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表现，是破解当前全球性问题的系统性方案，在结构上形成四位一体、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系统回应治理、信任、和平和发展“四大赤字”。作为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四大全球倡议系统呈现破解全球治理难题的中国智慧，不仅打破西方对全球治理理论的垄断地位，更充分展现负责任大国的实践自觉与时代担当。从实践路径看，要从实践主体层面凝聚多元共治合力，从凝聚共识层面筑牢价值认同根基，从实施机制层面完善全球多边体系，从实践引领层面率先打造多领域治理标杆示范样本。
［关键词］四大全球倡议；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四大赤字；全球性问题；国际公共产品
当今世界，人类社会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与全球性危机交织叠加的特殊历史阶段，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持续恶化，传统全球治理体系失效失灵问题也日益凸显。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世界向何处去？和平还是战争？发展还是衰退？开放还是封闭？合作还是对抗？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之问”。［1］当前正处于全球新的动荡变革期，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核心目标，自2021年以来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并于2025年9月1日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正式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四大全球倡议围绕综合发展、安全、文明与治理四个维度，推动全球发展格局、全球安全格局、文明交流互鉴、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变革，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为化解不同领域的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四大全球倡议的研究取得一定成果。一是四大全球倡议生成逻辑研究。学界普遍认为目前国际安全体系正在陷入动荡不安的局面，全球发展面临严峻挑战，［2］文化对立问题日益凸显，阻碍了国际交流与合作，［3］致使意识形态对抗愈演愈烈，［4］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新的严峻挑战。［5］四大全球倡议直面全球性挑战，回应人类社会在物质发展、安全和平、文明交流、国际治理等方面的核心需求，［6］也有学者从理论逻辑、文化逻辑和历史逻辑出发，初步考察了其得以生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和中国外交经验等。［7］二是四大全球倡议内涵阐释研究。目前学界普遍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重要论述以及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文本，从“六个坚持”、四个“共同倡导”、“五个坚持”等方面明确四大全球倡议的核心要义。［8］三是四大全球倡议功能定位研究。其中，全球发展倡议明确全球发展治理的共同目标，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重回正轨，［9］全球安全倡议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分歧，统筹维护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10］全球文明倡议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使命担当，推动构建新型文明秩序，全球治理倡议是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系统回应与超越。［11］四是四大全球倡议时代价值研究。此类研究相对较多但也较为分散，部分学者从整体视角出发，认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能够突破全球治理的地缘冲突困境、发展失衡困境、体系失灵困境和价值混乱困境，进而弥合全球治理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和价值赤字。［12］五是四大全球倡议实践路径研究。目前不少学者从做好阐释、搭建平台、完善制度、展开行动等方面提出落实路径；［13］六是四大全球倡议关系性研究。如有学者认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不同领域的实践，它们相互区别、相互联系又相互统一，共同为破解全球问题提供中国方案。［14］四大全球倡议共同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厦的四大支柱。［15］此外有少数学者从解释性视角为四大全球倡议提供学理层面的合法性支撑，［16］从海外认知研究的角度明确了四大全球倡议的国际认知认同情况。［17］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中描述性、阐释性、价值性等规范性研究相对较多，但多为分而论之，即围绕各个倡议的科学内涵、时代价值和践行路径进行阐释和分析，或侧重于较早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作用展开分析；由于全球治理倡议是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提出的全新倡议，目前多数研究未将其纳入分析框架，导致四大全球倡议的内在联系尚未被充分挖掘，关于其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的整体性分析也相对不够充分。为此，本文将四大全球倡议视为一个整体，探索其内在联系、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其一，深入探究四大全球倡议共同的目标指向和现实导向及其内在的逻辑关联（如定位、位阶及功能性关联），对四大全球倡议进行体系化阐释；其二，切实明确四大全球倡议丰富的理论内涵与价值意蕴，重点探讨四大全球倡议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贡献何种价值意义，剖析倡议在发展观重构、安全观革新、文明观转型、治理权再平衡等领域的创新性突破，揭示其超越“西方中心主义”、重塑国际秩序的规范性意义与中国贡献以及这一贡献对于中国形象塑造的正向意义；其三，着力破解“四大全球倡议如何实现从理念到实践的有效转化”这一现实命题，彰显其知行合一的实践价值与务实导向，展现其成为顺应历史潮流、契合各国利益的必然性。
