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4060公里边境线上374个沿边行政村（社区），自2021年建设“边境幸福村”，已实现“基础牢、产业兴、环境美、生活好、边疆稳、党建强”阶段性目标，已成为全省乡村振兴的典范，全国稳边的示范、富边的样本。目前正向“富口袋”与“富脑袋”并重、从“幸福村”向“现代化幸福村”迭代升级。

一、云南边境幸福村建设的初衷与取得的靓丽成绩

（一）边境幸福村建设的初衷

一是响应国家政策。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云南有4060公里边境线，肩负着为国守边、筑牢西南安全稳定屏障的重大政治责任。

二是改善边境村民生活。云南边境地区的村民长期以来过着原始粗放的农猎生活，生活条件艰苦。通过幸福村建设，旨在改善边境村民的生活条件，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三是促进经济发展。通过建设现代化边境幸福村，旨在推动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这包括发展特色产业，健全联农带农机制，解决边境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补齐公共服务短板等。

四是加强民族团结和国家意识。建设边境幸福村也是加强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举措。通过改善边境地区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增强边境地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

五是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2021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云南沧源佤族自治县边境村的老支书们回信，叮嘱要“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这封回信成为激励云南各族人民持续奋斗的磅礴伟力。

综上所述，云南边境幸福村建设的起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响应国家政策，改善边境村民生活，促进经济发展，加强民族团结和国家意识，也包括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云南边境幸福村建设的开展。

（二）已取得靓丽的成绩

一是‌硬件目标基本实现。‌紧扣目标任务，制定19项（后拓展至22项）可量化、可考核的指导性指标基本实现。据统计，自然村100%通硬化路、5G网络全覆盖、自来水普及率超90%、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均超10万元等，确保建设有抓手、成效可衡量。

二是‌‌‌高效协同的组织与制度体系运转正常。‌省级成立由35家单位组成的领导小组，实行“双组长”（党政主官）负责制，推行“任务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具体化”；统筹财政资金138亿元（2021—2023年），落实“一村一方案”，避免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

三是‌‌‌强化党建引领与边民主体地位‌。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达标率100%，党群服务中心全覆盖；同步实施“红旗飘飘”“党的光辉照边疆”等思想引领工程，激发“守边固边、共建共享”内生动力，推广“联防所+党员中心户+十户联防”“自然村长”等治理模式，实现“户户是哨所、人人是哨兵”。

四是‌因地制宜发展“一村一品”富民产业‌。依托当地资源禀赋打造茶叶、咖啡、坚果、牛油果、蚕桑、冷水鱼、边贸旅游等主导产业，推广“党组织+合作社+农户”“334联农带农”等利益联结机制。2024年沿边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2,488元（高于全省均值5,038元），常住人口较2020年增加2.39万人。

五是‌推动“物质+精神”双提升‌。建成374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广场，中华文化符号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率超99%；实施“五化”（绿化、硬化、亮化、净化、美化）工程，生活垃圾处理率86%、卫生厕所覆盖率90%；通过“村BA”、民族体育嘉年华、国门书舍等丰富精神生活，促进交往交流交融。

六是‌创新“政府引导+边民主力+社会参与”机制‌，发挥“千万工程”经验，推行“四个帮带”（机关帮基层、内地帮边境、强村帮弱村、万企帮万村）；鼓励投工投劳、村规民约自治、文旅融合（如“一寨两国”银井村），避免“等靠要”，形成可持续振兴路径。

二、层级清晰、协同高效的组织保障体系

云南边境幸福村建设设立了层级清晰、协同高效的组织保障体系。

（一）省级层面统筹推动

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将边境幸福村建设明确为“一把手”工程，建立了‌省民宗委、财政厅、乡村振兴局“三牵头”机制‌，并成立由35家成员单位组成的省协调推进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同时省级层面建立了信息调度、跟踪问效、联络协调、一线督导、考核评估等完整工作运行机制，构建起涵盖基层党建、产业发展等多领域的协同配套政策体系。

