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刚，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

摘要：作为专门研究马克思的学问，“马克思学”的产生和发展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的整理紧密相关。从苏联“马克思学”发展而来的西方“马克思学”，始终或明或暗地包含着意识形态色彩。在这种意识形态背后，实际上体现的是西方“马克思学”根深蒂固的“两个教条”——马克思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马克思”。第一个教条人为制造出“两个马克思”，体现的是“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对立，关心哪个“马克思”是真正的马克思；第二个教条夸大了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差别，甚至认为恩格斯修正和篡改了马克思，发展到极致就是只有“恩格斯”没有“马克思”。从西方“马克思学”两个教条的形成和本质来看，它们实际上都与如何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紧密相关。为此，我们或许可以回到《资本论》，建构专门研究《资本论》的“《资本论》学”，来最终破除西方“马克思学”的这两个教条。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学”；两个教条；《资本论》

“马克思学”是专门关于马克思的学术性研究。它既包括对马克思著作的版本考证和文献学研究，也包括对马克思著作的翻译和传播史研究，还包括对马克思生平事迹的传记研究。（参见鲁克俭等，第1页）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学”的产生确实推进了我国和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表面上看，“马克思学”是一种不戴有色眼镜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中性”研究，以期还原马克思的本来面目。但实际上，由苏联“马克思学”演进而来、以期区别于苏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学”，却充满了隐性的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色彩。而这种意识形态色彩的背后，反映的正是西方“马克思学”根深蒂固的“两个教条”。

一、“马克思学”的形成：从苏联“马克思学”到西方“马克思学”

虽然“马克思学”（Marxologie/Marxology）广为人知并产生重要影响，主要应归功于法国学者吕贝尔及其创办的学术刊物《马克思学研究》（1959年）——标志着西方“马克思学”的最终形成，但“马克思学”这个词，早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梁赞诺夫在搜集、整理、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时就开始使用了。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就想组织编纂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1920年12月，俄共(布)中央全会决定筹建马克思恩格斯博物馆，任命梁赞诺夫为首任馆长；次年1月，该博物馆改名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梁赞诺夫继续任院长。1921年至1930年这10年间，梁赞诺夫凭借早年在欧洲积累的学术经验和学术关系，全身心投入研究院的工作，尽可能地搜集、购买和复制马恩的相关文献。但这项工作的进展却十分缓慢和艰难，甚至在梁赞诺夫主持研究院的10年间，主要资料的收集仍处于一种令人遗憾的“未完成状态”（王志远，第9页）。虽然该时期马恩相关文献的搜集整理仍处于“未完成状态”，但梁赞诺夫所做的关于马恩文献的全部工作，实际上就是一种“马克思学”的工作。1927年梁赞诺夫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简称MEGA1）第一部分第一卷正式出版，这标志着至今仍具有广泛影响的“马克思学”正式确立。在为MEGA1撰写的前言中，梁赞诺夫第一次使用了“马克思学”这一概念。（参见王东、赵玉兰，第18页）同时，梁赞诺夫也明确强调：只有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有的精神遗产重现和汇集在《全集》的考证版本中，才能对他们毕生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全面研究”（王志远，第15-16页）。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承认梁赞诺夫本人为“马克思学”的开创者。而由梁赞诺夫负责开创的“马克思学”，我们可称之为苏联“马克思学”，它为之后“马克思学”的演进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遗憾的是，梁赞诺夫开展的“马克思学”工作，随着他1931年遭批判、撤职、流放，直至1938年去世而终止了。在苏联“马克思学”的基础上，法国的吕贝尔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接续了这一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吕贝尔找到并阅读和研究了由梁赞诺夫负责整理、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1），这大大激发和推动了吕贝尔继续开展关于马恩的研究工作。在实质性意义上，吕贝尔在马克思著作的版本、目录、传记等方面进行的诸多研究工作，为“马克思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以1959年吕贝尔创办和主持出版的《马克思学研究》为标志，一种与苏联“马克思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西方“马克思学”正式创立。在《马克思学研究》创刊号上，吕贝尔指出，“马克思学”一词与德语的“马克思研究”相当，主要是指专门对马克思进行学术研究，同时还包括可视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相关学派的著作以及它们之间相互研究的学术成果。（参见吕贝尔，2009年，第4页）吕贝尔还在该刊物的发刊词里明确了“马克思学”的研究任务：整理马克思的相关文献和图书，阅读和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开展批判性的分析。（同上）对此，吕贝尔明确强调，“马克思学”不同于带有“马克思主义”限定的经济学、历史学和哲学，而是继续马克思的“思想历险”，追寻着马克思的足迹探索其关注过的所有议题。在此基础上，吕贝尔坦言，他所创立的“马克思学”，承袭了苏联马克思学者达维德·梁赞诺夫的研究传统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卡尔·格林贝格主编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文库》。（参见杜章智，第232页）由此可见，吕贝尔所创立的西方“马克思学”，虽然与苏联“马克思学”之间具有诸多立场和观点的差别，但总体上确实与苏联“马克思学”初创时所做的工作大体上是一脉相承的。

