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到近代的康德和黑格尔，辩证法实际上是在追求以普遍的“真理”取代杂多的“意见”。列宁“辩证法就是认识论”的伟大论断，意味着辩证法追求真理之路，也就是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之路。在辩证法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康德的“先验辩证法”以消极的方式认识和解释世界，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以积极的方式认识和解释世界。在汲取黑格尔辩证法的“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基础上，马克思“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进而把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部领域看得清楚明白，最终“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推动了辩证法从认识世界到改变世界的转变。马克思的辩证法既实现了“认识论”的革命，也实现了“世界观”的革命。正是在认识论和世界观相统一的“双重革命”的意义上，《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成为了“三者一致”的“同一个东西”。
关键词：辩证法 认识论 世界观 逻辑学 《资本论》
作为黑格尔和马克思共同的学生，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鲜明指出：“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列宁的此论断，可谓既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又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列宁的论断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了，这一关于辩证法的“实质”和“革命意义”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和解决。实际上，如果我们仅从“问题的一个‘方面’”——“认识论”的意义上来理解列宁的论断，确实失之偏颇，还应该从“问题的实质”——“世界观”的意义上来理解，我们才能真正领会和把握“辩证法就是认识论”的实质和革命意义。
辩证法的本意就是揭示“真理”
自泰勒斯始，早期古希腊哲学家集中探索自然的奥秘的同时，人本身又是作为自然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出现的。以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为标志，古希腊哲学由探索自然转向了认识人自身。随着古希腊人认识能力的增长，人的认识思想本身也越来越被包含到哲学对象中去，认识论问题的范围也越来越扩大。所以，“实质上正是古希腊哲学家最早称认识论问题为辩证的问题”。由此可见，自古希腊始认识论就与辩证法问题交织在一起。反过来说，辩证法自诞生之初就是认识论的。
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提出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就最早在经验层次“描述”了辩证法问题。但辩证法本质上是区别于“表象思维”的“概念思维”，因此，以提出“飞矢不动”“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等悖论为标志，芝诺的辩证法真正进入了概念思维的反思层次。由此，黑格尔才称芝诺而非赫拉克利特是“辩证法的创始者”。实际上，正是在超越表象思维的概念思维的意义上，辩证法才真正开始了追求和揭示“真理”之路。
在辩证法追求和揭示“真理”的道路上，作为雅典城邦的“牛虻”的苏格拉底，可以说就是辩证法的现实典范和直接化身。在苏格拉底这里，真理只能在“辩证法”中产生，“只有通过辩证法……这种真理才能够显示出来”。所以他把辩证法“理解为进行哲学对话和辩论的艺术，以便通过对立意见的冲突来揭示真理，一句话，把它理解为揭示和证明真理的艺术”。由此可见，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实质上就是一种“对话和辩论的艺术”，也即“以问答方式发展科学知识的艺术”，最终“成了从概念上把握那存在者的艺术”。因此，辩证法被苏格拉底形象地称为获取真理的“精神助产术”：“这种艺术最伟大的地方在于它能够以各种方式考察年轻人的心灵所产生的是幻想错觉还是真知灼见”。所以说，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就是揭示和证明真理的艺术。
