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东岳论丛》2026年第6期

作者：代利刚，男，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汝曼曼，女，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摘要：抽象理论涉及《资本论》中相互贯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根基性问题。当前对抽象理论的研究要么陷入历史反映论的窠臼，要么以存在论的“意义关联整体”消弱了批判力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与抽象理论之间的适切为破解这一诠释困境提供了契机，从而在认识论层面为抽象理论的诠释敞开了一种超越性的旁观者视角，这一视角重新区分“存在”与“存在物”，将内部视角纳入外部视角。由此，“抽象理论”在生存论层面的辩证意蕴被激活：马克思的抽象是一种分离式抽象，其内涵的同质性关系运行于异质性关系中，分离和异质开显的“裂缝”使得“抽象统治”的解放维度敞开。

关键词：《资本论》；抽象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价值；辩证法

“抽象”是《资本论》研究方法维度的核心范畴，抽象理论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这一理论通常分殊为研究方法层面的透视方法以及研究对象层面的“现实抽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具有一致性，研究对象必然要求特定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也适应于描述某种对象。然而，对“抽象理论”的理解依然受到本质主义和决定论等诠释进路的制约。较早的《资本论》辞典认为，抽象是从具体到特质的提取过程，即“抽象指从现实的具体事物中被抽取出来的相对独立的方面的属性、特点、关系”，以此种研究方法理解“现实抽象”就带有决定论的意味，抽象出的“属性”等与现实本身有一定间隙。如豪格新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词典就认为，抽象撇开了现实的丰富性，提取出“决定性的形式”，直达“抽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形式’”，也就是说，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实际上是“决定性关系”逐步“构成”现实的过程。但是，这种“决定论”难以达成对社会现实的真正解释。

索恩-雷特尔首次提出了“现实抽象”，旨在描述社会行动如何建构抽象的价值范畴。这种带有康德建构主义意味的结论所持有的抽象方法也是康德式的：“商品交换形式的社会综合何以可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批判索恩-雷特尔的无历史性，将现实抽象确立为“辩证发展方法”（dialektische Entwvick-lungsmethode），试图挖掘“隐藏在‘资本’中的方法，即‘商品’作为‘根据’在资本中得到实现和摒弃”，其抽象方法是探究经济范畴在逻辑上演变和“必然发展”的黑格尔式辩证方法。也就是说，学术界对抽象理论的研究将研究方法和“现实抽象”视为一个整体，并且引发了康德式和黑格尔式解读之争，使得对抽象理论的解读成为一个学术难题。本文试图引人“以马解马”的诠释方法，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本身，分析此方法将给抽象理论的解释带来的新的“观看”方式，即现象学和批判相结合的融合视域。总之，我们的目标是“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影响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一、前提证成：“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涉入“抽象”问题的合法性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运用于“抽象”问题，需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是否可以涉入抽象问题，如何回应学术界对于马克思的文本解读的争论；抽象问题在文本思想层面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是否具有融通可能性。

众所周知，《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方法应当成为解释抽象问题的方法。但是，对于马克思文本的解释方法，学术界存在较大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海德格尔式解释学的“借鉴”和“拒斥”问题上。有学者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为文本依托，认为解释学就是一种存在论，解释或理解并不是对客观对象直观的反映，而是实践着的人在历史化的行动中的能动反映，是根据自身的生活情景的一种释义；同样，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就是现实人的现实生活的实践过程。因此，在马克思文本的研究中可以“借鉴”这种释义学，“海德格尔关于实际解释学的阐释，十分接近马克思的实践意识论”。也有学者从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理论入手，更为具体地给出了马克思文本的解读方法，认为马克思思想的解读“不是把自己投射到文本中去，而是从对作为解释的真实对象的意欲语境的理解中接受一种放大了的自我”。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解释需要在文本选择、当代问题意识、解释循环之间保持张力。王金福教授明确表达了对此种解释学化的“拒斥”，原因在于，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事件，解释学的研究对象是“精神作品”，二者并不能贯通，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学化“意味着放弃了同唯心主义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阵地，有利于唯心主义”。因此，“拒斥说”以历史对象本有的客观性反对伽达默尔主张的主体的生成性解读，而“借鉴说”以解释者在解读中的生成性来支持马克思文本的海德格尔式解读。

