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的核心使命。然而，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复杂性挑战，如何基于扎根乡土的系统性社会调查，超越碎片化的经验归纳，对本土现代化的多重路径与动力机制作出中层理论概括，仍是长期难题。“中国乡村社会大调查”(CRSS)以县域为关键分析单元，将国家资源配置逻辑与乡村社会行动动力纳入同一框架；以要素禀赋为基础建构村庄类型学，使因地制宜获得了可比较的分类依据；以多来源的材料的数智化管理与调查实验设计，提升混合研究的可复核性与解释检验能力。依托大规模、可追溯的社会调查，将田野材料提炼为可检验的概念体系与理论命题，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方法与路径。

关键词：社会调查/ 乡村社会/ 中国乡村社会大调查/ 中国自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

作者简介：谢寿光，云南大学特聘教授；郭茂灿，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云南 昆明 650500)。

原文出处：《思想战线》(昆明)2026年第1期 第71-82页

标题注释：云南大学新一轮双一流建设重大项目“中国乡村社会大调查(CRSS)”阶段性成果。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①中国的社会学历经百年风雨，已初步形成有自身特点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尤其在小城镇发展、家庭结构变迁、乡镇企业崛起、区域发展模式、经济社会和城乡协调发展、当代阶级阶层结构、社会结构转型、全面小康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新社会治理等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上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在提炼本土性理论概念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支撑，并形成了注重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的“中国风格”。②然而，如何将这一深厚的田野传统进一步转化为具有原创性解释力的概念体系与中层理论增量，以回应中国式现代化的需求，仍是当代中国社会学亟待突破的核心议题。

面对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立足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社会学田野调查，依旧是贯通社会事实与国家战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关键。③纵观学科百年的发展历程，从中国学者把自己的学术生命同乡村紧密结合起来，到改革开放后陆学艺等一批社会学学者对“三农”问题的持续关注，再到新时代围绕乡村振兴展开的社会学研究，其中扎根乡土、深耕田野的厚重历史清晰可见。换言之，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生产与延续，始终源于对乡村社会深入且细致的经验观察与学理阐释。在此意义上，社会调查不仅是获取材料的技术环节，更是把国家战略命题转化为可检验的社会学问题，并将经验事实提升为可对话的学理阐释的根本枢纽。

在这一学术脉络与时代需求的交汇处，“中国乡村社会大调查”的开展，可以被视为赓续本土研究传统并赋予其新时代内涵的标志性社会调查实践。该调查一方面深入解析以云南乡村为代表所反映出的现代化推进机制与结构性约束；另一方面力图从中国乡村社会的复杂现实中提炼具有本土解释力的概念、命题及中层理论框架，服务于中国自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构建。

一、何以认识乡村中国：社会调查与中国社会学百年探索

(一)中国社会学的早期抉择

历史维度是社会学研究的最根本结构元素之一，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体系必然受到中国社会学传统研究路径的影响。1918-1919年，葛学溥及其学生通过对广东“凤凰村”的考察，产出了《华南的乡村生活》一书，标志着社会学与人类学对中国村落田野调查的开端。④然而，早期国外学者的调研往往疏于理论提炼，且局限于村落内部而忽略外部关系。⑤直至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面对西方工业化理论与中国乡土性现实的张力，中国社会学催生了强烈的本土化自觉。李景汉的定县调查、费孝通的江村调查、陈达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调查、陶孟和的工人家庭和小学教员家庭生活费调查等一批标志性研究，开启了以社会调查理解中国困境、探寻救国道路的进程。⑥吴文藻提出“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⑦的社会学，费孝通强调“从实求知”⑧的原则，主张以中国本土社区为对象，围绕农村经济、土地问题、家庭变迁等紧迫现实议题展开调查。这一时期确立的社会调查传统，不仅积累了大量经验素材，更奠定了中国社会学扎根现实、服务国家的学科底色。

(二)“魁阁时代”的学术奠基：社区研究与类型比较法的确立

1938年，吴文藻教授组建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并担任系主任。同年，费孝通先生到云南大学工作。之后，吴文藻教授建立了与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由费孝通先生负责，专门从事农村社会的调查研究。1940年，为躲避日军轰炸，研究室迁到了呈贡魁阁，历时六年。而作为一座建筑，魁阁因一段学术佳话而闻名。在此期间，魁阁汇聚了费孝通、陶云逵、许烺光、张之毅、史国衡、田汝康、胡庆钧等一批年轻的学术精英，取得了丰硕的社会调查学术研究成果，开创了中国社会学史上著名的“魁阁时代”，⑨而“魁阁时代”的两个突出特征则是“情怀”和“田野”。⑩