（二）地方层级落实责任

各边境州（市）、县（市）均成立‌党政主要负责人任“双组长”‌的领导小组，形成“省级协调推动、州（市）统筹谋划、县（市）具体负责、乡（镇）村主抓落实”的四级工作格局，确保各项工作高效推进。

昆明市托管磨憨后，建立了“六级组织领导体系、四级联系联络体系，实行“周例会、月协调会、季专题会、半年推进会”的调度制度，形成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并创新“一区一市带一村”的帮带共建模式。

（三）基层党建强化堡垒支撑

深化“组织强边”，推进“边疆党建长廊”建设和“兴边头雁”培育工程，持续巩固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成效。

深化“国门党建”，在边境县（市）口岸建立“国门党工委”、抵边乡（镇）建立“党建联盟”、抵边村（社区）建立“党建联合体”，推动边境管控条块联动、力量整合。

推动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全部达标，所有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基本公共服务实现100%覆盖。

（四）地方创新协同治理机制

在基层村社，实施网格化管理，深化“五户联防”“十户联保”邻里守望模式，推进“军警地共建”，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地理信息系统（GIS）等技术，打造“一屏知全域、一网管全局”智能化边境管控模式，推行“党群服务和社会治理中心”“乡贤+基层社会治理”等做法，不断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开展普法强基补短板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跨境违法犯罪，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创历史新高。

部分边境地区结合实际创新组织协同模式：比如临沧市探索‌“五联模式”‌（机制联创、队伍联训、工作联商、边境联防、村寨联治），组建10个边境乡（镇）党政军警民联合指挥中心，压紧“五级段长守边境”责任，形成统一指挥、合力推进的工作体系。

（五）核心投入与统筹机制

云南针对374个沿边行政村（社区）建立了清晰的资金保障体系，主要是‌省级标准统筹‌，即省级财政按照‌每个行政村不低于3000万元‌的标准，截至2025年已统筹下达资金‌138亿元‌，共实施建设项目超1.3万个‌。其次是‌多渠道统筹机制‌，省级创新建立“统筹资金、优先安排、明确标注”的多部门多渠道资金统筹投入机制，出台8个专项政策文件规范资金管理；各边境州（市）、县（市）同时统筹地方融资、边境转移支付及符合要求的行业资金共同投入，还通过政银合作、吸引社会资金等方式拓宽渠道。再次是资金落地监管。建立省级跟踪调度机制，依托专门项目资金管理平台定期调度，畅通拨付渠道，保障资金精准落地到具体项目，截至2023年，各边境县（市）资金落实数占省级标注资金的64%。

三、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致富产业模式

目前云南374个沿边行政村（社区）‌均已创建1项主导产业‌，每个村成立1个以上规范运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2024年底，所有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均超过10万元。

（一）依托生态资源发展特色产业

1，普洱市孟连县芒信村的牛油果种植成为“致富果”。依托边境幸福村建设扶持资金816.9万元，培育牛油果为主导产业，通过“334”联农带农机制带动村民增收，目前种植面积超1.1万亩，年产值达3000余万元，吸纳就近务工超7000人次，成为带动各族群众共同富裕的支柱产业‌。

• 保山市腾冲市猴桥镇猴桥社区国门新村。该村紧邻猴桥国家一级口岸，过去守着绿水青山却长期缺乏增收路径。并经幸福村建设中，依托生态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借助优质冷水资源养殖三文鱼、鳟鱼等高端冷水鱼，同步发展林下中药材种植、肉牛养殖。2024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31.42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009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得到落地实践。且其“火塘会”治理模式入选全国文明乡风建设十大优秀案例，通过火塘微治理、文化活动凝聚人心，实现产业发展与乡风文明双提升。

