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富兴，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浩，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构建中国德育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关键在于生成具有深厚文化根基与鲜明时代特征的本土标识性概念。传统德育语汇正是中国德育理论标识性概念的文化源头与生成基础。将传统德育语汇转化成为当代中国德育理论的标识性概念，成为构建中国德育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抓手与理想路径。因此，探讨如何将传统德育语汇转化成为当代中国德育理论的标识性概念，对构建兼具文化特性、逻辑自洽性与实践指导性的中国德育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传统德育语汇是中国德育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基石
概念是知识体系的基本构成单元，是对具体现象的概括与提炼。作为一种观念类型，概念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普遍性质，是从具体事物里提炼出来的，同时，也要回归具体事物里去核实。概念的这一特性决定了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面临复杂现实的表征功能与理论体系的逻辑自洽之间的核心矛盾。德育理论也不例外。德育概念不仅是学术交流的语言工具，也是德育现实与实践经验的符号表征。而传统德育语汇的文化内涵意味着将它转化成为当代中国德育理论的标识性概念时，面临文化历史传统与现代学科概念化要求之间的张力，这一张力决定着这种转化生成的可能程度与实施策略。
（一）传统德育语汇的文化内涵
传统德育语汇是传统社会里德育实践中所用的语词和固定词组的总称。作为传统社会的语用词汇，传统德育语汇既包括作为德育目标和内容的词语，如仁义礼智信、良知、本心、天理、道义等，又包括表达德育方法与实践路径的日常语言或实践词语，如内省、慎独、克己复礼、修己善群等。传统德育语汇不仅包括传统典籍里古代先贤的文言用语，如上述关于德育目标、内容和方法的传统用语，而且包括民间社会普通百姓的日常用语，如情义、良心、报应、天良、扪心自问、人在做天在看等。
传统德育语汇表征了过去的现实与思想，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质。钱穆在《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中，选取了他认为的中国社会人人习用、普遍流行的若干观念与名词，如道理、性命、德行、气运等，以此上溯全部中国思想史。他认为，这些“众所共知共喻”的观念名词，都是一些“惯常熟习听闻，熟习引用”的口头禅，不仅存在于书本文字语言中，还包藏孕育于广大群众的行为之中，以及历史传统、社会习俗之中。这实际指出了传统德育语汇生长于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实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承载体，因而成为构建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
（二）传统德育语汇的“标识性”价值
传统德育语汇是中国德育理论标识性概念的重要来源，是建构中国德育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根基。
1.传统德育语汇具有高度的辨识性
