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2014年与2021年两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讲话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扎根理论三级编码方法，系统解析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话语体系的范式变迁与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一是民族工作核心目标从“民族团结生命线”升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实现从关系维稳型向认同建构型的范式跃迁；二是民族工作驱动力从物质优先转向精神主导；三是民族事务治理方法从被动、局部化管控，拓展为以“四对关系”辩证治理为核心的主动、全域化系统方法。范式转向的深层动因则包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驱动以及党对民族工作百年经验的系统总结。
关键词：新时代；民族工作话语体系；认同驱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章来源：《青海社会科学》2025年第4期
问题的提出
民族工作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关涉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与国家统一。在百余年的探索与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民族工作，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民族事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致力于以中国式民族事务治理的道路回应民族问题挑战。这一持续发展的历史进程，不仅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内涵。党的民族工作道路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初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制度确立、改革开放后的理论创新与新时代话语体系的范式跃迁，逐步开辟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工作之路。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作为中国共产党统筹谋划民族工作、调整民族政策的重要平台，是体现我国民族工作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窗口。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先后于1992年、1999年、2005年、2014年和2021年召开了五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在国家整体战略中的地位日益上升，体现出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民族工作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的必然要求，以及党领导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历史主动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召开了两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其中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以“准确把握新形势下民族问题、民族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统一思想认识，明确目标任务，坚定信心决心，提高做好民族工作能力和水平”为主要任务，着重于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全面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规律性把握和工作能力提升。而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则作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实现了从民族团结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升华和范式转向。这标志着党的民族理论实现了从关系维稳到认同建构的历史性飞跃。这一主线的确立，不仅具有理论体系上的首创性，也为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构筑国家统一的长远根基提供了系统化、可操作性的路径指引。两次会议主题的表述，绝非简单的政策语言更新，而是深刻反映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理论框架、政策逻辑、实践目标与路径的适时调整与系统升级。因此，深入比较分析2014年与2021年两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核心文本，探讨文本所反映的理念架构、政策重点、战略路径等方面的异同，不仅有助于进一步阐释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话语范式跃迁，也有助于系统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理论与实践转型的深刻逻辑。
文献回顾
新时代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围绕“理论传承、实践创新、政策转型”等核心议题展开。总体而言，已有成果较为系统地揭示了2014年与2021年两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理论连续性与结构性创新，但在部分关键问题上仍存在解释空白。