3，保山市龙陵县木城乡鱼塘垭口村。该村过去是典型的“空心穷寨”，“除了种玉米别无选择”，一年忙到头只够糊口，年轻人都跑出去打工，村里只剩老人小孩，田地都荒了，面临着“增收无门、安居无措、邻里无亲”的发展困境。在边疆村建设中，村党总支牵头，打破“单打独斗”的困局，创新“党支部+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盘活了土地350亩，发展咖啡5500亩，坚果4600亩，建成芮语咖啡瑰夏基地1个，让“不毛坡”变成了“聚宝盆”。为让群众“会挣钱、能持续”，村里开展“订单式”技能培训，一年开展20多场，让农民褪去“泥腥味”，变身“产业工人”。同时，搭配烤烟、甘蔗等“短平快”产业，提供季节性岗位6000余人次，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几年间，鱼塘垭口村构建起“长短结合、种养互补”的产业格局，全村年产值突破1600万元。

• 4，文山州富宁县田蓬镇上寨村。采用‌“长短结合，林上棚下结合”‌的复合种植模式，形成了“棚内有中草药、树上有苹果梨、林下有生姜、院外有八月瓜”的立体化产业布局，最大化利用土地资源提升单位产值；同时创新建立“流转土地得租金、产业发展得现金、就业务工得薪金、入股分红得股金、政策奖补得奖金”的‌“五金收入”利益联结机制‌，确保全体村民都能共享产业发展收益，避免了产业收益集中在少数主体的问题。
• 种养结合+文旅融合

结合中越、中缅、中老边境乡村与特色村寨发展的政策以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需求，力求“一寨一景”，形成边境村寨旅游带。把交通便捷化、便利化作为示范村建设的前提，围绕边关风景游、红色文化游、民族文化游、养生休闲游、农耕体验游等类型，建好30个边境旅游示范村，并逐步向有条件的村寨推广实施，使边境一线成为“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亮点、“旅居云南”的热点。

• 德宏州瑞丽市银井村位。于中缅边境71号界碑旁，国境线将村寨一分为二，形成罕见的“一寨两国”地理景观。村寨374户、1620人，汉族、景颇族、德昂族等各族群众和睦相处。在边境幸福村建设中，在“边”字上做文章、在“融”字上发力，将文旅融合作为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打造了“一秋荡两国”“一桥跨两国”等特色景观，翻新中缅集市，汇集东南亚手工艺品与特色美食，让游客在跨越国界的体验中感受文化交融的魅力。引入旅游公司开发景区，每年能为村集体增收12万元，200余名村民直接从事旅游服务，开农家乐、办民宿、卖小吃，都吃上了“旅游饭”。如今的银井村，日均接待游客超千人，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红打卡地”。

2，普洱市孟连县允软村民小组。依托边境区位优势，创新发展“特色农业+周六边境集市”模式，吸引周边国家边民和游客前来消费，推动边民增收和边境人文交流融合，创新了边境村寨依托区位优势富民的路径。2023年全组农业总产值达610余万元，人均纯收入2.3万元，不少村民计划发展民宿、农家乐拓展增收渠道。

3，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伴镇河边村。引入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团队进行规划设计，将村民传统的热带干栏式木楼改造为独具特色的“瑶族妈妈客房”。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欣赏原生态热带雨林风光，还可以住进民族特色鲜明、现代化设施齐全的瑶族民居中。2024年，河边村接待游客5000余人次，带动群众增收100余万元。其中，“瑶族妈妈客房”订单1000多单，创收80余万元。

4，临沧市镇康县南伞镇刺树丫口村。距边境线仅50米，大力发展边关风景旅居，将全村55户村民纳入农旅专业合作社，盘活100亩闲置土地建设农业观光园。同时，要求来村里投资的企业优先聘用本地村民。如今，村里三分之一的村民从事旅游业。2024年，当地接待游客25万人次、旅居客1240人，村集体增收30余万元，旅游综合收入超200万元。

