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反映了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辩证统一，蕴含和体现着“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互为条件、双向赋能、动态调适、相互转化的辩证逻辑。“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在理论原点上以“现实的人”超越“理性经济人”，在价值取向上以“人民至上”超越“资本增殖”，在逻辑关系上以“人物协同”超越“物人分离”，在思维方法上以“系统观念”超越“对立思维”，在实践形态上以“多维发展”超越“单向积累”，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投资于物 投资于人 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1]“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实现了我国经济发展从“物本优先”到“物人协同”的逻辑转变，为“十五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和行动指南。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核心要义、辩证逻辑及创新意义，既是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需要，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要求。

一、“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对我国投资理念的提升和优化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经济发展动力从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我国投资方向逐步从偏重物质资本扩张转向物质投入与人的培育协同并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正是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投资理念的升华与完善，是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所形成的发展理念，对于推进经济发展理论创新、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动能、把握国际竞争主动权具有重要作用。

从理论创新来看，“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智慧结晶。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蕴含着“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人就将民生和道义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准则，形成了“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 ·颜渊》）、“令民生计温厚，衣食丰足”（《尚书正义》卷四）、“义胜利者为治世”（《荀子 · 大略》）等思想观点，要求将民生福祉、人的生存发展置于经济活动的重要位置，强调物质财富创造与人民生活富足、经济发展效益与社会道义践行的辩证统一，为当代投资理念的发展和创新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西方经济学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对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进行了丰富的学理研究和实践探索，为全面把握投资规律提供了思想借鉴。但是，西方经济学以资本增殖为根本逻辑，陷入了物本主义的理论误区，在实践中造成了物与人的相互割裂、相互对立，难以科学揭示投资活动的本质与价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唯物史观为哲学遵循，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石，揭示了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的活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并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阐明了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为正确把握投资规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经济伦理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吸收借鉴人类经济文明的优秀成果，蕴含着具有时代性、创新性、系统性、实践性的思考。

从实践进程来看，“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经济根基的有力举措。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着眼于实现共同富裕、培育内生动力的发展，其核心要义在于实现物质供给提升与人的发展需求满足的有机统一。过度依赖物质要素投入的传统投资模式，逐渐暴露出资源约束趋紧、边际收益递减、发展动能单一等问题，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投资短板，也影响着人的全面发展与生活品质提升，致使物的全面丰富与人的全面发展难以协同推进。实践中存在的投资偏差，不仅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而且不利于精准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期待。“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势，明确了对物的投资与对人的投资协同共进的实践方向，通过优化投资结构、补齐发展短板，将物质财富的积累转化为促进人的发展的坚实保障，将人的能力提升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实践路径。

从国际形势来看，“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适应全球竞争重塑、抢占发展制高点的战略抉择。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演进，全球产业竞争从资本密集转向人才密集，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取决于一个国家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总量、质量和结构，单纯依靠大规模物质资本投资的传统竞争模式难以为继。“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人才资源是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的重要力量和显著优势。”^[2] 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变革与科技博弈，本质上是人才规模和人才质量的竞争，忽视对人的投资、割裂对物的投资与对人的投资之间的协同关系，必然导致创新乏力、竞争力弱化。“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精准契合全球竞争转型趋势，既以对物的投资夯实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又以对人的投资激活创新创造的核心动能，实现物质支撑与人才引领的有机统一，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升国际竞争力指明了实践方向。

二、“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核心要义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立足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将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实践中，深刻反映了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辩证统一。

1.“投资于物”：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所谓“投资于物”，是指将公共资源和财政资金投向固化人类劳动并用于进一步创造使用价值的物质实体，既包括基础设施、房屋建筑、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也涵盖技术研发、软件开发、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恩格斯指出：“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3] 物质资料不仅是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尺度，更是塑造特定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的物质前提。没有先进丰富的物质资料，任何形式的社会进步、文化繁荣乃至人的发展都无从谈起。“投资于物”作用于物质资料的扩张与革新，决定着社会生产的边界和效率，不断改善和提高“生产什么”和“用什么生产”的物质条件。