现代非西方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知识体系大都受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在西方教育制度的长期影响下，学校教育对本土传统文化的语汇逐渐疏离、陌生。例如，钱穆在《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中选取的几个他认为比较通俗的词汇，即便对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来说，也往往对这些词汇感到十分陌生。如果与现代德育理论的概念、学校实践所使用的语言相比，这些传统德育语汇即使在现代人的生活与工作中使用，其意思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意味着传统德育语汇不仅迥异于其他文化，还不同于我们当代的文化。这一文化事实反过来也充分证明，传统德育语汇具有显著的区分度。作为中国德育理论标识性概念的文化源头，传统德育语汇不仅天然具备标识性特质，更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2.传统德育语汇是生成中国德育理论标识性概念的理想切入点
传统德育语汇承载的中国传统德育思想是新时代德育理论的重要文化源泉，我们应该用好这些传统德育思想来建构新时代所急切需要的德育新理论，完成构建中国德育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现代使命。伦理、道德、价值是一个国家与文化“之所以为自身”的核心，其变化直接反映社会、国家与个体的发展变革。遗憾的是，当前德育领域的新概念大多移植于外来学科，要么是外来概念的直接话语平移，要么是基于外来理论的演绎推理，缺乏与中国德育实践的对话与检验，最终导致德育领域知识传统的断裂，既无法解释本土实践，也难以指导本土实践。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德育理论、学校实践、人们日常生活，三者之间都已存在一种语言上的隔阂与割裂，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学院理论与日常生活都因使用语言的不同而难以沟通。例如，在德育理论与学校实践中，为人处世、人情世故、情义良心等词汇就少有使用，但是它们已经埋藏蕴蓄在人们的行为日用之中，成为集体的无意识。因此，传统德育语汇的现代转化无疑是生成中国德育理论标识性概念的高效、合理路径。
（三）传统德育语汇的“概念”转化
概念是现代知识体系的一种表达方式，与中国传统语汇表达的思维方式不同。“西方文明的思维方式是概念思维，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象思维’。”“概念是反映对象的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人们通过实践，从对象的许多属性中，抽出其特有属性概括而成……科学认识的成果，都是通过形成各种概念来总结和概括的。表达概念的语言形式是词或词组。”而传统德育语汇属于经验层面的表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概念。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学科体系大都是模仿西方或移植西方而形成的。因此，传统德育语汇要转化成为现代德育理论的标识性概念，还需要在“概念”层面进行专业研究，选择合适、合理的生成策略完成向现代德育概念的转化。
传统德育语汇转化生成为现代德育概念，不仅涉及符号与现实的关系，而且增加了历史与文化新维度的考量。这一转化过程交织着理论与实践、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关系。一方面，传统德育语汇要与现有德育理论（尤其是西方德育理论）中的概念进行对话，以确定自身在现有德育理论知识体系中的位置与内涵。另一方面，传统德育语汇要与现有的德育实践经验进行互动，在解释、解答、解决现实问题中证明自身在新时代德育实践中的价值与功能。概念转化与社会变迁相互塑造、相互成就，彰显了传统德育语汇的观念批判与实践指导功能。
因此，将传统德育语汇转化成为现代德育概念，可从面向时代的现代化、面向传统的脉络化、面向实践的创造性转化三个方面着力，最终在“解释现实”“指导实践”与“知识体系逻辑自洽”的综合实践中，将传统德育语汇转化为中国德育理论的标识性概念。
二、传统德育语汇转化为标识性概念的现代化策略
传统德育语汇转化的现代化策略是指通过科学研究程序提炼其积极内涵，并使其转化为能够准确表述当代德育工作的有效概念，这是构建中国德育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路径，也是德育知识生产效率比较高的重要方式。
（一）现代德育理论生产的文化约束
