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俊臣研究员是我永远尊敬的老师之一，不仅因为我与他共事了近四十年，而且我人生中每一点点成绩的取得，都与他的关心支持分不开。三十年前，赵老师让我到国外学习深造，学了许多赵老师书中反复提到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二十年前，我和赵鸭桥在纳麒和任佳两位老院长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更重要、也让我很惭愧的是，步入耄耋之年的赵老师矢志不渝仍然心系农村发展研究，并完成了其人生的代表作——《中国农村发展学云南样本研究》一书。
实际上，赵老师通过微信群上传的在《爱思想》上发布的书稿的每一章我都认真拜读过，每次都会把自己带回到那让人心潮澎湃的激情岁月中。而当赵老师要我参加今天的分享会，并给宝贵机会做个发言时，我既激动，又汗颜。激动的是，在自己即将退休的时候，有机会谈谈我自己对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的初浅认识；而汗颜的是，在赵老师的大作即将付印之时，自己在此领域并没有做过系统的思考，更没有任何成果，因此，今天的分享也就仅仅是皮毛，仅供赵老师及各位领导和同仁批评之参考。
《中国农村发展学云南样本研究》立足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时代背景，以云南边疆多民族山区农村为全息研究样本，以农民发展权为核心主线，依托四十余年一线田野调研、国际发展项目本土化实验，完成了从地方实践经验到全国通用理论、从应用对策研究到独立学科体系搭建这一具有跃迁性质的工作。全书学术价值集中体现在学科体系建构、基础理论构创、研究方法革新等层面。
一、弥补国内农村发展学学科短板
1.明确农村发展学独立学科属性，终结学科依附困境。长期以来，国内农村发展相关研究长期依附于农村经济学、农村社会学、区域经济学等成熟学科，没有专门的研究范式、核心主线与学科边界，始终缺乏独立的学科地位。本书系统辨析了农村发展学与邻近学科的核心差异，提出核心论断：农村经济学、农村社会学等学科是单点深耕，农村发展学是全域统筹；前者聚焦经济、治理、文化单一维度，后者立足农村经济、社会、生态、政治、文化五位一体做系统性综合研究，明确其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定位。同时前瞻性预判农村发展学将升级为一级学科、邻近学科将成为其二级分支的发展方向，为我国农村发展学的学科建设和完善描绘了清晰的蓝图。
2.搭建完整本土化学科分析框架，呼应国家级学科建设布局。本书对标中国社科院魏后凯团队国家队层面的农村发展学顶层设计，立足地方样本进行深化研究，构建起以发展主体论、制度创新论、理论自主论、方法整合论为重要支柱的完整理论框架，弥补了国家队研究中缺少边疆民族地区微观实证支撑的短板。全书界定了中国农村发展学专属研究对象、研究主线、研究目标，摆脱西方发展学理论框架束缚，形成适配中国大国小农、城乡二元结构、多民族乡村国情农情的专属学科体系，助力中国农村发展学三大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3.摆脱西方发展理论垄断，建立非西方视角的农村发展解释体系。全球发展理论长期被西方增长理论、公地治理理论、自上而下干预式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等垄断，但这些理论却无法科学解释中国小农经济、集体治理、举国扶贫等独特发展模式及其所取得的发展成就和宝贵经验。本书立足中国乡村本土实践，提炼完全自主的发展理论，证明中国农村发展有独立于西方之外的发展逻辑，为打破西方理论一元化解释霸权做出了重大贡献。
4.将云南微观乡土经验上升为全国通用理论，凸显样本全息价值。云南涵盖山地、边疆、多民族、脆弱生态、深度贫困、城乡要素流动滞后等中国农村全部极端发展变量，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天然全息样本。本书将云南社区自然资源共管、村民生物多样性监测、贫困村互助基金、乡村CEO培育、高原特色农业产业赋能等本土实践，提炼为普适性发展理论，以及适应于云南复杂乡村场景的生动发展模式，不仅可向全国欠发达农村地区推广，而且能够实现地方实践向全国普适理论的升华。
5.划分中国农村发展学四阶段演进脉络，完善学科发展史。本书首次系统梳理中国农村发展学学科百年发展脉络，将其划分为民国起步期、建国后依附停滞期、改革开放形成期、新时代完善期四个阶段，精准梳理每个阶段的代表性学者、核心成果与时代局限，填补了国内学界针对农村发展学完整学术发展史梳理的空白，为后续学科史研究提供了权威、完整的时序参考。
二、形成多项本土化原创理论成果
