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中国农村发展学云南样本研究》正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我们研究的理论卷，其姐妹卷为案例卷（正在编著），第三卷为教材卷，第四卷为干部读本，容后编撰。

一、组织这次发布座谈会的初衷

在此，首先感谢对这本书的编撰给予过大力支持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领导及各位同事！感谢出版社责任编辑，由于他的努力才使本书顺利出版！而且他的精心编辑，使书稿增色不少！感谢全国农村发展学权威专家李小云教授、李周教授分别为“理论卷”写来序言，左停教授为“案例卷”写来序言，提高了这两本书的学术地位！还要感谢西南林业大学经管学院李娅教授、云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杨栋会教授，她们表示要将我们的著作作为她们学院农村发展专业的参考书目，使我们的著作有了固定的新读者！我要特别感谢陈晓未研究员，她是郑宝华研究员、赵鸭桥教授发现和培养出来的云南省社科院第三代青年农村发展学者的优秀代表！作为我的合作者，将是我们老一代农村发展学者的合适传承人！我已进入髦耋之年，今后发扬光大云南农村发展学，全靠她及在座的各位了！

同任何已知成熟的知识体系的构建一样，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一个不断深入调研、不断对话争论、不断修改完善的过程。因此，我们构建的中国农村发展学云南样本，仅仅是初步的，它的主线需要再明确、框架需要再完善、观点需要再提炼、行文需要再打磨，才有可能成熟与完善起来。特别是，书中涉及到的包括云南在内的代表性学者的代表性观点是否合适，是否有遗漏，需要再斟酌。就这个意义上，我们组织这次发布座谈会，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听取意见，为修订开个头。

二、“中国农村发展学云南样本研究”有幸成为全国第一本公开出版的同类著作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517”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国家队权威，基于中国目前乡村仍占98.7 %的国内空间，仍有4.77亿人常住在农村，城镇常住人口中尚有2.52亿农业户籍人口具有典型的“两栖性”，即就业、居住和生活在城，户籍在村，也就是说中国农村发展学研究的是中国最多人口、地位最重要的人群，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村发展已经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需要总结，因而把构建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农村发展学”优势学科、重点学科，由学部委员魏后凯领衔，正在加紧研究，已于2024年10月12—13日和2026年4月25日分别召开两次全国性研讨会、出版《中国农村发展学（2023）》。

我们在本书中曾列举中国农业科学院正在构建“乡村振兴学”。2026年4月2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评议组、教育部高等学校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从三农到三农学：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发布暨农村改革小岗研讨会”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朱信凯发布了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最新成果“三农学”。应该指出，早在改革开放不久，秦晖教授曾提出构建中国农民学，核心是跳出单一的“阶级分析”或“现代化叙事”，从农民的生存逻辑、权利诉求、社会关系等维度，构建专门的研究框架；主张以农民的“理性选择”为核心，构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农村发展路径。

我们的研究认可中国社会科学院界定的“中国农村发展学”，基于重点总结云南农村发展的独特经验，因而标注为“中国农村发展学云南样本研究”。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农村发展学” (简称中社本)、中国农科院的乡村振兴本(简称中农本)和中国人民大学“三农学”(简称人大本)尚在加紧研究之中，“中国农村发展学云南样本研究”（简称云南本）有幸成为了全国第一本公开出版的该学科著作。

我们认为，考虑到农村发展这个概念相对于乡村振兴、“三农”来说，内涵和外延都更加符合表述中国农村发展的现实，而且也便于与国际接轨，因此，我们赞成中国社会科学院使用的“中国农村发展学”这个命名。又因为据魏后凯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英文文献中并没有“农村发展学”这个概念，只有“农村发展研究”，因此，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正是我们这代学者的历史使命。

学界共识，农村发展是个开放的系统，发展永不会停止，农村发展学就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因此，我们云南本的尝试，一方面尚需要得到学界共识，另一方面需要包括各位在内的同行商讨、质疑、批评、指正。

三、中国农村发展学必须以农民为研究主线

在研究对象与主线上，我们确定中国农村发展学必须以农民为研究主线，即研究从让农民吃饱饭（解决温饱，云南俗语“两不愁三保障” 即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到有钱花（奔向小康），再到幸福（富裕、人的现代化）。