梁赞诺夫使用“马克思学”这一概念时，主要是指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传记、手稿、书信、著作乃至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的资料、文献等进行系统的大规模搜集、购买和整理、研究工作，当时并无明显的意识形态划分，应该属于偏中性的“弱政治意识形态”范畴，还保持着相对中性的特质。不过，梁赞诺夫去世之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方面率先对“马克思学”的内涵进行了重构，使其沦为与“马克思主义”针锋相对的概念，带上鲜明的贬义色彩，成为典型的“强政治意识形态”表述。（参见吕贝尔，2009年，第12页）实际上，吕贝尔在发展和推进“马克思学”的时候，也基本上是在中性的意义上展开的。吕贝尔特别标榜他的“马克思学”研究所采取的“中立”“客观”立场。在《马克思学研究》第5期的“前言”中，他甚至声称“马克思研究的第一步应该是把加在大师著作上的宗教灵光去掉，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国家和党的意识形态看待”（杜章智，第233页）。而在吕贝尔主编的法文版《马克思文集》第一卷（经济学）的“说明”中，更是明确强调“他的计划是要使马克思著作摆脱掉自上世纪末（19世纪末——引者注）以来沉淀在它上面的意识形态积垢”（同上，第236页），进而重新发现马克思和把“马克思主义”还给“马克思”。由此可见，西方“马克思学”的初始目的是反意识形态的。但反讽的是，吕贝尔建立西方“马克思学”的最初动机，就是明确区别和超越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不自觉地具有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苏联和中国学界都把西方“马克思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反面——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加以否定和拒斥。但不管怎么说，西方“马克思学”毕竟为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打开了“另一扇窗”。

实际上，在“马克思学”——对马克思进行客观研究——的意义上，最早为马克思作传的就是恩格斯。马克思还在世时，恩格斯先后于1869年和1877年撰写了关于马克思生平事迹的小传《卡尔·马克思》。为纪念马克思去世10周年，恩格斯于1892年又撰写了《马克思，亨利希·卡尔》，在补充介绍马克思的生平事迹的同时，还系统罗列了其已发表的著作。在此实质性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恩格斯的工作正是马克思文献学（书志学）的雏形。（参见鲁克俭等，第26页）之后的列宁和梅林等为马克思写的传记，大都参考和借鉴了恩格斯的写法。不难看出，恩格斯为马克思写作的小传，已然为后续“马克思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框架指引。此外，恩格斯还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资本论》德文版第一卷等撰写了若干篇评论文章。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作为马克思遗稿的执行人，在整理、修订和编辑、出版马克思的遗稿，特别是《资本论》第二、第三卷手稿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成为虽无其名、却有其实的从事“马克思学”工作的第一人。可以说，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二、第三卷的编辑出版以及德文版第一卷第三、第四版的修订和英文版的翻译出版，正是典型的“马克思学”的工作。为此，吕贝尔称“恩格斯是《资本论》的校订人”（吕贝尔，1983年，第22页）是客观的、合理的。可以说，恩格斯确实是当之无愧的“马克思学”第一人。遗憾的是，后来的西方“马克思学”却对恩格斯的“马克思学”工作颇有非议。

