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的阶段性成果， 博士生导师；李洁，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摘要：当代青年数字化生存呈现出鲜明的“圈层化”特征，其交往结构以兴趣共鸣和情感联结为基础，形成多元化的信息交互圈层。网络“圈层化”在为青年提供情感归属与身份认同的同时，也使主流价值观面临多重认同困境，具体表现为圈层壁垒导致的价值认知窄化，情绪导向引发的价值判断极化，圈层规约造成的价值选择盲从。究其根源，算法分发与平台逻辑构建了信息传播的闭环结构，身份建构与情感归属的内在诉求驱动青年主动入圈，圈层话语与规训机制则对个体实施着隐性支配。破解这一困境，需从技术治理、主体培育与价值引领三个维度协同发力。通过优化算法技术促进主流文化融入，培育青年媒介素养构筑理性对话平台，打破隐性圈层规训提升主流价值引领，从而引导青年在跨越信息壁垒与理性审视中实现对主流价值观的自觉认同。
关键词：网络“圈层化”；青年；主流价值观
“圈层”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组织形态，其演变轨迹与社会变迁同频共振。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发展与个体社会化进程的加速，传统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的联结模式渐趋式微，社会交往的核心场域从物理空间延展至数字空间，组织形式亦从实体关系转向虚拟联结。处于价值观形塑关键期的青年群体，其对情感归属与价值认同的需求愈发凸显，网络圈层的勃兴恰好回应了这一现实诉求。所谓青年网络“圈层化”，即青年在网络空间中基于兴趣、情感或利益形成相对封闭、独立的社群，构建定向的社交往来和信息交互模式。一方面，青年以兴趣和情感为核心依托，基于共同话语体系建构粉丝圈、二次元圈、国风圈等社群，有效满足青年情感归属与身份认同的需求。另一方面，网络圈层内在的封闭排他性及其表现出的高度情感化行为模式，极易演变为阻碍价值交流的“壁垒”。在圈层内部，信息交互逻辑从传统的“劝服”转化为基于情感偏好的“分享”，青年往往依据预设立场筛选信息，契合情感偏好的内容被主动扩散，异质性的外部声音则遭遇集体排斥。这种选择性机制使圈层趋于高度同质化，身处其中的青年逐渐陷入认知闭环，不仅加剧了他们与主流价值语境的疏离，更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穿透力与感召力，使得主流价值观难以在圈层内部实现有效传播与广泛认可。基于此，本文旨在网络“圈层化”的视域下，深入剖析青年主流价值观认同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其深层逻辑，探索兼具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应对路径，以期助力青年突破认知壁垒、强化价值认同，在多元共生的网络生态中实现对主流价值观的理性认同与自觉践行。
一、网络“圈层化”视域下青年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困境
网络“圈层化”的社交模式从认知、情感与行为三个维度对青年主流价值观认同构成挑战。在认知维度，圈层壁垒与“信息茧房”的叠加效应导致青年信息视野持续窄化，阻滞了社会价值共识的有效凝聚。在情感维度，圈层内部的情绪共振与极化倾向不断侵蚀青年的理性判断能力，使其价值评判标准趋于感性化与偏激化。在行为维度，圈层规约所形塑的隐性规训诱发群体盲从，致使青年在行为选择上偏离主流价值导向，陷入非理性的行动困境。
（一）价值认知窄化：圈层壁垒阻碍信息跨界流动
青年网民基于学业、地缘或兴趣等多元诉求构筑起各类网络圈层，实现了对分散个体的精准聚合。具有相似信息偏好的个体在持续互动中，逐步建构起圈层专属的符号标识与话语体系，并对外部主体与信息设置严格的准入壁垒，由此形成了难以被圈外认知的区隔状态。“青年沉浸于趣味相投的圈子之中，也被‘我们’与‘他们’的圈层分化隔离开来。”随着圈层内部凝聚力的增强，这种区隔状态日益固化，个体认知陷入视野狭隘、缺乏辩证思维的信息茧房困境。