费孝通先生到云南大学仅两周后，就到禄丰县大白厂村开展社会学调查，随后与张之毅、史国衡等人多次前往昆明、玉溪、大理等地进行田野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完成《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昆厂劳工》等一批调查报告。与此相呼应，许烺光基于1941-1943年在大理喜洲的社区研究，撰成《祖荫下：传统中国的亲属关系、人格和社会流动》，田汝康自1940年起在芒市那木寨展开宗教活动研究并写成《芒市边民的摆》。近年来，有学者系统梳理了“魁阁”时期费孝通先生与学术团队的研究计划及调查成果，(11)在此基础上指出，费孝通与他的同事们至少对云南的18个田野点(15个村镇、2个工厂、1个矿山)做了深度研究。概括而言，这一时期的调查点大体围绕两条交通动脉展开：一是滇缅公路沿线的禄丰—大理—芒市等地，二是滇越铁路沿线的呈贡—玉溪—路南等地。调查者以费孝通为核心，包括张之毅、许烺光、田汝康、胡庆钧、谷苞等人，形成了“村庄经济—手工业—劳工—边疆宗教/族群”等多主题并行的比较研究矩阵，从而在社区研究传统中确立了以类型比较为导向的经验路径。

魁阁学者们在云南展开的多点位、跨线路田野调查，不仅留下了一批可供反复校验的经验材料，也以问题导向的方式揭示了当时农村社会的关键结构性矛盾：例如土地制度安排所引致的资源配置困境、农村手工业在市场与战争冲击下的衰落，以及佃户化加深所带来的生计不稳定等。正因其兼具深描与可比较的结构线索，让这些成果为后来的中国农村改革与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至今仍是理解彼时社会变迁与推进社会学中国化的核心文献资源。需要强调的是，费孝通的关切并不止于对若干“点”的描述，他的目的是要全面了解中国社会，实现由点到面地了解中国农村，处理好从个别到一般的问题。(12)针对这个问题，费孝通给出了类型比较法，可以说，类型比较的理论方法是费孝通整个社区研究工作的核心指引。费孝通曾讲道：“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还可以说一直到八十年代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的研究，中间贯串着一条理论的线索。《云南三村》是处在这条线索的重要环节上，而且在应用类型比较的方法上也表现得最为清楚。”(13)此外，魁阁成员之间形成了共同为学术努力的信心和精神，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氛围。虽然“魁阁时代”尚未提出学术共同体的概念，但是费孝通曾写到，魁阁就是一个各学派的混合体，比如陶云逵经常参加魁阁的交流与讨论，费孝通在与陶云逵的交往中领会到了“反对”的建设性，陶云逵也成了费孝通的“畏友”。(14)

除了以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社区研究为代表的“魁阁”，同时期在昆明建立的还有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文庙”。“文庙”在陈达先生的带领下，基于严谨的科学精神，以实地调查和科学统计为主要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现代人口学的调查实证研究，对人口学、社会学的中国化和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在现代社会学、人口学的发展中也具有重要学术价值。(15)“文庙”与“魁阁”的工作看似殊途异路，实际上都寄托了从微观的一村一县、由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最终认识中国社会的期望。费孝通等人从事的社区研究，是从归纳类型入手，再进行类型之间的横向比较，而陈达等人的社会调查则侧重于纵向的历时性考察，是从一个静止的时刻到社会事实发展变化的全过程。(16)

(三)从“百县市调查”到新时代：大规模社会调查的延续与发展

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实施了“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这是一项全面系统的综合性调查，是继20世纪50年代的少数民族识别调查后的又一个大型调查项目，从全国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选定了100余个不同区域类型、不同发展程度，且具有代表性的市(县、区)作为调查对象，历时10年8个月，最终成果共105卷。陆学艺、何秉孟、谢寿光是这次调查总协调班子的核心成员，他们亲自带队参与调查，奔走于田间地头。“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记录了20世纪80-9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伟大变革，为中国的社会学研究积累了大量基础性的资料和数据。(17)

随着调查的深入，他们觉得仅进行县市调查，不可能完全了解中国国情。县市调查属于中观层次，需要用村落调查给予充实和完善，因为村庄的变迁是中国社会变迁中更为重要、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所以，那时即开始积极设计关于全国百村的调查。在百县市调查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对村庄的大型调查，可以对县市村形成系统的、全面的认识。“百村经济社会调查”可谓是“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的姊妹篇。由于调查对象不同及科研队伍的更新，“百村调查”在承继“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的一些好做法的同时，采用了一些新的调查方法和研究理念，更强调每个村庄的个性化价值，采用混合型调查研究方法，并吸纳了一些生态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两个调查在中国社会调查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具有重要的实践应用价值，特别是“百村调查”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对推动村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18)时至今日，“社会调查”依旧是中国社会学主要的研究方法，如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SS)、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GSS)、北京大学的“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等。

尽管中国社会学拥有深厚的调查传统，但在经验贡献向理论原创的转化过程中仍存在显著的逻辑断层。既有研究往往侧重于对政策效果的实证评估或对村落变迁的深描，缺乏对中国式现代化底层逻辑的系统性抽象。尤其是在处理超大规模社会的异质性与大一统治理的规范性之间的张力时，现有理论模型往往显得捉襟见肘。CRSS项目的理论目标正是要弥补这一缺陷：即如何在海量、多维的“厚数据”基础上，提炼出能够反映中国乡村变迁一般规律、并能与国际主流社会学理论进行平等对话的原创性概念体系。

