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以鲁滨逊形象作为观察个体与社会的棱镜，对孤岛、市民社会和自由人联合体中的鲁滨逊形象展开了唯物史观分析。马克思通过考察不同社会场域中的鲁滨逊形象，厘清了人的独立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了市民社会孤立之人的异化症候，建构了一个超越资本建制的自由人联合体。这不仅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的非历史和反历史倾向，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和暂时性，更以发展的眼光为未来社会人类解放图景勾勒了轮廓。

【关键词】鲁滨逊  市民社会  异化  自由人联合体

作者李义，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王岩，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地执行主任、教授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6年第2期

作为对清教徒传统的书写和英国殖民主义的叙事，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因展现了主人公鲁滨逊冒险进取的精神和绝处求生的智慧，而受到一大批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拥趸，其中就包括卢梭、斯密和李嘉图等人。在这些鲁滨逊主义者眼中，像鲁滨逊这样的孤立个体可以脱离特定的历史场景和具体的社会生产活动而遗世独立。他们为了在著作中佐证自己的思想或理论，要么直接郑重其事地援引鲁滨逊故事，要么以鲁滨逊形象为蓝本而重构或编造与之类似的故事，营造了一种非历史的美学假象。马克思对此指出：“再没有比这类想入非非的陈词滥调更加枯燥乏味的了”。为了消除萦绕在他们头脑中的迷思和困惑，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第一卷中，对鲁滨逊形象作了唯物史观的考察和分析。马克思对鲁滨逊形象的提及，并非单纯出于美学“装饰品”的意图，而是超越了对文学形象的一般引用，直接涉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素描。诚如阿方索·毛里齐奥·亚科诺（Alfonso Maurizio Iacono）所言：“对马克思来说，‘鲁滨逊’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社会关系简单化和透明化。”这种“认识论”意义进一步体现在，马克思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对鲁滨逊形象进行解蔽和祛魅，从而澄清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市民社会异化之人的孤立原因，勾勒了自由人联合体中的个人图景。

一、孤岛上的“鲁滨逊”：脱离社会的文明人

受《鲁滨逊漂流记》的深刻影响，卢梭等社会契约论者和斯密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抱持一个共同的观念，即个人先于社会而独立存在。在马克思看来，这无疑割裂了人的独立性与社会性的关系。他化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人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人的独立是以其社会关系为条件的，脱离社会性而侈谈人的独立性是抽象空洞且毫无意义的。

为了在丧失平等和自由的文明社会状态中找到一种能够实现“天然的自由”的方法，卢梭构想了一个完全孤立、没有任何工具、原子式的鲁滨逊形象。“鲁滨逊在岛上，孤孤单单地，没有同伴的帮助，没有任何一样干活的工具，然而却能获得他所吃的食物，却能保持他的生命，甚至还能过得相当地舒服。”卢梭假定存在一种由孤立个人所组成的自然状态，就像鲁滨逊的孤岛那样，不需要与他人发生关系也能够自给自足和自得其乐。这种与世隔绝的自然状态，排除了一切偏见，按照事物的真正关系和本来用途而发展，展现了一种以独立和自由为特征的理想的教育模式。在近似原始社会的孤岛上，所有的劳动过程都是由鲁滨逊一个人完成的，他与周遭之物的关系简单而纯粹，不用担心他者的介入和谋逆，能够保全个人的完整性。“正如鲁滨逊只要是他那荒岛上的唯一居民，便是岛上的主权者一样。并且这种帝国还有着这样的好处，即国君可以安享王位，无须害怕叛乱、战争或者谋篡。”然而，这份宁静与美好被社会状态下的劳动分工破坏了。社会分工把人划分成了农民、铁匠、木工等不同等级的职业，加速了私有制的进程，产生了富人对穷人的统治。原来的独立劳动者变成了局部劳动者，被束缚在单一的职业上而片面发展，陷入了被私有财产所奴役的处境。因此，卢梭试图通过缔结社会契约的方式来探求“约定的自由”。马克思指出：“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也不是以这种自然主义为基础的”。的确，卢梭对社会契约论的建构并非单纯着眼于自然主义，他也注意到了社会对个人的形塑和影响，并且对私有制展开了强烈地控诉和批判。他以鲁滨逊的孤立形象作为审视社会状态下的文明人的参照物。自然状态下的个人是天生独立、自由、平等的主体，而社会状态下的个人则戴着沉重的枷锁，遭受各种不合理制度的剥削和压迫。然而，他在方法论上对原子论的坚持和对自然状态的向往，使其陷入了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的二元对立之中，构成他对私有制批判的根本限制。他在鲁滨逊身上发现，个人是先于社会而存在的天生的独立主体，社会不过是被迫生活在一起的个人的联合和谋取私利的工具，人的独立性与社会性是相互对立的。在马克思看来，卢梭忽视了人的独立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导致他对鲁滨逊形象的非社会性解释沦为一种美学上的假象，无法从根本上克服个人与社会的矛盾。

