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晨燕，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副秘书长；张敏，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副教授，中国民族学会理事；田飞龙，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国家安全研究院教授，中国民族政策研究会理事。
摘要：随着人类学与世界民族成为新时代民族学的三个二级学科之一，世界民族研究也迎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新阶段。世界民族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背景是以西方帝国霸权体系衰落和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为主要标志的世界多极化趋势。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在成为引领和推动世界体系演进的重要力量。新时代的世界民族研究将承继服务国家战略和回应政治需求的学科传统，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线，以“两个结合”为方法论指引，以人类学和政治学为主要学科依托，融入文明视角、世界历史视角和国际政治视角。世界民族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将聚焦国家、区域与全球层面的民族现象、民族关系、民族政策及民族发展趋势，从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的维度理解世界民族与世界体系的形成和演进，探索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民族治理之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世界民族研究；自主知识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两个结合”
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7年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他明确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习近平主席2023年进一步强调，“多样文明是世界的本色。历史昭示我们，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都离不开文明的交流互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类站在新的十字路口，迫切需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这一系列重要论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和文明多样性的普遍规律，同时明确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本质上是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不同民族交往融合的历史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以及关于“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述，为构建新时代世界民族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中华民族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作为国际体系中的关键力量，尤须以历史眼光和全球视野，对世界各国的民族结构、民族关系及其演变趋势进行系统、深入的认识与把握。新时代民族学的根本任务是建设一门服务党和国家民族工作全局的治国理政之学，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这一学科体系中，世界民族研究不仅与文明传统、国家战略和民族治理紧密相关，而且更具战略性和前沿性。通过系统揭示不同民族的历史经验、现实困境与发展趋势，新时代的世界民族研究将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回应世界之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这一重要指示表明，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切实回应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和挑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立场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视角。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政治、经济与文明格局正在经历历史性转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体系在内外矛盾交织中持续衰落，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合法性危机与结构性失衡；与此同时，世界体系多极化趋势加速推进，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多元文明共存、平等共生成为历史新阶段的显著特征。
在这一背景下，民族问题、发展问题与文明问题交织成理解当代世界体系演化与重塑国际秩序的关键视角。新时代的世界民族研究应立足中华文明深厚根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世界民族事务治理提供全新思路。它不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我关怀与天下关怀的有机结合，有责任为国内民族团结与社会发展提供外部参照，而且致力于为世界各民族的平等互鉴与和平发展提供理念智慧与实践经验。在延续数千年的“天下大同”视野中，中国与世界相互依存、相互成就；由“天下体系”衍生的共同体意识，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旨归，也是新时代世界民族研究的核心理念与实践方向。
（一）西方帝国霸权体系衰落与世界体系多极化
冷战结束以来，伴随“历史终结论”思潮的兴起，西方世界试图以“普遍人权”话语重塑国际秩序。在民族问题治理方面，提出以“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为代表的北美模式和以“后民族结构”（postnationale konstellation）为代表的欧洲模式。然而，事实表明，所谓“历史的终结”只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转化与重组。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性意识形态暂时失衡的格局下，民族问题非但未能消解，反而在新的全球化进程下重新显露并加速演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索沃、卢旺达等地区发生的民族冲突与种族灭绝事件表明，民族矛盾依然是危及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的突出因素。进入21世纪，民族问题进一步与宗教纷争、文化乃至文明冲突交织叠加，成为全球治理面临的突出挑战。
