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朋友们看了我的《摩石录》初版及近年来对中古石刻材料的热衷，说我是衰年变法，不知老之将至。艺术史上“衰年变法”的话头一般认为源于齐白石先生。这里借友人的话说及自己，不是要攀比“大佬”。我的学术轨辙转变确实也是从五十多岁开始的。可为什么是五十多而不是四十多，或者六十多呢？大体原因有三"：
一是由规定学术转到自由学术之途耗时费力，不是短时间能走完的。我们这一代学人，都是沿着高考和研究生考试这个轨道走过来的，虽然我自己说我有过自学经历，但今天看来，也不过是为后来的规定学术做准备。这几个环节都走完，仅仅是求学经历告一段落。职业生涯是另外一种规定学术，职称晋升对任何时代的“青椒”都是很大的压力，我也不能免俗。及至退休，很多人觉得可以解脱了，逐渐远离规定学术，规划自己的退休生活。我在此时虽然也为退休后浪迹山水、消磨余生做了一点准备，但终不能忘情学术，只是由规定学术又转轨到自由学术的小道上了。
我理解的自由学术不是为了应考读书，也不是为了做课题读书。读书无禁区，读书也无功利。没有了限制，没有了刻意营造的目的，甚至没有人督促指挥，反倒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松弛感，步入了一个澄明境界。
二是师承中几个学校的中文学科传统都重视传世文献和辞章学。我本科在西北大学读书，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以及老师们不断念叨的他们的老师辈如张西堂、傅庚生、刘持生等，都是在传世文献或经典释读包括辞章学方面做出了成就。我后来随侍安旗先生、霍松林先生读硕士、博士研究生，又在复旦做博士后，受到王水照先生、章培恒先生影响很大，他们也以传世文献研究为主。当然，陈尚君先生极度重视新材料，他有专门的《贞石诠唐》，但尚君先生学问淹博，他指示的治学门径又岂止新材料一端所能涵盖？
因为受到章培恒先生的特别关照，我就比较注意了解他的学术师承。蒋天枢先生撰写《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章先生也参与了一些工作，所以我读此书也与读一般的名人传记不同，有了一些特别的关注点。比如陈先生强调的“时地人坐标”，以及陈先生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提出“三重证据”，即对“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的强调，是对一种陌生的学术边疆的不断拓展。
这里稍微拓开一笔，由王国维对沈曾植的表彰，再到陈寅恪对王国维的表彰，再到胡适、傅斯年对陈寅恪等学人学术方向的肯定，更年轻一代王汎森、葛兆光、傅国涌、张泉对胡适、傅斯年的重新评价，通过对百年学术史粗线条的勾勒，可以看出“文化模因”的强烈作用。这既是一种不断的学术追忆和致敬，更是对中国现代学术轨辙的一种反复提示。
几年前，西北大学与西大出版社为学校学术名家做了一套“学术文库”，我与周天游、田旭东两位受邀参与了出版首发式的一些活动，田旭东在系统全面且高度评价张西堂先生的学术贡献后，最后也不无遗憾地指出：“张先生的学术研究受时代所限，一是过世太早，二是他没能看到后来有大量新材料的出现，特别是出土文物对史实的揭示和释证，因此他的研究颇为遗憾地主要是从文献到文献。”（田旭东：《“经学家”张西堂先生》，载《中华读书报》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周天游是陈直先生的入室弟子，据他介绍，陈直兄弟三人年轻时便追随时代学术风尚，在关注文献之余，醉心金石之学。《摹庐诗约》中有一首诗写道"：“我年十四五，喜摹金石字。我家三兄弟，采摭有同嗜。各各出所藏，一一相较次。”“乾嘉诸老辈，攻金石刻辞。吾家数昆季，亦颇斟酌之。言笑有新获，传观乐不支。”（《摹庐诗约·保之从兄四十初度赋此致贺》其二）
陈直先生毕生倡导并践行“本文为经，出土古物为纬”的学术理念，他曾自述"：“我之方法，以本文为经，以出土古物材料证明为纬。使考古为历史服务，既非为考古而考古，亦非单独停滞于文献方面。”（陈直"：《汉书新证·自序》，中华书局二〇〇八年版）他延续并拓展的不仅仅是宋人到清人所关注的金石学，还进一步开拓汉代简牍以及有关瓦当、陶文、封泥、玺印等的研究，在每一方面都有专门的著述。“淮南有《鸿烈》，梁宫发奇光。敢傲乾嘉老，眼福意气扬。”（《摹庐诗约·杂赋七首》）陈直先生自称是王国维的私淑弟子，他“敢傲乾嘉老，眼福意气扬”，是有这份学术自信的。这份自信，一是源于时代，地不吝宝，所以王国维感觉自己比乾嘉诸老幸运，能看到殷墟甲骨文献，陈直感觉他比王国维幸运，看到了更多的汉简、贞石以及瓦当、封泥等新材料，“长安乐访古，瓦文日搜剔”（《摹庐诗约·题淮南半瓦拓本》），特别是亲见对于秦兵马俑坑遗址的发掘、唐代长安城遗址以及大明宫遗址的发掘。陈直先生有感于“秦中人士尚目验，不讲著录；江浙人士重考证，不作远游，以至西京文字淹没不彰”（《摹庐藏瓦小引》），他在周秦汉唐的故都一边教书育人，一边勘踏考察，在此基础上著书立说，这是乾嘉诸老不具备的条件。二是他个人的学术禀赋和学术天资卓越，所以能“预流”大时代的学术潮流而又独具慧眼，不是盲从，而是新创。李学勤先生总结道"：“我们知道汉代文物极为零散繁多，真是所谓片砖残瓦、散金碎玉，而陈先生却积几十年的功力，加以汇集萃聚，一一与文献相印证，为汉代研究别开生面。