从学科分类看，农村发展学是发展学的重要分支，而发展学最早是发展经济学，张培刚为创始人，是研究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规律。农村发展学与其相邻的其它研究农村的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涵盖更广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后者是其重要理论基础、分学科。如农业经学研究农业产业发展，注重产业组织、结构与行为等，农村社会学研究农村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农村管理学侧重农村公共事务与资源的组织协调，农村政治学聚焦权力结构、制度运行与治理机制，农村文化学研究乡村价值体系、文化传承与精神生活演进规律。农村发展学关注的是农民本身的发展，强调发展主体论，即农民是发展的核心主体‌，将农民置于农村发展的中心位置，强调“以人为本”“投资于人”，赋发展权于农民，保障农民平等参与国家发展、共享发展成果的权利。

农村发展学与农民学二者存在的内在关联，一是目标同向‌，二者最终都指向“三农”问题的解决，农村发展的本质是农民群体的现代化，农民的全面发展是农村发展的核心落脚点。二是内容交叉支撑‌，农村发展学的各类实践研究，需要依托农民学对农民行为、群体特征的理论成果，才能更贴合农村实际；农民学的研究成果也能为农村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底层逻辑支撑。三是学科互嵌‌，农民学的分支研究（如农民行为、婚姻家庭关系、家庭消费、家庭财产继承、家庭伦理等）本身就是农村发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能从微观层面解释农村发展过程中的各类现象。

农村发展学与农民学二者的核心区别，一是研究对象不同，农村发展学以“农村区域整体”为研究单元，农民学则专门聚焦“农民个体”这一核心主体。二是研究侧重不同‌，农村发展学偏向宏观的区域发展、产业与治理实践对农民的影响，农民学偏向微观的农民个体与群体行为、特征规律研究。

农村发展学必须以农民为研究主线的确定，与中国共产党和我们国家的奋斗宗旨、目标完全吻合。当前，除发达国家外各不发达国家都有一个让老百姓吃饱饭（免除饥饿），到有钱花再到幸福的问题，因而中国农村发展学具有世界普适意义。

四、提出农民发展权、农民名誉权的理论

进一步的研究，我们提出“农民发展权”、“农民名誉权保护”等概念，涵盖经济增收、社会公平、文化认同与政治参与等多维权利，体现出乡村振兴的价值目标。实践路径包括尊重农民意愿、激发内生动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与乡村企业家（CEO），推动从“外部输血”向“自我造血”转变。

针对当前我国农村实际，本书重点分析了农民承包集体所有土地（林地、草地、宅基地、水面等）的使用、流转和经营的权力，宅基地进入市场、农村空闲资源的利用有待进一步改革的问题等。

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民权益的核心，这也是农村发展学的关键研究方向。国内外产权理论认为，清晰且有保障的产权是激发生产积极性的基础。我们非常赞赏王景新最早提出的“赋予农民长期而稳定的农村土地承包权”的命题，这相当于给农民发放了“长期产权凭证”。这种稳定预期让农民愿意对土地进行长期投入（比如改良土壤、修建农田水利设施），避免了集体生产队时期的短期化生产行为。我们也赞赏法学界关于农民土地承包权是用益物权的论证，从而赋予了法律保障。

实践中，在集体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一方面，承包权让农民拥有了土地的实际经营决策权，能够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种植结构，比如从传统粮食作物转向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这符合农村发展学中“让市场配置资源”的核心观点。另一方面，流转权允许农民将土地转让给种植大户、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实现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高土地产出效率，这符合发展经济学中“资源向优势生产者集中”的规律。再一方面，流转权的前提是承包权的稳定，农民在流转土地时，依然保留承包权，这意味着他们不会失去土地这一基本保障，同时流转收益归承包户所有，政策规定任何组织不得以任何理由截留于挪用，保障了农民的财产权益，避免了土地资源被无偿占用。

在基本解决土地产权、吃饱饭问题的基础上，要破解农民有钱花，农民金融运作权就自然被提上议事日程。农民金融运作权本来也是农民群体应享有的核心权利，专指农民在国家政策与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拥有组建金融机构、运作金融产品与服务并从中获取收益，以及从正规金融机构平等获得金融服务的权利。即农民有权将手中闲置的货币，通过自主掌控的合作类金融组织实现增值，而非仅能将资金存入官办金融机构、无法分享金融运作的收益，从而打破此前农村金融体系中农民被排除在金融增值分配之外的局面。‌

