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6年第4期
作者简介：王一川，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北京，100083。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招标项目“‘两个结合’与中国当代艺术理论创新研究”（24ZD02）阶段性成果。
摘 要：人文学科作为以探究人类心灵世界、人生价值、文明传承及历史演进等为核心使命的学科，其创新的核心标志之一在于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的创造。中国学术依托“四部之学”而形成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体系。西方学术形成了以知识本身为目的、分科自治、专业独立、理性求证的制度化传统，并让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分别承担学术变迁先导和核心角色。在当前自主知识体系中，原创性概念为首创的、新组合的和导向性概念，展现学者独特学术个性；标识性概念为其身份印记、核心范式和运行规范，凸显话语范式的权威性。原创性概念只有通过学术共同体的自主筛选和淘汰等辩证检验过程，才有可能转化为学界认可和使用的标识性概念。原创性概念为标识性概念确立发展方向，标识性概念则为原创性概念提供生长、繁衍和实施变革的骨架和平台，两者相辅相成，既守住学科精神内核，又推动其不断求新求变。中国艺术学在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建设上曾经有过积极开拓，也经历曲折，留下经验和教训。当代中国艺术学界积极参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从被动接受和仿照西方艺术学转向立足中国主体性和当代文化发展需求而构建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
关键词：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人文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艺术学；辩证转化
人文学科总是以探究人类心灵世界、人生价值、文明传承及历史演进等为核心使命，把叩探人类心灵最后归宿或终极家园作为最高目标。在此过程中，同自然科学的实证性及实验性、社会科学的规范性及定量性相比，人文学科创新的核心标志之一正在于通过确立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而进行创造。在当前世界多元文明交流境遇中，每一种独特而完整的文明体系中的人文学科，总需要建构独立自主的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体系，进而迈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目标。一种完整的自主知识体系，一般会涉及特定文明传统及学术背景、研究对象和知识基础、基本概念体系、核心原理和理论框架、研究方法论和研究手段、研究目标和价值立场、学术规范和评价体系、实践应用和知识再生产能力等方面。这里探讨的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应当是上述基本概念体系中的重要成分，对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本文拟在回顾中外学术传统基础上，就当前人文学科中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建设状况及其对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意义，作初步探讨；同时，以艺术学为实例而略加分析，而艺术学在此主要限于其中的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及其同美学相关的部分。
一、中国古代学术传统中的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
在梳理和把握当前人文学科中的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和自主知识体系等词语的含义之前，需要首先就人文学科在中国和西方的相关传统作简要回顾，以便通过重新检视来时的路而更清楚地通观眼前和未来即将行进的路。概念，是学术思想的基本路标。正像行路需要路标导引一样，有了醒目路标体系引导，就能一目了然地了解学术道路的出发点、方位和目标。中国古代虽然不曾有现代学科制度及其通用的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等范畴体系，但毕竟形成了独立自主而又源远流长的学术制度传统以及相应的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体系。
