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两个结合”是一个具有丰富而深刻哲学蕴涵的重要概念，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对其进行学理阐释的哲学视域，而且也为我们提供立足于这一视域对其进行哲学阐释的内在要求。对“两个结合”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阐释，既要求我们对作为“两个结合”前提的“结合”之哲学基础和表现形式的学理运思，也要求我们准确把握“两个结合”深蕴的双向互动和相互成就的基本内涵，并从“两个结合”之构成要素的整体辩证法中进行全面系统的把握和阐释。

关键词：“两个结合”/ 马克思主义/ 中国具体实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者简介：贾英健，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文出处：《马克思主义哲学》(京)2025年第5期 第26-34页

标题注释：本文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委托项目“‘两个结合’的基本内涵和实践意义研究”(项目编号：2023MYB004)的阶段性成果。

“两个结合”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重大理论命题，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发展取得的成功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基础上提出的，深蕴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内涵和根本要求，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路径，为新的征程上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广阔前景，做出了原创性贡献。我们既要从认识深化与完整阐发出发把握“两个结合”，也要立足于实践推进与实践成就把握“两个结合”，还要着眼于理论成果与理论地位的生成把握“两个结合”。立足于哲学视域在对“结合”进行学理分析的基础上，全面系统辩证地理解和把握“两个结合”的深刻蕴涵，对其进行整体性研究，是一个亟待从学理上得到阐释的重大哲学课题。

一、作为“两个结合”前提的“结合”：哲学基础和表现形态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面对“结合”概念时，总是习惯于从生成一种“新的生命有机体”这一崭新形式去理解和把握，这固然无可厚非。问题在于，这种新的生命有机体是如何生成的，其本质是什么，又具有哪些功能。所有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都涉及回答事物为什么和怎么样存在和发展等问题，无不共同指向事物的内在根据。正如汉语词典将“根据”解释为作为论断前提或言行基础的事物一样，哲学意义上的“根据”概念通常与本质、内在原因处于同一序列，着眼于从原因或功能的视角回答事物为何存在，如何发展等问题。不同思维方式对不同要素的这种差异和不同的认识体现在对“结合”的哲学理解上，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主流思维在肯定差异的同时，强调差异之间的互补性，要有对其的整体性、系统性思维。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主张要站在同一性和整体性的高度把握构成生命有机体要素之间的差异、对立，并用“对立面的统一”①来表达构成生命有机体的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思维和唯物辩证法思维尽管分属于两种不同的思维形态，但在本质上又都共同指向不同要素之间的“对立面的统一”关系。这样，对于“结合”的理解离不开对不同事物和要素的相互区别这一前提。因此，结合便获得了通过对不同事物中存在矛盾的不同方面之间的同一性的把握，以实现事物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

列宁在谈到对结合的理解时指出：“我们多少学过一些马克思主义，懂得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可以而且应当把对立面统一起来，而更重要的是，三年半来，我们在我们的革命实践中，已经不止一次地把对立面统一了起来。”②既强调了从不同事物的差别和对立中发现差别、对立背后的关联，也强调协调、结束不同事物和要素之间的对立，生成联结对立面的现实矛盾的统一体。马克思也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③这既强调了结合在矛盾生成中的重要作用，也通过强调对立面之间的内在关联，揭示其现实地不断发挥对事物矛盾运动发展的积极而持续的推动作用。这样，基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内在关联确立之上的矛盾各方通过相互作用和相互融通，在不断推进历史进步中实现并推动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和提高。这表明对结合的上述理解，仅仅强调结合的必要性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让这种结合成为一种现实的存在。唯有如此，才能发挥结合在推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恩格斯指出：“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④

