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发于《船山学刊》2026年第4期12至19页

李晨阳，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2026年春季特邀访问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

摘要：哲学研究一般遵循宽容原则与人类原则两大基本方法。在当代儒学研究中，为有效推动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必要在两大原则基础上进一步确立第三条核心方法论原则——与时俱进的人类原则。这一原则要求研究者不仅要将古代儒家思想严格置于其具体历史语境予以准确理解与文本还原，更要立足思想家的核心哲学立场、根本价值态度与精神内核，合乎逻辑地推演其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新观点、新主张与新体系。儒学并非僵化不变的历史教条，而是具有可错性、可矫正性、开放性与持续发展性的活的思想文化传统。儒学研究应当明确区分历史重建与哲学重建两种本质不同的路径：历史重建旨在如实还原古代思想的历史真实、文本原意与思想脉络，哲学重建则致力于回应现实问题、激活传统的当代价值、推动思想体系更新。与时俱进的人类原则为儒学的哲学重建提供了导向性的方法论规范，是贯通历史与当代、传统与创新、“照着讲”与“接着讲”的关键枢纽。明确地贯彻这样的研究方法与原则对推动儒学在二十一世纪实现现代转化、融入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儒学；宽容原则；历史进路；哲学进路；与时俱进的人类原则；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本文旨在提出并论证一个当代研究儒学的新原则。哲学研究一般遵循宽容原则（the principle of charity）与人类原则（the principle of humanity）两大基本方法。宽容原则要求以最合理、最具善意的方式解释他人观点，人类原则要求设身处地、共情地理解他人立场的生成语境与时代局限。在当代儒学研究中，为有效推动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必要在两大原则基础上进一步确立第三条核心方法论原则——与时俱进的人类原则（the principle of progressive humanity）。这一原则要求研究者不仅要将古代儒家思想严格置于其具体历史语境予以准确理解与文本还原，更要立足思想家的核心哲学立场、根本价值态度与精神内核，合乎逻辑地推演其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新观点、新主张与新体系。

儒学并非僵化不变的历史教条，而是具有可错性（fallibility）、可矫正性（rectifiability）、开放性与持续发展性的活的思想文化传统。儒学研究应当明确区分历史重建与哲学重建两种本质不同的路径：历史重建旨在如实还原古代思想的历史真实、文本原意与思想脉络，哲学重建则致力于回应现实问题、激活传统的当代价值、推动思想体系更新。与时俱进的人类原则为儒学的哲学重建提供了导向性的方法论规范，是贯通历史与当代、传统与创新、“照着讲”与“接着讲”的关键枢纽。明确地贯彻这样的研究方法与原则对推动儒学在二十一世纪实现现代转化、融入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在发展的进程中理解和定位儒学

儒学是一个拥有两千多年历史、跨越不同时代、融合多重思想面向，并且至今仍在不断发展与自我更新的思想与文化传统。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奠基者与开创者，对儒家思想的价值定向、理论框架与实践精神的确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思想地位与历史影响无可替代，也为后世儒学的长期演进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必须从学理上予以明确区分的是，孔子的思想只是儒学传统的历史起点与价值源头，而非儒学的全部内容与最终形态。孔子已逝，而儒学思想家仍不断涌现。

从术语使用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西语世界长期将儒学译为Confucianism，这一表述具有明显的误导性与片面性。这个词最早由明清之际的西方传教士通过拉丁化翻译创制，用以对应中文语境中的“儒家”这个概念。但其构词方式直接仿照Aristotelianism（亚里士多德主义）一类以单一思想家为中心的学术体系，极易在西语界使人产生误解，将儒学误认为仅仅是孔子个人的学说、言论与主张。事实上，儒家从不是以某一位思想家为唯一标准的封闭体系，而是以孔子为开端，经过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奠基，又经由汉儒、唐儒、宋明儒、清儒等直至当代思想家不断阐释、丰富、拓展、批判与重构而形成的庞大、开放、动态的思想传统。这个传统依托十三经、《荀子》以及历代注疏、文集、语录等海量文献构成体系，其内涵丰富多元、理论层次分明、价值取向总体上一贯而又充满内在张力，并非封闭、单一、固定、绝对化的教条系统。