（三）“以城带边、以城兴边”磨憨镇沿边村寨

‌    昆明市2022年正式托管西双版纳磨憨口岸后，将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与磨憨国际口岸城市建设联动推进。由昆明6个区（市）分别与磨憨镇6个沿边行政村一对一结对，其中五华区—尚勇村、盘龙区—尚冈村、官渡区—曼庄村（大龙哈村）、西山区—磨龙村（青松村）、呈贡区—龙门村、安宁市—磨憨村（磨整村），结合各区（市）产业、资源禀赋定制帮扶方案。每个帮扶区投入不低于1000万元帮带资金，累计投入省、市资金3.59亿元，实施154项民生补短板项目，涵盖道路硬化、饮水安全、雨污分流、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等，6个行政村全部达到省级边境幸福村建设标准。

公共服务均等化。教育，昆三中、云南师大附小等5所优质学校帮建磨憨中学、小学，推动师资、课程资源共享；医疗，昆明市延安医院托管磨憨镇中心卫生院，7家市属公立医院对口帮扶11家村卫生室，1.53万农村群众可享昆明优质医疗资源；社保，将城乡医保、养老保险纳入昆明市社保体系，实现“就高不就低”的待遇标准。

产业引领。建立产业承接“四区联动”机制，昆明市30户企业在磨憨注册公司，落地32个跨区域协作项目；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45家企业签约入驻，2024年磨憨—磨丁合作区GDP达20.68亿元，同比增长7.3%。村集体经济壮大，指导创办6个农民专业合作社，鼓励村民以土地、林权入股，截至2024年底，6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5个超18万元，其中磨憨村达122.3万元（托管前12倍）；边民互市进出口额54.53亿元，边民总收益1315.08万元。

磨憨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托管前的1.5万元增至2.23万元（接近昆明近郊水平）；常住人口从2万增至4万，户籍人口回流2700人，村寨空心化率从30.5%降至9.5%。

发展动能激活。6个行政村从“边陲末梢”变为“开放前沿”，村民从“要我发展”转向“我要发展”，农文旅融合催生新业态、新模式，边疆振兴呈现“基础牢、产业兴、环境美、生活好”的生动局面。

（四）红色旅游转化为“美丽经济”

1，文山州麻栗坡县天保镇老寨村。老寨村位于中越边境，地处英雄老山圣地4A级景区核心区，依托红色资源走出了差异化发展路径，将红色革命资源、边境区位、民族风情结合，打造集红色研学、生态采摘、休闲度假为一体的文旅融合项目，不照搬普通农业发展路径，把“红色IP”转化为“美丽经济”。全村按3A级景区标准进行整体打造，将红色文化元素融入村寨风貌改造，既保留乡村原生质感，又满足旅游接待需求，成为云南“村庄变景区”的样板案例。

2，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依托本地气候资源发展小蜜蜂甜蜜产业，走出了三产融合的创新路径：结合班洪乡“阿佤山革命老区”品牌，将蜜蜂养殖与生态旅游结合，打造“班洪蜜”区域公共品牌，开发蜂蜜产品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把阿佤山红色文化融入产业宣传，既带动蜂蜜销售，又吸引游客探访红色旧址，实现产业发展与文化传承双提升。

3，怒江州泸水市片马镇片马村。依托抗英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了‌“红色文化+民族团结+护边戍边”融合发展‌的特色路径，重点打造片马人民抗英胜利纪念碑、抗英纪念馆红色文化阵地，促进傈僳族、景颇族、彝族等各族群众团结共建，还组建了由当地农村妇女构成的"然门然"（女子弩弓手）义警护边队，常态化开展护边巡防、治安维护，实现了文化传承、民族团结和边境稳固的多重目标。

• 四、边境幸福村当前建设主要面临挑战
• 基础设施：硬件短板与跨境衔接不足

尽管边境地区已实现硬化道路全覆盖、5G网络100%覆盖，但铁路建设存在明显短板，沿边公路仍存在“通而不畅”问题（如部分路段狭窄险峻、雨季易塌方），水利设施老化、灌溉能力不足，制约了规模化产业发展。

跨境基础设施衔接滞后。以磨憨镇为例，中老边境的跨境隧道、公路口岸老挝段建设进度缓慢，导致“境内+境外”产业联动、物流互通难以实质性落地，跨境贸易和旅游发展的硬件支撑不足。