一、四大全球倡议的内在联系
依据理论体系维度观察，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共同发展促普惠、以普遍安全求和平、以文明互鉴增互信、以完善治理强体系，共同组成了一个关于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公共产品体系，构成了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统领下的有机整体，它们在位阶层级平等有序，在功能分工上各有侧重又“一多不分”①（相互支撑），在现实导向上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涵盖发展、安全、文明、治理这四大支柱的中国方案，共同构筑起化解“四大赤字”的认识框架与实践规划。
（一）目标一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四大全球倡议的根本遵循和统领核心，四大全球倡议从不同维度回答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问题。“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8］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23/2024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紧密相连的世界里。然而，以气候失控为代表的全球性共同挑战正日益超出我们目前制度的应对能力。这种相互依存、安危与共的互动状态日益呈现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19］所阐释的共在共生式的人类存在形态，即共在共生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不容遮蔽的全球时空环境发展趋势。在这一趋势下，中国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价值基底，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总体性方案，在结构意义上推动国际秩序转型，［20］在行为意义上，实现行为体行动逻辑的转化，［21］成为应对全球治理难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的合理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是把握住全人类共同价值，并直面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共同挑战，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不同向度的目标作为中国倡议的践行路标，而且以更为运作化、清晰化、系统化的实践原则、制度安排和项目规划，探索超越单边式、小集团式等碎片化和排他性的治理机制，从而在规划性层面革新全球治理体系。其中，全球发展倡议立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繁荣和清洁美丽等目标，聚焦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和经济普惠增长，遵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开放创新、包容普惠等要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夯实物质基础；全球安全倡议立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等目标，聚焦当今安全困局，着眼对话协商解决国际争端，遵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平等相待等要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筑牢安全前提；全球文明倡议立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开放包容目标，聚焦文明共在问题，倡导各方秉持平等交流互鉴的原则，主动通过友好交往，消除文明隔阂和误解，促进不同文明和谐共生，遵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等要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信任共识；全球治理倡议则聚焦公平导向与务实原则，着力坚守和革新全球治理体系，遵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等要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化制度保障。质言之，无论在价值层面指向全人类共同价值，还是在实践层面提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目标相一致的运作方案，四大全球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存在着内在一致性，而且四大全球倡议实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总体性、统领性目标在发展、安全、文明以及治理领域的衍生，这既彰显了中国坚持“胸怀天下”的道义品格和责任担当，也为进一步解决全球治理难题贡献了体系化的中国式方案。
（二）内容一体：各有侧重、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
四大全球倡议各有侧重、相互支撑，“共同组成了一个关于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公共产品体系，构成了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22］具体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系统观念正确认识和处理全球治理问题，分别从夯实物质基础、强化安全保障、培育互信根基与完善制度支撑出发，提出了化解全球治理难题、提升全球治理效能的中国倡议体系。
