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哲学革命”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深化发展具有一个关键质变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等科学方法论构建过程中蕴含着前提性的“认识论革命”。应聚焦于政治经济学方法的“两条道路”，阐明一直以来被忽视的思维行程对现实具体的“再生产”问题。所谓“两条道路”在认识论意义上就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表象—再现”过程、科学抽象过程与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中再生产”过程。以表象具体和抽象范畴为中介对现实具体进行“思维中再生产”是贯穿“两条道路”的主线。马克思重构了存在论与认识论的传统关系，构建了特定社会存在论与特定社会认识论的根本制约与能动再生产关系，改变了近代认识论的“意识”范式，将“社会定在”作为认识论的核心范式，开启了面向资本主义新变化和社会主义新发展的未来认识论向度。

关键词：《资本论》  社会认识论  “两条道路”  思维中再生产

作者：郗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6年第7期P19—P38

马克思的社会认识论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层面，是《资本论》科学方法论的关键前提，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真正能够切中当代现实的思想关节点和理论生长点。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方法论和社会认识论进行了大量富于成效的研究，但仍然没有系统探究科学方法论与社会认识论之间的深层关系。一方面，学术界基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系统阐发“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从后思索”等科学方法论的理论意义；另一方面，学术界对马克思社会认识论的原理进行了深入研究，例如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认识对象”的发生机制及其与“现实对象”的内在关系、认识论的社会形式分析等的讨论，从而寻求构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认识论基础。然而，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路径仍有待整合与深化：关于这些科学方法论中预设的前提性社会认识论问题的研究，尤其是这些方法论在“认识—对象”关系上何以是“科学的”这一根基性问题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化拓展。

针对上述问题，通过更为深入的思想史研究和理论分析，我们发现，马克思“哲学革命”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深化发展具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质变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等一系列科学方法论构建过程中蕴含着前提性的“认识论革命”。马克思在其“一生的黄金时代”写作的大量经济学手稿及笔记蕴含着“哲学革命”深化发展的思想实验路径，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从抽象到具体”方法论的提出，将社会认识论问题摆到“理论前台”来加以审视和阐发。正是这些处于思想发展过渡期的重要篇章对“历史科学研究者何以社会历史地认识特定社会形态及其社会结构”“关于特定社会形态的历史科学知识何以社会历史地可能”等历史科学的根基性、前提性的认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反思、研讨和阐发。

对《资本论》蕴含的社会认识论与科学方法论的深层理论关系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历史科学认识何以社会历史地可能的问题、“认识—对象”的关系如何遵循“社会历史客观性”等基础性问题的探讨，应当从《导言》中“从抽象到具体”思想出发，聚焦于一直以来被学术界所忽视的思维行程对现实具体的“再现”（中译本译法，原文为Reproduction，直译为“再生产”）问题。通过《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的“对话式”研究可以开掘科学方法论构建中蕴含的社会认识论思想变革，并追溯“再现”或“再生产”问题的思想史和概念史源流。在“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论与西欧近代哲学的表象论、德国古典哲学的理念论的超越中，将历史科学对社会现实的“再现”深化为“思维中再生产”，进而深入发掘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思想在历史科学的认识论根基上所产生的“范式革命”意义。

一、从“再现”到“再生产”：从抽象到具体的原初含义

深入理解“从抽象到具体”的社会认识论意蕴，需要回到《导言》第三节“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原文的初始语境中。当前学术界对这一部分的研究主要关注方法论问题，包括“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两条道路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联系《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探讨两条道路与“研究方法”“叙述方法”的对应关系问题。

但是，笼统地谈论方法论无法触及“从抽象到具体”方法论的社会认识论根基。这是因为，方法论是关于方法之为方法的反思，是关于何种方法适用于认识或改造何种对象的理论，因而是使得各种具体方法得以可能的根本性方法。科学的方法论预设了“方法—对象”的认识或改造的适用性关系，而这种适用性关系只有在对“认识—对象”的社会客观性关系的深刻把握下才有可能。能够合理把握这种“认识—对象”的社会客观性关系及其生成、结构的就是历史科学中的社会认识论。对社会认识论问题的研究应深入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社会主体与社会客体、抽象概念与具体现实等本质性的矛盾关系层面，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探究马克思“两条道路”论述中的“再现”或“再生产”的前提性问题。

所谓“再现”或“再生产”，是指马克思对认识主体通过表象具体蒸馏出抽象范畴从而形成思想具体这一思维过程的认识论表述。关于表象具体、抽象范畴和思想具体三者的动态生成关系，马克思将其概括为“两条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其中，中译文“再现”一词对应的原文是名词形式的Reproduction和动词形式的reproduciren，在德文中的原意为“再生产”，当然这里不是指物质再生产或生命再生产，而是指“思维中的再生产”。那么我们应如何理解名词Reproduction和动词reproduciren的翻译问题？“再现”和“再生产”在政治经济学方法的“两条道路”上又有何区别呢？

