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价值批判学派的《资本论》解读，通过一种追寻经济范畴的“历史痕迹”的逻辑方法，关注到了经济范畴的特定历史构成，并将内在于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历史特定性，归结于资本主义的现实抽象。在价值批判的语境中，经济范畴的历史特定性，特别是“劳动"范畴的历史特定性，决定了“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的现实抽象只代表了一种特定的“历史中介形式”，而不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永恒范畴;而“价值”则是在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赋形的资本主义劳动中创造出来的，并非天然地存在于商品交换之中。通过对范畴历史特定性的坚持，价值批判学派在逻辑上梳理了经济范畴的历史演进脉络及其所具有的质性差异，其提出的逻辑方法克服了传统的“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中存在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倾向，延续并发展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资本论》; 价值批判学派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经济范畴的安排，彰显了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叙述原则。正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的导言中所言，“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1]46。鉴于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结构的独特性及其经济诸范畴之间的迂回曲折，马克思曾谈及要“借助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找到能够“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钥匙，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看到“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1]46。而在对“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把握，和对“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的透视之间，马克思这里的讨论似乎蕴含着两层理论指涉:对于马克思所提及的“任务”而言，借助对资本主义经济诸范畴的叙述安排，《资本论》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过程，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经济诸范畴间的逻辑联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历史考察与逻辑追问，为后世的方法论阐释提供了不同路径。立足恩格斯“逻辑一历史”方法的“传统马克思主义”^①坚持了《资本论》解读的历史性原则“新马克思阅读”(Neue Marx-Lektiire)则通过对范畴的逻辑建模提出了“逻辑方法”，主张以商品与货币的辩证关系切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以罗伯特·库尔茨(Robert Kurz)为代表的价值批判学派(Wertkritik)指出，上述两派因忽视经济范畴的历史特定性而陷人了将其“超历史化”的误区，强调要把握《资本论》的叙述逻辑，需反思经济范畴的历史生成过程，将经济范畴置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中，通过揭示其产生、发展与内在结构的逻辑自限性，实现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

一、恩格斯对《资本论》的“历史化”解读及“逻辑—历史”方法的提出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曾提出过一个著名论断“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2]151换言之，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其方法论建构与黑格尔辩证法存在着深刻的承继关系。正如马克思在谈及《资本论》中关于价值理论章节的写作时所承认的，他刻意运用了“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值得关注的是，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借鉴并非简单沿袭。他在《资本论》中既汲取了这位唯心主义大师关于社会有机体辩证运动的分析范式，又通过唯物主义的根本改造，将原本“倒立着”的辩证法重新置于现实历史基础之上。这种创造性的转化过程，正如恩格斯所概括的，实质上是完成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颠倒”一-将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转化为物质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恰是立足这一阐释立场，恩格斯认为《资本论》中贯穿始终的辩证方法，绝非深陷“头足倒置”误区的唯心主义方法，而是一种以历史性原则为根本依托的“逻辑一历史”方法。而这一方法的核心要义，恰恰对应着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因历史考察与逻辑追问的分歧所形成的“双重的马克思”。一边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做历史考察的历史化的、"通俗的马克思。“‘劳动观点’和阶级斗争是这一流派的核心概念，并由此形成了历史的马克思主义”^[3]。另一边是以商品与货币间的辩证关系为切人点，指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批判，对资本主义经济范畴作逻辑研究的“深奥”的马克思。其“激进”的论证思路“涉及的是商品和货币形式本身的真正神秘化，现代性及其内在冲突正是在其中呈现、确立和发展”^[3]。可惜长期以来，很少有人注意到马克思著作里这种相互矛盾的地方，更没人因此质疑当时主流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而恩格斯作为“通俗”的马克思最权威的阐释者，他对马克思辩证法的解读深深影响了后来人。所以，要想澄清《资本论》里的辩证法，需要先回到恩格斯那里，看看他提出的“逻辑一历史”方法在解读《资本论》时有哪些可取之处，又存在什么局限。

