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南齐前期的文风表现出明显的“崇古”之意，具有承上启下的时代意义，即宋末大明、泰始时期的豪奢之弊在此时被逐渐革除，此后永明时期儒学和文学的发展又导源于此时期。因此，南齐前期在南朝文学发展过程中有其特殊的时代作用。追溯其成因，则与萧道成出镇淮阴时结识青齐豪族密切相关。身处“中间地带”的青齐豪族重视经史之学，且学以致用，“崇古”传统深厚，他们深刻影响了萧道成，并带动了时代风气的转型，使南齐前期形成其时代特色。这不仅彰显了南齐前期在南朝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而且展示了作为北方学术传统重要载体的“中间地带”影响南朝文化的历史作用，可谓是“北学”渗透于南方并促进南北文化交流的典型个案。

标题注释：本文为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重点项目“南北朝地域文化整合与文学观念嬗变”(项目编号：22BZWJ02)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南齐前期/ 青齐豪族/ “中间地带”/ 儒学/ “崇古”文风/

作者简介：李伟，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文学遗产》(京)2026年第2期 第39-51页

后世论南朝文学，多重视“元嘉体”“永明体”和“宫体诗”等经典文学现象，它们分别对应着刘宋、南齐和萧梁的文学高潮，这种认识框架构建了南朝文学史的总体发展脉络。近年来，随着中古文学史研究逐渐走向深化与细化，重要文学史现象之间的细微演变开始受到关注，学界注意从时代、地域、文士集团与政治形势等多元视角深挖这些细部问题，如陈庆元在《大明泰始诗论》中特别指出“元嘉体”向“永明体”嬗变过程中的诗史演进，将大明、泰始时期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单元，分析南朝诗歌创作风气是怎样从刘宋偏于古奥繁密而过渡到南齐永明的清畅流丽①。又如刘跃进与傅刚在相关研究中重点探讨了萧统在梁代中期复古文风中所发挥的影响，以及“永明体”诗歌向宫体诗风演变过程中的梁代前期诗史进程②。这些研究显示了南北朝文学研究的精细化，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也更趋多元化。在这样的研究影响下，本文立足于宋齐之际的政治嬗变，从地域传统和南北文化交流的视角切入，着重分析南齐前期文学观念的独特风貌、历史渊源及其时代影响，借此呈现南朝“元嘉体”向“永明体”嬗变过程中被以往南朝文学研究所忽略的历史环节。

一 文学批评史上南齐前期的时代定位

陈庆元在《大明泰始诗论》中指出，从元嘉到永明的三十余年，是为大明、泰始时期。这一阶段牵涉宋孝武帝的大明(457-464)和宋明帝的泰始(465-471)两个时期，总体代指宋文帝谢世到齐武帝永明之前的文学发展阶段。政治的发展与文学并非完全同步，虽然年号的下限是刘宋末年，但陈氏在文中对文学风气的评论，则是兼及南齐前期，即萧道成登基后的时代。陈先生以颜延之、江淹、鲍照、沈约等重要诗人为切入点，结合锺嵘《诗品》中的相关评论，注意文学编年、地域文化和雅俗风气的交互影响，立体化地呈现出了“元嘉体”向“永明体”过渡的诗史轨迹(参见《大明泰始诗论》)。

若结合史籍和相关文学史评论，宋齐之际的文学嬗变轨迹仍有隐晦不明、值得深挖之处。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也。盖闻之于世，故略举大较。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簶，高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中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遐景祚。”③在刘勰看来，宋齐之际文学的嬗变起伏有阶段性，宋末渐衰而南齐有振起之意。另外，刘勰在文中重视帝王和士族的双重影响，这也是南朝文学发展在人事上的特点之一，本文立足萧道成与士族迁徙问题，也是基于这一特征。曹道衡、沈玉成在《南北朝文学史》中也剖析了元嘉到永明的文学演变：“南朝诗文风气的第一次变化在晋、宋之交，第二次变化在刘宋大明、泰始以后，集中表现于齐武帝永明时期，延续到梁代普通年间，前后约五十余年。”④曹、沈二先生将泰始之后视为南朝文学发生第二次变异的关键时期，并将这一差异所导致的文学变迁下延至萧梁时期。由此可见，泰始之后到永明之前的这段时期，共十余年的时间，并未得到以往文学史研究的充分关注。无论是陈氏的分析，还是曹、沈二位先生的研究，这十余年都被笼统地包括于所谓的变异期。其中，南齐前期在文化与文学变迁上所展现出的时代价值并未得到清晰的呈现。