要辨明“再现”和“再生产”之间的区别，首先要厘清马克思原文语境中与之紧密相关的“现象”（Erscheinung）、“表象或再现”（Vorstellung）、“叙述或呈现”（Darstellung）、“假象”（Schein）等概念的准确内涵。“现象”是指事物内在本质的外在表现形式，现实具体中的现象与本质两个层次构成了事物表现自身的关系性结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制约下的生产当事人，并不能对社会现实中的“本质—现象”客观结构进行“理智直观”从而直接认识事物的本质。当复杂的社会结构呈现在人们面前时，人们通过感性直观把握上述“本质—现象”结构中的现象层面，进而形成“表征”（vorstellen）着现实整体的混沌“表象”，英文中的对应术语分别是represent和representation。科学研究者把上述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进行从现象到本质的“蒸发”或抽象，从关于现实整体的混沌表象中“分析”出仅仅表现现实整体的单个侧面、单方面关系的抽象规定，形成抽象范畴。科学研究者基于抽象范畴对现实社会的诸种侧面的持续表现过程，按规定性逐步丰富化、多样化、立体化的逻辑顺序展开体系性综合建构，这就是对现实具体的理论“叙述或呈现”，德文为动词形式的dargestellt和名词形式的Darstellung，其对应的英文为present和presentation。如果将现实具体中本质与现象之间复杂的生成性关系科学地叙述或呈现出来，那么研究主体就已经科学认识了现象。马克思多次提及对现实运动进行科学叙述的重要性：《导言》第一节“生产一般”通过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对思维抽象过程的非科学认识，提出了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相反地，如果将现实具体的现象误认为本质，或未能科学呈现本质与现象的相互生成关系，则会形成关于现实的“假象”。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对现实具体的不合理抽象形成的“个人一般”“生产一般”等“鲁滨逊故事”，以及黑格尔将社会实在或现实具体理解为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结果，都是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非科学叙述而造成的幻觉或假象。

通过概念辨析和《导言》原文语境，我们便能看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两条道路”的认识论内涵：第一条道路主要指从具体到抽象的“表象—再现”过程和科学抽象过程；第二条道路以第一条道路为前提，主要指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中再生产”过程。从具体到抽象即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由于表象（Vorstellung）对应英文representation（再现），且德文前缀Vor⁃ 表示“在前、先于”的含义，所以第一条道路上的表象具体与现实具体之间是一种“再现”关系。所谓“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表象中的具体”“直观和表象”都是指对现实具体的外在现象进行感性认识的阶段。而“抽象的规定”指的是把表象具体中的单个侧面、单方面关系抽象出来而形成的简单概念范畴。抽象范畴只保留了现实对象的某些一般性抽象关系，而搁置了多样的现象形式。

进一步，从抽象到具体即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再现”的德文规范写法是Reproduktion，应翻译为“再生产”，对应的英文为reproduction。那么这里的抽象的规定已经不同于作为表象具体分析结果的抽象范畴，它是表现“思想具体”“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总体”的某一方面或某个特定属性。“两条道路”中的两种“抽象”之间的区别体现为，第二条道路中作为起点的“抽象”是对第一条道路作为结果的“抽象”的进一步加工和再深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创作过程中，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纷繁复杂的多样性现象，马克思科学抽象出了“劳动一般”“生产一般”“资本一般”等抽象范畴，并一度将“资本一般”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本题。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又进一步从“资本”范畴中抽象出了更具一般规定性的“商品”范畴，将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元素形式的商品作为研究起点，将“商品”范畴确定为《资本论》的逻辑起点。之所以有上述区别，是因为“两条道路”的理论目标是不同的。从具体到抽象的“表象论”是要表征现实具体、分析得到抽象范畴，即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直观和表象”中抽象出具有本质规定性的“资本一般”作为研究对象和“商品”作为起点范畴。而从抽象到具体的“再生产论”则是要在第一条道路基础上，科学地叙述或呈现特定现实具体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尤其是这一现实具体内在的“本质—现象”相互生成的诸种结构性关系。对现实具体的动态叙述或呈现过程，就是持续丰富抽象范畴的规定性、对现实的多样规定性进行综合的“再生产”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两条道路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时间上的先后“一过性”关系，而是持续共存的“逻辑先后”关系，第二条道路的思维中再生产过程，始终蕴含着第一条道路的“表象—再现”与合理抽象过程。也就是说，范畴运动对现实具体的叙述呈现过程，并非纯粹思辨的范畴运动，而是一方面加工、改造经由科学抽象而获得的简单范畴，并将其按照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结构整合为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又不断吸收、容纳经由具体表象而获得的经验性材料，并将之纳入上述理论体系的各个具体层面的叙述之中。正是在这种科学地叙述或呈现现实具体总体的意义上，马克思强调“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要言之，17世纪的政治经济学错误地把从具体到抽象的“表象论”理解为科学的全部认识进程，但实际上它只是构成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思维过程前提。真正科学的思想具体不能停留于对现实具体的经验材料的表象过程，而是要不断地在“表象—再现”和科学抽象基础上进行“思维中再生产”，如此才能对现实具体进行科学叙述或呈现。

既然“思维中再生产”实质上区别于“表象—再现”，那么Reproduction/reproduciren又为何被译为“再现”呢？改译为“再生产”，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呈现马克思的原意呢？我们需要再次回到《导言》原文的两处语境：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Reproduction）以及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reproduciren）出来的方式。两处都意在表述第二条道路上思想具体对现实具体的叙述或呈现关系。将Reproduction翻译为“再现”，可以凸显现实具体与思想具体在存在论上的非同一性，捍卫认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同时侧重于第二条道路所预设的第一条道路即认识主体对现实具体的“表象—再现”。然而，“表象—再现”环节仅仅是第二条道路的逻辑前提，从表象具体到思想具体中间还存在对表象进行分析形成抽象范畴，以及对抽象范畴进行综合形成范畴体系总体的诸多理论加工环节，因而，“再现”并不能全面表达思想具体对现实具体的整体性、动态性叙述呈现关系。如果将Reproduction直译为“再生产”，则更能凸显从抽象到具体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本质—现象”的动态生成性呈现关系。并且马克思将呈现的条件都限定在“思维行程中”，“思维中再生产”同样可以强调“两条道路”仅仅属于思维过程而不产生现实具体这一唯物主义前提。

