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第一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持续吸收本土化的实践经验，推动理论体系不断自我革新，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提供了超越外来模式的、切实可行的行动指南；“第二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更加宏阔的文明境界中获得新的生命力，推动大同理想、大一统传统、和合理念、人文精神、民本思想等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强大的文明自觉为中华民族持续发展注入内生动力。“两个结合”各有侧重又内在统一，实现了继承中的发展。坚持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途径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需要进一步促进传统与现代有机衔接、推动中国与世界交流互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两个结合/中国化/时代化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研究”(22VRC193)。
乌小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孙尚彦，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北京 100081）。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武汉)2026年第20264期 第56-67页
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在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基础上鲜明指出，“一百年来，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1]，明确了“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2]，指明了“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3]。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民族理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在2024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多年来，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4]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探索、开创、形成、拓展这条正确道路的过程，就是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途径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本土化才能落地生根，时代化才能充满生机。”[5]“中国化”强调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本土的空间向度，“时代化”则突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时间向度。没有“第一个结合”，“中国化”就失去了现实指向和具体内容，再丰富的理论都会成为空中楼阁，“时代化”也就无从谈起；没有“第二个结合”，“中国化”就会停留于表象，再深刻的思想都会变成无源之水，“时代化”同样难以实现。所以说，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结合”缺一不可。围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这一议题，当前理论界重点关注其历史经验、演变逻辑、最新成果等，以“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为切入点的探讨也已逐步展开，但仍有进一步丰富和深化的空间。本文梳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脉络，探讨“两个结合”在民族理论领域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旨在深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脉络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既呈现着持续的历史演进脉络，又彰显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印记；既展现出鲜明的目标导向性，又蕴含着灵活的路径创新性。在这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中，贯穿始终、统摄全局的深刻内在逻辑与根本途径就是“两个结合”。正是有了“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才得以在中国实现“飞跃”，这种“飞跃”绝非仅仅体现在话语体系的演进或理论内容的迭代，而在于它反映了更深层次、更具实质性、更有深远影响的实践革新。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了这一先进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进行译介和宣传工作的同时，不断思考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变作实际的形式”[6]，从而解决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诸多实际问题。比如，1924年，瞿秋白在《十月革命与弱小民族》一文中就提出：“得到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并不就等于完全解决民族问题；还要有长期的工作，处处找那具体的实际的方法。”[7]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刻反思党内教条主义所导致的教训中逐步推进的。党成立初期，由于组织上思想上尚不成熟，加之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干预，党内存在“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8]，这一时期的民族理论不可避免地受到苏联革命和建国经验的影响。比如，党的二大在确立“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革命目标的同时，也把“中华联邦共和国”作为了建国设想[9]。1930年，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旗帜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0]，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思想史上的一次重要突破。然而，这一正确主张在当时并未得到充分贯彻，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机械照搬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使得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期间，红军途经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杂居区，占经过地区的半数以上[11]。在此过程中，党开始广泛深入地联系少数民族，真正接触到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政权——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这是长征胜利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探索，始终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形势紧密相连。抗日战争时期，党站在中华民族整体命运的高度把握中国民族问题，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汇聚起全民族抗战的磅礴力量。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思想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强调要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12]。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经典著作的译介、传播进一步加速，中国共产党人对其理解、阐释和发展也达到了新的高度。比如，1938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杨松在中央马列学院的讲座中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于历史情况、革命进程、国际环境等分析了中国的多民族国情，并批判了“不从具体的、历史的经济条件出发”[13]看待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观点。解放战争时期，党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取得了建立内蒙古***的伟大实践和成功经验。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解放的理论，承继中华民族兄弟同心、共御外侮的斗争精神，把少数民族的解放作为实现中华民族解放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把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相结合，团结带领各族人民推翻“三座大山”，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同时，中国共产党基于“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一般原理和我国民族关系的实际情况”[14]，开创性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大一统”秩序得到了历史性延续和系统性重构。