其一，发展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根本路径。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始终是世界面临的永恒课题。全球经济体系的长期不平衡使不少发展中国家遭遇发展赤字，在新的动荡变革期更是难以摆脱困扰已久的依附性、脆弱性、不可持续性的发展困境。对此，全球发展倡议以共同发展为核心理念，系统解决发展的优先地位、价值导向、基本准则、第一动力、重要原则、实践指引等理论和实践问题，致力于从源头缓解发展失衡问题，为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增强发展韧性、提升发展能力创造条件，并为世界稳定、互信增进和体系改革奠定坚实基础。
其二，安全是推动全球发展的底线保障。在当前国际环境中，安全内涵早已超越传统与非传统安全之分，在泛化衍生中呈现出政治、经贸、人文、科技、军事等领域交织、风险叠加、化解棘手的复杂特征。而任何人类活动特别是发展问题的解决都必须置于普遍安全框架下加以考量。为此，全球安全倡议以普遍安全为运作性导向，系统解决安全的理念指引、基本前提、根本遵循、重要原则、必由之路等问题，强调通过合作与协调应对全球性风险，为各国发展营造稳定、可预期的社会环境，并据此为全球发展、交流互鉴和体系改革创造相对稳定的秩序性条件。
其三，多元文明共在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前提。国际合作的深入不仅依赖物质基础与安全保障，也离不开多元文明间的知识传播、价值互动和情感建构。由此，全球文明倡议系统揭示人类文明的重要特性、实现文明交流的具体途径等重大问题，强调文明平等与对话互鉴，着力打破认知性障碍和情感性壁垒，挖掘彼此之间“共通的意义空间”，让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成为促进国际发展、安全、治理合作的资源，以期为安全、发展、治理倡议的集体落实夯实认同基础。
其四，治理是人类社会实现和平发展的关键。具有高韧性的全球治理体系是统筹协调各领域合作的关键支撑，为发展、安全、文明提供秩序遵循。如果缺乏完备的治理体系和有效的治理行动，全球治理将会陷入悬浮化、碎片化、形式化困境。因此，全球治理倡议聚焦“治理什么、由谁治理、如何治理”的关键问题，系统提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首要前提、根本保障、基本路径、价值取向、重要原则等问题，以期推动构建更加包容稳定的全球治理体系，为实现共同发展、普遍安全、文明共生提供制度性支撑。此外，从现实的机制性联系来看，四大全球倡议均需要依托联合国、金砖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倡议等共同共通的多边机制有序落实和互补协同，彼此之间仍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为“整体”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可能。质言之，四大全球倡议在功能上内在联系、互为依托，共同形成具有鲜明系统特征的有机整体，为推动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
（三）导向统一：对“四大赤字”的针对性回应
四大全球倡议直面全球治理的突出矛盾，在厘清“世界怎么了”的基础之上，聚焦“我们怎么办”，即聚焦“四大赤字”的化解。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23］发展赤字、和平赤字、信任赤字与治理赤字彼此交织。其中，全球发展不平衡引发资源性掠夺与结构性贫困，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加剧地区冲突与动荡，扩大不同制度与文明之间的认知分歧，削弱政治互信，而现有全球治理机制在权威性、代表性与有效性方面亦面临挑战。这些问题构成当代国际秩序的重要治理难题。
针对上述现实，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全球时空环境发展趋势，创造性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以系统性思维回应“四大赤字”。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系统破解赤字的治理方案，明确了治理的初衷与治理的目的，是集理念、原则、行为于一体的国际公共产品体系，为破解当代全球治理困境提供整体性方案。
其一，全球发展倡议以普惠性、包容性、可持续性发展回应发展赤字。发展赤字本质上体现为全球发展机会与发展能力分配的不均衡。长期以来，部分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技术能力与资源配置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发展权难以得到充分保障，进而形成贫困、社会不稳定与安全风险相互叠加的结构性循环。在此背景下，全球发展倡议紧扣发展权平等的核心原则，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倡导创新驱动、普惠包容与可持续发展路径。通过加强国际发展合作、推动技术共享与资源合理配置，该倡议致力于缩小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推动形成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根源上应对发展赤字。
其二，全球安全倡议以合作安全理念弥补和平赤字。和平赤字主要表现为国际安全环境的不稳定性增强以及全球安全治理能力不足。在传统安全风险与非传统安全风险交织的背景下，地区冲突、地缘政治竞争与跨国安全威胁不断上升，使国际安全格局呈现复杂化趋势。全球安全倡议以“六个坚持”为顶层设计，以持久和平为目标，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推动建立多边和平对话平台，呼吁各方以对话协商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安全合作体系，为公平公正治理创造安全的外部环境，着力弥补和平赤字。
其三，全球文明倡议以文明互鉴化解信任赤字。信任赤字主要源于不同文明、制度与价值观之间的认知性差异及冲突。随着国际体系多极化与文明多样性的增强，以单一价值观为主导的国际叙事模式逐渐面临认同困境，而“同一性”叙事与“多元性”叙事之间的矛盾张力加剧国家之间的威胁认知和防备心理。全球文明倡议主张文明平等对话与多元互鉴，推动国际社会树立多元文明间的平等意识，消除文化认知障碍和价值观念差异带来的合作阻力，进而凝聚全球共识并深化包容理解，增进国家间的政治互信，深层次化解信任赤字。