作为“揭示和证明真理的艺术”，辩证法是迥异于智者学派的“诡辩论”的。后者关心的只是“话语”（意见），前者关心的却是“真理”。“正如苏格拉底所理解的那样（在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时期的对话的水平上），辩证法是对复杂的道德生活现象的研究，它能导致关于这种现象的概念（更确切地说，这种现象的本质）的定义。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是对差别中的一般、多中的统一、种中的类、本质表现中的本质的考察。”由此可见，辩证法在苏格拉底这里已经由纷繁杂乱的表象和意见，转变为探索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作为本质和规律的真理。因而，“苏格拉底本人比较喜欢把这种对话式的讨论方法称作助产术即帮助真理产生的方法，真理潜藏在人的意识（‘灵魂’）的深处，不能从外部自然界中汲取”。为此，伽达默尔在区别于诡辩论的基础上深刻指出：作为“帮助真理产生的方法”，辩证法“被反驳的不是话语，而是他人的灵魂”。说到底，苏格拉底辩证法的最终目的就是“试图通过接生每一个公民所拥有的真理而使整个城邦更接近真理”。在此本质而重要的意义上，为了形成和获得达到真理的辩证法，苏格拉底所作的贡献比他之前的任何一个先哲都多都大。
作为苏格拉底最杰出的学生，“柏拉图改进了埃利亚派的否定的辩证法和苏格拉底的方法，创造了哲学对话的高级形式，把它提高到从方法论上运用抽象概念的水平”。所以说，“柏拉图的伟大成就正在于他揭露了感性确定性和植根于此的意见的荒谬性。因而他把思想看作是如此地自我充足，以至于它可以努力摆脱感性知觉的干扰，从而在纯粹的思想普遍性中认识实在之真理”。由此可见，柏拉图更全面、更深入地继承和推进了其导师苏格拉底作为“精神助产术”的辩证法对于真理的追求。在柏拉图这里，作为追求真理的辩证法的最终目的就是“按照我们的理论来创造一个城邦”。因此，在使城邦更接近真理和创造完美城邦的意义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师徒二人的辩证法是高度一致的。实际上，古希腊辩证法发展到柏拉图，其原有的批判精神反而被一定程度地弱化了。赫勒甚至认为，在柏拉图之前辩证法的工作是“破坏性的”——批判性的；到了柏拉图，辩证法实现了一个逆转，转变成了“形而上学”，其工作成了“确定性的”——同一性的。在此意义上，赫勒认可“黑格尔指控柏拉图在确定性的祭坛上牺牲了自由人格（自由本身）”是有道理的。
作为柏拉图最知名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虽然强调“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但在追求真理的意义上，依然继承和推进了其祖师和导师的辩证法，“至于一事物的是否有利或有害，以及事物的是否合乎正义或不合正义，这就得凭借言语来为之说明”，也即辩证法来说明。为此，亚里士多德强调“哲学在切求真知时，辩证法专务批评”。所以说，以批判的方式获取真理是辩证法的本性，也是人之本性。如果借用亚里士多德“人天生是政治动物”的说法，我们完全可以说“人天生是辩证法动物”。在亚里士多德这里，“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与“人天生是辩证法动物”本质上是一致的，二者都是为了追求真理。
古希腊之后，哲学作为“神学的婢女”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发展阶段，追求真理的辩证法也随之几乎销声匿迹。到了近代，欧洲人从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后，才重新恢复了辩证法追求真理的本意。作为近代第一大哲的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明确指出，我们曾把一般的辩证论（辩证法）称为“幻相的逻辑”。在康德看来，辩证法作为一种“幻相的逻辑”，是由于理性试图将只适用于经验范围的概念应用到超越经验的先验领域所导致的。也就是说，“幻相的逻辑”并不是事物本身造成的，而是人类理性的误用使然：“纯粹理性有一种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辩证论，它不是某个生手由于缺乏知识而陷入进去的，或者是某个诡辩论者为了迷惑有理性的人而故意编造出来的，而是不可阻挡地依附于人类理性身上的，甚至在我们揭穿了它的假象之后，它仍然不断地迷乱人类理性，使之不停地碰上随时需要消除掉的一时糊涂。”正因如此，康德认为自己批判哲学的任务就是揭示和消解辩证法的“幻相的逻辑”，“先验辩证论将满足于揭示先验判断的幻相，同时防止我们被它所欺骗”。为此，康德又在《逻辑学讲义》中强调：“在希腊人那里，辩护士和演说家都是辩证法家，后者能够将民众引向他们所希求的地方，因为民众是听任假象欺骗的。所以，辩证法在当时是假象的技艺。在逻辑中，辩证法有一个时期曾在论辩术的名下讲述，这种情况下的一切逻辑和哲学是某些空谈者玩弄各种假象的文化……所以，此种意义上的辩证法必须完全抛却，代替它被导入逻辑的毋宁是对这种假象的批判。”由此可见，在康德的批判哲学视域中，自古希腊以来辩证法都是作为“假象的技艺”存在的，而其批判哲学的任务就是对这种假象进行批判。所以说，在为追求真理而大胆运用人自己的理性的意义上，康德确实恢复了辩证法的应有地位。对此，作为康德批评者的黑格尔也有着深刻的指认：“康德曾经把辩证法提得比较高，——而且这方面是他的功绩中最伟大的方面之一……辩证法是有随意性的，他从辩证法那里把这种随意性的假象拿掉了，并把辩证法表述为理性的必然行动……他所奠定并加以论证的一个一般看法，就是假象的客观性和矛盾的必然性，而矛盾是属于思维规定的本性的。”
虽然康德的批判哲学重提了辩证法的意义，但康德主要是通过对认识对象（现象和物自体）和认识能力（感性、知性和理性）划分界限、并限定理性来完成对“幻相的逻辑”的批判的，这也同时为后人留下了他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的诟病。在此意义上，康德的辩证法毋宁说是指明了走出十七到十八世纪哲学的这种“特殊局限性”的道路，而不是表述克服了这种局限性的理论。而康德批判哲学没能完成的理论任务，被其后继者黑格尔通过发挥绝对理性的力量而完成了。