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制度建设尚不完善，各民族的社会形态存在客观差异，历史上遗留的民族隔阂亟待消除。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民族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科学观点，结合各民族发展状况与民族工作的实际需要，开展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充分掌握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家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基本原则，极大提升了中华民族朴素的平等观念，激活发扬了中华民族紧密团结的优良传统，正确处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15]，使各民族实现了真正的平等团结进步。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性与实践自主性，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一飞跃过程，实现了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的历史性转向，在制度创设、话语建构与实践效能方面实现了开创性突破，逐步建立起了中国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基本框架。这个过程也与中华民族从“自在”向“自觉”的现代转型深刻同构、相互塑造，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践中得到了第一次全方位检验和创新性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16]的重要论断。1980年，我们党先后围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性质”和“民族问题的实质”阐明了正确观点，对错误认识进行了批驳。这些激浊扬清的重大讨论和重要举措，充分体现了民族领域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打开了民族工作的新局面。这一时期，摆脱贫困、共同走向富裕成为各族人民的迫切需求，党的民族工作重心实现了向经济建设转移。与此同时，民族工作法治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对口支援等工作开始起步，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迎来了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保持理论自信，有效排除了各种外部因素的干扰和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和南斯拉夫先后解体，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再次掀起巨大浪潮。1992年，第一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召开，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党的民族工作“最基本的经验”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民族具体实际相结合”[17]。这次会议首次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重大命题，首次用“一个发展，三个关系”阐释了民族问题的内涵，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消除了杂音干扰、指明了前进方向。这一时期，民族工作与经济建设的联系更加紧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三个离不开”等思想的指引下进一步发展，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等重大战略举措开始实施，党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推向21世纪。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实现了新的发展。2003年3月，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2005年5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召开并颁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关于民族工作的全局性决定。《决定》提出了关于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十二条基本观点，系统总结和概括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成果与历史经验。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中国的社会结构再一次发生了深刻变革。中国共产党科学把握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的动态演进，汲取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发展理念，把发展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使各民族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极大加强，各族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一过程既不盲目照搬外国模式，也不被外部压力所左右，而是以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和鲜明的实践创造性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中华民族在整体意义上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又一次“新的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全局高度指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18]15，并在建党百年之际创造性提出“两个结合”重大理论命题[19]13，围绕“两个结合”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部署。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地阐述了“两个结合”的重要地位和丰富内涵。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概括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集中阐明了“两个结合”的科学内涵与重要意义，明确了“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同年，在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从理论创新的“根脉”和“魂脉”角度更加深入地阐释了“两个结合”的内在逻辑，极大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
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把民族工作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边疆民族地区基层考察调研，多次在全国人大会议参加民族地区代表团审议，多次接见少数民族干部群众代表，多次就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不断在研究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中推进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实践创新，推动民族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形成了以“十二个必须”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既赓续了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一以贯之的思想主张，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两个结合”始终贯穿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如，提出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核心概念的一系列重大原创性论断，既使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共同体思想实现了贯通，又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鲜明特征与发展规律，顺应了“两个大局”世情国情下各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的时代潮流；强调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化和民族团结的理论，又汲取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和发展理念的智慧，充分结合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的社会发展要求；强调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既深入发掘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文化要素，又传承发扬中华民族的文教传统，契合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认同持续深化、文化自信日益增强的时代特点；强调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既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历史过程的理论，又顺应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不断加深的当代社会发展趋势，也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数千年交融汇聚中形成的和合理念；强调推动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运用到现代国家治理当中，又充分吸收中华民族历史上积累的族群治理和边疆治理智慧。这一系列重要思想和实践，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文明传承的历史高度上，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时代内涵。