二、西方“马克思学”的两个教条

在萌芽于20世纪20年代苏联“马克思学”的基础上，成形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马克思学”，通过开展系统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迹、著作版本、思想理论的专门研究，确实对挑战和突破苏联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的僵化、教条化和意识形态化问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虽然西方“马克思学”主张不带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偏见地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进行所谓客观的“纯学术”研究，但实际上，西方“马克思学”自20世纪50年代正式确立以来，其目的就是反对和超越苏联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在以“非意识形态之名”行“意识形态之实”。之后，随着西方“马克思学”影响的不断扩大，其理论和观点也不断发展和丰富。在这些不同的理论和观点的背后，实际上贯穿着西方“马克思学”最终立论的“两个教条”——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两个马克思”论）和恩格斯反对“马克思”（“马恩对立”论）。而这两个教条，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制约着西方“马克思学”的演进和发展。

教条一：马克思反对“马克思”

这一教条人为地制造出“两个马克思”——“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体现的是“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对立，关心的是哪个“马克思”是真正的马克思。这一教条立论的最基本依据，就是1932年首次全文发表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手稿》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共产主义通过对异化的积极扬弃，实现向合乎人性的人之复归。这种共产主义，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是人和自然界、人和人、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因而是“历史之谜的解答”（《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5页）。在此基础上，《手稿》使人们重新发现了一个围绕“异化”及其扬弃而展开的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形象。为此，一些西方学者宣称在《手稿》中发现了“真正的马克思”，即作为人道主义者的“青年马克思”，进而以所谓“两个马克思”论为代表，掀起一股人道主义思潮。“两个马克思”论的始作俑者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朗兹胡特、迈耶尔和比利时社会民主党人德曼等人。（参见《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3页）“两个马克思”论者把《手稿》同马克思后来的成熟著作，特别是《资本论》对立起来，用前者否定后者。他们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甚至刻意剔除马克思晚年着重关注的阶级斗争理论、剩余价值学说等，认为《手稿》的人道主义思想才真正代表马克思。

在凸显《手稿》的意义上，吕贝尔认为：马克思早期著述公之于世后，学界对马克思的传统认知首次出现动摇。1932年首次刊布的《巴黎手稿》，既呈现了马克思思想的全新维度，也彻底颠覆了关于其政治学说及单一使命概念来源的通行看法。（参见吕贝尔，1984年，第211页）对此，英国的麦克莱伦指出：“1930年以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异乎寻常地突出了人道主义与异化这两个概念，接着又就‘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谁是真正的马克思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麦克莱伦，第5页）关于这一论战，肯定和抬高“青年马克思”派认为，在《手稿》中马克思的观点已经达到了“完善的高度”，作为人道主义者的“青年马克思”是“成熟的顶点”，《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反而是创作能力衰弱的表现。（参见孙登峰，第49页）特别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掀起了研读《手稿》的高潮，认为《手稿》使人们“新发现”了“另一个马克思”。这有理由让美国的悉尼·胡克在1966年5月22日《纽约时报》的一篇书评中欢呼，《手稿》的问世是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这一次，他不像是那位埋首《资本论》的经济学家，也不再像《共产党宣言》中那位激进的革命者，而是以哲学家和道德预言家的形象降世，带来超越阶级、政党乃至一切宗派界限的“关于人类自由的喜讯”。与肯定和抬高“青年马克思”、贬低甚至否定“老年马克思”相反，法国的阿尔都塞则通过阅读《资本论》，认为作为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与作为科学主义（结构主义）的“老年马克思”之间存在着“认识论的断裂”：这个断裂的位置，就在马克思用于清算他过去的哲学信仰（意识形态），而生前没有发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参见阿尔都塞，第15页）据此，阿尔都塞明确将马克思的思想划分为性质不同且对立的两大阶段——1845年前的“意识形态”阶段和1845年断裂后的“科学”阶段。（同上，第16页）而且阿尔都塞认为，1845年之后的“理论反人道主义”的“老年马克思”才是真正的马克思，因而主张“保卫马克思”——保卫“老年马克思”。

