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资本论》全面呈现了机器体系内蕴着的社会规训逻辑与精神政治的治理技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科学的经济学研究不仅分析了机器体系的“革命性作用”，还详细展示了机器体系对于工人的规训状况。在“劳动”和“资本”分离的状况下，机器体系以更精巧和更文明的方式展开了对工人的精神规训，以促成主体的自我优化和自我剥削。具体而论，机器大工业时代的精神政治既要通过立法立规来确认机器体系的合法性，又要通过“祛等级化”的操作来蒙蔽人心，还要坐实工人作为“活的附属物”的身份。从机器体系的精神政治的操作策略和行事风格来看，其实质就是“资本专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呈现了机器体系的精神政治，它直接导致了工人阶级的双重贫困、工人自我意识的消弭等一系列社会历史后果。《资本论》的说理和论证旨在让工人阶级认清机器体系规训的本质，并从劳动力商品的“存在的秘密”中寻求脱困之法，以此全面而有效地反对“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在此意义上，《资本论》堪称时代的“牛虻”、社会的“解剖刀”和人类发展的“指示器”，它是我们分析社会历史问题最为仰仗的理论资源。
精神政治虽爆火于数字时代，但它却不是数字时代的“专属”。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现象，精神和政治的关系及问题早已出现在人类社会生产生活过程之中。自古至今，政治统治从来都不能罔顾精神操控，政治和精神联袂绘制了私有制时代的统治版图。随着私有制时代的发展，精神政治逐渐成为一个显著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在机器大工业时代，精神政治这种新型的权谋技术在资本逻辑的加持、机器体系的运作和数字洪流的涤荡之下而不断发挥着抚慰人心、管理思想、维系统治、加速生产和隐蔽剥削的作用。
按照唯物史观的逻辑，一切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都潜藏于特定时代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之中。要透彻理解精神与政治的复杂关联，就应该回到相应的生产方式中去一探究竟。对于马克思而言，他身处于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度、立足于时代发展的最前沿而展开了对精神与政治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尤其是在对机器生产与机器体系运作程式、社会效应和历史后果的深切体会和实质反思中，马克思不仅从理论上揭明了机器体系与精神政治的逻辑关联，还从现实层面展示了资本、机器和精神之间互动的实际情况。可以说，机器体系内蕴着社会规训的基本逻辑并彰显着精神政治的基本策略。
一、“机器体系”的革命性作用与规训向度
自人类诞生以来，人们的生产生活也就与各种工具或机器相伴。富兰克林和托·本特利都曾将人定义为“a toolmaking animal”（制造工具的动物）。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尤其是随着大工业和机器生产的兴盛，人则可以被认定为制造并使用机器的动物。机器的出现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持久性事件。从工具到机器，再到机器体系的演进，无不记录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逐层攀升和社会文明进程的跃迁。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认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其实这一判定也适用于机器和机器体系，即机器和机器体系也在历史上持续起到了“非常革命的作用”。直观看来，没有机器，资本主义也就不可能创造出比过去一切世代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随着单个机器组合成一个贯穿劳动对象的机器体系，生产率得到了进一步提高。”轮船的出行、铁路的运载、电报和电话的信息传输、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移动支付和网络购物的普及、智能设备的更新等无不是机械时代才出现的场景，“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机器体系喻为“机械怪物”，并指认了这种生产的节律与活力。“通过传动机由一个中央自动机推动的工作机的有组织的体系，是机器生产的最发达的形态。在这里，代替单个机器的是一个庞大的机械怪物，它的躯体充满了整座整座的厂房，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庞大肢体庄重而有节奏的运动掩盖着，然后在它的无数真正工作器官的疯狂的旋转中迸发出来。”经过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更加详细地分析了机器与机器体系之于人类社会的革命性作用。