从研究对象与学术性质上看，“孔子学”研究孔子本人的学说，其研究目的在于客观还原历史上的孔子究竟提出了哪些主张、表达了哪些态度、构建了怎样的思想世界。虽然新发现的资料会推进孔子学研究的发展，但是孔子本人的思想不再发展，不会变化，是静态的历史对象。而儒学则是贯穿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活的传统，它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被重新理解、重新塑造、重新发展，始终与社会现实、时代问题保持互动。因此，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将儒学比附于孔子学或者仅仅某几个古代思想家的学问，不仅会在历史层面窄化儒学的范围、遮蔽其丰富的发展脉络，也会在理论层面否定儒学在当代继续发展、自我更新、回应现实的可能性，从而陷入将儒学历史化、博物馆化的误区。

按照以上对儒学的理解，儒学具有不可避免的可错性和持续的可矫正性。跟西方一神教传统相比，儒学经典文本与历代思想家的可错性是一个极为重要、也最具现代价值的特征。这一核心特征集中体现在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第一，儒家经典内部对同一问题、同一现象往往存在不同阐释、不同判断，甚至出现相互矛盾、彼此对立的观点，这些观点在逻辑上不可能同时全部正确，也说明儒学的哲学观点从不存在唯一绝对、不容置疑的独断结论。第二，历史上的儒家思想家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所处时代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知识水平、价值观念的限制，他们的认知与主张即便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具有合理性与针对性，也未必能够适应后世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现实，更无法直接照搬至当代社会。古代思想家不可能预测现代工业文明、信息革命、人工智能、全球化治理、生态危机、价值多元冲突等全新问题，也不可能为当代人类面临的复杂挑战提供现成答案。这一时代局限是客观的、不可避免的，也是儒学保持开放性的重要前提。

因此，当代儒学研究必须从根本上破除“圣贤无过”的传统迷思与独断预设。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此其实早有清醒、深刻、极具理性的认识。王充在《论衡》中明确指出：“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1]395 明确承认圣贤之言既不能全然符合客观实在，更不可能句句正确。陆九渊亦强调：“过者，虽古之圣贤有所不免，而圣贤之所以为圣贤者，惟其改之而已。”^[2]75-76将“改过”视为圣贤之所以为圣贤的关键品格，而非“无过”。叶适进一步指出，即便三代圣王这样的理想人格，如果“无善可迁，无过可改”^[3]24，也就失去了修己成德、不断进步的基础。李贽在《藏书》中更直接批判道：“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4]1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以单一权威、古代教条为永恒绝对标准的思维方式。这些论述表明：儒家圣贤在本质上是人，不是神；其思想具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也存在正常的认识局限与理论局限。儒学经典并不像西方一神教经典那样被视为绝对无误、神圣不可置疑、永恒不变的神启真理，儒学思想家也不具备神性的完满性。儒学也因此完全不需要建立类似“神正论”那样为绝对权威辩护、消解矛盾与缺陷的复杂理论体系。正是这种清醒的可错性和可矫正性意识，为儒学的批判性继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留下了广阔、开放、充满活力的空间，也使儒学能够在现代社会保持自我更新的能力。