由此可见，西方“马克思学”人为制造出了“两个马克思”的对立：要么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属于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必须修正第二国际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要么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这样必须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反对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参见德曼，第348-349页）而“两个马克思”对立的实质，就是作为人道主义者的“青年马克思”与作为科学主义者的“老年马克思”之间的断裂和对立。这一断裂和对立的集中表达，就是《手稿》中“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被《资本论》时期的“老年马克思”抛弃了。而这一所谓“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所运用的“学术话语”的前后差异问题，一直影响和制约着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发展。英国的马克思传记作者麦克莱伦，专门写过《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在“两个马克思”——“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相对立的框架下展开的研究和阐释。

2.教条二：恩格斯反对“马克思”

这一教条的实质是夸大了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差别，甚至认为恩格斯篡改和反对马克思，演化到极致就是只有“恩格斯”没有“马克思”。这一教条立论的基础，首先是借助恩格斯转述的马克思“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由此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创造出来的，而是恩格斯创造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是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其实，关于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和恩格斯反对马克思的观点，最早在第二国际的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那里就有所触及。但真正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持此观点并被称为西方“马克思学”教父的吕贝尔。为纪念恩格斯诞辰150周年，1970年西德在恩格斯的家乡组织了一个国际会议。吕贝尔被邀请参加，但他提交的会议论文《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由于苏联和东德参会者的反对而未能在大会上宣读。后来该文发表在1972年的《马克思学研究》上，被称为“反恩格斯大纲”。在该文中，吕贝尔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下的语境中，已然沦为一个至多只能引人困惑的口号，其核心内涵早已模糊不清。而追溯其源头便会发现，它从诞生之初就打上了蒙昧主义的烙印，而不是建立在清晰、严谨的理论共识之上。在吕贝尔看来，这一局面的“始作俑者”正是恩格斯——“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的思想方式的独特产物，而是由恩格斯的脑袋构想出来的”。（吕贝尔，1986年，第277页）吕贝尔如此直接的论断意味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带有鲜明的主观建构色彩，是恩格斯凭借自身的理解独立构想、建构而成的思想体系。为此，吕贝尔进一步强调，即便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这一名词尚且包含某种在理论层面能够被阐释、被理解的具体内容，其理论建构的责任也应由恩格斯全权承担，因为马克思本人并未参与这一思想体系的塑造过程。吕贝尔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的神话”，而恩格斯就是“统治二十世纪历史的神话的教父”（同上，第281页）。由此可见，吕贝尔实际上是蓄意夸大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差别，并直接抹杀了两者之间的继承性、创造性合作关系，认为把马克思的理论变成体系的是恩格斯，甚至把恩格斯称作“马克思主义之父”（杜章智，第239页）。所以说，在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对马克思的崇拜的历史上，西方“马克思学”不但认为恩格斯起了主要的作用，甚至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建构和传播过程中，也只有“恩格斯”，没有“马克思”。

这一教条立论的另一基础，就是恩格斯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第三卷的整理和出版。作为西方“马克思学”之父的吕贝尔指出，恩格斯在履行其“逐字尊重马克思手稿”的职责时，一方面应重视马克思1861年前的手稿，以体现对原始材料的尊重；另一方面，在实际编辑过程中，却倾向于修订马克思的著作，而非将全部精力投入《资本论》各类草稿的整理之中。（参见吕贝尔，1983年，第23页）因此，在主张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之父”的同时，吕贝尔同样贬低和否定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二、第三卷的修订和贡献。同是在1970年，美国学者诺曼·莱文在美国历史协会的一次演讲中，也认为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篡改了马克思的观点，提出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位修正主义者”。1973年，莱文又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两种不同的历史观》一文，进一步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观的差异。1975年，莱文出版了《悲剧性的蒙蔽：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一书，进一步夸大了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思维方式的分歧和差异，甚至认为恩格斯就是抹杀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形而上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始作俑者”，是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形而上学一元论”的人。（参见莱文，第2-3页）1982年，莱文又出版了《辩证法内部对话》一书，继续以恩格斯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第三卷为例，延续了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对立和分歧，莱文甚至认为恩格斯在修订和编辑时歪曲和篡改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第三卷的手稿而走向了“《资本论》的重建”（莱文，第227页）。进入21世纪后，莱文又出版了《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和《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进一步论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多方面对立。可以说，自恩格斯于1885年和1894年先后整理、修订和出版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二、第三卷之后，认为恩格斯借《资本论》第二、第三卷的修订出版而歪曲和篡改了马克思观点之说，逐渐甚嚣尘上。特别是在西方“马克思学”这里，逐渐成为其立论的主要教条之一，而这一教条影响至今。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中，英国的卡弗就认为，虽然青年恩格斯与马克思相互影响，但晚年恩格斯逐渐背离了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来说，恩格斯才是“第一小提琴手”。日本共产党的前书记不破哲三，在新近出版的《〈资本论〉是怎样形成的》一书中，也以《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信用论”为例，认为恩格斯的修订版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MEGA）中马克思的手稿呈现形态是不一样的。（参见不破哲三，第9页）