以上论争涉及马克思文本解读的绝对性和相对性问题，对之加以规避的一种可能的解读路径是“以马解马”，即回到马克思的批判方法本身。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谱系中，哈贝马斯将马克思的批判方法释读为一种批判解释学：“理解者并不是他置身于其中的诠释学境况的消极适应者，而是积极反思者”。伽达默尔吸纳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将存在的诠释回溯到黑格尔的辩证法。他认为，理解并不仅仅是一种“主体的行动”，而且带有一定的传统或前见。然而，哈贝马斯主张用反思瓦解传统与存在的同一关系。具体而言，反思可以使得主体的“规范性框架”浮现出来，进而厘清这种框架的成因，如在家庭内，传统权威借助代际交接实现“强制文化”的输入；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通过树立榜样为受教育者内在植入偏见。“反思能够证实也能否决传统提出的要求。”哈贝马斯对于“反思”的批判能力给予了极高的定位：“历史的传统会由于科学的客观化而失去它的天然有效性”。

实际上，哈贝马斯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阐释为一种解释方法，这种阐释路径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俞吾金教授在肯定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的基础上，认为批判解释学诠释的马克思的思想是意识形态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是正确地进入解释学循环的道路”，这种解释可以跳出“前结构”构成的“定在”进行批判，避免解释学循环引发的“唯我论”问题，保证思想对于对象的开放性和客观性。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揭示了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拜物教有其特定的存在论基础”，需要接受批判。近几年，学界出现了以哈贝马斯批判诠释学重建马克思文本诠释学的倾向，也证明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具有一定的诠释学意涵，可以作为解释相关理论的方法。沿着哈贝马斯对于马克思批判方法的解释，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方法可以进行更为清晰的界定。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一般的理解是马克思在“历时性视野中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前提性批判”，新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将之解释为一种黑格尔式的反思方法，即“范畴之间‘相互预设’的关系”，其中每一个演进环节中，思维在向存在的外化过程中反思到一种“必然”，这就设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这一解释的问题在于以马克思的叙述方法为诠释根本，而马克思明确说明要把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分开，以研究方法来审视叙述方法。研究方法面对的首要问题是马克思的创作动机问题。与黑格尔用辩证法演绎人类思想发展史不同，马克思的研究动机在于，通过解释经济危机，把对危机的解释整合入当时的政治运动。马克思在1857年给恩格斯的信中明确表示自己的工作是“双重的”，即“（1）写完政治经济学原理······（2）当前的危机”。澄清危机的目的是预测趋势，进而为工人阶级的运动服务。奈格里清楚地说明了马克思创作动机的复杂性：《大纲》创作中的“这种整合意味着三者的联结：一是危机的必然性和灾难性，二是发展的规律，三是主体性的活力”。

马克思的研究动机必然导致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与国民经济学家以及黑格尔的方法有着根本不同。其一，批判视角凸显对“现存”的超越性。虽然马克思也表示过黑格尔的《逻辑学》对自己的“材料加工的方法”有所帮助，但是其目的不是论证“现存”的合理性，而是在异质关系中论证一种新社会的合理性，马克思不是在不损害现有既得利益者利益的前提下建立“真正社会主义”，而是跳出现有的意识形态框架，给出一种新的制度。其二，批判方法指向了“同一”关系的“否定性”。针对国民经济学家主张的资本和利润、土地和地租、劳动和工资的“三位一体”，马克思的批判旨在指认其陷入了黑格尔式“同一”哲学的窠臼，揭示其同质性关系中蕴含着异质性特征。具体而言，在《大纲》的手稿中，笔记本I到II刻画了从货币分析到资本生成的过程，笔记本III和IV描述了剩余价值以及其如何转化为利润的问题，笔记本V和VI回到了价值规律引发的危机。从系列笔记的逻辑推进来看，只有货币和剩余价值内含着异质性矛盾才能推演出最后的危机问题。