一是机器与机器体系突破了个人身体器官和能力的限制。在使用工具的时候，“人能够同时使用的工具的数量，受到人天生的生产工具的数量，即他自己身体的器官数量的限制”。随着机器的出现，“同一工作机同时使用的工具的数量，一开始就摆脱了一个工人的手工业工具所受到的器官的限制”。比如珍妮纺纱机的问世就直接突破了人力的诸多限制，它一开始就能用12到18个纱锭。当机器发展到自动的机器体系时，“工作机不需要人的帮助就能完成加工原料所必需的一切运动”，人在自动机器体系中只充当了“照料者”的角色。随着机器体系的自动化、智能化程度的提高，整个生产过程受个人身体与能力界限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小。时至今日，一个工人同时照料数百台（甚至更多）机械设备的状况已是常态。
二是机器与机器体系加速了科学和技术并入生产的过程。科学和技术的联姻现象虽不是以资本主义时代为肇端，但二者快速且紧密的结合却发生在机器与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当中。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作为所有发达机器必备的三个构件，它们通过力学和化学等在技术上的应用而结合起来，机器表征着科学和技术的联合。可以说，随着机器的普及与机器体系的出现，科学要素和技术要素迅速被归并到了生产过程中，并极大地推进了科学要素和技术要素的结合。“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更进一步地说，“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与此同时，科学和技术的联姻或结合又反过来推动了生产的进步和机器体系的发展。
三是机器与机器体系也在极大的程度上改变了生产的形式。生产的方法和形式不仅受到生产者（包括生产者的技术能力、知识储备等）和生产对象的影响，还受制于生产中介等诸多条件。机器体系使得生产过程中的协作形式“首先表现为同种并同时共同发生作用的工作机在空间上的集结”，不同的机械设备或工作机的集合就构成了不同的生产车间或工厂，织布机的集结就是织布厂、印刷机的集结就是印刷厂、汽修设备的集结就是汽修厂。机器体系不仅改变了生产或劳动的空间集结形式，还促成了技术层面的统筹。在机器体系中，一系列各不相同而又互为补充的工作机同时、同等地在工厂中共同运转，它们虽然在生产过程中各自发挥自身的功能，但由于在技术上得到了统筹而组成了服务生产总目标的“结合工作机”。机器体系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法和具体模式。不仅如此，工场手工业时代社会劳动过程的组织“纯粹是主观的”和“局部工人的结合”，机器体系则是“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有机体”。
四是机器与机器体系引发了劳动资料的革命。“大工业的起点是劳动资料的革命，而经过变革的劳动资料，在工厂的有组织的机器体系中获得了最发达的形态。”机器体系使得工人的人身材料与客观机体（机器设备）之间的嵌合变为了现实。机器体系一方面扩大了劳动材料的剥削范围并实现了对补充劳动力（妇女和儿童）的占有，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劳动范围的扩大、工作时间的延长和劳动强度的提升。不仅如此，机器体系还“从根本上使资本关系的形式上的中介，即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契约发生了革命”。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原本遵循商品交换规律，自由的双方进行着“公平”且“各取所需”的交易。机器体系时代则改变了这一状况，货币拥有者现在购买的是“未成年人或半成年人”，广大自由的劳动力拥有者现在成了“奴隶贩卖者”，为了生计而“出卖妻子儿女”。
机器体系与资本主义生产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机器体系在参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全过程中显示出它的能力与功效，在深度参与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中巩固了机器体系的地位和作用。《资本论》中不仅指认了上述基本事实，还深刻剖析了机器体系的规训功能。其实，促进生产、助力变革并不是资本主义应用机器体系的“真实目的”，机器体系要在运作过程中不断形成一套符合资本逻辑的流程、规范和制度，以此达到满足资本增殖的要求。这些流程、规范和制度逐渐成为工人的行为准则，充斥在工人的生命活动中。更为明确地说，机器体系在运作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对工人进行了规训。规训要寻求一种“支配人体的技术”，这种技术“造就了一种顺从与生产力之间的互相构建关系”。按照“驯顺性+实用性=规训”的思路，机器体系对工人进行着潜移默化的规训。也就是说，机器体系的规训功能就是要使工人逐渐认可、接受这种生产体制，并在生产中变得“驯顺”且“有用”。