其四，全球治理倡议以坚守革新为导向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治理赤字主要体现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在代表性、权威性与有效性方面存有不足。目前，二战后的全球治理体系形成于特定历史条件，其治理结构难以充分反映当前国际力量格局变化；而且其本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权威性不断受到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猛烈冲击和反复践踏，此外无法完全契合当前全球发展潮流，既难以有效回应愈发横纵交织、影响外溢的传统全球治理难题，也愈发难以有效回应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人工智能、数字治理等发展迅猛的新兴全球性问题，治理效果不彰愈发明显。对此，全球治理倡议高度坚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强调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行动导向五大理念，致力于构建更包容、更权威、更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为解决治理赤字提供系统方案。
二、四大全球倡议的价值意蕴
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大全球倡议是“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国际社会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24］的战略引领。就价值意蕴而言，四大全球倡议既在现实层面系统呈现破解全球治理难题的中国智慧，也在理论层面打破西方对全球治理理论的垄断地位，更在道义层面彰显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实践自觉与时代担当。
（一）系统呈现破解全球性难题的中国智慧
四大全球倡议坚持多边主义、倡导对话协商、秉持与时俱进、追求公平公正，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增进人类共同福祉的原则理念，为全球治理的有效运行设计可行方案。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机制解决全球性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25］具体包含理念（规范）、制度、资源、主体等要素。随着全球化的展开和深入，当代人类已经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安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但在这种共同体中，人们之间相互依存关系并不是一种平等互利的共赢关系，基于全球分工协作基础上的全球治理体系也愈发难以化解全球发展、安全、文明及自身的问题。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上，相继提出四大全球倡议等一系列中国方案。这些中国方案不是将全球治理难题的责任归咎于某个或某些国家，而是深入以全球化为核心标识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在洞察人类共在共生的发展趋势以及内在的结构性弊端（结构不平等）基础上，系统提出多边主义、开放包容、交流互鉴、公平正义、普惠共享等全球治理立场、原则、前提、保障、路径，成为应对发展失衡、安全困境、文明冲突、治理失效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关键方略。
首先，四大全球倡议着眼人类共同命运，坚持最大限度地扩大共同利益。其次，四大全球倡议坚持文明多样性这一基本前提，主张多元文明一律平等，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倡导以交流互鉴、对话协商、公平正义推进人类文明进步发展进程和全球治理进程。最后，四大全球倡议坚守“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立场，将繁荣发展、安全共担等理念融入治理实践，推动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切实提升民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进一步明确了全球治理的根本宗旨在于维护人类共同生存与发展权益，为纾解全球治理困境指引价值方向。此外，四大全球倡议不仅是理念上的创新性供给，更体现为以行动为导向的系统设计。换言之，它既承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规划性设想及相适配的价值立场和运作思路，也规划了从双边合作、区域协作到多边推进的可行路径。从倡议概念文件的发布到合作平台的搭建，从倡议项目库的规划到多元合作的推进，从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举办以及联合国框架下体系改革的推动，以及后续治理效能的显现，充分证明四大全球倡议具备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转化为治理实践、治理成效的运作价值。［26］质言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四大全球倡议融汇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与人类的共同需求，倡导一条更具包容性、公正性与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之路，推动共同发展、普遍安全、文明互鉴与多边主义等价值性、运作性主张成为国际社会应当坚守和遵循的共有观念，这不仅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了系统集成的可行性方案，实际上更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为人类迈向共同繁荣与持久和平的未来提供了“稀缺”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二）打破西方对全球治理理论的垄断地位
