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提炼标识性概念，对中国现代化实践进行创新性学理阐释。美好生活的中国表达，展开为独特的中国话语、中国叙事、中国方案，适应于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学理阐释的知识需要。美好生活的中国话语，是解释性与规范性相统一的话语，是批判性与建构性相统一的话语，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话语，是自发性与自觉性相统一的话语。美好生活的中国叙事，在人与物、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中国与世界等不同关系层面，分别展开为美好生活的共同富裕叙事、自由发展叙事、社会团结叙事、和谐共生叙事、命运与共叙事，形成了一套严整的叙事体系。美好生活的中国方案，是将党的领导制度优势转化为创造美好生活效能的治理方案，是以“两个结合”为内核赋能美好生活的文化方案，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驱动美好生活的文明方案。美好生活的中国表达，不仅具有中国意义，更具有世界历史意涵。
关键词：美好生活；美好社会；中国话语；中国叙事；中国方案
作为贯穿人类伦理思想发展的元命题之一，美好生活是对幸福本质的探究、存在意义的追问与价值理想的探寻。而美好生活作为标识性概念和学理性范畴的出场，源自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可以说，美好生活是兼具历史延续性与时代创新性的表达方式。其“新”之彰显，体现为该概念作为阐释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核心政治话语被明确提出；其“旧”之底蕴，则植根于人类文明的历史纵深，贯穿古今中外文明进程的永恒价值追求。以往传统语境中对美好生活的探索多停留在思辨层面的哲学推演，或局限于抽象化的“应然”价值期许，新时代语境中的美好生活不是悬浮于彼岸世界的理念构想，而是中国道路在百余年实践中不断推进、在时代演进中逐步生成的历史产物。它将“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有机统一起来，并进一步成为贯穿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的话语范畴，形成了独特的中国表达。然而，这一表达不是孤立的价值主张，而是通过中国话语、中国叙事与中国方案的有机协同才得以完整表达的。中国话语作为理论内核，对美好生活的本质内涵、价值取向与核心原则进行学理性凝练，构成了整个体系的逻辑起点与理论依据；中国叙事作为中介载体，将抽象的理论话语转化为具体的实践场景、历史脉络与现实案例，搭建起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沟通桥梁；中国方案作为实践落脚点，是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的现实结晶，为“如何实现美好生活”这一人类共同命题提供了现实路径与制度设计，通过“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的追求，进一步凸显生发于中国的“美好生活”对全人类生活的普遍意义。三者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共同串联起美好生活中国表达的理论逻辑、价值逻辑与实践逻辑，既适应于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学理阐释的知识需要，又生动诠释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回应人类共同关切中的独特贡献。
一、美好生活的中国话语
话语是思想、理论的外显层，中国话语是中国理论、中国方案的外化体现。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是一个严整的有机统一整体，既包含不同现代化建设领域当中的具体话语和具象叙事，也包含贯穿于不同话语和叙事之中的价值线索。
（一）美好生活的中国话语，是一种解释性与规范性相统一的话语
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中，解释性话语和规范性话语是两种基本的话语类型，具有不同的话语属性和话语功能。其中，解释性话语指的是对于客观存在的描述，侧重“实然”层面的叙述；规范性话语指的是对于理想状态的勾勒，侧重“应然”层面的指引。从话语属性来看，美好生活既是描述当代中国人生活状态、生活方式的解释性话语，又是反映当代中国人生活理想、生活愿景的规范性话语。
美好生活的中国话语，是对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作出系统分析的解释性话语，回答着“何以美好生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从时间维度来看，美好生活是基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提出的，是一个历史进阶性的话语，其相较于小康生活等话语，则具有历史发展性和逻辑递进性。从空间维度来看，美好生活的形成与实现有其空间规定。对于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来说，由于地域、领域等的差异，作为最大“集体”的人民，其内部的具体生活状态也呈现出差异。
美好生活的中国话语，是对当代中国人生活理想和生活愿景作出科学展望的规范性话语，回答着“何谓美好生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美好生活话语的规范性更鲜明地彰显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中，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当中的伦理规范、价值规范，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价值导向、价值诉求，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统一的价值遵循。
（二）美好生活的中国话语，是一种批判性与建构性相统一的话语
