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熹更建书院于爽垲之地，朱熹确定书院朝向是岳麓书院历史上流传的与朱熹相关的两种说法，值得进一步讨论。南宋绍熙年间，朱熹曾与门人讨论岳麓书院选址，但最终并未易地更建。宋元时期流行的朱熹《年谱》《行状》及元代《岳麓书院重修记》，并未记载此事。明代流行的叶公回本《朱子年谱》开始出现更建书院这条记载。由于朱熹在儒门的地位已经确立，明代弘治年间岳麓书院重兴时，杨茂元等人频繁引用此说，这种叙述逐渐成为主流说法。中国古代书院是礼俗共存互动的文化空间，风水观念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对于儒家士人而言，风水观念难登大雅之堂。由于朱熹曾与门人讨论过岳麓书院选址，清代便衍生了朱熹确定过书院朝向的说法，将风水观念与岳麓书院历史上地位最为尊崇的朱熹联系起来，为调整书院朝向正名。这种说法的流传还与清代岳麓书院科举属性的强化有关。
关键词：岳麓书院；朱熹；更建；朝向
本文刊载于《原道》第50辑，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26年3月，第255—270页。如需引用，请参考刊出版原文。
李伟，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书院制度研究”（24&ZD266）阶段性成果。
长沙湘江西岸的岳麓书院是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大儒张栻、朱熹先后在此讲学，千年弦歌不绝，人才辈出。关于朱熹与岳麓书院的关系，比较有意思的是其更建书院于爽垲之地，确定书院朝向两事。据说，南宋绍熙年间，朱熹更建岳麓书院于爽垲之地。在清代山长王文清的文章中，又衍生出朱熹确定书院朝向的说法，愈加扑朔迷离。1926年，时任湖南省长赵恒惕再次提出创办湖南大学，主张“礼堂设于正厅，依原来向址，不予变更”；其原因也与朱熹有关：“岳麓书院旧址系朱晦庵先生勘定，因其精于堪舆，故书院代出人才，不宜改变。”〔1〕于是又演变为朱熹勘定岳麓书院旧址，且衍生出风水层面的意义，这更像是结合上述两种说法的产物。时至今日，岳麓书院讲堂、大门朝向略有偏差的现象，颇为引人注目。
此前，杨慎初、朱汉民、邓洪波、肖永明诸位学者对岳麓书院的历代变迁，尤其是书院建筑的历史演变，讨论非常丰富，间亦论及上述相关事件。〔2〕在此基础上，笔者拟进一步分析朱熹是否更建书院一事及相关文本的衍变，朱熹确定书院朝向一说的由来这两个问题。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朱熹更建书院说探微
朱熹更建岳麓书院于爽垲之地一事，明代以来的书院史志皆曾大书特书。万历《重修岳麓书院图志》卷一《书院沿革》云：
绍兴〔3〕甲寅，以晦庵知潭州，湖南安抚，学者云集至千余人，日俟公退质所疑，讲说不倦，因更书院于爽垲之地，食田至五十顷，载诸碑刻，不诬也。〔4〕
此外，卷二《书院兴废年表》光宗绍熙五年（1194）载：
书院本枢密刘公、南轩先生旧规，久浸废坠，择士之淳实者使往整复之。别置额员以待不由科课试而入者，其廪给使仅与郡庠等。后复更建于爽垲之地，规模一新焉。〔5〕
两者内容差异不大，就是朱熹将岳麓书院更建于地势较高的干燥之处。其来源不是书院当时所存朱熹更建的资料，而是《书院兴废年表》这段记载后注明的《朱子年谱》。大致同一时期，杨茂元所制《紫阳遗迹》石刻中，有一《更建书院》，引用的具体资料来自《朱子年谱》。〔6〕可见，当时在岳麓书院，大家对《朱子年谱》比较熟悉。《紫阳遗迹》共八题，分别为：麓山讲学，衡岳同游，安抚湖南，谕降洞獠，更建书院，节制虎军，考正礼义，录旌忠节。前两事发生在乾道三年（1167）朱熹到湖南访问张栻期间，后六事在绍熙五年朱熹任湖南安抚使期间。更建书院既可以作为讲学之事，也是朱熹在长沙的相关政事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万历《重修岳麓书院图志》题作陈论编集，吴道行续正。因为此前正德九年（1514），陈论编集有《岳麓书院图志》十卷。两志有非常明显的继承关系。〔7〕观察万历《重修岳麓书院图志》行文，不少地方是在陈论旧志之后以“续”字相区分，增添新的内容。上述朱熹更建内容皆来源于旧志，这部《朱子年谱》也只能求之于正德以前的版本。