之所以要对工人进行规训，其主要原因便在于工人并非乐意接受机器体系的生产模式，也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资本家的压榨，更不会自由自觉地从事资本主义生产。随着生产的推进，以捣毁机器、游行罢工等为主要形式的“斗争”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些想法和行为显然都会妨碍资本主义的生产节奏和增殖空间，使工人变得顺从、服帖（尤其是要使这种被驯服的劳动力适应和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就成了资本主义统治和治理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肉体和精神两个层面分析了机器体系对于工人的规训状况。
从肉体规训来说，工人被吸纳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并成为“机器体系的单纯的活的附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人是离不开机器体系的。资本家所看重的就是工人嵌入机器体系中能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对于工人的人品、学识、能力、背景和声望等却是不以为意的。工人只有被嵌入机器体系中才能发挥自身的作用，才能通过自身的劳动能力来配合机器生产，以此创造出供资本家攫取的剩余价值。就此而论，机器体系对于工人的肉体规训其实就是要培植适应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劳动力。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中，广大工人的身体（或肉体）是被锁牢在机器体系之中的，他们不仅被置放于统一的车间、齐一的流水线中，资本家还通过推出一系列诸如考勤制度、工作日制度、监督制度和工资制度来完成对工人的监管。机器体系的劳动过程也就是“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的过程，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也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工人就在这种情况下被牢牢钉在了资本之中，并成为机器的一个零部件。不仅如此，工人的人口生产或种族繁衍也深受机器体系的制约。机器这一“对劳动的渴求导致发明的出现”在“大大地增加了劳动力”的时候，必然会降低“对人的劳动的需求”。机器体系对于劳动力需求的变化直接会影响到工人的人口生产，这也是机器体系对于工人规训的重要内容。
从精神规训来看，深陷机器体系中的工人不仅在精神上处于“贫困”境地，还在一定程度上逐渐认同、接受了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模式。精明的资本家自然明白对工人的肉体规训即便达到使工人“身处机器体系中”的结果，但未必能够让他们彻底认同并从内心服从于机器体系。“攻心为上”其实也是资本家所知晓的朴素道理和践行的基本方案。在机器大工业时代，资本家对于工人的精神规训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因素。一方面，机器体系在运作的过程中确实改变了人们的存在方式和生活状态。前资本主义时代，统治者普遍采用酷刑、苛政等方式来达到威慑群众或规训民众的目的。机器大工业时代，这些暴力手法“固然还在使用，但只是例外地使用”。资本家更多地是以经济强制、制度约束来保证对工人的宰制和掌控。加之机器体系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和效率大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状况和生存环境，必然会提升人们对这种生产体制的认可度。从精神（或心理）上认可这种生产体制，这是基于对机器体系“文明后果”的自然认同。另一方面，机器劳动也极度损害了工人的“神经系统”并“夺去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机器劳动与手工劳动有着重大区别，后者是人们的主动创造性行为，前者则更多地表现为机械活动和单一行为。在机器体系中，工人的所有行为都是受机器生产规则或程序牵制的。人在机器体系中只是一个“配件”，协助机器作业是工人的使命。而且这种协助劳动也只是一种机械的重复活动，按照齐一化的模式单调地重复操作。在机器体系中，工人“终生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并“把自己的整个身体转化为这种操作的自动的片面的器官”。长此以往，工人也就逐渐适应了这种生产节奏，适应了这种片面的职能，且终生都难以摆脱机器体系的痕迹。出于对自身贫困状况的考虑，加之机器体系抽空了人们劳动的丰富性、创造性，部分工人也就渐趋麻木而对一切都无感，继而显露出对机器体系的消极认同。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有的规训都是为了达到维护统治秩序、助推资本增殖的目的。这种规训在福柯看来就是一种“政治与社会机制”，它始终“助力于阶级社会所赖以维系的经济控制”，即在“提升劳动者制造利润的能力（有用性）”的同时也不断提供“对劳动者加以控制（驯顺性）的技术”。尤其是随着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到来，这种规训能否在机器体系中得以落实并取得良效，不仅会直接影响到生产效率，还事关资本家的生死存亡。