从德育研究的现状来看，当前学校德育实践的知识大都以某一单一逻辑为框架，以经验汇集为主要内容，其概念表述以日常语言为主，缺乏科学性、严谨性。而部分声称以“科学知识”为指导的德育理论，其科学性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内容维度的科学性，即将心理学、社会学等现代学科的知识与概念直接应用于德育实践，并以此演绎出一套德育理论知识体系的内容；二是形式维度的科学性，即遵循科学研究程序形成的研究成果。在这种认知下，传统德育经验常被视为“非科学的”“缺乏合理性”的内容，无法成为指导学校德育实践的理论，而“现代德育理论”则被默认为“真正的科学知识”。
这种将传统视为非科学、现代视为科学的对立认知，恰恰忽视了德育理论生产的文化依存性。当前通过“外来学科概念演绎”和“科学程序生产”这两种途径得来的德育知识，对本土德育实践的指导价值十分有限，其核心问题就在于这些知识的生产脱离了中国文化情境，无法适配中国德育的现实需求。概念的核心功能是“解释实践”“指导实践”“促进研究者与实践者交流”，要实现这些功能，就必须正视德育概念的“古今之别”。将传统德育语汇与现代德育概念融通一体，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方式。这种融通的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能让现代德育概念深植于中国文化情境，提升其解释力与交流效能，使其能够更好地指导实践；另一方面，能让现代德育知识体系具备“有根性的现代化”，通过古今对话奠定德育“培根铸魂”的精神基础，避免知识体系的碎片化与文化无根性。这就意味着，中国德育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须深植于中国式德育现代化的特色实践中。
（二）现代化转化的两条路径
传统德育语汇转化的现代化策略是运用现代科学研究程序检验传统德育经验，只有检验合格的经验才能进入现代德育知识体系。当然，具体过程还需结合学科组织机制、实践适配性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依据德育理论生产的文化约束特性，传统德育语汇转化的现代化策略具体有以下两条路径。
1.沿用旧义
这一路径保留传统德育语汇的核心内涵，使其在现代德育体系中继续发挥作用。这种方式在德目内容（如传统道德规范与价值观）的确定中最为常见，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直接体现。我们更强调在德育方法层面的“沿用旧义”。如果传统德育经验通过科学程序检验，也会被逐步纳入现代德育知识体系。例如，“言传身教”这一传统语汇，不仅涵盖了德育的全部内涵，足以担当中国德育理论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更体现了几千年中华德育文化的知识传承过程。当代德育实践中诸多德育方式方法都是“言传身教”的注脚，而大量德育科学研究也只是将这一文化与教育常识在现时代进行实证检验。在现代西方德育方法与道德心理学理论体系里，“言传”属于道德认知教学模式，可获得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的证明与支持；“身教”属于道德行为训练模式，可获得社会学习理论的证明与支持。在“言传身教”与这两类西方理论的关联上，以往的研究关注西方理论在中国语境的解释力，这明显偏重西方理论的证成，缺少平等对话、立足自身的比较研究。如果想要构建中国德育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在中国语境下梳理与验证“言传身教”的科学性，那么就需要运用西方的相关研究成果来阐释与印证我们已有的德育理念或传统语汇。用这种思路，才能将“言传身教”转化为当代中国德育理论的标识性概念。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学界研究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社会学习理论是为了阐释与印证我国“言传身教”的传统德育方法。我们想强调的是，开展相关比较研究，应当秉持“文明互鉴”的立场，将那些零散的传统德育语汇与国外的实证研究成果融会贯通，建构成为根植于中国德育理论发展脉络、契合当下中国德育实践的理论体系。
2.赋予新义