二、儒学研究的历史进路与哲学进路

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哲学，应当在方法论上自觉区分两种本质不同的路径：历史重建（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与理性重建（rational reconstruction）。这一重要区分由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系统提出^[5]49-75，对于解决当前儒学研究的方法论混淆问题、平衡历史还原与当代创新、推动儒学健康发展，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历史重建的核心目标，是尽可能完整、准确地还原古代思想家所处的历史语境、社会背景、问题意识、对话对象与文本原意，追求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准确性与严肃性。按照罗蒂的经典表述，历史重建如同科学史研究，旨在“重新创造出已死者度过自己人生的思想场景”[5]50，让古代思想回到它原本的历史位置、话语体系与价值框架之中。历史重建要求研究者严格尊重文本、尊重语境、尊重历史脉络、尊重思想的本来面貌，避免以今释古、望文生义、脱离语境的主观发挥与过度诠释。它是儒学的历史研究保持学术严谨性、真实性的基础，也是一切哲学创新得以成立的前提。理性重建则在目标、方法与功能上与历史重建形成鲜明区分，它的核心任务不是还原或者重现历史，而是让古代思想进入当代学术对话、社会生活与价值实践，与现代问题发生真实、有效、建设性的关联。理性重建不是要简单复制、复述古人的具体结论，而是要与罗蒂所说的“受过再教育的死者”^[5]52展开思想对话，即想象古代思想家如果拥有现代知识体系、现代价值观念、现代社会视野、现代科学认知，并且依然坚守其自身最核心的哲学立场与价值态度，会对当代问题作出何种判断、提出何种主张、展开何种论证。理性重建的本质，不是把现代思想强加给古人，而是沿着其思想的内在逻辑、核心精神与价值方向，合乎情理地推演出发展了的思想传统在当代应当具有也能够成立的合理形态。当然，我们不应该把罗蒂的表述简单地理解为历史重建不需要运用理性。重现古代思想家的观点也需要理性的运用。罗蒂的意思是说，后一种重建需要重建者以今天的理性观点为出发点和基础，与古代思想家相衔接，在发展先人思想的同时，创造出新的思想。

将这一方法论区分应用到儒学研究之中，可以更清晰、更准确地看到当前学界客观存在的两种基本路径和学术取向。按照现在的学科划分，我们可分别称之为历史进路与哲学进路。采取历史进路的学者，大多具备历史学、文献学、文字学、思想史等专业训练背景，其核心学术目标是弄清古代思想家实际上说了什么、在当时语境下主张什么、真正意味着什么，追求文本解读的准确性、历史脉络的可靠性、思想还原的客观性。历史进路的最大价值，在于从根本上避免望文生义、主观臆断、脱离语境的现代化解读，为儒学研究提供扎实、稳固、可信的文献基础与历史前提。

采取哲学进路的学者，大多具备哲学理论、比较哲学、价值哲学、政治哲学等专业训练背景，其核心目标不是仅仅复述、整理古代思想材料，而是立足当代视野推进儒家哲学的现代发展、理论创新与实践转化。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不是古人曾经说过什么，而是如果孔子、孟子、荀子、朱熹、王阳明、王船山等代表性思想家生活在今天，面对民主、法治、人权、性别平等、人工智能、生态保护、全球治理等全新议题，基于其一以贯之的核心立场，他们会支持什么、反对什么、会如何回应现代社会的根本挑战。

我们可以“重建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宅”为比喻，清楚地呈现两种路径的区别与联系：历史进路要求研究者严格按照古宅原来的结构、材料、样式、尺寸复建，即便原建筑在设计上存在缺陷、不合理之处或与现代生活不符的部分，也必须如实保留、忠实再现，其最高标准是历史真实性；哲学进路则在充分尊重、保留古宅主体结构、核心价值与文化精神的前提下，合理修正设计缺陷、更换老化过时材料、优化现代居住功能、提升安全与实用标准，使古宅能够真正适应当代生活需要、焕发新的生命力，其最高标准是当代合理性。

具体说来，这包括儒家哲学能为当代社会的一系列问题——从男女平等，到医学伦理，到人工智能，到社会制度——提供哪些有意义的、有帮助的思想？儒家哲学怎么样参与当今世界关于这一系列问题的讨论并贡献解决方案？

这两种路径虽然不同，但并不是对立、冲突、互斥的关系，而是互补、支撑、共生的关系。历史进路为哲学进路提供可靠的文本依据、思想脉络与价值根基，使哲学重建不至于脱离传统、流于空泛、走向无根基的臆造，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哲学进路则为历史进路赋予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使儒学不至于沦为博物馆里仅供观赏的古董、尘封在故纸堆中的知识碎片，从而保持其活的思想生命力。

古代儒学的不足不应该妨碍儒学今天的创新。比如，古代儒学思想主张“男尊女卑”，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是基于我们对儒学的可错性与可矫正性的认识，我们今天可以理直气壮地用男女平等的思想取而代之。这样的工作与承认古代儒学主张“男尊女卑”的事实之间并不存在逻辑矛盾。而且，建构儒家当代的男女平等观时，我们可以发掘和利用传统儒家的思想资源，使现代平等观具有儒家的特色。