中国古典学术制度传统，根据清代的总结，体现在由“经史子集”组成的“四部之学”体系中，这同由西方传入而形成的新型的“七科之学”有明显差异，即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 清末史学家注意到，同西方学术“人各有学，学各有科”不同，中国学术“固非无学也”，但“有学而往往不能成科”，“有科之名而究无科之义”。 但这不等于说中国古代无分科的学术体系，而是说中国有着自身独特的学术分科制度传统。论者发现：“中国学术分科主要是以研究者主体（人）和地域为准，而不是以研究客体（对象）为主要标准；其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古代典籍涵盖的范围内，并非直接以自然界为对象；中国学术分科主要集中在经学、小学等人文学科中，非如近代西方集中于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领域中。” 清代在总结历代学术发展及其学科分类成就基础上编制的“四部之学”，诚然不可能代表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全部精华，但毕竟提供了具有总结性意义的古典学术制度方案。“‘四部’分类尽管不能准确、完整地反映当时学术分科和学术门类情况，但却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学者学术研究之成果，反映了明清时期知识系统之构成状况。” 在“四部之学”体系中，“经”部承载儒家大道而为学术政教之本，“史”部凭历代兴衰纪实可供治国行事之鉴，“子”部汇百家言议可补经义之所未备，“集”部收诗文辞章而彰显文辞才情之盛。“经史子集”四部既有分类而又共济，支撑起中国传统学术的完整体系。
中国学术正是在“四部之学”完整体系中形成了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体系，据此而铺设成一套基本路标或核心骨架。中国传统学术始终重视创造前所未有的原创性概念去传达新意义，并且提出“辞达而已” 和“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 等实施概念原创的基本原则。《周易·系辞上》要求“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强调概念（辞、名）应当是对于世界的本相（意、实）的精准把握。孔子倡导“正名”，指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将概念的准确性、原创性与社会秩序和相应的伦理实践相联结。先秦诸子百家理论争鸣，其实质在于原创性概念的生成与交锋：儒家的“仁”“礼”“中庸”，道家的“道”“气”“自然”，墨家的“兼爱”“非攻”“尚贤”，法家的 “法”“术”“势”，都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原创性概念，共同构成中国古典学术思想体系的概念先导。中国艺术学先后创造出“兴于诗”（孔子）、“文以气为主”（曹丕）、“传神写照”（顾恺之）、“诗缘情”（陆机）、“气韵生动”（谢赫）、“风骨”（刘勰）、“滋味”（钟嵘）、“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张璪）、“逸品”（黄休复）、“妙悟”（严羽）、“逸笔草草”（倪瓒）、“意趣神色”（汤显祖）等原创性概念（或命题）。
同原创性概念建设相应，中国哲学以“道”（道家）、“仁”（儒家）、“心性”（宋明理学）等标识性概念统摄天人关系、伦理秩序、心性修养等领域。中国艺术学则按照前述原创性概念导引，构建起“气韵”“意境”“神”“和”等标识性概念，作为叩探中国审美精神、艺术法则和生命追求的基石。正是凭借上述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的组合，中国建构起独特的绘画、书法、文学、戏曲等艺术门类体系和艺术学体系。这些标识性概念并非彼此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关联、层层递进、有机统一的整体。“道”是中国哲学的最高标识性概念，可以统摄“气”“象”“意”“妙”等次级标识性概念。而据当代学者的观察，“意境”“意象”“象”分别作为中国艺术学核心标识性概念，可以融合“情景”“虚实”“形神”“韵味”等子概念而形成完整的艺术学标识性概念体系。
不过，说到底，中国传统学术并不寻求原创性概念与标识性概念之间的实质性差异，而是注重两者的相互贯通、相互渗透以及难以分割。为了论述方便，不妨以中国艺术学为例，暂且在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之间作下面的临时性区分：如果把由富于原创气质的杰出个人提出的“气韵生动”“风骨”“逸品”“妙悟”“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言有尽而意无穷”等视为原创性概念，那么，“道”“气”“神”“妙”等更具有理论骨架和基石意义的概念则可以视为标识性概念。
二、西方学术中的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
西方学术在整体上给予中国学术以重大影响，要数清末。从那时起，自外输入的“七科之学”剧烈地摇撼和强势地替换中国的“四部之学”传统。王国维面对其时复古与西化的两极分化倾向，认识到要将传统“孔孟之道”发明光大，就不能像“陋儒”那样简单固守，而需要“兼究外国之学说”，即同时探究中国学术传统与来自外国的“世界学术”。他断言：“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 这个判断符合此后中国现代学术的实际情形。