作为辩证法大师的黑格尔，在批判和消解辩证法作为“幻相的逻辑”的意义上，是与康德高度一致的。只不过康德在把发展的原则引入机械的世界体系，限制先前看来是绝对不变的形式逻辑原则的作用范围、并用先验逻辑来扩大理论思维能力，论证理论思维企图认识“物自体”（宇宙、灵魂、上帝）必然陷入二律背反（矛盾）时，对矛盾采取了消极态度，主张通过限定理性、给信仰留下地盘来避免和摆脱矛盾，而没有看到矛盾正是理性自身能动性的必然表现。对此，黑格尔批评康德“自由并不是象康德的自由哲学所主张的那样，修筑高墙壁垒把自己同别人隔离开来”就万事大吉了。在此意义上，仅仅将自由作为要求和理想来接受——在康德看来它就是这样的，对于黑格尔来说是完全不够的。对于黑格尔而言，自由成为现实性据以运动的法则，思维与存在不再是相互对立的矛盾双方，它们已成为同一个东西，并且相应地，对于哲学反思的所有对立和二分来说，这一点也是适用的。“这个统一是指以往所说的思维与存在、理想与现实、本质与现象、形式与质料等等的统一；它们的统一是它们已经预示了的，是它们的真理。”
所以说，在黑格尔这里辩证法已不再是“幻相的逻辑”，而是“关于真理的科学”。辩证法作为“关于真理的科学”，是一种区别于表象思维和形式推理的思辨思维：“表象思维的习惯可以称为一种物质的思维，一种偶然的意识，它完全沉浸在材料里，因而很难从物质里将它自身摆脱出来而同时还能独立存在。与此相反，另一种思维，即形式推理，乃以脱离内容为自由，并以超出内容而骄傲；而在这里，真正值得骄傲的是努力放弃这种自由，不要成为任意调动内容的原则，而把这种自由沉入于内容，让内容按照它自己的本性，即按照它自己的自身而自行运动，并从而考察这种运动。”把自由沉入于内容、让内容按照它自己的本性自行运动并考察这种运动，正是超越表象思维和形式推理的思辨辩证法的本质体现，也是辩证法突破“幻相的逻辑”、获得真理的必然体现。所以说，与康德批判哲学之划清界限、限定理性的做法不同，黑格尔则是通过“把实体了解为主体”，彻底打通现象与物自体的界限，发挥矛盾的否定性和能动性来获取真理的。黑格尔“把辩证法的这种预备性或消极的意义转变为一种积极的意义。对于黑格尔来说，辩证法的本性在于，它正是通过把一个环节推到自相矛盾的地步，从而使某种把这一矛盾的诸方面结合在一起的更高真理成为可能的”。与康德消极对待矛盾不同，在黑格尔这里矛盾不仅不是消极的，反而成了辩证法获得真理的积极的“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
但诚如伽达默尔所言，虽然黑格尔试图“以思想的辩证运动来消解和融化自希腊以来的实体本体论及其概念方式”，但它只是达到了精神和自由的“概念”——真理的概念，仍然保留着“本体论上的自我驯服”，所以，“登峰造极的黑格尔辩证法的综合成果就是：经过一切矛盾和差异化重又建立同一性”。由此可见，黑格尔概念辩证法对真理的追求，依然停留在思辨的精神领域，没能真正落到实处。而黑格尔没有完成的任务，则是由马克思来完成的。
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在实质性意义上，不管是康德的消极辩证法还是黑格尔的积极辩证法，其克服“幻相的逻辑”所追求的真理，依然停留在天上。马克思辩证法的任务，则是把真理从天上降到人间：“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马克思面对世界，既不是宗教的神学世界，也不是概念的精神世界，而是充满商品的市民社会的世界，商品就是市民社会的“细胞”和客观表征。但依靠宗教信仰和概念演绎无法真正把握市民社会的实质，必须借助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辩证法去把握：“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为此，马克思运用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辩证法，真正解剖和把握了以商品为“细胞”和客观表征的市民社会的经济本质。
在马克思看来，康德和黑格尔虽然恢复和发挥了辩证法的应有地位和作用，但在运用辩证法把握市民社会时，又是极不到位和极不彻底的。究其原因，根本上是由于他们对辩证法作为认识论的“世界观”意义理解和把握不够。为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强调：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只能用“抽象力”。在《资本论》这里，“抽象力”就是马克思作为“改变世界”的辩证法的批判本质所在。在马克思之前，无论是古希腊哲学家还是康德和黑格尔以及古典经济学家，都没能充分认识和发挥好辩证法作为“抽象力”的批判作用。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作为“抽象力”绝不是脱离了现实、脱离了自然和脱离了人的神圣了的“绝对”；说到底，辩证法就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并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为此，马克思批评李嘉图对辩证法的误用为一种片面的“虚假抽象”：“应该指责李嘉图的是，一方面，他的抽象还不够深刻，不够完全，因而当他，比如说，考察商品价值时，一开始就同样受到各种具体关系的限制；另一方面是，他把表现形式理解为普遍规律的直接的、真正的证实或表现；他根本没有揭示这种形式的发展。就第一点来说，他的抽象是极不完全的，就第二点来说，他的抽象是形式的，本身是虚假的。”由于古典经济学家不理解或不恰当地运用抽象，自然难以把握商品的秘密和以商品为客观表征的市民社会的本质。由此导致“粗俗的经验主义变成了虚伪的形而上学，变成了烦琐哲学，它绞尽脑汁，想用简单的形式抽象，直接从一般规律中得出不可否认的经验现象，或者巧妙地使经验现象去迁就一般规律”。正是在形式抽象和虚假抽象的意义上，马克思深刻地称古典经济学家所理解的辩证法为“非批判的实证主义”。