最早面世的《朱子年谱》是其门人李方子所撰三卷本《紫阳年谱》（后简称《年谱》），然而该书今已不传。〔8〕束景南据真德秀《西山读书记》、马季机《经济文衡》、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外集》辑录了三种李方子所撰《年谱》。虽然这三部《年谱》是节本，但仍然值得讨论。陈峰比较李方子本与元代都璋本的差异，发现：“大体而言，都谱详于政事，对于朱熹任官先后、应诏封事等记载较细，著述之事则往往一笔带过。反观李方子本，则以论学为重。”〔9〕不过，今所见李方子三本，内容重点仍略有差异。真德秀本重视讲学，几乎不提及政事。其记有白鹿洞书院，“六年，在南康军，作白鹿书院，约圣贤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以示学者”。具体到绍熙五年潭州相关事件，真德秀本仅提及，“自长沙召为侍讲”。除上引之事外，这一年，真德秀本提及朱熹去国一事，详述竹林精舍落成一事。〔10〕真德秀本重视讲学，记有白鹿洞书院、竹林精舍，却不载岳麓书院。
《经济文衡》为朱熹文集选本，选编者需要交代文章的背景，因此引用了《紫阳年谱》的只言片语，这就决定了该本实际上围绕着文集选定的篇目而展开，并无自身文本脉络。该本潭州相关记录有三条，虽较真德秀本详细，但也未提及朱熹在潭州的政事。真德秀本所载长篇上奏应即马季机本第二条所指，马季机本该年还有大量朱熹经筵讲授之事。〔11〕
相对而言，李幼武本则内容较为丰富，讲学、政事兼重。如淳熙六年（1179）朱熹知南康军时，其云：
六年，知南康军。首下教三条：一以役烦税重，求所以宽恤之方；二俾士人乡老教戒子弟，使修孝弟忠信之行；三俾父老推择子弟之志学者诣学。又立濂溪祠，以二程配。别立五贤堂，复白鹿书院，约圣贤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以示学者。〔12〕
真德秀本只取复建白鹿洞书院一事，省略其他诸事。更明显的是，李幼武本于淳熙六年至十一年间，还收录有朱熹于七年、八年所上封事，皆与政事密切相关。但因不涉及讲学，真德秀本直接从六年过渡至十一年。〔13〕而绍熙五年潭州相关事件，李幼武本记载，“宁宗旧闻先生名，恨不得为讲官，即位翌日，召为侍讲。八月，发长沙，十月入奏”。此外，该年还详记朱熹去国及竹林精舍落成一事。〔14〕李幼武本兼重讲学、政事，该年记载既无潭州政事，亦无兴复岳麓书院之举；却有竹林精舍落成一事，且此前亦记录兴复白鹿洞书院之举。结合真德秀、李幼武两本的文本脉络与记载情形，大体可以推断，李方子《紫阳年谱》此年应并未详细提及长沙政事，也没有更建书院之事。
与李方子《紫阳年谱》大体同时，朱熹学生黄榦费心多年撰写的内容丰富的《朱子行状》（后简称《行状》）该年记载：
五年，再辞。有旨：长沙巨屏，得贤为重。会洞獠扰属郡，遂拜命赴镇。至则遣人谕以祸福，皆降之。申教令，严武备，戢奸吏，抑豪民。先生所至，必兴学校，明教化。湖湘士子素知学，日伺公退，则请质所疑，先生为之讲说不倦，四方之学者毕至。又以南康、漳州所申改正释奠仪式为请，录故死节五人，为之立庙。〔15〕
这里提到了在潭州讲学之事及降洞獠、改正释奠仪式、立庙等事，但未及更建书院。相对而言，记载事项比李方子的《年谱》要丰富很多。
李方子《年谱》之后，元人都璋编有《宋太师徽国文公朱先生年谱节略》（后简称《都谱》），附于其在至正十二年（1352）刊刻的宋人陈利用辑《朱文公大同集》前，被认为是现存最早保存完整的朱熹年谱。陈峰推断，都璋所据的建阳旧谱，其版本源头仍是李方子本，不过已经为蔡模等人增益改订，故在许多细节上呈现出与原本不一致的面貌。〔16〕该本绍熙五年大字部分记载，“夏五月，宁宗即位，召赴行在奏事，除焕章阁待制、侍讲，辞不许。入对便殿，而辞职名不允，遂拜命受诏，进讲大学”。小字部分还记录了经筵、论庙祧、授职、竹林精舍成等事。〔17〕《都谱》详于政事，本年记载丝毫不及潭州政事。又《都谱》讲学修复书院之事，亦有涉及。如淳熙六年载：“知南康军，冬复建白鹿洞书院成，约圣贤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以示学者。立濂溪祠于学宫，以二程配。奏乞蠲减星子县税钱，禁别籍异财者。”〔18〕复建白鹿洞书院与岳麓书院类似，既关涉讲学，也是朱熹在当地的政事。此外，还提及竹林精舍落成一事，却没有更建岳麓书院一事。这说明《都谱》源头该年记载很可能未载潭州政事。
明代叶公回校订重刊本的《朱子年谱》（1431）开始详细记录绍熙五年朱熹在潭州的政事，内有“更建岳麓书院”一条。〔19〕万历《重修岳麓书院图志》所录文字与此完全相同，应是参考同一系统的本子。就年谱而言，此条记载实际上较为晚出。
值得关注的是，清代学者王懋竑在编《朱子年谱》时，注意到这一问题：
李本云改建，洪本云更建，今俱不从。按岳麓书院创于开宝九年，祥符八年赐额，南渡后废。乾道乙酉，建安刘共甫知潭州重建，悉还旧规，南轩为之记。朱子至潭，牒委教授与黎、郑二君同行措置，别立员额，增廪给，而绝未有改建之议也。又《牒》言：到官两月，未及一往。而七月已有召命，八月去郡，亦不及有所改建矣。《语录》有“至岳麓讲书”之云，是亦曾一往，而亦不言改建。《年谱》李、洪两本俱言改建于爽垲之地，未详所据。今载《委教授牒》，而两《年谱》语则皆删去。〔20〕