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是《资本论》的根本方法，这一方法运用于抽象问题是否有文本和学理依据？从马克思抽象思想的生成动机来看，抽象问题的提出伴随着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家的批判。马克思在两种意义上谈抽象问题：方法论意义上的抽象方法；生存论意义上的人类活动生产和交换的“现实抽象”。两种抽象的相通之处在于，生存论意义上的抽象必然反映在抽象方法上。马克思在《大纲》中提出了“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关于抽象方法的创作动机，马克思在1857年12月的信中明确表示：“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问题搞清楚”。这里的“洪水”就是指经济危机。在《大纲》的笔记本I中，达里蒙把危机诊断为“货币流通的中断”以及纸币的使用问题，与金属储备没有关系。马克思的批判揭示了货币流通以生产关系作为前提，货币是生产关系的表现，经济范畴是生产关系的抽象。另外，从《资本论》的具体内容来看，马克思批判的对象是庸俗经济学家，他们把资本与利润、土地与地租、劳动与工资等同起来，其背后是黑格尔的同一哲学。有学者指出，这种“同一哲学”主张范畴的流动是一个“主体在他物中反思，回到自身的存在”的过程。而马克思试图回到生产活动，通过揭示政治经济学范畴流通或抽象过程的内在矛盾，瓦解庸俗经济学家思想的“同一哲学”前提。因此，抽象思想的生成过程就是批判的过程，也是解释内在矛盾的过程。

从抽象方法的运作逻辑来看，抽象过程就是对语言的批判过程，集中体现在马克思的文本《评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瓦格纳对于语言的理解是一种封闭性的理解，他把语言理解为语词之间的互相推演，从“价值一般”概念推演出较为特殊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马克思认为，语言是实践的产物，应从具体商品的历史生成中推演出使用价值和价值。瓦格纳和马克思的思想存在着“一般”优先还是“特殊”优先的冲突。马克思坚持特殊的具体优先，必然推论出具体对象和一般范畴并不是简单的归纳关系，而是表现关系，即具体的商品“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也就是商品的价值”。也就是说，代表一般符号的语言与指称的对象之间不是“同一”关系，而是一种非对称的表现关系。

以上我们进行了递推论证：从马克思文本解读的诠释方法论争入手，提出一种跳出论争的“以马解马”路径，进而以哈贝马斯从马克思文本中提取出的批判方法为路径，总结出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超越性和“否定性”，最后从马克思抽象方法的生成动机和运行逻辑来反证抽象理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适切性。

二、方法论抽象：旁观者视角对于内在视角的超越

马克思在《大纲》的笔记本M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中给予了抽象方法以明确定义：第一条道路是“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第二条道路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根据这一表述，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存在论的解读各不相同，但是都陷入一定的困境。苏联式解读把抽象理解为对具体材料或现实的归纳或“蒸馏”。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罗森塔尔在他的名著《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关于抽象有着详细的解读，他认为，“科学的抽象就在于：思维要在彼此不同的千变万化的外部现象后面，找到那使它们成为同一个本质的表现的共同的同一的、主要的东西”。罗森塔尔还以从不同的桌子抽象出类的桌子的例子加以解释。以此看来，历史成为一种认识反映的对象，抽象出的东西成为“本质”，此种抽象方法便成为归纳性抽象，把对象只看作一种现象，忽视了主体认识的建构功能。

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开创者巴克豪斯把具体“蒸发”为抽象的过程回溯为《大纲》中的一个基本矛盾，“使用价值通过交换价值而生成为使用价值”。也就是说，使用价值成立“条件的满足与对立面直接相关”，使用价值本身实现为交换价值，只有这种交换功能才能将诸多商品作为价值相互联系起来。从商品、货币到资本的发展都是这种“实现”关系的推进，“商品只有成为货币，才是‘真正的’商品”这一过程犹如生殖细胞生成为胚胎的过程。此种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解读是典型的黑格尔式解读，使用价值的生产实现为交换关系正是黑格尔自我实现的翻版，抽象成为一种“实现”式关系。这种解释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颇有影响，先后影响到日本的宇野学派和英美的新辩证法，强调的是主体的意识对于交换关系的服从，依然困于内在意识的层面。