回顾党史，从“中国化”到“中国化时代化”，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党的创新理论话语的演进过程，正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造性、文化主体性、精神独立性在实践中不断升华的鲜明写照。所以说，以“两个结合”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不但赓续了党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还彰显了文明传承发展对于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意义，是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必然要求。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两个结合”的侧重点与统一性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20]691“两个结合”从认识与实践、本体与价值等层面给出了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科学方法。正是有了这种各有侧重、辩证统一的深层次“结合”，才能科学认识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的普遍规律，正确把握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特征和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持续焕发出科学思想的伟力。
(一)“第一个结合”体现了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自主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之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创立的民族理论是从实践出发的。这一理论体系诞生于19世纪资本主义扩张与民族主义勃兴的历史背景之中，在各民族交往联系日益频繁的同时，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激化了西方世界绵延数千年的民族、国家、宗教冲突，造成了欧洲各国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与此同时，世界殖民体系进一步扩张，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兴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民族问题纳入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语境，紧密贴合了当时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需要。到了19世纪末，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民族问题与战争和革命交织，列宁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解决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以及处理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关系等问题上，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发展。经典作家在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思想交锋、实践验证和理论归纳，不断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发展与完善。例如，马克思曾一度认为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取决于英国的工人运动，但是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马克思“又得出了相反的信念”，转而提出把“革命杠杆”放在爱尔兰[20]316。历史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始终遵循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发展规律。
近代以降，中华民族的存续陷入严重危机，民族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议题，各种思想也纷至沓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以其深刻的阶级分析和全人类解放的宏大理想，为认识与解决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南；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带来的疆域观念、国民观念，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人社会心理的现代转型；西方民族学知识体系则提供了关于民族研究的工具性参考。这些思想、理论被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种政治力量不同程度地引入并付诸实践。然而，任何对外来模式生搬硬套的做法都未能真正解决中华民族由传统共同体向现代转型的复杂难题。历史和现实证明，能够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的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不仅仅是因为这一理论体系能够科学揭示民族与民族问题发展的一般规律，更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清醒面对世界历史洪流中纷繁复杂的理论思潮，有效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于中国独特的统一多民族历史国情，坚持主动作为、持续进行独立探索和创造性实践，同时吸纳其他理论体系的科学合理内容，提出行之有效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使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真正发挥出了引领力、动员力、凝聚力。
明确“第一个结合”，旨在处理理论之“矢”与实际之“的”的关系，认识之“体”与实践之“用”的关系，是实践自主性的鲜明体现。脱离了具体的环境、条件、群体、事物，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意义就无从谈起，实践的能动性就无法发挥。正如列宁所说：“在解决一切殖民地和民族问题时，不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而从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出发。”[21]232经典作家既关注到普遍意义上的民族和民族问题，提出了很多原理性、规律性的科学论断，也充分注意到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民族问题的特点及其在社会总问题中的地位，进而给出特定时期、对应条件下解决民族问题的规则、方法和策略。所以说，“结合”面向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而非对全部内容的照本宣科；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高度对民族理论的整体性把握，而非寻章摘句式地机械解读；是从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出发验证理论、发展理论，而非从文本出发裁剪现实。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第一个结合”，体现在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基本原则以及民族现象、民族历史过程、民族与国家关系、民族关系、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等理论，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和现实，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时期的现实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寻找一条属于中华民族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民族问题之路，使得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不断实现自我革新，发挥出巨大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创造力。