当然，造成这一评价倾向，也与南齐时代过短以及史家特殊的评论立场紧密相关。南齐置于刘宋与萧梁之间，存续时间较短，多数作家的生活时代跨越宋、齐、梁三代，这就造成了南齐在文学史上的位置较为模糊，文学自身发展的阶段性探讨也更无从谈起。史家对南齐文学的经典评价，以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最具代表性。在该文中，萧子显从五言诗之流行、推重“新变”文学观、南齐时代的“三体”文学潮流等方面，对南齐文学总体情势进行了描述⑤。上述论点立足于宋齐文学不断发展的前提，将“元嘉三大家”视为影响南齐文学的最大偶像，且五言诗的近体化特征极为明显。对此，童岭在《南齐时代的文学与思想》中认为，后世对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中的理解仍有未尽之处⑥。在本文看来，有如下三点须加注意：一是萧子显写作《南齐书》时已进入梁代的天监年间，因此他对南齐文学的概括具有历史学家的“后见之明”，这与那些身处南齐时代而未入梁代的文人的观念未必相同：二是萧子显是以整个南齐时代作为讨论的重点，所谓“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可见他的探讨方式还是整体式的，这就难免忽略南齐时代中某些阶段性的问题；三是就童岭提及刘永济所言之梁代5篇重要文论作品，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与其他4篇存在观念异同并存的情形，因此辨析它们之间的异同之处以及追溯何以异同的成因，也是极为必要的。

综合而言，南齐文学研究还有待发覆之处：一是在关注经典现象之外，还需要注意文学史嬗变的过渡环节，例如南齐前期作为宋齐文学嬗变中的过渡阶段，其时代特色就未被后世研究者充分关注；二是既要充分重视史籍中对南齐文学的评论观念，还要注意这些观念背后隐含的立场与问题，尽量还原文学史的现场与真实，即站在古人的角度去理解历史的时代性；三是宋、齐、梁三代文学史联系紧密，虽然总体趋势是由“古”及“近”，重视文学的形式美是主流，但这种演变趋势并非线性的一蹴而就，而是存在阶段性，且多元文学观念并存，具有彼此错综复杂的历史渊源关系，这就需要在个案分析时注意时代氛围的总体趋同与文人个性化的追新求异之间所具有的某种张力化地呈现，对此王运熙先生在《刘勰论宋齐文风》中曾有所发明⑦。

纵观南朝宋齐时期的文化嬗变，齐高帝萧道成所主导的南齐前期实有其特殊的时代意义。大明、泰始时期，刘宋统治阶层弥漫着节用无度的豪奢之气，这对国力的损耗不言而喻。而且当时刘宋面对北魏的威胁也日渐力不从心，因此南北对峙的情形正在朝着有利于北方的态势发展。在这样的总体时代背景下，刘宋此时的文学与文化也失去了“元嘉”时期的繁荣景象，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言之“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即是此意。面对这一情形，齐高帝萧道成在即位之初，即效法古代圣贤除旧布新之意，革除刘宋末年的豪奢之风。这种改革举措正是南齐前期“崇古”⑧文化风气形成的社会基础。《南齐书·高帝纪下》载：

(齐高帝)即位后，身不御精细之物，敕中书舍人桓景真曰：“主衣中似有玉介导，此制始自大明末，后泰始尤增其丽。留此置主衣，政是兴长疾源，可即时打碎。凡复有可异物，皆宜随例也。”后宫器物栏槛以铜为饰者，皆改用铁……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欲以身率天下，移变风俗。(《南齐书》卷二《高帝纪下》，第1册，第38-39页)

可见，萧道成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齐前期统治阶层的整体风气，其革除旧习正是有感于“元嘉”之后的大明、泰始时代之弊，具有明确的针对性。与此相关的是，萧道成本人在诗歌创作方面也表现出“崇古”之风。虽然萧道成存世作品不多，仅有《塞客吟》和《群鹤咏》两首⑨，但锺嵘在《诗品》中评其诗“词藻意深，无所云少”，王叔岷笺证引许文雨云“高帝诗，如《塞客吟》，遐心栖玄；《群鹤咏》，托志云间。其诗意深矣。自不在其篇之多少也”⑩，由此可以看出萧道成在诗作风格上词旨深远、慷慨悲凉，艺术手法上借鉴《诗经》《楚辞》等古典传统，将个人情志深藏于比兴之法中，透出浓重的“崇古”之意。此外，萧氏留存的文章作品较多，其文章风格趋于务实古朴，与当时流行骈文的风气差异较大。目前现存于《全齐文》中齐高帝的文章近70篇，大多数都是以单行散体的句式写成，内容都是以政治建议和君臣探讨为主，同时多借鉴历史的典故与经验。在这些文章中，萧道成有时推己及人，展现自己的特殊感受，为情而造文，例如在《报沈攸之书》中，萧道成结合历史经验与个人感受，针对沈攸之的政治问题逐一批驳，将这篇战前檄文写的有理有据(11)。因此，萧氏文章的文风整体呈现为质朴无华，与刘宋以后新奇讹滥的文风相左，体现出较为鲜明的“崇古”之气。