二、当代实践：“中国乡村社会大调查”(CRSS)的探索与创新

前辈学人的社会调查旨在回应中国向何处去，而新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大调查”(CRSS)则直面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核心命题。项目立足于云南这一集多民族、边疆、欠发达特征于一体的独特样本，试图在新的历史方位上赓续田野传统。而一项系统性调查的使命不能止步于经验呈现，更须成为理论建构的起点，将深厚的感性材料转化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基石。(19)

(一)CRSS项目的缘起与目标

CRSS项目的发起，植根于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三个关键性宏大叙事：首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作为一个拥有超大规模人口和独特文明传统的国家，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有别于西方“乡村终结”(20)的模式，必须走城乡协调发展的路径。其次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实施。在完成脱贫攻坚的历史性任务后，巩固成果、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成为了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的重心，这为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乡村何以振兴、振兴之路何以中国化”的重大课题。最后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要求。特别是在云南这一民族构成最多、文化形态最为多元的边疆省份，如何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实现边疆的繁荣稳定与国家的长治久安，是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课题。正是在此背景下，云南大学于2023年初牵头发起了“中国乡村社会大调查”(CRSS)项目。

基于以上时代背景与问题意识，CRSS项目确立了三重学术愿景：其一，为国家战略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照。项目力求超越纯粹的知识描述，通过对乡村发展第一手材料的系统分析，深入揭示国家政策在地方的实践逻辑与生成机制，为差异化、分区性的乡村振兴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与实践样本。其二，推动“双一流”学科建设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创新。项目旨在赓续社会学悠久的魁阁学术传统，以重大现实问题为牵引，通过大规模实证研究产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概念与方法，为构建植根于中国土壤的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核心增量。其三，提炼并传播可推广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云南样本”。云南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独特缩影，其在处理民族关系、平衡生态与发展等方面的实践，对国内其他地区乃至全球发展中国家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CRSS项目的方法创新

CRSS项目在设计之初，就试图克服传统乡村研究中存在的碎片化与同质化问题，在方法上进行系统性创新。概括而言，这些创新并非技术层面的“加法”，而是旨在实现一种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生产逻辑：其一，将分析单元从“村落孤岛”推进到能够容纳政策过程与社会动力同场互动的县域系统；其二，通过潜类分析，把乡村异质性从经验描述提升为可生成、可检验的类型结构，为本土理论建构提供稳定的概念支点；其三，以混合研究与智能化平台整合“厚数据”与“大数据”，增强机制识别能力与证据链的可复核性。

第一，以县域视角重构分析单元，实现从“村落孤岛”到“制度中台”(21)的尺度转向。传统乡村研究多以单一村庄为案例，虽有深度但易缺乏时空拓展性，以至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22)为突破单个村落研究在呈现中国社会总体图景上的局限，社会学研究长期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推动研究单位的上移。(23)县作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承上启下、整合城乡资源的关键枢纽，是产业布局、公共服务供给、资源配置与政策落地的基本单元；在现实生活层面，人们的活动半径亦早已超越村庄和乡镇，县域逐渐成为其满足生产、交往、医疗与教育等需求的基本社会圈子。(24)

更重要的是，这一上移不仅是抽样尺度的扩张，更是在理论上把县域界定为连接国家治理逻辑与基层社会动力的“制度中台”：国家战略在此通过行政科层转化为可执行的资源配置逻辑，而乡村社会则借助社会资本与文化网络作出回应。由此，调查得以在同一分析框架下捕捉政策落地与社会内生动力的交汇机制，揭示一种可被经验检验的“嵌入式现代化”动力结构——现代化并非简单替代传统，而是在县域这一中介层面实现治理逻辑与乡土结构的耦合与再造。在执行层面，为确保县域视角的有效落实与结论的代表性，项目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综合考虑地理分布、经济发展水平、人口与民族构成、政策类型等指标，在全省范围内系统选取了42个具有高度代表性的样本县(市、区)。在数据收集上，县域层面采取混合方法：除标准化问卷外，还辅以对县级政府部门负责人、关键政策执行者的深度访谈，对官方文件、统计资料的梳理及专题座谈等质性手段，以获取政策实践与治理过程的机制性信息。

第二，项目基于潜类分析构建村庄类型学，实现科学分类。以往关于村庄类型的划分存在若干瓶颈，分类多为经验归纳所形成的现实类型，既非理想型，也非还原性模型，因此往往缺乏理论上的普遍性与逻辑完备性，在理论推衍与经验推广方面均有局限。此外，这种分类方法往往面临“同义反复”的逻辑陷阱，即以特定村庄经验为基础划分类型，再用类型来解释原初个案，难以建构具有一般解释力的类型学体系。(25)因此，调查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村庄分类理论框架，该框架整合了历史—社会结构视角、经济—发展路径视角以及空间—治理能力视角三重分析维度，利用CRSS数据库中涵盖的资源禀赋、产业特征、民族构成、地理区位、社会结构、治理能力、政策参与等维度丰富的综合信息，运用LCA模型进行拟合，确定最优模型，并进行了交叉验证，以确保结果的稳健性，最终精准识别出云南乡村场域中四种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和深刻社会学意涵的村庄类型：山区少数民族文化导向村、山区汉族文化导向村、坝区少数民族文化导向村和坝区汉族文化导向村。