清末以来以“世界学术”面目向中国学术界呈现的西方学术，形成了一套以知识本身为目的、分科自治、专业独立、理性求证的制度化传统。这套传统可上溯至大约四重源头：一是希腊文明中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逻辑思辨、理性探究、分科治学基础及其为知识而知识的学术导向；二是希伯来文明中以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所罗门、以赛亚等为代表的信仰、道德和超越等学术规范；三是中世纪大学传统，如学者自治、学术自由、师生共同体组织形式、学术规范化与传承；四是近代实证精神与科学革命。此处谨以孔德的实证哲学思想要义及其影响为例略作分析。按照孔德《论实证精神》（1844）中的构想，“真正的实证精神主要在于为了预测而观察，根据自然规律不变的普遍信条，研究现状以便推断未来。” 他据此而制订“实证精神”的五条原则：一是与虚幻相反的真实，二是与无用对立的有用，三是与犹疑对立的肯定，四是与模糊对立的精确，五是与破坏对立的组织。 以这五条原则为代表的“实证精神”，拒斥古典形而上学对“绝对”和“本质”的终极追问，转而确立为预测而观察和以实证求规律的学科导向，既成为现代实证主义哲学的源头，又将以实证、实验和精确为核心的自然科学方法引入社会研究，助推了现代大学分科与科研规范，还通过标举客观性、精确性与价值中立原则为西方现代学术体系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正是在这样的西方学术制度中，创立新概念成为学术上更新换代的先导。西方学界对原创性概念的界定，可追溯至古希腊哲学。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实体”，堪称早期西方哲学史上的原创性本体论概念，先后奠定了西方实体主义哲学的基础。近代以降，洛克《人类理解论》在区分“简单观念”与“复杂观念”的基础上揭示“新的复杂观念”的重要价值：“人心有很大的力量，可以变化，并且重复它的思想的对象，而且重复的程度，可以无限地超过感觉或反省所供给的那些观念。……不过它一得到这些简单的观念以后，它便不限于单纯的观察，同由外界传来的东西；它会借自己的能力，把它所有的那些观念结合起来，做成新的复杂观念”。这里的人心以很大力量把过去的“简单观念”组合起来的“新的复杂观念”，其实就大约相当于今天所谓的原创性概念了。康德提出的“先天综合判断”“范畴表”，以原创性知性范畴系列去建构人类认知先验框架，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概念基石。黑格尔以“绝对理念”“辩证法”“异化”等系列原创性概念构建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马克思则以“实践”“资本”“剩余价值”“异化劳动”等原创性概念实现对以往哲学的革命性改造。“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这一旨在“改变世界”的“实践”概念，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核心概念，成为“解释世界”、理解全部哲学史和回答全部哲学问题的基础，乃至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从西方艺术学发展看，其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都丰富多样，如“净化”（亚里士多德）、“美本身”（柏拉图）、“寓教于乐”（贺拉斯）、“审美教育”（席勒）、“有意味的形式”（贝尔）、“直觉即表现”（克罗齐）、“期待视野”（姚斯）、“隐含的读者”（伊瑟尔）、“艺术界”（丹托）等（它们往往既是西方的原创性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又是可代表西方学术的标识性概念）。
标识性概念在西方知识体系中承担了核心角色。西方知识体系建构史实质上是一系列标识性概念的生成与引领史。希腊哲学以“存在”“逻各斯”“理念”等为标识性概念，建构起西方古典哲学体系。近代哲学以“理性”“经验”“绝对理念”等为标识性概念，确立西方近代认识论和本体论框架。现代哲学以“此在”“权力”“解构”“沟通行为”等为标识性概念，引领西方现代和后现代哲学思潮。在艺术学领域，康德的“审美无利害”“崇高”“美的理想”、黑格尔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艺术即真理的自行置入”等标识性概念分别支撑起各自的理论体系。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三位德国学者康拉德·费德勒、马克斯·德索和埃米尔·乌提兹接力创造了“艺术学”这门新学科，相继提出“艺术认识价值”“艺术科学”“艺术多层结构”“艺术价值”等若干标识性概念，引领了后世艺术学的发展潮流。这些概念之所以具备标识性价值，不仅因其原创，更因其产生了统摄整个体系、定义学科范式、彰显文化主体性的作用。
三、当前我国人文学科中的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习近平总书记在10年前发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的号召，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要求“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又在2022年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出原创性理论”和“提炼标识性概念”显然可列入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任务之中。