云南边境沿线地形以山地、峡谷为主，地质条件复杂，部分已建成的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面临雨季地质灾害（滑坡、泥石流等）损毁风险，后续养护、加固压力较大；部分偏远边境自然村的电力、通信信号覆盖质量仍有待提升，满足产业数字化发展的基础设施仍需巩固。

高质量基础设施存在短板，部分区域存在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村卫生设施（如卫生间）普及率不高的问题，部分基础设施建设与地方不同步的历史遗留问题。

基础设施存在短板‌。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供给不足，部分区域的配套设施（如给水、污水、公共服务设施）仍需进一步升级完善，无法完全匹配产业和民生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人居环境待提升‌。整体‌村容村貌还存在短板‌，需要进一步推进系统性的村容村貌建设和精细化治理，满足“环境美”的建设要求。

（二）公共服务与文化传承：供需矛盾与断层风险

首先是教育医疗资源供给不足。边境村寨地广人稀，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基层医疗机构设备落后、专业人才短缺，难以满足边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部分偏远村寨的幼儿园、学校设施仍需升级。

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压力。部分村寨的非遗技艺（如傣族织锦、佤族木鼓舞）面临传承人老龄化、年轻一代兴趣不足的问题。同时，如何在现代化建设中平衡“文化保护”与“商业开发”，避免民族文化过度商业化、失真，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部分边境村寨在现代化升级中，面临传统习俗与现代生活的调适难题。以保山腾冲猴桥村为例，传统火塘是当地傈僳族群众议事、文化传承的核心载体，但随着村民住房条件改善，新建房屋不愿保留传统火塘布局，部分群众改用可移动火盆、电炉替代，传统火塘承载的文化功能、议事功能有所弱化。如何在现代化建设中保留并活化传统习俗文化，成为需要持续探索的问题。

（三）产业发展：结构单一与附加值偏低

虽然目前所有边境幸福村都已培育至少一项主导产业，但仍存在部分局限，部分边境村寨产业规模偏小、品牌影响力弱，抗市场风险能力不足，深加工环节短板明显，产业链附加值有待提升。

部分依赖边境旅游的村寨，受跨境客流波动影响较大，营收稳定性不足。

偏远边境村寨依然存在人才吸引力弱，本土人才外流、专业人才引不来留不住的问题，制约产业创新升级。

产业与集体经济层面‌。产业发展是核心桎梏，部分村寨集体经济仍较薄弱，现有特色产业多停留在初级种养阶段，产业链延伸不足，延链、补链、强链的基础性工作仍待推进，难以支撑高质量经济增长。

自然资源与发展空间约束‌。‌耕地面积偏少‌，是边境村发展规模化农业的天然限制，制约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化扩张。

产业模式同质化、链条短。当前边境村寨产业仍以资源型、原料型为主（如茶叶、橡胶等初级农产品），缺乏深加工和产业链延伸，产品附加值低。例如，部分村寨的牛油果、咖啡仅以鲜果或生豆形式销售，未形成“种植—加工—品牌—销售”的全产业链。

文旅融合深度不足。如中老铁路沿线的旅游产品中，约80%为传统观光型，与本地民族文化、特色产业的融合度低，难以形成“过夜经济”和二次消费，限制了文旅产业的增收潜力。

（四）跨境协同治理：跨境人员流动复杂

云南边境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跨境人员流动复杂，面临跨境疫情防控、走私偷渡管控、生态跨境保护等多重协同治理压力，需要持续深化党政军警民合力固边机制，以及与邻国的跨境合作，对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治理难度更高‌。云南边境共有16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民族众多、宗教文化多元，叠加跨境交往的特殊性，边境地区同时承担基层治理与边境管控双重责任，社会治理复杂度比内陆乡村更高。

（五）治理与人才：内生动力不足与人才流失

基层治理能力仍有待提升。部分村寨的基层党组织在产业规划、资源整合、矛盾调解等方面的能力不足，群众参与建设的积极性需进一步激发（如早期拆除重建工程中，曾面临群众利益协调难的问题）。