西方“马克思学”的第二个教条，表面上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体文本为依据，实际上是人为夸大和制造出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差别和对立。而这一教条的实质，就是由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差异而最终走向了对“马克思”的彻底否定，进而导致在创立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只有“恩格斯”没有“马克思”。可以说，这一恩格斯反对“马克思”的教条，在当今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

三、建构“《资本论》学”：破除西方“马克思学”的两个教条

《资本论》作为马克思的“百科全书”，是“倾其一生”的巨著，马克思甚至为之牺牲了“健康、幸福和家庭”（《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209页）。可以说，《资本论》就是马克思思想的“化身”。从以上西方“马克思学”的两个教条来看，这两个教条的立论实际上都与《资本论》及其手稿紧密相关，即与如何理解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思想有关。在此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回到《资本论》，建构一种“《资本论》学”——专门研究《资本论》的学问，即关于《资本论》的创作、手稿、版本、翻译、理论等的学术研究。而借助这一“《资本论》学”，我们方可深入马克思思想的本质性一度中，最终破除西方“马克思学”的这两个教条。

1.破除“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对立的教条

“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对立的第一个教条，主要是对待“异化”的不同态度而导致的。实际上，马克思通过克服和扬弃异化而追求人之自由个性解放的思想，从青年到老年不但没变，而且是“目标始终如一”，并一以贯之的。从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共产党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再到《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从来没有动摇和改变过为人之自由个性解放而斗争的目标。虽然马克思的批判风格和论证方式随着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日益深入而发生了一定的转变——《资本论》中更注重严谨理性的客观实证分析，与《手稿》中激情的道德声讨和人道主义批判形成了鲜明强烈的对比，但马克思的批判对象和理论宗旨——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始终如一。

实质上，在“青年马克思”的《手稿》中，“异化”概念怎样占据思想的中心地位，其在“老年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就怎样延续这一地位。以下两段分别引自《手稿》和《资本论》中关于“异化”的具体论述，即可为证：其一，“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6-157页）。其二，“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把工人的生活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马克思，2018年a，第743页）。由此可见，从《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关于人之劳动及其异化的观点是高度一致且一以贯之的。可以说，《手稿》就是《资本论》的秘密和诞生地，而《资本论》则是《手稿》的拓展和完成式：1844年马克思在哲学上拟设的东西，后来借助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工具，在剖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时得到验证与支撑。（参见阿维纳瑞，第133页）因此，简单以“异化”概念的“有无”来判定“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之间的区别和断裂，实在是过于主观和武断。实际上，虽然“异化”一词在《资本论》中很少出现，但“异化逻辑”仍贯穿于“老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之中：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劳动就同他相异化而为资本家所占有，并入资本中了”（马克思，2018年a，第658页）。这充分表明，《资本论》不仅是一部揭露“剩余价值”秘密的著作，也是一部关于“异化”及其扬弃的著作。“异化”在《资本论》中并没有被抛弃，而是隐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证分析的背后。为此，马克思才明确强调：异化“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81页）。恩格斯也指出，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体系运转的“轴心”，而这一关系正是在《资本论》中首次获得了“科学的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79页）。而美国学者奥尔曼也极其深刻和准确地认为，“异化”就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的理解。