以“历史终结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遭到越来越严峻的质疑和挑战。在西方国家内部，新自由主义导致的贫富分化和社会极化、身份政治与多元文化主义引发的族群关系“巴尔干化”以及激进右翼民族主义推动的新种族政治，共同侵蚀了社会凝聚力与国家整合的根基。美国的民族问题深植于其特殊的建国进程以及由此形成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结构性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导力量，延续并强化了新殖民主义与新帝国主义逻辑，通过资本与技术的扩张维系其全球霸权。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化，这一霸权体系的内在矛盾日益暴露：一方面，资本和技术的全球逐利要求不断弱化国家对经济与社会的有效控制；另一方面，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无法放弃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边界的强化。当下政治话语层面“美国的美国”与现实权力结构层面“美国的世界”之间的张力，正是这一矛盾的集中体现。从西欧到美国，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充分展现了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内在张力，这是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必将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
与此同时，世界体系的多极化成为大势所趋。一方面，多极化描述了一种持续的权力转移趋势，更多的行为主体正在国际舞台上争夺影响力，各行为主体对于国际秩序的定义以及自身在其中定位的立场越来越分化，越来越难以就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达成共识性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多极化指向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即正在崛起的各极所倡导的理念之间的差异越来越显著。 “全球南方”的崛起日益成为世界多极化趋势最为显著的体现。“全球南方”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大洋洲地区的大部分国家，具有相似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和相近的国际事务立场。自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南方国家的综合实力越来越强，双边关系和国际多边合作越来越紧密，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力量。
（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西方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结构性困境
从根本上看，西方世界长期依托以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为支撑的全球霸权结构，难以超越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的国际秩序逻辑。自19世纪以来，由西方主导、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政治体系，在全球化加速与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的当下，愈加暴露出内在张力与结构性矛盾，不仅无法有效解决民族问题，反而成为加剧全球动荡与冲突的重要根源。
西方帝国霸权体系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古希腊、罗马时期“文明—野蛮”二分的世界观，而其真正的制度化形成，则是在16世纪大航海时代以降的殖民扩张进程中。西欧的海外殖民扩张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全球时空为单位确立了“文明—野蛮”的种族主义区分。西方民族借此塑造了相对于非西方民族的“优越性”与“支配权”。正因如此，伴随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确立，西方逐步建构起“文明等级论”和“欧洲中心论”的全球结构，这是导致世界民族不平等关系的观念与历史根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致力于固化世界民族不平等格局，继续以所谓“普世价值”之名行政治干预之实，这成为后冷战时期民族冲突与地区战争频发的重要诱因。
欧洲现代民族与现代文明的兴起，并非“内生性理性进步”的产物，而是建立在长期分裂与外部互动的复杂历史之上。自西罗马帝国瓦解以来，欧洲列国的战争与融合、竞争与均衡构成了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土壤。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等现代民族国家，皆为西欧封建时代民族融合与权力整合的历史结果。欧洲现代主权与民族国家体系的确立，本是以力量均衡构建和平秩序的权宜之计，却在资本主义扩张与帝国主义竞争中演变为全球争霸的制度框架。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合流最终引发两次世界大战，宣告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终结。
16世纪以来，无论是在欧洲大陆还是在其殖民地体系中，西方所谓“文明化使命”的实质，都是以“文明”之名制造族群和种族的不平等。在“人生而自由平等”的自由主义理想光环下，隐藏着广泛的歧视、排斥乃至种族灭绝。正是在这种制度化的不平等中，西方现代化进程始终无法摆脱社会分化与种族暴力，形成了延续至今的民族问题困境。今日西方社会所面临的身份政治撕裂、族群冲突频发与社会信任危机，正是这一历史积弊的现实显现。
随着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裂痕不断加深，以民族复兴、文明自觉为核心的国家建构浪潮在全球兴起，民族主义、保守主义乃至地区性霸权争夺此起彼伏。西方国家为维持自身霸权地位，不惜通过政治操弄与战略干预激化他国民族矛盾，甚至直接挑起民族冲突与地区战争。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一系列事件，正是当代世界格局演变与西方霸权体系延续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历史发展昭示一个基本趋势：世界民族问题的根本出路，不能依赖以自我中心主义为核心逻辑的西方方案，必须超越西方中心秩序，构建以平等、互鉴、共生、共荣为原则的全球治理新格局，推动人类社会走向命运与共的文明新形态。
（三）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文明根基及其世界启示
从“古今之争”的视角来看，民族问题的根源在于现代化进程所引发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认同的重组。从中西比较的维度观察，西方世界民族问题的日益严峻，反映了其现代文明发展过程中内在的结构性矛盾与制度性局限。与此相对，中华文明自古以来以“天下观”与“多元一体格局”为根基，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社会整合逻辑与民族关系理念，并在长期历史实践中探索出一条具有自身文明特质的民族问题解决之道。