从理论上认识原创性概念和标志性概念及其同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关系，是当前人文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必要前提。鉴于我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尚在探讨之中，见仁见智在所难免，这里只是从个人理解角度谈点粗浅看法。
知识及知识体系建构在人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有论者指出，如果“将人类看成是某种生物学意义上的信息处理器”，那么，正是知识以及知识体系可以充当“一个在充满敌意的世界里能够与环境进行交往并生存下去的智能机”。 由此看来，知识是“使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从事复杂高深思考的能力”，这样的“知识有其目的，它旨在帮助我们在世界中生存。我们运用我们的知识决定怎样行动，而合乎理性的认知包括在行动决策中所涉及的认知过程”。要让知识真正承担起“帮助我们在世界中生存”的重任，就需要建构起独立、完整、成熟的自主知识体系。而在这种自主知识体系中，基本概念体系中的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具有不容置疑的重要性。
原创性概念，总是指向自无而有的新概念的生成，是概念的原始创新形态。这个意义上的原创性概念有以下特征。一是指语词始言性，即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新语词形式。《周易·系辞上》有“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强调不断革新和日日创造是最高德行，而不断生成变化则是易的本质。这可以视为中华文明体系在原创领域的总纲。刘勰《文心雕龙》有“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 之句，肯定屈原在继承经典精神基础上自己创造出“伟辞”，自成一家。清代文论家叶燮说的“人未尝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正是以“始言”而突出语言首创的重要性。二是指知识新组合，即依托已有知识基础而组合成新知识。原创性不等于凭空创造，而是在前人知识成就基础上的新组合。清代画论家方薰《山静居诗话》：“诗固病在窠臼，然须知推陈出新，不至流入下劣”。这里以“推陈出新”指出了从已有创作中推出新创造的重要性。经济学家熊彼特把“发展”“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并指出其中包含新产品、新生产方法、新市场、新的供应来源和新组织。这种“创新”实际上指向“现有的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三是指知识生产新导向，即可以导向新概念体系乃至新知识体系的创生。原创性概念的功能突出地表现在要为未来新知识的生成或生产展示新的导向，导引出未来知识创新的方向和途径。原创性概念的出现，往往不是约定俗成的，而是依赖于富有原创气质的杰出个人的首创。
同原创性概念在基本概念体系中具有语词始言性、知识新组合和知识生产新导向等功能，并且传达出基本概念体系即将变迁和发展的新信号相比，标识性概念指向业已实现变迁和新发展的、得到学术共同体成员认同的、具有鲜明表征意义的基本概念。标识性概念，在基本概念体系中是继原创性概念之后出现的具有显著的知识身份标识、知识范式表征和知识运行规范的一整套基本概念体系。列宁指出：“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梯级，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 这里的“范畴”作为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时的“梯级”和“网上纽结”，正可以用来认识标识性概念的功能。标识性概念为重构人类知识之网提供核心依据，为未来知识编织提供新的逻辑起点。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指出：“科学革命就是科学家据以观察世界的概念网络的变更。” 这种“概念网络的变更”正代表旧有“范式”的变更和新“范式”的创立。这样的“范式既是科学家观察自然的向导，也是他们从事研究的依据。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接纳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因此，接受新范式，常常需要重新定义相应的科学。” 在他看来，科学革命的核心正是范式转换。而新范式的确立往往体现为一整套标识性概念的提出和制订。由标识性概念组成的“范式改变的确使科学家对他们研究所及的世界的看法变了”。简要归纳，标识性概念应当包含下列要点：一是知识身份标识，即一种新知识体系的鲜明的身份印记，让人一看见它就立即想到某种新知识体系；二是知识体系的核心范式，即一种新知识体系具有的由学术共同体成员认同和遵循的骨架和基石；三是知识运行的规范，即一种新知识体系的实施规范或执行程序。同原创性概念的创生依赖于杰出个人的首创相比，标识性概念则总是要从原创性概念中进行选择、提取和实施辩证转化，最终达成特定学术共同体成员的公共认同。