除上述因南齐前期承大明、泰始奢靡之风而表现出改革之意外，萧道成及其身边谋士的一些主张，对此后齐武帝萧赜的永明时代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萧道成在少年时曾拜于大儒雷次宗门下，学习《礼》学与《左氏春秋》(12)，可见萧氏在少年时就已打下儒学的基础。这种崇尚儒学之风被萧道成带到家庭教育中，他以儒学教化施之于子女身上。例如萧曅，在其出镇永嘉、会稽时，齐高帝萧道成曾特意派遣儒学名家刘��前往，为其讲解《五经》(13)。并且，萧道成一直就希望重开国学，以官方名义推广儒学。为此，建元元年(479)，崔祖思曾建议刚登基的齐高帝开设文武学校(14)；建元二年(480)，王逡之也曾上表齐高帝建议开设国学。只是当时正值南齐与北魏连年作战，实在无暇顾及于此。战争结束后的建元四年(482)，齐高帝终于下诏修建国学，当时命吴郡名士张绪负责，结果萧道成于数月后突然去世，此事又告终止。但萧道成在南齐前期提倡儒学的主张，在永明时代得以变成现实，萧嶷在荆州刺史任上于永明二年(484)开设儒学馆，齐武帝萧赜则在永明三年(485)下诏开设国学馆，任命当朝名士王俭领国子祭酒，负责国学馆事务，儒学由此得到极大发扬。东晋以玄学为时代之风，刘宋则是文章之才更受重视，儒学在南朝真正得以复振，则是在齐梁时期。而这一复振的历史契机源于萧道成在南齐前期的不断推动，最终在永明时代开花结果。

其次，重视士人的多元知识，大力提倡聚书的行为，也是“南齐前期”对永明士风的重要影响之一。萧道成本人就格外注重多元知识修养，他不仅精通儒学，而且在书法和棋艺方面颇有心得，《南齐书·高帝纪下》载萧道成“博涉经史，善属文，工草隶书，弈棋第二品。虽经纶夷险，不废素业”(15)，甚至还著有《齐高棋图》二卷。此外，萧道成在绘画上有自己的艺术判断力，《历代名画记》载：“南齐高帝，科其尤精者，录古来名手，不以远近为次，但以优劣为差。自陆探微至范惟贤四十二人，为四十二等，二十七秩，三百四十八卷。”(16)萧道成对文献辑佚与整理颇为热心，《南史·太祖高皇帝本纪》载萧道成“又诏东观学士撰《史林》三十篇，魏文帝《皇览》之流也”(17)。由此可见，《史林》应该是一本针对历史文献辑佚与整理而成的大型类书，萧道成对此书的编纂甚为关心。综合以上史实可知，齐高帝萧道成本身即有较高的知识和文艺素养，至于其身边的士人也多具有类似的文化特征，例如褚渊、刘善明、崔祖思、王僧虔、刘��和王逡之等。其中崔祖思和刘善明各自聚书达八千余卷，褚渊聚书也有数千卷之多。这种重视知识积累、强调文士多元知识修养的风气，经南齐前期而逐渐影响于永明时代，永明时期的王俭、刘孝标、刘峻等人都是饱学之士，家中藏书宏富，这也成为当时类书编撰成风且诗文用典渐成气候的重要原因之一。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南齐前期作为一个文化段落，虽然其诗文创作不及元嘉、永明繁盛，但有其独特的时代价值，在元嘉和永明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过渡性作用。在曹道衡、沈玉成先生《南北朝文学史》所关注的南朝诗文风气第二次变化过程中，南齐前期革除大明、泰始之弊，恰好为永明文化高潮的到来做了历史的准备，据此可以细化南朝文学史的研究，进而更深刻地理解刘宋向齐梁文学的嬗变过程。因此，就沟通宋齐之际的文化转型和对永明时代的文化高潮的推动作用而言，南齐前期具有不可忽视的独特时代意义，这也是本文聚焦于萧道成及南齐前期的根本原因。

二 萧道成淮阴集团中的青齐豪族及其“中间地带”地域特征

南齐前期所体现的过渡性特征，对南朝宋齐时代的文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对扭转刘宋大明、泰始风气而为永明文学高潮的到来具有铺垫之功，使其具有独特的时代光彩。其中，萧道成及其在出镇淮阴时所结交的青齐豪族贡献良多，成为影响南齐前期时代风气走向的重要人事因素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追溯萧道成与青齐豪族政治结盟的来龙去脉，以及他们在结盟中所形成的文化特征，这些问题与青齐豪族的地域文化背景又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关于萧道成与青齐豪族的政治结盟，萧子显在《南齐书》中曾有评论：“太祖作牧淮、兖，始基霸业，恩威北被，感动三齐。青、冀豪右，崔、刘望族，先睹人雄，希风结义。”(18)萧道成出镇淮阴而与青齐豪族结成政治同盟，这对此后萧道成代宋立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此点的政治影响，史学界的研究较为充分(19)，但如何认识这一史实所产生的文化与文学影响，则还没有太多的研究，而这又关涉到南齐前期的时代特征问题。之所以形成如此的研究格局，是因为历来学者多认为萧道成“不以才学名”(20)，这也是此前文学史研究多忽略萧道成及南齐前期的重要原因。然而，若结合淮阴的地理位置、青齐豪族的文化传统以及其与萧道成结交的人员构成，加之萧道成本人的文化造诣，则可以对此薄弱环节进行比较深入的补充论述，并凸显南齐前期的特殊时代价值。