斯密和李嘉图以孤岛上的鲁滨逊形象为蓝本，虚构了“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将其作为研究经济学的出发点。根据斯密的设想，在原始社会早期就已经存在商品交换的情景。猎人捕杀一头海狸所耗费的劳动是捕杀一头鹿所耗费的劳动的两倍，因此一头海狸可以换两头鹿。事实上，受制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原始社会的人们往往以自然联系为纽带而生活在一起，个人不可能单独占有劳动产品。即便有发生物物交换的可能，也只会发生在以家庭、氏族或部落为单位的共同体边界，而不是在单个的猎人或渔夫之间。交换是从历史性生成的特定社会经济形态中发生的。“社会事实是并非任一特殊对象都可以在一特定时间地点被交换。要产生交换，那么必须有一个社会性蜕变先行于交换。”在原始社会早期，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不是以交换为主的商品经济。无独有偶，李嘉图也编排过类似的故事。假设在早期社会中，猎人与渔夫制作渔猎工具所耗费的劳动量相同，那么猎人所捕获的鹿的价值恰好等于渔夫所捕获的鱼的价值。李嘉图从给定的前提出发，把劳动价值论假设在原始社会中，将猎人和渔夫置于社会和历史之外，朝着对他有利的方向论证。他所假定的这种“经济事实”发生在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而非原始社会。斯密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是形而上学的且非历史性的。他们在重构鲁滨逊孤立形象时犯了时代的错误，脱离了具体的历史形式和经济形态，把本该加以推论的东西假定为不证自明的必然事实。马克思提醒道：“我们不要像国民经济学家那样，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国民经济学家只是使问题堕入五里雾中。”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陷入混乱之中，是因为他们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成是普遍永恒的自然形式，把表征社会关系的价值当成商品的自然属性。所以在他们眼中，原始社会中的猎人和渔夫，从一开始就以商品占有者和交换者的身份出现。个人不是历史的起点而是历史构造的结果。李嘉图和斯密不仅抹杀了猎人和渔夫的社会性，也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鲁滨逊故事基础上改编的猎人和渔夫的故事，不单单是缺乏想象力的虚构，也是资本主义自然化的文学表达和非历史的独立个体的意识形态预设。

在马克思看来，李嘉图和斯密等18世纪的人们有如此荒诞无稽的想法还情有可原。当历史的指针转到了19世纪，巴师夏、凯里和蒲鲁东等人仍然把孤岛上的鲁滨逊形象作为支撑他们经济学理论的材料，则不啻为老调重弹了。巴师夏一方面承认社会是人须臾不可离的环境。因为笛福毕竟设法让鲁滨逊在沉船中找到了赖以为生的食物和工具。另一方面，为了论证各阶级的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平等而和谐的，他把渔夫、猎人、牧人直接过渡到雇佣工人，模糊了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的界线。作为巴师夏的弟子，凯里则根据鲁滨逊形象构想了一个在孤岛上占有各种财产的人，而没有提及这个人从文明世界中抢救出来的工具和技能。蒲鲁东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超历史性和永恒性，以鲁滨逊形象为样本，复活了普罗米修斯的创世纪神话。无论是凯里，还是巴师夏，抑或是蒲鲁东，他们“都是非历史的和反历史的”。依马克思之见，笛福对鲁滨逊孤立形象的建构，是基于一种社会历史的假定。像鲁滨逊这种在社会之外从事生产的猎人和渔夫实属罕见，就像把语言当成单个人的产物一样不可思议，因为个人总是依赖于社会而独立的。即使是鲁滨逊，他在身陷荒岛之前就已经接受过文明社会的教养和熏陶，习得了求生的技能和知识，拥有了丰富的社交经验。马克思指出：“经验告诉他这些，而我们这位从破船上抢救出表、账簿、墨水和笔的鲁滨逊，马上就作为一个道地的英国人开始记起账来。”如果没有从船上找到步枪、弹药、工具、衣服等物品，那么他根本无法在荒岛上重建自己所生存的物质基础。他在沉船中找到的这些物品显然不是他自己所制造的，而是处于不同社会分工的劳动者。正是这些打上社会历史烙印的物品，构成他孤岛求生的先决条件，使得他的与世隔绝成为可能。人的独立不是绝对的离群索居，而是以社会生产活动为历史前提的。鲁滨逊虽然在岛上没有与他人发生交往和关系，但是他所使用的工具或物品却间接体现了他的社会联系，他在流落荒岛之前就已经是一个被社会文化所浸染的文明之人。