二、“机器体系”的精神政治：规训技艺及其实质
根据韩炳哲的说法，“精神政治”是一种全新的“统治技术”，它主要“通过设定心理上的程序，开展心理上的操控，来维持统治系统的稳定运行”。精神政治就是一种集心理控制、精神钳制、文化渗透和思想管理于一体的治理术，通过对个体精神或心理的抚慰和管控而竭力促成主体的自我优化、自我剥削，以达到规训的目标。在实质而根本的意义上说，精神政治其实就是精神领域中存在的“一种更加隐蔽的、更加强制的”规训术，它通过认定“精神才是生产力”从而达到充分重视精神管治的目的。为了更加有效地提升个人的生产力或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不仅需要全景地监督工人的全部活动以防止“来自肉体的反抗”，还需要“去优化精神和脑力的运转程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进、机器体系的普及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精神权力的心理技术”（Psychotechnologien der Psychomacht）在维系统治和保障生产的顺利运行过程中的作用愈发重要。
机器体系之所以能够展开对工人的精神规训，首先就源于工人自身的“可塑性”与工人精神的“可控性”。人的身体和精神都具有可塑性，人们可以在感性对象性活动中不断塑造自身。“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此，农业生产必将塑造适应农业发展需要的人，工业生产则推出了与之匹配的劳动者，智能生产则需要能够掌握智能程序和工具的生产者。在机器大工业时代，机器体系的节律就是工人生存的节奏。机器的运转不仅事关工人的吃、喝、住、穿，还关乎工人其他需要的满足、人口的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状况。可以说，机器体系塑造了适合机器大工业需求的工人，这些工人在肉体和精神上均要随时做好为机器体系服务的准备。不仅如此，工人还具有“可控性”。这种可控性并不是说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工人都能够随时随地地被操控，而是说工人在机器体系之下别无他选而只能接受被资本和机器操纵的命运。从私有制时代开始，弱势一方会或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地受到役使和操控，这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到了机器大工业时代，工人这一弱势群体更是被彻头彻尾地嵌入机器体系之中，全面地被资本家操控。这种被操控或可控性之所以成为社会常态，其根本还在于广大工人的基本生存境遇。资本关系的生成过程就是“劳动”和“资本”相分离的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资本关系”的生成和“机器生产”的运行无不确证了工人的生存际遇——他们在这种生产体制中丧失了赖以维生的所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变为自由的无产者。“一无所有”的自由者要在资本主义时代存活，就必须指望资本家能够提供“方便”。正是因为无产者处于这种尴尬的境地，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中除了售卖自己仅有的劳动能力以换取够其苟活的工资外，并没有其他的选择。按照商品交换规律和机制，无产者售卖自己的劳动能力给资本家，他们的劳动能力就会按照“契约”而被使用和规训。据此看来，“可塑”与“可控”的工人接受精神规训的原因就在于“劳动”和“资本”的分离，这也是精神政治之所以能够施展开来的关键。
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精神治理术主要就是通过计量化、同质化、体制化、物质化和虚幻化的演绎而使工人彻底认同并心甘情愿地服务于资本生产。相较于强权政治、神权政治和生命政治，精神政治的手法更加温和、形式更加隐蔽，精神政治在控制精神与肉体方面的做法和模式也与其他治理技术有着重大区别。传统的奴役制更加看重对个人躯体的粗暴折磨和管控，精神政治则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发挥“猎心”的功能；传统体制对于个体的肌肉力量、活动范围和生产过程都有着严格的规划和要求，精神政治则以“一种更微妙的方式”专注于工人的自我量化、自我优化和自我剥削；传统政治都是以强权统治者（比如国王、教皇等）为中心的，精神政治在“更大程度上是去中心化的”，同时也是“弥散的和无所不在的”。从精神政治的一系列“表现”可以看出，它是一种更加精明、更易被人接受的规训技术，是迎合时代需要和历史潮流的精巧的、文明的管控方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展示了机器大工业时代精神政治的治理技艺和主要策略。