在理论层面，这一方法的关键意义在于，把费孝通“类型比较法”所奠定的从个别认识一般的逻辑推进到可重复、可检验的统计建模框架：LCA使村庄异质性从“经验类型”升级为可生成的“结构类型”，从而为中国乡村研究确立了一种以本土经验定义演进逻辑的“分类主权”。也就是说，中国乡村不再仅是等待外部理论裁剪的经验材料，而是能够在自身数据结构与概念体系中生成可对话、可推衍的类型与机制；类型识别因此不止于“描述更精细”，而成为了连接统计稳健性与社会学解释力的概念装置。

第三，采用定性与定量深度融合的混合研究方法，链接宏观与微观。这一选择基于对传统单一研究范式局限性的深刻认识：以大规模问卷调查为代表的定量研究虽能有效获取标准化数据，揭示宏观格局与普遍性关联，从而保证研究的广度与可推广性，但往往难以捕捉社会过程的动态性、地方性知识的丰富性，以及行动者主观意义世界的细微差别；而以深度田野工作为代表的定性研究，尽管擅长提供深描式的、富有情境感的厚数据，揭示微观互动机制与复杂因果链条，却常因样本选择的非随机性、研究过程的主观性，以及分析结果的非标准化而面临代表性不足、透明度有限和结论难以有效推广的挑战。(26)因此，如何科学地整合定量之广与定性之深，实现优势互补与相互印证，成为提升大型社会调查质量与解释力的关键。

CRSS的混合研究实践贯穿于研究设计、抽样策略、数据收集与数据分析的全过程。在研究设计层面，项目根据研究问题和阶段采取了协同或递进的整合模式。在抽样策略上，既采用了多阶段概率抽样确保大规模问卷调查样本的统计代表性，又在定性点的选取上有意识地结合类型学研究结果，针对不同村庄类型、少数民族聚居特点、特定文化习俗区域或乡村振兴典型案例进行目标性抽样。在数据收集工具的运用上，村级问卷旨在系统收集反映村庄宏观背景、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组织运作等方面的结构化信息，户问卷则聚焦于家庭及个人层面的社会经济状况、生计策略、价值观念、政策感知等微观数据。而质性访谈与田野观察则深入探究问卷数据背后的具体情境、行动逻辑、地方性知识，以及那些难以量化的社会文化因素，弥补定量调查在过程性、机制性、意义性信息捕捉上的不足。数据分析阶段的整合包括：运用定量分析识别出宏观趋势、群体差异或关键影响因素，然后通过质性资料深入解读这些模式背后的社会机制、情境条件与行动者逻辑；或反之，将在定性研究中发现的典型案例、特殊机制或新兴概念，通过编码量化或针对性补充调查等方式，在更大样本范围内进行验证或测量，并运用联合展示等技术，将两类数据的结果并置呈现以进行综合解释。

第四，引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应用，构建“厚数据”与“大数据”整合分析的研究路径。为高效整合研究数据、助力研究成果的推进，CRSS项目将社会调查过程与数据库建设同步进行，并积极探索将传统的社会调查数据与“厚数据”“大数据”相结合的研究路径。项目为此专门建立了一个集“大数据”与“厚数据”于一体的综合性数据平台。其中，“厚数据”不仅包括问卷调查数据，还涵盖了田野访谈录音、官方数据、政策文件、实践案例、地理信息、照片、视频、村志等多样的文本与非文本数据；“大数据”则不仅包括了从多个数据源收集的量化数据，还包括了各类网络爬取数据。为了对这种多来源的异构数据进行深度挖掘，CRSS的专题数据库引入了人工智能系统架构，名为“社会科学数据分析与文本生成系统”(DATGS)的人工智能系统。

该系统设计的核心创新在于实现了智能混合分析与智能文本生成。首先，它能够将定量分析与质性分析进行整合性的混合研究分析，系统性地挖掘“厚数据”与“大数据”的潜力。其次，系统具备智能文本生成功能，研究者在明确研究问题与方法设定的前提下，可借助该系统对多来源的资料进行结构化整理与分析迭代，确保从经验事实到学理阐释的转化过程具备可复核性与可追溯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升报告与论文写作的迭代效率。

三、基于“中国乡村社会大调查”(CRSS)的总体分析

(一)村居样本：作为分析起点的结构异质性

任何旨在揭示中国式现代化普遍性规律的社会调查，都必须首先解析其在经验层面呈现的区域差异与内部异质性。通过对云南省42个区县的系统抽样，样本覆盖了全省近1/3的区县，在地理梯度、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结构上具有高度代表性。样本县不仅横跨了从国家级、省级帮扶县到非帮扶县的完整政策谱系，更是将边疆、民族、山区这三个理解中国复杂性的核心维度内嵌于研究设计之中。县域间核心的社会经济指标形成了鲜明对照，如人口规模相差近26倍，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4倍以上的落差，以及少数民族人口占比从2％到95％之间的广泛分布。由此揭示，中国乡村的现代化呈现为一个在不同区域板块上压缩进行且高度不均衡的进程，挑战了单一、线性的演化叙事。