四大全球倡议超越西方全球治理学说局限，突出整体性、多元性、平等性、包容性等特质，打破西方对全球治理理论的垄断地位，开辟了全球治理理论的新境界。当前主流的治理理论主要源于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及其中观理论如霸权稳定论、国际制度论、规范扩散论，其基本假设是以主权国家为核心行为主体，将欧美地方性观念和经验上升为全球治理理念，以垂直式、等级制的制度结构为主要制度基础，并以西方主控的国际机制为治理工具。这类治理理论在实践中集中体现出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色彩及相应的适当性、零和性、排他性等特征，试图将西方发展经验与制度模式视为全球治理的普遍样本，依托于政府间合作而形成的国际机制，构建一种“自上而下”的、以全球治理之“名”行利益维护之“实”的全球治理模式。例如在20世纪后期，在以所谓自由主义理念为导向的全球垂直治理模式下，全球治理体系被视为协调国家利益、维持国际秩序的重要支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合作的发展，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固化了现有不合理的全球利益分配格局，客观上造成了国家间围绕领土资源、经济开发等问题展开的争夺，引发了大量全球性冲突和纷争，又如新自由制度主义对于国际制度“为谁服务”的选择性忽视，［27］更遑论霸权稳定论对于单一霸权主导的“青睐”和规范扩散论对于规范来源的掩盖。可以说，在西方全球治理理念的导向下，西方霸权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不同国家在历史条件与发展阶段方面的差异，并在治理领域锚定了全球南方在既有国际结构中的等级差异，使全球南方进一步在全球分工、资源配置以及规则制定中处于不利位置，难以摆脱依附性发展困境，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与代表性不足问题更为凸显，而且此种结构性问题在技术发展不平衡背景下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发展差距，并在更深程度上限制了全球南方在治理体系中参与规则制定和决策管理的空间。在人类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今天，西方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的治理逻辑，不仅难以应对全球性挑战，甚至可能加剧问题复杂化，威胁人类共同生存的基础。
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问题导向与行动导向的统一，统筹国家利益与世界共同利益，从价值理念与实践路径方面对西方全球治理理论形成重要超越。具体而言，一方面，西方传统治理理论常以普世价值为名，推行单一的现代化模式，忽视文明多样性与各国发展道路自主性，并以污名化的形式和傲慢的姿态贬损、否定、漠视其他国家的治理理念和发展模式；而四大全球倡议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底，以中华文化的和合共生、以人为本为根基，在充分承认并尊重多元文明主体及多元现代性共在基础上，批判性吸收全球治理的历史经验，强调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领域的协同与联动，形成了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护发展、以文明育互信、以治理固秩序的辩证治理思路。另一方面，四大全球倡议以人类共同利益取代西方利益优先，强调关系理性大于个体理性，［28］纠正全球治理过程中的工具性、原子化倾向，并坚决反对零和博弈，主张文明对话超越文明隔阂，坚持推动国际社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以务实行动为导向，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价值性共识和集体性行动，最终实现有效治理。可以说，四大全球倡议不仅形成一套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公共产品体系，推动国际关系从传统国家间互动迈向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共治，为人类探索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贡献力量的同时，也试图在理论层面揭示西方全球治理理论局限。四大全球倡议强调平等包容，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倡导合作共赢，反对少数国家垄断，坚持多边主义，最终超越了“普世主义”“中心主义”逻辑，打破西方对全球治理理论的垄断地位。
（三）展现负责任大国的实践自觉与时代担当
话语、理念、倡议是主体意志的体现，是主体社会性身份的符号性呈现和象征性表达，也是其他行为体感知主体公共性的媒介和载体。四大全球倡议不仅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崇高目标追求的集中体现，更是中国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的生动诠释，充分彰显了中国作为责任大国的实践自觉和时代担当。当前，部分西方国家囿于资本逻辑和个体理性逻辑（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行为目标），在全球治理日趋失效失灵失势时，不仅不对全球治理体系进行革新，反而不断回避本应承担的国际责任，这导致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敷设性特质愈发明显，其内在的结构性弊端愈发突出，国际共识也渐趋消解。中国始终立足于“胸怀天下”的道义高度，自觉肩负起凝聚全球共识的使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29］在这一重要论述引领下，习近平总书记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与全球治理倡议，并积极推动这一具有中国智慧的全球治理方案体系的落地。