诚然，哲学所讲的结合，不同于无生命物体间自然发生的“变化、分解或结合”⑤，它是一种主体活动，是主体基于供给与需求之间“对立面统一”的矛盾关系，并在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进行深刻把握的基础上，自觉协调供需矛盾、用于满足其生存和发展需要而采取的矛盾解决方式，其目的在于，通过把握矛盾的同一性，实现矛盾各方相互契合和相互促进基础上的结合以化解矛盾，推动矛盾向对主体有利的方向发展。这不仅涉及到对什么样的对立面结合的问题回答，而且也涉及到对怎样把对立面结合起来的问题回答。就前者而言，结合尽管涉及到事物的任何两个不同方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就一定存在着结合的必要和可能。结合是否必要，有没有可能，归根到底取决于有没有对结合的需求。马克思指出：“在每一个时期都发生现存的生产力相结合的现象，因为需求使这种结合成为必要的。”⑥这种需求，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前者主要指客观形势使结合成为必要，后者主要指主体的现实需要使结合成为可能。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从救国救民、实现民族解放的需要出发，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可能性问题，他指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⑦从表面上看，任何结合似乎具备对立面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客观条件和将结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主体条件就可以完成，但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还与主体“是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起来”“如何进行结合”的方法使用正确与否直接相关。这是因为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客观需求，既不等同于对立面的双方就具备了内在关联和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即便如此，也同样有一个对其的认识和把握是否具有全面性、深刻性和坚定性等问题。另一方面也因为结合是由主体完成的，是主体基于对结合客体实际的认识方式和改造方式，又是建立在结合主体对结合的不同客体的共同性这一前提之上的。

概言之，结合存在于作为构成结合要素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之中，差异性和多样性既为从差异和多样中把握它们之间的整体关联性，提供结合的内在依据，也构成世界的本色，为世界万物的共在、共生、共存和共同发展提供哲学前提。

但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一种结合又总是通过不同形态加以表现的。概括起来，结合的表现形态可以从三个不同的维度加以分析。首先，结合的自然形态与自觉形态。在自然和自觉的结合形态中，简单的、低级的结合形态中总是为我们理解和把握复杂的、高级的结合提供前提和基础，进一步说，复杂的、高级的结合形态也总是包含和深蕴了自然形态的结合因子，并由前者发展而来。更重要的，伴随着现代科技革命、人类生命、社会发展的不断进步，即使自然形态的结合，也会更多地被打上了人之结合主体的印迹。就不同领域之间的结合而言，它通常表现为理论与实践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结合。它既发生于物质领域与精神领域的不同事物之间，也发生于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这种结合不仅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而且这些结合也更加凸显了结合中目的性、选择性等自觉形态的结合特点。其次，“结合”的抽象一般形态与具体普遍形态。一方面，“结合”发生于构成事物的各种要素以及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之中，另一方面，“结合”也是新事物产生的必然条件。“结合”的哲学呈现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实践问题，因而是一个理论与现实相统一的问题，也是一个用思维反映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或事物外部之间如何辩证运动、产生新质从而指导现实的结合如何生成超越性事物的问题。换言之，“结合”通常表现为辩证运动的综合展开过程，并经由“萌芽”“联系”“生产”再到新的结合“萌芽”如此循环往复的形态呈现过程。结合形态的三者之间是一个依次递进的、缺一不可的关系。每一次结合“生产”形态的完成，意味着下一次结合“萌芽”形态的开启。之所以如此，从根本上说又是由事物发展运动规律所决定的。再次，结合的实践形态与理论形态。在关于结合的叙事中，不仅表现出任何一种立足于具体实际而生成思想、观点和理论都既要回到具体实践中，通过将理论实践化的形态才能实现对其的坚持和发展，也生成并表现为基于实践形态之理论显现的理论形态。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具体实践的理论自觉高度，其实践形态唯有具备源于具体实践的理论形态的关照，才能不断形成并塑造实践形态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这种源于具体实践的理论形态也同时是一个沿着学理形态的方向进行建构的过程。它不仅彰显了人类文明和对“人类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的解答”的“模范实践”，而且也是一种深蕴了“不同文明和合共生的普遍性”的“真正的现实性”⑧，作为彰显人类普遍性的这种现实的特殊性，表现为一种新质的、动态的、开放的存在形态。具体而言，“新质的”意味着“结合”所产生的新事物是一种异质于旧的结合双方的存在物，意味着新事物对旧的存在双方的扬弃；“动态的”意味着“结合”所产生的新事物不是一经产生就结束运动的事物，而是通过作用于现实的人的实践，帮助现实的人走向更美好的生活，并在实践的反复检验下，这一“新质的”事物才能获得存在的合理性；“开放的”意味着“结合”所产生的新事物不是一经产生就停止继续与其他事物发生联系的静止状态，而是一种始终处于寻找新的契机，在合适的条件下继续与其他事物进行结合，并在新的结合中推动历史发展。