按照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诺斯的观点，穷人获得贷款用于发展家庭经营、增加收入是天赋的发展权利，这一权利是保障农民平等参与市场经济、摆脱贫困的基础条件，本质上是对农民金融类基本人权的回归。近年来国有银行陆续出台多项政策逐步落地相关保障，如推广“整村授信”、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拓宽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生物活体等资产的抵质押范围，同时支持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农民合作类金融组织试点，持续提升农民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在讨论农民发展权的同时，必须看到我国社会长期普遍存在着诋毁农民名誉权的现象，例如认定农民是“愚昧落后”“穷人志短甘愿受贫”“农民破坏生态”“农民没有信用”等等，造成农民群体在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负面评价，奇怪的是社会各界都听之任之，反映了社会不健全的生态，极大影响了农民发展权的行使。例如，把当前我国金融信用很高的农民贬低为信用最低者，就影响了农民享受的金融运作权，进而影响到农民发展权。由此，保护农民名誉权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五、中国农村发展学发展的四阶段划分

中国农村经济学发展的四阶段划分，是由魏后凯等首先提出来的，在其主编、谭秋成副主编的《农村经济学》（2024）中，中国农村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建国前起步、建国后至1978年依附和停滞、1978—2002年的形成、2003年后的完善四个阶段。与此相适应，中国农村发展学的发展也大体上可以划分为相应的四阶段。我们大致赞同这一四阶段划分，因为农村经济学是农村发展学的基础和一个组成部分，农村发展学的发展与农村经济学的发展是同步的，学界对这两个学科的研究也是大体上是同步的。

我们又认为，如果从农村农民作为现代人的发展的这一主线来看，第四阶段的起点应该从2003年往后延20年至2024年，原因一是2024年7月的中共20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农民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主体；强调充分发挥农民的首创精神，调动亿万农民参与乡村振兴和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农民成为现代化成果的共建者和共享者。二是要求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三是至今我国农民尚未享受到与城市人同等的国民待遇，如就业、低保、医保、养老等，而解决这些问题有待实践的探索与检验；四是学界对于农村发展学的讨论尚不充分。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了，才能同时显现出农村发展学的成熟。当然，我们不否认在农村发展尚未进入成熟阶段就应该构建农村发展学。我们相信，中国一定可以基本解决农民享受国民待遇的所有问题，学界也一定可以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农村发展学。

在中国农村发展学构建的发端阶段，由几个标志性事件值得注意。

一是陈翰笙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农村调查的实践与国际研究方法的结合，受到国际学界一直到今天都很赞赏，他的代表著作至今仍是美国常青藤学校相关专业学生的参考书目就是例证。其中，我和李娅、顾健曾初步发掘陈翰笙等1940年代初的西双版纳农村经济调查，成为云南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调查，而他的版纳农村经济调查需要持续跟踪调查。云南省社科院农发所李立刚团队等进行的费孝通云南三村调查的再调查，成果颇多，影响很大，经验值得推广。

二是费孝通1939年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原名《中国农民的生活》），被公认为农村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至今仍是欧美多所大学人类学、社会学专业的必读书目，被视为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经典读本。张培刚1946年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的出版标志着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被国际学界公认为这一学科的奠基性著作，他本人也因此被誉为“发展经济学创始人”。费孝通、张培刚的研究充分证明中国学者当时的农村发展研究处于世界前列。

三是当时民国有大批开明士绅开展农村调查、进行乡村治理实践，提出了不少至今仍有意义的理论观点与实践经验，我们在本书列举了其中九个代表，需要中国农村发展学界深入研究，以供借鉴。

四是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侵略中国，曾派大批专家赴华进行调查（简称“满铁调查”），其中仅农村调查形成的资料达100多卷，徐勇曾评价当时“中国农村调查在日本，中国农村调查研究在美国”，是由根据的。例如，美籍华人学者黄宗智曾利用满铁调查资料和自己实地调查，得出中国农村农业内部存在的“内卷”的理论结论，至今已成为国人网红用语。这提示我们，中国农村发展学界需要努力发掘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富矿，必有大的收获而不是小的收获！