先看萧道成出镇淮阴过程中结识的青齐豪族人员。萧道成本人实富才学，赵翼《廿二史札记》“齐梁之君多才学”条首先列举萧道成，并指出其“虽不以才学名”，但在经学和文学上都有很深的积累(21)。基于此，萧道成在两次出镇淮阴时，都有意识地结识颇具文名的青齐豪族士人。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如：崔祖思，清河东武城人，《南齐书》本传载：“祖思少有志气，好读书史。……太祖在淮阴，祖思闻风自结，为上辅国主簿，甚见亲待，参豫谋议。”(22)刘善明，平原人，《南齐书》本传载：“少而静处读书，刺史杜骥闻名候之，辞不相见。……幼主新立，群公秉政，善明独结事太祖，委身归诚。……善明家无遗储，唯有书八千卷。太祖闻其清贫，赐涤家葛塘屯谷五百斛。”(23)苏侃，武邑人，《南齐书》本传载：“侃涉猎书传，出身正员将军，补长城令。薛安都反，引侃为其府参军，使掌书记。安都降虏，侃自拔南归。除积射将军。遇太祖在淮上，便自委结。上镇淮阴，以侃详密，取为冠军录事参军。”(24)刘怀慰，平原人，《南齐书》本传载：“怀慰宗从善明等，太祖心腹，怀慰亦豫焉。沈攸之有旧，令为书戒喻攸之，太祖省之称善。……怀慰与济阳江淹、陈郡袁彖善，亦著文翰。”(25)

上述数人皆为萧道成出镇淮阴时结交的青齐豪族之士，他们此后都成为萧道成政治崛起过程中的坚定支持者。这些人具有以下文化特征：一是才学广博，儒学传统深厚，如崔祖思、刘善明和苏侃精通书史，熟稔历史掌故。因此，他们都向萧道成提出过政治建议，尤其是偏于文化建设方面。例如崔祖思建议萧道成兴学广教，复兴文化，刘善明和苏侃分别给萧道成撰作《贤圣杂语》和《圣皇瑞命记》，刘著之意在于讽谏萧道成，而苏著则是为了歌颂、文饰萧道成登基之用(26)。刘怀慰与刘善明同族，擅长文章创作，他们都是萧道成身边颇受重视且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青齐豪族。二是他们作为萧道成出镇淮阴时结识的青齐豪族，其生活地域是当时南北政权争夺的核心区域，即青齐地区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中间地带”。既然是南北方政权彼此争夺的重点地域，那么必然会深刻体现出南北文化交融的鲜明特征，这一点从上述数人的生活经历中可以看出。而且这种“中间地带”所形成的文化影响又会通过这些青齐豪族作用于萧道成的身上，进而影响宋齐之际乃至南齐建立之初的文化和文学走向。因此，就有必要追溯青齐地区作为“中间地带”的形成问题及其体现的地域文化特征。

青齐豪族在中古时期曾深度参与了南北交流，特别是在北魏汉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此问题，文史学界的探讨成果所见多有，唐长孺、曹道衡、李文才、严耀中、韩树峰诸先生都曾有研究论著(27)。这些研究大多重点分析了青齐豪族在南北交流中所起到的政治影响，但更多地强调青齐豪族对北方政权的作用，而对青齐豪族在南方的文化影响关注较少，尤其是对宋齐之际文化的影响方面，见诸研究者不多。因此，要全面探讨青齐豪族在南北朝时期的活动，除了关注入北的“平齐民”(28)外，入南的青齐士人也不容忽视，尤其是他们在宋齐之际的政治活动与文化影响。他们所处的青齐地区在南北朝时期又是典型的“中间地带”，具有极为特殊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属性，这也是我们在考察入南之青齐豪族文化活动时需要注意的。

先看青齐地区作为“中间地带”的形成历史。自西晋覆灭，北方陷入十六国混战，南方则是东晋一朝偏安，逐渐形成南北对峙的格局。在此过程中，南北方政权围绕秦岭、淮河一线展开了持续不断的军事斗争。双方在大多数情形下势均力敌，都没有完全征服对手的能力，因此以秦岭、淮河一线为中心，形成南北方彼此拉锯的政治态势。这些地域在东晋南北朝时期数易其手，逐渐成为南北方的政治军事缓冲区域，被称为“中间地带”(29)。这些地域时而属于南方政权，时而属于北方政权，反映在史书上，便是很难确定其行政区划与归属。与此同时，这些地域处于南北方的交界位置，人员迁徙频繁，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区域。青齐地区位于淮水一线附近，陈金凤指出：“南北朝形成后，刘宋、北魏交兵多争于彭城、淮阴间。”(《魏晋南北朝时期中间地带略论》)这里主要说的是北魏占据青齐地区后，将一批士族迁徙到平城，是为“平齐民”，并进一步将南北对峙的前线推移至彭城、淮阴，这也是萧道成在刘宋后期两次出镇淮阴的重要原因，即淮阴在当时已是刘宋对抗北魏的最前线了。

随着青齐地区被北魏攻占，一部分士族作为“平齐民”而被迫迁徙至平城，还有一些土族则流落南方，他们的去处自然就是南方距离青齐地区最近的徐州、淮阴地区。淮阴位于南北地理要冲之地，北面青齐，南连徐州，在我国中古时期是南北政权反复争夺的重点地带。《水经注》记载：“淮水右岸即淮阴也，城西二里有公路浦，昔袁术向九江，将东奔袁谭，路出斯浦，因以为名焉。……应劭《地理风俗记》曰：县为一都之会，故曰江都也。”(30)可见，淮阴自古水陆交通发达，连接青齐与徐州，到了魏晋六朝时期即成为沟通南北的重要地区。萧道成在刘宋泰始年间曾先后两次出镇淮阴，分别在泰始三年(467)和泰始六年(470)。他在首次出镇淮阴之前，徐州已被北魏攻占，这就造成刘宋掌握的淮南地区成孤弱之势，此地随之变为刘宋北兖州的治所，因而也就自然成为刘宋与北魏军事对峙的前沿重镇。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一些逐渐南迁的青齐士族就把淮阴作为徙居淮南、徐州而重新聚合的中心了。萧道成之所以能够在出镇淮阴的过程中结交崔、刘等青齐豪族，其历史渊源正在于此。