“思维中再生产”范畴能够揭示出从抽象到具体思想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两者的批判性面向，更切近《导言》的原文语境，更贴合马克思的理论原貌。一方面，“思维中再生产”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执着于直观或表象的经验主义不同，后者将直观和表征到的表象具体与资本主义现实具体直接等同或混淆，在现实历史变迁之外悬置了一个合乎自然的普遍人性状态来解释资本主义现实，从而不合理地抽象出了不受社会历史规定的“个人一般”“生产一般”范畴，并把它们看作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然前提和永恒形式。而马克思强调的“思维中再生产”则预设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历史特定性和暂时性，并指出，仅凭对现实的直观和表象不可能在思维中呈现现实总体的内在结构，只有从表象具体分析出本质规定，并在思维中综合出现实总体的“本质—现象”诸环节诸层次的生成转化和颠倒表现关系，才能将特定社会历史过程的产生、发展、灭亡的规律趋势科学地叙述出来。另一方面，“在思维行程中对具体的再生产”（Reproduction des Concreten im Weg des Denkens）在根本上区别于黑格尔以概念产生现实的“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der Entstehungsprocess des Concreten selbst）。在黑格尔看来，概念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运动之所以是概念自我运动而生成现实的过程，是因为现实具体与思想具体本来就具有本体论根据上的同一性：概念在自身各环节自我综合、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过程，就是概念不断地与实存达成统一从而产生现实的过程。然而，马克思的“思维中再生产”仅仅指涉认识论过程，根本不同于“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所指涉的生成论或存在论过程。换言之，思想具体对现实具体的再生产过程被马克思严格地限定在了思维过程内部：“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思维与存在只有认识论上的“统一性”，而没有存在论上的“同一性”。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前提和认识对象，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并非黑格尔所理解的是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结果，这一社会现实本身就是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客观地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它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

综上，通过马克思相关论述的原文考辨可以发现，所谓“两条道路”在认识论意义上实质就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表象—再现”过程、科学抽象过程与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中再生产”过程。而以表象具体和抽象范畴为前提和中介对现实具体进行“思维中再生产”是贯穿“两条道路”的主线。由此，马克思的“思维中再生产”包含着两重限定性的前提预设：第一重是认识论上的前提，即预设了从具体到抽象的“表象—再现”过程和科学抽象过程作为认识过程的起步阶段；第二重是使得认识论前提得以可能的、更深刻的存在论前提，即预设了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过程和社会关系生产过程。这种社会存在论—认识论的双重前提、双重限定性，使得思维中的再生产只能是以“表象—再现”过程为认识起点的再生产，而不能等同于“表象—再现”过程；只能是以社会生产为现实基础的“思维中再生产”，而不能是思维对现实的“直接生产”。

二、“思维中再生产”对德国古典哲学认识论的继承与改造

要深刻把握马克思的“思维中再生产”的特质和新意，就要追溯其思想来源，并以之为思想史参照系来阐发其思想创新意义。从思想史传承创新的视域看，马克思哲学革命包括《资本论》的认识论主要生发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与批判，“思维中再生产”更是主要扎根于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和黑格尔的认识论传统，继承并发展了二者的思想精髓。因此，首先要追溯“思维中再生产”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思想史和概念史源流，从而进一步深化理解从抽象到具体“思维中再生产”范畴的认识论内涵。

康德首先在认识论领域明确界定“再生产的”（reproduktive）概念。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将想象力定义为“把一个对象甚至当它不在场时也在直观中表象出来的能力”，是一种连接感性接受性和知性统一性的中介性能力。在使得知性范畴与经验性对象产生联系的先验演绎“三重综合”中，“想象中的再生的综合”在逻辑上介于“直观中领会的综合”和“概念中认定的综合”之间。一方面，想象力是唯一能够给予知性概念一个相应直观的主观条件，因而它属于感性；另一方面，想象力的综合是依照知性范畴对感性进行先天性规定的自发性综合，因而它是知性在感性直观的经验性对象上的最初作用形式。正是因为想象力的这种双重属性和中介性作用，康德将其区分为经验性的“再生的想象力”（die reproduktive Einbildungskraft）和先验性的“生产性的想象力”（die produktive Einbildungskraft）。

“再生的想象力”是可以把时间上在先的经验性对象回忆起来、唤起经验诸对象的能力。康德认为，一个对象的给出作为在直观中的直接“呈现”（darstellen），无非就是将对象的表象与经验（Erfahrung）（现实的经验或者至少是可能的经验）联系起来。由于康德将感性杂多区分为经验性感性杂多和先天感性杂多，再生的想象力对感性杂多的综合作用仅限于经验性感性杂多，只服从于经验性的联想律，不能解释先天知识，因而归根结底属于心理学而不属于先验哲学。

而“生产性的想象力”是一种既具有回忆能力，又具有自发性和创造性的“联想”（Assoziation）。 区别于再生的想象力对经验性感性杂多的综合作用，生产性的想象力对先天感性杂多的综合作用指向了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是一种能够建立先天知识可能性的“想象力的先验综合”。经验性杂多通过再生的想象力被呈现为经验对象的表象，但并不能产生知识，这仅仅是知性范畴作用于感性杂多的第一步，还需要通过生产性的想象力转化为先天感性杂多从而生产出知性范畴能够认定的综合的对象。而生产性的想象力之所以能够使得知性范畴应用于先天感性杂多，一是因为知性中的纯粹先天知识本身包含有想象力的综合的必然统一性，二是因为这种综合统一性来自统觉的本源统一而直接指向杂多的先天联结。

康德将再生的想象力与生产性的想象力都严格限制在认识论领域。“再生产”是复制性的回忆，是基于经验条件的想象力的再生产性综合能力；而“生产”是创生性的把握，是先天发生并能产生知性认识的想象力的生产性综合能力。虽然康德认识到了知性范畴与经验对象的二分难题，并以想象力作为中介性能力贯穿其中，甚至在再生的想象力和生产的想象力之间又加入了先验图型作为表象性中介，但仍然无法弥补其理论体系中最为显著的物自体与现象界的二元论鸿沟。