存在论解读试图以“具体的总体”超越上述黑格尔式解读，但是，这种解读并没有激活抽象的辩证法维度。存在论解读的代表性学者当属科西克，他认为《资本论》描述的是商品或价值的“奥德赛式”漂流，这一漂流的研究意味着“（1）确定它的运动规律，（2）分析这一主体在其运动中并为了它的运动而形成的真实的个别形状或形态（Gestalten），（3）呈现这一运动的整体图景”。科西克把范畴不断抽象的过程主体化，这种主体不是黑格尔的内在主体，而是现实的、历史的主体，看似是对黑格尔式内在主体性的超越，但是过度强调了总体性或整体性，使得现实的人处于“意义关联整体”这一“肯定”的实践场域式关系中。也就是说，科西克从黑格尔的内在意识中超拔出来，却重新陷人了现实人的主体性和整体性，消解了关系的否定性维度，没有真正实现对内在视角的超越。

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视角恰恰可以帮助我们超越黑格尔式的内在视角，克服反映论的机械性以及存在论的弱否定性。这种批判方法强调的重点是抽象过程以流动的实践为主体，以及一种不断回溯到现实对象的反思能力，可以避免反映论的机械性；同时，实践中的反思带有批判性，并不仅仅把实践对象看作“意义关联整体”，而是以俯瞰的视角透视实践运动的否定性，避免了新黑格尔式解读的内在意识困境，以及存在论解读的非批判视角。

其实，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反思”是一种对于具体存在（定在）的“俯瞰”，不同于黑格尔式解读的“内在意识”和存在论解读的内在视角，是一种超越性的外在视角。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与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在批判的超越性上具有一致性，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把“反思”推进到“旁观”与“局中人”相结合的视域，这可以在马克思的思想谱系中得到证明。《资本论》第一版出版之后，马克思认识到“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所以他构建理论的问题指向是如何澄清学界对于《资本论》在方法上的误解。在《资本论》第一版出版之后，马克思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他在第二版“跋”中归纳了外界的误解：研究方法只不过是“实在论”的翻版，叙述方法是“德国辩证法”这种“最坏的唯心主义”。1870年6月27日，在给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批评朗格把《资本论》的方法误解为黑格尔式辩证法，强调自己与黑格尔在方法上的不同，将黑格尔式方法界定在材料处理上。如果黑格尔式辩证法只是表象，那么，内在的研究方法（以下简称“抽象I”）是什么？可以从抽象法的生成谱系来加以分析。在1858年4月2日的书信中（《大纲》写作的尾声），马克思提出历史抽象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这表明马克思的抽象是对特定社会情景的内在场域的分析。然后，他批判了国民经济学家没有对资本主义的“一定的社会经济”作分析，而把其他时期的具体形式作为分析对象，显然，马克思的分析是站在社会情景之外进行的比较分析。

可见，抽象I不是一种简单的历史反映论，这种抽象不但包含着情景内直观的“直接给予”的视角，而且有着社会情景之外的超越性视角，这一思想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创作的早期已有端倪。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反对普鲁东用“原理”创作历史，主张“把这些人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剧作者”一词显示了马克思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观，这是一种主体视角或存在论视角。但是，正如剧场必然有观众一样，“剧场隐喻”暗含着第三种视角，即旁观者视角。正如王南提教授所认为的，“不能忽略剧场中除了‘剧作者’和‘剧中人’之外的第三者，即‘观众’或‘旁观者’”，这是对于历史的观察和研究的视角。在《资本论》写作期间，马克思还试图把情景内视角纳入旁观者视角，不但把“一定的社会情景”当作存在，而且当作旁观的对象或存在物。其直接证据是《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对于方法的描述：“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这显现出一种在分析对象之外的客观观察式的“看”。《资本论》的内容也佐证了这一视角的存在，马克思关于价值、使用价值、劳动、资本状况的存在论叙述指向了这些存在状况的矛盾、界限和消失，内蕴一种从内在社会情景的直观中超拔而出的视角。马克思在发表第二版《资本论》之前写作的《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将以商品为开端的分析方法解释为“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的分析方法”。其中“一定的”这一带有场景论性质的语词显示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对这一社会情景的再分析，也表明马克思把分析社会情景的内在视角纳入外在旁观者视角之中。

除了从马克思思想发生过程加以论证之外，还可以从辩证法和存在论之间的差别来深度理解马克思这一视角的超越性。在批判海德格尔之时，阿多诺提出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没有区分存在和存在物，他认为，“没有存在物，存在便是不可思议的，而没有中介，存在物也是不可思议的”。以存在和存在物关系的视角来看，一方面，马克思从存在出发，以“此在”的直接呈现物（货币）本身的视角直观社会关系的总体；另一方面，马克思以超越的视角，把“一定的社会情景”当作了存在物，以旁观者的科学视角分析一定的社会存在物的“内在联系”和内在矛盾。