中华文明的深层基因中蕴含着以“天下观”为核心的文明理念，这一理念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与演进的精神根基。延续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天下秩序”，是人类历史上以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的世界秩序典范。从3000多年前周代创制“天下”世界体系，到两千多年前秦代将之调整为“内含天下”的国家体系，中华文明始终致力于探索人类共同生活与世界长治久安的政治方案。“天下秩序”的本质在于以全人类为政治主体，以共在、兼容为基本原则的文明架构。这一体系不仅消除了外部性，超越了敌我之分，消解了与“他者”对立的政治逻辑，更提出了“世界共有、天下为公”的理念：任何人都享有参与建构世界秩序的权利，任何民族都有可能成为维护与主导世界体系的主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以天下理念为政治基因，以“德治天下”“协和万邦”为治理策略，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凝聚而成的民族实体、政治实体和文明实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经验和民族治理智慧一方面为构建民族团结、统一凝聚的国家民族共同体提供了系统经验，另一方面为建设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守望相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历史镜鉴。国家民族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从中华文明到中华民族的“大一统”稳定架构和“多元一体”治理方略为超越西方民族国家范式的民族凝聚力建设提供了全新路径。中华民族历史上疆域拓展、向内凝聚的发展历程，特别是不同民族、文明之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相处之道，为推动各国家民族共同体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行动指南。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总结多民族国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世界意义的民族问题解决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在国际层面，中国共产党始终主张世界各民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实现平等、互尊与合作，针对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的霸权主义倾向，提出了具有全球视野的“三个世界”理论，倡导世界民族解放与世界人民大团结。这一理论不仅继承了中华文明“天下一家”的政治伦理，也为当下构建世界民族关系的公正秩序提供了重要的中国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密融合，进一步巩固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磅礴的历史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现代化，其核心内涵在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制造社会两极分化、掠夺他国资源的西方式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彻底摒弃殖民扩张与帝国掠夺的资本积累模式。它依靠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团结协作、勤劳创造与实干精神，在短短数十年间将一穷二白的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中国式现代化为解决全球民族问题提供了新的历史经验和理论启示：一个多民族国家完全可以在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长期稳定可以并行不悖。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各国探索多元共生、共享共荣的发展道路，贡献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借鉴方案。
在当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霸权与反霸权力量激烈博弈的新形势下，西方大国为维护自身利益，不惜挑动地缘冲突、制造阵营对立，使国际秩序再次陷入以强凌弱的“丛林规则”。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积极倡导平等、共赢、包容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实际行动推动世界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首先，中国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广受欢迎的公共产品和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助力实现互联互通与共同发展。其次，中国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维度系统回答人类社会面临的时代课题，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方案。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进“四大全球倡议”的落实，推动理念转化为现实成果。再次，中国在地区与双边层面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达成共识与合作，为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共同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最后，针对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等全球性问题，中国在卫生健康、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关键领域深化国际合作，持续为解决世界性难题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概言之，西方社会内部的族群政治与社会撕裂问题日趋复杂，激进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在多地抬头，反映出西方模式在应对民族多样性与社会整合问题上的结构性困境。相较而言，中华文明的“天下大同”理想指向一个人类文明大家庭，其本质是各民族、各文明交流互鉴形成的命运共同体，而非西方文明意义上以己为尊、以邻为壑、以非西方为殖民对象、以民族国家与帝国并行为政制基础的帝国霸权体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帝国霸权，将改变西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塑造的世界民族不平等结构，推进全球南方国家期盼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设，创造性构建不同文明与民族和谐共生的全新世界体系，这是新时代世界民族研究的根本问题意识和理论使命。
二、世界民族研究传统的重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明交往源远流长，共同书写了世界民族发展的绚丽篇章。虽然中国对境外民族的认识可追溯至数千年前的王朝时期，但从国家层面形成对境外民族的系统性知识需求与学术性知识表达，则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随着冷战格局的确立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中国逐步建立起以服务国家外交战略为目标的世界民族研究知识体系。1949至1979年是国内世界民族研究主题初步设定、资料系统积累以及理论雏形建构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民族研究积极回应国家政治需求与国内外形势演变，展现出鲜明的政治性、政策性和应用性特征；在新时代背景下，世界民族研究正逐步迈向响应国家战略、服务全球治理的新阶段，焕发更强劲的学科生命力与发展动能。