六、生存是农民自发改革的第一缘由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农村。粉碎“四人帮”后，首先缘起于安徽小岗村、四川等地的农民之所以冒着生命危险搞起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理由跟简单，就是为了生存，为了吃饱饭，不再挨饿。当时反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势力非常强大，动不动就要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者痛下杀手，因而才有了小岗村一间破旧茅草屋内，18位庄稼汉为了不再挨饿讨饭，托孤求生，立誓为盟，签订“秘密协议”，按下鲜红手印的悲壮情形。

我1960年上中学时吃不饱肚子，得了浮肿病，差点饿死，曾和同学一起奔当时实行包产到户的安徽逃荒，至今难以忘怀，深知只有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才能活命，因而对那场农民自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行为十分敬佩。后来我专职从事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经济学研究，理性的思维使我对农民为了生存的自发举动，上升到摈弃计划经济旧体制高度。可以设想，假若没有诸如18枚红手印为代表的惊心动魄壮举，将不能催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更不会上升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彻底打破“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解放农村生产力，使我国农业发展越过长期短缺状态，一举解决了温饱问题。

我们以为，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农民仅凭大包干这一壮举，就早已名垂史册！至于后来有人质疑他们没有先富起来、不代表中国农村发展的方向云云，确有吹毛求疵之嫌。再说，我们国家非常大，不能要求一个案例典型完成一系列改革开放的历史任务！

对于农民包产到户的创造，当时受到了万里及邓小平、胡耀邦等的支持，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新时期农村生产责任制，迅速在全国推广，全国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被调动起了起来，破天荒地解决了多少年难以解决的吃饱饭问题。当时以杜润生及其咨询决策团队（翁永曦、段应碧、陈锡文、杜鹰、余展、周其仁、王小强、张木生、温铁军、以及赵树凯等），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解释最为权威，认为是农户的家庭生产责任制，并写进了连续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一年比一年有新突破、新创造、新观点、新政策。与此同时，吴象、林子力、郭书田、陈吉元、张晓山、牛若峰、严瑞珍等权威理论家也从不同角度对包产到户进行肯定性解读，影响很大。学者王景新、迟福林、唐涛建议“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被一字不改地直接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稍后不少学者分别从产权、分配、农民意愿、农户积极性、农户激励等角度对包产到户进行了更详细的论证，具有了比较浓厚理论性色彩。

特别是林毅夫1992年3月在《美国经济评论》第82卷第1期发表《中国的农村改革与农业增长》，基于柯布-道格拉斯农业生产函数，利用全国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OLS、SFA、EGLS等多种计量方法，对1978—1984年中国农业面板数据为基础，将制度变革、化肥投入、技术进步等要素拆分回归，分离出家庭承包制单独的增产贡献，即197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3.0477亿吨，1984年达到4.0731亿吨，六年增产超1亿吨，得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这一时期农业产出增长的贡献约为‌46.89%‌，接近50%的结论，核心逻辑是家庭责任制彻底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劳动监督难题，让农民劳动报酬与努力程度直接挂钩，大幅释放了生产积极性；还通过构建的博弈论模型,说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社员不可以退社来保护自己，并导致勤劳社员跟着偷懒，生产积极性和产出大幅下滑的结论。这和当时全国农民的实际生产体验、农产品供给快速丰富的社会现实完全吻合。而且研究方法符合国际经济学界的学术规范，因此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和大量引用，为这一制度的全国推广和长期稳定提供了硬核学术依据，打消了当时学界和政策层对农村改革方向的争议。

刘守英概括出中国土地制度特征，即包产到户后，集体所有制变革为成员权集体所有制，在实施“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后，进一步明确为时点固化的成员权集体所有制；通过集体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逐步实现规模化经营；与传统时期土地主要发挥生计功能不同，也有别于现代时期西方土地重要性下降的状况，中国当代独特的土地制度使土地发挥资本化功能，形成以地谋发展模式，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和结构快速转变。

七、云南农村发展学者研究成果的初步梳理

作为云南省的农村发展学者，我们经历了云南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既参与了许多重大发展项目的决策咨询研究，还参与了一部份重要项目实施，有的还直接主持了省委、省政府项目以及国际合作项目的策划、申请、实施和理论总结，而且，还利用国际奖学金，抓住机会选派70多名年轻学者出国学习国际上先进的农村发展理论，并把这些国际理论主导引入中国并本土化。特别是这些留学生学成全部回国，全部被聘请为国内接受国际援华农村发展项目的策划、咨询、培训、评估专家，逐步替代了外国专家，为中国的农村发展学做出了独特贡献，许多人成为国家农村发展学科的带头人、权威专家。