“投资于物”不仅要求“物”的数量增长与规模扩大，更旨在实现物质资料的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实现物的全面丰富。物质资料的价值在于其作为使用价值满足人的现实需要的有用性。促进物的全面丰富，既要有充足的物质产品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还要有高品质、多样化、多层次的物质产品服务于人的发展与享受需要。马克思指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4] 人的需要随着社会实践的推进而不断丰富，这使生产体系拥有不断向前的发展动力，以技术革新、效率提升、结构优化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不断突破生产技术、生产结构与生产效率的内在约束，推动物质资料的迭代升级和形态变革。进入新发展阶段，“投资于物不能走过去‘大干快上’的老路，而要聚焦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拓展空间、释放潜力”。^[5] 一方面，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夯实物质生产的实践基础。实体经济是财富创造的物质载体和根本源泉，以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物质形态成果为直接产出，因而成为物质财富数量增长和种类丰富的重要依托。“投资于物”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通过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推动劳动资料的优化创新、生产活动的协作联动和生产基础条件的整体提升，为实现物质资料的数量增长与质量提升奠定生产前提。另一方面，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拓宽物质资料的发展空间。科学技术是推动物质生产发展的革命性力量，“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6]“投资于物”以科技现代化为物质生产的重要支撑，将科技力量融入生产过程，不仅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使人们在同一劳动时间内能够创造更多的物质产品；而且拓展人类物质生产的现实边界，不断催生新型的、高品质的产品供给，从而推动物质资料在总量充足的基础上朝着质量提升、种类多样的方向发展。“投资于物”通过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促进劳动工具的优化和劳动对象的拓展，推动物质资料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投资于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激发现代化的主体力量

所谓“投资于人”，是指将公共资源和财政资金投向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的能力提升与潜力开发，包括育幼、养老、健康、教育、技能培训、文化服务、社会保障等。马克思指出：“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7] 经济发展不是独立于人的客体性运动，而是基于人的能动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主体性运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既是生产主体、消费主体和创新源泉，也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归宿。“投资于人”回答了“谁来生产”和“生产为了谁”的根本问题，汇聚我国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基底。

“投资于人”是促进人的潜能全面释放、个性充分舒展、价值真正实现的长远战略，旨在使人摆脱物化困境和异化状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一方面，覆盖全体社会成员，保证人的发展的普惠性。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8] 每一个“个人”的劳动形成了人类历史的全部图景。人的全面发展不是一部分人的发展，而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发展，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是一切人全面发展的条件。“投资于人”扩大了投资体系的覆盖范围，保证公共资源能够平等、普遍地惠及全体人民，使发展机会突破获取的障碍和阻隔，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的普遍权利，从而实现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真正统一。另一方面，覆盖全生命周期，保证人的发展的全面性。从时间来看，人的实践活动可以分为生产必要物质产品的劳动时间和个人可以随意支配的自由时间。马克思指出：“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9] 当劳动时间逐渐缩短、自由时间大大延长时，人的全面发展便有了广阔的实践前景。根据人从出生、成长到衰老各阶段的特征和要求，“投资于人”将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进行一体化的政策考量和资源统筹，不仅通过有力的社会保障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为人们提供更加充分的自由发展时间，而且搭建了支撑人们自由自觉进行自我发展的实践平台，为实现人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身心健康、社会交往等各方面素质的提升创造了条件。“投资于人”通过对所有人群的全面性覆盖和生命周期的连续性保障，不仅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享有发展权利，而且有效回应不同生命阶段的具体诉求，使人在发展广度、长度与深度的统一中“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0]

3.“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辩证统一

物的丰富与人的发展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是推进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和重要目标。“投资于物”指向“物的现代化”，旨在实现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和物质丰裕；“投资于人”指向“人的现代化”，旨在提升人的能力素质、道德修养、精神素养和健康水平。“投资于物”塑造现代化的“表”与“形”，为人的现代化提供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技术手段和生存环境；“投资于人”铸就现代化的“里”与“魂”，赋予物的现代化以主体性、方向性和价值性。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在相互支撑、互相建构中实现了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辩证统一。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统一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根本目标。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要“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充分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11] 物的现代化的根本指向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1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13]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将“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实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物质基础与社会关系、社会发展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确保一切经济增长、技术革新、制度完善与社会变迁始终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使中国式现代化既充满创造社会财富的活力和效率，又拥有共享发展成果的公平正义，保证现代化建设成果能够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三、“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辩证逻辑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而是相互配合、协调推进、紧密结合的有机整体，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实践中互为条件、双向赋能、动态调适、相互转化，共同构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