其一，网络圈层普遍设置了显性或隐性的准入机制以强化边界意识，如动漫圈的“会员答题”、饭圈的“粉籍审核”、游戏圈的“段位限制”等，在维持圈层独立性的同时构筑起阻碍外部信息介入的屏障。此外，青年群体在标榜个性的驱动下，热衷于以网络新词替代传统语言，创造出专属的圈层话语体系与互动符码。从二次元圈的“萌化语”、饭圈的“打榜黑话”到国风圈的“汉服术语”，这些“圈内暗语”不仅是识别同类、维系圈层稳定的情感纽带，更作为一种“认知编码”筑起语义屏障，将无法解码的“圈外人”拒之门外。
其二，认知视野局限于微观圈层，弱化了青年对宏大叙事的关注。圈层内部高密度的情感共鸣与即时反馈，促使青年的认知焦点逐步向内收缩。他们沉溺于与圈层属性相关的微观话题，反复接收相似叙事，不断固化既有认知，导致关涉主流价值的宏观议题被边缘化。“在一个封闭化的空间内，若一种信息、观点被重复传播而形成固化现象，由兴趣、社交等要素构成的圈群就很容易被赋予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属性。”圈层逻辑由此成为青年意义建构的优先参照。例如，由于缺乏对时代发展宏观逻辑的把握，部分青年将“躺平”提升为对抗压力的“生存哲学”，消解了奋斗精神的时代意义；将“追星氪金”转化为“情感忠诚”的衡量标准，模糊了理性消费的边界。认知视野的窄化阻断了主流话语的传播进路，致使宏大叙事难以转化为深层次的价值认同。
（二）价值判断极化：情绪导向消解理性审视能力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天然倾向于在相似群体中寻求情感联结。在原子化社会背景下，网络圈层逐渐演变为青年获取精神慰藉的“情感共同体”。然而，持续的圈层互动往往会形塑出高度同质化的情感氛围，使青年的情感表达逐渐背离理性讨论，演变为非理性的极端化倾向。
其一，单一维度的信息输入加剧了“情感茧房”对理性思辨的遮蔽。在同质化的圈层生态中，青年长期沉浸于相似观点与共同立场的交互，使得网络表达逐渐从“信息茧房”向“情感茧房”演化。青年看似在进行自主表达，实则被同质化的情感逻辑裹挟，异化为盲从的情感宣泄主体。在这种状态下，“带节奏”与“情绪输出”取代了逻辑说理，情绪化表达占据圈层话语主导，理性对话空间被不断压缩。青年群体在非理性的情感内耗中消磨精力，其对复杂社会议题理性剖析的能力也随之削弱，难以跳出情感桎梏形成独立审慎的判断。
其二，情绪共振催生“二元对立”，割裂价值评价体系。情绪具有高度的交互性与感染性，圈层相对封闭的交往结构为情绪的循环放大提供了温床。个体情绪受特定信息刺激快速唤起后，通过圈层内部分享引发大规模的情绪共鸣。在集体叙事的推动下，高强度的情绪感染强化了群体认同，演化为“群内偏袒”与“群外敌意”并存的极化状态。以部分“饭圈”与游戏圈层为例，成员在长期捍卫圈层利益的过程中，往往沉溺于情绪宣泄，疏于理性逻辑论证，把正常的社会观点分歧扭曲为非此即彼的阵营对抗。凡是契合圈层偏好的声音便被盲目追捧，而异议者则被粗暴地贴上“对立面”标签并遭到集体围攻。这种“非黑即白”的情感站队与极端思维定势，不仅严重撕裂了网络公共空间的对话共识，更阻碍了青年全面客观与辩证地看待事物能力的养成。
其三，情绪极化溢出圈层边界，引发行为失范与价值认同危机。当圈层内部的非理性情绪积聚到临界点，或遭遇外部特定议题刺激时，极易突破圈层壁垒向外蔓延。在狂热群体情绪的裹挟下，部分青年个体的道德底线逐渐失守，价值判断让位于情绪宣泄，进而滋生出网络暴力、人肉搜索等失范行为。在此过程中，青年主观上认为在捍卫“圈层正义”，客观上却沦为网络戾气的推手。由情绪极化主导的行为失范，既扭曲了青年自身的价值认知与行为逻辑，还凭借非理性的情绪对抗阻断了与主流价值观的理性对话空间，从而消解了其社会认同基础。
（三）价值选择盲从：圈层规约引发个体价值迷失