二、市民社会的“鲁滨逊”：异化的孤立者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此热衷于鲁滨逊孤立形象的建构，除了为资本主义自然化作合理性辩护，还出于一种对市民社会中孤立个体的朦胧“预感”。用马克思的话说：“其实，这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尽管马克思认为这种“预感”十分缺乏想象力，但是他并没有将此简单地归结为推理谬误和逻辑缺陷。相反，这种社会意识反映了特定的社会存在。他们想象中的鲁滨逊孤立形象是对18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异化境况的一种表达。

在成熟的市民社会以前，虽然不同社会形态的具体组织形式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却有着根本的相同之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被自然纽带捆绑在一起。共同体就好比人的身体，而单个人就好比人的器官，自身不具备独立或完全独立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指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根据马克思的考察，个人独立是以社会内部的分工为基础的。在早期社会，人们基于血缘、语言、土地、宗教或习惯等共性而结合成自然共同体，家庭或氏族内部按照性别或年龄等生理性要素进行分工，共同维持生计和营生。随着共同体人口的不断增长，分工范围也在逐渐扩大。生活在不同自然环境中的共同体，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不同，而在相互接触的地方有了交换产品的需要。交换和需要的扩大，加强了共同体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社会交往。这就使原来依靠“纯生理”的自然分工转化成社会分工，使产品转化为商品，使相互独立的共同体逐渐丧失了独立性，转化成社会总生产中相互依赖的各部门。“在一种场合，原来独立的东西丧失了独立，在另一种场合，原来非独立的东西获得了独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一些人逐渐占有生产资料或积累了私产而成为独立个人，共同体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独立个人所组成的市民社会。随着新兴生产力的发展和封建社会的解体，进入到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成熟的市民社会。虽然在自然经济中已经存在简单的商品生产与交换，但其毕竟还处于次要地位，因为生产者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所需而非交换，即使是交换也是偶然交换而非经常交换。这时候的“交换本质上是良性的、是非剥削的”。然而，在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成熟的市民社会中，人们的生产目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是为了使用商品本身，而是为了通过交换商品来获取货币。当个人凭借自身劳动所创造的产品以商品的形式卖给他人时，意味着各自的私人劳动被对方所购买、占有或支配，私人劳动的社会意义需要通过物与物的交换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受这种异己力量的驱使，商品生产者之间相互对立、彼此竞争和无规则的盲目生产。可见，资本主义发达的商品经济为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孤立和对抗埋下了种子。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恰好在流落孤岛的鲁滨逊身上，望见了市民社会中异化之人的孤立状态。

市民社会中的鲁滨逊虽然与孤岛上的鲁滨逊都以孤立的形式而生存，但还是存在显著的不同。作为被异化的孤立者，市民社会中的“鲁滨逊”为了自私自利而彼此欺骗。在发展成熟的商品社会中，人们以交换价值为中心而建立了一种普遍性的社会联系。“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关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当人的社会联系通过交换价值表现后，人与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异化，各自相互孤立和漠不关心。一方面，产品对生产者来说表现为异己的东西或孤立的“物”。不管产品具有怎样的形式、特性或作用，最后都会被卖出去，转换成货币。货币作为财富的一般代表，其本身是无个性的一般等价物。交换者在货币身上无法透视自身与产品之间的对象性关系，因此他只关心如何实现交换价值，对产品本身没有兴趣。这种“漠不关心”使其与物之间表现出“毫不相干”的对立关系。除此之外，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也相互孤立。个人的丰富个性被化约为单一的经济功能，交换双方作为“活的等价物”而互相对立，至于各自的身份或人格，这些都无足轻重。人们为了私人利益的目的，不惜把他人或社会关系当成是满足自身“实际需要”的手段，宁愿割断血缘纽带甚至抛弃教养，共同屈从于象征社会权力的货币。因为这种孤立、敌对、自私、冷漠和欺骗的关系比起温情脉脉的亲密关系，更方便谋取货币。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等人指出：“人们必须在欺骗和失败之间作出抉择。欺骗是理性的印记，其中暴露出其特殊利益。绝对的孤独原本是涵摄在世界漫游者奥德修斯和独立工匠鲁滨逊所勾勒的社会化里头，直到资产阶级时期的尾声才被开显出来。彻底的社会化意味着彻底的异化。……他们所遭遇的其他人，无论敌友，都只是异化的形式，但始终不过是工具或物而已。”孤岛上的鲁滨逊是因为海难而不得不独立生存。市民社会中的鲁滨逊则是为了私人利益而被迫按照资本主义经济原则，把人的世界撕裂为相互敌对的孤立个人，不顾一切追求原子式的利益。