1.“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互为条件

从基础来看，“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互为前提、相互依存，共同支撑社会生产的持续运行和稳定发展，任何一方的缺位都将导致生产过程的中断。一方面，“投资于物”是人实现劳动能力“对象化”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14] 社会生产内在要求劳动者的“有目的的活动”与作为生产资料的“物”有机结合起来。“物”作为劳动的客观承担者，是社会生产得以顺利开展的基础性保障，为劳动力的价值创造提供了物质载体。“投资于物”决定了劳动力“对象化”的实现程度，没有相应的、持续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劳动力就失去了对象化的物质载体，其知识积累、技能水平和创造能力就无法转化为现实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投资于人”是充分实现“物”的价值的主体条件。马克思指出：“机器不在劳动过程中服务就没有用。……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转化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15] 任何先进的“物”，归根结底是由人发明、由人创造、由人使用、为人服务的。“投资于人”决定了物质资料的利用效率、迭代速度与价值上限。无论物质资料体系如何庞大与先进，如果不能与具备相应知识储备与创新能力的劳动者的“活劳动”相结合，便只是尚未参与价值创造、无法转化为现实生产效能的潜在生产力。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并非简单的资源配置，而应将二者视为一个系统完整、不可分割的生产系统进行统筹规划，如果物质资料形态的跃升缺乏相应的人的能力支撑，或者人的培养严重滞后于物质技术基础的变革，都会造成社会生产链条的阻滞与生产力的损失。

2.“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双向赋能

从功能来看，“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融合互动、协同发力，共同推动生产力形态的发展跃迁。一方面，“投资于物”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实践载体和技术支撑。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再到信息化时代，物质资料的每一次颠覆性革新，不仅带来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显著改善，更意味着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变革。“投资于物”通过推进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和产业形态的转型升级，使物质资料成为人的实践力量的延伸与拓展，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开辟日益广阔的现实空间。另一方面，“投资于人”为物的全面丰富注入了主体智慧和创造活力。对人的投资的经济价值，要通过物质技术基础的迭代升级来实现。教育、健康、科研等领域的持续性投入，能够提升人的知识技能、创新能力与健康水平。这种内化于人的能力提升进入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便会凝结为新的生产资料与技术成果，进而推动物质资料的质量跃升与形态更新。“投资于人”是以人的发展引领生产进步的战略布局，通过增强人的发展对物质生产的能动作用，使人的本质力量转化为推动物质生产的现实动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双向赋能，深刻体现了生产力诸要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互构并进，使“物”和“人”在良性互动、协同增效中成为有机整体，从而突破单一要素驱动的发展局限，形成要素联动的叠加效应，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持续跃升提供动力支撑。

3.“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动态调适

从过程来看，“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因势统筹、协调适配，实现发展规模与发展质量、短期效能与长期潜能的有机统一。在不同发展阶段，由于社会主要矛盾、资源禀赋、国际环境的变化，对物的投资与对人的投资的方向侧重、结合方式呈现出不同特征。在现代化起步和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我国将社会资源优先配置于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国家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在持续推动物质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同时，逐步确立并实施了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等国家战略，将“投资于人”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当我国工业化达到较高水平、经济规模跃居世界前列后，人力资源质量、科技创新能力、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性空前凸显，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创新置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对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人口高质量发展、人民高品质生活的重视与投入达到新的历史高度。我国投资结构和重点的变化表明，“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是一个随着发展阶段演进而动态调整、共同优化的过程。如果物质资料的发展方向与人的能力的发展需求产生脱节，那么可能导致物质资源与人才培养的供需错配，造成长期战略投资与当前经济发展之间的分离和割裂。因此，“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不是机械的比例分配，而是“物的全面丰富”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得益彰的统筹协调过程。