经AI检索，本书曾提到并介绍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在引进并本土化国际先进理论与方法、为中国农村发展学云南样本做出杰出贡献有以下学者：

提到袁德政研究员的28处，他与郑宝华等合著《社会林业学概述》（1992年），是全国第一部系统引进并本土化的社会林业的著作。特别是他身患绝症，在医院病床上一字一句修改书稿的情景，至今使人感动。

提到左停教授 20处。他是最早引进与本土化PRA，开发出PRA多款运用工具与教材；建议用“农户管理”替代“农户参与”；作为中国农业大学参与式发展实验室（2005至今）创始人之一，培养出大批PRA高级人才。

提到郑宝华研究员的 61处，他受聘为30余个国际组织的PRA顾问、咨询、培训与评估专家；开发完善了以参与式贫困评估为重点的研究方法；他的多篇有关扶贫和农村发展论文和专著被权威推荐引用。

提到赵鸭桥教授的21处。他在本土化参与式农村评估（PRA）过程中培训骨干超万人；主持昭通小额信贷扶贫到户试点；提出“在烟草产业链上，农民得到份额太少”、“拿钱养起的示范户并无示范作用”等观点；参与多部农村发展研究著作的编写。

提到董棣研究员的 19处。他研究云南农村引进外资、国际合作的实践及其重要影响，引起省决策层高度重视。

提到康云海研究员的32处，他最早进行村民参与性生态旅游研究，专著《泸沽湖生态旅游研究》被多所高校列为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教材；2000年组织实施10年期《丽江玉龙雪山周边社区参与式发展旅游试验示范项目》。

提到张体伟研究员的 32处。他领衔“云南乡村振兴理论与实践研究”创新团队，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最早揭示“公司+农户”模式为什么在一些地区行不通。他不但参与滇沪对口帮扶研究，而且主持帮扶计划的研究指定。

提到宣宜研究员的15处。她牵头编撰的《参与式农村评估手册》成为国内行业标准，被国务院扶贫办等机构采用；她把PRA运用到土地规划，编著《参与性土地利用规划的理论与方法》（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提到宋媛研究员的14处。她长期研究扶贫攻坚，主持完成两项国家社科基金有关扶贫课题，曾具体运作贫困村互助基金，后被国家财政部和国务院扶贫办在全国推广。

我们在本书中还提到云南省内其他单位在引进并本土化国际先进理论与方法、为中国农村发展学云南样本做出贡献的有：许建初主持的国际项目PRA实践入选联合国南南合作最佳实践案例；吕星与王万英夫妇把PRA运用到妇女、科技和跨境生态等领域；何丕坤教授团队开发出PRA运用到林业发展的工具等。

我们建议，作为当事人，趁其他当事人都健在，当然需要把我们经历的、做过的项目、课题和成果收集、梳理和总结，留给后人参考。

特别应该指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在组织项目时有意把引进的国际上当时流行的农村发展的理论与方法，根据中国国情加以本土化，形成了适合云南特色的农村发展理论与方法。如在参与组织的云南省委托的小额信贷扶贫中，一方面负责3个县乡的试点，另一方面组织全省扶贫模式培训班的培训与培训教材编写出版，既坚持了小额信贷主旨实质，又对某些具体做法适当变通，形成云南模式。又如在主持全球环境基金（GEF）援助中国第一个中型项目《云南省山区生物多样性保护》2000年开始试验的社区共管、村民监测生物多样性、贫困村互助基金等，曾引起较大影响，项目被评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大区域二等奖，贫困村互助基金被国家财政部和原国务院扶贫办于2006年在全国贫困村推广。

八、方法创新：总结参与式与本土化结合的研究路径

总结我国农村发展学学科构建的历程，一个显著的特点，无论是北京区域的李小云团队，或是云南团队，一个共同的显著特点是并不在办公室里坐而论道，而是直接参与一些实践项目的实施，做到了在实践中发现理论观点，又把发现理论观点放到实践中检验、完善乃至修订，带有的泥土气味浓厚。