简要地说，在一种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概念体系中，原创性概念属于首创的、新组合的、导向性的概念，展现该种自主知识体系的独特个性；标识性概念属于其中的身份印记、核心范式和运行规范，凸显该种自主知识体系话语范式的权威性。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之间的关系，大约相当于独特个性与这种独特个性已被学术共同体承认之间的关系。一块红布当其放在桌子上时，还只是相当于一个原创性概念；但一旦这块红布被固定到旗杆和基座上而成为可以引领众人的旗帜时，那这面旗帜就有了标识性概念的功能了。原创性概念如那块红布本身，标识性概念则如那块红布获得旗杆及基座而成为旗帜，它们合起来组成基本概念体系，共同推动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不过，历史地看，原创性概念作为个人首创行为的结果，一旦生成就需要接受客观学术环境的检验、汰洗或筛选。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 一种原创性概念能否真的通向“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必然要历经现实社会实践的严肃检验。库恩认识到，科学家要愿意接受“新的候选范式”，取决于满足“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一是“新范式必须看来能解决一些用其他方式难以解决的著名的和广为人知的问题”，二是“必须能保留大部分科学通过旧范式所获取的具体解题能力”。 这表明，概念的原创性强弱在于引发“范式转换”的程度。多数新概念会被证伪或遗忘，而只有极少数能成为新范式的核心。这意味着，原创性概念一经提出，就会处在被接受、遗忘或拒绝等诸多可能性之中，也就是具有间性品格：要么不曾被人留意就随风而逝，要么虽曾受到关注但终究被淘汰，要么被人们接受并升级为具有“范式转换”价值的标识性概念而传世。由此看来，原创性概念是否真正具备学术原创力及导引价值，根本上取决于当时和后世的人们基于自身历史境遇中的社会实践的合理筛选和文化语境中的学术选择。正像鲁迅说“伟大也要有人懂” 一样，原创性概念要想被接受甚至提升为权威的标识性概念，依赖于人们的理解、认同和珍视。只有通过人们的理解、认同和珍视，这种带有间性品格的语词首创才有可能通过辩证转化过程而升级为真正的标识性概念。
四、从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看当前中国艺术学发展
就中国艺术学来说，鲜明的原创性概念与基础性标识性概念互为支撑，辩证统一，共同构筑起中国古代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如果可以从当代视角作溯源式追究的话）。其原创性概念，如“气韵生动”“风骨”“逸品”“妙悟”“逸笔草草”等，代表对于旧的标识性概念体系的率先突破，旨在引向新的标识性概念体系的创新和建立。其标识性概念，如“道”“气”“和”“神”“妙”“自然”等，代表中国艺术学体系的骨架和核心，界定中国艺术学的内核、底色及基本范式，为艺术学研究者提供共通的理论构架和价值标尺，是艺术学创新的前提与依托。如果脱离此类标识性概念，中国艺术学便失去区别于西方艺术学的身份标识和权威范式。简言之，原创性概念为标识性概念确立发展方向，标识性概念则为原创性概念提供生长、繁衍和实施变革的骨架和平台，两者相辅相成，既守住中国艺术学的精神内核，又推动其不断求新求变。
近现代以来的中国艺术学，在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建设上有过积极开拓，也经历曲折，同时留下经验和教训，这些都需要认真总结。
第一，中国艺术学的积极开拓表现为倾力引进西方学术概念。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蔡元培、陈独秀、宗白华、朱光潜等在引进西方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方面态度坚决，有力推进了中国艺术学的基本概念体系建设。王国维的论文《红楼梦评论》（1904）大胆引进和阐述来自西方的“美术”“美”“美学”“无利害”“艺术之美”“美学上之价值”“悲剧”等标识性概念，促使它们随后直接地和长时间地充当中国艺术学的权威标识性概念。再如陈独秀和鲁迅分别率先引进“现实主义”（1915）和“典型”（1921）概念，这两个相关的标识性概念在后来都逐渐地被视为中国现代艺术学的权威标识性概念，其影响力至今不衰。
第二，中国艺术学经历曲折。外来标识性概念的倾力引进，诚然有助于开启中国现代艺术学建设征程，但如果一味地“照搬”而不顾“中国国情”，就必然会承受自身文化主体性弱化乃至丧失的严峻后果。这种严峻后果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抑制了中国古典艺术学传统的现代转化进程，另一方面是因此而推迟和延误了中国现代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步伐。