4.“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互转化

从结果来看，“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互相交融、共生共促，实现了物质生产实践与人的发展进程的辩证统一。一方面，“投资于物”推动“死劳动”的主体化。对“物”的投资，在完成其生产功能的同时也在持续地、潜在地发挥着对人的塑造作用。劳动者在使用先进的物质资料的过程中，不断吸纳凝结于物质载体中的知识、技术与经验，实现自身能力结构的优化与综合素质的跃升。“投资于物”将物质成果转化为育人载体，使物质资料的技术属性充分作用于人的发展，既实现了物质资料的效能释放，也完成了人的能力在生产实践中的动态提升，成为联结物质生产与人的发展的中介环节。另一方面，“投资于人”促进“活劳动”的对象化。物质资料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16] 其每一次质的飞跃都源于人类对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深化和具体实践。“投资于人”通过拓展人的认知边界和提升人的能力水平，能够影响“物”的演进方向和发展高度，从而推动物质资料的发展创新。在价值创造的过程中，“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界限是相对的，既使物质成果持续赋能人的发展，也使人的发展不断反哺物质生产，确保“物的先进”充分内化为“人的发展”， “人的发展”顺畅转化为“物的革新”，进而在“物”与“人”的同向跃升中实现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有机统一。

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创新意义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在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1. 在理论原点上以“现实的人”超越“理性经济人”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重塑了经济发展的理论原点，将“现实的人”作为经济实践的逻辑起点，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抽象假设。“理性经济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基础，强调“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17]这种假设将人从具体的社会关系、历史传统、文化差异和制度规则中剥离出来， 简化为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单向度的人”，忽视了人的社会本质与实践属性，背离了人类社会生产的本真目的，将投资活动看作以“投入—产出”的利益权衡为核心的数理运算与逻辑推演， 使经济发展“从人类创造财富的道德科学变为资源配置中的冷酷逻辑”。^[18]“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实现了对“现实的人”的当代回归，将经济发展的出发点从“理性经济人”回归至全面的、真实的、有着多向度需求的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依据一定的物质条件从事实践活 动的“现实的人”，“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19] 人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身的规定性，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人不是纯粹的利益追逐者，而拥有多重维度的现实需求和现实关系。基于对人的本质的界定，经济发展包含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关系，既表现为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更体现为人的社会关系的优化改善。“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遵循“现实的人”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指向，兼顾经济发展的物质属性与社会属性，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更注重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发展成果的充分共享和民生福祉的真正提升，为经济发展打开更加广阔的空间、提供更加持久的动力。

2. 在价值取向上以“人民至上”超越“资本增殖”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校准了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实现了对资本增殖逻辑的根本性超越。在较长的发展时期内，西方主流经济学将投资活动限定于物质资本积累，认为“投资的意义总是实际的资本形成……只有当物质资本形成产生时，才有投资”，^[20] 并“将人物化为机器的一部分，使现代生产的劳动过程屈服于资本增殖过程”。^[21]20世纪60年代，西方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这一理论虽然强调人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仍将人禁锢在资本逻辑中，关注投资的配置优化和效率提升，人只是获取经济收益、推动经济发展的工具和手段。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适应人民群众需求变化，努力办好各项民生事业，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22] 将人民立场融入投资活动的理论框架， 实现了“目的理性”对“工具理性”的统摄与驾驭，将经济发展的价值坐标校准至增进人民福祉的轴线上。 一方面，明确“投资于物”的人民导向。“投资于物”不再仅仅是为了扩大再生产以实现更多的资本积累，而是将“人”放在发展规划和投资决策的首要位置， 以能否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标准进行检验、审视和评判。另一方面，赋予“投资于人”双重价值。对“人”的投资肯定了人作为“生产者”的效能和“生命体”的尊严，强调人力资本的“硬技能”强化与“软福祉”提升的互嵌共生、协同并进，追求人力资本在工具价值与主体价值层面的统一。^[23]“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深刻阐明，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推动人民生活的全方位改善，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3. 在逻辑关系上以“人物协同”超越“物人分离”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理顺了经济发展的逻辑关系，以“人物协同”实现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物人分离”的理论纠偏。西方主流经济学将社会物质生产与人的经济行为分置于相对独立的分析框架，割裂了完整的社会生产实践。 一方面，把社会物质生产当作要素投入与产出的转化环节，忽视了生产活动对人的发展的现实观照；另一方面，将人的经济行为界定为需求实现与满足的选择过程，忽略了人对于物质生产的主体性作用。由此，社会物质生产与人的经济行为被简化为供给端与需求端的并列配置，二者在经济活动中仅仅构成形式化对接，并未产生实质性联结，割裂了人与生产的实际关联。“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同一生产结构中“物”与“人”的结构性供给和系统性协调，使物质生产与人的发展成为相互支撑、共生共荣的有机整体，以此实现“人物协同”的发展目标。马克思指出：“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不是不断地把它的一部分产品再转化为生产资料或新生产的要素，就不能不断地生产，即再生产。”^[24]“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在对象、方式、功能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在客观上会导致“物”和“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分配失衡，这就需要“投资于物”聚焦为“投资于人”夯实基础、拓展空间、创造条件的长期战略，“投资于人”将形成的“人才红利”及时转化为“投资于物”的效能提升，从而确保物质供给与人才培养有效衔接、有机组合。从这个角度来看，“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旨在使经济发展既可以充分释放物质资料的使用价值，也能够塑造出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最终实现物质生产与人的发展的有机统一。