人才短缺与流失严重。边境村寨地理位置偏远、产业机会有限，难以吸引青年人才返乡创业就业，现有青壮年劳动力多选择外出务工，导致产业发展缺乏人力支撑，乡村治理面临“空心化”风险。

吸引外部资源尤其是专业性人力资源参与建设存在困难，缺乏完善的政策机制吸引、留住人才扎根边境乡村参与建设。专业性人才更是缺乏足够有吸引力的政策机制、留住外部专业人才和本土劳动力回流参与建设。

五、在边境幸福村建设中引进幸福感指数

云南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顺利进展到迭代升级奔向“更加幸福”，这虽然只有一个词的变化，但是内涵将从硬件的物质方面转向以硬件软件并举转变，从评价指标体系到评价主体到国际传播都应有所调整，有必要将“民幸福”列入建设指标，同时构建“幸福感指数”加以度量。在此，我们不但不是否定现有物质方面的硬件建设，而且认为硬件建设还应该继续加强，特别要防止松懈引起的麻烦，例如基础设施的维修保养不到位给村民带来的不便，政府巨额投资形成的经营项目移交后的经营不善给村民带来的收入减少等，都需要有应对措施。我们在此强调的是，补上过去重视不够的软件建设。

（一）引进幸福指数的必要性

一是现有指标体系主要围绕物质方面的“现代化”，尚未系统考虑村民主观“幸福感”的测量。2021年7月印发实施《云南省建设现代化边境小康村规划》，同时制定印发了《云南省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任务分解》；2024年7月印发实施《云南省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巩固提升行动方案》中，确定了6个方面21项具体工作任务22项指导性指标，重点围绕沿边行政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提升、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发力。该指标体系本质上是围绕着此前六个方面的“现代化”进行夯实提升，并未对“幸福感”进行专门测度。“幸福感”更强调群众自己进行生活质量评价，更加注重群众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更加强调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和提升。

二是缺乏基于村民（社区居民）主体对于幸福感的评价。此前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以解决边境群众最迫切的需求为出发点，着力补齐“水、电、路、讯、网”以及卫生设施和垃圾污水处理等短板，提供现代文明生活保障。这更多是从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层面对于幸福感的评价。由于幸福感是边境群众对生活价值包括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评价，现有指标体系尚缺乏基于村民（社区居民）对于幸福感的评价。

三是缺乏同国际标准接轨的幸福感评价指数。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已经成为中国富边的样板、稳边的示范、守边的屏障，是中国展示脱贫攻坚成果、乡村全面振兴和各民族共同富裕的鲜活窗口。但是在国际传播中，由于尚没有与国际公认的幸福感指数接轨，难以让国外有识之士轻易认同，显著提升云南对外的良好国际形象。

（二）科学理解幸福感

云南边境村村民们通过与过去对比，获得感、幸福感随之而生。但是还应该看到，幸福是一种主观的生活状态与生命体验，包括愉快情绪、舒适感、满足感与成就感等主观情绪情感体验，是一种综合的积极心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同时，在一些语境中也可以作为对生活价值的评价, 可以理解为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俗话说，每个人情况不同，“大有大的难处，富人有富人的烦恼”。随着基础设完善、收入增加，边境村里的村民也会出现新的主观感受，也有个幸福感变化和进一步提升问题。

幸福感一般可以量化为测量的“幸福感指数”。“幸福感指数”的概念起源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多年来，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当代世界公认用五个指标来评估居民幸福指数，包括社会活动、社会地位、财富状况、交际能力和身体状况。不丹前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的那句金句：“经济增长不是目的，而是幸福的手段。”这句话提示人们，人们追求应该关注更多的是幸福，而非仅仅是物质的积累。2014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国民幸福报告2014》，在健康、收入、婚姻、学历、职业等各个方面对构成幸福的密码进行解读，揭示当前中国百姓的幸福现状。但是，由于多种复杂因素，这一幸福感指数并没有被社会广泛认可和推广。

