文明基因与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现代性文明不相匹配。中华文明蕴含的价值追求体现出“近社会主义、非资本主义”的属性，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具有契合性。自古以来，中国底层群众所憧憬的社会理想蕴含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譬如农民革命斗争中常提到的“等贵贱，均贫富”“等贵贱，均田免粮”“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等。这些政治口号与马克思主义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和压迫、消灭不平等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追求相契合。正因为如此，艾思奇认为：“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本来早就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艾思奇，第682页)毛泽东指出：“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4-145页)从这一点来看，历代农民革命斗争都“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同上，第145页)。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亿万群众对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郭沫若在《马克思进文庙》一文中以诙谐的笔调，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人本关怀”“社会理想”等维度的内在契合性。马克思没有辜负中国，底层群众千百年来追求“等贵贱，均贫富”“耕者有其田”的梦想终于在20世纪“打土豪分田地”“社会主义改造”“土地改革”等革命运动中一步步成为现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习近平，2020年，第6页)

马克思早在1850年就发现中国的传统更贴近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他在《时评。1850年1—2月》中对我国古代农民起义的革命口号有过敏锐观察，预言中国革命将会产生“中国社会主义”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277页)，并且指出这种社会主义有着和欧洲社会主义不同的特点。因此，近代以来，中国反复比较各种方案，最终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指明的道路，而没有走上以资本为中心、以个体为本位的西方现代化道路，没有全盘接受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现代化模式，没有复制与宗教伦理、基督教精神相匹配的西方现代性文明，这有其历史必然性。“社会主义机制对于中国来讲，它不是什么外来的东西，而是土生土长之物”。(沟口雄三，第124页)“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张岱年、程宜山，第186页)在西方，“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7页)，资本逻辑是西方现代性的核心逻辑，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体现了“非资本主义”属性(参见张梧，第7页)，甚至是“反资本主义”属性，无法内生演化出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性文明。或许正是由于这一缘故，“中国社会在向资本主义发展上，过去(几千年)既见其长期超趄不前，而当晚近(几十年)向着共产主义走去，却见其健步前进”(梁漱溟，第231页)。

可见，中华文明“近社会主义、非资本主义”的文明属性，决定了西方以资本为主导的现代性文明不适合中国。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构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性文明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是社会主义，这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来的；同时，中国文化中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也提供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习近平，2023年b，第8页)很难想象，中国文化如果没有孕育出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中国百姓如果缺乏原始社会主义的情感认同和心理基础，中国何以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

第三，此岸世界优先的入世传统与发轫于宗教土壤的西方现代性文明不相匹配。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属于入世文化。相对于出世文化追求的彼岸世界，此岸世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无条件的优先性。经世致用是中国哲学、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注重“现世”“此岸”，强调“修齐治平”，倡导“躬行”“践履”，主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象传》)，崇尚入世进取、求真务实。春秋战国时期是经世思想启蒙并走向繁荣的一个重要阶段。先秦诸子中，最具经世精神的代表性人物是孔子。面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混乱局面，孔子秉持积极入世的精神游历四方，弘扬礼乐教化，为重塑天下秩序奔波一生。孔子曾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转引自《史记·太史公自序》)，体现出经世致用、经国济民的实践性格。宋代经学勃兴，主张“格物致知”或是“发明本心”，推崇“修实政”“行实德”，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理学、心学、事功学派从不同的角度阐述通达“修齐治平”的途径。明代大儒王阳明对经世思想的发展演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提出“心即理”“致良知”，士大夫群体经世路径由“得君行道”转向“觉民行道”。顾炎武继承这一思想，强调“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应成为建构合理秩序的主体，如此等等。

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品格相契合。郭沫若以孔子与马克思对话的口吻表达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的此岸世界情结，“我们的出发点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郭沫若全集》第10卷，第161页)，这个出发点与宗教家、玄学家不同，“我们应当探求的，便是我们的生存要怎样才能够得到最高的幸福，我们的世界要怎样能够适合于我们的生存”(同上)。在马克思看来，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将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其答案都隐藏在“实践”当中，“实践”具有绝对至上性，“此岸”具有绝对优先性。马克思主义反对专注于解释世界的思辨哲学传统，反对彼岸世界的真理，主张通过现实实践、生产方式变革、阶级斗争等，消灭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笃行此岸世界的真理，实现现世的幸福。马克思主义从不承诺虚无缥缈的极乐世界，从不将现实生活的苦难归咎于原罪，从不主张将赎罪作为个人通往极乐世界、开启幸福之门的钥匙。