这一路径保留传统德育语汇的语言形式，结合当代社会现实与德育需求，为其注入新的内涵。传统德育语汇是对过去德育经验的概括，随着时代变迁，部分语汇的原有内涵可能仍具有解释力，也可能失去现实意义，但作为文化符号，它们仍具有维系文化身份、促进文化认同的价值。因此，旧词汇具有文化认同的作用，保持了一种文化连续性。“旧瓶装新酒”的现代化方式既能保持文化连续性，让研究者与实践者基于共同的文化符号顺畅交流，又能通过新内涵的注入，让传统德育语汇适配现代德育实践需求，促进学校德育实践的有效开展。例如，“自由自律”是重要的德育原则，要求德育方法应能兼顾合理的他律与自律的相辅运用。有观点认为，作为“liberty”的“自由”这一现代词汇，来自严复对穆勒《论自由》的翻译，他巧妙借用柳宗元的诗句“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作为情境，指出“所谓自由，正此意也”。据考，“自由”一语原可见诸中国古籍，如《后汉书》中，即有“兄弟权要，威福自由”（《安思阎皇后纪》）、“纵舍自由”（《乐恢传》）等句，但是均有“任意”等负面含义。不过，通过这样的迻译与置换，严复将“自由”这一传统词汇赋予了“自律自主性”“群己权界”等现代内涵。这正是“旧概念被赋予新义”的概念现代化方式的典型案例。再如“克己复礼”这一传统德育方法论，在当代语境下，我们可以结合“个人与制度”“内指道德（个体内在道德自觉）与外指道德（社会规范遵守）”等现代理论框架，赋予其新的德育内涵：通过“克己”培养道德主体的内在自觉与自律意识，通过“复礼”实现社会规范的个体内化与实践转化，二者最终在“仁”的最高道德境界中达成道德规范的“个体内化”与“社会化实践”的统一，为解决当前德育困境提供了重要借鉴。一些学校已经将“克己复礼”这一现代意涵应用于实践，提出“以‘复礼’重构制度文化，以‘克己’涵养道德自觉”的德育理念，通过二者的有效互动推动学生全面发展。
三、传统德育语汇转化为标识性概念的脉络化策略
传统德育语汇转化的脉络化策略是指德育概念转化是一个从历史到当代的连续性发展过程，实现德育概念在文化情境中的古今汇通，即通过梳理传统德育语汇的历史演进轨迹，结合当代文化语境与实践需求，使其成为兼具历史深度与现实意义的现代德育概念。
（一）脉络化策略的时代迫切性
在德育领域，无论研究还是实践，都存在着一种“崇尚科学、强调现代”的态度和立场。“崇尚科学”体现在道德心理学、道德社会学、道德人类学等道德科学领域的理论成为德育知识的重要来源和理论基础。“强调现代”则体现为对西方哲学尤其是伦理学知识的运用以及对现代价值观念内容的强调。特别是在近代中国反传统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对传统德育的态度多为贬低甚至否定。这种“扬现代、抑传统”的态度体现了德育研究与实践中传统与现代的断裂，既不利于建构中国德育理论自主知识体系，也不利于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重建传统与现代的连续性，需要强调传统德育语汇转化为标识性概念的脉络性。德育概念的“古今断裂”既忽视了传统德育语汇的文化价值，也使现代德育概念失去了历史根脉。而传统德育语汇脉络化的核心目标，就是弥合这种断裂，重建德育概念的历史连续性，让德育实践有效承担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时代使命。
（二）脉络化策略的知识观
要实现传统德育语汇转化的脉络化，首先需确立“知识是一个动态过程”的知识观。前述西方式的、科学化的概念理解常将知识简单抽象为一个静态“概念”，忽视了知识的本质是“在历史、社会、生活、实践中不断发展的过程”，静态概念无法完全取代动态的知识生产过程。人们不可能通过掌握一个概念的字面定义，就一劳永逸地理解知识的全部内涵，只有在具体的历史语境、社会背景、生活场景与实践过程中，才能逐步深化对概念的理解、丰富概念的内涵。以“自由”概念为例，对“自由”这个概念的理解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过程：从博雅教育的“理性自由”，到进步主义教育的“人身自由”，再到存在主义教育的“心灵自由”，自由的内涵也逐渐因此而扩大、丰富。又如“知行合一”这一词汇，其演进过程同样体现了知识的动态性，经历了孟子的知行分离说、荀子的行先知后说，程颐、朱熹的知先行后、行重知轻说，王阳明的即知即行、知行合一说等等的认识过程的变化。这些不同阶段的认知，共同构成了“知行合一”概念的认知过程，若脱离历史脉络，仅从字面理解“知行合一”，便无法把握其深层内涵。因此，传统德育语汇要转化为现代德育概念，必须经历“脉络化”的知识过程，即在历史、文化、生活、实践中动态把握这一语汇的内涵，在时间的连续性中完成从“语汇”到“概念”的转化。
（三）脉络化策略的四维路径