网络圈层不仅是青年获取信息的虚拟场域，更是充斥着微观权力运作的社会交往空间。基于趣缘聚合的成员在持续互动中，逐渐演化出排他性的层级结构与隐形规约，既包含类似数据打卡、控评消费等明确的任务派发，也内含对意见领袖的追随及对圈外异见的群体排斥。个体如果不遵守这些规约，会面临被边缘化甚至被驱逐出圈的群体压力。为获取群体归属并维系数字社交资本，青年往往向此类规约妥协，陷入“去个性化”的群体盲从状态。这种盲从外化为机械重复的集体行动，例如在“刷量打榜”“统一发帖”等圈层动员中，个体无须投入深度的价值考量，仅依循行为模板进行复制粘贴，其审辨思维便在实践中消解。“当一种观念被默认为‘普遍共识’后，就会代替主流社会的价值判断与标准，在圈层内形成一套自身的道德评判体系”。在圈层“圈养”与“驯服”下，青年的思想态势极易走向偏执极端化与拜金功利化。以部分“饭圈”文化为例，“消费等同于忠诚”的扭曲共识将资本逻辑伪装为情感羁绊，诱导价值观尚未定型的青年产生认知偏差。例如，为助力偶像出道而引发的“倒奶事件”，青年集资购入附带投票二维码的牛奶，仅完成投票后便将牛奶倾倒，这一行为的实质是青年在圈层规训之下产生的价值观错位。在消费主义与流量逻辑的裹挟下，部分青年将盲目跟风视为理所当然，其行为动机滑向功利化与空洞化。此外，圈层规约的排他性造成了青年与现实公共生活的“脱嵌”。为了维持圈子的纯粹性，圈层实行严格的内外区隔策略。过度依赖虚拟圈层的同质化交往，不仅剥夺了青年在真实情境中对“他者”的理性认知，更导致其在应对复杂人际互动、社会角色分工及公共议题时陷入困境，容易滋生冷漠与过度防御心态，并诱发沟通障碍与社交焦虑问题。这种虚实之间的隔阂感，使得青年在面临复杂的社会矛盾与观念冲突时，难以作出契合公共理性的行为选择，最终呈现出身心分离的困顿状态。
二、网络“圈层化”视域下青年主流价值观认同困境的生成逻辑
青年主流价值观认同困境的生成是技术逻辑、主体需求与隐性权力多重力量交织作用的结果。从技术层面看，算法分发与平台逻辑构建了信息传播的闭环结构。从主体层面看，青年身份建构与情感归属的内在诉求驱动其主动选择圈层。从权力层面看，圈层话语与规训机制对个体实施隐性支配。三重逻辑相互嵌套、彼此强化，共同形塑了当前青年主流价值观认同的困境样态。
（一）技术中介：算法分发与平台逻辑的闭环建构
价值观认同的生成深受个体认知模式制约，而后者又高度依赖于信息的接收样态。基于同质化偏好与算法过滤构筑的圈层，重塑了青年的信息获取路径，将青年锚定于封闭的信息孤岛之中。
其一，算法标签运算固化了青年的资讯接收边界。数字平台通过实时追踪用户的数字轨迹，深度挖掘其兴趣偏好并动态更新用户画像，将具有相似特征的青年精准聚合为边界清晰的圈层群体。例如，小红书通过协同过滤和标签运算技术将用户精准归类为“美妆圈”“追星族”“文字控”等社群。高度同质化的信息流将青年的视野局限于圈层内部的符号体系，而主流价值观等非匹配信息则被自动过滤。信息窄化效应强化了圈层成员已有的认知和偏好，阻断了主流价值话语跨圈层传播的路径。
其二，在流量变现与市场扩张驱动下，算法推荐往往以“受众本位”为包装，高度迎合用户的感性偏好。一方面，“流量至上”逻辑持续推送娱乐化、碎片化内容，从而实现对注意力资源的商品化掠夺。严肃理性的主流价值观内容因缺乏即时感官刺激被边缘化，“标题党”“断章取义”式内容却成为流量密码。部分历史爱好圈层通过拼凑微观故事吸引流量，肢解历史全貌，导致青年陷入历史虚无主义。青年在这一过程中被流量牵引，看似“心甘情愿”的信息选择，实则是资本通过技术手段对主体认知的隐性规训，导致青年在流量投喂中丧失对主流价值的理性辨识能力。另一方面，商业力量敏锐地察觉到圈层内部强动员力与高凝聚力的商业潜力，试图将青年的消费行为深z度嵌入商业运作链条中。以“饭圈”为例，其内部构建了明确的消费等级制度，即购买1张唱片被定义为“路人粉”，购买10张则晋升为“真爱粉”，若购买量达到100张便成为“死忠粉”，而未能进行消费的个体则面临被开除“粉籍”的境遇。消费金额直接决定了个体在群体内的地位，甚至演变为维系“粉籍”的首要前提条件。资本通过对特定商品与符号进行意义赋值，将其包装为情绪纾解的渠道或身份认同的标识，以此激发青年的消费欲望。在这种被情感捆绑的消费活动中，商业诉求得以顺利达成，群体身份认同也随之不断强化，圈层内部交往逐渐脱离公共价值导向，愈发陷入庸俗化与虚无化的状态。