1.确立农民发展权为学科主线，重构农村发展底层逻辑。区别于过往以经济增长、政策落地、产业发展为核心的功利化研究视角，本书将农民发展权置于农村发展学的中心位置，把农地承包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农村金融运营权统一纳入农民发展权范畴，同时创新性地将农民名誉权纳入发展权体系，实现农村发展研究从经济维度向人本权利维度的升级。并且驳斥了“发展红利是国家对农民的恩赐”等错误认知，从宪法法理、国民身份双重角度论证农民发展权是固有法定权利，进而从制度伦理层面重构了三农研究的价值根基和目标取向。
2.纠正贫困认知误区，重塑贫困成因基础理论。学界与社会长期存在“农民贫困源于懒惰、愚昧、素质低下”的刻板偏见，本书依托云南小额信贷、贫困村互助基金海量实证数据证明：贫困农户具备理性经营能力与金融诚信意识，贫困的核心诱因是发展机会缺失、资源分配不均，而非个体自身缺陷。该结论修正了传统贫困经济学的底层认知偏差，为精准扶贫、普惠性乡村帮扶政策提供了全新理论支撑。
3.首创农民名誉权保护五大原创理论，填补乡村人格权研究空白。针对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群体被污名化、话语权弱势、熟人社会名誉侵权扩散性强、数字时代话语权缺失等现实问题，本书原创倾斜保护理论、反污名化理论、社会评价修复理论、身份权赋权理论、人格尊严建构理论等重大理论，跳出传统三农研究只关注经济增收、物质保障的局限，高度关注农民精神层面、人格层面的发展权益，拓展了农村发展学、乡村治理、农民权益保护等领域的理论边界。
4.构建并优化学术表达范式，解决中国社科“有理说不出”的国际传播难题。全书遵循国际学术规范，明确标注所有理论原创者的知识产权，摒弃晦涩外来术语，采用直白通俗的学术表达，同时坚持用实证研究和案例解析支撑理论，解决国内社科研究概念晦涩、观点无实证、成果难被国际学术界认可的痛点和难点，为中国农村发展研究走向国际学术舞台提供了可行表达范式。
三、构建适配中国乡土的研究范式
1.系统梳理百年中国农村研究学术谱系，留存云南本土三农研究团队集体学术成果。本书纵向梳理民国乡村建设先驱、建国后农村经济反思学者、改革开放三农改革推动者、当代农村发展学领军学者四代学人成果，系统串联马克思主义农村调查、乡土社会学、发展经济学、乡村治理理论四大研究脉络，补充了中国农村发展学术史空白，并系统复盘云南省社科院四十余年农村发展研究历程，整理本土学者在RRA和PRA本土化、社区林业、小额信贷、生物多样性监测等领域的原创成果，保存了珍贵的地方三农学术史料，弥补了学界长期忽视西南边疆农村研究贡献的缺憾。
2.原创三步矩阵评价法，解决基层贫困识别精准度难题。针对传统贫困识别依靠扶贫官员和村干部主观判定、存在精英俘获、帮扶资源渗漏等现实痛点，本书结合中国村级治理结构与熟人社会特征，原创三步矩阵评价法，通过干部村民无记名初筛、入户实地核验、农户自主规划脱贫路径三个核心环节，实现贫困农户精准识别、贫困类型精准划分、帮扶措施精准匹配。该方法具备较强可操作性，弥补了西方贫困测度方法不适配中国乡村人情社会的缺陷，为基层贫困治理提供了本土化工具。
3.构建PRA+农户问卷调查混合调研法，综合发挥定性与定量研究优势。传统农村调研存在二元短板：以参与式为主的PRA调研缺乏量化数据支撑，传统问卷调查法无法倾听农民真实诉求。本书将两种方法融合创新，先通过PRA一系列可视化工具的运用，广泛倾听村民的声音，获得有关总体的基本概貌；再依托问卷调查补充定量分析数据，强化研究结论的解释力。这种方法兼顾研究的人文性与科学性，形成适配中国乡土社会特质的混合调研范式，为国内农村田野调研提供了可复制的方法论模板。
4.对参与式方法进行本土化改造。作为国内较早引入RRA和PRA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的研究团队之一，本书结合中国村民自治制度实践，系统总结云南学界三十余年对这一方法所进行的本土化改造试验，形成适配国内乡村治理场景的参与式研究流程，对推动国际发展理论与方法落地中国乡土起到了先导者的作用。
以上简要回顾表明，赵老师对于中国农村发展学做出了原创性贡献，是我们每位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榜样，这是我使用这个题目的缘由之一。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成果为我们深化中国农村发展学提供了坚实基础，值得我们学习领会并继往开来。我想，这也是赵俊臣老师之所以举办这样一个分享会的初衷。就此，个人认为，中国农村发展学作为一个学科体系，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思考的地方；中国农村发展学的云南样本，也还有许多领域等待我们去耕耘。对此，我有几点不成熟的想法与大家探讨。
一是目标定位，也就是要回答为什么需要构建农村发展学？
