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也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方略。自从确立现代化的目标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的五年规划就以接力的方式为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积累条件、奠定基础。连续的五年计划和中长期发展规划构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书写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图景。“十五五”规划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占据重要位置，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步。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需要把握和处理好计划与目的、发展与安全、速度与质量、需求与驱动、政府与市场、城市与农村、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五年规划；“十五五”规划；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连续性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重要原则、主要目标、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作为新阶段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行动纲领，《建议》进一步确定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行动举措，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实践基础。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程尤其是党的二十大以来明确的中心任务来看，《建议》丰富和巩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体系与政策目标，完善了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中国方案。本文拟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的根本目的与基本思路，循着社会主义中国在探索现代化道路上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线索，探讨《建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时代定位，科学理析并准确把握现代化的中国价值与社会主义方向，从而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制定中国方案的思想智慧和实践谋略。

一、五年计划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现代化的起步

马克思主义在揭示人类探索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时，突出地强调了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掌握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基本发展规律的重要性，强调了人有意识、有目的地改造自然界和自身社会的计划性特征。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而人离开动物越远，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就越带有经过事先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的特征。”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他又强调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 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时也指出：“这个社会革命将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剥夺剥削者，把生产资料和流通资料转为公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满足整个社会及其各个成员的需要。实现这一目的将解放一切被压迫的人们，从而消灭社会上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一切形式。” 对于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的社会主义及其建设而言，制定明确的、清晰的、循序渐进的发展计划不但是必要的手段，而且也是必然的选择。由此，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唯有建立和依靠科学的发展计划，才能够建设和建成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在领导制定和实施科学的计划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制定并实施计划是革命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要求。毛泽东指出：“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 因此，在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立不久，毛泽东就率先开启了用计划来指导和引领社会主义建设的序幕。鉴于新中国成立不久就被迫卷入抗美援朝的国际斗争中，所以毛泽东把国内国际形势纳入对建设计划的考量之中。1951年1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工会工作时提出：“今后大计，应该是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所谓三年准备，应当是从一九五〇年算起。各级领导同志都应该心中有数，有一个计划，有步骤地去进行工作。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工、青、妇等，均应包括在内，否则时间很快过去，到那时毫无预先布置，将推迟我们的建设。” 同年2月14日，毛泽东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强调：“抗美援朝、土改、镇反均有大成绩。财经工作、军事工作、文化工作均有成绩，有的大，有的小。……希望在三年内（包括一九五〇年）把工作做好些，创立条件，以备由一九五三年之后即走入计划经济（五年计划），争取这三年完成这些准备工作，是可能的。” 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对“五年计划”的思考，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启五年计划的思想准备。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952年12月22日发布《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对编制相关计划提出了指导原则，就编制计划中应注意的问题作了具体说明。需要指出的是，该指示明确了制定计划应以兼顾抗美援朝和国家建设为出发点来考虑国家工业建设的投资、速度、重点、分布和比例，强调工业化的速度首先决定于重工业的发展，必须以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制定五年计划时首先着重考虑的是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现代化的实践起点。

工业化是所有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基础，西方如此，中国也不例外。关于中国的现代化，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有过一场大讨论，当时被称为“知识界巨子、言论界领袖”的一批知识分子，如胡适、孟森、蒋廷黻、钱端升、丁文江、张奚若等人就曾围绕中国现代化的困难、条件、步骤和方式进行过讨论。其中，他们关于中国现代化是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讨论虽发人深思，但憾于其没有找到科学的方法尤其是中国尚未获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以致根本无法实现。在制定五年计划建设国家的进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构想。在1954年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这是对中国现代化内涵的首次提示和阐明。随后，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又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 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在同外宾的谈话中再次提出：“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 1964年12月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阐述了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规划，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他提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现代化是在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探索进行的，计划周期的长与短、现代化体系中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内涵确定及发展顺序也是与当时的国情分不开的。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从一开始，党和国家制定并实施五年计划就是为了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

二、“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与现代化规划的落实

“由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不断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这个过程中就可能发生这样那样的失误以至挫折。” 同样，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更没有已成的道路可以遵循。要探索出一条成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就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实际科学设定现代化的目标与任务、科学理顺现代化的发展步骤与推进阶段。这样一来，依据五年计划的实施进度和落实情况，就有必要设计中国自己的现代化方案。由此，在完成五个五年计划，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后，中国走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提出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的现代化思路就成为刻不容缓的时代任务和发展课题。1979年，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命题。他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 他在与外宾的谈话时强调：“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在随后的多次谈话中，邓小平反复提及“中国式的现代化”，强调“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他说：“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