其三，算法技术的深度介入催生了隐蔽的权力支配关系。智能媒介在某种程度上演变为一个隐蔽的“全景监狱”，其运行逻辑与价值准则深嵌于代码程序中，悄无声息地收集并分析用户的隐私数据，对个体的价值选择与判断施加影响。青年正处在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期，在面对信息权力高度不对称的算法场域时，会因缺乏足够的技术认知与数字素养，难以察觉自身受到的隐蔽引导与规训。在算法的技术规训下，网络圈层的封闭性与排他性不断强化，单向度的信息投喂与圈层内部价值偏向，极易诱发青年的从众心理，导致其价值认同趋于盲从与固化。
（二）主体驱动：身份建构与情感归属的内在诉求
青年网络“圈层化”现象，实质上是处于成长关键期的青年群体面对现实交往困境时，为彰显个性、寻求身份确认与情感补偿而作出的一种主动选择。在现代化社会加速发展的进程中，传统社会基于血缘、地缘的固有结构逐渐瓦解，个体成为漂浮在社会结构中的独立单元。同时，现实社会的评价机制往往将个体简化为成绩、排名、就业去向等外在标签，加剧了青年在现实社交中的心理落差与存在焦虑。青年正处于建构“自我同一性”、探索“我是谁”的关键时期，网络圈层凭借其趣缘聚合、低风险与高匿名的特性，为其提供了规避复杂现实的情感支持空间。无论是以“丧文化”进行自嘲式解压，还是在“二次元”等圈层中重塑虚拟身份，这种源于个体内在诉求的身份认同重塑，既是青年对主流社会单一评价体系的柔性反叛，也是其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里维系自我认知、构筑精神归属感的生存策略。然而，青年为实现自我保护而刻意筑起的情感壁垒，其内在情感演化逻辑却适得其反，催生了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困境。网络圈层的信息传播，不仅是价值意义的再生产过程，更伴随着情感的深度浸润与投射。依托青年群体相似的生活境遇与共情心理，个体的情绪困境极易在圈层互动中引发情感共振，并演变为群体性的非理性情绪宣泄。正如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所言，“我们对事实的认识取决于我们所处的地位和我们的观察习惯”。在高度依赖情感共鸣的圈层生态中，青年的认知视野被自身选择的圈层边界所桎梏，思维与观察方式日渐趋于情绪化。情绪化的主观表达压倒理性思辨与事实研判，情绪宣泄凌驾于客观真相之上，由此形成封闭且具有排他性的负面情感场域。而在负面情绪的不断叠加与共振之下，青年极易产生认知偏差，往往把个人层面的微观挫折，片面归因于宏观层面的体制与机制。例如，部分网络圈层随意将具体的司法案件标签化为“司法不公”，把普通民间利益纠纷简化为“阶层固化”。这种情感优先、理性缺位的评判逻辑，不仅不断消解社会共识的稳固根基，更易为外部意识形态渗透提供可乘之机。境外势力趁机介入，借助圈层内部的极端情绪推波助澜，将个体对具体社会议题的局部诉求与不满，刻意导向对国家制度和主流价值体系的全盘否定。部分青年原本试图在网络圈层中寻求情感寄托与精神慰藉，却在群体情绪的裹挟下丧失独立思考与理性辨别能力，从自主的价值建构者沦为错误思潮的盲从传播者，最终深陷价值迷失与认同危机。
（三）权力运作：圈层话语与规训机制的隐性支配
网络圈层内部潜藏着一套复杂的权力运作逻辑，通过话语垄断与行为规训，对青年实施隐性支配，致使其在丧失主体批判性的过程中陷入价值迷茫。
其一，在圈层场域中，话语权力不再依附于现实社会的身份与资本，而是直接取决于个体的“信息资本”。“谁的信息资本强，谁就能掌握信息权力成为意见领袖。”圈群中的意见领袖既包括群组创建者、管理员等天然拥有话语权和号召力的“把关人”，也包括凭借专业能力与独特魅力获得事实影响力的活跃分子，他们共同构成了掌控议题走向的“关键少数”。作为意义的建构者，他们借助标签化与符号化手段对复杂事件快速定性，驱使青年在特定议题下迅速聚合并形成同质化表达。这种网络结构呈现出“高中心势”特征，虽然能加速圈层内部的信息流转与共识凝聚，推动议题升温，但同时也导致意见领袖垄断话语权，挤压了边缘成员的多元表达空间。