总之，关于抽象方法的苏联式解读、黑格尔式解读、存在论解读分别存在着机械性、内在意识、内在“直观”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下的抽象方法是对于“定在”进行俯瞰的内外结合视角，这可以用马克思思想的谱系和内在学理加以论证。此种旁观者视角的引入还可以带来对于生存论层面“抽象”的新理解。

三、生存论抽象：辩证法的“否定”与“肯定”

旁观者视角的抽象（“抽象I”）必然反映到主体生存论层面的现实抽象（“抽象II”）中，两种抽象构成抽象理论的总体。1868年10月10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观察构成这些教条的隐蔽背景的各种互相矛盾的事实和实际的对抗，才能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种实证科学”。这里的“事实”就是农场主和地主的生死斗争，“观察互相矛盾的事实”这一关键话语确认了马克思以旁观视角对生存活动内在矛盾的独特审视方式，可见，抽象I的矛盾或否定本身就是抽象I的旁观视角的观看结果。研究方法层面的抽象I使得这种抽象I具有了一种批判和辩证法的色彩，也使得“抽象”不仅仅停留在黑格尔式解读的“实现”与海德格尔式解读的历史化生成层面。同时，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意义上的“抽象”蕴含的内在关系不同于海德格尔意义关联整体的“同一性”，而是指向了生存性语言与对象的“异质”性关系，使得抽象I更具有否定性。

抽象II的意涵能够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得到激活和释放。为此，我们先从词频学的角度进行分析。马克思在《大纲》中使用“抽象”达到120次，名词形式的抽象（Abstraktion）66次，其他层面的形容词抽象（Abstrakten、Abstrakter）54次，抽象在语句中联动的“分离”出现 108 次，其中，名词“Trennung”42次（含注释中1次）动词“Trennen”及其第二分词形式达到66次。马克思在使用抽象范畴时也出现了与“分离”范畴联动的情况，如马克思在谈论使用价值抽象为价值时，提出“商品的交换价值取得了一个在物质上和商品相分离的存在”。也就是说，马克思主要在货币的流通功能与本身的价值脱离意义上使用“分离”。具体而言，货币有着自身的价值，又表现为单纯的价值符号（第三物），此种货币的交换属性与自身的实际价值的分离使得交换普遍化，但是也造成了与生产者的彻底对立，“生产者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交换，就使交换在多大程度上与生产者相对立而独立”。因此，正是从抽象和分离范畴联动的意义上来看，马克思的抽象I是一种分离式抽象，这种解释也符合“抽象”的词源含义。从词源上来看，拉丁语的抽象（Abstrahere）含义是达成“从统一事物中的分割和分离”，这既是一种思维运动，也是现实的存在过程。

分离式抽象也是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区分的重要标志。黑格尔的范畴演进是低阶范畴不断抽象为更为综合的高阶范畴的过程，其“抽象”强调的是范畴外化后的扬弃，扬弃后的新范畴与上一个环节的范畴是“与自身的否定性统一”（negalive Einheit mit sich），这种统一也是反思或自我意识规定的结果，是一种”与自身同一”的规定，是扬弃了特殊的一般。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同一无疑地是一个否定的东西”。但是，在马克思的话语体系中，抽象本身不是黑格尔式的“与自身的否定性统一”，生产在抽象为价值的同一化过程中必然导致价值与生产的分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也是如此。

分离式抽象在对象性层面上承认了客体的优先性。在《资本论》第二版中，马克思在“对象性”意义上言说分离：“劳动产品只是在它们的交换中，才取得一种社会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对象性是与它们的感觉上各不相同的使用对象性相分离的”“价值对象性”和“使用对象性”的这种分离也延伸到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层面，资本对活劳动的占有造成了二者的对立和分离。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对象性”或“对象化”已经不仅仅是一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使用的带有类本质特征的、人本主义的“对象化”范畴，也不是《大纲》中带有黑格尔“外化”特征的语词，而是一种指向现实经济关系这一客体的语词。阿多诺认为，“客体既是被中介的，又是在先的”。马克思和阿多诺的相同点是二者都不是强调“意义关联整体”的黑格尔主义者和存在论者，而是承认客体对于概念具有优先性，“概念和观念的指向对象只是丰富客体的一部分”，即具有规范性特征的概念（如价值和资本）并不能完全对象化客体（如使用价值和劳动）。