按卢卡奇的观点，黑格尔是唯一一位曾把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问题与哲学问题及辩证法问题联系起来的德国思想家，他对政治经济学和英国经济状况的分析研究，给他提供了指南针，找到了通往辩证法的道路。但在对“抽象”的理解和运用上，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与古典经济学家相比，并没有高明多少。在黑格尔这里，现实世界只是其逻辑学画布上的花卉。说到底，黑格尔辩证法关心的是“逻辑的世界”而不是“世界的逻辑”。因此，马克思称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为“逻辑泛神论”，本质上是一种“非批判的唯心主义”。而以黑格尔继承者自居的官方黑格尔学派，则在神秘形式上把黑格尔辩证法当成了时髦的东西到处卖弄。实际上正如恩格斯所批评的：“官方的黑格尔学派从老师的辩证法中只学会搬弄最简单的技巧，拿来到处应用，而且常常笨拙得可笑。对他们来说，黑格尔的全部遗产不过是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不过是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由此可见，不管是古典经济学家还是黑格尔及官方黑格尔学派，在运用辩证法把握世界的时候，都存在着对“辩证法就是认识论”的误解和误用。
关于对“辩证法就是认识论”的误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以康德为例深刻指出：康德“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而步康德后尘的黑格尔和官方的黑格尔学派，也仍然是在精神领域中兜圈子。对黑格尔来说，他把行动、实践只看作逻辑的“推理”——逻辑的式，这实际上是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与之相反，马克思的辩证法则是“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由此可见，并不是“逻辑的式”把人的实践作为它自己的异在和外化，而是“人的实践经过亿万次的重复，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式固定下来。这些式正是（而且只是）由于亿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在此基础上，也就不难理解列宁批评人们不理解“辩证法就是认识论”的革命和世界观意义了。但康德和黑格尔及官方的黑格尔派认识不到和做不到的，马克思却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做到了：“实际的经济关系是以一种完全新的方式，即用唯物主义方法进行考察的。”为此，列宁特别指出：“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形式运用于政治经济学。”对黑格尔之于马克思的重要意义，海德格尔甚至认为：“如果没有黑格尔，马克思是不可能改变世界的。”
在马克思看来，“用唯物主义方法进行考察的”辩证法，既不是古典经济学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也不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非批判的唯心主义”，而是一种“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批判的实证主义”。正是在“批判的实证主义”的意义上，恩格斯高度肯定马克思对辩证法所实现的革命：“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做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而这一“成果”的实质，就体现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一种区别于“虚假抽象”和“形式抽象”的“真实抽象”和“实践抽象”——马克思辩证法实现了“抽象的革命”。
列宁批评人们不理解“辩证法就是认识论”，直接针对的是人们仅把辩证法“当作实例的总和”，“而不是当作认识的规律（以及客观世界的规律）”。而作为追求真理的辩证法，在本质上就是要认识和把握世界的规律。正是在追求真理、认识和把握世界的规律的意义上，我们方能理解列宁为什么强调“辩证法就是认识论”，恩格斯为什么强调马克思所实现的辩证法的革命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说到底，马克思的辩证法不仅是一场“认识论”的革命，更是一场“世界观”的革命：我们确实“可以把辩证法视为与哲学具有同样广泛世界观意义的一种现象”。而辩证法的世界观意义，也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革命。正是在“改变世界”的意义上，我们方能理解“辩证法就是认识论”的伟大革命意义。