关于青齐豪族迁入南方的历史进程，唐长孺与韩树峰曾有深入分析。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一进程大致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东晋安帝义熙六年(410)刘裕率军灭南燕政权后，没有对青齐豪族采取极端措施，而是让他们继续在青齐地区生活。此时的北魏政权正在攻占北方的广大地区，其接受汉化尚浅，因而造成北方的民族矛盾较为尖锐。这就促使迁入青齐的河北士族没有返回原籍，甚至有一小部分士族还在向南方继续迁徙，进入徐州和淮阴，如王玄谟、垣护之等人。这些入南的青齐豪族，就逐渐与徐州的士族结合在一起。第二阶段，随着北魏对青齐地区的占领，造成了大量青齐豪族南迁，进入徐州和淮阴，而萧道成出镇淮阴所结识的正是这批南迁的青齐豪族。这批青齐豪族中，有一部分是随南燕慕容德由河北迁徙到青齐地区的，进而进入徐州地区，以清河崔氏与平原刘氏最具代表性。据《十六国春秋·南燕录》载，慕容德崛起于河北，在滑台自称燕王，但随后滑台被北魏占领，慕容德急欲寻求一个稳妥之地以建立政权，此时谋士潘聪建议：

青齐沃壤，号曰“东秦”，地方二千里，户余十万，四塞之固，负海之饶，可谓用武之国。三齐英杰，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崔鸿撰，汤球辑补，聂溦萌、罗新、华喆点校《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五九《南燕录二》，中华书局2020年版，中册，第718页)

潘聪通过比较滑台、彭城和青齐三地的优劣，建议慕容德应该选择青齐地区作为南燕立国之都。慕容德听取了潘聪的建议，攻占广固，进入青齐地区，随后河北数万民众徙居到此，并逐渐融入青齐地区，成为当地士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虽不是青齐土著，但对此后青齐地区乃至南北政权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刘宋与北魏对峙的泰始年间，北魏攻占了青齐地区，随魏军迁居平城的“平齐民”中也有相当数量是最初由慕容德从河北带来的士族。当然，刘宋失去淮北以后，青齐地区的一部分士族也随之迁居南方，进入淮阴、徐州地区。史学界对此曾有所探讨，如陆帅、胡阿祥《〈明昙憘墓志〉所见南朝境内的“青齐土民”》一文对平原明氏家族在南朝宋齐时期的政治活动多有考辨(31)。综合南朝史料和近年出土的最新文献，萧道成出镇淮阴时结交的崔祖思、崔慧景、刘善明等人，即是刘宋失淮北后入南的青齐士族之代表(32)。平原明氏家族中的一些人物，虽不是萧道成出镇淮阴时所结交的青齐豪族，但他们之间的政治关系也极为密切。

三 入南青齐士族的文化活动及其对南齐前期文学与文化的影响

这些入南的青齐士族大致经历了“冀州豪强——青齐豪族——教养贵族”的发展过程，只是时代早晚略有差异。其中清河崔氏较早就完成了向教养贵族转变的历程，他们在进入青齐地区之前已是知名的文化世家了，而平原刘氏的转变比崔氏略晚，他们在青齐地区还带有武力强宗的特征，文化地位不是很高，直到入南前后才逐渐变为颇具文化气息的世家大族。至于平原明氏，虽然明僧绍等人在北方以经学知名，但他们整个家族成为教养贵族基本要到入南一段时期之后才得以实现。明昙憘在学术上也有较为深厚的积累，据《明昙憘墓志》载：“君天情凝澈，风韵标秀，性尽冲清，行必严损。学穷经史，思流渊岳。少摈簪缙，取逸琴书。”(33)当然，青齐豪族中仍有一些擅长武力的人士，如刘善明的从弟刘僧副就是代表。总体而言，青齐豪族入南之后，特别是围绕在萧道成身边的青齐士族，大多是以经史才学见长，他们通过萧道成而逐渐影响了南齐前期上层文学与文化风气的形成。

正如前文所述，与萧道成结盟的青齐豪族在文化上具有重视儒学传统和学以致用的鲜明特征，尤其是大多精通经史之学，熟稔历史掌故，尤其擅长《礼》学、《周易》和史学等。这种学风特点显示出北方和“中间地带”的一些世家豪族依然在传承经学中的汉魏旧学传统，这与东晋以后南方的儒学传统形成较为显著的学风差异。焦桂美曾在《南北朝经学史》中指出：“(河北)经学又深受郑玄、卢植影响，故魏晋以来，河朔士人大抵宗尚郑氏，与玄风较盛的洛阳、汝、颍一带的学风颇多不同。西晋永嘉之乱，黄河以南的世家大族纷纷南渡，河北士族则多羁留北方，这就使偏尚于汉学传统的河北之学在北朝经学发展中所占的地位愈加重要。”(34)而来自“中间地带”的青齐士族在学术文化上正好具有显著的“北学”传统风格，这无疑对萧道成和南齐前期的时代风气产生了直接影响。