第三，回头全面衡量，上述开拓和曲折为今天我们从事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留下了值得重视的经验和教训。这集中地体现在，我们虽然在引进西方标识性概念和创造自身的原创性概念上都曾经有过大胆建树，但由于长期自身主体性伸张不力，未能及时将西方标识性概念和我们自身创造的原创性概念转化成为权威的和可以向外展示我们的文化主体性的标识性概念。毛泽东在1941年就过去20年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用了“何等肤浅，何等贫乏”这八个字去反思，并且还对当时流行的“言必称希腊”和数典忘祖弊端提出批评：“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 这些论述有助于当前我们反思中国艺术学曾经有过的长于引进而短于原创和转化的深刻经验与教训。
具体地说，这些深刻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去认识。一是较多地引进西方标识性概念，而缺少将其“中国化”的途径，以及实施中国古典知识体系现代传承和转化的途径。二是在引进西方标识性概念后，虽曾有过质疑和自省，但终究游移不定。王国维引进和运用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等的标识性概念后不久，就敏锐地发现用其阐释中国古典诗词时遭遇困窘。宗白华早期热情引进西方“美”和“美学”等标识性概念，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意识到中国固有的“文”才是中国美学的中心概念，到临终前又重新回到“美”这个西方概念上。王、宗两人都曾发生过在外来标识性概念与中国自身学术体系之间游移的情形。 三是即使提出过原创性概念，但也很少能推广为通行于国内乃至国际的中国艺术学标识性概念。王国维的“古雅”，宗白华的“散步美学”“晋人的美”，朱光潜的“物甲/物乙”“美是主客观统一”，李泽厚的“积淀”“情本体”“情理结构”等，都曾引发过关注，但都未能升华为具备范式型权威的中国艺术学标识性概念。四是现代艺术学家的上述引进、质疑和游移以及原创性概念探索，其实都可以成为当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有益启迪，因为它们可以在我们尝试找到正确的方位和路径时起到珍贵的“图鉴”作用。例如“美是典型”（蔡仪）、“实践美学”（李泽厚）、“美在意象”（叶朗）、“文艺美学”（胡经之）等，都可以视为在外来引进和借鉴基础上通过创造性提炼熔铸而成的新概念，包含各自不容置疑的原创性品质。我们今天可以携带这些宝贵启迪，踏上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新旅程。
近十年来，中国艺术学已经发生了显著而深刻的转变，其核心在于深刻领会“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精神实质，从被动接受和仿照西方艺术学转向立足中国主体性和当代文化发展需求，依托传统并面向时代，着力建构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推进艺术学主体性建构和艺术发展当代性的统一。通向未来的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应当注重下列方面。一是推进从理论跟从向话语自主的转变，告别西方艺术学的“以西释中”偏向，转向“以中释中”和“中西互鉴”，由此强化中国艺术学主体性立场。二是重视从概念单向移植向跨文化双向对话和中外文明互鉴背景下的概念体系建构及其制度性夯实转变，进而以中国学术体系为根基，面向当代实践场域，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引向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话语体系的生成和完善。三是寻求从被动阐释向主动建构的价值立场转变，让艺术理论不再仅仅成为西方理论注脚，而是直面中国现实，回应时代之问，服务文化强国建设。四是在百余年来艺术学实践基础上实施原创性概念的新创，标识性概念的研究、评估和确认，进而向国内外推广有着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印记的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
当代中国艺术学界一直致力于概括和总结自身自主知识体系赖以建构的标识性概念并探索新的原创性概念。例如，一些学者在著述中思考中国艺术学概念体系、中国古典艺术概念或范畴体系、中国艺术史学范畴等，由此朝向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方向迈进。还有学者提出了带有原创性意义的新概念，如“中国远古之美”（张法）、“生命超越美学”（朱良志）、“可视的艺术史”（李军）等。还应当进而考虑，如何在现代学科制度基础上激活古典“四部之学”传统中具有活力的成分，推进现代艺术学学科制度同古典“文心”传统相结合，建设以“文心艺术学”为基本构架的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对于当代艺术学基本概念体系建设的新成果，应当及时总结、筛选和提炼，把它们同以往艺术学者在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领域的创造予以会通，一同纳入当今世界多元文明中的艺术学对话语境，再通过辩证转化过程，向着打造作为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的目标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