（一） 参与式研究方法的本土化应用。我们曾参与推广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方法，并结合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特点进行本土化改造。倡导“外来研究者与村民共同参与、平等对话”的调研模式，通过村民大会、焦点小组讨论、社区资源图绘制等方式，真实捕捉农民的需求与意愿。该方法不仅提升了数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更增强了农民的主体意识与参与能力，为农村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新范式。      （二）案例研究的深度拓展。以云南为样本，选取无量山社区共管、孟连牛油果产业发展、昭通乡村CEO培育等典型案例，开展跟踪研究，通过深入剖析其发展历程、成功经验与潜在挑战，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规律。这种“深描式”案例研究克服了传统研究“大而全、浅而空”的弊端，实现了从现象描述到理论生成的跃迁。    （三）多学科方法的融合运用。在研究过程中综合运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统计分析、比较研究等多种方法。例如在农民幸福感评估中，融合心理学量表与社会学参与式评估；在土地流转研究中，结合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与法学产权理论。多方法协同提升研究的全面性与科学性，增强了结论的可信度与解释力。

九、从案例中发现理论观点

案例研究是中国农村发展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也是从事农村发展事业者的入门课程之一。我们在研究时从参考最多、受启发最大、提供理论观点最丰富的案例中，挑选出的一部分（计34篇），编辑而成，作为《中国农村发展学云南样本研究》的姐妹篇。

（一）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方法有机结合更有利于农村发展学研究。

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两个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既互相区别，又紧密联系，两者并非对立，而是互补。

案例研究适合探索新现象，提出新理论假设；实证研究（量化）则适合验证这些假设的普遍性；两者结合形成“探索—验证”的完整研究链条。

案例研究是实证研究的重要理论源头，为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的具体路径。一是提出新理论假设，案例研究适合探索新现象，发现现有理论未覆盖的问题；通过对特定情境的深入分析，提出具有开创性的理论假设；二是构建概念与测量工具，案例研究可以提炼出新的核心概念，通过案例构建新概念，为实证研究提供可测量的变量和操作定义。三是揭示复杂因果机制，案例研究擅长展现因果链条的复杂性，揭示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为实证研究提供更全面的理论框架，避免简单化的因果假设。例如，通过对中国农村改革的案例研究，揭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

例如，至今学界乃至社会上仍有不少人认定山区不能实行以机械化为标志的农业现代化。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市却打破了这一固定观点，一个机械化公司专门为种植大户、农场提供犁地、收割等服务，一个公司则专门提供制造农家肥、施肥服务，从而在以机械化为标志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

（二）案例研究中引入量化分析。

在案例研究中引入量化分析，可以提升案例研究的严谨性，让研究结论更具有说服力，因此成为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趋势。

首先是增强研究的客观性与可信度。量化数据以数字形式呈现，减少主观判断带来的偏差，让案例结论更具说服力。比如在分析乡村企业增长案例时，用营收增长率、市场占有率等数据，比单纯描述“增长很快”更客观。可重复验证的特性，让其他研究者能通过相同的数据采集和分析方法，验证研究结果，提升案例研究的学术可信度。

其次是量化分析能从庞杂的案例信息中提炼关键指标，精准定位问题核心。

再次是实现横向与纵向对比。如在分析农户增收的案例时，通过与该案例农户当年收入与前些年的收入对比、与当地乃至全国农户收入水平的对比等数据，可以快速判断该案例农户收入水平的状况乃至分析增长的重要因素。借助统计方法（如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能识别出案例中各因素之间的关联强度，明确哪些是影响结果的核心变量，避免被次要因素干扰。

其四是挖掘隐藏的规律与趋势。量化分析能通过数据建模，挖掘出案例中不易被直观发现的规律。比如用聚类分析对高原特色农产品客户群体进行细分，能发现不同客户群的消费特征，为案例中的营销策略提供数据支撑。时间序列分析等方法可以预测案例未来的发展趋势，让案例研究不仅能解释过去，还能为未来决策提供参考。

其五是提升研究的规范性与系统性。量化分析有明确的流程和方法，能让案例研究的过程更规范，减少研究过程中的随意性。从数据采集、清洗到分析，每一步都有标准可依。系统性的量化指标体系，能确保案例研究覆盖到关键维度，避免遗漏重要信息，让研究内容更全面、严谨。