就宋齐之际的时代总体风气转型而言，刘宋时期更多是以“文章”和“文采”作为判定文士创作水平高下的重要标准，因此就出现了“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无以专经为业者”(35)的文化局面。这说明，刘宋孝武帝之后的崇文之风影响了南朝儒学传统的发展。而在进入南齐后，儒学能在国家文化政策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这固然与萧道成本人对儒学的推崇有关，而来自“中间地带”的青齐豪族的影响与劝谏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例如萧道成登基后，刘善明被任命为淮南太守，他曾给萧道成上书言政事十一条，提醒萧道成重视民瘼、加强边备、崇尚节俭、注重礼乐教化、搞好与北方的政治关系等，这对南齐初期稳定政治局面具有重要意义，其建议也被萧道成所重视(36)。此外，刘善明还特别撰作《贤圣杂语》一书，呈送萧道成，以表达自己的讽谏之意。萧道成在《答刘善明》一文中称赞道：“省所献杂语，并列圣之明规，众智之深轨。卿能宪章先范，纂镂情识，忠款既昭，渊诚肃著。”(37)《南齐书》载刘善明“家无遗储，唯有书八千卷”(38)。刘善明涉猎广博，而且能够学以致用，结合宋齐易代之际的政治局势，适时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同时他也承继“北学”重视经史文献的传统，善于运用经史中的文化资源，劝谏萧道成在南齐建立后重视礼乐教化等文化建设，并得到萧道成的积极反馈。前文提及萧道成在登基之后效法古代先贤，革除刘宋末年的豪奢之弊，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青齐豪族崔祖思上书萧道成，劝谏其注意“调风变俗”的重要性。崔祖思上书说：“历观帝王，未尝不以约素兴，侈丽亡也。伏惟陛下，体唐成俭，踵虞为朴。寝殿则素木卑构，膳器则陶瓢充御。琼簪玉箸，碎以为尘，珍裘绣服，焚之如草。斯实风高上代，民偃下世矣。”(39)刘善明在上书十一条政事中也有数条关于崇尚节俭的建议，如其六以为“凡诸土木之费，且可权停”，其七以为“帝子王姬，宜崇俭约”，其九以为“忠贞孝悌，宜擢以殊阶，清俭苦节，应授以民政”，其十一以为“交州险敻，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大化创始，宜怀以恩德，未应远劳将士，摇动边氓。且彼土所出，唯有珠宝，实非圣朝所须之急。讨伐之事，谓宜且停”(40)。这十一条建议中，有四条涉及革除豪奢之弊、提倡节俭之风，占到三分之一强。萧道成的政治实践也表明，其在南齐初建时，总体上采纳了青齐豪族所提出的政治建议，效法古代贤明帝王，倡导节俭清明的社会文化风气。萧子显在《南齐书·高帝纪下》评价萧道成“从谏察谋，以威重得众”(41)，也说明其注意采纳下属的政治建议。

这种从谏如流而革除刘宋大明、泰始以来豪奢之弊的举措，不仅体现出萧道成在南齐前期立足于儒学传统而推行质朴节俭之风的愿望，扭转了不良的社会风气，而且也带动了文学文化活动中“崇古”之风的回归。南齐建立后，王僧虔积极响应萧道成文化建设方面的要求，他喜好古代音律，对汉魏时期的《相和歌》与《清商三调》较为熟悉，因此想通过正音律来整顿改革乐府机构。当时南齐已逐渐与北魏互通使节，因此王僧虔在给王俭的书信中提及，要求出访北方的南齐使者能够借机寻访已流失的汉魏旧曲(42)。这种对汉魏旧曲的推重在永明时代亦有延续，萧惠基在永明时代“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辄赏悦不能已”(43)。这也是南齐前期文化风气影响至永明时代的又一例证。

青齐豪族的文化观念对萧道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体现在整体性的文化政策上，还对萧氏的文学观念和创作风格有直接的影响，促使其形成典型的“崇古”之风，古意浓郁。就诗歌而言，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塞客吟》与《群鹤咏》两首(44)，就明显体现出词旨深远、慷慨苍凉之气。其中《塞客吟》的诗序虽带有骈俪气息，有抒情小赋的特色，但诗作明显受到楚辞传统的影响，句中多带有“兮”字，充满悲郁之气，具有较为显著的边塞诗的艺术特色。而《群鹤咏》则为五言四句，以鹤自喻，运用比兴手法，书写自己在政治中受到束缚而郁郁不得志的情绪。萧道成本人流传至今的诗作虽少，但上述作品展现了他向《诗经》《楚辞》等早期诗歌经典借鉴的创作倾向，以比兴之法述怀，以含蓄简洁的诗风表现个人不平之气。就这种诗风及前述文风的整体表现而言，萧道成及其周围士人在南齐前期所形成的“崇古”风气，与南朝文学整体趋于声色之美的骈俪之风有着显著的不同。