恩格斯察觉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采用的黑格尔式表述方式，对普通读者而言实在晦涩难懂，于是建议马克思“至多可以把这里用辩证法获得的东西，从历史上稍微详细地加以证实，就是说，用历史来对这些东西进行检验”，以便“用历史方法向庸人证明货币形成的必然性并表明货币形成的过程”^[4]260。马克思确实采纳了这个建议，在书中加人大量历史事例来解释经济概念。但这种调整也让书里的叙述变得不够清晰--既有对资本主义结构的逻辑分析，又夹杂着各种历史案例作说明。这两种写法到底怎么相互关联，成了理解《资本论》的关键问题。对此，恩格斯在评述马克思著作时给出过解释 “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并且虽然“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5]603。这个解释后来被概括为“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即“逻辑的方式”实际上“无非是历史的方式”。

正是基于这一“逻辑一历史”方法，恩格斯立足历史发展维度，阐释了马克思对经济范畴的次序排布逻辑，具体而言即“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5]603而立足于历史性原则，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真实历史的发展构成了一切逻辑进程展开的前提与基础，如其所言:“大体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5]603换言之，对经济范畴的逻辑把握，本质上是对历史发展进程的理论反映，且“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5]603。在此基础上，恩格斯对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内在关联做出了界定"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5]603综上可知，恩格斯正是以“逻辑一历史”方法为视角考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济范畴的安排的，其“历史化”解读《资本论》的要点可以被归纳如下。

首先，经济范畴的“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相一致。《资本论》开端的商品分析是对客观历史发展中的“简单商品生产”的逻辑把握，因而作为《资本论》叙述起点的商品，应该是反映客观历史进程中商品起点的“简单商品”，即所谓“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5]603。其次，逻辑的发展过程同历史的发展过程相一致，《资本论》对经济范畴的逻辑把握反映了其在历史中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过程应同现实历史的发展过程相一致。最后，历史过程在逻辑过程中的再现是经过“修正的，"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5]603，即历史的发展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不断有偶然性扰动的曲折过程。因而逻辑对于历史发展过程的还原应该充分考虑客观历史的曲折性与跳跃性，在对历史规律的把握中剔除偶然性对于被逻辑过程所把握的历史过程的扰动，在动态修正的过程中完成对于客观历史的反映。

恩格斯率先对《资本论》展开的“历史化”解读是后世学者对于《资本论》解读方法争论的源起，“所有评论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的作者都会追溯到恩格斯的这些论述”^[6]114。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经济范畴顺序安排的理解也是不同于恩格斯的。早在《大纲》的导言中，马克思就曾强调“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1]49。马克思的这段话表明了他并不认同经济范畴的逻辑顺序同历史顺序是一致的，毋宁说“它们的顺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1]49。在此意义上，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过程在理论上反映出来也并非《资本论》的叙述目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中指出的 “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7]8其研究对象是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资本主义社会，而非经验历史的发展顺序，这显然与恩格斯的“历史化”解读具有本质区别。

二、对新正统派的历史方法与“新马克思阅读”的逻辑方法的双重批判

在价值批判学派看来，以米夏埃尔·海因里希(MichaelHeinrich)为代表的“新马克思阅读”和以沃尔夫冈·弗利茨·豪格(WolfgangFritzHaug)为代表的新正统派，“或许只是在一个尚未解决的理论问题的片面化过程中形成的互补性的两极。一方面将其归结为一种本体论原则的超历史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将其归结为纯粹的、同时还被颠倒了的资本的叙述逻辑，这两种做法都忽略了资本在现实构成中的历史断裂”^[8]56。换言之，新正统派与“新马克思阅读”的两种做法事实上都忽略了对资本现实构成的历史性断裂进行考察。在“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之间，库尔茨认为新正统派与“新马克思阅读”事实上从两个截然相反的视角考察了《资本论》的辩证方法，并各自发展出了“历史方法”和与之相对的“逻辑方法”，这种单一化的视角事实上使他们陷入了“方法论个体主义"^[8]9(methodologischen Individualis-mus)，而要正确认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辩证方法，就必须重新审视逻辑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基于对辩证法的“总体性”理解，注意到“资本现实构成的历史断裂”。这就要求我们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澄清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存在的悖论性论述。库尔茨指出，早在《大纲》的导言中，马克思已经就“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是否也有一种独立的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1]43这一问题发问。马克思的这一问题指向的是其在思考方式上存在的矛盾，即一方面他断然拒绝古典政治经济学超历史的思考方式;但另一方面，他在某种程度上仍然被困在黑格尔式的历史形而上学中。库尔茨认为，《大纲》中的一段著名表述也证实了这一矛盾“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1]47在库尔茨看来，马克思在这里的论述一改对“本体论化”理解方式的批判态度，转而对经济范畴产生及发展的自然史进行了考察，尝试通过将资本主义预设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暂时顶点，把其范畴设想为古代已经存在的“欠发达”形式。