（一）冷战与“三个世界”划分：世界民族学科的创立背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冷战和美苏两极争霸格局正在形成，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去殖民化与新殖民主义复杂交织，主要国家对世界民族研究的知识需求与战略需求空前高涨。根据周恩来总理关于开展国外民族调查研究的指示，《民族问题译丛》于20世纪50年代创办并在民族出版社出版，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1年成立世界民族志研究组，对苏联、东欧和亚非拉民族进行初步研究。尽管当时的国外民族研究仅限于小范围的资料收集和翻译，但已经清晰地呈现出国家政治需求对于学科研究的推动作用。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美苏两极争霸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日益显现，中苏交恶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形成巨大压力。从万隆会议开始，新兴的亚非拉国家逐步走向联合。毛泽东主席1974年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第一次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邓小平在随后的联合国大会发言中系统阐述这一理论，将其明确表述为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即中国坚决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努力建立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积极争取第二世界国家的理解和支持。这是对世界民族相互关系认知与发展演变的重要推进。
中国基于“三个世界”划分的外交思想和政策成为促进世界民族研究学科化的直接动力。1979年5月在昆明召开全国民族研究工作规划会议，第一次将世界民族研究纳入国家计划，并决定成立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世界民族研究会。这次会议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等单位建立了世界民族研究室，集合民族学、历史学、国际政治学等相关领域的学者开展世界民族研究。初创阶段，学科定位概括为“六字方针”和“二为宗旨”，即世界民族研究的内容涉及国外民族和民族关系的“情况、问题、理论”，宗旨是“为国内民族工作服务，为我国外交工作服务”。世界民族研究涉及的区域主要由国家政治需要决定，大致可以确立为三类地区：一是周边邻国，特别是与我国陆疆接壤的邻国，二是美国、苏联、东欧，三是亚非拉第三世界。
（二）百年变局：世界民族研究的全面展开
20世纪90年代前后，苏联解体终结了两极对峙格局，“一超多强”的国际秩序很快成为民族主义、民族冲突，乃至区域战争的催化剂。世界在新世纪的曙光中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世界民族研究迎来全面发展的新机遇和新阶段。
从学科定位看，学科创立之初确定的“六字方针”“二为宗旨”“三类区域”得到进一步扩展和提升：“六字方针”变为“史志、问题、政策、理论”八字方针，“二为宗旨”扩展为“四为宗旨”，增加“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贡献”“为建设和发展我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事业作贡献”两大宗旨。 “三类区域”在新形势下扩充为四类区域：周边国家、欧美发达国家、苏东转型国家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这一时期，世界民族研究的独立学科地位趋向成熟，不再局限于对国外民族情况和民族问题的初步描述和分析，而是根据国家政治需求和国外形势演进形成问题意识，以政治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进行严谨的科学研究。
从研究内容看，逐步形成将世界民族研究细分为四类研究的共识，每一类研究均覆盖“八字方针”“四为宗旨”“四类区域”。四类研究具体包括：其一，国别民族问题研究，选题大多与国家政治需求有关，如21世纪初针对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和“第二代民族政策”的相关研究。其二，地区民族问题研究，聚焦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跨界民族，重点研究跨界民族的族类与国家认同，对国家安全、双边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影响等。此外，还有对重点区域民族问题的概览式研究以及对大国博弈下的地区民族热点研究。其三，国际移民研究，重点是海外华人研究。世界民族研究超越了传统华人移民史的研究范式，将华人群体视为其所在国少数族群，探讨其与主流社会的关系，生计与发展状况以及族群和国家认同等。其四，民族国家建构与治理研究，世界民族研究着重探讨民族国家建构历史进程以及相关问题，如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国家认同的建构、少数民族问题等。
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全面展开，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最具国际影响力、创新引领力、道义感召力的负责任大国，正在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中国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文明交融、命运与共的“真正的共同体”逐步形塑的过程，意味着世界民族关系将超越理想的世界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从理念与实践层面逐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格局。源于中华文明“天下秩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民族共有、共享的共同体，是超越对立与斗争、让竞争与敌对策略无利可图的“大同世界”。在此历史背景下，新时代的世界民族研究应以构建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为目标，深入揭示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对全球、区域及国别民族问题的影响，结合中华文明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与现实经验，为建设和平、发展、安全、共享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系统的中国方案。
三、新时代世界民族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国内，放眼世界，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对我国的影响，既保持战略定力又善于积极应变，既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国内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处理国内发展与国际变局关系的战略思维，为世界民族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的世界民族研究，应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为指导，将立足世界多元文明格局，深化对民族多样性与人类共同性的辩证认知，推动兼具中国立场、世界视野与时代精神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