李本是明人李默修订本（1552），洪本是清人洪去芜改订本（1700年重刻）。王懋竑依据朱熹和岳麓书院关系的一手文献《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发现其中毫无改建之事，且从朱熹在潭州的时间长短推断其不可能完成改建任务；同时指出《朱子语类》中朱熹的相关言论并未提及改建。虽然叶公回本以降，诸多版本的《年谱》都记有更建岳麓书院一事，但表述仍有不同。如李默本改建岳麓书院条云：“书院本枢密刘公、南轩先生之旧，久而废坠。乃更择爽垲之地而新之，别置员额以待不由课试而入者，其廪给与郡庠等。”〔21〕与叶公回本比较，两者存在一定的区别。叶本是先叙述朱熹别立员额、增廪给等事，然后更建岳麓书院，两事有一定的时间差。李默本则是将其视作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情。王懋竑据《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大体可以说明李默本记载讹误，但不足以论证叶公回本记载存在问题。
当然，王懋竑也注意到朱熹《与蔡季通书》中提到过改建岳麓书院的计划，并认为这是陈彦忠的未定之说。这封书信实则大可玩味：
但岳麓事，前书奉报，乃廷老所定，后两日，彦忠到，却说合在风雩右手僧寺菜畦之中，背负亭脚，面对笔架山，面前便有，右边横按掩抱，左边坂亦拱揖，势似差胜。但地盘直浅而横阔，恐须作排厅堂乃可容耳。已属廷老更画图来，纳去求正，而未至。更俟其来，当别遣人。但代者乃毁道学之人，未知其能不败此否耳。〔22〕
《岳麓书院史略》《岳麓书院史》《湖南书院史稿》等书提到朱熹改建岳麓书院时，都对这封信有所阐释。〔23〕诸书内容略有差异，以《湖南书院史稿》所论较为详细，然犹有可论之处。
这封信的写作时间，陈来考订为绍熙五年十月，此时朱熹已经离开潭州至临安，〔24〕笔者以为可从。书信所涉人物廷老，即饶干，朱熹弟子。当时任长沙知县，故有饶宰之称。彦忠，乃陈彦忠，朱熹弟子。蔡季通，朱熹弟子。蔡季通精于风水之学，朱熹亦痴迷此道，两人兴趣相投，关系非常密切。
尤其关键的是此信所论之事。所谓的笔架山，指的是书院前的案山，即明清之大、小天马山，今日的天马山和凤凰山。两山并列，中有缺口，略似笔架。风雩是风雩亭，今天的风雩亭在岳麓书院旁饮马池中，非宋代之旧。宋代风雩亭为安抚使刘珙所建，在岳麓书院南，麓山寺旁。张南轩记之：“岳麓书院之南有层丘焉，于登览为旷。建安刘公命作亭其上，以为青衿游息之地，广汉张某名以‘风雩’，又系以词。”〔25〕其具体位置，万历《重修岳麓书院图志》中记载，“按《府志》：在道乡台上，郡守刘珙所建，为门人游息之所，今废址为僧卒所据”；而道乡台，“在岳麓寺畔”〔26〕。麓山寺主体位置宋明以来无变化。由此可知，宋代风雲亭大概在今麓山寺周围。
此前，饶干对岳麓书院的选址已经有了方案。朱熹帅湖南时，饶干知长沙县事，两人来往颇多。稍后陈彦忠对岳麓书院的选址，另有一建议。即希望选址于麓山寺周围的风雩亭之右，在“僧寺菜畦之中”。这里地势较高，面对岳麓山前的大、小天马山，可以形成“右边横按掩抱，左边坂亦拱揖”的效果。该地已有麓山寺，空间本已局促。所谓“地盘直浅而横阔”，是指该地开间较大，但纵深不足。从方位上来说，南北有余而东西不足。故在设计书院时要将建筑物排开，作排厅堂。朱熹让饶干将相关地图画来，自己参考定夺。在另外一封给蔡季通的书信中，朱熹还提到“《岳麓图》已附去矣”〔27〕，这应该就是饶干新绘制的书院地图。陈来考订，这封书信的写作时间是庆元元年（1195）秋。〔28〕此时朱熹虽已离开潭州，但师生仍在讨论书院建设问题。
此外，王懋竑感到疑惑的地方很多：
又按《与蔡季通书》，言岳麓事，今在风雩右手，背负亭脚，面对笔架山，乃彦忠所说未定之议，而末言“代者乃毁道学之人”。《与王枢使书》：“去郡二日，即闻移镇。”王谦仲非毁道学者，是又参错不合。又《与枢使书》：“湘西精舍，得赐一言。”又云：“湘西匾榜，饶宰寄示。”《别集·与刘智夫书》云：“饶宰为作湘西精舍已成。”岳麓乃朝廷敕额，即改建，不容别为之名，又不容别有匾榜，岂岳麓未改建，而饶宰别为作湘西精舍乎？凡此皆不可详考，今附载蔡、王、刘诸书于后，以存疑云。〔29〕
他注意到朱熹在离开潭州后给新任湖南安抚使王谦仲去信两封，给刘智夫去信一封。由于这些书信的内容主要是湘西精舍匾榜、修建一事，与此前书信中谈及岳麓书院选址不同，王懋竑推测岳麓书院最终并未改建，而是新建湘西精舍。笔者认同这一观点。更建岳麓书院一事确实曾在朱熹及其门人中反复讨论。陈彦忠选址在麓山寺周围的新方案，地势较今岳麓书院确实更为爽垲。
无独有偶，早在朱熹主政湖南之前，张栻在兴修岳麓书院时也看中了麓山寺周围的地块。他曾写信给朱熹，谈到：