马克思在《大纲》“资本章”中则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价值这个经济学概念在古代人那里没有出现过......价值概念完全属于现代经济学，因为它是资本本身的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最抽象的表现。”^[9]180既然价值的“概念”必须与社会现实相对应，反过来，这种现实就必须产生其“概念”，并作为“客观的思想形式”成为有意识的反思内容。但是，如果“价值”在资本主义之前根本不存在，在概念反思中“没有出现过”，那么前资本主义存在的“商品”和“货币”又应该作何解释呢?库尔茨认为，如果依照马克思在这里的说法，那么货币范畴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将失去“价值”的相关规定性，成为“无价值的货币”，而这绝非马克思与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能够接受的。在库尔茨看来，出现这一难题的原因在于，多数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屈从了一种资产阶级的历史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将所有历史都“看作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8]61，也就是说，“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8]61。

要克服这种由资产阶级的历史意识形态所带来的“方法论个体主义”，消解存在于经济范畴相关问题中的悖论性理解，就必须在对辩证法的“总体性”理解之上，重新审视经济范畴的历史特定性，注意到范畴背后现实构成的历史断裂，即承认采取了同一表达形式的范畴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实际上的质性差异，而经济范畴现实构成的历史断裂则决定了其不能在理解上被同一化。由此，以库尔茨为代表的价值批判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范畴进行了彻底而深刻的批判。库尔茨指出:"这种认为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可以被解读为一个与自身相同的逻辑从‘胚胎形式’到完全成熟的展开过程中的现实历史阶段序列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不成立的。”^[8]67在这方面，库尔茨从《资本论》中的一句著名论断里汲取了灵感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7]47根据这一论断，商品形式是资本主义中社会财富所采取的特定历史形式，而绝非表现人类一般财富的普遍形式。这种社会财富和人类一般财富的区别在于，后者是人类感性活动及创造力的核心呈现，而前者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抽象的、异化的，并可用于增殖的“资本”。在价值批判学派看来，这种区别才是马克思对商品进行批判的核心，其批判的目标和愿望是使物质财富摆脱商品形式，从而使创造财富的人类活动摆脱价值的增殖逻辑。这种批判代表了马克思所说的“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10]416，因此它既指向经济范畴对人类生活的中介程度，也是对这种中介事实本身的批判一这种中介作用消隐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价值的增殖逻辑通常看起来是完全自然的，但凭此形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社会关系网络。

在价值批判学派看来，以豪格为代表的新正统派对《资本论》所作的历史解读已经表明，对辩证法的总体性理解并不能够在“历史方法”中得到贯彻。对豪格而言，理解《资本论》辩证方法的关键在于:“以发展阶段为顺序，在研究简单形式的基础上，对更复杂的形式进行逐个解释。”^[8]64受制于“新马克思阅读”逻辑方法的攻势，豪格特别强调了“概念的发展与现实的发展之间的关系”^[8]65这一需要得到“澄清”的观点。但事实上，豪格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并没能够克服“历史方法”所存在的固有缺陷，因为在其论证的各个层面上，个别范畴的“实践一历史起源”的现实特征都在其论述中保持不变。豪格所忽略的是，看似采取同一表达形式的经济范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可能存在难以逾越的质性差异，这意味着任何范畴都不能被简单地还原为“元素形式”或“胚胎形式”。对库尔茨而言，豪格的论证完全不自觉地遵循了“科学的”方法论个体主义。由此观之，秉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方法论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实则陷人了一项根本性的理论症结一-他们将那些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土壤的范畴规定及其运行逻辑，直接套用于前现代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场域之中。