（一）新时代世界民族研究的指导思想与学科使命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文明形态的多元共存与人类社会的共同命运日益成为时代主题。中华文明以其包容、和合、共生的深厚底蕴，为世界提供了走出文明冲突、超越制度对立、迈向命运与共的全新范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实践与精神气象正在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姿态，展现出新时代中国式文明复兴的磅礴力量，成为推动世界民族平等、团结、合作与共同发展的重要标杆。
新时代的世界民族研究承继服务国家战略和回应政治需求的学科传统，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为指导，以“两个结合”为方法论指引，坚持“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的学术取向。世界民族研究将聚焦国家、区域与全球层面的民族现象、民族关系、民族政策及民族发展趋势，立足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的时空维度，创新性地理解世界民族与世界体系的形成与演进，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理论支撑，并探索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民族治理之道。
新时代的世界民族研究将反思此前学科发展中“只见世界、不见中国”的结构性缺陷。缺少中华文明整体视野的世界民族研究一方面无法避免描述性呈现与碎片化的欠缺，另一方面无法规避西方民族理论和民族国家范式的主导性影响。只有将对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注和探究重新置于世界民族研究的中心，学科才能真正摆脱西方中心理论体系的桎梏，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和现实经验中汲取滋养问题意识、推进理论创新的核心要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之间架起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的桥梁，这也是构建世界民族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前提。
新时代的世界民族研究将超越此前以政治经济学为主导的学科视角，创造性地引入文明视角、世界历史视角和国际政治视角，其中文明视角最为关键。尽管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学者对于“文明”的定义各不相同，但基本共识是人类文明的诞生伴随着以农业和定居为代表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普及。“人类在地球上已经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悠久的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共生、共存、共荣的生活经验”。世界民族研究的主要对象——民族与国家，正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从人类文明的视角研究世界民族，将从根本上超越西方民族研究的现代主义范式，创新对于民族、国家以及相关民族问题、民族事务治理等的理解和理论建构。
新时代的世界民族研究将从“两个结合”出发，重新理解“全球南方”国家的民族治理和发展困局，系统阐述中国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世界意义。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体，中国不仅成功穿越数千年风雨变迁，而且在20世纪上半叶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依然保持国家统一与文明延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仅用几十年时间就实现了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性跨越，构建起团结统一、携手奋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之所以能够突破西方民族国家模式所面临的“均衡不稳定”困境，根本原因在于其作为文明体的结构性优势，以包容、开放、动态的文化认同超越排斥、静止的种族认同。只有以文化为纽带而非以种族为界限、以整体利益与道义追求引领局部利益诉求，民族共生和融合才可能真正实现。从世界回望中国，能够更深刻地领会西方帝国霸权对世界体系演化产生的消极影响，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文明“天下秩序”的理念和实践对于全球化时代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及让世界重返和平安全的重要意义。
（二）新时代世界民族研究的核心内涵
新时代的民族学是一门研究民族及其相关问题的学科。它既要研究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在其演变进程中呈现出的不同形态，又要将民族问题置于其所处的经济社会总问题中，揭示民族因素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之间的复杂互动以及所引发的现实问题；既要深入阐明中华民族“既久且大”的文明根基，又要比较各国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并将其上升为一般理论，从实际出发阐明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世界民族研究作为新时代民族学的二级学科之一，不仅承载着服务国家治理的重任，更肩负着对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使命，是连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学术支点。
新时代世界民族研究将立足古今中西的文明视野，从人类学和政治学视角研究世界主要民族形成演变的过程和规律，从全球史和文明史视角研究各民族所建立的政治秩序和文明秩序，研究不同民族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及相互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研究他们在世界体系演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具体而言，
第一，从“民族”概念出发拓展世界民族研究的核心问题域。“民族”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共同体。根据使用语境的不同，“民族”概念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涵：一是国家层面的共同体，通常称为国家民族（简称“民族”或“国族”），强调以国家为依托的整体民族认同；二是文化层面的共同体，通常称为各民族或族群，是国家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文化特征与族属认同。国家民族可以由多个民族或族群构成，一个民族或族群也可能跨越多个国家的边界而存在。新时代的世界民族研究将突破以往侧重对各国不同民族特性、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进行描述性呈现的研究取向，转而关注各国民族因素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之间的复杂互动及其引发的现实问题，关注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规律，尤其重视各民族如何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逐步凝聚为国家民族，并在持续推进的一体化进程中构建政治团结和社会凝聚，进而推动稳定而牢固的国族认同的生成。