正是针对康德体系的二元论难题，黑格尔和马克思分别在“人对绝对的认识”与“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两种不同的问题导向支配下创造性地发展了生产的想象力和再生的想象力，体现出二者的认识论思想既具有同根同源的联系，又在认识论与存在论关系上具有异质性差别。《导言》中Reproduction/reproduciren的翻译问题便显著地提示出，黑格尔的“概念产生现实”与马克思“概念在思维中再生产现实”之间的这种联系与差别。

黑格尔逾越和扬弃了物自体与现象界的二元鸿沟，将康德想象力概念的生产性维度即认识论领域的“生产的想象力”扩展到了存在论领域。这是因为，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圆圈”有一个自我证成的基本前提：理念能够成为绝对者，即完全认识世界且能够在认识过程中将世界产生出来，其哲学体系便是由理念在认识世界同时也是创造世界的过程中经历的诸差异性环节构成的。在黑格尔那里，存在论、认识论与逻辑学三者是统一的有机整体，所以绝对理念在自我运动中对自身的不断生产和再生产，既是其在认识领域自我认识和自我综合的深化过程，又是其在存在领域产生现实又扬弃现实的上升过程。

在《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第一部分《逻辑学》（即“小逻辑”）中，黑格尔指出，“生命”作为“直接的理念”是理念走向绝对理念的第一个环节，在其中主体“再生产”（reproduziert）着自身，而绝对理念是生命理念和认识理念的统一。可见，存在论领域的生命有机体再生产过程与认识论领域的绝对理念自我认识过程是相互统一的。

在《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第三部分《精神哲学》中，黑格尔直接将想象力规定为表象（三个环节：回想、想象力、记忆）的第二个环节。首先，黑格尔区分了“意向”（Bild）和“表象”：意向是“感性—具体的表象”，而表象是受到存在规定的“给予的东西和直接的东西”，由诸意向通过观念联想律联系起来。根据意向和表象的区别，黑格尔区分了两种想象力，分别是进行意向再生活动的“再生的想象力”（die reproduktive Einbildungskraft）和使意向彼此相联系的“联想的想象力”（die assoziierende Einbildungskraft）。再生的想象力重新唤起存在于它里面的意向，联想的想象力借助观念联想律将不同的意向相互联系从而上升为普遍性的表象，这就使得特殊性意向与普遍性表象达成统一，表象就获得了“定在”（Dasein）。

如果对比康德和黑格尔的想象力概念，我们会发现黑格尔批判继承了康德想象力概念的能动性方面即“生产的想象力”，将思维的“生产性”理解为概念设定、产生并外化为现实的过程。在康德那里，再生的想象力和生产的想象力分别代表着主体的经验性和先验性两种认识能力，虽然有先验图型作为中介，但二者始终是受制于现象和物自体二元性并峙的。而在黑格尔这里，具有生产性的理念能够外化出自然界的有机循环过程，并将其统摄于理念的自我认识历程之中。再生的想象力和联想的想象力都成了表象获得定在的一环，并进一步被内化到理念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生成之中。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本质，即其错误地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把“思维中的再生产”理解为“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马克思将这种“再生产”严格地限定在思维过程之内：“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这种把源自特定社会现实的直观和表象加工抽象为概念，再将抽象概念综合为思想具体，从而在思维中再生产现实具体的过程，正是马克思的两条道路相统一意义上的社会认识过程，而绝非黑格尔意义上的概念产生现实具体的存在论过程。

从对认识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来看，马克思对黑格尔“思想具体产生现实具体”观点的批判，意味着向康德“想象力中的再生的综合”立场的位移和接近。康德以想象力综合感性杂多生成“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型”，而马克思通过从具体到抽象，基于表象具体分析出抽象范畴，再通过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中再生产”过程将抽象范畴综合为思想具体。可见，两者都经历了从“表象”到“范畴”的逻辑进程，又都将“再生产”限定在认识过程内部，体现了有限性的而非绝对化的思维方式，而且马克思具有比康德更为具体、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规定下的有限性思维。马克思的这种特定社会历史的有限性思维，为扬弃黑格尔绝对认识论框架进而走出整个西方近代哲学“意识”范式的认识论革命奠定了前提。

三、“思维中再生产”对近代“表象论”哲学的革命性扬弃

从思想史传承创新视域来看，《资本论》思维中再生产论扎根于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和黑格尔的认识论传统，继承并发展了其思想精髓。那么，是否可以认为马克思的社会认识论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认识论这一既有理论内核的“推广应用”或“线性发展”形态呢？如果仅仅坚持马克思思维中再生产论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线性发展和抽象同一，将德国古典哲学当作“现成的诠释框架”去“统摄”“化约”甚至“裁剪”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可能就会错失《资本论》历史科学及社会认识论的问题意识和核心要义。上文的思想史考察是为了在传承的连续性中具体把握思想革命的质变性，而非简单地将传承的“源头”理解为支配性的“诠释框架”来限制或矮化创新的“潮头”。

马克思社会认识论与德国古典哲学认识论虽然有着深刻的继承发展关系，但更深层次地看却存在一个实质差异：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而非康德式的“人是什么”或黑格尔式的“人何以认识绝对”）这一全新的总问题的确立，马克思思维中再生产论蕴含着对近代唯理论、经验论和德国古典哲学的“表象—再现论”传统的深刻批判，因而构成了对西方认识论传统的范式革命。

（一）“思维中再生产”与近代“表象—再现论”的相关性

表象论传统起源于近代西方哲学史上自笛卡尔开始的认识论转向，无论是唯理论、经验论还是德国古典哲学，都将主体的认识对象预设为一种包含本质与现象的二元关系的结构，而且这种二元结构是既存的现成性一般关系或者先验性普遍关系。在认为现实本身分为本质与现象两个层面的意义上，马克思与近代表象论是一致的。但是，对于本质与现象之关系的认识，以及如何在思想中科学地呈现本质与现象之关系的问题，马克思与近代表象论既有紧密联系，又有本质性差别。马克思的“两条道路”在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关系上根源于近代表象论，但又超越了表象论的“本体论—认识论”范式，构建了一种以资本主义社会为批判对象的新型“社会历史存在论—认识论”范式。那么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中再生产论”与近代哲学的“表象—再现论”的关联性何在？又在哪些方面超越了近代表象论的旧哲学范式？