第一，两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核心理论与政策精神上都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守正与传承。现有研究普遍认为这一理论传承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两次会议在根本原则上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以持续巩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繁荣为基本价值取向。无论是2014年提出的“两个共同”理念（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还是2021年升华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都承载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工作一以贯之的目标与路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工作的重要制度安排，也在两次会议中被反复强调，并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成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性制度保障。其次，两次会议高度重申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已有文献指出，无论是2014年关于民族工作中党的领导的政治保障地位，还是2021年进一步将党的领导上升为民族工作的首要前提和最高政治原则，均体现了民族工作在根本上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党的统一领导。最后，中华文化认同被持续强调为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2014年会议提出“四个认同”，2021年进一步深化为“五个认同”，标志着中华文化在整合多民族国家认同体系中的精神根基作用日益凸显。此外，党的民族工作指导思想在两次会议之间保持连续性，2014年会议总结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八个坚持”，在2021年会议被系统融入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十二个必须”思想中，实现了从经验总结到理论体系建构的内在延伸。这一理论体系的演进，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民族事务上的“四个自信”。
第二，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重大理论创新和政策突破。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系统建构。2021年会议首次提出的“十二个必须”，从历史站位、理论主线、政治路线、价值理念、制度保障、实践路径等多个维度，系统阐释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战略体系。其创新点不仅在于将民族工作纳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叙事框架，确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统摄性战略路径，更在于强调政策设计要从思想重视向行动落实深度转变，提出差别化支持、空间嵌入、心理建构等具有实操性的治理方案，彰显治理理念的深度转型。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战略概念的提出。学界普遍认为，该概念的提出具有重大理论价值，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话语基石。相关研究认为，“铸牢”一词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内生性、一体化、不可逆”的命运共同体，远远超越了以往强调情感层面的民族团结表述。以“四个与共”（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重新定义民族共同体本质，将共同体认同从历史情感提升为政治蓝图的制度性安排。学界还指出，2021年会议首次提出辩证处理“四对关系”（共同性和差异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物质和精神）的方法论架构，要求政策在理论上统筹兼顾，在实践中坚持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此外，从各民族大团结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话语升级，反映了各民族同心同德聚焦共同体建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的战略指向。
第三，两次会议的政策重心、操作逻辑的阶段性转向。部分学者认为，2014年会议更加强调经济优先与物质保障，政策设计主要围绕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属于典型的“物质—精神”双轨并重模式。而2021年会议则明显转向以精神建构为主导，提出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优先夯实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精神共同体。这一变化被解读为从“多元身份整合”的发展问题向“一体意识凝聚”的政治方向的跃迁。
虽然现有研究较为充分地分析了两次会议在理论传承、政策路径与核心理念上的延续与突破，但仍存在以下三个主要研究空白。其一，核心概念的内在逻辑尚未厘清。尤其是民族团结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理论关系仍存在解释空间。2014年会议将民族团结视为生命线，其地位极为突出，而2021年会议则明显突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者之间究竟是替代、包容还是层级进化关系，尚缺乏基于文本实证的系统性分析。其二，政策转向的深层结构性动因有待深入探索。现有文献多停留于政策表述层面的静态比对，较少深入探讨推动政策话语变化的社会结构背景、国家战略调整或民族认同等宏观环境变量。其三，现有研究方法存在一定局限。多数分析采用政策解读或内容分析法，对讲话文本的深层语义结构缺乏系统挖掘，难以揭示核心概念的生成路径与范畴之间的内在关联，缺少动态过程的理论建构。针对上述不足，本文将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对两次会议讲话文本进行三级编码，系统分析民族团结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语义结构、功能定位与理论演进关系；深入挖掘政策话语转向背后的结构性动因，如国家安全逻辑、社会流动背景、国家认同危机等；并尝试搭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范式跃迁的理论模型，力求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实现实证深度与理论解释力的双重突破。