（三）案例的选择一定要有典型性。

农村发展案例研究，不需要追求“完美样板”，反而要选特征明确、问题清晰的案例——越是能代表某一类共性问题，研究结论的价值就越高。

案例研究的目的不在于验证已经存在的理论，而是通过归纳的方法构建理论，因此要求案例对于所研究的问题具有典型性。这种典型性可以来自于研究者事先精心的选择，还可能来自于研究过程中的理论抽样。理论抽样依据研究过程中概念之间的关系和逻辑来决定，通过在研究的过程中有意识的比较和寻找，也能发现典型的案例。一个案例再典型，如果它没有新鲜的内容或者研究者没有从中挖掘出具有启发性的线索，就不可能从这个案例得到新的理论。

（四）案例的理论对话价值。

‌理论对话是指不同主体围绕特定学术理论、思想体系或抽象观点展开的系统性交流，它不是日常闲聊，而是聚焦于概念辨析、逻辑推演、观点碰撞的深度探讨，目的是澄清认知、拓展理论边界或构建新的思想框架。

在理论对话中，案例的对话价值最高，是因为案例能够回应、修正甚至挑战已有学术理论，推动研究领域的知识增量，而非单纯描述案例实践‌，是高水平案例研究区别于单纯“经验总结”的核心标志。简单来说，“理论对话”不是让理论解释案例，而是让案例和已有理论“对话”，用实践回答理论层面的真问题，最终实现知识增量，这也是顶尖案例研究最核心的价值。

十、与国际接轨的尝试  针对国内社会科学研究出现的在世界上“有理说不出、说了没人听、听了没人信”的现象，本书在学术规范性方面，力求注意与国际接轨，‌按照符合国际社会科学著作的基本规范要求‌，尤其在结构设计、方法论阐述、文献引用和伦理意识等方面体现与国际标准的兼容性上进行了尝试。   （一） 强调理论观点首创学者的知识产权。国际上非常重视尊重知识产权，规范引用学术观点‌。我们在本书中凡引用他人理论或观点，均明确标注提出者，避免将成果归于集体或模糊处理，体现了对学术原创性的尊重，符合国际通行的学术诚信规范。该书广泛涉及了从民国至今，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发展学等多个领域，对中国农村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和实践探索的众多中外著名学者，其中国内影响大的学者力求做到无遗漏，勾勒出了一幅中国农村发展学术思想与实践传承的丰富图景。在国际学者方面，一是提到了曾在中国开展农村调查的美国农业经济学家‌卜凯‌（John Lossing Buck）和‌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Wilhelm Wagner）等运用国际流行方法，最早在中国进行农村调查。二是借鉴了‌尤努斯（小额信贷）、舒尔茨（农民理性）、哈耶克（批判计划经济）‌等国际学者思想的、立体的中国农村发展学学术谱系。三是感谢泰国清迈大学乌拉旺教授等来中国推广“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四是‌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提出“内卷化”（过密化增长）理论，揭示小农经济在人口压力下边际效益递减的困境，深刻影响了对中国农业现代化路径的思考，没有想到的是他描述的农民内卷已成为当代中国流行词汇。五是第一次把社会林业、社区共管等理论与方法引入中国的尼克·孟泽思博士，并资助云南学者实施行动项目，帮助我们在行动发现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帮扶弱势人群等。

（二）强调方法论透明性与研究伦理‌。理论方法的引入，主要是“参与式农村评估”（PRA）、“三步矩阵法”、“社区共管”等国际发展领域理念与方法，推动研究者从“施予者”向“倾听者”转变，从实验室办公室走向田野。云南PRA网络作为全国最早的同类学术协作网络，将这些方法本土化升华。宣宜等编撰的《参与式农村评估手册》成为国内行业标准，被国务院扶贫办等机构采用。成员还担任多个国际援助农村发展项目专家。工具试用探索，在农民幸福模式研究中，借鉴试用亚太经合组织“幸福指数”在线测试工具，探索符合本土实际的幸福评估方式。

（三）研究规范与国际标准对接。著作体例规范化，遵循国际社会科学著作规范，在结构设计、方法论阐述、文献引用等方面与国际标准兼容。学术伦理严谨化，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引用观点明确标注提出者；公开数据收集过程、调研对象选择、信息验证机制，保障研究透明可重复；呼应国际“主体性”与“知情同意”原则，强调倾听农民真实声音，避免信息失真。呼应了国际社会科学对“主体性”与“知情同意”的重视，呼吁代表农民必须由农民授权。