理解了这两种儒学研究的不同进路的重要区别，我们就应该防止把两者混淆在一起，尤其不应该用一种研究进路的标准衡量、评判另一种研究进路。当前儒学研究最需要警惕、也最需要纠正的是将儒学研究“过度历史化”（historicizing Confucian studies）的误区：将儒学仅仅当作已经死去、固定不变的历史材料，只鼓励还原、考证、梳理，不支持诠释、发展、创新，只承认历史研究的合法性，不承认哲学研究与思想建构的正当性。这种“过度历史化”的倾向看似严谨、客观、尊重传统，实则否定了儒学的发展属性，从根本上切断了儒学与当代生活、现代价值、现实问题的内在联系，使儒学丧失实践功能与时代意义。真正健康、成熟、具有未来性的儒学研究，必须同时包含扎实的历史还原与自觉的哲学创新，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面向未来，与时俱进。

三、与时俱进的人类原则

在现代哲学诠释与思想研究领域（至少在英语学界），人们通常接受并遵循两大经典诠释原则，即宽容原则与人类原则，后者也可以翻译为“人性原则”。因为一般认为人性是不变的，而这个原则强调的是，人不是神，人随其生活环境而改变，所以本文采用“人类原则”的表述。这两大原则为理解传统思想、展开学术对话提供了基础规范，但对于需要实现现代转化的儒学而言，仍存在明显局限，必须予以补充与提升。

宽容原则要求我们在解读他人观点、诠释经典文本时，以最合理、最具善意、最能自洽的方式进行理解，尽量使对方的观点可以成立、有道理、具备内在一致性，避免刻意曲解、贬低、弱化其思想价值。[6]人类原则则要求我们把思想家置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之中，假设我们自己处于同样的环境中也会持类似的观点。[7]343儒家研究的对象常常包括距离我们十分遥远的古代思想家。按照人类原则，我们应当把古代思想家当作与自己一样理性、有限、受情境制约的人，承认他们受时代、环境、知识水平、价值氛围的限制，从而以共情、理解、同情的方式把握其立场何以形成、何以在当时具有合理性，至少我们可以理解古人为什么会形成和持有某种错误的观点。

这两条原则对儒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能够有效提升研究的客观性与诠释力，但它们仍不足以支撑儒学的现代转化与理论创新。因为它们主要适用于历史重建层面，更偏向对古代思想的还原、理解与说明，难以引导、规范、支撑面向当代的哲学建构。如果只使用这两条原则，容易出现两种典型偏差：要么过度宽容，把现代思想直接读进古代文本，造成“以今释古”的附会；要么固守历史语境，完全拒绝思想发展与价值更新，陷入复古保守。为此，我们在两大经典原则基础上，明确提出第三条核心方法论原则：与时俱进的人类原则。这一原则可以看作人类原则在现代条件下的扩展、提升与完善，它在继承共情理解、历史尊重的基础上，融入了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价值更新的现代意识。与时俱进的人类原则包含两层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基本要求：第一，像人类原则所要求的那样，把古代思想家放在其具体历史语境中，予以同情、准确、合理、客观的理解，不脱离背景、不苛求古人、不歪曲文本，同时充分认识古人思想的发展和更新；第二，在牢牢把握其核心哲学立场、根本价值态度与一贯精神导向的基础上，依据人类社会的进步成果、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与当代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合乎逻辑地推演、拓展、重构其在当代条件下可能形成也应当坚持的新观点、新主张、新体系。

简言之，与时俱进的人类原则要求研究者不满足于弄清古人曾经说过什么，更要自觉追问、系统建构：沿着古人的核心思路与价值立场，在今天我们应当接着说什么、合理地发展什么。为清晰说明这一原则的运用方式与理论意义，我们这里可以孟子的政治思想为例展开具体分析。从历史重建的角度看，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等重要主张，强调民意优先、反抗暴政、仁政为本，属于中国古代典型而成熟的民本思想，但其思想并未也不可能突破历史条件，形成现代民主所包含的平等权利、公共参与、权力制衡、程序正义等核心内涵，因此绝不能等同于现代民主。但依据与时俱进的人类原则进行系统、严谨的哲学重建，则可以合乎逻辑地推证：孟子思想的最核心立场是“民为贵”。既然人民最为重要，政治的合法性最终来源就应该是人民的意愿与福祉。如果将这一核心立场贯彻到底、推向现代，那么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其必然结论就是人民有权参与公共事务、评判执政者、更换不合法不道德的权力结构。因此，经过理性“再教育”、立足现代文明的孟子，完全可以也应当接受现代民主的基本价值与制度。必须强调的是，这并不是说古代历史上的孟子就主张现代民主，而是说现代民主价值与制度精神，可以成为“孟子式”儒学在当代合乎逻辑、有根有据的合理发展，它不是外来强加的，而是内在推演而来的。