美好生活的中国话语，带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在建构性维度和批判性维度有机统一。批判性是建构性的前提，建构性是批判性的要求，两者最终指向“建构式批判”。
美好生活中国话语的批判性维度指向对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人之生活状态的历史性反思。从历时性视角来看，西方现代化在推进过程中陷入了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集中呈现为“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二律背反、“物的世界的增殖”与“人的世界的贬值”的悖论的历史境遇。囿于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与资本逻辑的内在限制，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享受美好生活，而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出卖自身劳动力、无法享有美好生活。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美好生活话语注定具有局限性与排他性，缺乏真实性、广泛性与普惠性。而新时代美好生活的中国话语，注入了社会主义的实质性意涵、实体性内容，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对人之生活状态的历史桎梏，使美好生活话语从抽象的价值理念走向具体的实践追求。从共时性维度来看，美好生活的中国话语植根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语境，在立足中国发展实际的同时，以全球视野回应人类共同关切。
美好生活中国话语的建构性维度，是以历史发展为基础的创造性建构，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原有生活方式的逻辑延伸与创新发展。美好生活的话语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任意选择的，而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逻辑而形成的。小康生活关注的是基本温饱需求、基本文化需求、基本教育医疗需求的满足，美好生活关注的是更高层次的物质文化需求、多样化高品质的生活需求等。美好生活话语的建构性维度，是在把握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基础上提出的，因而也是内嵌着规律性维度的话语表达。从价值哲学的角度来看，美好生活具有深层的价值论意涵，其不仅仅是表层维度的话语建构、概念结构，更包含着内在的价值建构、伦理建构。
（三）美好生活的中国话语，是一种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话语
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演进，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没有民族性的坚实根基，世界性便会沦为空洞的抽象；而缺乏世界性的广阔视野，民族性也难以获得更广泛的价值认同与更持久的发展。中国话语只有主动拓展世界性维度，将民族性特质与世界性关切相衔接，才能在全球文明对话与发展实践中彰显独特价值贡献，实现民族话语的更新与世界意义的彰显。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阐释性理论与价值性表达，这一话语本质上是对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民生活形态演进的话语凝练，内蕴着鲜明的民族特色与本土逻辑。一方面，它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天下大同”“天人合一”的文明基因，赋予话语以深厚的历史连续性与文化认同感。另一方面，它立足中国具体国情与发展阶段，回应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诉求，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表达。
美好生活的中国话语，同时是面向全球、回应人类共同关切的全球性话语。从价值内核来看，美好生活的中国话语所表达的价值理念，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一脉相承，涵盖了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话语逻辑来看，美好生活的中国话语摒弃了“西方中心论”的霸权叙事与单一模式输出逻辑，倡导“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交流互鉴文明观，将“中国之中国”与“世界之中国”统一起来，在相互尊重、平等对话中凝聚起人类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合力。
（四）美好生活的中国话语，是一种自发性与自觉性相统一的话语
自发性是指源于个体或群体实践体验的、非系统性的本能诉求与自然流露，它基于现实生活的直接感受而产生，是话语形成的民生根基。而自觉性则是指特定主体基于对客观规律的把握，对零散诉求进行主动提炼、系统整合与理论引领的理性活动。带有“自发性”的美好生活追求与形成“自觉性”的美好生活理性意识具有内在关联，前者是后者的来源，后者是前者的升华。
美好生活中国话语的自发性，源于人民群众对更优生活状态的天然追求，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这种需要的发展正是自发性演进的动力。从表现形式来看，美好生活没有标准答案，是基于客观物质基础、现实生活条件之上的自发建构和主体认识。个体基于自身的生命体验、生活背景来表达和诠释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产生感性、碎片、直观的个性化话语。这些话语虽未形成系统体系，却精准承载着个体对美好生活最朴素、最真实的认知，为美好生活的中国话语及其叙事的形成注入多维意涵。