在实质性意义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之所以很少再使用“异化”概念，并不是异化不再重要，而是他找到了比“异化”更贴切、更形象和更有力的批判武器——“拜物教”。也就是说，“异化”在《资本论》中是以“拜物教”的面目继续出场的。通过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入分析，马克思认识到“拜物教”比“异化”更能深刻和有力地批判和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压迫性和非人道性，更能体现资本对劳动的奴役和剥削。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刻揭露了商品拜物教的秘密：“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我把这叫做拜物教。”（马克思，2018年a，第89-90页）正如柯尔施所指出的：马克思通过把经济学的所有异化范畴归结为商品的拜物教性质，从而赋予经济批判以更深刻和更普遍的意义。（参见柯尔施，第87页）由此可见，从人道主义的哲学批判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异化”在《资本论》中没有被抛弃，而是转型和升级为了“拜物教”。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拜物教”作为一股非常积极的批判性和建设性力量，以一个全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维度，深入资本主义社会中，继续探究关于人之自由个性解放的现实问题。因此，即便是特别看重“青年马克思”的弗洛姆，也仍然明确指出：马克思关于人的思想并没有出现断裂，并不需要把马克思一分为二。（参见《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8页）

由此可见，从《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所使用的具体“术语”虽有改变，但追求无产阶级之自由解放的“世界观”并没有变，马克思还是马克思。而人之自由个性的解放，一直是从《手稿》到《资本论》潜在的一条“红线”，也是马克思从青年到老年“目标始终如一”的不懈追求。诚如弗洛姆所言：老年马克思“越来越不喜欢使用那些过分接近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术语；他的语言变得不那么热情奔放了……但是尽管在概念、心境和语言上的某些变化，由青年马克思发展起来的哲学的核心决没有改变，并且除非以他在其早期著作中所发展起来的关于人的概念为基础，就不可能理解他后来所发展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6页）。所以说，并不存在所谓“两个马克思”的“神话”，马克思从青年到老年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就是“同一个马克思”。

质言之，西方“马克思学”简单地以“异化”概念的“有无”来夸大“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对立，甚至是以“青年马克思”反对“老年马克思”，或者以“老年马克思”反对“青年马克思”，都是站不住脚的，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2.破除恩格斯与“马克思”对立的教条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的第二个教条，主要集中在如何理解马克思说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恩格斯在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第三卷时有无根本改变马克思的原稿含义这两个问题上。

在破解第二个教条之前，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密关系。在写给瑟美列的信中，马克思自己曾生动而深刻地强调：“恩格斯，您应当把他看作是我的第二个‘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69页）而马克思的女儿们也称恩格斯为“第二个父亲”。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就认为，这“两个父亲”的友谊将来会像希腊神话中达蒙和芬蒂亚斯的友谊那样，成为一种传奇。（参见《回忆恩格斯》，第43页）在更为重要的思想关系上，马克思更是直接跟恩格斯说：“首先，我对一切事物的理解是迟缓的，其次，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10页）在实质性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旨趣和革命志向等方面确实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自1844年8月底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巴黎促膝长谈的10天10夜就开始了。对此，恩格斯晚年回忆道：“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32页）而马克思也充分肯定恩格斯从不同的道路上得出了与自己同样的结果。所以，自巴黎相见之后，二人就一直心有灵犀、志同道合、并肩作战。等到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就自然而然地成了马克思还活着的代言人，只要恩格斯还活着，人们就认为马克思还没有逝世。为此，考茨基曾饱含深情地指出：“恩格斯的逝世使我们感到的悲痛，远远超过马克思的逝世，因为我们觉得，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才完全逝世了。”（《回忆恩格斯》，第157页）由此可见，马克思与恩格斯作为终生的朋友和战友，虽然性格特点和生活习惯等有所不同，但在理论旨趣和革命志向等方面，却具有广泛而深刻的一致性。西方“马克思学”把二人之间的差别硬性夸大为直接对立，甚至夸大到恩格斯反对“马克思”，就算不是存心不良，也是主观故意。