当然，并非任何古代思想家的总体思想都适合做这种合理的发展和建构。比如，我们很难对李斯或者韩非的政治哲学做像对待孟子思想那样的改进。对与当代精神格格不入的古代思想家，我们应该明确主张，其思想现在只适合被放在历史研究的博物馆里，对当今社会只有借鉴的价值。

与时俱进的人类原则，在精神方向与方法论上，与冯友兰先生提出的“照着讲”与“接着讲”高度契合、内在相通。[8]绪论5历史进路重在“照着讲”，忠实还原古代思想家的本来面目；哲学进路重在“接着讲”，立足传统、面向当代推进思想发展。“照着讲”要尊重历史真实，不能把古代思想随意现代化，但也不是一定要“照着做”，有些古代思想已经不再具有实用价值；“接着讲”要与时俱进，同时必须立足核心价值，不能无中生有、脱离传统。只有两者有机结合、相互支撑，儒学才能既不失其文化本根，又能不断实现理论创新，更新其现代生命力。

从儒学自身发展的漫长历史来看，与时俱进本来就是它内在、持续而一贯的精神品质。比如，儒家关于孝的思想就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孔子不主张对父母完全盲目顺从，而提倡“事父母几谏”（《论语·里仁》），试图以情理兼顾的方式实现孝道；孟子则突破教条化的孝道标准，认可因为原则问题而与父亲反目的匡章为孝子（《孟子·离娄下》），以实质仁爱取代形式教条；荀子明确提出“从义不从父”（《荀子·子道》），将普遍道义置于血缘盲从之上，确立更高的“大孝”价值原则。这些示例都充分说明：儒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固守旧俗、僵化保守的封闭体系，而是随时代变化、社会发展、价值提升而不断调整、丰富、完善、提升的活的传统。与时俱进，本来就是儒学的精神常态。今天，我们应该继承、发扬这种精神。

结语

儒学在本质上是具有可错性、可矫正性、开放性、实践性与发展性的活的思想文化传统，它既拥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又具备面向未来的更新能力。当代儒学研究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双重路径并进：以历史重建为基础，力图实现思想理解的准确性、严肃性与学术性；以哲学重建为方向，实现传统价值的现代转化、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与对现实问题的有效回应。与时俱进的人类原则为儒学研究提供了一条明确、理性、具有建设性的方法论路径。它既要求充分尊重历史、尊重文本、尊重传统，又鼓励自觉面向现实、面向时代、面向未来；既反对食古不化、封闭排外的复古主义，也反对割断传统、虚无主义的全盘西化；既牢牢守住儒家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又开放、理性地接纳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生态保护等现代文明成果。在这一原则的规范与引导下，儒学能够真正摆脱博物馆化、教条化、复古化的困境，成为二十一世纪具有强大生命力、理论创造力与现实影响力的哲学传统，为中国与世界的现代文明建设贡献持久而充满活力的精神力量。1 

参考文献

[1]黄晖.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0.

[2]陆九渊.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

[3]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北京：中华书局，1977.

[4]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李贽.藏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

[5]Rorty R. The historiography of philosophy:four genres∥Rorty R, Schneewind J B, Skinner Q. Philosophy in history:essays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philosophy.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6]Feldman R. Charity, principle of∥Craig E.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London:Taylor and Francis,1998[2026-06-29]. https://www.rep.routledge.com/articles/thematic/charity-principle-of/v-1. DOI:10.4324/9780415249126-P006-1.

[7]Dennett D C. The intentional stan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89.

[8]新理学∥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4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注释

(1)本文观点的详细论述，可见：Li Chenyang, Reshaping Confucianism:A Progressive Inquir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4, pp.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