分离式抽象也是一种否定意义上的抽象。在黑格尔那里，否定依存于“肯定”，他以“恶”为例进行了说明——恶不仅仅被看作德行的欠缺，“恶在于依靠自身与善对立”，这种在对立中相互规定的否定被黑格尔称为“规定了的否定”，“规定”来自自我反思，自我意识在外化中必然返回自身。但是，在阿多诺看来，黑格尔的问题在于“规定性在给客体打上它的标记时，也想让客体给它打上标记”，也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在差异中规定对象，差异的规定依然是主体的观念赋予的，那么黑格尔式否定就依然是对客体本身的压制。阿多诺认为，我们应该把对象从概念中解放出来，所谓辩证法的矛盾或否定应该是“概念和事物在思想上的对立”。

在这一层面上，阿多诺关于否定的态度与马克思的看法是一致的。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回应了对自己思想的两极化误解（李嘉图主义和黑格尔主义），并对历史和逻辑的关系进行了深人的阐述。其中，他再次重述了抽象是“分析一定的经济结构得出的”，这证明了抽象I是对”社会定在”的旁观。马克思也强调了价值对使用价值的否定并不是一种扬弃性的同一，而是分离。价值虽然通过使用价值表现出来，但是“价值同使用价值毫无共同之点”，作为社会必要劳动的价值虽然必须依托使用价值，但是又不能完全“同一”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劳动产品这一客体的一部分，价值不能对象化劳动产品本身会形成一种真正的否定。同样，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也是资本概念不能完全对象化劳动产生的矛盾。

因此，分离式抽象的否定不是黑格尔式的“否定的肯定”，而是“肯定的否定”。马克思在第二版《资本论》“跋”中对于辩证法的界定是：“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这种辩证法不是黑格尔式的“否定中的肯定”，而是肯定中的否定。在这里，借助上述客体优先的唯物主义，以及分离的否定意义，马克思已经把抽象I的分离式抽象推进到了辩证法意义上的否定。因此，概念的非对象化产生概念与对象的否定关系，这种否定才是马克思辩证法的精髓，其“异质的‘否定力’也构成了辩证运动的动力”。此种理解也在政治经济学的否定维度上推进了以往所理解的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即黑格尔“囿于抽象精神内部而丧失了现实批判性”。

当然，现实层面的抽象I没有完全排斥肯定，肯定运行于否定之上。从表层看，抽象是一种同一过程，价值规范使用价值的这种肯定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社会情景内的表层同一，以社会情景的内在视角为前提。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交换的“内部统一是运动于外部的对立中”。抽象过程的同一过程也是概念不能完全对象化的分离和否定过程。对肯定的这种否定是对肯定的批判和再反思，这需要抽象I的旁观者视角才能完成。进一步而言，一般认为，“只有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自我矛盾上入手，才能认清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与实质”，其中的“自我矛盾”，不仅仅是表层的危机现象，更是人类活动的分离式抽象。

余论：“抽象统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阐释

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加速度等现代性问题的成因在于马克思所说的“个人受到抽象统治”，而“抽象”的根源在于商品的“交换原则”与资本的“增殖原则”。以往我们对此的哲学诊断是，抽象统治的形成在于“资本逻辑”与理性形而上学的“共谋”。理性形而上学就是自启蒙以来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主体性哲学，这种哲学对于自由、能动性的挖掘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对抽象的崇拜，稳固了资本逻辑的统治地位。面对资本的世界中“现实的人抽象成为抽象的符码”，这种主体性阐释没有显露出人类解放的可能。对此，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可以激活抽象理论的否定“酵素”，提出一种不同于主体哲学内部视角的“旁观”路径，诠释出一种分离式抽象，使得辩证法和存在论以“看”为中介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从而“破解了西方现代话语的存在论基础”。认识方式的改变使得存在论的抽象得到重勘：作为生存方式的交换原则的统治（抽象形式）与交换实体（对象）之间存在异质性，二者存在一定的间距，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统治”本身的裂缝得以展露，人之解放的可能性由此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