然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市民社会中鲁滨逊孤立形象的理解，是未经历史性审视。即使是深陷孤岛的鲁滨逊，他身后也拖着长长的资产阶级影子。诚然，鲁滨逊生活的孤岛不存在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他的劳动不能采取抽象劳动的特定形式。无论是制作工具也好，还是捕鱼或打猎也罢，虽然生产职能不同，但都是鲁滨逊的不同劳动形式，直接就表现为简单的具体劳动。他制造物品是为了供自己使用而不是为了交易买卖，他无需通过交换过程去建构社会关系。他制造这些劳动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以及这些劳动产品中所凝结的劳动量，都无需通过价值量来衡量和表现，而是直接包含在他所制造的这些产品之中。这一切看似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关，实则却打上了深刻的资本主义烙印。鲁滨逊不仅会祈祷之类的简单宗教仪式，还从英国带来了现代社会的记账方法。他在废船上找到墨水、纸张和笔，然后清楚地记录下生产每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过程以及所耗费的平均劳动时间。换言之，鲁滨逊的记录方式是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为预设的，他在孤岛上从始至终都是以资产阶级社会的文明人来进行思考的，对价值的一切本质规定都了然于胸。鲁滨逊在孤岛上的劳动过程虽然没有被资本主义所渗透，但是他深谙市民社会的经济规则，他的思想早已被自私自利的市民社会传统所污染。正如SS普劳尔（SSPrawer）所言：“然而笛福始终意识到，并且也让他的主人公鲁滨逊意识到，从高度发达的18世纪英国社会世界中抢救出来的工具、材料和技术功不可没。因此，马克思在这里真正抨击的，不是《鲁滨逊漂流记》本身，而是某些读者由于较低级的模仿，或缺乏洞察力和有偏见的阅读，或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产生的幻想。他抨击的是《鲁滨逊漂流记》的神话，而不是这本书本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关于鲁滨逊的小说直接还原为现实生活场景，掩盖了导致异化的社会经济结构，自然也就无法理解市民社会之人的孤立状态。市民社会之人呈现出的孤立的而鲁滨逊形象，仅仅只是表象，而造成这种表象的内因无疑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因此，只有把鲁滨逊置于资产阶级社会场域中，才能真正理解市民社会之人的异化遭遇和孤立窘境。

三、自由人联合体中的“鲁滨逊”：自我实现之人

在剖析了市民社会之人的孤立处境后，马克思根据鲁滨逊形象建构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这也是《资本论》中为数不多的涉及未来社会的论述。在没有异化、剥削和压迫的共同体中，鲁滨逊不仅实现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统一，在更为重要的意义上，他也实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长期以来，一些学者在讨论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时，往往只提到他的《哥达纲领批判》，而《资本论》几乎被搁置一旁。他们通常将其定位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鸿篇巨制，无涉资本主义社会消失之后的未来社会的详细描述。马克思于1867年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一些资产阶级的“不学无术的代言人”据此批评马克思，“只限于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诚然，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主要目的，正如其副标题所示，是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虽然专注于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分析和揭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理论工作与其对未来社会的建构无关。未来的新社会往往是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在扬弃自身的生产条件的过程中，为未来社会创造了历史前提和生产条件。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和工人运动的指南，《资本论》宣告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在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消灭资产阶级的过程中，召唤出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考察和剖析，既为我们理解已经被扬弃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一面镜子，还为我们建构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新社会预留了想象空间。在《资本论》第一卷“商品”章的末尾，马克思透过鲁滨逊形象勾勒出自由人联合体中个人的未来轮廓。