反观之，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有其自身的历史文化逻辑，发轫于基督教土壤的西方现代性文明不适用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首先出现在西方？现代化为什么首先在西方获得成功？韦伯揭示了新教伦理同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关系。新教伦理将创造财富视为神圣的责任，看作每个人在尘世中担负的至高无上的“天职”，个人并非为自己而是为上帝创造财富，因而创造财富是上帝赋予个人的一种责任，是一种美德，也是目的本身。新教伦理反对天主教的禁欲修行，反对超越尘世的禁欲训令，赋予经商逐利行为以合理的世俗目的，打开了束缚西方现代化充分发展的宗教枷锁。所谓资本主义精神，是指个人把努力增加自己的资本(赚钱)当作一种目的、一种职业责任、一种美德和能力的表现。韦伯认为，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表达了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违犯其规范被认为是忘记责任”(韦伯，第14页)。富兰克林所宣扬的“不单是发迹的方法”，而是“一种奇特的伦理”；不仅是“从商的精明”，也是“一种精神气质”。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高度契合，都只出现在西方文明中，西方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其结果。在韦伯看来，印度教、佛教、儒教、道教、伊斯兰教等未经宗教改革的各大宗教，其古老的宗教伦理精神严重阻碍了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现代化事业。这也是韦伯认为的中国现代化之所以滞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当然，中国没有西方的宗教文化，不意味着中国不能发展现代化，只能说明发轫于基督教土壤的西方现代性文明不适用于中国，中国只能立足自己的文化传统，创造现代性文明的中国形态。

第四，广土巨族涵养的包容性文明与秉承中心主义立场的西方现代性文明不相匹配。中国是一个广土巨族的超大型国家——超复杂的民族宗教结构，超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一国情塑造了中国区别于西方的独特性格。

超复杂的民族宗教结构。中华民族拥有超大国土空间、巨量人口规模、复杂民族宗教结构，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作为广土巨族的超大型国家，地域差异、民族差异、血缘差异、宗教差异均为客观事实。广土众民为什么能实现团结统一？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为什么能团结融合？广大地域为什么能聚为一体？关键在于辽阔幅员涵养了中华民族包容差异、不走极端、中庸辩证的博大胸怀；关键在于千年进化孕育了一种能够囊括地域认同、民族认同、血缘认同、宗教认同，且更具包容性更根本的文化认同，这就是中华文化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习近平，2023年b，第6页)中国多民族是事实，但没有走向一族独大，我们倡导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反对种族优越论，反对大汉族主义，这与西方文明浸透的白人至上主义、种族优越论、高贵血统论不一样。西方的民族自决原则强调单一民族谋求掌握自身命运的权利是绝对的、不可剥夺的；西方“一族一国”的民族主义理论强调民族认同高于国家认同。这些西方思想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格格不入。中国多宗教是事实，但没有走向一教独大，儒释道三教合流、多元共存，这与西方宗教中的一神教信仰、异教徒、教派倾轧不一样。可见，与中华文化认同相对立，西方社会内部的民族认同、种族认同、宗教认同往往具有更大的优先性，不可能形成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的大一统意识和文化认同感。西方国家内部，各民族“你是你，我是我”，不过是一个大拼盘；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构成一个大家庭。这是中西方文化土壤的重大差异所导致的，也是西方现代化文明不可能挪搬到中国的重要原因所在。

