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历史，既是科学认识和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也是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起，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创建者就对马克思主义产生“采用”“结合”的想法，但对如何采用马克思主义却未及在实践中体认和检验。在革命的曲折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中国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体”的特殊性，遂从“用”起步，在逐渐尊重中国之“体”的基础上走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在二者统一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综合并继承前人的思想创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科学论断。“两个结合”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的认知逻辑和思想历程，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思想创造和理论创新的新飞跃。从一开始的“采用”到后来的“结合”、从结合中的“统一”到结合后的“创新”，体现的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结合。
宇文利，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两个结合”，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提出并付诸实践的“结合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遵循，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世界观、价值观的要求和体现。中国共产党传播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通过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推进民族复兴伟业，持续开辟思想、理论和文化新格局的过程。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一进程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辛探索、不断尝试中推动实现的。其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和认识，经历情境感知、实践摸索、理论自觉、价值认同、思想赓续和体系创造的不同阶段，走过从陌生到熟悉、从感性到理性、从转化到应用、从继承到创新的不凡历程。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观，直接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情感态度、认知选择和价值判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程中的主体创造和主动选择。考察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观，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中的理论觉悟和思想变革，对于深入把握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具有重要意义，进而为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历史启示。
一、“采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初印象
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就实质性地开启在中国传播并逐步中国化的大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不仅催生中国共产党，其所开启的中国化进程更贯穿于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意味着对中国先进分子和广大民众的思想改造，也意味着一个迥异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的肇始。从认识论和知行观的角度看，中国的先进分子接纳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是一个从学到思再到用、从知到信再到行的过程，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探索、深悟，由知之甚少到行之愈深的过程。早期的革命志士在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之初，就怀有“适应”世界革命形势和“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比如，李大钊在介绍十月革命时提出的“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这就揭示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新纪元的到来，宣扬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指导世界革命的真理力量。从进程上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实践和运用的第一阶段，实际上就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一开始的感知和引介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积极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而主动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阶段，这可以算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阶段。在众多关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先驱中，李大钊无疑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从1918年开始，李大钊先是在刊物上撰文讴歌俄国革命、向国内介绍世界革命形势，后又在北京大学政治系、史学系、法律系以及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学校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类讲座或专门课程，用最直接、最有效的教学方式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知识精英和青年学生中去。就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尽管李大钊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但他并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化的教条，而是辩证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要关注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环境和应用它的时代环境。他指出：“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就是了。”对于要在中国实现的社会主义，李大钊更加鲜明地提出，“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可见，李大钊不但积极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用于中华民族独立运动，而且十分重视和强调将其与时代环境和客观实际相结合。
除李大钊之外，陈独秀、李达、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等人也先后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适应的问题作出大致相同的讨论。比如，陈独秀强调采用马克思主义要务实，并把马克思学说和行为的精神归纳为“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李达倡导说，“若按照目前中国国情，参照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替波兰瑞士德国共产党设下的计画，也可以定出一个政策来”；彼时，蔡和森也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此外，恽代英也提出，“我们的任务，在寻求一个适合国情，而又合于共产主义的方针来”；张太雷则提出，“无产阶级运动的国际主义任务，过去和将来都只有在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和方法正确地运用于各国具体特点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总的来看，此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持接纳之态，并提出以“适合”本国国情及具体特点为前提“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就上述早期共产党人所论而言，无论其措辞为“采用”“运用”抑或“应用”，虽具体字眼各有侧重，然其态度则一，取向鲜明：即马克思主义当用于中国，中国亦当取马克思主义以为用。当然，由于时代局限，到底如何采用马克思主义，以及采用过程中会遇到怎样的问题，这并非当时的共产党人所能彻底回答和完全解决的时代性课题。恩格斯早就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尽管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尚不能够提供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方案，但他们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认识到要结合中国具体情况进而采用马克思主义，这已经是颇具前瞻意识和实践自觉的思想先见。
二、“结合”：跳出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桎梏
按照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同时也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动了一系列城市工人罢工和武装起义。然而，在封建军阀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的联合绞杀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接连失败，工人罢工被镇压，工人领袖被杀害，工人运动陷于低潮，这促使党探索中国革命新路。事实证明，完全不加改造地照搬照抄俄国革命经验，采取“依样画葫芦”的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并不能够真正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作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在领导发动工人运动和组织农民运动的过程中，意识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从1925年到1933年，毛泽东撰写了大量调查研究报告和研究文章，集中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和中国革命的形势与任务，指出中国革命的可行道路。经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三次武装起义，中国共产党开始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等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迫切性和针对性。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军内存在的错误倾向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结合”这个命题的提出，显然要比此前中国共产党人关注并提到的“采用”“运用”“应用”等观点更进了一步，更彰显了把马克思主义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主动意识和主体觉悟，反映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同时也预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之间应当发生的互动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此时提出的“结合”论遵循思想与实际、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统一，明确了开展中国革命必须灵活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逻辑，把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联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遭遇的挫折，固然可以归因于敌对势力的强大，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精神和真要求认识不清、把握不准，从而在具体政策和革命路线上出现偏差所致。