单一且排他的内部生态，不仅构筑了阻挡主流价值观介入的话语壁垒，更在群体压力的催化下转化为对青年的隐性思想规训。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认为，他人及社会关系是个体“心理生活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对行为产生影响。青年群体由于对事物发展缺乏成熟的理性判断，在发表个人见解时极易受到意见领袖的影响。意见领袖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当其秉持正向价值立场，以科学分析和理性判断发声时，便能对圈层青年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反之，若其持有极端思想并刻意制造舆论对立，这种极端化倾向一旦在圈层内蔓延，便会触发“沉默的螺旋”效应。青年为规避圈层孤立与社交排斥的风险，一味盲从接纳圈层固化的单一叙事逻辑，逐渐丧失独立思考能力与客观评判标准。
其二，商业资本的隐性渗透强化了圈层规训机制，实现对青年行为的深层支配。资本逻辑采取与亚文化符号合谋的策略，通过赞助网络圈层意见领袖、定制限量版文化周边等活动，将普通商品转化为承载圈层身份认同的文化符号。在封闭的圈层场域内，参与消费被重构为表达热爱、证明资格的“强制性仪式”。青年为维持圈群成员资格，不得不将“氪金”“打榜”等资本设定的规则内化为自我行为准则。在此规训下，价值获取被简化为消费能力的展示，群体认同被量化为数据贡献的多寡。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乘虚而入，悄然重塑了青年的价值评判标准，使得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劳动创造价值、集体主义奉献等主流观念面临被消解的风险。
三、网络“圈层化”视域下青年主流价值观认同困境的应对路径
网络“圈层化”在满足青年个性化需求的同时，也对主流价值观的有效传播与深度认同构成了多重挑战。应对这些挑战，既需通过优化算法推荐打破信息茧房的技术壁垒，也需通过培育青年媒介素养唤醒其主体理性，还需通过直面圈层内部的隐性规训与资本渗透，借由重塑话语权格局与创新主流叙事，实现主流价值的柔性嵌入与有效引领。
（一）优化算法技术设计，促进主流文化融入
算法技术作为数字时代信息分发的核心驱动力，深刻重塑着青年的信息环境与认知框架。然而，算法的技术理性绝非价值中立，其内嵌的资本逻辑若缺乏有效规约，极易因流量至上的推荐策略加剧信息茧房效应，成为非理性情绪蔓延与不良思潮滋生的温床。平台作为算法运营主体，必须超越单纯的工具理性，构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辩证统一的伦理秩序，以主流价值导向匡正算法权力的运行轨迹。
第一，调整算法推荐策略，增强主流价值引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为有效强化主流价值引导，需从算法策略调整和机制优化入手。一方面，算法设计需嵌入主流意识形态属性，推动算法模型向价值导向转型。算法本质上是开发者价值观的技术外显，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算法逻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其网络伦理和道德导向，使算法在保持技术效率优势的同时，承担起社会教化功能，实现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提高算法推荐池中主流价值内容的权重，让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想信念教育等优质内容突破传统算法筛选壁垒，融入青年日常信息接收场景，实现主流价值观的常态化渗透。同时，主流媒体应积极运用大数据分析与云计算等技术手段，精准把握青年圈层的关注热点与情感诉求，实现主流内容的精准投放，提升传播内容的吸引力与匹配度。