美好生活中国话语的自觉性，则体现为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导下，对人民诉求的主动回应与理论升华，有计划、有目的地将无数差异化、个性化的美好生活话语表达进行有机加总，提炼为完整的话语体系。自觉性的核心价值在于将分散的自发诉求凝聚为共同的奋斗共识，为广大人民群众对创造当前历史条件下的美好生活提供共同奋斗的认识基础、观念基础，继而形成创造美好生活的历史合力。其核心要义在于精准切中当代中国人民生活的根本需要，并深度契合当代中国生活方式演变的内在逻辑与根本趋势。正是这种扎根规律、回应本质的自觉建构，让美好生活话语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高频词和关键词。
二、美好生活的中国叙事
叙事是将特定事物或对象表达为有逻辑、有意义、有特色的故事。话语是叙事的枢纽，也是叙事的基础，影响着叙事建构的方向。美好生活的中国话语绝非悬浮的抽象概念或口号，而是进一步展开、表达为美好生活的中国叙事。由于美好生活的实践本身兼具丰富性、层次性与多样性，要从“关系”层面入手，从人与物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层面理解美好生活的中国叙事。
（一）人与物的关系层面：美好生活的共同富裕叙事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美好生活，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其在人与物关系上的核心诉求，必然指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美好生活的中国叙事中，共同富裕叙事居于基础层次。美好生活的共同富裕叙事，体现出当代中国的美好生活是属于14亿多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是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美好生活，而不论地域、领域、民族、身份等具体条件。
美好生活的共同富裕叙事，是对西方“福利主义”及其衍生的“养懒汉”困境的批判性超越。“养懒汉”陷阱，指的是由于福利保障过高导致个体对福利的过度依赖，抑制了个体工作的积极性。共同富裕的中国叙事，既要推动社会福利更好实现，又要避免类似陷阱。共同富裕不会凭空产生，也不能一蹴而就，“共同富裕既要依靠广大劳动者来实现，又要体现到广大劳动者身上”。这种“共建”与“共享”的统一，让美好生活的共同富裕叙事实现了社会发展进步与社会生活变迁的深度契合。
美好生活的共同富裕叙事，从生产和分配等方面着力，不断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共同富裕美好生活的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进程。从生产领域看，共同富裕的中国叙事，强调要通过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奠定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从分配领域看，共同富裕的中国叙事，强调初次分配将效率与公平统一起来，再分配发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功能，三次分配形成公益慈善的文化氛围。共同富裕的中国叙事，既关注生产，又关注分配，从更为根本、更为系统的视角来推动共同富裕美好生活的实现。
（二）人与自身的关系层面：美好生活的自由发展叙事
马克思提出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概念，是最高社会理想，也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价值目标，更是达成马克思所言的“第三个阶段”这一远景目标的方式和途径。当前社会正处于从“物的依赖性”向“自由个性”转型的历史阶段。这一转型意味着，随着物质生产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摆脱了对物质财富的单一依附，开始将精神充盈、潜能释放、价值实现作为美好生活的核心追求。
从人与自身的关系来看，美好生活的自由发展叙事，不是局限于主观精神领域的自由感受，而是要在现实的物质生产、具体的日常生活中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其一，是劳动本质的回归与超越。人的创造性活动、对象化劳动，不断成为使自身全面发展的手段，从而实现对“物的依赖性”条件下劳动仅为谋生手段的超越。其二，是自我认知的深化与跃升。人在创造性活动的过程中，不断打破认知边界与能力局限，不断朝向更高水平的自我实现，不断提升自由全面发展程度。其三，是个性价值的充分释放。自由发展不仅是需要的更丰富满足，还是能力的更全面提升，更是个性的更充分表达。一言以蔽之，美好生活的自由发展叙事，关涉人与自身关系的历史性调适，是人的自我认识、自我创造、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的有机统一，是自由发展、全面发展、个性发展的有机统一。
（三）人与人的关系层面：美好生活的社会团结叙事
社会团结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交往关系的内在要求与应然状态。在美好生活的中国叙事中，社会团结叙事关涉人们在创造美好生活的进程中达到社会有机团结的状态，让人们在命运与共的联结中成为团结奋斗的共同体。
美好生活的社会团结叙事，是个体生活理想与社会发展图景有机联结起来的生活叙事。社会团结的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同主体对于生活愿景的勾勒、生活实践的推动是维系社会团结的认知和实践基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既为美好生活创造提供了战略机遇，也带来了诸多风险挑战。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将斗争与团结统一起来，斗争是破解阻碍的手段，团结是凝聚力量的支撑，在斗争中实现更高水平的团结。美好生活的社会团结叙事，要凝聚起全社会对于美好生活的思想共识、价值共识、道德共识，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激发社会活力，从而创造出合乎社会主义发展条件的高品质美好生活。