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对348个样本村庄的深入考察，使我们得以从微观单元的结构性差异中，进一步辨析乡村分化的内在机理。村庄结构性差异的呈现，首先沿着地理空间与民族分布两个维度展开。CRSS数据显示，样本村庄近一半(45.40％)为山区村庄，同时，超过1/3(38.51％)的村庄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超过90％。二者的高度关联揭示了一种深刻的“族群—空间分层”模式：如表1所示，在县域层面，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越高的地区，其地理形态为山区的可能性也急剧增高。在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达到70％—99％的区县中，有高达85.71％的为山区县。这一格局是历史迁徙、国家治理与生态适应长期互动下形成的结构性产物。它深刻地塑造了不同类型村庄的资源禀赋、社会资本形态与发展路径依赖，使“山居”与“坝居”不仅成为地理分野，更成为社会经济机会结构分野的缩影。

这一基础性分层格局继而通过资源禀赋与基础设施的差异化配置，将不同村庄塑造成各异的发展类型。CRSS数据清晰地勾勒出两类理想典型的村庄发展形态(见表2)。其一是以坝区村庄为代表的“市场整合型”乡村。这类村庄凭借其优越的区位条件，更深地嵌入了以县城为节点的区域市场网络和国家基础设施体系中。数据显示，其县城可达性强，60.87％的村庄距县城15公里以内，在交通、通信等公共品供给上享有显著优势，其拥有公交站的比例高达82.35％，村内道路完全硬化的比例达91.30％。这种时空压缩效应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使其更容易承接外部资本与信息，土地的规模化流转也最为普遍，47.83％的村庄的土地流转比例超过30％。然而，这种发展模式的内在矛盾在于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日益稀缺，68.12％的村庄人均耕地不足1亩，迫使农户生计高度依赖非农就业与市场波动，呈现出典型的“半工半耕”或“去农化”特征。

其二是以山区和高寒山区村庄为代表的“劳力输出型”乡村。这些村庄在空间上处于现代化进程的边缘地带，普遍远离县城，对乡镇的依赖性更强。基础设施的滞后构成了其发展的结构性约束，并引发了更为严峻的人口“空心化”问题。如表3所示，在高寒山区中，仅有38.89％的村庄通达公交，而空心率超过20％的村庄的比例高达25.00％，远高于坝区。这在宏观层面引致了村庄社会再生产的危机，包括公共生活的衰落、社区共同体的解体，以及代际抚育与养老困境的凸显。因此，对于这类村庄而言，其面临的核心挑战已从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上升为事关社区存续的社会可持续性问题。

综上所述，CRSS村居样本的经验证据清晰地揭示了云南乡村至少沿着“市场整合”与“劳力输出”两条迥异的路径发生着深刻分化。这一由族群—空间格局所塑造的、以资源禀赋和基础设施差异为表征的结构性异质性，不仅构成了不同村庄差异化的发展逻辑，也为我们理解生活于其中的乡村行动者的生计策略与观念变迁，提供了关键的宏观背景。

(二)个人与家庭样本：生计、流动与观念的经验表征

在前述村庄结构性异质性的背景下，CRSS调查基于9230户家庭的个人数据，为我们提供了检视乡村行动者社会经济状况及其观念形态的微观证据。这些数据揭示了在宏观结构变迁中，个人与家庭在生计策略、社会流动与价值认同等方面的核心特征。

在家庭层面，以农业为基础、非农就业为重要补充的多元化生计模式已成为普遍形态。样本家庭的经济活动仍与土地利用紧密关联，84.26％的家庭从事种植或养殖等第一产业，显示出农业在维系家庭生计中的基础性作用。然而，家庭收入的构成状况表明，单纯的农业经营已不足以支撑家庭经济。如表3所示，工资性收入与经营性收入共同构成了家庭收入的主体，财产性与转移性收入占比较低。并且，41.30％的家庭已有成员通过外出务工或本地非农就业获取稳定的工资性收入。这种“兼业”模式是农户家庭应对市场风险、提升经济收益的理性选择。值得注意的是，样本中34.57％的家庭为脱贫户家庭，这一庞大群体的存在说明，巩固脱贫成果与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构成了当前乡村发展的核心议题，而多元化的生计策略正是其稳定家庭经济的关键机制。

在个人层面，大规模的跨地域流动与深刻的代际变迁是其最显著的特征。样本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08年，在人力资本积累相对有限的条件下，劳动力流动成为个体改变自身境遇、实现向上流动的主要渠道。数据显示，44.04％的农村居民有过跨县区的外出务工经历。这一现象的代际差异极为显著：在1960年以前出生的群体中，仅有20.79％的人曾跨县区务工，而在1990年以后出生的群体中，这一比例激增至62.18％。劳动力的跨区域大规模流动，已成为重塑乡村人口结构与家庭形态的核心动力。与此同时，个体收入水平也呈现出清晰的代际增长趋势，1990年以后出生的群体的月工资均值为1960年以前出生的群体的3倍以上。