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目前，关于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话语体系范式跃升的相关研究尚未采用扎根理论对政策文本进行系统性分析。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自巴尼·G.格拉泽（Barney G. Glaser）和安塞尔姆·L.施特劳斯（Anselm L. Strauss）于1967年提出以来，被广泛应用于政策分析、话语解构与社会机制建构等学科领域。该方法强调不预设理论框架，通过对原始文本的系统编码与范畴归纳，逐步生成解释性理论，尤其适用于复杂社会现象与政策话语演变过程的研究。针对本研究对象，扎根理论具有高度适配性。一是契合政策话语结构的隐性特征。民族工作作为党的重要战略，其政策表述常包含丰富的隐性逻辑与深层次价值观，单纯依赖表层文本对比容易忽略话语背后的认知框架与权力逻辑。扎根理论通过三级编码的递进式分析，有助于发掘政策话语的深层结构。二是契合概念关系演进的复杂性。从民族团结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表面上为词语替换，实则涉及目标重构、路径调整与动因升级，需通过扎根理论逐层解析语义网络与范畴重组，才能合理还原政策话语的系统跃迁。三是契合政策生成过程的动态性。民族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具有强烈的历史过程性与阶段适应性，扎根理论强调从文本中归纳过程性理论，避免预设静态框架对政策动态演进的解释失真。
本文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与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作为研究样本，主要基于以下考量。其一，文本的顶层权威性。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最高层级的民族事务决策平台，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直接阐释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与核心目标，都使得文本具有有无可替代的政策指导性和理论权威性。其二，文本的历史连续性。2014年与2021年两次讲话的文本具有比较适配性，适宜于进行纵向比较，能够较为清晰地呈现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在短时间跨度内的转型升级，有助于研究者动态捕捉政策话语体系的范式跃迁。
为确保文本来源的权威性与数据处理的科学性，本文严格依照以下流程进行。首先，文本采集：研究所用讲话全文均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发布的权威新闻通稿。其次，文本净化：删除会议日程、流程安排、列席名单等非核心讲话内容，确保分析对象为纯粹的政策表达文本。再次，文本拆分：按照句群和语义单元对讲话进行逻辑拆分，确保编码单元既具独立意义，又便于后续范畴归类。最后，双文本库建立：分别整理为2014年讲话数据库（Text-2014）与2021年讲话数据库（Text-2021），以便进行扎根式并行分析与交叉验证。
编码流程与模型构建
本研究遵循施特劳斯与朱丽叶·M.科宾（Juliet M. Corbin）提出的程序化扎根理论范式，依次开展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与选择性编码，逐步构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话语体系范式转向的解释模型。
（一）开发式编码
在开放式编码（Open Coding）阶段，要求逐句解构文本，提取初始概念。研究基于对文本-2014与文本-2021的逐段逐句解构，提炼初始概念，共生成2014年概念池187项、2021年概念池213项。表1为开放式编码示例。
（二）主轴式编码
在主轴式编码（Axial Coding）阶段，逐步将大量初始概念归纳为子范畴、主范畴，并清晰厘定各层级范畴之间的逻辑关联，为后续选择性编码与理论模型建构提供坚实基础。本研究将通过主轴式编码，将开放式编码进行归纳，生成2014年子范畴27个，2021年子范畴27个。依据不同子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与逻辑归属，整合出2014年主范畴7个，包括历史成就、民族工作的生命线、发展战略、精神建构、党的领导、依法治理、民族国情；2021年主范畴6个，包括历史成就、民族工作的主线、发展战略、精神建构、党的领导、依法治理。表2为主轴式编码示例。
（三）选择性编码
在选择性编码（Selective Coding）阶段，综合两次会议主轴编码结果，提炼出贯穿全文的核心范畴，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从民族团结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范式的系统跃迁，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话语范式转向的理论解释模型。
（四）编码严谨性与学术有效性保障
为保证编码严谨有效，本研究开展理论饱和度测试（Theoretical Saturation）。在开放式编码与主轴编码阶段，分别对新增文本片段进行验证，当出现新增文本不再产出新概念或新范畴、已有主范畴也无法生成新概念和新子范畴时，判定达到理论饱和。经验证，Text-2014在第165段、Text-2021在第189段达到饱和状态，这说明经由三级编码所构建而成的“民族工作从民族团结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系统跃迁”理论阐释模型具有较高的理论饱和度。
从民族团结到共同体意识的范式跃升
通过对2014年与2021年两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讲话文本的扎根编码与结构分析，可以清晰观察到党的民族工作话语体系在新时代发生了以“从民族团结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标志的系统性跃迁。这一跃迁不仅是关键词替换或政策调整，更是理论框架、政策逻辑、实践路径的全面升级，标志着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范式从关系维稳到认同建构的深刻转型。
（一）范畴体系的延续与裂变：五维共识与两维重构