岳麓书院迩来却渐成次第。向来邵怀英作事不着实，大抵皆向倾坏，幸得共父再来，今下手葺也。书院相对按山，颇有形势，屡为有力者睥睨作阴宅。昨披棘往看，四山环绕，大江横前，景趣在道乡、碧虚之间，方建亭其上，以“风雩”名之，安得杖履来共登临也？它几以道义自重。〔30〕
书院相对案山，即今日之凤凰山、天马山，常被大户人家觊觎以为身后之地。天马山是西汉长沙国王陵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宋时仍是有力者做阴宅的睥睨之地。张栻登山观看山川形势，单纯从“景趣”的角度指出麓山寺所在的碧虚山最佳。或许，这对之后朱熹欲更建书院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朱熹更建书院的计划并未成功，早期黄榦所撰《行状》及李方子所编《年谱》都没有述及该事。入元后，《年谱》仍沿袭这一情形。不仅是朱熹相关文献如此，岳麓书院一方资料也这样表述。元代延祐元年（1314），刘安仁重修岳麓书院，吴澄撰写的《岳麓书院重修记》并未提及朱熹更建一事。该文回忆了此前的书院兴修历史云：“乾道之初，郡守建安刘珙重建，时则有广汉张子敬夫为之记。德祐再毁于兵。大元至元二十三年，学正郡人刘必大重建，时则有奉训大夫朱渤为之记。”〔31〕述及刘珙、刘必大等人重修书院之事。论儒学素养、地位，朱熹显然高于刘珙、刘必大；就官职而言，朱熹与刘珙相差不大，高于刘必大。吴澄与朱学渊源颇深，如果有更建岳麓书院之事，没有不记录的可能性。
综上，笔者认为，更建岳麓书院于爽垲之地一事应该是明代编修《朱子年谱》时添加进去的，叙述框架参考的是黄榦所撰《行状》。叶公回本《朱子年谱》潭州政事有遣谕洞獠降之，更建岳麓书院，奏飞虎军隶本州节制，考正、施行释奠仪，录故死节五人为之立庙五事。〔32〕将其与黄榦所撰《行状》比较，第一、四、五三事，《行状》皆有其目，第三事《行状》无。更建书院一事，其中书院讲学这一部分内容，《行状》亦有提及，只是并未说明更建于爽垲之地。明人重修《朱子年谱》时，在《行状》基础上，补充上述资料，形成了更建岳麓书院的说法。
明代弘治年间，陈钢、杨茂元等人兴复岳麓书院后，《朱子年谱》所载更建书院的说法被相关文献采纳，得以广泛流传，并且进入岳麓书院志书。关于陈钢兴复书院，有记载称，“寻访文公、南轩遗迹，得书院废址于岳麓荆榛之间，志在兴复。乃谋诸郡人，出俸资治材，创建讲堂、斋舍、祠宇，以起三百年之废坠”〔33〕。这段记载中的三百年值得留意。朱熹措置岳麓书院在绍熙五年（1194），陈钢兴复则在弘治七年（1494），恰为三百年。陈钢之后，杨茂元反复引述《朱子年谱》中更建书院的相关记载。他撰写《重建岳麓书院诗碑阴》，称：“时刘公所创书院岁久浸圮，公择士修复，后又更建于爽垲之地，规制一新焉”；“遂即文公更建之所为大门五间，两庑各三间，余名其左曰‘敬义’，右曰‘诚明’，取文公《白鹿洞赋》语也”。有诗称：“后公安抚来，书院更卜筑。”杨茂元还建尊经阁，制《紫阳遗迹》，“乃考文公《年谱》遗事之有裨于长沙者，命为八题”；“每题书《年谱》之文于首，命工分绘为图，而各为之赞于后”。〔34〕这样，原来《朱子年谱》中较为普通的更建书院一事得以在岳麓书院专门凸显。李东阳为这次书院重兴作记，提及书院历史，“光宗时，晦翁为安抚，更建于兹地”〔35〕。反复强调此事，也是为了将弘治年间的书院复兴追溯至朱熹更建岳麓书院，凸显本朝书院重兴的意义。这一叙述后来又被写入书院志书。正德年间，提学陈凤梧命攸县儒学生员陈论为书院山长，并修书院志书。所撰《岳麓书院志序》云，“晦庵寻安抚湖南，更建爽垲，以待四方学者”〔36〕。陈论编修的《岳麓书院图志》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一说法。
这种叙述逐渐成为主流说法，与朱熹在岳麓书院地位凸显的过程相呼应。南宋晚期以降，朱学逐渐成为王朝意识形态，朱熹的地位不断提升、凸显。明代前期，朱熹的地位已然牢固确立。陈钢、杨茂元等人是在这一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儒士。他们重兴岳麓书院时，建崇道祠，专门祭祀朱熹、张栻；制作《紫阳遗迹》石刻，弘扬朱熹的讲学、政事。他们发现《朱子年谱》中有朱熹更建书院的记载，自然要大书特书。
同样是在明代，也并不都认可朱熹更建书院于爽垲之地。长沙地方志书提及岳麓书院历史时云，“绍熙五年，以朱子为湖南安抚，由是四方之学者日至”〔37〕。就未称朱熹更建书院。此外，想在当时岳麓书院附近寻觅一处爽垲之地也不太可能。文庙附近之基址已偏下，书院主体建筑右侧基址与书院中轴相比，并无优势可言，且附近有清风峡之流水，离爽垲的要求还有相当距离。且书院志书对于书院建筑格局的数次重大调整，几乎皆有详细记载，唯独朱熹更建之事，却都一笔带过，更可见此事并未实行。
二、朱熹定向说的由来