当前，学者们仅仅抓住所谓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个“应然”问题，而没有认真思考和回答“必然”。而要回答“必然”的问题，需要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社会科学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根本目标，农村发展学也不能放弃这个目标，但中国农村发展学不仅要考虑其系统性、专业性和原创性，并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规律；更需要考虑其传承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并聆听时代的声音和呼唤，研究解决面临的重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就需要思考农村发展学与“三农”研究的关系，与乡村振兴战略及其政策举措的关系，与农业农村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等。作为云南学者，更需要思考上述六性及三个重点问题在云南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既包括历史的，还包括现实的，更需要关注未来的。这本身可能就是“历史脉络”和“发展规律”的组成部分。
二是研究对象。
农村发展涉及与农业农村相关的诸多领域，涉及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地理学等学科，且中国也已经形成了农业经济学、农村经济学、农村社会学、乡村治理等分支学科，这就使得农村发展学本质上属于交叉学科的范畴，需要用跨学科的视角去构建其研究对象与方向，但同时也需要厘清其重点。从学科本身来看，202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仅把“农村发展”作为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下面的6个二级学科之一，而从现在大家讨论的研究对象来讲，刚好是把“农村发展”作为一级学科，而把涉及农业经济与管理、林业经济与管理、食物经济与管理、自然资源管理、农商管理，乃至农村社会学、乡村治理等都纳入其中，这似乎成为一个大杂烩。这就更需要明确其边界，而如果借用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使用的“乡村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三个重点，将农村发展学的重点界定在“农村（产业）发展、农村建设和农村治理”上，是否会更准确一些，并给其它相关学科留下空间。书稿厘清了农村发展学与传统涉农学科的差异，但更需要用发展的眼光去审视其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方向，如城乡融合发展学、乡村生态经济学、数字乡村经济学等。同时，还需要深度思考“云南样本”与“中国总体”的特殊性。
三是理论支撑。
任何一门学科都需要坚实的理论体系作为基础。而理论体系通常由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构成。由于农村发展学是交叉学科，相应的理论支撑，既需要注意到其与相近学科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又需要注意到其自身的理论厚度，中国农村发展学还需要体现中国特色。这背后的基本遵循就是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书稿提出了发展主体论、制度创新论、发展模式论、理论自主论、方法整合论五大理论支柱，不仅需要进一步阐释其相互支撑、相互制约、层层递进的内在逻辑，并强化其与农民发展权这一核心主线的内在联系；而且需要加强与国内外前沿发展理论的对话，并在对话中使其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对策理论层级更加清晰。因为作为一个规范的学科建设，理论体系应该是底层基础理论（学科本质、发展动力、演变规律）坚实、中层应用理论（乡村要素及其配置、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分领域理论）厚实、顶层对策理论（政策优化、发展路径优化）踏实。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四是云南特色。
云南因其特殊的省情农情，不仅农村发展类型多样，而且实践也丰富多彩，更重要的“三农”问题的特殊性全国唯一，切实可以作为全息样本，但样本毕竟是样本，哪怕是全息样本。对样本的研究，不仅仅是彰显自己的特色，更重要的是对人们把握总体有更深刻的认识。换句话说，云南作为边疆民族山地为一体的特殊省份，其农村发展学有哪些显著特点？对丰富和发展全国的农村发展学能够做出什么重要贡献？等问题都需要进行具有学理性的阐释。
以上仅仅是个人的片面思考，供大家批评讨论。
（本文作者：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创设所长，二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