在剧烈的社会经济变迁中，乡村居民的社会观念表现出稳定与调适并存的特征。一方面，家庭作为基本社会单位的凝聚力依然稳固，高达84.60％的已婚受访者对自己的婚姻感到满意。另一方面，个体对社会流动的认知与价值取向呈现出复杂的图景。在公平感认知上，77.74％的受访者认为生活水平与个人努力相比是公平的，且高达91.35％的受访者认同人可以通过勤劳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显示出个体奋斗的价值观在乡村社会占据主流。然而，这种奋斗观念也与传统的命运观相互交织，仍有一部分受访者认为人生的富贵贫贱都是由命运决定的。在教育观念上，乡村家庭普遍抱有极高的期望，超过八成的家庭期望子女获得本科及以上学历，但这种高期望的背后也存在对教育回报不确定性的焦虑，部分家庭表现出读书无望的心态。在性别角色认知上，传统分工观念依然有较大影响，48.21％的受访者认可男人以挣钱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的观念。但与此同时，96.71％的受访者认为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应该平等地供其上学，显示出在子女教育这一关键的代际投资领域，性别平等的观念已成为绝对主流。这些数据揭示了在当代乡村社会在价值观层面，新旧观念并存并相互调适。其背后的价值张力恰恰映射了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能动实践”与“结构制约”的深度博弈。

总体而言，CRSS的微观样本揭示了个人与家庭在宏观结构约束下的能动实践。家庭通过“兼业化”维持生计，而个体则通过大规模的代际流动寻求发展机会。与此同时，乡村社会的价值体系表现出深刻的张力与韧性：一方面，家庭作为基本社会单位的稳定性得以维系，个体奋斗的价值观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传统的命运观、性别分工认知也与现代教育观念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转型期乡村的复杂观念图景。这一宏观结构与微观能动相互交织的经验背景，构成了我们接下来探讨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启示的现实基础。

四、发现与启示

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乡村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根基，更是每个人认识中国的起点。“中国乡村社会大调查”的学术增量不在于新增的若干描述性事实，而在于尝试通过“县域视角”和“村庄类型学”等分析支点，将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差异化路径转译为可比较、可检验的经验结构，并据此生成可与既有理论对话的中层机制命题。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30)值此重要讲话发表10周年之际，“中国乡村社会大调查”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具有方法论含义的参照：扎根乡土的系统性社会调查不仅是材料来源，更是将国情经验转译为可检验概念与中层命题的关键机制。换言之，社会学的“田野优势”并不会自动转化为“理论优势”。尤其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复杂场景中，田野材料若停留于材料堆积与经验拼贴的层面，便难以转化为可累积、可复用的标识性概念；若解释框架仍受西方经验主导的线性演进逻辑牵引，便难以回应城乡共生与边疆多民族格局下的结构性张力。

将“5·17”重要讲话所强调的理论思维与实践检验的循环置入社会学方法论语境中，可得到更具可操作性的要求：社会调查要完成从“有数据”到“有机制”、从“能描述”到“可检验”、从“解释个案”到“可对话学界”的跃迁。这一跃迁并非对材料数量的盲目追求，而是对知识生产链条的根本性重塑：即把问题意识置于国情与实践之中，将抽象的时代命题拆解为可观察的变量与可识别的过程；把分散的事实组织为具有比较基准的结构信息，使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与不同时段的经验能够被纳入可供比较与对话的分析框架；把“解释”推进到能够面对反例与替代机制的层次，使理论命题具备被证伪与被修正的空间，从而形成真正的学术增量。

更重要的是，这种面向“可检验与可对话”的转换，并不排斥中国社会学的本土性与历史连续性，而是要求在继承中完成提升。其意义在于提示了一种深刻的学术自觉：以更严格的证据标准、更清晰的机制阐释与可重复的研究过程，把田野经验转化为持续生产理论命题的制度化能力。沿着这一路径，系统性调查才可能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层面形成可持续的理论贡献：既能基于中国经验建立起可比较、可累积的解释框架，又能在国际学术共同体中以更通用的概念与命题展开平等对话，从而更有力地回应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时代之问，不断校准与推进中国社会学的自主知识生产。

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乡村社会大调查”的学术增量不在于新增的若干描述性事实，而在于以“县域视角”和“村庄类型学”等分析支点组织经验材料，使乡村现代化的差异化路径呈现为可比较、可检验的经验结构。