第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为主线深化问题意识。世界民族研究应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国际秩序演进的实践中凝练研究议题，形成具有理论解释力与现实关照的问题导向。作为一种开创性的国际秩序构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与国家民族共同体、区域及双边命运共同体以及全球治理架构息息相关。其中，国家民族共同体构成其基础单元，而不同国家民族共同体在区域和全球层面的互动方式，则是决定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和维系的关键。在此框架之下，世界民族研究将以共同体理念与实践为出发点，深入揭示不同层级的共同体形成和演化的普遍规律，阐明不同层级共同体构建之间的互动与互构机制，并在比较研究与经验归纳中推进概念建构与理论提炼，从而为理解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撑。
第三，从人类文明史的宏阔视野出发推动理论创新。世界民族研究将摆脱西方民族理论与民族国家范式的桎梏，探索不同文明构建族类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一般性规律，揭示推动共同体凝聚与离散的普遍性机制。从这个角度看，世界民族研究将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新文明观，推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世界民族研究的理论创新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吸收西方民族理论的有益成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其的反思和超越；其次，系统梳理和研读非西方世界的民族理论，特别是作为古老文明传承者的重点全球南方国家的相关理论；最后，全面深入地理解中华文明演进进程中的共同体理念和实践。
第四，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求出发推动话语创新。从世界体系演进的角度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推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全面重构。中国需要更深入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在民族国家依然是当下政治共同体主要形式的背景下，世界民族研究肩负民族议题相关话语创新的重要使命。为此，世界民族研究将追溯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的历史源流与演变逻辑，剖析西方现代文明崛起过程中处理民族问题的方案及其根本性局限，阐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探索与现实成就，凸显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世界意义，探索民族平等与和平发展的文明路径。
第五，通过学科交叉与方法创新完善研究体系。世界民族研究在坚持社会科学属性的前提下，应强化学科交叉与方法融合，注重理论阐释与经验材料的双重支撑。主要研究方法包括：其一，田野调查与政策分析法。研究者应深入对象国家与地区，运用人类学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系统获取第一手资料。其二，历史文献研究法。通过多语种史料的系统考证，探寻民族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规律，揭示各民族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历史趋势，总结国家民族团结凝聚的基本机制。其三，比较研究法。从类型学、历时性与共时性等不同视角出发，开展中外民族政策比较研究，探讨中西文明民族治理理念、制度与实践的异同，特别关注全球南方国家的民族构建与治理模式。其四，跨学科综合研究法。突破传统民族学知识与方法框架，吸收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等理论成果，综合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不断提升世界民族研究服务国家战略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第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主线，以区域国别为基本框架。世界民族研究致力于构建内容系统完备、结构层次清晰的知识体系，新时代的世界民族研究知识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五大组成部分。一是研究世界主要民族的形成和演变，重点关注在这一过程中建立的古典文明秩序及其影响和扩散路径。二是研究不同古代文明对族类共同体的理解，对族际关系和族群政治的理论思考、制度安排和实践智慧。三是研究西方现代民族与现代文明的兴起，现代民族国家背景下的民族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四是研究全球南方国家民族问题形成的历史渊源，解决民族问题的自主探索、现实困境和发展趋势。五是立足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规律，研究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及其世界意义，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相互促进。这五大组成部分以共同的问题意识为纽带，既涵盖国内外关键区域与国家，又兼顾跨区域、跨文明的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研究。通过比较与对话，实现历时与共时、制度与观念、宏观与微观等多维视角的有机融合，推动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发展。它不仅有助于拓宽民族学研究的国际视野和学科边界，也为新时代服务国家战略、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知识支撑。
四、结语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在中国全面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背景下，世界民族研究迎来学科迭代与深化发展的重要契机。在新时代民族学的整体框架之中，世界民族研究不仅是一门服务治国理政的学问，也是一门关涉全球视野的治理之学。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线构建世界民族研究自主知识体系，一方面要反思西方民族理论和民族国家范式的局限性，从人类文明的历史纵深理解民族和国家现象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要从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与现实经验出发，为世界民族关系的平等化、共同体化贡献中国智慧。世界民族研究将立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的重要论述，全面呈现世界民族发展的文明图景与历史逻辑，科学揭示民族演变的内在规律与未来趋势，推进不同民族、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探索不同文明共生共荣的现实路径。新时代的世界民族研究致力于以中国立场回应时代课题，以中国智慧丰富人类认知，为中国特色的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国际视野，同时彰显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与引领力量。
注：原文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为阅读便利，本推送已省略参考文献和注释，如有需要，敬请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