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曾提出过一个幸福方程式：效用/欲望=幸福指数。欲望是一种缺乏的感觉与求得满足的愿望，按照马斯洛的划分，它从下至上分为五种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人的基本生理需要，第二个层次是安全需要，第三个层次是归属和爱的需要，第四个层次是尊重的需要，第五个层次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在基本生理需求满足后，需要考虑更高层次的需求满足。

（三)将幸福指数作为一种政策目标，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首先，幸福指数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指标。以往将GDP这类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作为衡量社会进步发展的核心指标的做法显然是不充分的，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导致社会政策选择上的舍本求末，这也正是人们试图对这一指标加以修正或补充的原因。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幸福指数，是一种高度人性化的指标，恰恰可以弥补GDP指标的不足，用以衡量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

其次，幸福指数是社会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在我国，政策制定者所追求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因此检验我们各项政策的标准只能是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是我们制定和调整各项政策的依据。

（四）组织力量研究与编制国际公认的云南现代化边境幸福村群众“幸福感指数”

一是要考虑与收入、生存成本两个相关因素。因为幸福指数与收入成正比，与生存成本成反比。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收入越低，幸福感越差，生存成本越高，幸福感越差；生存成本越低，幸福感越强。当前，要特别注意边民子女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生存成本提而可能使幸福感降低的问题。

二是幸福感还来自于农户本人与周围人的比较。个人收入高于周围人时，幸福感更强；收入不及周围人时幸福感就差。这种周围人可以是亲戚朋友，也可以是邻居、同事或所在城市城镇居民，主要是自己见闻所能及，且比较关注的范围。当然，还要关注周边邻国邻村的收入比较，要保持始终高于他们的状况。

三是幸福感还与未来预期有关，如果收入很高，而对未来预期收入不稳定，那幸福感就会很差，如果未来有稳定的预期，那幸福感也会很强。为此，要帮扶村寨现有产品产业发展的风险，关注新经济组织经营者（乡村CEO）的经营能力的发挥，以提高村民的收入预期、安全预期。

四是幸福感还与健全的社会保障有关。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低保制度等，确保农村居民在面对生活风险时能够得到应有的保障和支持。为此，就要加强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改善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障，建立健全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和紧急救助，同时加强健康教育和疾病预防控制。当前，要使村卫生室建立健全5G远程问诊系统，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县市甚至是省级医院专家的问诊服务。要建立孤寡老人精准识别和动态管理机制；特殊困难老年人月探访制度；开展失能老人照护行动，持续加强失能老人照护机构建设，建设医养结合示范中心，做到对失能特困人员照护“应护尽护”。

五是将幸福感指数作为投资项目绩效评估重要指标。要对投资形成的基础设施项目进行必要管理维护，对形成的产业经营项目持续经营及其绩效进行评价，将幸福感指数作为重大的参考性指标补充到投资项目配置依据中，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作用，有利于完善现有指标体系，避免项目资金配置上可能出现的“舍本逐末”，同时也决定了投资项目的可持续性。

六是幸福感还与基层治理社会和谐有关，就需要加强基层治理，提高村两委的工作服务能力，解决村民的实际问题。还要促进农村社会和谐，解决农村内部的矛盾和冲突，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七是幸福感还与村民参与村务管理有关，就需要鼓励村民参与村庄事务的决策、管理与监督的全过程，增强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在边境幸福村建设中，如何处理好“政府主导”与“民众主体”之间的关系，如何让政策措施与群众的真实感受不发生脱节，是一个新的课题。

要明白，民众永远是幸福社会建设的主体，民意是幸福感的决定因素。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人们永远没有终点、没有上限，只有持之以恒地努力。