与此同时，价值批判学派也对“新马克思阅读”的“逻辑方法”展开了系统批判。库尔茨认为，“新马克思阅读”将《资本论》的叙述安排所涉及的“逻辑与历史关系”问题化约为纯粹的逻辑问题的做法，忽略了对经济范畴历史特定性的考察，而这一疏忽所产生的致命影响，则集中反映在后者提出的“货币价值论”中。在库尔茨看来，由于“新马克思阅读”没有经过对前资本主义的货币形态做系统考察，就将货币置于逻辑上的优先地位，这不可避免地错过了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系统批判，进而没能够看见前资本主义时期的货币范畴同资本主义时期的货币范畴并不能够一概而论。即便“新马克思阅读在语言学上已经确定了马克思叙述逻辑的问题”^[8]67，但其叙述逻辑是在提前预设了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理论前提的条件下才得以展开的，而前资本主义时代存在的经济范畴，则在纯粹逻辑叙述上被理解为范畴发展的历史环节。由此，“新马克思阅读”的逻辑方法，一方面不再能够完成“对一种虚假的超历史范畴理解的批判”^[8]67，反而还给以豪格为代表的新正统派所坚持的“历史方法”留下了批判的空间;另一方面其过分聚焦逻辑化论证的固有缺陷，无疑遮蔽了范畴的历史性维度，即便“新马克思阅读"强调了逻辑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发展的回溯性把握，可“前资本主义时期商品和货币存在的问题也往往被忽视和忽略”^[8]54。由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济范畴的安排，就被完全简化为叙述逻辑，这最终导致“资本的构成及其历史变得模糊不清”^[8]54。而这不仅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留下了批判的缺口，还使得货币价值论的分析似乎可以或应该适用于前现代的货币关系。在库尔茨看来，“新马克思阅读”的《资本论》解读同新正统派一样，将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范畴不当地超历史化了。因此，“新马克思阅读”对前货币价值论的批评陷入了困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是价值的逻辑前提，而在史前、古代或中世纪条件下，情况是不同的还是说货币价值论对历史上价值与货币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总体陈述?库尔茨认为，对资本的概念及其形式关联的分析不能脱离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历史构成，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理解和解释资本的“自在发展过程”，而非将其暴力地投射到前资本主义时代。

由此，“新马克思阅读”虽然关注到了《资本论》叙述逻辑上的问题，却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范畴历史性的系统考察。在库尔茨看来，《资本论》叙述的方法论基础在巴克豪斯的作品中只表现为一个非历史性的问题，在海因里希的著作中则被直接简化为对范畴间关系纯粹的逻辑建模，这样的做法完全忽略了经济范畴现实构成的历史断裂，进而忽略了采取同一表达形式的范畴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的质性差异，即同样表现为“商品”“货币”的经济范畴出现在古代或中世纪的性质与其在资本主义市场关系所取得的同一表达形式之间，存在内容上的质性差别。

三、追寻经济范畴的“历史痕迹”: 价值批判学派的逻辑方法

在价值批判学派看来，新正统派与“新马克思阅读”共同的理论缺陷，在于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偏执坚守，使得货币价值论和前货币价值论都在不同程度上误解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辩证方法。无论是新正统派坚守的“历史方法”还是“新马克思阅读”提出来的“逻辑方法”，都以一种粗暴的方式规定了逻辑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可以说，经济范畴在历史上的先在性，总在不断干扰着逻辑对其的建模，而逻辑建模上的难题，又无法通过施加本体论的规定来解决。而解决这一“两难困境”的关键就在于，要承认经济范畴在不同历史阶段存在的质性差异，这意味着任何对于经济范畴的逻辑建模都不能够逾越历史断裂的鸿沟。