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积极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共同发展设想转化为能够惠及各国人民受益的具体成果。例如，中国设立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累计动员资金超230亿美元，落地合作项目1800余个；［30］并且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组建了覆盖减贫、卫生、能源等多个领域的倡议之友小组，以务实行动推进国际合作。在全球安全倡议框架下，中国自觉肩负全球安全治理的大国责任，既在联合国安理会积极倡导新安全观，谋求通过对话解决国际争端，也同30多个国家共同建立国际调解院，并采取实际行动推动热点问题解决。例如，中国成功斡旋沙特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积极在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美以伊战争等热点问题上劝和促谈，推动安理会通过首份加沙停火决议，促成巴勒斯坦各派签署《北京宣言》，联合巴西等国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为相关国家搭建沟通平台。在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下，中国本着包容开放、交流互鉴的原则，不断通过搭建交流机制、设置国际议程、加强交流活动等方式凝聚更多共识与合力。例如中国推动建立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机制，为各国在文化、教育与人文领域开展高层次沟通提供平台。又如中国举办世界文明对话大会、世界古典学大会等全球人文交流活动，推动中外人士围绕“文明”议题挖掘共通的意义空间。此外中国与多个国家建立了1000余对友好城市关系，面向发展中国家实施50个文化、文明领域发展合作项目，举办200余期专题研修研讨项目，使文明交流的成果转化为实在的发展效能。在全球治理倡议框架下，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制度机制革新和修复，引领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例如，中国维护联合国的地位和权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支持联合国落实《未来契约》，并帮助全球南方在多边机制中争取更多的代表性与话语权；同时，中国深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外空等领域合作，牵头起草《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推动成立人工智能国际治理合作平台；在修复现有机制基础上，中国积极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成为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平行机制（平台）；此外，中国坚持以身作则，坚持绿色低碳发展道路，不断为全球治理贡献力量。质言之，中国将更积极地通过共识凝聚、机制搭建、资金投入、项目实施等方式参与引领全球治理、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始终以责任性行动履行承诺，在持续有效供给物质性、制度性和观念性国际公共产品，推动全球治理变革进程中，逐渐强化了国际社会对自身的正向形象感知与信任程度。
三、四大全球倡议的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31］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是推动世界和平发展、谋求国际秩序转型的有效路径。对此，可以从主体协同、共识凝聚、机制搭建与实践引领四个方面系统展开、有序推进、协同发力，为完善全球治理、破解“四大赤字”、彰显中国担当提供有力支撑。
（一）主体协同：凝聚多元合力共治
正确处理多元治理主体关系是推进四大全球倡议的首要前提。为此必须搭建包容性治理体系，在主体吸纳共建中推动四大全球倡议落地落实。
一是坚持公正与法治，确认四大全球倡议的主体参与规则。公正与法治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推进全球治理的规范性要求。涵盖主权国家、国际组织、跨国企业等多种属性的全球治理主体，由于地域、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发展等差异，存在不可避免的利益分歧、认知差异与行动偏好。因而需推动各类治理主体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根本遵循，积极践行多边主义，［32］摒弃中心—边缘的等级思维，避免以单一标准评判他国发展道路、以排他性规则割裂全球治理空间，特别是要通过健全多边法律机制，强化国际法在四大全球倡议相关领域的普遍约束力，完善国际争端和平解决机制的法律手段，维护治理主体的合法权益与合作秩序。同时，要坚决抵制单边制裁、非法干涉别国内政等违背国际法的行径，推动各国共同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着力建立以法律为基础、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以共同发展为目标的治理秩序，为四大全球倡议落地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
二是坚持责任与效能，拓展四大全球倡议的主体参与维度。全球治理的公共属性，决定多元主体既是公共产品的受益者，也是治理责任的承担者。要强化各治理主体的责任共识，依据“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原则，明确履行治理责任是提升话语权、拓展发展空间的必然选择。推动发达国家承担更多地普惠性责任，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主动参与规则制定。同时，当前的全球治理中存在治理主体客体化与治理客体拟人化倾向，［33］对四大全球倡议的多元主体参与构成挑战。部分主体被异化为支配对象，治理客体却被赋予过度的主体诉求，这种异化会逐渐消解治理效能。解决这一问题，要明确主客体边界，强调主体多元性，即政府、国际组织等参与者的平等协同，回答“谁来治理”；要凸显客体多样性，聚焦发展、安全等全球性挑战，明确“治理什么”，确保多元主体参与始终不偏离治理初衷。
三是坚持分工与协作，筑牢四大全球倡议的主体参与合力。“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34］联合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推进全球治理的核心力量，要处理好联合国和多元治理主体的关系。多元治理主体是指政府、国际组织、非国家行为体等行为体和集合。因多元治理主体属性差异所形成的身份差异制约共治合力。要形成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治理合力，推动各类主体积极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并依据不同的资源禀赋和特长分配职责，赋予主体相应的决策参与权与意见表达权。通过这样的分工协作，破除霸权逻辑，平衡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增进主体间的理解互信，确保全球治理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二）共识凝聚：筑牢价值认同根基