扎根编码结果显示，两次会议在总体范畴架构上具有高度继承性，历史成就、发展战略、精神建构、党的领导、依法治理五大主范畴持续存在，体现了我国民族工作政策基石的延续性。然而，这种延续性内部已经发生了显著的权重重组与适时调整，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五维共识的持续深化。首先，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在根本目标、政策工具、价值导向上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核心原则。“历史成就”范畴在两次会议中均占据重要位置，通过不断回溯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经验，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工作道路是具有科学理论指导、倍经实践检验、必须始终坚持的正确道路。其次，“发展战略”与“精神建构”作为支撑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要支柱，始终贯穿于政策体系之中。2014年强调通过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为民族团结奠定物质基础，2021年则更加强调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性与公平性，体现了发展逻辑的历史演进。最后，“党的领导”与“依法治理”在两次会议中均被强调作为民族工作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制度基础，乃是政策执行体系与社会秩序保障的根本性依托。
另一方面，核心结构的深度调适。尽管五维共识持续存在，但各主范畴的内部重心与相互关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形成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话语重组与结构重塑。首先，民族工作的话语发生重大转向。党的民族工作要实现创新发展，就“既要见物，更要见人”。2014年会议将“发展驱动”作为民族团结的核心保障，发展类编码占比高达37.2%，而精神建构类编码仅为21.5%，显示出政策强调物质优先、经济为重的基本取向。进入2021年，精神类编码迅速跃升至39.1%，发展类编码则降至24.8%，标志着政策重心由物质层面向精神认同发生根本转变。这一比重变化不仅仅是数据层面的调整，更深层次地反映了党对民族工作基本目标与实现路径的重新定位。其次，治理体系的精密化与全面升级。2014年会议治理范畴主要聚焦法治化与城市民族工作，属于典型的被动型、局部化社会管理模式。而2021年民族工作实现了工具包式扩容，涵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风险防控、民族工作治理体系现代化等，反映出流动性社会、跨区域族群互动与国家安全压力共同背景下，民族事务治理复杂性显著提升，政策执行逻辑逐步走向全域覆盖、嵌入式治理与底线思维。
（二）核心范畴的辩证演进：延续中的系统创新
对比两次会议的主轴编码结果，可以发现核心范畴具备一定程度的继承性与统一性，是在延续中逐步实现系统创新，形成目标、路径与工具的内在辩证关系。
第一，从道路自信到思想体系化的自觉自为。在“历史成就”类编码之中，2014年会议通过反复强调“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政策”，以新中国民族工作取得的历史成就说明现行民族政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反映出民族工作道路自信的内在逻辑。2021年会议则进一步将党的民族工作百年经验升华为“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系统建构“十二个必须”指导思想，将过去的经验总结提炼为系统性、纲领性、结构化的思想体系。民族工作理论由经验总结跃迁为自洽、系统、自主探索的民族工作思想体系，实现了从道路自信到理论自觉的质变。
第二，从经济赋能到共富现代化的发展观演进。“中国民族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2014年会议高度重视经济发展在民族团结中的支撑作用，强调通过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脱贫攻坚与民生改善推动民族团结。2021年会议则在此基础上提出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公平正义与共建共享，发展目标从总量增长转向结构优化，是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与民众公平感知的敏锐回应。
第三，从多元共生到共同性主导的精神构建。2014年会议强调要保护各民族传统文化，倡导文化尊重与多元并存，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主张在多样性基础上深化文化认同以增进民族团结。“共同性是人类发展的本质和方向”，而“中华民族的共同性，集中体现于中华文化认同的共有精神家园中”。2021年会议提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中华民族替换各民族，强调共同体属性，并进一步厘清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结构脉络——“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明确主张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要求在尊重差异性的基础上突出共同性建设，推动精神建构从文化保护到引导各族人民坚定中华文化认同的战略转型，强调以中华文化的共性引领多民族文化体系的价值整合。
第四，从适应性的局部治理体系到主动性的系统治理体系建构。首先，2014年会议强调“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有关部门协同配合、全社会通力合作”的民族工作格局，主要关注政策执行体系的保障功能。2021年会议则明确提出“加强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特别强调要加强基层民族工作，坚持好干部标准，突出民族工作干部的政治能力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专业能力，进一步明确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的主体责任，推动党委领导从保障机制跃迁为民族事务治理的指挥中枢，强化党的领导在民族工作全过程中的战略统摄力。其次，2014年会议治理重心局限于法治化与城市民族事务管理，主要侧重防范民族矛盾激化、稳定民族关系。2021年会议治理逻辑显著扩展，提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风险防范、社会治理现代化、嵌入式管理等一系列系统治理路径，标志着民族事务治理已由静态管理转向动态整合，由适应性局部管理转向主动性的系统治理。
（三）关键跃迁：生命线到主线的范式跃迁
2014年会议提出“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这一表述明确将民族团结置于民族事务治理的最核心位置。民族团结被定义为关系国家存亡的战略性要素，强调其维稳属性与情感联结功能，政策重心侧重通过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法治建设等方式保障民族团结。2021年会议则首次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定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这一表述不仅标志着核心话语的全面升级，更意味着民族工作目标从稳定关系跃迁为建构共同体，其功能定位从生命线转向主线，内涵由维持各民族团结转向塑造中华民族结构性内生认同，而“‘认同’是一种积极肯定的观念意识，指向建设性的行为实践”，这一关键跃迁深刻改变了民族工作的核心逻辑。