一是通过立法立规确认机器体系的合法性，并在意识形态的强化下而使工人认同这种生产机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其本质来说，只要超过一定的限度就拒绝任何合理的改良。”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工厂法的问世则直接表明了资本家要借助于强制性手段来规范生产和“防止资本主义剥削的过火现象”，以保证资本能够实现最大化的增殖。工厂立法确实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充分体现了“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态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在工厂立法中，关于工作日时长的规定、矿工最低年龄的限制、儿童参与教育的强制规定、妇女劳动的条件保障、工厂内部清洁卫生设施的排布和工人必要行动空间的设定等，都无不表明资本家已经认识到要对工人进行必要的“关照”才能更好地驯服他们。工厂立法就此成为“工人阶级的身体和精神的保护手段”，这也是工厂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工人认可的关键所在。必须注意的是，工厂立法的初衷并不是维护工人权益，它的深层逻辑依旧是服务资本、促进增殖。这些法律和规范终究只是为机器体系的顺利运行提供合法性的支撑，它既要在工人群体中树立权威以震慑、惩戒那些突破规则的“破坏分子”，又要通过法制体系的宣传而散播文明图景。
二是通过“祛等级化”的操作来蒙蔽人心，以行阶级固化和阶层固化之实。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劳动能力（包括劳动技术）会直接影响到工作任务完成的进度和效果。在手工劳动中，劳动能力强、技术娴熟（甚至拥有某些“秘技”）的劳动者就是受欢迎的优质劳动者，他们也就自然地享有更高的工资待遇。劳动力就此被分为不同的等级，关于工资的等级制度也就随之确立了起来。在工场手工业塑造的劳动力等级制度中，不仅造成了“单个工人适应于一种片面的职能，终生从事这种职能”的局面，还要求各种劳动操作“也要适应这种由先天的和后天的技能构成的等级制度”。随着机器体系的普及和工厂的自动化，原本固化的劳动等级制和工资等级制的技术基础得以崩塌，一切劳动力都划归为自由的、平等的个体能力。在机器体系中，任何工人都不过是一个无太大差别的机器部件，“使用劳动工具的技巧，也同劳动工具一起，从工人身上转到了机器上面。工具的效率从人类劳动力的人身限制下解放出来”。在机器体系中，由于劳动内容的同质化、劳动手段的齐一化、劳动要求的标准化和劳动过程的流程化，不同的劳动者在能力和技术层面的优势、作用和地位就大打折扣。尤其是在自动化的机器体系中，“代替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专业化工人的等级制度的，是机器的助手所要完成的各种劳动的平等化或均等化的趋势，代替局部工人之间的人为差别的，主要是年龄和性别的自然差别”。机器体系的这种“祛等级化”或“均等化”的趋势，在工人群体中营造了一种追求平等的假象。这大概也是工人开始认同机器体系的一个重要缘由。殊不知，机器体系所打造的“均等化”趋势其实只是为了以“最经济”的方式挑选出合适的劳动者。在这种“祛等级化”的生产中，可供资本役使的人身材料也就增多了，资本剥削的范围和资本增殖的空间也就扩大了。其实，机器体系的这种“祛等级化”操作，势必会加剧工人群体的内部竞争，最终必然会造成更为严苛的阶级固化和阶层固化。
三是通过“表面工作”来减轻工人劳动负担，以此坐实工人作为“活的附属物”的身份。随着机器的发明和广泛使用，每个人都有着类似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疑惑：“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工人不再像奴隶、农民和手工学徒那样承担过重的体力活，社会分工、协作的程序都得到了精简，加之资本家对机器体系功效的大肆渲染，这就使得部分人开始对机器体系抱有幻想并加强了对机器体系的认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驳斥这种“幻想”，减轻工人的辛劳并非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目的所在。从机器被发明到被推入生产流程之中，工人实际上的劳动量、工作强度和生存环境等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更甚的是，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压力会随着机械化、自动化程度的提高而逐渐加大。马克思陈述了现代工业史上的一个悖论性的现象，机器体系在抹除“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的同时，也成为名副其实的“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最终的结果却是“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尤其是在工作日已定——8小时工作制——的条件下，摆在资本家面前的路就只有一条了，即“竭尽全力一心一意加快发展机器体系来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开发先进技术、推进机器体系背后的逻辑是“提高劳动生产力，使工人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消耗生产出更多的东西”。依托机器体系来攫取更多相对剩余价值，其基本“手法”有二：或是“提高机器的速度”，或是“扩大同一个工人看管的机器数量”。无论从哪个层面来看，机器体系的运作都始终要以使用劳动力为手段，最终都会使消耗劳动力、压榨劳动者成为生产过程中的常规。在机器体系中，“大工业的机器使工人从一台机器下降为机器的单纯附属物”。