4. 在思维方法上以“系统观念”超越“对立思维”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创新了经济发展的思维方法，将“系统观念”融入经济实践，实现了对“对立思维”的批判和超越。西方主流经济学习惯于将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拆解为孤立的局部要素与单一变量，没有从整体、动态、联系的视角把握经济运行规律，割裂了经济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与整体发展，因而常常陷入“二元对立”或“此消彼长”的思维窠臼，使经济政策的制定陷入周期性摇摆，从而引发社会政策与经济周期的错配，难以实现长期稳定、协调持续的经济发展。“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坚持系统观念，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具有全面性、整体性、协调性的方法论指引。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支撑的有机系统，拥有多个层级、多种要素、多重维度。它要求打破单一要素、单一环节、单一主体的实践局限，统筹处理同一系统内部以及不同系统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主体协同方面，推动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主体的联动发力，建立健全政府宏观调控、市场资源配置、社会积极参与的协同机制；在环节贯通方面，实现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全链条连续畅通，使物质生产和人的发展覆盖经济活动全过程，打通要素流动和价值创造的实践流程；在要素统筹方面，协同配置土地、资本、人力、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推动各类生产要素的优势互补和高效聚合；在目标兼顾方面，平衡效率与公平、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物质与精神等多元目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通过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系统协同，凝聚起强大的发展合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稳定、高效的实践支撑。

5. 在实践形态上以“多维发展”超越“单向积累”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丰富了经济发展的实践形态，以“多维发展”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单向积累”。西方主流经济学作用于现实的经济实践，为人类历史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其将生产的发展、物质的丰裕、财富的增长等“物”的指标奉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唯一标准，遮蔽了经济发展本应具有的丰富内涵和多元向度。由此，经济发展被窄化为量化的、线性的物质积累过程，人的价值、福祉、生活与发展则被简化为服务于经济增长的劳动力要素，致使“物”的现代化在相当程度上遮蔽、压制甚至取代了“人”的现代化，产生了贫富分化、信仰缺失、环境破坏等一系列社会性问题。“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通过建立“物”和“人”内在统一、深度互嵌的关系，使经济发展从单向度的物质积累转变为涵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生态良好、人的发展等多重维度的全面系统过程。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全面性和协调性，在内容上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现代化，在关系上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通过投资对象的全面覆盖和投资方式的协同联动，推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真正和解，从而将现代化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统一于同一发展进程中，并最终在“物”与“人”的辩证运动中构建起全面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格局。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形成和发展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奋斗实践中，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和实践举措。它从“人”的视角回答了经济发展为了谁、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等重要命题，超越了物质积累与人的发展相互割裂的发展范式，有效协调了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面向“十五五”时期乃至更长的发展时期，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将经济与民生、增长与发展、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统一于现代化建设之中，不仅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强劲的经济动能，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经济增长与人文关怀”的二元困境提供经验借鉴，更为破解世界经济难题、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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