第一，民族团结的编码降维与功能转化。在扎根编码结果中，“民族团结”在2014年属于独立的核心范畴，涉及情感连结、力量凝聚、民族关系协调等二级子范畴，其隐喻“生命线”彰显了其基础性地位。进入2021年，“民族团结”不再作为单独的主范畴出现，而是被纳入“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二级结构，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结果性表征，功能由目标本身降格为共同体建构的过程性产物。这一逻辑调整意味着民族团结从政策终点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然结果。
第二，共同体意识的统摄性范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具有鲜明的统摄性特征，包含“作为思想纲领的共同体理念、作为思想战略的现代化意识、作为思想纽带的关系性思维以及作为思想保障的全局性关怀”等内涵。首先，它通过“四个与共”（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重新定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突破了传统的民族情感叙事，赋予共同体以命运关联的深层结构性内涵。其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方法论上要求系统处理“四对关系”（共同性和差异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物质和精神），体现出辩证思维与整体治理的高度统一。再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了民族工作范畴的全面整合，将经济发展、社会安全、文化建构等多元领域统一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战略框架，形成从目标到路径、从方法到工具的闭环式系统。
2014年至2021年两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表明，我国民族工作话语范式始终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平等团结的基本原则作为根本遵循，既保持了理论根基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又立足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刻变迁，在核心结构搭建与核心范畴阐释上，展现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和辩证性。这一演进过程，最终实现了从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到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范式跃迁，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深化发展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指引与话语支撑。
民族工作范式跃升的深层动因
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从“民族团结生命线”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的深刻转向，绝非孤立发生的政策调整，而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结构深度嬗变、民族事务治理实践复杂化、国家战略主动升级的必然结果。这一范式跃迁背后，既有外在形势条件变迁的驱动，也有内在社会矛盾演化的助推，同时深植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与前瞻性战略布局。
（一）国内国际局势嬗变：民族复兴进程中的风险响应机制
进入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所依托的社会基础与外部环境已发生显著变化，结构性约束成为话语转向的首要推动力。
首先，国内社会结构的流动性嬗变带来双重挑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3.89%。伴随中国城镇化率持续攀升，“居住在城市和散居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已经超过少数民族总人口的1/3，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已增长至3000多万人”，这意味着人口跨区域、跨行业流动现象突出。城市逐步成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战场，传统“边疆——内地”二元民族治理格局逐渐失效。2014年会议尚主要关注城市民族事务管理，2021年则明确提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全方位嵌入等治理策略，要求将民族事务全面纳入社会治理体系，打破地域空间的治理边界。这一变化凸显了流动性社会对传统民族事务治理模式的挑战。一方面，跨区域人口流动使得区域内民族构成更具变动性和多元性，传统静态的民族地区划分与政策配置面临失灵风险。另一方面，族际交往频率的提升，打破了地域与文化的交流壁垒，让多民族共生的社会联结更为紧密，但同时也加剧了文化摩擦、群体隔阂等社会风险，亟须通过构建内生认同,在进一步强化各民族对共有历史、共同文化、共同命运认知的基础上,预防潜在冲突。
其次，主动回应发展差距以提升公众公平感。新时代以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但是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仍旧制约着各民族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提升。扎根编码显示，2021年“共同发展”“共同富裕”“获得感”“幸福感”等关键词高频出现，表明政策焦点已从单纯的经济增量增长转向强调发展的公平性与普惠性。
