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各位同仁：
很荣幸今天能在这里，作为晚辈与后学，围绕赵俊臣、陈晓未两位老师的新著《中国农村发展学云南样本研究》，分享我的一些阅读体会和思考。这本书份量极重，它不仅是对云南农村发展实践的系统总结，更是对中国农村发展学学科建构的一次重要探索。阅读此书，于我而言，是一次学术上的洗礼，更是一次精神上的感召。
一、从“五四”到田野：中国农村发展学的百年回望
要理解这本书的意义，我们需要把目光放得更远，看看中国农村研究在过去一个多世纪走过的路。
“五四”前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农村研究开始萌芽。一批先驱者把目光投向了广袤的乡土中国。其中，陈翰笙先生是绕不开的人物。他领导的大规模农村调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引，用实证方法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他的调查不仅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更直接服务于中国革命的道路选择——得出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结论。与此同时，费孝通先生以《江村经济》开创了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本土路径，他提出的“乡土中国”“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等概念，至今仍是我们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经典框架。张培刚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则是第一部系统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学术著作，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
新中国成立后的近三十年，学科发展经历了曲折。我们曾一度照搬苏联模式，计划经济与集体化体制让农村发展研究陷入停滞。正如书中所指出的，那时“社会科学研究被取消，农村经济研究处于停滞状态，没有人知道当代发展学，更没有人能想起有中国农村发展学”。然而，即便在那样艰难的年代，依然有孙冶方、顾准等学者在反思，强调价值规律和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他们的声音，为后来的改革埋下了思想的种子。
真正的转机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杜润生先生和他领导的农村政策研究团队，连续五年主持起草中央“一号文件”，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等重大改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更重要的是，随着国门打开，国际发展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开始涌入。从李小云、左停到云南一批留学归国的学者，他们把“参与式农村评估”（PRA）、“社会林业”、“社区共管”等国际前沿理论引入中国，并在云南这片土地上完成了艰苦卓绝的本土化改造。正如书中所言，云南学者“是第一个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并本土化社会（区）林业的理论与方法”的群体。这批学者后来成为国际援华项目中替代外国专家的中坚力量。
进入新时代，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魏后凯先生牵头的“中国农村发展学”学科建设，正是这一时代使命的集中体现。而《中国农村发展学云南样本研究》这本书，正是对这一宏大命题的“云南回应”。
二、一本“扎根”的书：主要内容与精要贡献
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在书斋里构建的理论体系，而是从云南几十年的农村发展实践中“长”出来的学问。
全书以“农民”为研究主线，提出了一个清晰的逻辑：从让农民吃饱饭，到有钱花，再到获得幸福。围绕这条主线，作者系统梳理了农民发展权、土地承包使用权、林业主体地位、金融运作权、农户家庭经济行为等核心命题。它不是抽象的理论推演，而是用云南的实践样本为理论注入了血肉。
在我看来，这本书最突出的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把“农民发展权”从抽象概念变成了可操作的实践命题。书中系统论证了农民发展权的内涵——从吃饱饭的生存权，到有钱花的发展权，再到追求幸福的全面权利。作者旗帜鲜明地指出，农民的发展权不是谁的恩赐，而是宪法赋予的权利，是“归还”给农民的。这一理论视角，把农村发展问题从单纯的技术、政策层面，提升到了权利与正义的制度伦理层面。
其二，是对“参与式”方法的本土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从PRA（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到社区共管，云南学者一直是全国的先驱。书中详细记录的“三步矩阵法”识别贫困农户、村民直选共管组织、社区保护与发展基金等创新实践，都是把国际先进理念与中国乡土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比如YUEP项目中试验的贫困村基金模式，后来被国务院原扶贫办和国家财政部在全国推广——这是云南样本走向全国的最好证明。
其三，是以大量鲜活案例回应了中国农村发展的核心难题。书中关于小额信贷扶贫到户为什么必须坚持“小额度、高利率、整借零还”的分析，深刻揭示了扶贫资源“精英俘获”的机制；关于小产权房为什么屡禁不止的讨论，触及了农民土地发展权被剥夺的制度根源；关于乡村CEO（职业经理人）在乡村振兴中核心作用的论述，则为破解“谁来经营乡村”的难题提供了思路。这些都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作者几十年扎根田野“磨”出来的真知灼见。
其四，是为中国农村发展学的学科建构提供了“云南方案”。书中明确将中国农村发展学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清晰勾勒了学科知识谱系的演变。更重要的是，它用云南这个“全息样本”证明了一个道理：中国农村发展学的理论，必须从中国自己的实践中来，必须回答中国自己的问题。
三、致敬“扎根者”：一位晚辈的感激与崇拜