（四）议题表述既要合规，又要与国际中立。

在政治、社会、民族等敏感议题上，使用“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等官方标准术语，突出“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话语，以表述严谨，既符合中国出版法规，也契合国际学术中立性原则。规避有争议话题与敏感词。避免使用绝对化、歧视性或煽动性语言，符合国家《出版管理条例》与国际学术中立性原则。

十一、 尚待深入探讨的空间‌

（一） 期盼《农村发展学》命名统编教材问世。目前，国内适用于高校课程教学与研究生培养教材，一是‌陶佩君主编的《农村发展概论》（中国农业出版社2021年8月第三版）‌，属于普通高等教育农业农村部“十三五”规划教材，是最成熟的系统性教材，以“人本、可持续、系统综合”为核心理念，融合国际参与式发展理论与中国实践，被多所高校列为指定教材；‌二是高启杰主编《农村发展概论》，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2版，系教育部“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教材；三是张晓山主编《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魏后凯主编最新修订版2025年9月版，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重点教材使用；四是《中国农村观察》编辑部编《中国农村发展学年鉴2023》‌：首部学科年鉴，精选112篇高引论文与35部重要著作，系统集成学术成果、政策文献与重大事件，是构建知识谱系的权威工具书。特别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魏后凯牵头，依托“登峰战略”项目正在编写《农村发展学》教材，预计将填补国内无《农村发展学》命名统编教材的空白，代表学科建设的未来方向。我们在本书中研究，虽然是云南样本，但也试图为全国的构建贡献微薄之力。

（二） 农村发展学云南样本的局限与展望。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创新，但仍存在一些局限。例如，学科体系的构建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边界划分还需要更加清晰；部分理论观点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加以验证；对于数字经济、城乡融合等新时代农村发展的新议题，研究还有待深入。未来的研究可以在这些方面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不断完善中国农村发展学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

（三） 实践中的大量待解问题留给学科完善。书中所指出的相关领域当前存在的问题、短板与挑战，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如：对于农民幸福生活的“幸福感指数”体系本土化尚在探索中。再如城乡融合与农民社保、医保、养老等“国民待遇”问题解决仍需顶层设计与长期努力。特别是当前农民享受国民待遇问题“学界讨论尚不充分”，理论、途径、方法的顶层规划还有待加强。如何保障“尊重农民意愿”的政策可持续性，避免形式主义和权力回归仍然是需要持续关注的课题。由于水平所限，我们的研究成果也存在可以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期待着通过学界争鸣求得共识。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支持！

参考文献

1，魏后凯:构建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学知识体系，《中国农村经济》2024年第11期。

2，魏后凯，从农村发展研究迈向农村发展学，《中国农村经济》2026年第6期。3，何可：泥土生知：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田野根脉，《中国农村经济》2026年第6期。

4，李小云：序言：在发展实践中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爱思想2026-05-06 08:50。

5，李周：《中国农村发展学构建的云南样本研究》序言‌，爱思想2026-03-31 08:39。

6，左停：知行合一、时空交融：中国农村发展学云南样本的学术音符——《中国农村发展学云南样本案例集》序言，爱思想2026-07-07 13:57。

7，赵俊臣、陈晓未：案例研究十论——《中国农村发展学云南样本的案例研究选集》代自序，爱思想2026-06-02 08:52。

8，郑宝华：致敬农村发展研究的坚守者——在《中国农村发展学云南样本研究》发布座谈会上的发言。爱思想2026-08-26 00:02。

9，董棣：农村发展学的有益探索——《中国农村发展学的云南样本研究》阅读感言，爱思想2026-08-26 00:00。

10，宣宜：扎根大地的学科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云南样本研究》的一点阅读感想，爱思想2026-08-25 23:58。

11，李娅：《中国农村发展学云南样本研究》的阅读感想，爱思想2026-08-25 23:58。

12，杨俊伍：与泥土对话，向先行者致敬——从“云南样本”看中国农村发展学的百年求索，爱思想2026-08-25 23:54。13，乔召旗：筑牢农村发展学科根基 答好乡村振兴新时代命题——在《中国农村发展学云南样本研究》新书发布座谈会上发言，爱思想2026-08-25 2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