关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恩格斯在1890年写信给拉法格转述马克思的这一说法，是有具体时代背景和现实理论语境的，他主要是针对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出现的类似当年马克思批评的法国所谓“马克思主义者”的“青年派”。恩格斯明确指出，近年来许多大学生、著作家和其他没落的年轻资产者涌入党内，迅速占据了多家新报纸的编辑岗位，他们将资产阶级大学视作社会主义“军校”，自以为毕业后便可带着理论上的“军官”乃至“将军”头衔加入党的斗争。这些人都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但其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实为马克思当年在法国所批评的那种僵化、教条化的版本。对此，马克思不仅曾讽言“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借海涅之喻慨叹：“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90页）实际上，马克思强调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批评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假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反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以此来断章取义地说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恩格斯才是真正的创始人，并以此来夸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对立，甚至认为恩格斯是反对马克思的，实在是难以服众。

在此，让我们再来看看恩格斯是如何解释谁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创始人的：在和马克思共同工作的40年中，虽然他自己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都是属于马克思的，他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他也能够做到，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他却做不到。所以，这个理论用马克思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96-297页）恩格斯由衷地称马克思是真正的“天才”，自己最多只能算是“能手”，而且恩格斯甘愿做马克思的“第二小提琴手”，认为这注定是他一生要做的事。（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25页）恩格斯甚至还戏称自己只是普鲁士王国的一个炮兵而绝不是思想家。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这里所做的这些澄清和说明，绝不仅是自谦，而是诚实的、客观的和公正的。西方“马克思学”无视恩格斯的这些肺腑之言，反而据此继续妄断和夸大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分歧和对立，实在是故意为之。

关于恩格斯在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第三卷时有无改变马克思的原稿含义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当事人恩格斯自己的陈述。对于修订出版《资本论》第二、第三卷的根本原则和最终目的，恩格斯说得很清楚：“使本书既成为一部连贯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又成为一部只是作者的而不是编者的著作。”（马克思，2018年b，第3页）遵此原则，在修订出版《资本论》第二卷时，恩格斯强调自己主要进行的是文字抄录工作，仅在最必要的情况下才作形式上的修改，若遇含义存疑的句子，则一律保持原状。（参见同上，第3-4页）在具体编排过程中，恩格斯指出，自己主要以最新的手稿为依据，并参考早前的文稿，尽可能把工作限定为选择出最恰当的文本。尽管在第一篇与第三篇的编辑中遇到不少实质性的困难，但他始终遵循作者的原意加以处理。（同上，第9页）至于修订《资本论》第三卷，恩格斯则首先将难以辨认的手稿口述整理为清晰文稿，在此基础上开展必要的编辑工作。对此，恩格斯明确指出：“凡是意义明白的地方，我总是尽可能保存初稿的面貌。个别重复的地方，我也没有删去……在我所作的改动或增补已经超出单纯编辑的范围的地方，或在我必须利用马克思提供的实际材料，哪怕尽可能按照马克思的精神而自行得出结论的地方，我都用方括号括起来，并附上我的姓名的缩写……凡是注的末尾附有我的姓名的缩写的地方，这个注就全部由我负责。”（马克思，2018年c，第7页）面对最困难的第五篇——该篇刚刚开头、并无完整草稿甚至纲要、多为零散的笔记与摘录——恩格斯曾数次尝试补全内容、整理片段，使之接近作者原本的构思，但均告失败，这也直接导致了出版的推迟。最终恩格斯意识到，若要彻底填补空白，则需涉猎大量文献，结果反而可能偏离马克思的本意。因此，恩格斯决定以整理既有材料为主，仅作必不可少的补充。（参见同上，第8-9页）由此可见，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二、第三卷所做的仅仅是在保持原貌的前提下作最必要的修订，而绝不是“伤筋动骨”，更遑论歪曲和篡改马克思手稿的原意。

针对所谓恩格斯“篡改”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二、第三卷问题，国内外学者借助已于2012年整理出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中，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手稿（共15卷23册）所提供的原始文献，反而在具体的比较研究中高度肯定了恩格斯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第三卷的重大贡献。鉴于恩格斯编辑稿和马克思原文之间的差异，德国著名马恩著作编辑学家、MEGA编辑促进协会主席罗尔夫·黑克尔教授通过研究指出，不能简单地认为恩格斯的改动是草率甚至故意的：“许多文字差异说明，改动只是为了消除原文中的缺陷。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订正了马克思手稿中明显的错误，或者补充了简化的段落。”（黑克尔，第4页）徐洋在研究比对马恩相关文本和手稿后也强调：恩格斯的《资本论》刊印稿与马克思的《资本论》手稿既不同又相同，不同的是外观，相同的是逻辑、结构和理论，这说明恩格斯的编辑确实使得《资本论》的论证逻辑、阐述结构和理论结果被完好保留。（参见徐洋，第46、54页）由此可见，如果我们真正回到《资本论》，建构和立足于一种“《资本论》学”，一定能够客观公正地还原和对待恩格斯修订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第三卷所作的本质而重要的巨大贡献。