对于马克思辩证法的世界观革命，海德格尔有着深刻领悟和肯定：马克思在体会到市民社会的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在海氏看来，萨特的存在主义没有，胡塞尔的现象学也没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而唯有在这本质性的一度中，方有资格与马克思对话。也正因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了，它才能实现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革命。而海德格尔本人，虽没有深入历史的本质性一度中，却深入到古希腊哲学的本质性一度中了——“在概念的光亮中取回希腊人对存在的原始经验”。在“对存在的原始经验”基础上，海德格尔本人甚至认为“解释就是一种改变”。因此，海德格尔凭借其“对存在的原始经验”进行生存领会的基本本体论，执着于以“解释”进行“改变”，仍然与黑格尔一样只是处于“概念的光亮中”。对此，伽达默尔对海德格尔深入“希腊人对存在的原始经验”的做法，有着深刻的体认和批评：“海德格尔对意识概念的批判（通过一种彻底的本体论摧毁表明全部意识唯心论都是对希腊思想的疏离，这种批判尤其击中了胡塞尔的从新康德主义转换而来的现象学）也绝不是一种完全的突破。所谓此在的基本本体论，尽管对此在的‘烦’特性作了种种时间性分析，却也没有能克服自我意识的自我关系以及它的基本地位。”
与海德格尔相反，在马克思这里，改变世界的辩证法之“改变就是解释”——“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同样是在改变世界的意义上，马克思“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之“批判就是认识”——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对此，马克思早在作为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就进行了明确而深刻的阐释：“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正是由于把世界“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才既批判和超越了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直观反映论，又批判和超越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抽象能动论，从而建立了自己的“批判的和革命的”认识论——实践唯物论。为此，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为什么强调自己的辩证法必须而且能够从“解释世界”转向“改变世界”，并且其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在这里，由于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质，决定了其辩证法不仅是“解释世界”的革命，更是“改变世界”的革命。正是在“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相统一的“双重革命”意义上，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才实现了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的“三者一致”。
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 和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
关于马克思《资本论》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关系，列宁在《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中深刻指出：“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在这里，列宁之所以强调《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根本原因在于作为对真理的追求和揭示，辩证法不仅具有认识论的意义，更具有世界观的意义。列宁认为，辩证法是“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是世界的永恒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辩证法“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的以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在此意义上，辩证法作为“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本质上就是理论形态的人类认识史或认识史的理论形态。由此可见，辩证法本身就是认识论和世界观的高度统一。而辩证法作为认识论和世界观的统一，实际上也就是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的“三者一致”。