就机器体系的精神政治的操作策略和行事风格来看，它所遵循的逻辑就是资本逻辑，它的实质就是“资本专制”。对于机器体系与精神政治关联的分析，离不开对资本逻辑的透彻把握。在机器大工业时代，无偿攫取剩余价值才是资本家引进机器、更新设备和推行自动化的唯一动机。“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吮吸。”进而言之，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并不是慈善大使，他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主义生产效果的评价也就此变得简单，只要是能够最大化地使用劳动力并使其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这样的生产就是值得肯定的。所以，整个机器大工业时代的生产都是围绕剩余价值这一绝对核心而展开的，机器的每一次更新和改进都不过是吮吸劳动力（或榨取剩余劳动）的优化手段。从肉体上对工人采取全面监控，从精神上对工人进行心理干预、思想疏导和精神强制，以打造完美适合机器体系的劳动力。照此思路，可以明显看出机器体系之所以能够稳步实施规训，其关键就在于资本与权力的媾和。在现实的生产生活中，资本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在机器大工业时代，“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如果将精神政治视为一种规训技艺的话，也可以将其归为一种权力行使机制。精神政治与资本始终保持着最近的距离，二者甚至在某些时刻合二为一，最终以“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更进一步地说，“大工厂里的自动机器，比雇用工人的任何小资本家要专制得多。至少就工作时间而言，可以在这些工厂的大门上写上这样一句话：进门者请放弃一切自治！”
三、“机器体系”的抗争策略：主体的出路
机器体系的精神政治实质是“资本专制”的体现，机器体系、精神政治和机器体系的精神政治三者都是服务于资本的。在资本的运作和积累过程中，加强对工人的精神管控也势必会对这一群体造成重大困扰，以至于缩小工人行动的尺度、压缩工人发展的空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地展示了精神政治的社会历史后果。
一方面，机器体系是造成工人阶级贫困状况的重要原因。机器体系并不是工人的“福音”，机器体系的采用直接使工人身处双重贫困的境地。机器体系首先造成了工人的物质贫困或经济贫困。机器的使用不仅“直接地使劳动力贬值，使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商品便宜”，还“间接地使劳动力便宜”。使劳动力便宜也就是直接意味着劳动者收入的降低，这就必然会使本就拮据的工人生活雪上加霜。尤其是随着机器自动化水平的提高，机器生产的效率得到了充分展示，工人原本拥有的灵活、自主的技术优势在自动化机器体系面前荡然无存。工人由于其竞争力的下滑，必然会影响他们在劳动力商品市场上的行情和价格，部分工人甚至被自动化机械抢去了饭碗。这些状况对于工人来说都是致命的灾难，收入缩减会使工人的生存变得举步维艰。针对这一状况，马克思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在机器逐渐地占领某一生产领域的地方，它给同它竞争的工人阶层造成慢性的贫困。在过渡迅速进行的地方，机器的影响则是广泛的和急性的”。物质决定精神，经济的贫困必然会导致精神的贫瘠。精神贫困也是机器体系所导致的社会后果之一。随着机器体系的推进，齐一的机械动作、重复的机器节奏、单调的工作内容都会影响到工人的状态。尤其是在长期而又无法摆脱的机器生产中，工人“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其中，工人并无任何自主权，他们除了跟随劳动资料（即机器）的运转而不断劳动外，别无任何其他选择。机器体系使得工人的劳动内容变得单一，这种生产方式最终锻造出的是大批量配合机器生产的“单向度的人”。这种“单向度”不仅指认了工人活动、身体机能和行动技巧的单一化和片面化，还确认了在这种单调物质对象性活动中抽除了思维世界的丰富性和压缩了精神领域的发展空间。“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去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长此以往，工人不仅丧失了自我，还丧失了生存的丰富意义，无知、粗野、体力衰退和精神堕落将持续地伴随工人阶级生产生活的全过程。