统而言之，马克思“思维中再生产”与近代哲学“表象—再现论”的关联性在于：思维中的再生产作为从抽象到具体（第二条道路）对现实具体的叙述或呈现关系，在逻辑上预设了从具体到抽象（第一条道路）对现实对象的表象—再现关系；而且，从具体到抽象与近代哲学的表象论具有相同的理论前提，都认为主体的直观和表象根本上都来源于现实对象（及其本质和现象）。

对于“表象—再现”与“呈现—叙述”的深层相关性，海德格尔在解构近代哲学的表象论主题时给予充分强调，同时却又抹杀了二者之间的差异性。他将现代科学中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存在者）的认识关系界定为“表象”（Vor⁃stellen）关系，进而凸显了现代科学所带来的人的主体化与世界的图像化的现代性困境。在海德格尔看来，表象的目的在于把研究对象（存在者）带到研究主体面前并被研究主体支配、计算和摆置。然而，海德格尔阐释了科学研究与存在者之间的表象关系，但是并未进一步深究表象与呈现之间的区别，而是模糊了“表象—再现”与“呈现—再生产”之间的差异。这集中体现在他对Vorstellen与dar⁃stellen（叙述或呈现）、Re⁃präsentation（再现）与Präsentation（呈现）等概念的同一化阐发运用之中。

如果从马克思《导言》的语境和视角来看，海德格尔显然是将表象、再现、呈现与叙述或呈现四种概念抽象地同一化，混淆了科学研究中的“两条道路”即“表象—再现”及形成抽象概念的过程与“思维中再生产”的“叙述或呈现”过程。

不同于海德格尔为了解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而采取的抽象同一化处理方式，阿尔都塞研读《资本论》及手稿时则从概念原初内涵上区分了马克思原初语境中的“表象—再现”与“叙述或呈现”两个概念。在《读〈资本论〉》中，阿尔都塞从结构性视角对Darstellung和Vorstellung两个概念进行了认识论阐释。他认为，“表象—再现”出来的东西并不是现实对象本身，而是放置于现实对象前面的、被主体直接感知到的研究对象。而“叙述或呈现”则是全部对象的表现、完全给出，其背后不再隐藏着未表现出的本质性内容。可见，“叙述—呈现”形成的内容要比“表象—再现”形成的内容更为丰富深刻、更具有总体性，是更为趋近现实具体的思想具体。

要言之，“表象—再现”仅仅是对先验预设的现实中“本质—现象”关系的现成性表达，是从具体到抽象的第一条道路上的第一个逻辑环节；其中，直观和表象形成的表象具体还有待被分析为能够反映现实对象的一般关系或本质属性的抽象范畴。而“叙述—呈现”作为从抽象到具体的第二条道路，不仅在逻辑上预设着第一条道路的表象—再现关系，而且通过对抽象范畴进行开放性综合，能够对表象背后的现实具体在思维中进行再生产。这一思维中再生产的结果，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体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叙述或呈现。

（二）对“表象—再现论”的抽象同一性的批判

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中再生产”对近代哲学“表象—再现论”的超越性在于，将表象论先验预设的社会本质与社会现象的二元结构重新归还到其历史化境遇中，以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动态理论结构呈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定交互生成关系；这种交互生成关系及其内在结构和规律趋势在思维中再生产为特定社会结构和特定历史规律理论。

从思想史上看，近现代认识论发展经历了从“主体—对象”二元对立和抽象同一的表象论到面向社会历史生活过程的结构化理论的“范式转换”。福柯在《词与物》中将这种认识论范式的转换称为知识型的间断性演变。在福柯看来，从16世纪到17世纪，词与物的相似性知识型逐渐转换成了词与物的非相似性“表象”知识型。在“表象”知识型支配下，知识空间局限于主体—对象的同一与差异的表象关系。而到了19世纪，知识型再次发生了间断性演变，走向了“大写的”知识空间。在具有总体性的“大写的”知识空间内，存在不能还原为主体对对象的表象的诸多新要素，比如劳动、生命、语言等，它们是表象之外的“准先验物”。福柯尤其指出，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超越表象论的趋势，近代表象论哲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占据统治地位的过程中触及自身的界限，被转化为19世纪“大写的”面向社会有机结构的知识空间。要言之，福柯的上述论述敏锐捕捉到了近代表象论的深刻局限：囿于主体—对象的二元范式，以抽象同一性系统遮蔽处于表象背后的社会有机总体内含的多样差异性。在福柯揭示出的从表象向社会有机结构的认识型转换视域中，马克思建立在特定社会存在论基础上的社会认识论的革命意义就更为凸显出来。马克思思维中再生产论所实现的认识论范式的革命性转换的关键就在于，实现了从主体—对象二元范式向社会有机体的多层次多环节结构的生成与消灭范式的转换。