在阅读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之后，列宁不仅是马克思的学生，也成了黑格尔的学生。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列宁深刻认识到黑格尔的逻辑学就是辩证法，“黑格尔逻辑学的总结和概要、最高成就和实质，就是辩证的方法”。由此，黑格尔的“辩证法便这样从逻辑学中产生出来”。同时，列宁又深刻指出逻辑学也是认识论：“逻辑学是关于认识的学说。它是认识论。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整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过程，这些概念和规律等等（思维、科学＝‘逻辑观念’）有条件地近似地把握永恒运动着的和发展着的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性。”正是在逻辑学就是辩证法、逻辑学也是认识论的基础上，列宁更深刻地指出认识论也就是辩证法：“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等等东西开始；从任何一个命题开始，如树叶是绿的，伊万是人，茹奇卡是狗等等。在这里（正如黑格尔天才地指出过的）就已经有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因此，“在任何一个命题中，很象在一个‘单位’（‘细胞’）中一样，都可以（而且应当）发现辩证法一切要素的胚芽，这就表明辩证法本来是人类的全部认识所固有的。”由此可见，区别于形而上学的直观反映论的科学认识论，本质上都是辩证法。辩证法与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统一，在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这里已经被天才地猜测到了。而黑格尔的这一天才猜测，正是由同样作为黑格尔的学生和辩证法大师的列宁天才地发现和指出的；只不过在黑格尔这里，他“只是”把这个“逻辑观念”、规律性、普遍性神化了。由此可见，黑格尔的辩证法在本质上确实是一种神秘的“逻辑泛神论”。而在“逻辑泛神论”的意义上，黑格尔实现了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的“三者一致”。“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不过，黑格尔只是在精神领域和逻辑层面实现了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的“三者一致”，最终还需要马克思《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将其落到实处。
在黑格尔《逻辑学》这里，“三者一致”表现为：概念（认识）在“存在”（直接的现象）中揭露“本质”（因果、统一、差别等规律）。正是在通过概念揭示存在的本质的意义上，黑格尔的“辩证法”与“逻辑学”和“认识论”实现了统一：“逻辑过程获得了无所不包的性质，逻辑从关于人的思维的科学变成了关于存在的科学，而这种存在的实质又是思维、概念、逻辑过程。认识，确切地说是进行认识的思维，被赋予了本体论的性质，科学不是被看作人类特有的活动，而是被看作‘绝对理念’，它成为主体，成为一切存在事物的实质和动力。从这种观点来看，逻辑所研究的思维规律，不仅是认识发展的规律，而且也是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这正是黑格尔逻辑学的高明和深刻之处。但遗憾的是，黑格尔这里的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的“三者一致”，实际上是“用思维的力量和手段思维地再现世界的规律，直接被冒充为用概念的创造力创造这个世界的规律”。在此意义上，黑格尔思辨辩证法或概念辩证法对世界的认识，确实是头足倒置的。黑格尔哲学之所以是所有“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没有“改变世界”的哲学中最为极端的，恰恰是因为它不过是把存在变化的形式——辩证法本身，浪费在了“理念”和“逻辑”之上而已。为了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相适应，辩证法确实必须被“颠倒过来”。而马克思《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要做的，就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进行“再颠倒”，“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在此实质性意义上，马克思《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再颠倒”。借用海涅评价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砍掉“自然神论头颅的大刀”之说法，马克思《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砍掉黑格尔“逻辑泛神论头颅的大刀”。因此，《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完全可以更换为“黑格尔逻辑学批判”。《资本论》就是马克思取代黑格尔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一致”之“神秘形式”的“合理形态”。