另一方面，机器体系的精神政治还消弭了工人的自我认识或自我意识。通过精神治理技术的运用而使广大工人能够认同机器体系及其操作程式。这种“认同”或“妥协”，部分是精神政治的效果使然，部分则是无奈之举。广大工人群体虽是劳动的“好手”，但他们也不是无感之人，对于机器体系的压榨也不可能没有体会。工人身处劳动一线，他们是机器体系压榨和剥削的亲历者、见证者，也应该是感触最深的群体。然而，广大工人并未随时随地地爆发反抗运动，其原因无非三点：一是斗争成效并不明显，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必然是屡斗屡败，斗争的精气神在这种力量悬殊的斗争中被逐渐消磨。从卢德捣毁机器的运动到争取合法权益的游行、斗争，“这种反抗形式也只是零散的，它局限于一定的地区，并且仅仅针对现存关系的一个方面。只要工人达到了眼前的目的，社会权力就以全部力量袭击这些再度变得手无寸铁的犯罪者，随心所欲地惩罚他们”。工人的这些斗争和运动虽都标示着阶级意识的觉醒，但因最终都趋于失败而严重打击了工人斗争的信心，消磨了工人运动的热情。二是一无所有的工人确实难以离开资本（包括机器体系），一旦与资本分道扬镳就意味着生计无以为继。随着分工的扩大和资本的积累，“工人日益完全依赖于劳动，依赖于一定的、极其片面的、机器般的劳动。这样，随着工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随着人变成抽象的活动和胃，工人也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的一切波动，依赖于资本的使用和富人的兴致”。大工业时代的这种“物的依赖”（主要是依赖资本）将工人紧紧捆缚于机器之上，工人几乎没有自由发挥的空间，他们就从劳动工具的“主人”退化成了机器体系的“奴仆”。三是工人长期受到机器体系的规训而被磨平了棱角，他们只是机器的驯顺而有用的“肢体”或“延伸物”。在机器大工业时代，长期的机械劳动使得工人成为丧失斗争精神和反抗意识的“行尸走肉”。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中看到的往往都是毫无创造性的劳动内容、整齐的生产节奏和单向的劳动训练，这就必然会使工人成为畸形人，不仅肉体受到严重折磨，精神还受到极致摧残。在机器体系的规训之下，工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必然会受到极大的影响，麻木的生存状态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宿命。
“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机器体系的精神政治在塑造驯顺而有用的劳动力同时，也必然会受到反噬。《资本论》的说理和论证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阶级压迫的现实状况，并以此唤醒“沉睡”中的工人一改麻木的状态，积极投身社会革命和历史运动。《资本论》实际上就是要掀起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不仅是对人们思维方式（主要是形而上学的思维理念）的彻底扬弃，还要完成对工人斗争行动的积极指引。进而论之，《资本论》通过严密的逻辑叙事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向广大工人陈述了一个基本史实，即“在一切时代，被压迫阶级都必须提供无酬劳动”。《资本论》一书“足够清楚地提出了社会革命的要求”，马克思用最令人信服的材料和理论证明了“与资本的积聚和积累同时并进的是工人过剩人口的积累，而这两个积累过程归根到底一方面使社会变革成为必要，另一方面使社会变革成为可能”。尤其是通过对机器体系的精神政治运作的批判，马克思旗帜鲜明地“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用列宁的话说，《资本论》其实就是要教会“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并用“科学”代替“幻想”。通过对机器体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号召工人阶级积极探寻从肉体和精神上解绑的革命方案。
其一，广大工人要认清机器体系规训的本质与真实情况。在资本逻辑的强力宰制之下，“精神—政治”的一体化格局就此成型，精神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精神化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表征。直面“精神—政治”的一体化格局或精神政治化、政治精神化的现实，工人阶级要透过精神与政治互动的表象而洞悉其背后的支撑性逻辑——资本及其运作。资本才是催动精神与政治频繁互动的关键，资本逻辑才是“精神—政治”一体化得以塑形成功的逻辑支撑。就此看来，机器体系的精神政治其实就是资本精神政治的“具体化”或“微观化”，机器体系的精神规训就是资本意志的表达、资本权力的行使。洞悉精神政治背后的资本逻辑，其核心意图就在于为工人阶级找到从根本上破解精神政治的有效路径。资本是一切问题的肇因，资本逻辑是精神政治的实质与核心。资本虽由人创造，“却最终在历史上开始统治人，并把人还原为资本运作机制中的一个简单要素”。要解决精神政治对工人阶级所造成的诸多恶劣后果，其关键便在于扬弃资本、瓦解资本逻辑。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消灭资本”或“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才是破解机器大工业时代精神政治问题的解锁之匙。