(二)“第二个结合”彰显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文明自觉
马克思主义从人类文明史的高度揭示了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形成发展规律。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三个过渡”①理论，文明、国家、民族几乎是同时诞生、彼此影响的。在历史上，“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22]。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了世界市场，“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23]31。然而，“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24]。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号召各民族团结联合起来，以社会主义文明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各民族“由于这种联合而必然相互交融”[23]74，所以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25]。这些经典论断启示我们，认识和解决民族问题，仅仅从民族这一社会历史现象本身出发是不够的，还应该具备更加高远的世界历史眼光和文明自觉意识。
文明自觉体现了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历史规律与现实发展道路的深刻体认与主动担当，关乎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曾长期走在世界前列，然而由于内外部多重原因，近代以来经历了深重的挫折与苦难。“西学东渐”带来各种思想与中华文化产生了激烈碰撞。针对中华民族面临的文化困顿与身份认同危机，不少有识之士开始积极探索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有立足中西文明的各自优势，希望二者“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26]者；也有直面中西文明的各自困境，提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27]者。中国共产党将这些思想融会贯通，在抗日战争的危急存亡之际，鲜明提出继承“孔夫子到孙中山”[28]534的珍贵遗产，明确把建立“文明先进的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新文化”[28]663作为自己的目标。正是有了这样的文明自觉意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才能得到建立和巩固，中华民族才能实现从“自在”到“自觉”、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进一步来说，越是强盛的民族就越需要繁荣的文化来滋养，越是具备文明自觉的民族，就越能以兼收并蓄的胸怀推动文化传承发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也更有能力和信心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明宝库中汲取精神养分，创造融会中外、贯通古今的文化成果。这也正是在“第一个结合”基础上提出“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必然性所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29]，“第二个结合”也因此具备了赓续中华文明“根脉”的意义。首先需要明确，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尽善尽美，它所包含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道德观，主要反映了其所在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需要，对其整体认识与评价不能脱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就此而言，“结合”面向的不是普遍意义上的文化，而是体现文明境界的“优秀传统文化”。同时，“结合”的前提是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的思想体系虽然来源不同，却有许多先天共通性。比如，马克思主义主张消除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封闭，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联合，中华文明追求天下一家、混一天下，它们都反对分离、排他和孤立，都强调和而不同、和谐共生的理念。但是，这些观点在传统文化中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大同理想，包含着“尊卑”“内外”等阶级社会的思想局限性。中国共产党则对此形成了科学理性的认识，以唯物史观揭示了民族融合的历史必然性，并给出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科学方法。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就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科学把握“破”与“立”的辩证关系，转化、重构、提升各民族植根于传统社会道德伦理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和宗教观。总而言之，“结合”体现的绝不是文化复古主义，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的深入解码、有效激活，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反过来又不断充实着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最终让二者达成文化生命体式的融合。
明确“第二个结合”，旨在处理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文明自觉性的鲜明体现。人类文明具有多样性，每种文明、每个民族都拥有自身形成发展的独特过程和规律，解决民族问题不可能只有“唯一答案”。坚持“第二个结合”，具有超越西方民族理论知识体系、打破西方中心主义逻辑框架、识别历史虚无主义叙事陷阱、增强中华文明话语权的重要意义。同时，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人类解放的学说体系，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21]333中产生出来的。“结合”的过程不是排斥外部力量的闭门造车，而是强调要破解民族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在选择和改造的过程中使不同来源的思想得到融通，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吸收人类文明解决民族问题的智慧成果，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更加宏阔的文明境界中展现出强大的开放性，为中华文明的赓续和中华民族的发展注入持久而深沉的精神动力。
(三)“两个结合”统一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第一个结合”与“第二个结合”不是简单的时序性的先后关系，而是在继承中实现发展的关系，二者共同贯穿于探索、开创、形成、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全过程。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曾强调，“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28]533。194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决定中指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30]。由此可见，在“两个结合”尚未明确提出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经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内涵当中。在“两个结合”提出后，中国共产党把很多过去“用而不知”的理念发展成为“自觉为之”的理论。比如，由于各种历史因素，在过去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文献中，较少使用“大一统”这一表述，但其蕴含的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核心思想与这一传统理念是高度契合的；明确“第二个结合”以来，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从历史文化维度对既有理论成果进行阐释和发展，明确提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3]，这并非对既有理论的否定，而是在继承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更强的解释力，充分彰显了“两个结合”的内在统一。