最后，外部风险的战略渗透造成国际安全环境恶化。近年来，国际安全形势持续紧张，跨境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事件频发，部分国家频繁借民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决反对一切利用民族、宗教等问题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污蔑抹黑、遏制打压的行径”。扎根编码显示，2021年讲话中“主权安全”“意识形态阵地”“风险防范”等子范畴高频出现，占总体编码比例达12.7%，全面取代2014年“民族国情”描述。这表明民族工作已同总体国家安全观发生深度嵌合，成为防范意识形态渗透与外部颠覆的重要战线，实质上反映了党在新时代国家治理逻辑上的战略升级。理论上，这一变化符合历史制度主义的“关键时刻”路径依赖逻辑，历史制度主义经常认为“在一些短暂的时刻中出现重大制度改革机会，随之而来的是长时间的制度稳定”，而“关键时刻经常归诸巨大的外部冲击”，倒逼国家在重要治理领域作出制度性调整。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话语体系的转向，正是对国内社会结构嬗变与国际安全压力的同步响应。
（二）社会矛盾转化：美好生活需要驱动的范式调适
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话语的调整也深刻反映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在民族事务领域的特殊表现。
首先，物质需求发生从生存保障到高质量发展的升级。随着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基础设施持续改善，人均GDP突破5万元，民族地区群众的需求层级已显著跃升。2014年政策重心侧重跨越式发展、民生改善，重点解决生存型与温饱型问题；2021年则转向高质量发展、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更加关注高质高效、生态宜居、公共服务、社会公平等复杂诉求。这一变化在扎根编码中体现为“差别化区域支持”“固边兴边富民”“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等关键词高频出现，反映民族工作逐步走向空间配置精准化与发展目标公平化。传统以群体普惠为特点的民族扶持政策，正随着时代发展向更精准、更注重内生动力培育、更契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的方向优化完善，精准治理成为新共识。核心目标始终瞄准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其次，文化认同的滞后性危机带来精神整合赤字。在部分民族地区开展民族工作的过程中，出现了无法正确把握和处理“管肚子”与“管脑子”、“共同性”和“差异性”之间的关系问题，造成了个别地区“有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措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差异性和本民族意识、本民族文化认同”。加之西方消费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网络碎片化舆论对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形成冲击，导致部分青少年出现文化认同疏离、价值观裂变等现象。2014年会议虽已提及文化认同的重要性，但更偏重于经济拉动下的自然凝聚。2021年则首次提出必须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国家意识、文化认同、历史记忆、社会心理等多个层面系统性重塑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体系，这标志着对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的认同建构成为党在新时代凝聚国家力量、推进民族复兴的重要路径。
最后，民族政策作用对象的代际裂变。现有研究显示，随着少数民族的代际更替，民族政策的接受逻辑出现结构性分化——“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出生的人的民族认同感呈现增强趋势，国家认同感相对削弱。这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时间节点基本重合。”老一代少数民族群体对国家传统民族政策普遍具有较高接受度，而新生代群体在享受更优渥教育资源、获取信息渠道愈发多元的背景下，更倾向于从文化自我认同、价值观共鸣等深层次精神维度出发，对民族工作绩效作出评判，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相关民族政策的心理接纳、政治认同与行为响应。这一代际分化要求民族工作从物质激励走向精神共鸣，从经济驱动走向价值观驱动，推动民族政治工作话语体系由外在动员转向内生建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正是对这一深层代际结构变迁的积极回应。
（三）历史自觉：党的百年经验与战略擘画
民族工作话语的深刻转向，还深深根植于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百年民族事务治理经验的总结与新时代战略布局的主动调整。
首先，从局部政策到系统思想的治理经验结晶。党的民族工作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脱贫攻坚等多个历史阶段，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这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2014年会议较多运用“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善民族政策体系”等经验性的表述。2021年则系统提出“十二个必须”，首次从思想体系的高度总结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系统性原则，将精准扶贫、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内地西藏班及新疆班等重要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性理论成果。这一转向表明党的民族工作已从政策碎片化走向理论体系化，治理经验的历史沉淀在理论上实现高度集成。
其次，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成为精准呼应民族复兴战略阶段的必然选择。2020年迎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国家战略的阶段性调整对民族工作话语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2014年会议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民族地区同步实现全面小康，重点解决发展落差问题。2021年会议则锚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民族工作必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经济支撑、人心支撑、文化支撑与安全支撑。随着我国发展重心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社会发展与治理逐步从经济建设型向人心政治型过渡，民族事务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话语体系必须实现主动调整，以契合民族复兴的历史节奏与战略逻辑。