其二，广大工人要从劳动力商品的现实处境中寻求脱困之法。“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的基础上的。”劳动力商品虽然特殊，但也要遵循商品交换的基本规律。在此前提下，劳动力的拥有者有保存体力和智力、适度劳动的基本人权，劳动力商品的购买者则享有对这一特殊商品的即时消费和最大化利用的权利，这已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个重大“二律背反”。权利与权利之间的碰撞与较量，其结果取决于力量的强弱。显然，劳动力的拥有者属于弱势群体，劳动力商品被过度使用是一个必然的社会现象。从机器体系对工人施展的精神政治统治来看，工人群体的集体无意识或阶级意识的淡化，其最关键的问题便在于劳动力转化为商品的体制机制作祟。马克思关于精神政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的要旨就在于剖析劳动力商品的体制机制问题，既要提出瓦解劳动力商品生成基础的方案，又要不断规范劳动力商品的使用过程，还要积极挖掘劳动力商品的社会效应。从生产和生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多个维度来全面呈现劳动力商品的“存在的秘密”，并从中找到宣告这个不公制度解体的原则、思路和方案。劳动力商品的存在状态显示了它的占有者已然处在社会的底层和末端，他们在过度劳动中已逐渐消耗了自我。更为明确地说，工人在高强度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中饱受苦难，摆在他们面前的路只有一条——革命。资本家所推行的任何整改措施，都无助于改变工人的苦难境地。唯有革命，推翻私有制或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在的处境和解决当下的问题。这是《资本论》要给广大工人阶级传达的基本信息。
其三，广大工人也要辩证审视机器体系的“应用”问题。机器体系是人类生存发展、社会进步的标志，机器体系的推广和普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充分释放了资本时代“造物”的潜能。时至今日，我们已然享受着机器体系所带来的诸多便利，甚至离开机器体系我们就会出现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随着机器体系及其创造物全面渗透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人们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都明显带有机器体系的“印痕”。可以说，没有机器体系，人类文明也就不会如此迅速地向前推进。然而，机器体系的普及也会带来诸多的社会问题，比如对工人的全面倾轧、社会关系的物化等。必须清楚的是，机器体系并无太大的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产生的根本还在于机器体系的“应用”。机器体系之所以能对工人进行精神规训，其背后是资本作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应用”机器体系来最大化地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这是“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真实逻辑。面对压榨工具的机器，部分有反抗意识的工人开始捣毁机器、破坏生产流程，但效果极其有限。这种做法至多能够表达自身的不满，并不会对整个生产程序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这种破坏行动之所以收效甚微的关键便在于，反抗者并未参透本质，让工人受苦受难的并不是冰冷的机器体系，而是机器体系的“应用方式”。《资本论》就对“机器体系”和“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进行了严格区分，并对“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进行了翔实而彻底的批判。工人要摆脱精神政治的挟制，就要将目光聚焦于“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之上，围绕生产方式的革命来展开行之有效的反抗行动。
在马克思的致思理路中，关于机器体系精神政治的批判是与资本批判同向、同道的，对于资本批判的深度决定着对于精神政治批判的深度。在机器大工业时代的社会治理过程中，主体（主要是工人）逐渐“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他们在机器体系的轰鸣声中逐渐迷失。《资本论》就要充当时代的“牛虻”，通过不断的理论输送和批判表达，刺痛工人阶级业已麻木的神经，让他们在机器体系中感受到压迫感、疼痛感；《资本论》还是“解剖刀”，通过对时代问题的微观解剖和宏观呈现，详细展示了机器大工业时代的“病灶”；当然，《资本论》还是人类发展的“指示器”，通过对“此岸世界”的实质性批判和历史性理解而确认了当下事物的“暂时性”，并对未来发展形势进行了理性研讨和科学判量。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