超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华文化绵历五千多年而不衰，“自美其美”的文化主体性，“美人之美”的文化包容性，“美美与共”的文化创造性，共同铸就了绵延不绝的中华文脉。一方面，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是唯一以国家形态延续至今、未曾中断的人类文明。古代中国、现代中国、未来中国归根结底是一脉相承的同一个中国，“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习近平，2023年b，第5页)。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不会以中断中华文脉为代价，将西方的现代性文明嫁接到中国来。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来不追求以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追求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中华文化兼收并蓄、海纳百川，而不失其文化主体性。“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从边疆民族习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习近平，2019年，第5页)；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马学东传，再到“两个结合”，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实现生命更新。(参见《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2卷，第198页)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习近平，2023年b，第6页)。与之相反，西方文明则推崇普世主义原则、文明优越论、历史终结论，“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亨廷顿，第45页)。李约瑟指出：“许多西欧和美洲人认为自己是文明的代表，负有统一全世界的使命。在他们思想上只有西方的文明是具有普遍性的，因为它本身是统一的，完整的，所以能统摄其他一切文明。这种自我吹嘘是毫无根据的。”(李约瑟，第18页)这种对立决定了秉承中心论立场、排他性观念的西方现代性文明完全不适合中国的文化传统。

第五，“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家国一体结构与个体本位至上的西方现代性文明不相匹配。中华民族历经千年化育，形成了家国一体的政治社会结构、文化心理结构。“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和“国”难以割舍分离。“家国情怀是齐家治国的情怀。”(王利明)“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礼记·大学》)这段论述揭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间的内在逻辑。中国传统儒家所追求的是最高层面、理想层面的家国关系，是包容天下于自身的家国关系，化国为家、天下一家。相对于西方传统中家与国的外在性甚至对立性，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家国情怀则打通了家与国的内在一致性，揭示了个人自律与国家治理的统一性、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性、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统一性、自我道德约束与奉献社会的理想追求的统一性。

“己、家、国、天下”是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家国情怀不仅重视“修身为本”“推己及人”“修己安人”，更强调个人对社会、国家进而对人类的责任担当，主张心系天下、以天下为己任，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倡导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倡导家国一体、先国后家。中华文化“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习近平，2023年b，第7页)，反对个体本位主义。孔子所谓“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礼记·礼运》)，孟子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深刻阐释了家国同构的科学内涵。“家国天下”观是我们理解家国同构的标识性概念，家国天下“就其内在结构来看，从生民个体身心起步，扩展于个人的基本伦理组合单元家庭，渐进而至邻里、社群、地区与邦国，再扩大，胸怀天下”(许章润，第10页)。家国同构、家国一体，“不仅仅是指外在的政治社会结构，同样还是指内在的文化心理结构，后者就包括所谓亲情、故乡情、爱国情等在内的所谓家国情怀”(朱汉民，第8页)。“家”和“国”发生利益冲突时，深明大义的人必然将国家、民族的利益置于最高的位置，家庭、个人利益要为之让步。“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家国情怀，在价值观上体现为倡导集体主义原则，高扬爱国主义精神，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在国际交往中体现为坚持人类立场，倡导胸怀天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反观西方，其思想传统和文化价值观的核心是个体主义。个体主义主张只有个人才是价值中枢和意义中心，而社会不具有独立的价值，甚至成为个人的异己力量；个人没有责任服从和服务于社会，而社会却有责任为个人服务。英国哲学家边沁认为，社会是个人的简单加总，不存在独立于个人利益之外的社会整体利益，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反对为了实现所谓的社会整体利益而对个人行为进行干预。《法兰西学院》词典把个人主义界定为“普遍利益对个人利益的服从”(转引自卢克斯，第5页)。霍布斯将个人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每个人的体力和智力都是绝对平等的，所有人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拥有不受任何权威限制的绝对权力。个人主义否认他人、集体和社会的价值，主张消解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来减轻个人的重负，从而完全聚焦个人，发展自我。个人主义虽然表达出社会受制于个人的一面，但是无法揭示个人依赖于社会的一面。事实上，社会上并不存在完全自足的个人，离开集体，个人就失去了全面发展自己的条件。爱因斯坦晚年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危机是个人的畸形发展，“个人在社会中过分强调以自我为中心，社会意识变得越来越淡薄。人类……不知不觉地成为自我主义的囚徒”(爱因斯坦)。总之，西方重个体，中国重集体，从个体主义文化土壤中孕育滋养的西方现代性文明显然无法适应于中国的文化环境。