治理共识是四大全球倡议凝聚治理合力的思想根基。四大全球倡议是逻辑严密且内涵丰富的理论体系，要通过推动多元主体从认知理解倡议到对倡议的价值认同与情感共鸣，为倡议落地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与社会支撑。
一是讲透四大全球倡议的学理内核，做好支撑性研究。当前部分主体对倡议依然存在认知偏差，首要任务是构建四大全球倡议系统化的理论支撑体系，提升倡议的说服力与包容性。要依托全球学术共同体，围绕倡议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的内在逻辑开展跨学科研究，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角度层层解析，并主动与现有主流国际治理理论对话互鉴，推动全球治理理论的创新发展。同时，通过发布权威白皮书、举办学术研讨会、推出专题智库报告、外宣媒体联动等形式，对倡议的内涵原则进行体系化解读，将政策语言基于学术解读转化为各界易于理解和接受的通用语言。更要“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35］结合不同区域的本土语境与发展需求，对倡议理论进行差异化的语境调适，“在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下功夫，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让更多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36］增强各方对中国倡议的认知度和认同感。如面向发展中国家重点阐释倡议与消除贫困、提升现代化水平、实现自主性发展的目标契合点，面向发达国家则侧重解读倡议在全球气候变化、风险联防联控、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的价值潜力，在多元文明区域则要突出倡议的文化包容、文明互鉴倾向，强化文化共鸣效应。
二是讲好四大全球倡议的全球价值，凝聚国际性共识。国际传播是拓展倡议共识的关键路径，需要政治主体与多元媒体协同联动进行传播，全面提升四大全球倡议的公信力与感染力。政治主体层面依托外交渠道、多边国际会议及政府间合作项目等平台，定期发布倡议进展报告与合作成果，向外界传递政治权威信息，充分彰显倡议的实践成效。多元媒体报道则要整合全球主流媒体与区域媒体资源，联动主流外宣媒体与数字社交主体等传播主体，采取理性与共情相结合表达手法，坚持宏观成果传播与微观鲜活故事呈现原则，通过追踪式叙事、专题式叙事与视像化叙事等叙事形式，完善多层次、立体化的传播格局。同时，必须贴合全球受众的信息接收习惯，多采用可视化、互动化、轻量化的表达，将抽象的倡议主张转化为直观易懂的经验之物，从而真正讲活讲透讲清中国倡议的全球价值。
三是实现四大全球倡议的理念性融通，强化社会性共识。民意是倡议共识扎根的社会土壤，需要通过贴近民生的具体实践，依靠社会公共组织、海外中资企业、学术研究机构等多元主体，以贴近民众的叙事方式巧妙讲述倡议故事，实现倡议的情感传递，以此形成和深化深厚持续的价值，即情感联结，使四大全球倡议更好地融入民众生活，成为全球民众的共同期待与自觉行动。在这一过程中，要引导地方政府聚焦减贫、教育、医疗、经贸等领域，强化在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开展文化交流项目，推动全球治理更多关照民生诉求，使民众切实共享治理收益，从而提升各国民众的安全感，在社会层面筑牢倡议长期推进的根基。
（三）机制搭建：完善全球多边体系
多边体系是四大全球倡议从理念转化为实践的核心载体。当前，全球多边体系在运行过程中，其基础、作用及吸引力等均面临多重困境。国际社会需要推动现有体系不断改革和完善，通过打造更加公平、高效和包容的多边体系，推动现行的国际机制更好地发挥效能。
一是坚持以平等为核心，进一步夯实多边体系的治理基础。在践行四大全球倡议的过程中，各国应切实维护多边机制的权威性，并坚持国家主权平等这一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此基础上逐步推动构建凝聚普遍共识的全球治理网络，即“我们要继续高举联合国这面多边主义旗帜，充分发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欧盟等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的建设性作用”，［37］努力消除传统治理机制的不合理性，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决策权分配，切实提升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同时，各国需要继续贯彻“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依据不同议题领域的特点及各国发展实际，建立差异化的规则体系和责任分担机制，以此保障各国的平等发展权利。
二是坚持以包容为基础，不断拓展多边体系的治理空间。随着全球性问题日益呈现跨领域交织的特点，许多治理议题同时具有复杂性与跨域性特征，这要求多边体系在制度设计上更加开放，逐步向多元治理主体拓展。换言之，只有建立更具弹性与包容性的治理机制，才能更好适应四大全球倡议所倡导的合作理念。要进一步构建涵盖国家、国际组织、跨国企业以及其他相关的国际行为体在内的全主体治理网络，充分发挥不同治理主体在知识、技术与社会动员等方面的比较优势，特别是要鼓励各治理主体积极参与新兴领域治理规则的协商与制定。与此同时，多边体系在关注传统核心议题的同时，也需要主动回应新兴领域不断增长的治理需求，将人工智能、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等议题纳入多边议程，从而使相关机制能够更加全面地覆盖当代人类发展面临的多种挑战。
三是聚焦全球南方，进一步强化多边体系的发展导向和正义导向。全球南方国家既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参与者，更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关键力量。但由于发展水平和制度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往往处于被动位置。对此，在完善多边体系的过程中，赋能全球南方成为治理机制打造的重要着力点。进一步构建好和用好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77国集团和中国”等南南合作平台，通过完善议题协商机制和增强政策协调能力，逐步形成更加具有凝聚力的共同议程，为发展中国家表达共同利益诉求拓展渠道，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整体影响力。与此同时，多边治理议程还需要更加精准地回应发展中国家在减贫、粮食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迫切发展需求，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加突出发展导向，确保治理成果能够真正惠及所有国家和群体，特别是最需要支持的发展中地区和脆弱群体。