“第一个结合”与“第二个结合”不是机械式的并列关系，而是各有侧重、相互支撑促进的关系。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蕴含了“两个结合”在民族领域共同塑造的丰硕成果，二者辩证统一，缺一不可。若把“民族问题具体实际”框限为当下的、表象的问题，而忽视其背后深厚的历史文化因素，就容易陷入急功近利的“唯物质论”泥淖；反之，若认为仅凭传统文化的精神感召或“文明教化”就能解决所有复杂的民族问题，则又进入一个误区，忽视了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进程中迫切的发展诉求。“两个结合”提供了一种均衡有度、允执厥中的智慧，通过民族工作实践不断强化文明自觉，并以文明传承发展持续引领民族工作创新，正是在这种历史与现实交融、理论与实践互动的双向赋能过程中，“两个结合”的内在统一性得以充分彰显，指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行稳致远。
三、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途径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产生这些体系的时代的需要。”[31]91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与实践上提交新的答案，需要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途径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为引领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民族理论领域的贡献。
(一)科学把握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首要条件，就是明确中国的基本国情。“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我国宪法的明确规定，是基于历史与现实对中国“基本国情”[32]105的精准概括。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存在过分裂割据的阶段，但最终都会趋于整合、重新走向统一。所以说，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诞生的时代，民族主义思潮正在欧洲盛行，资产阶级正在追求构建“一国一族”的现代民族国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强烈批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剥削压迫其他民族的同时，也充分肯定“古典帝国”发展为“现代国家”的进步意义，他们明确支持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33]。恩格斯指出“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不同的民族处于同一个政府管辖之下”[34]，他强调“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35]。列宁认为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是“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迈出的巨大的历史性的一步”[36]，而民族成分复杂的大国“只有通过地区的自治才能够实现真正民主的集中制”[37]。这些思想是我们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理论来源。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传统，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分布格局，各民族近代以来共同遭受到“三座大山”的压迫，这些现实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既没有生硬模仿“民族自决”“联邦制”的道路，也没有接受西方民族国家建构中“一族一国”的理论预设，而是在以我为主、实事求是的实践探索中维护了国家统一、巩固了民族团结，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历史和现实启迪我们，实现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多民族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和“一大有利因素”[32]105。以“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就要科学把握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坚定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坚持全国一盘棋，通过建设统一大市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等具体路径，不断从国家治理的全局层面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将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民族工作原则，系统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整体建设格局之中。
(二)激活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文化基因
“各民族文化相通，是中华民族铸就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文化基因。”[4]立足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才能洞察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深层次规律。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各民族文化交流通融，中国的文学、音乐、舞蹈、绘画、建筑、服饰、饮食等都呈现出兼收并蓄的气象。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重视文化发展和文化交流。从“制礼作乐”到“推行文教”“科举取士”，从“独尊儒术”到“儒释道合流”“伊儒会通”，各民族在认知、情感、价值、信仰上逐渐形成了深度共鸣，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正如费孝通所说，“中华文明的结构和机制……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成熟的协调模式”[38]。中华文化具有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的“集大成”属性，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离不开中华文化的驱动、规范、调节功能，离不开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承继与弘扬。大同理想、大一统传统、和合理念、人文精神、民本思想等优秀传统文化，都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思想精髓与价值基底，这为实现“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提供了深厚历史根基。
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需要从中华文明宝库中发掘更多富有生命力的文化资源。要求我们基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中华文明核心价值、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来认识与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国民族问题。用更多的各民族历史文献、各地区考古材料丰富史料体系，用更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概念、典故、修辞充实话语体系，用更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观念、方法、思想对理论进行建构性诠释和系统性发展。同时，科学保护与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文化融通互鉴，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提供丰富厚重的中华文化滋养。
(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党的二十大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中心任务。“两个结合”提供了将传统与现代有机衔接的科学方法论，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需要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将其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宏观战略安排和总体要求，充分展现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的深刻意义②。
“两个结合”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共同性导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礼记·礼运》)在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在血脉、信念、文化、经济、情感层面的深刻联系，孕育出“天下大同”的理想，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社会发展的终极关怀。共同性是大同理想的核心要素，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图景，古人强调“家国同构”“敦亲睦族”“四海之内皆兄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此达成个人、家族、民族、国家和天下共同价值的统一，形成维系共同体存续的精神纽带。“两个结合”使中华民族的大同理想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语境中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不但为中华民族由多元走向一体、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必然性提供了科学解释，还把大同理想内含的各种要素发展、重塑、升华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力量和文化基质。