如他自己所说，这一新道路，‘为推陈出新者所赞许，为守旧不化者所睢盱，知我罪我，所不计已。’”（李学勤：《陈直先生其人其事》，载《陈直先生纪念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我在西大读书及后来从教，曾与摹庐弟子中的黄留珠、周天游、余华清均有过从，与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李健超老师还有一份特别的师生情谊，西大历史考古中的王子今、王震中、焦南峰、葛承雍、李峰、李颖科、赵荣、吴敏霞、陈洪海、钱耀鹏、徐卫民等与我的学术交往比较多。与近年来加盟西大的孙庆伟、罗丰、于春也时有请益。仍在学术一线的王子今、李峰、葛承雍、吴敏霞等几位学长，分别从秦汉史、考古、中古隋唐史、陕西地方碑刻几个侧面继承并光大摹庐学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西大学术传统中除摹庐学派外，还有杨钟健、黄文弼、马长寿、王子云等注重田野踏勘，在各自的领域都有重大发现，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大发现”各有建树。
三是新文献新史料学有高墙有门槛。这个圈子仿佛是一个同人俱乐部，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学人长期被挡在圈外，不得其门而入。门槛首先是经济条件和经费限制。收藏和收购文物及稀见拓片，既有许多政策规定，更有个人经济条件的限制，这是无可奈何的。有些图书馆，将大型文物图集和珍贵绘画图集作为特藏，对借阅和使用有许多限制，须有特别的手续和准许才能阅读使用。
其次是有缘人的领路和度化，或者说适当的契机和缘分。我生活工作在秦中故都，按理说比一般人能更早接触古物，但经常在“瓜田李下”行走，也害怕别人说闲话，故有一段时间刻意地回避这类机会。比如胡戟先生为大唐西市博物馆整理所收藏的石刻文献，曾较早地告知我，我却坐失参与这一重大学术活动的机会。一直到我五十五岁之后，为齐志兄与苗丰兄做学术联系，协助他们策划成立榆林市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才开始比较集中地投入新见石刻材料的整理研究与发布。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先后参与黄帝陵祭文碑刻整理、统万城地区出土墓志整理，协助唐诗博物馆搜集整理唐代诗人墓志等专项课题，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学术兴趣点，也在这个古老的领域开拓出了一片新天地。
再次是个人的天分和悟性。我的天分、悟性都比较差，中间又一曝十寒，之所以还能在衰年领会到学术的大道，也是在一个稍微放松的状态中，顺着自己的性子，善用文化资源的“地利”，也就是西大老校长郭琦所说的“土特产”，我将此定义为在地优质文化资源，做一点适宜且有可能做的事。
我于五十多岁始窥金石门墙，今已年届六旬，虽然自我求变，凿出一片天地，但眼睛昏花，记忆力衰退，从未受过系统的考古学、博物学训练，也不懂中古时期的“殊族之文，塞外之史”，故深知在这一领域所能取得的成就有限，从不愿与昔哲今贤比较。好在我已将自己调整到自由学术的频道，重在有趣好玩，“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不限里程，不划疆界，更没有想过要占山头树旗帜。
梁任公为叶鞠裳《语石》所撰跋文一则，对贞石研究的类型和派别有概括，我做的努力只是从“专事考释”这一侧面继承前贤余绪，并不是金石学的全部，更与现代考古学有很大差别。今天从事贞石研究的同道也应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所做的工作一方面要接着古典金石学、博物学的传统朝前推进，更重要的还要向现代考古学、遗址学、人类学、基因学、阐释学的学人致意，取长补短，共同合作，才能开创出文化史研究的新纪元。
有关金石学包括考古学的伦理问题，吴昌绶评《梦碧簃石言》，应该是较早的药石之言"：“比来摸金发丘，愈无底止，尝叹其能"古于国外，不能韫古于地中。大河以北，六朝都会之区，佛无所倚，魂无所栖。骨董家造孽至此，嗜好家亦有以导之，诚得大雅闳达于搜考之中，寓保存之意，厥功不甚伟哉！”（顾燮光：《梦碧簃石言》卷首《评语》，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二〇年版）他所针砭的虽然是“骨董家”“嗜好家”，但应该引起警觉的何止这两类人？我仅仅将贞石视作学术研究的一种新材料，见到虽欣喜，未见也没有怨恨。不惦记，不迷恋，不破坏，不占有，更不会为其发狂—为满足自己一己的求知欲望，蓄意破坏生态秩序。
二
“衰年变法”不过是我自己从史料学或史源学角度对“旧我”的一种超越，我的参照系是我自己，以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相比，用自己的左手和右手互搏。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自己逐渐走向自由学术，同时也希望将学生导向对卓越学术的追求，这是我在教学方面的一些试验和探索。国内高水平或研究型大学如何开展教学，见仁见智，特别是研究生的教学如何开展，仍然是一个真问题—当前研究生招生规模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多，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的教学如何区别，博士生与硕士生的课程设计如何形成层级和梯度，如何指导博士后独立开展科研，等等，对于每一个一线教师来说，确实很棘手。