第六，千年文明化育的和平性民族性格与极富进攻性的西方现代性文明不相匹配。中华民族历经千年化育，涵养了和平性的民族性格。对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融化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中华文明没有称王称霸的基因，而是坚定奉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国自古明了“国虽大，好战必亡”，“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天下太平”等理念世代相传。两千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东西交往的和平大通道，完成“凿空之旅”；唐宋元时期，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共同发展，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和平画卷；明代初年，开国之君朱元璋以“天下和平”为己任，将“和平共处、睦邻友好”写入《皇明祖训》；15世纪，明使郑和七下西洋，扮演的是友谊的使者，传播的是和平的声音。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如果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的态度就是宽容和友好”。(转引自柳卸林，第456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平，2023年b，第6页)和平的文明基因长不出侵略性的民族，西方走过的现代化之路不适用于中国。

西方文明极具排他性、侵略性、进攻性，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就是推行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扩张主义的历史。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统治世界，欧洲铁蹄开始踏遍世界；17世纪，“海上马车夫”荷兰统治世界，世界历史进入“荷兰时刻”；18—19世纪，英法争霸，英国获胜奠定全球性帝国地位，世界历史正式进入“欧洲化时代”；20世纪，美苏争霸，以美国完胜进入21世纪。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告诉联合国，美国“只要可能，就奉行多边主义；只要必要，就奉行单边主义”(转引自乔姆斯基，第64页)。美国学者威廉·麦克尼尔承认，到了1700年，欧洲人掌控的财富和力量已明显不是地球上其他文明所能企及的。“虽说新大陆是欧洲扩张矛头指向的一个最大的地域，欧洲人觊觎的却远不止于此，而是整个地球上所有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1700年至1850年间，包括亚洲北部、澳大利亚、南部非洲、印度和黎凡特在内的大片区域都在不同程度上变成欧洲政治经济体系的附庸。”(麦克尼尔，第681页)可见，由于文明基因的互斥性，西方奉行的殖民思维、丛林法则、国强必霸逻辑显然不适应中国的文化土壤。

四、结语

现代化不是单线演进的，不存在“先验公式”，这是人类过往实践得出的基本结论。任何国家都不能从“先验公式”出发，推演出一个“合理”的现代化道路，并将其强加给别国。现代化=西方化，这是一种“虚假的普遍主义”(弗兰克，第39页)。现代化在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实现形式，这才是“真的普遍性”。“真的普遍性”绝不是单一的、抽象的普遍性，而是包含特殊性于自身之中的普遍性。现代化作为全人类的普遍命运，其实现过程必然体现在特殊性之中，这是“真的普遍性”。任何国家都无法垄断现代化的一切“真理”，现代性文明的西方形态也不构成历史的终结，西方的现代化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状态。独特的历史语境，注定中国必须拒斥任何强加的现代化逻辑，走具有本国特点的现代化道路。今天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习近平，2023年a，第8页)。中国式现代化尽管离不开对外部资本力量、科学技术乃至西方进步观念的利用和转化，但是不能简单套用“内源性-外源性”的现代化分析框架，其本质上仍然是内部孕育的，与中华民族的文明逻辑是内在一体的。

现代化不是单选题。置身现代化洪流和历史巨变之中的中国，已经发掘出与欧洲现代性原理相对应的中国原理，在吸纳西方现代文明精华、规避西方现代性之殇的基础上开辟出一条更为健康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出蕴含中国风骨、东方气韵的新文明类型。以资本主义为定向的特定现代化形态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必然走向终结的历史。历经百年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标志着我们党对“现代化”这个世界共同性课题的探索已经给出了中国答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纲领。面对现代化之问，中国共产党是历经百年锤炼、经受实践检验的合格答卷人，中国式现代化是经受文明选择和历史检验的唯一正确道路。

注释：

①所谓“西方现代化在中国”，就其形上意义而言，是指西方现代性观念对中国的支配；就其形下意义而言，是指西方现代化模式对中国的主导；就其核心意旨而言，是指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失去了自主性，沦为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追随者和模仿者。

②马克思此处所说的“中国社会主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其实质更接近后来毛泽东所说的“原始社会主义”，或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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