二、“两个结合”的相互作用：由双向互动到相互成就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是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两个结合”客体要素，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不仅表现为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和中国具体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的双向互动，而且也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相结合”⑨，内蕴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贯通融合和相互成就。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双向互动

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是中国具体实际，作为“两个结合”客体要素，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和中国具体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的双向互动，以及作为这种双向互动共同造就的理论成果的历史生成。

首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普遍、一般向中国具体实际的特殊、个别转化的过程。毛泽东将其概括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⑩。这既是一个民族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时代化的过程，还是一个实践化、大众化的过程。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走向民族化的过程。它不仅要求人们一定要将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发挥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也要求按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11)。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被时代激活并不断时代化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与时代之间，既存在着它们之间的张力关系，也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它既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不断发展的时代基础，也为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时代、新的实践中彰显真理的伟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和前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只有立足于时代去解决特定的时代问题，才能推动这个时代的社会进步。”(12)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实现理论的实践化过程。为此，马克思要求“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13)，强调在坚持理论与实践所面对的实际结合中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能，进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四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还是真理性理论通过人民群众实践走向大众化的过程。一方面，源于群众实践而生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意味着它仅仅为理论的生成提供实践源泉，而表明这种源于实践的理论又是高于实践的。另一方面，经由理论家、思想家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的理论，只有再回到人民群众实践中去，才能由这种理论生成人民群众的群体意识，实现对人民群众思想的武装，并通过从思想自觉向实践自觉的转化，进而释放对改变世界的强大的物质力量。其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既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提供的立场观点方法出发，发挥其对中国具体实际的认识把握的化中国的过程，也是通过将基于中国具体实际的探索经验进一步“化中国”、并将其理论升华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断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增添契合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崭新内容的过程。这两个方面，前者以理论运用于实践为过程特征，呈现为理论指导和运用的过程，后者则以实践上升到理论为过程特征，彰显为理论概括和升华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在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具体实际的实践探索中创造的实践经验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到马克思主义高度，生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化中国”与“中国化”两者相辅相成、相互推进，呈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也构成“两个结合”的重要内容。这不仅是因为，理论始于经验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的内在要求，经验向理论的进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逻辑，而且也因为，善于用“中国经验”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表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术语革新”，不仅尽显了“中国化”特质，而且也通过强调“时代化”维度，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空间拓展为精神范畴，使时代化成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着深刻影响力的重要驱动，体现了基于不断深化的创新实践的理论创新成果的日益厚重。用“中国经验”化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深蕴了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的重要性，其经验概括的宽度、深度和厚度，直接关系到理论的高度。在新时代，提升中国经验，其价值所指是实现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这样一个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着眼于对我国实际的研究，必须用“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14)，不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这“既体现了中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又必然会对世界社会主义和人类进步事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5)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成就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发强调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早就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重视。与“第二个结合”提出不同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作为中国具体实际的一个方面进行强调的。毛泽东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既要着眼于“中国特点”，也要突出“中国的特性”，在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中，“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使之“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进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16)。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要推进马克思主义走进并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文化的最大亮点，也要也通过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使其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显著标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从“相互成就”的意义上强调理解“结合”的深刻内涵，内蕴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贯通融合和相互成就。

首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性要求，也是实现发挥马克思主义满足中国文化发展功能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前提是将作为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所深蕴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要面对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也要解决这一科学理论解决问题所需要的文化土壤，唯有如此，才能让理论之光照进现实，才能解决单纯靠中华传统文化所解决不了的中国近代以来遭遇的“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根本问题，而且也要解决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认同和掌握的问题，而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又都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基因上的“契合性”以及在价值上的“一致性”的认知把握基点之上的，这不仅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扎根提供了结合的文化土壤，而且也为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用中国文化这一体现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血脉、精神家园和精神纽带，汇聚共识，凝聚改变中国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其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既需要用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根本要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认识提升到“实践的原则高度”，也需要在不断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要义中，实现其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之间的历史贯通。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确立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立场、态度和方法，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不断贯通历史文化、现实实践和未来发展的基础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另一方面，在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要义的总结、提炼和概括的基础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间的历史贯通。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高度把握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到，中华民族在长达5000多年的历史中，创造了集“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17)五大文明特质的中华文明，形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长期奋斗过程中创造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间的历史贯通，不仅通过对中华文化的核心要义的系统阐释，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确立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文化之基，而且也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方面的相互契合，对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科学内涵的提炼，形成集党性与人民性完美结合的伟大建党精神，完成了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再造。