作为黑格尔最出色的学生（但不一定是黑格尔最满意的学生），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资本论》中全面继承和推进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三者一致”思想。实际上，在列宁的辩证法视域中，黑格尔的《逻辑学》和马克思的《资本论》都实现了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的“三者一致”，只不过黑格尔停留在精神和逻辑领域，马克思落实到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领域。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就明确强调，当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平庸模仿者们把黑格尔当做“死狗”抛弃的时候，“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资本论》确实应用和推进了黑格尔《逻辑学》的辩证法。而使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的“三者一致”落到实处，也正是马克思《资本论》的辩证法的高明和独特之处。正因如此，作为最理解和忠实于马克思的学生，列宁又以类似马克思的表达方式深刻指出：“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从列宁的论断可以看出，黑格尔的《逻辑学》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关系是多么紧密而重要。由此我们确实可以说，黑格尔的《逻辑学》就是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学底本”和“入门读物”。
在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资本论》这里，列宁所强调的“同一个东西”即与唯物主义的逻辑和认识论相统一的“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也即“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同一门科学”，即马克思的辩证法所批判的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和阶级利益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这里，作为资产阶级夸夸其谈的代言人和辩护士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通过运用与概念演绎和抽象思辨不同的“显微镜”和“化学试剂”——实证主义方法，展开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源的探讨，论证和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法性、普遍性和永恒性。“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而马克思《资本论》的高明之处，就是运用区别于实证主义方法的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辩证法，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辩护士进行无情的批判。其一，古典政治经济学不懂“劳动二重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表现为价值的劳动同表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其二，古典政治经济学不理解“价值形式”：“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像亚·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正是《资本论》的这一“无情批判”的辩证法，成了马克思射向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的脑袋的最厉害的“炮弹”，并在理论上给予他们永远无法翻身的打击。
因此，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资本论》中真正实现了“三者一致”：辩证法（认识）在“存在”（商品、货币、资本）中揭露“本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所以说，“构成《资本论》的经济范畴及其逻辑体系，又是马克思自觉地以思维的规定把握现实的规定的产物，离开思维对现实的认识论自觉，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和把握《资本论》的逻辑体系，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又是关于资本运动的‘认识论’”。《资本论》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逻辑和认识论确实是一而三、三而一的“同一过程”和“同一个东西”，“三者一致”在《资本论》这里真正落到了实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强调自己的《资本论》虽然有许多缺点，但它最大的特色和优势是“一个艺术的整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