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作为成员的鲁滨逊不再是人的附属品或物的配件，不再遭受异化的折磨而沦为支离破碎的存在，而是一个自由全面发展之人。伊恩·福布斯（Ian Forbes）把这种能够舒展自由个性之人称之为“新个人”。首先，自由劳动取代强制劳动。生产资料归联合体成员所共有，个人劳动从一开始就直接具有社会性。这意味着鲁滨逊的劳动力被自觉地当成了社会劳动力在使用，其劳一个动在本质上表现为不受压迫和剥削的自由劳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这与孤岛上的鲁滨逊不一样。孤岛鲁滨逊的劳动虽然也是自由劳动，但他所从事的各种具体劳动，只是其个人的不同的劳动方式，构不成社会劳动。这也与资本主义社会截然不同。劳动者被迫与生产资料分离，其所从事的劳动是受资本家控制的强制劳动，是与自身力量相对抗的异化劳动，表现为“牺牲”和“奴役”。其次，按劳分配。每个人都是以平等的劳动者身份参与劳动，并通过贡献的劳动量的多少来参与产品分配。从社会总产品中扣除社会基金后，生产资料用于再生产，生活资料则用于鲁滨逊这类联合体成员消费。这与孤岛上的鲁滨逊不同，“鲁滨逊的一切产品只是他个人的产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这也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存在本质区别。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分配的剥削性质。资本家为了无限度地实现价值增殖，只为工人的必要劳动提供了价值补偿，而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则被其无偿占有。最后，时间的可控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来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工人被剥夺了自由支配时间的权力，甚至连吃饭、喝水、休息的时间都被监工算计。与之不同的是，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必要劳动时间是按社会各种需要而有计划地分配到各个生产部门，它不是由外在权力强加的，而是生产者自愿劳动的时间。除此之外的时间是可支配的自由时间，用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本身就是社会财富。“他（马克思）所勾勒的是一种集体式的‘鲁滨逊’，其决定性并非原子式的，而是社会性的，一种并非与‘个体’相对立的‘社会’：甚至劳动时间也反映了‘个体’与‘社会’的相互依存。”在自由人联合体中，“鲁滨逊”超越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个人主义传统，真正实现了独立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作为一种观察历史嬗变与个体境遇的“工具”，鲁滨逊形象并非一成不变的。从自然共同体到“虚假共同体”再到“真正共同体”，鲁滨逊形象被马克思赋予了不同的意涵。现实社会不是一个没有裂缝的坚固“结晶体”，而是一个充满矛盾且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有机体”。马克思对鲁滨逊形象的分析，不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天马行空，而是遵循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在自然共同体中，因生产力的低下，单个人并不像流落荒岛的鲁滨逊那样离群索居。相反，他们往往以自然纽带为依据而群居在一起，个人从属于自然共同体。即便在小说中，鲁滨逊的孤立也是以文明社会为前提的。所以，并非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鲁滨逊形象的解读那样，物质生产是从处于自然状态中的孤立的个体开始的。在“虚假共同体”中，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化和商品交换的普遍化，个人从自然共同体的人身束缚中挣脱出来而独立。然而，这种鲁滨逊式的“独立”是一种异化的孤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宰治下，人们为了自私自利而相互竞争、欺骗和对抗，陷入了普遍的阶级对抗和利益分裂之中。个人遭受“物”的抽象统治，自身与其主体意识“貌合神离”，沦为一种单向度的物化之人。所以，“虚假共同体”在本质上是一种资本逻辑的异化共同体。在“真正共同体”中，亦即在具备更高水平公有制的自由人联合体中，资本主义私有制被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所取代。鲁滨逊实现了私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结束了异化的病态社会关系。人们彻底摘下了物的“面具”，还原了作为人的本相与真性。人们在普遍利益一致的基础上自愿联合，根据自身的需要而培养不同的能力和发展不同的个性，复归了作为人的自由本性，把人的全面发展当成终极目的。自由人联合体为鲁滨逊提供了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单个鲁滨逊的发展与进步又为其他无数个鲁滨逊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巴索（Luca Basso）认为：“共产主义既不能被理解为个人主义，也不能被理解为有机主义，而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能够在政治层面处理差异化个体间联系的形式。这意味着不是通过合并的方式（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基于个体间的合作，将共同体与个体联结起来，从而增强他们的个人能力”。由此可见，自由人联合体才真正具备使鲁滨逊保持自由独立的社会经济形式和物质生产条件。

结语

马克思透过对鲁滨逊形象的唯物史观分析和重构，阐明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市民社会孤立之人的异化根源，勾勒了自由人联合体的未来图景。这从根本上厘清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鲁滨逊形象的错误认知。他们的错误不在于将人的孤立性视为18世纪成熟的市民社会的一个特征，而在于抹杀了不同社会的历史差别，割裂人的独立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对不同社会场景中的鲁滨逊形象的唯物史观分析，构成了一条关于人类解放的完整逻辑链条。这对于我们诊断资本主义社会症候和理解未来社会图景，具有深刻的认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