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话语体系的范式变迁，绝非偶然的理论调整，而是立足国内外形势嬗变、主动回应各类风险挑战的科学抉择与正确部署。从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到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更是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民族工作历史逻辑、现实逻辑与未来发展逻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价值认同、汇聚人心力量的战略擘画。
结论
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从民族团结生命线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的话语转向，不仅体现在政策表述上的关键词更迭，更根本地表现为政策重心由物质层面转向精神认同、治理体系从适应性局部管理转向主动性系统治理、民族理论从道路自信转向系统化思想、发展观念从经济赋能转向共富现代化、精神建设从多元共生转向共同性主导、民族团结降维转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升维统摄等的系统跃迁。这一话语转型不仅回应了国内社会结构流动性嬗变、外部风险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与认同塑造的现实挑战，也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经验总结、历史主动、理论自觉与政治智慧，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事务治理探索出了一条具有连续性、系统性、前瞻性与全球意义的中国道路。
立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未来民族工作需要系统推进以下行动策略。其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强化基层民族工作的统筹协调与服务效能，完善民族事务治理法治体系，以法治化、规范化路径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二，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着力破除地域阻隔与身份壁垒，在流动性社会背景下搭建多元互动平台，推动民族嵌入从局部参与向全面融入转变，实现各民族日常互动常态化、社会嵌入深度化。其三，构建以“五个认同”为核心的价值整合体系，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心理归属，以价值共识弥合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引发的社会心理差距。其四，推动民族工作与总体国家安全深度融合，严守涉民族因素意识形态阵地，健全风险预警与应对机制，坚决防范化解外部势力借民族问题进行的颠覆破坏风险。其五，以高质量发展为引擎构建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新格局，聚焦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区域协同，推动各民族在共同奋斗中共享发展成果，实现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协同推进。其六，从国家认同强化、文化认同深化、历史记忆传承、社会心理疏导等维度，系统性重塑内生性中华民族认同机制，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国民教育、社会治理、文化建设全过程，构建常态化、长效化培育机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一项理论主张，更是一项贯穿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长期战略，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支柱。其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56个民族共同构成这一庞大人口基数的核心主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打破地域与民族间的认知壁垒与行动隔阂，将各民族分散的“个体力量”汇聚为“整体合力”。其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民族地区的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共同富裕的进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差距提供了价值共识与实践路径。其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挖掘各民族共享的历史记忆、文化符号与价值追求，构建起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同时让各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共同繁荣发展，实现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的双重目标。其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推动各民族形成“生态共同体”的认知，促进民族地区以绿色发展观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生态美与百姓富的统一。其五，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维护好发展好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让各民族人民形成超越地域差异、文化差异与局部利益的共同体观念，夯实国家统一与稳定的内部基石，为世界上其他多民族国家提供尊重多元、凝聚一体的民族事务善治的中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