葛兆光曾倡导“给本科生以知识，给硕士生以方法，给博士生以视野”，简明扼要，且具有可操作性。我依葫芦画瓢，为硕士生开设了“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导论”，为博士生开设了“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对于我个人而言，这是另外一次通过自我加压实现自我迭代"：由一个传统的古代文史学者转变为时时跟踪学术新知，站在现代学习科学、心理科学、脑神经科学、科学哲学和人类创新进步的视野里，来看人文科学特别是传统文史学科里的一些问题。
“费曼学习法”中提及的以教促学、以输出倒逼输入技巧给我很多启发。始于我为了应对教学和备课、讲课，急用现学，恶补了许多当代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新知，终于我与学生共同成长。卡尔·纽波特在《深度工作》中引用安东尼·达尔梅斯·塞汀朗吉思的一段话：“让你的头脑成为透镜，汇聚专注之光"；让你的灵魂完全投入到头脑中的主导之物上，尽情吸收思想。”马斯洛将这一特征称为“高峰体验”，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则将此积极心理过程概括为“最优体验”或“心流”状态。“人有赤黄兼黑白，道无南北与西东。不信乞看天上月，清光透彻太虚空。”释宗演让铃木大拙开悟了，我也希望我能和我的学生一同走向这一澄明的境界。
三
《论语·子罕篇》：“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儒家将知识视为一条直线，线段虽长，但若抓住两个端点，也就相当于把握住了整条线段，所谓纲举目张。“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道家则稍微悲观一点，个人生命有限，而知识的海洋无限。有限在无限的面前，是无可奈何的。被称为“悖论之父”的芝诺老师则说"：“大圆圈的面积是我的知识，小圆圈的面积是你们的知识。我的知识比你们多。这两个圆圈的外面就是你们和我无知的部分。大圆圈的周长比小圆圈长，因此，我接触的无知的范围也比你们多。这就是我为什么常常怀疑自己的原因。”
我真心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当代古典研究的学人，如何从个人的体验领悟到人类“无穷的无知”的心路历程"：“在这个丰富性的世界中，知识不再是一座图书馆，而是一个调到符合我们当前兴趣频率的播放列表。它的内容不再永远真实，但是却对完成当下的任务足够有用。它不再是一个王国，而是一条能够令我们到达目的地的道路。”（["美"] 戴维·温伯格"：《知识的边界》，山西人民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版）这种认识，已不是简单的“变法”“变脑”，而是指向通往永恒未知的道路。
思维打开了，认知升级了，自己的内脑与人类无穷知识库的外脑有了更便于连接的“界面”，我们的意识不再是比喻意义上的“抚四海于一瞬”，而是接近光速电信号级别的神游宇宙。对于人类来说，这是“无穷的开始”的一个环节。自然科学与实验科学的真正学者面对人类认知的刚性进步和“无穷的无知”，还是比较谦卑的，天文学家、科幻作家卡尔·萨根在科幻作品《宇宙》中说"：“生活在当下是一种幸运，我们身边有那么多才华横溢、求知若渴的同族，与此同时，对知识的探求又得到了普罗大众的尊重。人类生于群星，暂居于地球，现在终于开始了漫长的返乡之旅。”
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预流或者说入流是借用佛教的话头。在小乘佛教或南传佛教的理论中，预流是最低层次，在此上面还有多个层级，这个分类给我们很多启发，也会让我们重新评判以预流新思潮、新材料、新方法为核心的现代新学术。
南宋范成大《福胜阁》：“劫火不能侵愿力，岿然独似汉灵光。”陈亮《谢曾察院启》：“劫火不烬，玉固如斯；死灰复燃，物有待尔。”南宋时期异族交侵，生灵涂炭，但士人仍有一种文明的信念。今天我们对古典故物的这点“愿力”，对在人工智能陪伴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来说，不会也不应该引起他们的诧异和追逐，充其量说我们还“物有待尔”。
未来已来，唯变不变。在千年未有之大巨变的下一个阶段，我们还能否“预流”“内容井喷”的时代，与人工智能这个新物种共舞，利用新材料、新工具不断迭代自己的认知，跃迁知识的图谱？这是对当代一线学人的整体期待和寄语。
至于我自己，昔生也鄙，后长也困，今年已衰。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改革开放伊始，能侥幸挤上时代列车，补上缺漏的基础知识和现代新知，现在还能与青年才俊言志传薪，与海内外高明切磋学问，愿已足矣。有生之年，博学以知服，量才而适性，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