（三）认识主体与对象的关联方式：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的差异

表象—再现论对差异性的遮蔽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那里虽然体现为诸种不同的认识主体—对象关联方式，但是都导向了形而上学的抽象同一性。正是将近代表象论置于特定社会历史存在论与认识论的基础上加以批判，通过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中再生产呈现出资产阶级社会表象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现象”的差异性和交互性结构，才使得《资本论》的社会认识论超越了近代表象论。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论前提是经验主义式的表象论，其中认识主体—对象关联方式在于，将“表象具体”直接等同于“现实具体”，从而混淆了现实的现象与本质，将资产阶级社会这一特定形式非历史地理解为自然性的人类社会一般形式。在《导言》第一节“生产一般”中，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历史性视野出发，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表象论的抽象同一性思维。一方面，马克思揭示出，他们不合理地抽象出“个人一般”“生产一般”等“鲁滨逊故事或神话”类型的范畴，从而将特定的资产阶级社会抽象为人类社会一般。另一方面，马克思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虚构的上述范畴神话仅仅在观念形式上是非历史的，但在物质内容和现实基础的角度又是历史地形成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定社会关系及社会结构，在观念中把自身再生产为诸多非历史性的范畴：“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具体来说，正是社会存在层面的资本增殖、物象化和意识形态再生产的三位一体结构，才使得作为现实之现象的物象与物象之间的社会关系遮蔽了作为现实之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只能看到直接显现为“表象具体”的流通关系，而不能看到流通关系背后的本质层面即资本生产关系。

而德国古典哲学则属于唯理主义式的表象论，其认识主体与对象关联方式在于：虽然区分了认识对象的现象与本质，但先验地预设了现象与本质的现成性一般关系或者先验性普遍关系，要么陷入了康德式的现象与物自体分离的先验二元论，要么陷入黑格尔式的逻辑概念本质产生时空诸现象的绝对一元论。康德对客观性认识对象和主观性认识主体的关联性态度是既暧昧又决绝的，认为认识主体仅仅能主动把握到认识对象的现象层面而不能达到对本质的整全性认识。具体而言，现象与物本身之间的鸿沟使得认识主体无法通过理智直观把握到物的本质；但同时，通过感性直观得到感性杂多并经由想象力综合转化为能够被知性范畴作用的经验对象，认识主体也能够在先验统觉的综合统一作用下形成对对象所表现出来的现象的知性确定性。而黑格尔着重批判了康德哲学所预设的现象与物本身的二分，将康德预设的先验统觉的统一性扬弃为能够进行中介性概念思辨的绝对理念。因而作为认识主体的理念能够在概念自我运动中设定和产生认识对象甚至现实具体：对认识对象的认识过程成了对表象具体和现实具体的“产生过程”。在这一认识主体“产生”认识对象甚至现实具体的意义上，黑格尔从体系的起点到终点都逐步消解了思想具体与现实具体之间的存在论差异，混淆了二者而陷入思辨和解的幻觉。

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表象论范式的超越性在于，通过区分“认识对象”和“现实对象”透视了（作为直接认识对象的）表象具体背后的现实具体，并在思维中再生产出资本主义这一特定社会形态的“本质—现象”交互生成结构。马克思将科学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把握为历史性认识主体与历史性认识对象的社会历史性关系，从而指出，主体对对象的认识是在社会历史条件制约下的特定头脑中加工改造对象的思维中再生产过程。《资本论》一至三卷对资本逻辑的逐步展开是一种“再生产”式的循环演历：本质（剩余价值生产）转化生成诸种现象形式，而现象形式又反过来参与到本质（剩余价值生产）的再生产之中，不断循环、扩大、上升，形成了一种从特定社会存在的内部联系逐步生产、再生产出特定外部表现形式的特定性社会生成论。这种社会生成论不是从本质向现象的单向度的演绎，而是一种双向交互循环过程，呈现出一种“本质生产出表象，而表象又再生产出本质”的因果往复的叙述结构，消解了近代表象论哲学在本质与现象之间预设的先验性二元对峙结构。

要言之，马克思的思维中再生产论开启了科学认识特定社会的“两条道路”：一方面批判借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验实证前提，区分了思想具体与现实具体，从而扬弃了康德先验的表象论和黑格尔思辨的表象论；另一方面，批判性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对本质与现象联系与区别的辩证阐发，区分了表象具体与现实具体，从而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验主义表象论。

四、认识论革命与存在论重构：“思维中再生产”的理论意蕴

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认识过程贯穿《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创作始终，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就是马克思在思维中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具体总体的过程。如上所述，《资本论》不仅是呈现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本质生成现象、现象再生本质”交互生成结构的社会历史存在论，而且是在思维中再生产这种生成结构的社会历史认识论。对《资本论》的社会历史存在论与社会历史认识论及其内在联系进行综合性探究，进一步理解思维中再生产论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建构的理论意蕴，有助于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阐释与创新。

（一）何为“思维中再生产”的主体

探究《资本论》存在论与认识论的关系问题，首先需要解决存在论与认识论的主体问题。需要探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主体与认识主体是同一类型的主体，还是不同主体？《资本论》第一卷开篇即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这一“表现为”（erscheint als）的主体是什么？所谓“表现”（erscheinen）即内在本质外在化而形成客观“现象”（Erscheinung）的过程。“庞大的商品堆积”背后的主体或本质就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这一现实总体，而这一现实总体的内在联系将自身表现为商品堆积这种物化的财富形式。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关系体系（内在本质）“表现为”商品流通交换（外在现象）是一种社会存在论意义上的特定现实结构。可见，《资本论》所呈现的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过程的主体是一种“社会主体”，正如马克思所言，“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相对于《资本论》存在论意义上的“社会主体”，《资本论》中的认识主体则是资本主义社会规定下现实诸个人中的批判者（及其头脑和理论思维）。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具体作为社会主体、实在主体，规定着作为现实个人的批判者的头脑和理论思维，并相对于认识主体保持着独立性：“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另一方面，认识主体通过理论思维将社会主体在头脑中再生产为思想具体：“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 这就是“两条道路”上现实诸个人作为认识主体将作为社会主体的现实具体在思维中再生产为思维具体的客观过程。