南朝重声色之风自刘宋即已开始。沈德潜所谓“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45)，正是说在进入南朝后，文学更加重视形式美。这种风气与魏晋以来的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导致在文学批评中逐渐出现“古”“近”之别(46)，而南齐前期恰好处于这一文学史的“转关”之中。萧道成现存诗作的“崇古”之气，一方面是对《诗经》《楚辞》等诗歌传统的继承，多运用比兴讽喻的艺术手法，给人以词意凝重之感，带有明显“古”意；另一方面，也与萧道成出镇淮阴的政治经历密切相关。在出镇淮阴期间，萧道成所结交的青齐豪族对其思想与审美有较大影响，同时南北对峙的军事前线氛围，也使萧道成濡染了一些苍凉慷慨的风云之气。这些文化传统与社会环境方面的因素，共同促使此时的萧道成在文学上形成颇具古意的创作风格。

除了诗歌作品体现的风格外，萧道成与青齐豪族的文章作品存世相对较多，能够展现出南齐前期文风的一些特色。前文指出青齐豪族重视儒学的经史之学，主张学以致用，因此他们目前留存的文章也多以政论性内容为主。其中崔祖思与刘善明的文章具有代表性，两人都在萧道成登基后写过劝谏性文章，崔祖思在《陈政事启》中，主要站在国家发展的立场强调革除刘宋末年豪奢之弊的重要性，先以汉文帝、曹操等历史人物的做法为例，说明崇尚节俭简易的重要性，随后对齐高帝直接提出劝谏要求，整体文风较为直白质朴，立意显豁畅达，其中夹杂有骈偶句式(47)。这种文风与其青齐豪族的文化传统是一致的。刘善明则在《上表陈事》一文中，条目式地给萧道成提出建议，先是指出宋齐易代后的齐高帝应该常怀忧惧之心，“安不忘危”，时刻保持为政以德，随后就具体的施政方向提出了十余条建议，多是围绕宣扬王化、崇尚节约、兴学广教、重视民意、赏罚分明、与边境部族搞好关系等主题展开，文章写的明白如话，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之意。而萧道成对刘善明建议的回应文章也同样较少骈俪之气，更多的是一种简易质朴的散体文风，内容上表现了为政谨慎之用心，并借用一些古人的成例，表达自己的政治期望(48)。另外，刘善明所作《遗崔祖思书》写的情真意切，文章先是追溯刘、崔两人青年时代的交往，然后写在其他友朋已零落殆尽后，唯有他两人至今还情同手足，表现出“人生如寄”的无奈之感(49)，与曹丕的《与吴质书》等建安时期的书信文风相仿。文末对两人各自承担着重大的政治责任提出勉励之意，要“奉主以忠，事亲以孝，临民以洁，居家以俭”(50)，这体现出深受儒学文化传统影响的士人风格节操，也与他们写给萧道成的劝谏文所表现的思想观念一致。因此，就文章的整体创作而言，萧道成与青齐豪族所展现的是通过借鉴经史之学彰显“崇古”之意，重视文章的实用性特色，强调文以致用、以文达意的创作倾向，这与“中间地带”青齐豪族学术文化传统的总体性特征是相符的。

综上所述，南齐前期作为具有独特文学价值的时代，既沟通了宋齐之际的文风变革，又对永明时代文学高潮的到来做了铺垫和引导，其在刘宋向齐梁的文学嬗变过程中所起到的过渡性意义值得重视。而来自“中间地带”的青齐豪族与萧道成结成政治同盟，这些青齐豪族的学术文化传统通过崔祖思、刘善明和萧道成的这一政治关系，深刻影响了南齐前期的“崇古”文风，这是塑造南齐前期独特时代光彩的重要地域文化原因之一。通过对南齐前期在文学史上独特时代性的挖掘，以及对作为“中间地带”的青齐豪族在其中所起作用的分析，不仅可以补充宋齐之际文学史发展的过渡环节，而且能展现出“北学”对于南朝文学的深刻影响，同时有助于认识地域文化与我国文学史复杂面貌的形成之间的互动关系。

注释：

①参见陈庆元《大明泰始诗论》，《文学遗产》2003年第1期。

②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参见刘跃进《古典文学文献学丛稿》中的《昭明太子与梁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和傅刚《汉魏六朝文学与文献论稿》中的《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及梁前期文学状态》与《以萧统为中心论梁天监、普通年间文学思想与创作》(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24-171页)等论文。

③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九《时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下册，第675页。

④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页。

⑤参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二《文学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3册，第907-909页。

⑥参见童岭《南齐时代的文学与思想》，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7页。

⑦参见王运熙《刘勰论宋齐文风》，《复旦学报》1983年第5期。

⑧本文所谓“崇古”文风指的是南齐前期齐高帝及其周围士人群体在借鉴古代治平之世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推崇质朴简易的文化风气，刘善明向齐高帝劝谏的中心意思就是革除“苛政细制”，“以崇简易”之风。这在诗文创作上也表现出一定的向《诗经》、楚辞等古典诗歌传统学习的“复古”之气，深于比兴述怀而文风含蓄简朴。

⑨参见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齐诗》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中册，第1375-1376页。

⑩王叔岷《锺嵘诗品笺证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73-374页。

(11)参见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齐文》卷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册，第2799-2800页。