清代又流传有朱熹确定岳麓书院朝向的说法。清代岳麓书院朝向曾多次调整，王文清的《岳麓书院四公德政纪略》对此记载非常详细。该文所记四公四事，两事与朝向有关，录之如下：
书院在深山之麓，创自宋开宝时。江岸有古石牌坊，定向与旧院向差一字，朱子所欲改就之而未及为者也。乾隆中，建城南书院于会城中，阛阓纷华可悦，而岳麓书院遂鞠为茂草焉。……
然朱子欲就之向犹未成也。癸未、甲申间，抚军陈公榕门毅然拨公项金若干，增斋舍两层，凡数十间。照依朱子所定向：两山交会，大江横绕，路从古牌坊下而出。大修后，连科贤书叠荐。此德政之在陈公者，二也。……
戊子年，当事以术士祸福之言，忽改书院头门偏对麓右，白虎高昂千尺。院中灾病大作，几致撤散。幸德公纯庵来抚，予为先后详述其事。德公按视之，曰：“此如人面然，移嘴居右耳之旁，尚复成人面乎？”立命有司唤匠作即行拆改，刻期观成，门复旧制，院中渐次安堵如故。是德公之德政，不居其四乎？〔38〕
王文清注意到，书院的朝向与江岸的古石牌坊（大致位于今牌楼口）的朝向有一些差距，并认为朱熹有将书院朝向调整至与古石牌坊一致的想法，但并未实行。
所谓的古石牌坊，向来是岳麓书院一处重要的界址标志。宋代刘珙兴建书院时，“殿前为泮池，外为苑门，南有风雩亭。又距前二里许为棂星门，至今称其地曰鸿门”〔39〕。是当时已有此门，但还不是石牌坊这种建筑类型。明代正德时提到山口鸿门，“宋建，旧磉仍在田中”〔40〕，显然此门处建筑已不存。世宗嘉靖四年（1525），“同知严陵俞夔创石坊牌于大江西岸山口鸿门旧址”〔41〕。明末的资料显示，“中有石坊曰岳麓书院，宋真宗赐额也”〔42〕。清初石坊犹存。李何炜《游岳麓书院记》云：“自津头得一艇，横江西渡，经橘洲尾，溯流云五里，岸行可三百步，始及岳麓书院石坊。坊左右皆田，或瘠或腴，秋浅尚未获也。从石坊抵院门，道直如弦。”〔43〕其时，石牌坊仍是岳麓书院的重要标志。
石牌坊的来历已如上述，不难发现其与朱熹相隔甚远，不存在“朱子所欲改就之而未及为者”一事。肖永明、郑明星指出，在中国古代书院的文化空间中，礼与俗呈现出共存与互动的状况。从书院建筑看，书院的建筑实体、形式以及空间格局充分体现了儒家的价值理念，熔铸了儒家的价值追求，但其中民俗文化层面的内容也多有体现，尤其是风水观念的影响不可忽视。他们以岳麓书院的龙脉、朝向为例，具体讨论了这一问题。〔44〕虽然风水文化影响很大，但对于儒家士人而言，汲汲于此终究并不正当。将其与岳麓书院历史上地位最为尊崇的朱熹联系起来，调整朝向就名正言顺了。根据上文的分析，朱熹确实曾与门人反复讨论岳麓书院的选址问题。这些文献比较常见，据此很容易衍生出“朱子所欲改就之而未及为者”的说法。
一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湖南巡抚陈宏谋才改变书院朝向：
岳麓书院为长沙名胜之地，自宋朱子、张子缔造讲学，相传几百年，为海内四大书院之一。建有圣庙、朱张等祠，规模宏远，因年久失修，房屋渐就倾圮。其书院与圣庙各为一向，历来士绅公议，咸称不宜，应行改正。本部院考之《张子文集》，已载有坐向应改之议。□同司道府等官几次相度应增建者。若不及今修整，久必颓废。其坐向正宜改正，庶与圣庙不背。所需经费，有年来书院生息银两、节省杂费计各年积存，共已有二千余两，正可动为修建书院之用。仰司即便会同驿盐道速饬长沙府□□，造册详送察核，以便择期兴工，勿违。〔45〕
这一段文字较少为人注意。《张子文集》即张栻《南轩先生文集》，其中有文字说明书院的形势，但并无所谓书院坐向应改之议，陈宏谋借圣贤之言以立论。王文清所称“朱子所欲改”，在这里变成了“《张子文集》已载有坐向应改之议”。但王文清描述陈宏谋此举，仍称“照依朱子所定向”。由此可见，朱子、张子，更多只是一个符号。他们在岳麓书院地位最为尊贵，以朱张之名，调整书院朝向，容易获得认可、支持。王文清描述的问题是古石牌坊，“定向与旧院向差一字”；陈宏谋则认为，“书院与圣庙各为一向”，“其坐向正宜改正，庶与圣庙不背”。可见这次调整并不仅仅出于风水考量，也是为了与文庙协调，更为正大光明。
关于文庙，明代正德年间，吴世忠曾改建岳麓书院，将原附于书院前部祭祀孔子的殿堂专门剥离出来，建于书院之左，形成今日文庙与书院并排而立的格局。岳麓书院的文庙建于此时。此外，吴世忠还调整书院朝向，所撰《兴复书院札》云：
本道先据长沙卫指挥杨溥呈称，岳麓书院年久倒塌，相应修理。续据长沙府县生员何凤等呈称，岳麓书院风水背戾，所以屡兴屡废，今欲修理，必须略移向址，方可长久等因。据此为照。修建书院乃斯文盛事，当差风水人前去书院踏看山脉，委的风水背戾，应与那改。〔46〕