进一步的问题是，价值批判学派又是如何系统阐述经济范畴的历史特定性，进而总结并提出“以经济范畴的历史性为前提”的逻辑方法呢?如果说“新马克思阅读”关注的焦点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流通领域，那么与之不同，价值批判学派的聚焦点则是商品的生产过程，并将这一过程界定为超越交换关系的“现实抽象”。对于如何正确定位《资本论》所论及的经济范畴这一难题而言，价值批判学派一贯主张回归对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考察，"如果尚未确定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货币的定义(不仅是其实际功能，还包括其本质)，那么就无法确定非资本主义社会中流通的贝壳或金币是否真的与现代意义上的货币相同”^[11]。在这一问题上，库尔茨对马克思的“劳动”范畴做了细致而深人的研究，他汲取了伊萨克·鲁宾(I.I.Rubin)和索恩-雷特尔(Sohn-Re-thel)等学者提出的一些结论，同时也批评他们把“抽象劳动”的实现归结为流通领域而非生产本身。在他看来，对“劳动”的抽象，指向的是人类能量的生理耗费被拜物教化的过程，这意味着“抽象劳动”并非经由交换过程还原的劳动的“形式”，而是劳动过程塑造的实体性范畴，是经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赋形的生理耗费。而如果将“抽象劳动”的实现过程完全置于流通领域之中，则会使其成为同交换关系牢牢绑定的“副产品”，即似乎只要交换关系存在，具体劳动向“抽象劳动”的还原过程就不会终止，进而价值的增殖过程就能够得到永续，这无疑否定了资本主义崩溃的可能性。海因里希正是因为提出这种观点而遭到了库尔茨的猛烈抨击。在库尔茨看来，以海因里希为代表的“新马克思阅读”有必要在“劳动”这个范畴中，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经济范畴的特定赋形一从某种程度上说“劳动”和“抽象劳动”的概念是重合的，因为“抽象劳动”中蕴含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其的本质规定性，而“具体劳动”则是抽象劳动的必要物质载体。"劳动作为一种现实抽象，从来不是指时空中的任何特定活动，而是指整个社会活动，即遵循资本主义原则的社会关系的整体。"^[11]

在价值批判学派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忽视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内在结构的深度考察，而将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赋形的“劳动”等范畴不当地超历史化了，"劳动”似乎有了一种“永恒的自然必然性”，这导致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下的《资本论》解读暗含着一种“劳动本体论”^[3](Arbeitsontologie)的观点;而“新马克思阅读”则因为忽视了对经济范畴历史特定性的考察，而在事实上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共用了“劳动本体论”的方法论基础。由此，就对“劳动”范畴的解读来说，即便新正统派与“新马克思阅读”都声称实现了对《资本论》辩证方法的正确理解但却在对经济范畴的定位上陷人了“本体论规定”与“纯粹逻辑建模”的两个极端，最终在永恒化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道路上殊途同归。这既不符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济范畴进行辩证安排的初衷，更消解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穿透力。在库尔茨看来，要恢复对马克思辩证法的“总体性理解”，关键在于承认经济范畴的历史特定性;尤其需要对“劳动本体论”的倾向进行批判一这意味着要明确指认，"劳动”这一概念既不具备自然意义上的永恒规定性，也无法脱离特定社会关系对其自身的塑造过程而被孤立界定。就“劳动”的本质规定而言，其是经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赋形的生理耗费，是资本主义中人与自然通过物质交换而展现出的特定能量关系的一部分。因此，库尔茨认为劳动作为“现实抽象”是一种抽象过程，这种过程不是作为思维行为在人类意识中完成的，而是作为社会综合的先验结构，是人进行商品生产的前提和规定。其绝非具有超越特定历史时期的自然普遍性，而是属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有范畴。这意味着“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特有的抽象的、生产商品的劳动形式，不是一个一般的、超历史的概念，或“旨在生产某人(无论是否为生产者)将消费或欣赏的物品或体验的有目的的活动”^[12]785，而只代表了一种特定的历史中介形式，从而更不会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永恒范畴。

同样地，在价值批判学派看来，“价值”并不是个人或社会利益的永恒概念，而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抽象的、可量化和可计量的商品形式的“价值”，这意味着“价值”只有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接受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赋形，并在交换过程中取得了它的表达形式，才能够成为可能，而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价值”才取得了最有效的表达一-货币形式。由此，“价值从来不只是这种物化的、抽象的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一-从来不只是货币表现，正是因为这些范畴事实上是资产阶级特有的，它们倾向于将自己表现为普遍的和自然的既定事实”^[12]786。如果说海因里希追随鲁宾和索恩-雷特尔，将“价值”的实现过程归于流通领域的做法，误解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辩证方法，有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理解为“资产阶级的流通理论”之嫌，那么价值批判学派则借助对“现实抽象”概念的批判与改造，在对范畴的本体论规定与逻辑化解读之间，通过承认“劳动”范畴的历史特定性，克服了对经济范畴的超历史化理解，进而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逻辑方法，总结为“以经济范畴的历史性为前提”的逻辑方法。