“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停留于字面的简单表述，其背后是对中国推进现代化条件、环境与发展阶段的现实考量。其一，在改革开放初期，要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开展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中国在财力、资源、技术乃至国际环境上仍有较大限制。其二，受诸多外在因素影响，改革开放初期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仍比较困难，从实际出发解决民生问题迫在眉睫。解决人民群众的“吃穿用”问题，让人民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指归。其三，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仍比较落后，制定符合实际国情和社情的发展规划，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不仅必要，而且重要。其四，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走出中国自己的特色，而非照搬照抄西方经验和模式。由此，在审慎地思考中国具体实际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显然是贯彻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原则，也是务实、科学的决策。这一点，也恰如邓小平本人所指出的，“什么是我国今天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呢？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或者像我在前面说的，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已经说过，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真正高举。”

从“一五”计划到“五五”计划，五年计划的落实尽管遭遇过障碍和挫折，中间数个阶段的五年计划也有并未完全落实到位的情况，但毕竟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形成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因此，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从“六五”计划开始，通过市场化改革释放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成为促进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六五”计划时期（1981—1985年）继续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此基础上，从“七五”计划时期（1986—1990年），到“八五”计划时期（1991—1995年），再到“九五”计划时期（1996—2000年），中国式的现代化的主要改革取向是在不断深化改革的基础上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回顾历史，“六五”计划开启市场导向规划探索，全面超额完成了经济发展指标，适时调整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七五”计划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经济活力释放，是“动员全国人民专心致志地进行体制改革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和平发展计划”；“八五”计划加速市场化改革进程，巩固市场经济地位，重在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把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使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九五”计划提出了“两个根本性转变”，聚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优化经济结构，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在应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通货膨胀等不稳定因素的基础上完成了全面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实现了从经济高速增长向稳增长、优结构转变；“十五”计划强调质量与可持续发展，开放与区域协调推进，使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稳健前进；“十一五”规划确立科学发展、绿色低碳发展路径，强化创新驱动、数字经济，推动产业升级。实际上，“九五”计划提出了面向201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远景目标，从“九五”计划历经“十五”计划直到“十一五”规划的落实实现了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增速，为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提供了坚实的保障。需要指出的是，从改革开放之初实施的“六五”计划到“十一五”规划，都充分考虑到了经济发展中工业与农业、经济增长与民生供给、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关系，也都充分估计并适时调整了“四个现代化”中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之间的比例关系、轻重次序、结构配置与发展逻辑。

“十二五”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从国内看，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结构性改革进入深水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任务艰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成为不可移易的发展大局。从国际看，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国的发展和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2012年党的十八大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阶段和任务进行了科学分析，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是结合新时代社情国情世情变化得出的新判断和新决策。“十二五”规划持续强化了生态建设和科技创新，深化城乡统筹发展，受信息化、工业化支撑的服务业成为我国第一大产业，城镇化率突破50%。“十三五”规划深化“一带一路”倡议，强化内需与创新，致力于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新发展阶段上推动新发展理念的落实，致力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在数字经济、生态文明、社会建设上同向发力。作为一个中长期规划，“十四五”规划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总的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得到了逐步推进，而五年计划和中长期规划恰恰是在保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间作出协调安排和适时调整的。一言以蔽之，五年计划和中长期规划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抓手，也是让社会主义中国强大起来的必然选择。

三、“十五五”规划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的接力行动方案

结合上述考察和分析不难看出，在社会主义中国实现现代化不啻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探索过程，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性质集中凝结并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并始终不渝坚持推进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与中长期规划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定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既有始终如一、坚定如初的目标追求，也有灵活机动、在创新中发展的实践方案。实际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优势恰恰就在这里，即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集中全党全国智慧，制定和形成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朝着一个既定目标和方向前进，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五年计划和中长期发展规划就是实现党和全体人民奋斗目标的行动方案。不同时代制定的五年计划或中长期发展规划，不仅形成了一棒接一棒、一环套一环的目标链条，而且在衔接中有补差、在发展中有调整、构成了持续但不僵化、坚定但不固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点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和本质要求作出了分析，并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的战略安排作出了科学部署。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同时强调：“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十五个部分均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核心主题展开，不但在理论体系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框架设计，而且在发展战略上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具体部署。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从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各个领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建议》则按照上述决定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政策措施和行动方案作出了更为明确的目标规定，提出了更为清晰的任务要求。在这个意义上说，《建议》构成了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发展目标的行动方案，绘就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路线图。