美好生活的社会团结叙事，落脚点在于凝聚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力量。这一叙事的核心逻辑在于将个体的美好生活与集体的美好生活紧密联结为一体。习近平提出要“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引导不同地域、不同领域、不同背景的“现实的个人”朝着创造共同美好生活的方向努力奋斗。美好生活的社会团结叙事，是同自由发展叙事等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强行要求生活的整齐划一，而是在尊重差异性的基础上追求社会团结、创造美好生活，实现更高层次的有机团结。
（四）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美好生活的和谐共生叙事
美好生活具有空间向度，即人们总是居住在一定的生活环境之中，其美好生活的感性体验、理性认识也同空间的呈现形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美好生活不是人类去“征服”自然、“控制”自然，而是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视角，超越人与自然关系的零和思维，找到一条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支撑美好生活的理论范式和实践进路。
美好生活的和谐共生叙事，是一种以绿色生活为核心的生活范式重构。绿色决定着美好生活的成色。绿色生活并不是美好生活发展的高级阶段才出现的新命题，其本身构成了美好生活的重要基础。绿色生活就体现着同生命健康需要相适应、相匹配的生活状态。人们对于绿色生活的需要和向往，反过来也倒逼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与美好生活绿色演变也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逐步紧密地结合起来。美好生活的和谐共生叙事，蕴含着人对于美好生活最朴素、最真切的追求，其关联着“诗意栖居”等更高品质的生活追求。美好生活要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联结中找到心灵契合、意义联结、自然节奏，特别是在社会高速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从自然中感知生命的律动，可以获得心灵的力量，唤起更为深层次的生命体验，能够为美好生活增添更为厚重的成色。
（五）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层面：美好生活的命运与共叙事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的发展环境中实现自身的美好生活。美好生活需要全球协作，需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场域中展开。在百年变局当中，中国以美好生活话语、叙事及其实践彰显着胸怀天下的价值立场，其所倡导的开放合作理念，为世界现代化进程注入了确定性和积极能量。
美好生活的命运与共叙事，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内核的创造共同美好生活的叙事。中国正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构建，创造一种更加公正的全球治理方式，推动构建世界各国人民美好生活创造的新范式。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生态危机，供应链、金融等经济风险，恐怖主义、公共卫生危机等生物安全风险，都是世界范围内影响美好生活创造的现实挑战。仅靠少数国家决定应对全球挑战的方案，必然是不公正、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行、不可靠、难以实际操作的。美好生活的命运与共叙事，就是强调在应对全球挑战中不断推进各国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程度。
美好生活的命运与共叙事，是对一些国家出现的狭隘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超越，是对“赢者通吃”霸权逻辑的超越，是对过度关注“短期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的矫正。美好生活的命运与共叙事，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内核，推动世界各国在21世纪紧密相连的世界历史条件下，找到共同繁荣、彼此尊重、彼此成就的崭新进路，找到消除绝对贫困、增进共同福祉、推动公平正义的美好生活新路。
三、美好生活的中国方案
从美好生活的中国话语，到美好生活的中国叙事，再上升到美好生活的中国方案，展现出美好生活中国表达从理念到实践、从碎片到系统的逻辑递进。美好生活的中国方案，是一种融汇治理、文化、文明的系统性方案，体现着独特的思维方式与实践取径。美好生活的中国方案，是蕴含在美好生活中国话语、中国叙事背后的深层意涵，也就是体现在美好生活中国表达之中的“道”，彰显了美好生活中国表达的独创性。
（一）美好生活的中国方案，是将党的领导制度优势转化为创造美好生活效能的治理方案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美好生活中国方案的根本。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政党在创造美好生活中应当扮演重要角色。实现美好生活是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难题。政党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发挥的作用，与政党目的、政党能力直接关联。正是因为目的与能力的统一，中国共产党拥有强大能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党的领导制度优势是一个系统整体、有机体系，为美好生活的创造提供全方位、深层次的制度支撑。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优势，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体现在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从实然层面来看，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能够在不同现代化建设领域中不折不扣地落实创造美好生活的实践要求。