自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以来，中国革命的面貌便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毛泽东的思想自觉和实践自觉明显早于党内其他领导人。等到红军长征胜利之后，在相对安定的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重要命题，“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这里，毛泽东用“具体化”形象地表达了“结合”这一任务，并从具体特点、具体实践和具体环境三个维度提出实现“相结合”的要求。所谓“具体特点”，强调的是中国的独特的、现实的、综合的特点，其中既有经济社会特点，也有思想文化特点。具体特点要通过民族形式表现出来。所谓“具体实践”，特指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包含中国革命的实践模式和发展道路。只有在具体革命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才能充分彰显自身的真理力量。所谓“具体环境”，指的是当时中国特定的现实环境，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时所面临的社会氛围、具体情境与历史条件。从总体上看，提出“结合”这一命题，是对此前“采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更具进步意识和主动性的科学主张。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和王稼祥都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中国革命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根本意义，也都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表述。比如，张闻天就指出：“不仅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且要在民族环境中来实现这些原则。”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旗帜下逐步深化的“结合”主张，不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得到贯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中也得到延续。毛泽东提出“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不难看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在面对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新任务时的延伸。这一延伸，自然衍生出“以苏为戒，走自己的道路”的思路，也就很自然地把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命题提了出来。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
三、“统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合成
“结合”是过程，也是目标，更是深层次的“采用”，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统一。不言而喻，只有找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契合点并把二者在应用中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实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内蕴着两个向度的命题：其一，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其二，将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土壤，使其普遍真理适应于中国特定的历史与实践场域，从而生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二者相互适应、相互催化的过程。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两个方面。结合的过程是互化的过程，也是统一的过程。在延安时期，为防止在“结合”中出现主观主义的偏差，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同时也强调“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1958年，毛泽东在批评“结合”过程中出现的生搬硬套的现象时强调：“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1959年，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中国的党一贯遵守马列主义的原则，因为它是普遍的真理。这是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的问题。”在中国革命特别是中国建设的实践进程中，如果“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般原则，那么“统一”就应当是对“结合”的认识深化和思想递进。“结合”不仅意味着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更意味着主观和客观、思想和实际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结合既是哲学原则，也是科学方法，是主观与客观、思想与实际、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是一定要产生可见成果的。结合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结合的过程需要二者的统一，结合的成效也见于二者的统一。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结合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论断都适用于中国，也并非把马克思主义的字句硬搬或强加到中国问题上来。就其可以结合并统一的内容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无疑是可以适用于中国具体实际的哲学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认识论、实践论和价值观也是可以用之于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的一般原则和普遍真理。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化”中国，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科学和真理，它揭示了贯穿于革命和建设等实践活动中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自然也能应用于中国大地上发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同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符合科学规律，需要科学方法。正是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运用调查研究、矛盾分析等方法，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统一，推进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从实际出发，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在二者的统一中走出自己的道路。借此，我们可以认为，与“结合论”相比，“统一观”是更能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思想方法和实践方法。回顾历史，可以说，“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艰难曲折而又成功地结合和统一的历史”，“这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根基轴”。沿着这条基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创并取得重大成就为标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获得成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得以开显，并取得辉煌成就。
四、“创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他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所以，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应当牢记“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要注意“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在马克思主义与各国的具体情况“结合”和“统一”中，自然会创造出本土化的思想理论成果。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一次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既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之理论凝结，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伟大成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再次结合，则相继产生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此三者，代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重大创新。从时间上看，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探索二者结合的思路和方式，探察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公有制与按劳分配、共同富裕与效率优先相统一的途径，找寻稳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并统一的过程，既是在实践中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过程，也是对这一探索实践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的富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创造过程。
新实践呼唤新思想也孕育新思想，新时代需要新理论也创造新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致力于实践创造和理论创新。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方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和非凡的实践定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今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各种困难与风险，都会提出新的课题，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上作出新的科学回答。我们要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强调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另一方面也特别重视并反复强调用新的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明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我们要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要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就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个不断深化、不断融合、不断升华、不断创新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辟新的实践，在新的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这是时代使命和历史责任，也是实践要求和理论担当。正源于此，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明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指出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该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由此可知，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既表现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历史担当，又显现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理论抱负。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代将持续前行、不断实现新的飞跃，也将展现出光明的前景和可喜的未来。
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2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