第二，构建圈层互动平台，打破信息茧房壁垒。一方面，发挥网络媒体的桥梁作用，搭建跨圈层互动空间。网络媒体通过算法技术分析不同圈层的特点及潜在共性，挖掘跨圈层的共同兴趣点与话题，并加强与社交平台、内容创作平台的合作，整合多方资源打造“圈层共同体”。这既能汇聚不同圈层的文化与观点，又能打破信息孤岛，帮助青年跳出单一圈层的信息局限。此外，通过重大社会事件与传统文化节日契机，策划跨圈层联动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圈层互动过程，实现主流价值的柔性传播。例如，可组织“国风圈”达人与“饭圈”粉丝的跨圈合作，通过公益项目或文化展演等形式，在实践互动中促进价值融合。另一方面，依托议题设置功能，推动圈群有效互动。借助大数据分析精准捕捉圈层成员的思想动态与行为特征，为科学设置议题提供数据支撑和决策依据。同时，邀请教育工作者、主流媒体代表及正能量意见领袖入驻平台，以圈层青年熟悉的网络话语体系，设置具有价值引导性的互动议题。通过议题讨论实现圈群内外的价值共振，最终形成主流价值与圈层文化的良性互动机制。
（二）培育青年媒介素养，构筑理性对话平台
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尚未定型，容易受到网络“圈层化”的负面因素干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人阅历不广，容易从自身角度、从理想状态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世界，难免给他们带来局限性。”青年只有提升媒介素养，通过辩证思维审视圈层文化才能保持主体性清醒，将主流价值观内化为认知自觉与行动自觉。
第一，开展网络素养教育，提升理性辨析能力。一方面，构建分层递进的教育体系，夯实网络素养根基。在基础教育阶段，应聚焦信息获取与筛选能力的培养，引导青少年精准识别虚假信息，主动设置信息过滤阈值抵制低俗内容，养成科学的网络行为规范。在高等教育阶段，应开展批判性思维训练，引导青年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从社会发展规律和多元价值比较中审视网络议题，以理性客观的视角解读复杂的网络现象。此外，还应加强实践环节，鼓励青年以理性姿态参与圈层治理，通过担任学生网络舆情观察员、数字公民观察员等角色，培养其作为数字公民的主体意识与责任担当。另一方面，形成学校、家庭与社会的教育合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提升青年网络素养教育，还需要全社会力量的协同。学校作为主阵地，可通过校企合作、校媒联动等方式整合资源，开设网络素养相关课程与活动。家庭教育则侧重网络行为习惯的养成，营造健康的家庭网络环境。社会各界则通过媒体宣传、公益活动等传播网络素养知识，提升全社会对网络素养教育的重视。
第二，规范内容审核规则，营造健康讨论氛围。恩格斯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因此，搭建理性对话的圈层环境，能够有效抑制青年的非理性表达与群体极化。一方面，建立分层分类的内容审核机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容评价坐标轴，对圈层传播的图文、视频、弹幕等进行分级分类，明确正向价值内容与负面内容的界定标准。尤其对涉及历史虚无主义、极端情绪煽动、泛娱乐化倾向的内容，设置严格审核阈值。同时，完善信息发布的事实核查机制，对涉及重大争议议题的讨论，要求发布者提供基本的事实依据或信源。利用人工智能与人工审核相结合的方式，对违背常识、捏造事实或断章取义的煽动性言论进行标记、降权或拦截，以事实的确定性对冲情绪的不确定性，提高非理性表达的成本。另一方面，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激活圈层治理的内生动力。