这就确保了创造美好生活实践过程的整体性、连续性、发展性，保障了创造美好生活实践的组织性、执行力、整合力。由此，中国共产党得以破除阻碍创造美好生活的复杂因素，有力应对推进创造美好生活过程中的各类风险挑战，不断破解美好生活的治理难题。从应然层面来看，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能够不断勾勒出美好生活的新途径、找到美好生活的新进路。美好生活蓝图的规划能力、供给能力，是政党能力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彼此衔接的发展规划，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制定了实现美好生活的“路线图”和“施工图”，渐进推动美好生活的探索。国家“十五五”规划在推进美好生活的实践中展开了进一步、深层次的历史探索。美好生活的中国方案，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和创造现代生活的深层智慧。
（二）美好生活的中国方案，是以“两个结合”为内核赋能美好生活的文化方案
习近平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美好生活的中国方案，作为中国特色的文化表达与实践智慧结晶，实质上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形成的系统性文化方案。
美好生活的中国方案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其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揭示出的历史规律性因素、中国具体实际所蕴含的实践性因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因素融汇到美好生活创造及其表达之中。从理论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赋予美好生活以“理论魂脉”，回答了“美好生活如何创造、为谁创造”的核心问题。作为以“人类解放”为终极追求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将“人”置于历史主体地位，这一思想投射到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实践中，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转化为“物质富裕、政治清明、精神富足、社会安定、生态宜人”的全面发展图景。这一图景回应了人民的多层次需求，也让现代化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的福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美好生活以“文化根脉”，回答了“美好生活应呈现何种底色”的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的民生理念呼应着人民对幸福的向往，“和合共生”的处世智慧塑造着和谐的社会生态，“修身立德”的人格追求丰富着精神生活的内涵。由此可见，“两个结合”赋予美好生活以文化智慧，激活了创造美好生活的文化基因，坚决冲破文化复古的桎梏，避免因一味守旧导致美好生活建设停滞不前，构建起涵盖物质文化、政治文化、精神文化、社会文化、生态文化的多元体系，呈现出更为系统、更加辩证、更具新意的表达方式。
（三）美好生活的中国方案，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驱动美好生活的文明方案
美好生活的问题，不仅是生活选择的问题，更是道路选择的问题。现代生活与现代文明的建构是内在关联的，现代文明建构的根基就在于现代生活样式的呈现上，现代生活是现代文明的具象表达与实践场域。美好生活是对中国现代生活方式的整体性表达。美好生活的中国方案，既是一种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选择方案，也是一种发展现代生活所蕴含的文明发展方案。
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也关联着历史悠久和规模庞大的文明，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的历史母体会直接塑造现代生活方式。习近平指出：“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统一，是美好生活逻辑范式的重构，是美好生活方案的崭新选择。美好生活的文明方案，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方案，是将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置于现代文明发展的核心位置，同时协调好人与物、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中国与世界等不同层面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上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
以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为驱动，以道路维度的创新性与文明形态的突破性形成内在合力，推动着生活方式、价值追求与生存状态的系统性革新。新道路、新文明与新生活实现了有机联结。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生命体。在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进程中，美好生活将发展为更丰富的中国表达，为全球南方国家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找到适合自身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提供新的借鉴和启示，为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实践证成。
本文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26年第6期【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