再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也是基于二者“彼此契合”“贯通融通”之上的“互相成就”。一方面，正如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没有将作为中国具体实际的中国文化排除在自己理论研究的视野一样，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自然也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为其提供的优秀因子所提供的思想资源。同样，在马克思留给我们的许多关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献中，既有赞同、吸收，也有批评、反对；既有对人民立场的坚守，也有对殖民侵略和统治抨击；既有对闭关自守的封建制度和中华传统文化之不足的批判，也有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未来发展的前途寄予的希望。这些论述为我们在新时代提出和阐释“第二个结合”构成要素的相互贯通既提供了前提性的思想基础，也使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被文化主体用来指导中国具体实际的过程中，能够既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8)把脉定向，凝心聚力，也通过“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19)。另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置于“两个结合”中来把握。基于文化差异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管存在着理论形态上的不同，但这种不同和差异，不仅没有阻断中西国家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而且也没有因差异而将结合理解为一种生硬性的、无主体、无主次的任意拼凑，而是一种以体现马克思主义及其最新成果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20)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与基于中国具体实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为前提的根魂相宜、主次有别、相得益彰的彼此成全。

三、“两个结合”的关系辩证：基于差异的有机统一

“两个结合”是由“一个结合”发展而来。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规律认识的推进和深化，也标示了我们党基于实践创新的理论创新所达到的新标识和新高度。“两个结合”尽管面对的对象不尽相同、各有侧重，内涵各异，但它们又共同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之中，有着前后相继的连续性、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性、各构成要素有机联系的整体统一性。