读完这本书，我内心充满感激与崇拜。这种感情不仅因为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更因为两位老师以及他们背后那一代学者所展现的学术品格。
赵俊臣老师已步入耄耋之年，却依然保持着令人惊叹的创作活力。李小云老师在序言中写道：“在当今这个学术快餐化的时代，能有这样一位老先生，在退休、步入耄耋高龄之后，依然愿意去梳理那一卷卷枯燥的经济数据，依然愿意去走进每一个火塘边倾听农人的心声，依然愿意为了争取农民的一项权利而疾呼，这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坚守。”这段话说出了我们所有晚辈的心声。
他们这一代学者，是从改革开放的田野里走出来的。他们经历过物资匮乏的年代，也亲历了中国创造减贫奇迹的辉煌。他们的研究，不是靠半年一年的田野调查匆匆成书，而是用几十年的长期跟踪、反复验证“磨”出来的。这种“时间的力量”，赋予了这本书一种独特的厚重感和权威性。
更让我敬佩的是他们“把话语权还给农民”的学术立场。在他们的研究中，农民不再是研究对象，而是发展的主体；不是需要被改造的对象，而是拥有智慧、权利和尊严的独立个体。这种立场，在今天这个“唯论文、唯项目”的学术评价体系下，显得尤为珍贵，甚至带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光辉。
如果说赵俊臣老师代表的是老一辈学者“用脚做学问”的精神高度，那么陈晓未老师则代表着新一代农村发展研究者“接得住、传得下”的学术担当。陈晓未老师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实践为依归的研究风格。她的研究既有理论的深度，又有政策的温度——这正是我们从老一辈学者那里学到、又在陈晓未老师身上看到的最好传承。
我们这一代年轻研究者，坐在办公室里就能获取海量数据，用几个软件就能跑出漂亮的回归结果。但我们离土地越来越远，离农民越来越远。赵老师他们那种“用脚做学问”的精神，那种对土地和农民深沉的热爱，是我们这一代人最需要补的课。
四、走向田野：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的未来
站在“十五五”的门槛上回望和前瞻，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一方面，中国农村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城乡融合加速推进，数字技术全面渗透，人口结构深刻变化，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衔接进入新阶段。这些新问题、新挑战，迫切需要我们发展出新的理论框架和解释工具。
另一方面，中国农村发展学的学科建设方兴未艾。魏后凯先生正在牵头编写《农村发展学》教材，更多的地方样本研究正在涌现。李小云教授在云南35个村庄开展的乡村振兴示范，正在探索“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的新路径。陈文胜教授的“大国小农”理论正在走向世界。这些探索共同指向一个方向：中国农村发展学正在从“引进消化”走向“自主创新”，从“跟跑”走向“并跑”乃至“领跑”。
而《中国农村发展学的云南样本研究》这本书，正是这一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它告诉我们，中国农村发展学的理论大厦，必须建立在中国自己的实践地基之上。云南的样本价值，不仅在于它整合了中国农村几乎所有的极端变量——生态脆弱性、社会与文化多样性、边境复杂性以及贫困的顽固性——更在于它证明了“从本土实践中提炼理论，以理论创新回应时代需求”这一研究路径的生命力。
五、我的路：从宏观经济视角参与农村发展研究
最后，我想谈谈我自己。作为一名在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属单位从事宏观经济研究的工作者，我时常思考一个问题：我的研究，究竟能为中国农村发展做什么？
这本书给了我一个重要的启示：宏观经济研究不能脱离微观的田野基础。过去我们做宏观经济分析，往往依赖统计年鉴上的数据、各类报表中的数字。但正如书中所反复强调的，那些数据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农户、一个个具体的村庄。如果不知道农民的真实需求、不了解乡村的实际运作，宏观政策就可能变成“空中楼阁”。
未来，我希望自己在从事宏观经济研究时，能够像赵老师他们那样，时常走出办公室，走进田野。具体来说，我想从以下几个角度切入：
一是关注云南农村发展的结构性命题。云南作为典型的资源型省份，长期面临工业固废“存量大、高值化利用低”的双重压力。在农村领域，土地流转、生态补偿、产业转型等问题同样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我想从宏观经济的视角，研究这些结构性矛盾的形成机理和破解路径。
二是关注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书中所揭示的“扶贫资源精英俘获”、“政策悬浮”等现象，本质上都是政策设计与基层现实脱节的问题。作为政策研究工作者，我的职责不仅是提出政策建议，更要关注政策在基层的执行效果和反馈机制。
三是关注城乡融合与区域协调发展。云南是西部大开发、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的重要省份，农村发展不能孤立地看，必须放在更大的区域发展格局中来审视。我想研究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引导，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让农村真正分享到发展的红利。
四是传承“用脚做学问”的研究方法。这本书最打动我的，不是它的理论高度，而是它的实践深度。赵老师他们在云南一扎就是几十年，这种“扎根”的精神，是我们这一代研究者最应该传承的。我提醒自己，无论今后的研究多么依赖数据和技术，都不能丢掉田野调查这个基本功。
各位老师，各位同仁，《中国农村发展学云南样本研究》这本书，既是一部学术著作，更是一份精神遗产。它记录了一代学者如何扎根田野、在实践中摸爬滚打，将那些碎片化的、鲜活的实践，通过严谨的学术打磨，构建了中国农村发展学的坚实底座。
作为晚辈，我们唯有接过他们手中的接力棒，继续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深耕不辍，才能不负他们的付出与期待。正如书中所言，中国农村发展学的研究主线是农民。而我认为，这部书稿的主线则是情怀——一种对中国农民深沉的、慈悲的、理性的情怀。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情怀，走向田野，走向农民，走向中国农村发展的未来。
谢谢大家。
（本文作者：云南省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