（四）实践引领：率先打造示范样本
率先打造可借鉴推广的示范样本是四大全球倡议释放治理效能的关键路径。在理性选择和新功能主义视域下，通过“践行示范→成效显现”不仅能够充分表明四大全球倡议在全球治理中的运作价值，而且有利于增强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和引领力。
对此，一是打造“合作互补共赢”的发展样本。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为依托的国际合作机制是推动国际发展合作的成功载体和典型样本。要进一步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既有合作机制为载体，精准对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通过推进发展领域的多边合作和优势互补，促进本土产业升级，为其提供具有普惠性的全球公共产品。同时，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度对接，积极拓展数字贸易、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各国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提升全球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强各国之间的产能合作与技术转移，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共同推进全球减贫事业发展，推动形成更加平衡、包容的全球产业发展体系。
二是打造“普惠安全并重”的保障样本。“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38］必须始终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地位，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推动各国支持联合国在解决国际争端中发挥主导作用，以对话协商解决国际冲突与安全问题。各国应采取共同手段反对恐怖主义，建立反恐统一战线。同时，要加强全球安全倡议对公共卫生、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议题的协同应对，尤其要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升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与应急能力，遏制重大跨国风险的传播。在发展保障方面，要注重在治理过程中促进性别平等与社会包容，强调以人为本的治理导向，加强对妇女、儿童、弱势群体的支持，为发展成果的公平与共享提供保障。
三是打造“多元互鉴共生”的文明样本。文明对话是各国之间合作交流的重要议题，要积极构建多层次和宽领域的文明交流平台，为全球文明倡议培育生长土壤。加强各国青年、学者、艺术家的互动交流，推动各国优秀文化成果的传播共享，冲破文明隔阂与认知偏见，增进不同文明间的互相理解与尊重。积极开展常态化的文明对话论坛，通过联合研究项目、文化节展等多样形式，主动回应全球治理课题，彰显“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治理理念。
四是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样本。“坚持系统谋划、整体推进，统筹协调全球行动，充分调动各方资源，打造更多可视成果”。［24］全球治理要注重行动导向，贯彻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依托联合国组织、上合组织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等平台与机制，保证全球性议题的广泛参与，以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区域性合作。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纳入更多多边机制，以形成全球治理的共同语言，更好实现多领域的成果共享，更好维护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
四、结 语
四大全球倡议立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直面“四大赤字”交织叠加的全球性难题，为世界贡献了一套系统完整、包容普惠且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四大全球倡议不仅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垄断地位，更彰显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自觉与担当。它倡导真正平等、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推动全球治理跳出“一国独大”或“集团对抗”的老路，转向共商共建共享的新路，为重新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秩序注入强大的思想动力。四大全球倡议作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演进的核心力量，将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国际社会朝着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方向前进，为开创人类美好未来提供持久而深厚的支撑，也必将在全球范围内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与应用。
注释
①“一多不分”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认为万物是互系、关联、通变、相辅相成、内在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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