对于恩格斯之于《资本论》的重大贡献，马克思自己生前也有着深刻的认同并心怀感激。早在撰写《资本论》第一卷期间，马克思就希望能把恩格斯写的东西放在书中作为附录，并发自肺腑地对恩格斯说：“你知道，如果你能在我的主要著作（到目前为止，我只写了些小东西）中直接以合著者的身份出现，而不只是被引证者，这会使我多么高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238页）而等马克思完成《资本论》第一卷最后一个印张的校对后，他激动地连夜致信恩格斯，进一步抒发欣喜之情和表达感恩之意：“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223页）由此可见，自巴黎相会决定撰写一部《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始，直到《资本论》手稿的初步完成，马克思就把恩格斯看作最佳且必不可少的合作者。无论是观点还是资料等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撰写过程中，一直是对恩格斯充分信任并不断与之交流的。

实际上，在马克思逝世后，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恩格斯为之所作的诸多修订版的序言，也都充分表明恩格斯从来没有居功自傲，而都是合乎事情本身的逻辑和尊重马克思本意的。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就明确强调：“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4页）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的序言中，恩格斯也特意强调：“在这第三版中，凡是我不能确定作者自己是否会修改的地方，我一个字也没有改。”（马克思，2018年a，第29页）而这也正是恩格斯后来修订出版《资本论》第二、第三卷时所坚持和贯彻的最基本原则。《反杜林论》（1878年）作为恩格斯与晚年马克思最后的合作成果，主要是由恩格斯执笔完成的。该著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因此，一直有人借《反杜林论》来夸大马恩对立论。对此，恩格斯明确指出，他的阐述是在马克思知情并认可的情况下完成的。进而，恩格斯又特别强调：“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马克思写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1页）而马克思本人也对这部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肯定其在德国社会主义者中的广泛影响，并视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93页）。

由此可见，从青年时期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到晚年的《资本论》和《反杜林论》，马克思与恩格斯特殊形式的学术合作一直都是成功的典范。对此，英国的佩里·安德森由衷感叹：“他们（指马克思恩格斯——引者注）的著作是长时期共同努力的产物，这种学术上的合作关系是迄今为止思想史上无与伦比的。”（安德森，第9页）加拿大学者塞缪尔·霍兰德也深刻指出：“恩格斯在某种意义上是设法增强而非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远见。”（转引自赵立，第57页）正因如此，在恩格斯主持完成《资本论》第二、第三卷的编辑出版后，列宁援引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的话评价道：恩格斯通过这一工作为其天才挚友建立起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也无意中使自己的名字铭刻其上。（参见《列宁选集》，第95页）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恩格斯本人始终明确而清醒地把自己定位为《资本论》第二、第三卷的“编者”而非“著者”。而西方“马克思学”却把恩格斯作为编者所做的辨别、梳理、校正和润色工作说成是“歪曲”和“篡改”马克思的手稿，甚至是背离了马克思的原意，确实是别有用心。

概言之，西方“马克思学”的两个教条充分表明：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常以偏执的心态和立异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致使一些本可以简明讨论的问题被复杂化、政治化。（参见张亮，第49页）在此意义上，我国学者称吕贝尔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家’”（杜章智，第229页）是深刻而合乎逻辑的。如果我们真正回到西方“马克思学”作为“聚焦点”、马克思作为代表作的巨著《资本论》，建构一种“《资本论》学”，我们就既能科学审视西方“马克思学”，也能科学理解马克思，进而能更加全面、彻底地破除西方“马克思学”的这两个教条，更加切实、深入和有效地推进我国和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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