（五）借鉴并试用亚太经合组织“幸福指数”的在线测试工具

亚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1年5月24日在巴黎发布一项名为“幸福指数”的在线测试工具，涉及的11个因素为：收入、就业、住房、教育、环境、卫生、健康、社区生活、机构管理、安全、工作与家庭关系以及对生活条件的整体满意度，每一项均有两至三项指标。每人可在经合组织网站上线测试，在11项内容中选取若干项，再根据个人关注度构建属于个人的参考指标，所得指数可体现出他本人对生活的满意度，进而再对经合组织成员国民众“幸福指数”进行排名。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在介绍这一指数时说，这个测算工具可谓一项“创举”，专家花了10年时间研究才取得这一成果，但指标还需进一步完善。物价也影响着幸福指数。

亚太经合组织成立于1989年。1991年11月，中国以主权国家身份、中国台北和香港（1997年7月1日起改为“中国香港”）以地区经济体名义，正式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云南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借鉴并试用亚太经合组织“幸福指数”的在线测试工具，这将体现出云南建设与国际接轨，创造良好国际形象，反过来有利于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

六、几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一）乡村企业家（CEO）培育、选拔、使用、激励与监管

    目前的边境幸福村建设模式是由县市级机关抽调得力干部组成专班，具体操作的，这当然是必须的。但是必须看到，这种模式不能持久下去，待本村干部熟悉情况、乡村企业家（CEO）成长起来后，外来帮扶人员还是要撤走的，边境村内发展事务最终还是要靠本村人承担。其中，党支部和村委会事务的交接应该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帮扶形成的企业的管理，即乡村企业家（CEO）培育、选拔、使用、激励与监管问题，需及早谋划。

李小云及其团队在云南实施的35个示范村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并首先在昭通学院联合培养开发出培养乡村企业家（CEO）的成功经验与系列教材。其经验值得边境幸福村借鉴复制。

我们所担心的，是乡村企业家（CEO）的报酬与激励问题。总的原则是与城市城镇企业家接轨，采用股权激励，才能实现“联股如联心”。建议各个边境幸福村实践探索。

（二）政府帮扶资产需要保值增值

据目前统计，全省边境幸福村仅省级财政已投入138亿元，形成的资产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基础设施建设，这主要有个维修使其持续发挥作用问题。第二类是经营性资产，需要专业评估机构评估，并使其不断保值增值，避免出现以前财政资金投入“一笔糊涂账”、谁也说不清；村内交接马虎，无人负责，有的形成悬浮资产。所谓悬浮资产，基于农村社会学嵌入性治理视角，可以分为“结构脱嵌悬浮”“组织避责悬浮”“制度悬浮”等类型，需要深入探究市场运营、边境安全、片区联动与乡村治理逻辑互嵌的治理路径，以机制创新促进经营性帮扶资产保值增效、联农带农与稳边固边。

（三）抱团进市场

鉴于现有边境幸福村产业大都属于初级农副产品，而初级农副产品在市场竞争力不强。因此，一方面要在线上电商推销下工夫；另一方面要在提高产品质量、减少化肥农药施用等下功夫，才能赢得城市消费者喜爱购买；再一方面要注意抱团进市场，特别是加入大的农产品公司，成为他们的子公司或生产基地。

（四）学会使用金融融资

至目前，云南边境幸福村建设资金主要是政府投入，这当然是必须的，从固边稳边大局看，今后仍然需要政府必要投入。但从市场经济发展来看，建设资金就有个学会使用金融工具的问题。再从边境村现实来看，过去就无一没有与金融机构打交道的记录。以西双版纳州河边村为例，在李小云初到时进行贫困诊断，发现该村处于债务不断累积的状态，被当地农村信用合作社划入了不能继续提供贷款的村。后来在李小云和政府及社会的帮扶下，河边村顺利摆脱了贫困村，名声远杨。像河边村这样在政府和社会的巨额投入下富裕起来以后，在发展生产经营就没有理由再依赖财政拨款，就不能不转向依靠金融。在正规金融对富裕户保证贷款的同时，对一部分相对低收入户的金融需求，也就有必要引入村民基金，让村民基金成为幸福村的可持续性的“核心”。此外，各个幸福村中都有一部分农户相对富裕或者有存款，怎么样把这些存款引入村庄建设，也将是一个大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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