政府部门应加快完善网络内容治理的法律法规，明确平台审核的法定标准与责任边界，让审核工作有法可依、有规可循。网络平台作为内容供给方，需强化行业自律，建立内部审核团队与用户举报反馈机制。例如，设置便捷的“一键举报”入口，对用户投诉的信息及时响应处理。同时，对积极传播正能量、参与辟谣的用户给予流量扶持或荣誉奖励，形成正向激励机制，促使广大用户自觉营造健康理性的讨论氛围。此外，高校应与平台建立常态化合作关系，设立专家解读通道。当圈层议题引发争议时，迅速组织学者从专业角度厘清事实脉络与政策背景，以权威解读确立理性基调，有效引导舆论健康发展。
（三）打破隐性圈层规训，提升主流价值引领
网络圈层内部的隐性规训是特定主体借助话语优势与资本力量对青年实施的支配性影响。打破这一规训格局，需重塑圈层内部的交往结构与价值导向。
第一，培育正向意见领袖，重塑圈层话语权格局。圈层内部的话语主导权往往由处于信息关键节点的“意见领袖”掌握，其态度与观点影响甚至主导着整个圈层的舆论走向和价值取向。因此，要善于在青年网络圈层中甄别具有较高影响力的活跃分子，如将校园“大V”、学生骨干和自媒体运营主体等作为重点培育对象，通过系统培训提升其理论素养与价值判断力，鼓励其在社会热点中以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发声定调，将主流价值观融入圈层互动，推动圈层舆论与主流思想同频共振。
第二，创新主流话语的叙事表达，实现价值导向的柔性嵌入与“破圈”传播。一方面，主流文化传播需实现思想性与趣味性的统一。在形式上，依托B站、抖音等青年聚集平台搭建账号矩阵，联合头部创作者以视觉化叙事开发优质内容，打破圈层文化壁垒。在内容上，立足青年现实关切，聚焦“职场压力”“学业焦虑”等高频议题，邀请专家与青年榜样进行多维剖析，在回应现实困惑中传递奋斗精神。另一方面，构建契合青年认知的话语体系是弥合圈层鸿沟的关键。这要求在表达载体上顺应青年媒介习惯，善用短视频、VR等新技术；在话语形态上突破严肃刻板的政治语态，打造具有“网感”的叙事方式。例如，人民日报社推出的短视频《当哪吒遇上民法典》，以3D动画重塑传统IP，将抽象的法理知识转化为青年可感可触的网言网语，使主流价值在轻松互动中实现“润物细无声”的隐性传播。
第三，规范引导资本，抵制消费主义侵蚀。资本逻辑在网络圈层的深度渗透，导致青年群体陷入非理性消费陷阱与价值虚无泥潭。一方面，完善法律法规，为监管资本奠定坚实基础。政府应细化网络文化市场法律法规，精准打击资本操纵舆论、诱导非理性消费的行为，明确资本在文化生产、平台经济、粉丝经济等领域的准入边界。通过健全消费领域信用体系和强化监管效能，严格约束虚假宣传与过度营销行为，形成规范有序的网络文化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以价值理性对抗消费主义侵蚀，重塑青年消费文化导向。消费主义借助符号消费、身份标签等手段，将青年圈层文化认同异化为“符号争夺战”，诱使青年将“占有物”等同于“实现自我”，导致其价值观趋向功利化与物质化。为扭转这一趋势，在认知层面，应依托高校思政课、网络公开课等载体，系统阐释资本逻辑对消费行为的塑造机制，帮助青年识别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陷阱，提升对符号消费和商品拜物教的批判能力。在实践层面，应引导市场主体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通过国潮文化、绿色消费等创新形式，将消费行为与文化自信、可持续发展深度融合，满足青年真实需求。同时，主流媒体应强化价值引导功能，通过深度报道剖析饭圈经济、网红经济等新兴业态中的资本增殖逻辑，揭露超前消费和虚假需求等符号操控手段，帮助青年剥离消费主义的虚假外衣，重塑对自我价值的科学认知。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2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