“两个结合”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人民性基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夏书》)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智慧结晶，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人民本位性高度契合。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逻辑下，“两个结合”要求把“兼足天下”的社会理想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重要任务；把“富民厚生”的治理准则转化为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要求；把“义利兼顾”的古典价值融入物质和精神相协调的共同体建设道路；用“称物平施”的治理智慧完善对口支援和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坚持“两个结合”，维护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才能在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夯实人心基础。
“两个结合”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交融性动力。“保合太和，乃利贞。”(《周易·乾卦》)“和合”是中华民族先贤描述的关于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理想关系状态，是对不同事物之间彼此共存、深度联系、共同发展的追求，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团结、民族融合的思想高度契合。在人口规模巨大、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逻辑下，“两个结合”要求基于“和而不同”的包容性态度处理各民族的关系，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关系调适的弹性空间；基于“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把各民族凝聚在一起，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塑造集体行动逻辑；基于“和实生物”的发展观促进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发展，把各种互嵌性因素转化为更深层次的交融共生。坚持“两个结合”，顺应各民族不断团结融合的时代大势，才能推动各民族以更强的凝聚力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两个结合”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人文性内核。“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包含着对个人、社会、自然的深切关怀，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特别是其中关于民族文化的思想高度契合。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逻辑下，“两个结合”要求把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伦理规范转化为超越文化畛域的共有认知模式；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历史记忆升华为跨越时空的思想连接；把各民族群己合一、天人合一、家国同构、仁礼并重等人文观念淬炼成具有时代特征的精神谱系。坚持“两个结合”，在充分关照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塑造当代社会的集体意识，才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唤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巨大潜力。
(四)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世界意义
当今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32]33的预言早已成为现实，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相互依存达到空前深度。在此背景下，有必要深入思考：多元一体作为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标识，其在参与全球文明对话时所展现出的深层次优势究竟是什么?同时，面对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由“被动适应”向“主动引领”的角色转变，我们更需探求的是，如何通过“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塑造出一种既能鲜明彰显中华文化主体性、又能实质参与并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路径。这不仅关系到中华文明自身的发展，也直接关乎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能否充分展现其世界意义与普遍价值。
当今世界格局发生着深刻变化，一些国家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日渐抬头，一些国家的社会撕裂、族群冲突和认同困境日渐严重；民族和族群关系的数字化、网络空间化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生成式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等科技革命成果正在对人类的情感、认知和行为模式产生着巨大影响，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复杂多变，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意义更加突显。中华民族在处理“一体”与“多元”关系中形成的治理智慧，为多极化趋势下的全球治理提供了新范式；中华民族在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中把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的特质和禀赋集于一体，为以文明交流互鉴超越文明隔阂冲突提供了重要参照；中华民族具有强而不霸、弱而不分的文化基因，为全球和平与发展提供了价值引领；中华民族亲邻善仁、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理念，为加强国际合作、应对人类共同挑战提供了全球价值。
当前，党中央明确提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大力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胸怀天下的精神气质，必将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所以说，以“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既具有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内化”于中国，以坚实的文化主体性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意义，又具有把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外化”于世界，以丰沛的文化创造活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
结语
从马克思主义诞生的19世纪到今天，无论是人类社会的整体面貌还是各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18]25，它包含的一系列思想理念仍然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当下的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宏大实践，正在不断推动中华民族朝向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迈进。明确“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为推进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赋予了更强的实践自主性和文明自觉性，指引我们不断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发展和丰富兼具历史厚度、时代高度与实践宽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搭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桥梁，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注释：
①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原始社会瓦解过程中出现了“城乡对立”，它伴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0页。
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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