据此，重修岳麓书院的建议出自长沙卫指挥使杨溥。风水未美，要略改向址的提议出自长沙府生员何凤。当时还派出过风水先生到现场实地考察。虽然提及“委的风水背戾”，但对于如何“应与那改”却毫无说明。不过，这说明在岳麓书院历史上，风水观念的确存在一定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负责岳麓书院修复工程的杨慎初指出今大门与讲堂朝向不一致，约偏5度，并认为这是明正德四年（1509）吴世忠修建书院更改风水所致。〔47〕由于清代对大门朝向多有调整，大门与讲堂朝向之异不一定就是吴世忠更改所致。
文庙建于吴世忠时期，且后代未有更改朝向事，其朝向自当是吴世忠所定。清乾隆时期的湖南巡抚陈宏谋曾提到，“其书院与圣庙各为一向”由来已久，自是沿袭吴世忠所定。王文清劝说陈宏谋调整书院朝向时说，“江岸有古石牌坊，定向与旧院向差一字”。所谓一字之差，指的是罗盘上两者方位相差一字，即15度。陈宏谋此番修建，应调整书院坐向与文庙一致。〔48〕这与院长王文清的表述略有差异，王文清所云是要将书院坐向调整为与江边古石牌坊一致，这说明文庙与古石牌坊朝向一致。两者定位的标准不同。
陈宏谋将书院朝向调整与文庙大体一致后，乾隆三十三年（1768）又有主政官员将书院大门朝向往右偏移，极有可能是比讲堂的朝向更偏右，面对岳麓山右部，偏对麓右（白虎），直面高昂的白虎，故被认为不吉利。直至稍后德福巡抚湖南，王文清游说德福，方才恢复旧制。此后未见有记载书院朝向改动之举，这一格局延续到今天。实地测量发现，当今岳麓书院讲堂、文庙的朝向大体相同，略有偏差，相差2.6度；大门、讲堂朝向相差1.11度。〔49〕这说明之前的朝向调整也只是保证文庙、讲堂的朝向大体相同，并不完全精确。大门、讲堂朝向的微小差异，应该是乾隆三十三年前后那次大门朝向的反复调整导致的，因为只有那次调整明确提到了大门朝向。
王文清的文章特别强调陈宏谋调整朝向后书院科举兴盛的情形。乾隆三十五年（1770），署理湖南巡抚德福提到王文清任岳麓书院山长后：“数年来，诸生得藉磨砺之益，潜心力学，诗文清正。查前此乙酉、戊子两科乡试，书院内先后共中举人一十二名、副榜一名、选拔贡生一十五名，今庚寅恩科又中式举人十名、副榜二名。”〔50〕在清代，岳麓书院相关风水观念的流行与书院科举属性的强化有关。李兵专门分析过清代考课式书院、汉学书院与科举的关系，认为清代大多数书院是从事以八股文为核心的科举教学，并取代官学成为培养科举人才的主要机构。而书院重视选择风水宝地，从精神上强化了书院为科举服务的目标。〔51〕整体文化环境如此，岳麓书院自然不能免俗。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朱熹的风水观念影响很大，但相关文献却较少被提及。王文清自述：
此皆予亲历其事，亦通省十余郡中人所共见共闻且共仰共戴者。予掌岳麓教，前一载，后八载，今以年髦辞归。恐后人不知其详，故特据实而略记之，附入《岳麓志》中，俾后之沐浴此中者每饭祝之，而世世无陨善政，无忘旧德也。〔52〕据此，《岳麓书院四公德政纪略》这篇文章似乎曾经收录在《岳麓志》中。自康熙《岳麓志》至同治《续修岳麓书院志》之间，岳麓书院并无志书行世。王文清乾隆年间任岳麓书院山长，所附入的《岳麓志》应为康熙《岳麓志》。邓洪波已指出，康熙《岳麓志》至少有初刻本、增补重刻本、咸丰十一年（1861）重刻本三个版本传世，咸丰重刻本卷七收有湖南巡抚陆燿乾隆四十九年（1784）《请广书院名额疏》。〔53〕查阅咸丰重刻本，并未如王文清所述收入该文。实际上，该文被收入《湖南文征》及《湘城访古录》。
结语
肖永明曾讨论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即岳麓书院“朱张会讲”叙述方式演变中的事实与建构。朱熹门人后学基于其道统观念，在对岳麓书院“朱张会讲”的叙述中，突出朱熹的主流、正统地位，强调朱熹的主导作用，而将张栻描述为最终改变自己看法而完全认同朱熹之说。〔54〕事实上，随着朱熹地位的提升，除“朱张会讲”外，岳麓书院还衍生出诸多与朱熹相关的说法，朱熹更建书院于爽垲之地、朱熹调整书院朝向是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两种说法。
梳理原始文献可以发现，朱熹的确曾与学生讨论过选址重建岳麓书院一事，但并未实行。因此，宋元时期的朱熹《年谱》《行状》及元代《岳麓书院重修记》都没有记载这件事。明代前期，叶公回本《朱子年谱》开始有了“重建岳麓书院”这一条记录。由于朱熹在儒门的地位已经牢固确立，弘治年间，陈钢、杨茂元等人在兴复岳麓书院时，大力凸显朱熹的地位，建专祠祭祀朱熹，制作《紫阳遗迹》石刻。扬茂元等人开始频繁引用叶公回本《朱子年谱》中的这一说法，对朱熹更建岳麓书院大书特书。正德年间，陈论编修《岳麓书院图志》时也采纳此说，这种叙述逐渐成为主流说法。