但是，如果研究者（认识主体）将思维对现实具体的再生产过程看作现实自身的产生过程，那么就会混淆存在论意义上的社会主体与认识论意义上的个人主体。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表象论者就陷入了这种假象或幻相，将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论主体与认识论主体抽象同一化，甚至把社会主体等同于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人主体，导向了思辨唯心主义。但是，资本主义“这个一定的社会”作为现实具体并不能通过自我意识而达到自我认识，社会作为“主体”仅仅是社会历史运动过程的客观“承担者”，不具有自我意识，因此不能像个人主体那样“思辨地”用概念运动把握自身关系。一旦错误地把社会主体还原为个人主体，那么便抽象掉了这些个体赖以维系的复杂的现实社会关系总体（比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从而混淆了作为社会历史过程承担者的社会主体和具有自我意识的认识主体。自我意识主体起源于启蒙理性主义以“我思”为存在之本质的主体性原则，其前提是主体自身必须具有超验性的自我设定。黑格尔的自我意识主体扬弃自身分裂从而达到的和解状态，必须受到所预设的先验逻辑前提的保障才能成立，而这一保障机制就是“起源—目的”同一性的“异化—复归”目的论结构。

在深化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扬弃了近代以来的自我意识主体范式，破除了黑格尔主义的社会“宏观主体”与个人“微观主体”相同一的“无人身的理性主体”及其在自我认识、自我扬弃过程中相和解的思辨逻辑，揭示出市民社会现实前提的深刻本质即资本主义社会客观结构及其“结构化”过程。对此，阿尔都塞洞察到，在《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社会“主体”无非是资本生产关系，是“既没有起源也没有目的的过程”。可见，作为研究对象的存在主体在根本上区别于作为研究者的认识主体，并且作为现实过程构成了主体的认识活动的前提。

在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相区分的意义上，马克思思维中再生产论更接近康德立场而不是黑格尔立场。康德将认识主体限定为先天拥有感性和知性能力的人，通过再生的想象力才能认识到被给予的感性杂多。而在黑格尔那里，再生的想象力只被理解为主观精神（心理学）的一个较低环节，向总体发展着的理念的生命形式将自我意识个人主体和市民社会主体都吸收和囊括为理念自我扬弃的环节。马克思类似康德一般区分了自我意识个人主体与认识对象、现实对象，并进一步将认识对象与现实对象的关系在存在论上理解为非同一性、在认识论上理解为能动的统一性，从而作为现实对象的社会主体才能通过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转化为认识对象，并在思维中再生产为思想具体。

（二）物质再生产、生产关系再生产与思维中再生产的差异与联系

既然存在论意义上的社会主体和认识论意义上的自我意识主体在《资本论》中是“非同一性”关系，那么如何理解两种主体、两种不同语境中的再生产问题？物质再生产、生产关系再生产与思维中再生产之间有何种内在联系？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理解《资本论》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化发展。我们认为，《资本论》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之间并不是推广和应用关系，而是随着研究对象越来越聚焦于资本主义现实具体从而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特定化和具体化发展。《资本论》的物质再生产和思维中再生产关系问题便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中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问题的具体化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主体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括以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二重性（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为本质规定的资本生产、流通和分配的总过程体系。资本主义社会意识或社会认识的主体是资本统治下具有自我意识的现实诸个人，其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诸环节为认识对象并形成了一系列科学的或非科学的认识。从启蒙运动到《资本论》创作出版的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发展的同时，其内含的资本主义生产二重性矛盾亦不断加深。特定社会存在决定特定社会意识，资本主义社会总体也规定着认识主体的认识发展水平，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加深使得社会意识尤其是哲学认识论面临范式危机和革命的压力，逐步从表象论范式转向对表象论的反思批判。马克思思维中再生产论对表象论的批判同时也是意识形态批判，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根基区分了现实中的再生产和思维中的再生产，以思维中的再生产分层次地叙述或呈现了社会现实中的多重生产和再生产关系（商品的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再生产）。

“再生产”原本是自然史或自然哲学概念，属于泛化的生物有机体概念，启蒙运动以来的政治经济学将其转化到经济学领域来概括物质或财富的再生产。近代表象论哲学虽然受到近代生物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关注到了生命再生产等物质再生产过程，但总体语境仍然是形而上学认识论的，用来表达主体的认识能力如记忆、回忆、再现等。而马克思则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地基上综合了近代生物学、经济学和表象论哲学等多重语境。

一方面，马克思将再生产概念合理区分为社会认识论领域的“思维中再生产”和社会存在论领域的“现实的再生产”，并将后者进一步区分为自然界的生命再生产和人类社会的再生产（包括物质再生产和社会关系再生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导言》中可以合理指出黑格尔混淆了认识论领域和存在论领域的“再生产”：思维中再生产区别于现实具体的生产和再生产。而黑格尔之所以将事物的再生产过程理解为理念的自我认识过程，是因为在他的本体论根据的逻辑学预设中，理念通过产生“异在”而自我产生的过程，同时就是理念通过认识“异在”而自我认识的过程。也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理念的现实化意味着概念与实存的同一，理念在本源上就是存在论的生成过程与认识论的认识过程的同一，概念在自我运动过程中不断地规定着实存的产生过程，即不断的现实化过程。而马克思在社会存在论上的概念与现实的“非同一性”的基本规定，在根本上规避了将存在论与认识论混同的危险。

另一方面，马克思将“思维中再生产”和“现实的再生产”通过本质与现象的双向生成关系综合联系起来。从社会的本质到现象的生成关系来看，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商品生产、剩余价值生产和生产关系生产再生产作为现实基础规定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所谓自由、平等、所有权和功利等）；而意识形态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颠倒表现的物象化关系制约下对物质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折射式”观念再生产，这种观念再生产反过来又保障了商品生产、剩余价值生产和生产关系生产再生产。而对这一本质与现象的双向生成性结构的科学叙述或呈现，就是“思维中再生产”：《资本论》将资本主义再生产叙述或呈现为商品的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生产关系的生产再生产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这种叙述或呈现本身就是历史科学的“思维中再生产”，受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制约，是对后者的客观呈现。