传统德育语汇转化的脉络化可通过以下四个维度来完成。第一，以文化哲学为基础，即以中国传统文化思维（如“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知行统一”等）作为转化的哲学基础，确保传统德育语汇的文化内核不被消解。第二，以科学为证明，即运用现代生态学（如可持续发展观念）、心理学（如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社会学（如社会规范形成机制）等学科知识，为传统德育语汇注入现代内涵提供科学支撑，增强语汇的科学性。第三，以比较为方法，即通过中国传统学问与西方学术理论的汇通、互鉴，在对话中明确传统德育语汇的独特性与普遍性。第四，以体系为结果，即一方面确保单个传统德育语汇内部形成完整的论证结构（如内涵、外延、实践路径的统一），另一方面将传统德育语汇纳入当前德育知识体系，实现与其他概念的逻辑衔接，从而搭建结构化知识体系，避免概念的孤立化。
潘光旦的品格教育思想是传统德育语汇脉络化转化的典型案例。“品格”一词虽在民国时期受美国“character education”的影响而被学界关注，如陈友松、贺麟等学者均有相关论述，但其所用语汇的根源却来自中国传统“人品”的文化经验。近代中国学者认为，“品格”是“人类先天品位与后天品流共同形成的种种格式”。与品德、人格等词语相比，品格无疑具有较浓郁的中国文化色彩，直接关联了中国传统的“九品中正制”“《世说新语》品藻”“格物致知”等人文教育表述，彰显了中华文化基因的连续性。潘光旦认为：“只有可以陶冶品格的教育，才是真正完全的教育。”他揭示了“品格”一词蕴含的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现代科学意涵，并作了结构化的论证与表达。他将“能明能恕”确立为品格教育的两大标准。他以《左传》、孔子答子张问、科举时代考场“明远楼”匾额等传统文献，佐证“明恕”的文化根源。例如，《左传》隐公三年说：“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他认为，这是民族遗教里明恕并称的最好的例子。他也运用了现代生物学的有机演化理论、心理学的“刺激-反应理论”等科学论说来加以论证。这实际就是将古今中外关于品格的论说做了梳理与整合，最终形成了他的“品格教育三位一体理论”，即品格教育由“通性与个性的辨识”“明恕标准的重申与确立”“个人意志与裁节能力的培养”三部分构成，完美实现了传统德育语汇的脉络化转化。
四、传统德育语汇转化为标识性概念的创造性策略
传统德育语汇转化的创造性策略，是指根据当代社会现实与时代精神，对其内容和形式进行重组或改造，使其成为服务于现代德育实践、具备学术规范的概念。由于传统德育语汇所产生的历史情境已发生变化，其原有的内涵仅适用于特定时空范围，即限定在现实、历史、社会、实践的某一个点上。静止的概念要跟上变动的实际自然需要概念的自我发展、自我变革，于是一种创造性转化就成为传统德育语汇不断自我变迁、自我更新、自我扩展的转化途径。
（一）创造性转化的概念转化意义
“创造性转化”这一概念是林毓生提出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与现代性转换方案，其核心内涵是：“使用多元的思想模式将一些（而非全部）中国传统中的符号、思想、价值与行为模式加以重组与/或改造（有的重组以后需加以改造，有的只需重组，有的不必重组而需彻底改造），使经过重组与/或改造的符号、思想、价值与行为模式变成有利于变革的资源，同时在变革中得以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这里所说的‘重组与/或改造’当然是指传统中有东西可以重组与/或改造、值得重组与/或改造。这种‘重组与/或改造’，可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却不是硬把外面的东西搬过来。”这一理念的关键在于：使改造后的内容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资源，同时在变革中保持文化认同，其本质是实现古今中外实践的融通。