中国古代书院是礼俗共存互动的文化空间，风水观念具有一定的影响。明代正德年间，吴世忠在兴修岳麓书院时，就曾派风水先生查看书院形势。但对于儒家士人而言，风水观念毕竟难登大雅之堂。由于朱熹曾与门人讨论岳麓书院的选址问题，清代便衍生出朱熹确定过书院朝向的说法，将风水观念与岳麓书院历史上地位最为尊崇的朱熹联系起来，为今后调整书院朝向正名。事实上，对于同一事件，还存在张栻计划调整坐向的说法。由此可见，朱熹、张在这里更多地是一个文化符号。同时，这种说法的流传还与清代岳麓书院科举属性的强化有关。
参考文献
〔1〕赵恒惕《夷午九十自述》，转引自朱汉民、邓洪波《岳麓书院史》，湖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52页。
〔2〕参见：杨慎初等《岳麓书院史略》，岳麓书社1986年版；杨慎初《岳麓书院建筑与文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朱汉民、邓洪波《岳麓书院史》，湖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肖永明《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3〕应为绍熙。
〔4〕邓洪波、谢丰等校点《岳麓书院志》，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28—29页。邓洪波、谢丰等点校的《岳麓书院志》收集了目前存世的多种书院史志，使用较为方便。
〔5〕《岳麓书院志》，第31页。
〔6〕万历《重修岳麓书院图志》卷7《紫阳遗迹题赞序》，《岳麓书院志》，第87—88页。
〔7〕相关梳理介绍，参《岳麓书院志》前言，第24—31页。
〔8〕关于宋元时期朱子年谱的相关情况，可参考陈荣捷《朱子年谱》，《朱子新探索》，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62—79页；尹波《宋元时期朱子年谱述略》，《朱子学刊》第17辑，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95—100页；陈峰《论宋明时期朱熹年谱的文本流传与历史书写》，《朱子学研究》第37辑，江西教育出版社2021版，第102—119页。
〔9〕陈峰《论宋明时期朱熹年谱的文本流传与历史书写》，《朱子学研究》第37辑，第112页。
〔10〕李方子《紫阳年谱》，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增订本）附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14、1516、1516—1518页。
〔11〕李方子《紫阳年谱》，《朱熹年谱长编》（增订本）附录，第1526—1527页。
〔12〕李方子《紫阳年谱》，《朱熹年谱长编》（增订本）附录，第1533页。
〔13〕李方子《紫阳年谱》，《朱熹年谱长编》（增订本）附录，第1533—1534、1514页。
〔14〕李方子《紫阳年谱》，《朱熹年谱长编》（增订本）附录，第1538、1539页。
〔15〕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4《朝奉大夫华文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刻延祐二年重修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26A—26B页。
〔16〕陈峰《论宋明时期朱熹年谱的文本流传与历史书写》，《朱子学研究》第37辑，第113页。
〔17〕都璋《宋太师徽国文公朱先生年谱节略》，《朱文公大同集》，《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至正十二年都璋刻明修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3B页。
〔18〕都璋《宋太师徽国文公朱先生年谱节略》，《朱文公大同集》，第2B页。
〔19〕叶公回《朱子年谱》卷下，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宽文六年（1666）刊本，第10B—11A页。
〔20〕王懋竑《朱子年谱考异》卷4，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89页。
〔21〕李默、朱河重订《紫阳文公先生年谱》卷2，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嘉靖刻本，第14B页。
〔22〕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4《答蔡季通》，朱杰人等主编《新订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1998页。