(12)参见《南齐书》卷一《高帝纪上》，第1册，第3页。

(13)参见《南齐书》卷三五《高帝十二王》，第2册，第625页。

(14)参见《南齐书》卷二八《崔祖思传》，第2册，第518页。

(15)《南齐书》卷二《高帝纪下》，第1册，第38页。

(16)张彦远著，秦仲文、黄苗子点校，启功、黄苗子参校《历代名画记》卷一，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5-6页。

(17)李延寿《南史》卷四《齐本纪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册，第113页。

(18)《南齐书》卷二八，第2册，第532页。其中“青、冀豪右”指清河崔氏和平原刘氏等北方高门士族，他们最初生活于冀州地区，后随南燕政权迁徙到青齐地区，成为青齐豪族的代表人物，后文对此问题还有阐发。

(19)相关研究可参见庄辉明《南朝齐梁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5-28页。

(20)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一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上册，第245页。

(21)参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一二，上册，第245-246页。

(22)《南齐书》卷二八《崔祖思传》，第2册，第517页。

(23)《南齐书》卷二八《刘善明传》，第2册，第522-527页。

(24)《南齐书》卷二八《苏侃传》，第2册，第527页。

(25)《南齐书》卷五三《良政·刘怀慰传》，第2册，第917-918页。

(26)上述史实参见《南齐书》卷二八，第2册，第518、526、529页。

(27)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如唐长孺《北魏的青齐土民》(《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2-123页)，曹道衡《略论南北朝学风的异同及其原因》(《河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李文才《南齐政权与淮阴》(《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严耀中《平齐民身份与青齐土族集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韩树峰《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页)。在上述研究中，唐长孺先生的论文较早发现了青齐豪族在北朝时期的政治文化活动及其历史影响，为此后文史学界持续关注中古时代的青齐豪族问题奠定了基础。曹道衡先生重点分析了“平齐民”的学术成就及其对北魏汉化的文化影响，将北朝文学研究继续引向深化。严耀中先生则对“平齐民”的身份问题和政治影响做了详细的探讨。韩著则主要关注青齐豪族在宋齐易代之际的政治作用及其政治军事特性。

(28)北魏占领青齐之地后，青齐豪族中的一些重要人物被迁徙到平城，史称“平齐民”，他们在经学、政治和学术上颇有建树，推动了北魏汉化的历史进程。具体研究可参见王华山《青齐清河崔氏与南北学术交流》，《齐鲁文化研究》总第2辑，齐鲁书社2003年版。

(29)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间地带”的史学研究，可参见陈金凤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间地带略论》(《江汉论坛》2000年第3期)和《魏晋南北朝中间地带研究》一书中的相关内容(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23页)。

(30)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三○《淮水》，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13页。

(31)关于入南之青齐豪族的研究，陆帅、胡阿祥《〈明昙憘墓志〉所见南朝境内的“青齐土民”》(《东岳论丛》2014年第3期)一文特别指出，入南之后的平原明氏家族在刘宋后期曾深度参与萧道成的政治集团，明昙憘随萧道成征讨宋桂阳王刘休范，战死于宫禁的战斗中。可见，明氏家族也是萧道成政治集团中的青齐豪族代表。由于明氏家族与萧道成的紧密关系，其家族内的著名经学家明僧绍曾被萧道成屡次征召，受到格外的关注。

(32)相关史料见于《南齐书》崔祖思、刘善明、苏侃、刘怀慰等传(参见《南齐书》卷二八，第2册，第517、522、527页；卷五三，第2册，第917页)；出土文献则以《刘怀民墓志》《明昙憘墓志》为代表(参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33-35页)。

(33)《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第34页。另据陆帅、胡阿祥考证，明昙憘在大明、泰始年间就与萧道成往来密切，他本人也与入南之青齐豪族中的其他家族具有姻亲关系，如清河崔氏与平原刘氏等(参见《〈明昙憘墓志〉所见南朝境内的“青齐土民”》)。

(34)焦桂美《南北朝经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页。

(35)司马光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三六《齐纪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册，第4266页。

(36)(40)参见《南齐书》卷二八《刘善明传》，第2册，第524-526页。

(37)《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齐文》卷二，第3册，第2800页。

(38)《南齐书》卷二八《刘善明传》，第2册，第527页。

(39)《南齐书》卷二八《崔祖思传》，第2册，第518页。

(41)《南齐书》卷二《高帝纪下》，第1册，第38页。

(42)参见《南齐书》卷三三《王僧虔传》，第2册，第594-595页。

(43)《南齐书》卷四六《萧惠基传》，第3册，第811页。

(44)参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齐诗》卷一，中册，第1375-1376页。

(45)沈德潜著，霍松林校注《说诗晬语》(与叶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诗》；薛雪著，霍松林校注《一瓢诗话》合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3页。

(46)参见葛晓音《南朝五言诗体调的“古”“近”之变》，《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47)参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齐文》卷二一，第3册，第2912-2913页。

(48)参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齐文》卷一八，第3册，第2893、2800页。

(49)参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齐文》卷一八，第3册，第2893-2894页。

(50)参见《南齐书》卷二八《刘善明传》，第2册，第5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