从《建议》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时代主题的承接看，其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推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程度、理论梯度和创新尺度。其一，进一步验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模式和实践特色，彻底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与“并联式”特征。就其体现社会主义性质而言，把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文化繁荣兴盛当作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强调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视建设平安中国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把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看作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等都内在地彰显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就其体现“并联式”特征而言，《建议》在把强大国内市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的同时，强调科技现代化的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全局价值，致力于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致力于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等也都体现了“并联式”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其二，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强度和应用梯次，丰富和完善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体系与政策方案。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探索的重要成果，具有理论原创性和实践指引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框架，但该理论的丰富和完善要以政策化的实践为依据。作为下一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行动纲领，《建议》是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顶层设计之后的“施工图”，它所呈现的路线方针政策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思想梯次和政策梯级，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其三，《建议》是在政策维度上展开的，但其背后又蕴含着鲜明的政理和深刻的哲理。这些政理和哲理蕴含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蕴含着马克思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而指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主动精神。进一步说，《建议》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方针，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既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芒，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探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科学经验与实践智慧。

四、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需要处理好的几对关系

《建议》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要“强化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健全政策协调和工作协同机制，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我们需要厘清思路，切实处理好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几对关系。

一是计划与目的的关系。毛泽东曾经指出：“人类在社会生活中，人同人之间互相发生关系与影响，在阶级社会中并且实行着阶级斗争。被压迫阶级考虑形势，估计力量，建立计划，在他们的计划成功时，使他们确信自己的见解并不是幻想的产物，而是客观上存在着物质世界的反映。被压迫阶级因为采取错误计划而失败，又因为改正其计划而成功，使他们懂得只有主观的计划依靠于对客观世界的物质性与规律性的正确的认识，才能达到目的。” 这是针对阶级斗争中人们的计划与目的的关系来讲的，其实对社会主义建设同样具有启发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有目的、有计划的现代化，但无论是其计划还是其目的都要尊重并遵循社会发展和建设的基本规律。离开了科学规律的指导，目的将会失真，计划也往往会落空。由此，如何适时处理好计划与目的的关系、如何遵循科学规律制定规划并落实到位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二是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是不可绕过的重大考量。无论是发展问题还是安全问题，都牵涉国内与国际两个方面、两重维度。其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安全也离不开世界的安全；其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国自身的安全，中国的安全也离不开中国自身的发展。“十五五”期间，与发展和安全相关的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会更多更复杂。由此，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已经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大势。这就需要我们强化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在有效防范化解各类挑战中维持发展与安全的有机平衡与高效统一。

三是速度与质量的关系。《建议》把高质量发展列为主题，是基于当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节奏、结构和阶段作出的科学判断。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经历了初期粗放型、高成本、高速度的发展阶段后，当今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经济结构有待调整，而要完成规划所制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尤其是要为下一步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基础，就必须在坚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因此《建议》提出，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保持质与量的科学比例和有机协调，促进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这无疑是下一步实现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持续进步的必然选择。

四是需求与驱动的关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经济建设的巨大成效支持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按照当前的经济格局，鉴于总体投资增速放缓，出口贡献率偏低，这就需要在关注高技术投资和出口韧性的前提下把消费升级列为优先事项，促使政策方向合理转轨。要妥善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中需求与驱动的关系，从更宏阔的世界视野观察和分析世界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走势，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来建构从国内循环到国际循环的需求与驱动链条，释放经济发展活力，激活社会进步动力，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提供强大动能。

五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相辅相成的一对关系。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需要有为政府，更需要有效市场。无论是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序都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障碍，甚至造成伤害。应着力坚持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的计划、监督和调控作用，尽快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放得活”“管得好”的经济秩序。

六是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同步推进的现代化。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就要坚持处理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促进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同步推进。既要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推进超大特大城市治理现代化，优化城市规模结构，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又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同步提升城市和农村的发展质量，促进城乡共同富裕，提升城乡现代化水平。

七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建议》要求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这就需要我们把握和处理好现代化进程中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尤其是解决物质需求和满足精神需求如何有机统一、相互协调的关系。当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的基础上，我们应当科学判断积累物质财富与创新精神财富的关系，既要持续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又要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在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中提升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水平，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

作者简介：宇文利，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秦雨欣，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海外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评析”（22JJD710002）阶段性成果。

本文刊发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6年第1期，引用或转发请据原文并标明出处，文章注释请参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