（三）思维中再生产的对象和方法：结构与历史

在社会主体与个人主体、存在论与认识论、现实的再生产与思维中再生产等几对范畴合理区分的前提下，马克思思维中再生产论的社会历史认识论意蕴得以进一步彰显。由于马克思既严格地将现实具体与思维行程做了存在论上的非同一性区分，又合理地把二者在认识论上做了统一性综合，那么科学方法论意义上现实具体与思维行程的“存在论—认识论”双向关系便明确了：现实具体规定着思维行程的实质内容，思维行程反过来对现实具体进行表象、抽象和再生产。

在思维行程内，两条道路之间也具有一种认识次序上的双向关系：思维中再生产预设了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现实总体的表象具体以及合理抽象；而作为思维中再生产结果的思想具体又要求对现实总体的持续开放的表象与抽象。由此“两条道路”对特定社会的共时性结构的表象、抽象与思维中再生产的整体逻辑进程可简要表示为：现实具体总体→【（表象—再现）→表象具体→（分析的科学抽象）→抽象范畴→（综合的叙述—呈现）→思想具体总体】。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资本论》通过“两条道路”呈现的是一种共时性结构，但这种结构并不是近代表象论中本质与现象二元论中的现成性一般关系或者先天性普遍关系，而是一种社会本质与社会现象的二元结构的历史性交互生成关系。一方面，对共时性结构的呈现预设了历时性过程背景，从具体到抽象的第一条道路上可以暂时抽离历时性过程，得到作为历时性流变“横截面”的社会结构的内在联系及本质性范畴。当社会总体（即“社会主体”）被表象为个人主体的认识对象从而进入思维行程时，社会共时性结构的历时性背景就被暂时“悬搁”在思维外部，进而实现从表象具体到抽象范畴的分析过程。另一方面，在从抽象到具体的第二条道路上，共时性结构需要被重置于历时性过程之中，抽象范畴规定性的丰富增加也需要进一步综合历时性流变中持续涌现生成的经验性材料，历时性过程应重新与共时性结构相结合，从而深刻揭示特定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发生、发展与消灭。这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所述：在形式上，叙述方法（Darstellungsweise）必须与研究方法（Forschungsweise）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dargestellt）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如上文所述，这里的“叙述”原文为Darstellung，亦可理解为“呈现”。《资本论》将资本主义现实具体在思维中再生产为思想具体，后者实际上是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维度的统一体。虽然整体上看《资本论》全三卷“好像”（als）是一个完整的共时性逻辑结构，但是这个共时性结构是作为思维中再生产的结果而被呈现的，它在前提上预设的是反复多次面对现实具体的历时性流变而进行的表象和抽象过程。“所谓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资本主义地租的起源”以及第四册《剩余价值学说》等“历史叙述”部分，也明示《资本论》所呈现的是“共时结构”与“历时进程”相结合的历史性总体。

综上可见，马克思思维中再生产论的认识论范式革命意义，最为突出的方面在于，重构了存在论与认识论的传统关系，构建了特定社会存在论与特定社会认识论的根本制约与能动再生产关系。近代认识论得以可能的前提是：要思考认识过程本身，就必须预设认识过程与认识对象的可分析性、可分离性、可抽象性。正如笛卡尔、洛克到康德表象论传统所表明的：分析地抽离认识对象（感觉经验、数学观念等）才能考察纯粹的先天认识过程及其条件、结构本身。黑格尔试图扬弃这种抽象的分离可能性，通过概念运动来把握对象的“产生过程”，从而将认识对象消融于认识过程本身之中，由此达到思辨的和解。马克思的特定社会认识论，始终通过特定认识过程受制于特定认识对象的客观制约性、特定认识对象又受制于特定现实对象的社会客观制约性而保持着对现实对象的持续性趋近、开放性综合、思维中再生产。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近代认识论的“意识”核心范式，将“社会定在”作为认识论的核心范式和现实前提，从而以特定社会存在论“生产”出特定社会认识论，又以特定社会认识论“再生产”出特定社会存在论。

结语

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中再生产进程以资本主义特定社会存在总体为对象，在逻辑上基于从具体到抽象的表象再现和科学抽象进程，开启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体“本质—现象”的生成性叙述。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理解“思维中再生产”在《资本论》中的理论意义，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理论地位？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在《资本论》中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与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相统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实现了具体化、特殊化发展，从一般形态历史唯物主义丰富发展为特定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中再生产在其中起到了显著的“催化”作用。在走向特定形态历史唯物主义的进程中，一方面，一般形态历史唯物主义为“思维中再生产”奠定存在论前提，“思维中再生产”作为社会历史认识论预设了关于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的社会历史存在论。另一方面，“思维中再生产”反过来推动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特定形态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使得历史唯物主义更加聚焦资本主义这一特定生产方式上，并展开其纷繁芜杂的内在矛盾结构。

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中再生产”，集中体现了《资本论》基本原理和哲学思想的体系化建构的综合性与朝向现实的开放性，开启了面向资本主义新变化和社会主义新发展的未来认识论向度。要言之，一是突破了认识论的唯心主义传统，开辟了从“思辨”导向转向“实践”导向的唯物主义社会认识论思路，由此启发了实用主义、现象学、生存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思想流派。二是夯实了认识论的唯物史观基础，揭示了人类知识的社会建构性和意识形态性，触及了知识的生产方式和历史生产机制，由此启发了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福柯的“知识—权力”分析、库恩的科学革命历史性阐释等当代思路。三是凸显了认识论的批判性和解放性的未来向度，开启了对资本主义知识生产体系的系统批判，深化社会认识论基础上的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跨学科整合，激发知识生产中扬弃资本统治的解放潜能，从而推动人类知识生产更好服务于人与社会全面发展。当今我们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马克思主义学科知识体系，更应当基于思维中再生产的科学认识论和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充分挖掘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化发展中的多重思想资源，深刻探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长期共存条件下“两个大局”的多元复杂现实，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阐释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