正是基于这一方法，以库尔茨为代表的价值批判学派进一步深人考察了“货币”“资本”等经济范畴，回击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阅读”对于这些范畴的超历史规定。以货币范畴为例，库尔茨认为，“前现代货币没有‘价值’:其重要性并非源自它作为一般社会‘实体’的定量表现形式，就像现代社会中的劳动力一样”^[11]。就货币的地位而言，库尔茨认为，货币作为一个现实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一个现实范畴。然而，这并不排除在逻辑叙述中，这一现实前提只能作为结果被推导出来，即“劳动”和价值形式必须被确立为货币形式的逻辑前提。前货币价值论错误地将这一逻辑前提转化为一个超历史的前提，将《资本论》中的经济范畴超历史地投射到前资本主义时代，这不仅误解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辩证方法，还将资本主义社会自然化、永恒化了。由此，在库尔茨看来，“新马克思阅读’对前货币价值论的批判，不过是用一种黑格尔式的纯粹概念叙述，替代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货币范畴的本体论规定，而完全忽视了“货币”现实构成的历史特定性。而只有正视经济范畴背后的历史维度，才能够真正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济范畴的安排。

然而，在“以经济范畴的历史性为前提”的逻辑方法的主导下，价值批判学派的成员们也过分地重视了对经济范畴历史特定性的研究。在库尔茨看来，马克思所谓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不过是试图弥合处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同一经济范畴之间存在的质性差异，透过“高等动物"来把握“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为高等动物同低等动物之间存在质的差别。但库尔茨显然误解了马克思的本意，“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这一观点，当然涉及一种回溯性的历史视角，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在对经济范畴的研究中导向了一种历史方法。恰恰相反，马克思正是在逻辑方法的框架内，通过回溯性地追寻经济范畴的“历史痕迹”，在逻辑上完成对这一经济范畴的重构，而这种基于回溯性视角的理解，并非意味着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所存在的质性差异的抹杀，正如马克思在谈及“劳动”概念的普适性时，也没有忽视这一概念的历史特定性。在此意义上，尽管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确不存在作为生理耗费的“抽象劳动”概念，但只要资本主义塑造了这种思维方式，我们就可以将其投射到前资本主义社会，由此看到古埃及人的劳动活动也在耗费人体的生理机能，进而在逻辑上完成“抽象劳动”这一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采取统一表现形式而又具有历史特定性的经济范畴的重构。

结语

在《资本论》的理论建构中，马克思融合历史考察与逻辑追问的双重维度，为后世对这一经典著作的方法论解读提供了差异化的研究视角。以新正统派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遵循恩格斯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相一致”原则，将《资本论》视为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历史演化过程的科学再现，强调将从原始积累到现代工厂制的具体发展轨迹视为理解商品、货币等范畴的基石。这种解读路径注重经济关系在时间维度中的演进脉络，试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中锚定每个经济范畴的现实根源。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新马克思阅读”，其更关注《资本论》内在的逻辑构造，通过剖析商品形式与货币功能的辩证运动，构建起揭示资本自我增殖机制的抽象模型。这种逻辑优先的解读方式虽深化了对资本运行规律的形式化分析，却可能抽离了经济范畴赖以存续的历史条件。依托“以经济范畴的历史性为前提"的逻辑方法，以库尔茨为代表的价值批判学派重新定位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济范畴的辩证分析，该学派通过强调范畴的历史特定性，克服了“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中存在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倾向，揭示了在前者主导下《资本论》解读中所隐含的“劳动本体论”困境。于此意义上，“以经济范畴的历史性为前提”的逻辑方法，将有助于把握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回溯性视角，进一步透视建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矛盾，从而有力地捍卫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注释

① 在普殊同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一词并不指代马克思主义的某种特定历史趋势，而是泛指所有从劳动的角度出发分析资本主义的理论方法，它们对社会的描述本质上基于阶级关系--它由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市场调节的经济所结构”。参见莫伊舍·普殊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页。由此不难看出，“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意指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其实是多种多样的，它不仅包括深受恩格斯影响的正统派，还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等非正统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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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8]Robert Kurz, Geld ohne Wert: Grundrisse zu einer Trans-formation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 , Horle-mann Verlag,2012.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11]Anselm Jappe "Kurz, a Journey into Capitalism' s Heartof Darknes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22,no.3-4,2014.

[12]Josh Robinson"The Critique of Value and the Crisisof CapitalistSociety",BeverleyBest,WernerBonefeld,Chris O' Kane eds.,The SAGE Handbook ofFrankfurt School Critical Theory, SAGE Publishing,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