(一)重构分析单位：县域作为“嵌入式现代化”的制度中台

中国乡村代表的耕读文明，其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历史连续性。在学术结论层面，关键的问题并非“乡村应当重要”，而是乡村现代化如何在既有文明与制度结构中发生，其动力结构与张力机制何在。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决定了其并未遵循西方理论中“乡村终结”的线性演进逻辑，而是呈现出城乡长期共生并存的结构性特征。(31)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县域不应仅被视为行政层级中的一个节点或政策实施的地理容器，而应被重新界定为连接国家治理逻辑与基层社会动力的“制度中台”。在这里，国家自上而下的资源配置科层逻辑与乡村社会自下而上的生计策略、关系网络发生结构性互构。这种互构形成了一种“嵌入式现代化”机制：现代性要素(如资本、技术、规则)进入乡村时，往往需经过县域这一中介系统的过滤与重组，进而实现功能替代，并伴随对乡土结构功能与边界的再划定。结合CRSS的经验材料，这一命题可被压缩为一个可检验的机制链条：县域公共品供给方式与市场接入能力的差异将改变要素流动条件，进而系统性地决定辖区内村庄的社会机会结构，并推动农户的生计组合与风险应对行为发生适应性调整。

(二)超越经验归纳：基于要素禀赋的结构类型学

中国各地区需要因地制宜地选择现代化实现路径，这一判断在边疆民族地区尤为关键。云南作为边疆民族地区，其现代化实践在处理区域差异、促进民族团结、推动绿色发展等方面具有示范意义。在社会学层面，这意味着现代化并不呈现为单一路径，而是在“一体多元”的文化底色与差异化机会结构中展开的多路径演化。(32)

进一步说，因地制宜不能停留在经验判断层面，精准治理的前提是对差异的科学识别，而中国乡村社会的异质性远超传统行政分类的解释边界。建立基于要素禀赋的“结构类型学”，是确立中国乡村研究“分类主权”的认识论基础。依托潜类分析技术，CRSS超越了单维标签的经验归纳，识别出“资源—空间—文化”多维耦合的四类结构性村庄类型。这种类型学的关键启示在于：现代化并非单线推进的，而是呈现出由结构约束所塑造的多路径依赖。据此形成的可检验命题是：村庄的发展绩效并不主要取决于外部资源输入的总量，而取决于资源输入的形式与制度安排是否与村庄的结构类型(禀赋约束)相匹配。政策效果的差异首先来自“类型—政策”的匹配关系，而非简单的投入多寡。

(三)识别形成机制：“一体多元”格局下共同体意识的日常生成

边疆建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密切相关。对边疆地区而言，边疆治理呈现从传统的“守边固防”向“开放包容”转型的趋势，并通过跨境合作为更宏观的共同体理念提供实践场域。(33)其中关键的问题在于机制识别：安全与开放这组张力性目标如何经由县域治理与边境通道的制度安排，具体下沉到乡村社会，并在就业结构、人口流动、文化互动与风险治理中表现为可观察、可比较的行动后果。

云南“大杂居、小聚居”的族群—空间格局为理解复杂社会中的秩序整合提供了独特样本。基于CRSS的证据链，可以把共同体意识从抽象理念还原为一种可通过经验追踪的社会过程：它并非主要依赖一次性的行政动员，而是在日常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被持续“生产”与“再生产”。随着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县域市场网络延伸与公共服务可及性的提升，各民族成员在跨区域流动、频繁的市场交换与公共空间互动中，形成了超越单一族群边界的以工作关系、生活空间、共同爱好为基础的新型纽带。由此产生的“利益互嵌—交往增密—信任生成”链条，使“一体多元”的秩序整合呈现出内生韧性。经验证据支持一个关键判断：在边疆地区，制度性公共服务的普惠通达与市场机会的开放共享，是提升国家认同与社会信任的关键解释因素之一。这表明，共同体建设的核心机制在于通过降低制度性隔离与机会不均，在日常生活的交往网络与文化协商中持续确证共同体的生活经验。

(四)夯实证据基础：调查传统的赓续与证据链的数智化支撑

重回魁阁不仅是对前辈学人实地调查精神的致敬，更是一种面向新时代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带有方法论自觉的科学回应。社会学从来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要读懂现实生活的变化，需要对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有充分准备。(34)费孝通曾指出，基于调查资料形成的认识在实践中经受检验，从而更相信“认真的以人类学方法去认识中国能有助于中国的发展”。(35)因此可以得到的基本判断是：乡村调查不是“经验补充”，而是中国社会学概念生成与理论检验的主要场域。在此基础上，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超越单纯的经验直觉，建立在可复核的证据链之上。CRSS的实践显示，科学实验设计与人工智能正在构成这一证据链的新型基础设施：一方面，列表实验等调查实验方法能够在敏感议题的测量中降低社会赞许性偏差与策略性作答带来的系统误差，从而提升态度数据的真实性与可比性；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并非写作工具或时髦附加项，而应被界定为面向大规模混合研究的证据链基础设施。它通过对问卷数据、访谈文本/音频、田野笔记、政策文件与地方史料等多种来源材料的检索、结构化编码与跨材料关联，将质性材料的语境信息“可计算化”，并把量化发现重新“带回情境”中接受核验，在“可比性—可解释性”的张力之间建立可追溯、可复核的转换通道。这种数智化重构所带来的价值不只是效率提升，而且是一种研究范式的结构性迁移：它把理论生产从更多依赖个人经验与直觉的“手工作坊”，推进到能够进行全证据链核验与可重复讨论的“科学化”路径之上，使原创概念的可推广性、命题的可检验性与学术对话的可通约性获得更坚实的逻辑底座。