〔23〕杨慎初等《岳麓书院史略》，第47—48页；朱汉民、邓洪波《岳麓书院史》，第132页；邓洪波《湖南书院史稿》，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102页。
〔24〕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71—372页。
〔25〕张栻《新刊南轩先生文集》卷1《风雩亭词》，杨世文点校《张栻集》，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695页。
〔26〕万历《重修岳麓书院图志》卷3《续古迹》，《岳麓书院志》，第42、43页。
〔27〕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2《答蔡季通》，《新订朱子全书》第26册，第4692页。
〔28〕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增订本），第405—406页。
〔29〕王懋竑《朱子年谱考异》卷4，第389—390页。
〔30〕张栻《新刊南轩先生文集》卷21《答朱元晦秘书》，《张栻集》，第1087页。
〔31〕万历《重修岳麓书院图志》卷8《元岳麓书院重修记》，《岳麓书院志》，第99—100页。
〔32〕叶公回《朱子年谱》卷下，第10B—11B页。
〔33〕万历《重修岳麓书院图志》卷4《儒吏》，《岳麓书院志》，第53页。
〔34〕万历《重修岳麓书院图志》卷8《重建岳麓书院诗碑阴》，《岳麓书院志》，第104、105页；万历《重修岳麓书院图志》卷9《重建岳麓书院诗碑阴》，《岳麓书院志》，第122页；万历《重修岳麓书院图志》卷7《紫阳遗迹题赞序》，《岳麓书院志》，第83、83—84页。
〔35〕万历《重修岳麓书院图志》卷8《重建岳麓书院记》，《岳麓书院志》，第101页。〔36〕万历《重修岳麓书院图志》卷首，《岳麓书院志》，第10页。
〔37〕嘉靖《长沙府志》卷4《学校纪》，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5页。
〔38〕罗汝怀编《湖南文征》卷45《岳麓书院四公德政纪略》，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074页。
〔39〕万历《重修岳麓书院图志》卷1《书院沿革》，《岳麓书院志》，第28页。
〔40〕万历《重修岳麓书院图志》卷1《书院沿革》，《岳麓书院志》，第28页。
〔41〕万历《重修岳麓书院图志》卷2《书院兴废年表》，《岳麓书院志》，第33页。
〔42〕康熙《长沙府岳麓志》卷2《旧志岳麓山水总记》，《岳麓书院志》，第204页。
〔43〕康熙《长沙府岳麓志》卷7《游岳麓书院记》，《岳麓书院志》，第441页。
〔44〕肖永明、郑明星《礼俗融会的书院文化空间》，《民俗研究》2015年第4期。
〔45〕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文檄卷48《改建书院祠宇坐向檄》，《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8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17页。
〔46〕万历《重修岳麓书院图志》卷6《兴复书院札》，《岳麓书院志》，第74页。标点有改动。
〔47〕杨慎初《岳麓书院建筑与文化》，第84页。
〔48〕需要说明的是，此次更改坐向是借大修书院的时机进行调整。然而同治《长沙岳麓书院续志》却对这次修建毫无提及，仅记载乾隆二十一年（1756），“巡抚陈宏谋大修斋舍，恢廓旧规，以诸生归岳麓书院肄业，童生仍留城南书院”（《岳麓书院志》，第524页）。陈宏谋先后两次担任湖南巡抚，大修应在乾隆二十八年，书院志所载或误。
〔49〕这一实测数据由湖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李雨薇老师提供，谨致谢忱！
〔50〕德福：《署湖南巡抚德福为遵旨考察年满岳麓书院院长王文清著有成效请交部议叙事奏折》，《乾隆朝书院档案》（下），《历史档案》2012年第4期。
〔51〕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227页。〔52〕罗汝怀编：《湖南文征》卷45《岳麓书院四公德政纪略》，第2074页。
〔53〕邓洪波《前言》，《岳麓书院志》,第28页。
〔54〕肖永明《事实与建构：“朱张会讲”叙述方式的演变》，《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