具体到学校德育领域，中国传统德育文化中蕴含丰富的符号、思想、价值与教育模式，这些资源既是文化认同的载体，也是德育实践的宝贵财富。对传统德育语汇进行创造性转化，就是要在保持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根据当代文化情境与德育需求，对这些资源进行重组或改造，使其能够与现代德育理论、德育实践有效对话，成为推动德育实践创新发展的文化力量。例如，林毓生认为，传统中国家庭以长幼有序的絜矩之道来培育与开展家庭秩序感与亲情。但是在现代社会里，应该有现代中国式的家庭与现代中国式的亲情，而只有把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中国的家庭制度与受儒家精神所涵化的亲情加以重组与改造才能提供合理的现代中国式的家庭与亲情。具体如何改造，就是家庭中父母的权威须在“天赋人权”的涵盖之下。“‘天赋人权’的观念进入中国家庭以后，受到了儒家长幼有序的絜矩之道的涵化。在改造古典儒家的家庭制度与观念的时候，融合了‘天赋人权’与长幼有序的絜矩之道的现代化儒家家庭观念便可在现代中国的脉络中以新的姿态呈出。”这就是传统家庭伦理及其伦理教育的创造性转化。
（二）创造性转化的实践路径
传统德育语汇转化为标识性概念的创造性策略主要通过以下两种路径实现。
1.组合嫁接
这一路径是从传统德育语汇中提取合适的字词，通过组合形成新的语汇，并赋予其适配现代德育需求的新内涵。潘光旦的“位育”思想是这一路径的典型案例。潘光旦明确提出：“一切生命的目的在求位育，以前的人叫做适应，教育为生命的一部分，它的目的自然不能外是。我们更不妨进一步的说，教育的唯一目的是在教人得到位育，位的注解是‘安其所’，育的注解是‘遂其生’，安所遂生，是一切生命的大欲。”“位育”这一概念，正是潘光旦从传统典籍中提取“位”与“育”二字组合而成的。他引《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作为语汇根源，又借助朱熹的注解“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明确其传统内涵。同时，他结合近代西方演化论，为“位育”注入现代科学意涵：“西洋自演化论出，才明了生物界所谓‘adaptation’或‘adjustment’的现象。我们很早（好像是跟了日本人）把他译做‘适应’或‘顺应’。适应的现象原有两方面，一是静的，指生物在环境里所处的地位；二是动的，指生物自身的发育。地位和发育的缩写，便是‘位育’。”通过这种“传统语汇组合+现代科学支撑”的方式，“位育”既保留了中国教育传统的文化内核，又具备了现代教育理论的科学属性，最终成为既具传统根基又具科学支撑的标识性德育概念。
2.赋义升华
这一路径是对已有传统德育语汇进行理论提升，使其从日常语言、典籍用语转化为具有较强概括力、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德育概念。这种“升华”通常包含两步转化：第一步，将日常生活中的传统用语转化为符合典籍内涵的规范化语言；第二步，将典籍中的传统词语转化为符合现代学术逻辑的概念。这种“升华”需通过“研究检验”与“学术对话”两种方法完成。“研究检验”是指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传统德育语汇对现代德育实践的解释力，确保其具备现代价值与实践价值。“学术对话”是指通过与西方理论、已有现代理论的对话，明确其在现代学科和研究领域中的学术定位，以获得学术界认可。黄炎培的“敬业乐群”理念是“赋义升华”的典型案例。“敬业乐群”出自《礼记·学记》，原文为“三年视敬业乐群”，最初仅指“学生要努力学习、与同窗和睦相处、切磋共进”，逐渐拓展为个人修养的重要准则，即对所从事的事业抱持敬畏之心，对共事之人秉持和睦协作之态。唐代孔颖达疏明确为：“敬业，谓艺业长者敬而亲之；乐群，谓群居朋友善者愿而乐之。”这更明晰了其内涵。黄炎培将“敬业乐群”标举为职业道德的核心与最高标准。他认为，所谓“敬业”，是指“对所习之职业具嗜好心，所任之事业具责任心”；所谓“乐群”，是指“具优美和乐之情操及共同协作精神”。在他看来，“职业”包含对己谋生与对群服务的双重功能，因此职业教育对培育个人的人格修养、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意义深远，其第一要义是为群服务——服务他人、社会和国家，为民族谋独立与繁荣。“乐群”是要培养学生服务社会、合作互助的精神。敬业乐群的内在逻辑是：精湛个人的业务是敬业的路径，服务群体（包括他人、社会与国家）是最终归宿，这使得小群体的共同学习升华为对共同体利益的社会化贡献。黄炎培对“敬业乐群”在职业道德领域赋予新义，并在现代民族复兴语境里将“敬业乐群”升华为个人修养与社会贡献相统一的德育理念，完成了从传统典籍用语到现代德育学术概念的升华。
本文刊登在《中国教育学刊》2026年第七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