总之，本文通过回溯中国社会学百余年的本土化历程，并结合“中国乡村社会大调查”(CRSS)的当代实践，旨在论证一个核心观点：扎根于乡土中国的、大规模、系统性的社会调查是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不可替代的核心路径与思想源泉。与发端于回应城市工业社会问题的西方社会学不同，中国社会学的自主性根植于其对自身乡土社会基底的深刻洞察。从魁阁时代到新时期的乡村振兴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通过持续的乡村调查来认识中国，进而形成本土化理论与概念的历史。

展望未来，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必将继续坚持面向中国社会现实的研究路径。CRSS的完成并非终点，而是一个旨在长期追踪中国乡村变迁的学术平台与公共数据库的初步建成。中国社会学界应通过更多类似CRSS的系统性调查，不断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丰富性与复杂性的理解，在与本土社会现实的持续对话中，提炼出更多具有原创性与普遍性的理论范畴。唯有在“可复核的证据链”与“可讨论的理论命题”之间建立稳定的转换机制，中国社会学才能真正建立起既能有效解释自身，又能与世界对话的自主知识体系，从而为全球社会科学贡献独特的中国理论与中国智慧。

致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蒲威东对本文的第一部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王誉梓对本文的第四部分均有实质性贡献。

注释：

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②参见李培林：《中国社会学的历史担当》，《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5期；李友梅：《以人民性引领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③参见周飞舟：《将心比心：论中国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④参见周大鸣：《“凤凰村”与“江村”之比较及其对人类学村落研究的贡献》，《社会学评论》2018年第3期。

⑤参见申玲玲：《中国乡村人类学百年——村落及村落之外》，《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⑥参见刘亚秋：《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研究——基于费孝通的学术历程》，《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⑦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页。

⑧费孝通：《从实求知》，《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4期。

⑨参见杨清媚：《“魁阁时期”燕京学派的经济人类学研究探析》，《社会学评论》2019年第4期。

⑩参见石硕：《把论文写在“田野”上——兼论哈尼梯田背后的保护行动》，《思想战线》2025年第4期。

(11)参见丁靖：《“魁阁”时期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本土化的实践》，2021年《魁阁》第1期；卫兰芳：《接续与延伸：对四个“魁阁”再研究团队实践的梳理与考察》，《魁阁学刊》2023年第1期。

(12)参见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

(13)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页。

(14)参见潘乃谷，王铭铭编：《重归“魁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9页。

(15)参见周大鸣，杨小柳：《魁阁与文庙——论西南联大社会学中两大研究传统》，《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16)参见何雪吟：《在多元共融中走向“中国化”——老清华社会学系的调查传统》，《魁阁学刊》2023年第1期。

(17)参见周晓虹主编：《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

(18)参见王春光：《从“百县调查”到“百村调查”：方法反思》，《魁阁学刊》2023年第1期。

(19)参见王天夫：《作为社会思想与记录社会变迁的社会调查——兼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立》，《社会发展研究》2023年第10期。

(20)参见[法]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71页。

(21)此处借用了组织管理学与数字架构中的“中台”(Middle Platform)概念，意指县域在国家纵向治理体系中承担的特殊结构功能。不同于单纯的行政层级，“制度中台”强调县域作为连接“后台”(国家宏观制度与资源供给)与“前台”(乡村社会多元化需求)的资源与权力“转换器”。具体而言，县域政权通过整合国家资源与适应本地情境，将抽象的国家战略转化为微观村落可承接的操作性治理行为，从而发挥其在治理网络中的枢纽性与赋能性的双重作用。

(22)参见狄金华：《中国农村田野研究单位的选择——兼论中国农村研究的分析范式》，《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6期。

(23)参见赵晓峰：《认识乡村中国：农村社会学调查研究的理想与现实》，《中国农村观察》2021年第2期。

(24)参见王春光：《对作为基层社会的县域社会的社会学思考》，《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25)参见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6页。

(26)参见胡洪斌，郭茂灿：《社会调查的新视角：中国乡村社会大调查的方法设计与组织设计》，《魁阁学刊》2023年第1期。

(27)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云南省统计局提供的第七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得来，报告的是行百分比。

(28)数据来源：作者根据CRSS调查资料计算得来，报告的是行百分比，数据已加权。

(29)数据来源：作者根据CRSS调查资料计算得来，数据已加权。

(3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31)李培林：《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内生动力和路径选择》，《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6期。

(32)参见邓玉函：《从共生到共享：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理路探析》，《思想战线》2023年第1期。

(33)参见赵萱：《反思发展话语：跨境视角下的中国边疆农村发展——基于云南省一个抵边村寨的人类学研究》，《思想战线》2024年第4期。

(34)参见李友梅：《以“志在富民”理想走向“共同富裕”现实》，《社会发展研究》2024年第1期。

(35)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读书》199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