首先，“两个结合”的内涵不同，地位、要求、功能和结合方式各异。一是“两个结合”有着不同的内在蕴含。就“第一个结合”而言，它不仅通过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相结合，为人们提供了从理论到实践、从一般到特殊把握结合的逻辑遵循，而且也提供了在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之矢，解决中国具体实际之用。“第二个结合”则通过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提供了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秀传统文化的古与今、中与西以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之间关系的辩证视野，也为人们在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中，实现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同时，不断生成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二是“两个结合”有着不同的对象性质和功能定位。“第一个结合”的对象指向理论与具体实际，在这一结合中既要求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分析、思考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以及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确立中国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历史方位、主要矛盾、根本任务和发展道路，也要在推进革命、建设、改革实践和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推动实践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第二个结合”的对象指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后者又涵盖了中国古代优秀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一结合，以对现实实践中重大理论问题的解决为着眼点，既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自信，推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也强调从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沃土的培育中，夯实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文化基础，在不断推进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升华中，创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新形态。三是“两个结合”有着不同的内在要求。“第一个结合”由于强调的是理论与实践、普遍与特殊、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因此，它要求在坚持“第一个结合”中，既要反对那种只强调理论、原理、普遍而否定或忽视实践、实际和特殊的教条主义错误，也要反对那种只强调实践、实际、特殊而违背或否定理论、原理和普遍的经验主义错误，处理好理论与实践、原理与实际、普遍与特殊、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既坚持实践优先、实际第一、特殊为基、客观为据，也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实践、把握特殊、引领现实、解释客观，进而推动理论与实践、普遍与特殊、主观与客观的良性互动。就第二个结合而言，它发生于两种文化范式之间，且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们之间既存在着结合的基础，也存在着结合的现实必要性，更重要的，两者之间尽管有着不同的来源，但彼此之间却存在着“高度的契合性”，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这种相互契合，才不仅为二者之间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前提，而且也推动了二者之间的相互成就。四是“两个结合”有着不同的结合点和结合方式。就“第一个结合”而言，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根本在于通过对“中国具体实际”内涵的把握，从“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根本问题”“中国道路”(21)四个核心要素出发，找准结合点，立足于中国实践所面对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探寻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提供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分析思考中国社会主义所面对的“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根本问题”“中国道路”等核心问题，不断推进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创新实践的结合方式，在不断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创新实践中，不断创造性地生成体现理论与实践结合方式要求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就“第二个结合”而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指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起点”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按照“双方优势结合”和“双方功能互补”(22)的要求寻求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结合方式，既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中，让马克思主义在在中国落地生根，也在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局限性进行克服和超越的过程中，对其精华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而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其次，“两个结合”既相互区别，又内在联结、紧密联系，彼此契合，前后贯通。一是“两个结合”内在联结、不可分割。在“两个结合”中，无论是中国具体实际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指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魂脉地位和作用，其理论旨趣是着眼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同样，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魂脉地位和作用，既要融入并扎根于中国文化之中，实现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也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致力于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问题，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目标。不仅如此，在“两个结合”中，也强调了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不可分割。“第一个结合”中的中国具体实际，对民族特点的尊重，实际上就内蕴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历史和文化前提的承认。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一方面坚持强调民族特点、民族风格和民族精神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特别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23)因此，“两个结合”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只外在的并列的关系，而是一种内在联结、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二是“两个结合”彼此契合、互相成就。“两个结合”并不是两个完全不同、毫无联系的东西的拼盘，而是基于结合各构成要素的“异中见同”这一“彼此契合”前提的“互相成就”。一方面，“两个结合”是以基本精神的相互契合为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不是硬凑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比如，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视角把握人的本质，中华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都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24)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相互契合，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开花和结果提供最适宜生长的肥沃土壤，而且也为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根植于中国具体实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天然优势，并从“两个结合”出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提供了文化主体性的必备条件。另一方面，“两个结合”是基于中国具体实际的“互相成就”。基于文化差异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管在理论形态上存在着不同和差异，但这并没有阻断中西国家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而且也没有因差异而将结合理解为一种生硬性的、无主体、无主次的任意拼凑，而是一种以体现马克思主义及其最新成果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25)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与基于中国具体实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为前提的根魂相宜、主次有别、相得益彰的彼此成全。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时，既主张“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26)，也要求通过将思想精髓与文化精华的双向贯通，走出一条中国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实现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时代化的双向共进；既强调中华文明的强大基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可或缺的坚实根基和源头活水，也强调作为魂脉的马克思主义是“两个结合”的指导思想，担负着为“两个结合”把脉定向的作用。三是“两个结合”内在衔接、前后贯通。在“两个结合”中，第一个结合是从解决中国实践中的问题出发而提出的，在该结合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作用在于，通过发现并解决实践提出的问题，实现理论指导实践之根本目的。要达到这一目的要求，既要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为指导，读懂中国实践，也要将其融入到中国实践之中，在对中国实践所面对的基本国情进行深刻把握的基础上，致力于解决中国问题，不仅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拓宽至中国场域，使其聚焦中国问题域，而且也通过对问题的解决，激活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并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创新发展。但如前面所述，中国具体实际是一个涵盖了中国历史与文化实际在内的现实的实践生活和问题的实际，而作为中国文化实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扎根并对中国具体问题的解决，又是建立在将其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前提中实现的，只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才能为中国人民所理解和认同，也只有中国人民所理解、认同的马克思主义，从这种意义上说，第二个结合又通过回答并解决第一个结合的思想文化这一前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存活提供了条件，而且也通过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结合创造社会条件、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推进实现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第一次结合”。

总之，在两个结合中，如果说“第一个结合”构成了从对实践导向的强调出发，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的话，那么，“第二个结合”则通过强调文化精神的融通契合，在为“第一个结合”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文化前提和文化土壤的同时，将对“第一个结合”的理解拓展到文化的纵深和高地。

注释：

①《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第306页。

②《列宁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第21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4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54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87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567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796页。

⑧沈湘平：《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基于特殊性与普遍性关系的视角》，《哲学研究》2022年第4期。

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3-1944)》，第1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第41页。

⑩(11)《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534页；第534页。

(12)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第23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9页。

(14)《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第482页。

(15)《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第245页。

(16)《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534页。

(17)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第2—4页。

(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第409页。

(19)(20)《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第15页；第16页。

(21)韩庆祥：《“两个结合”的内涵及其结合点与结合方式》，《江汉论坛》2024年第6期。

(22)韩庆祥：《全面深入理解“两个结合”的核心要义和思想精髓》，《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0期。

(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第170页。

(24)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第5—6页。

(25)《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第16页。

(26)习近平：《必须坚持自信自立》，《求是》2024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