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现在已经从倡导阶段走到了攻坚阶段。攻坚阶段的重要任务，是探索重建中国传播研究的方法论。方法论体现了学术规范，是学术合法性的证明。辨识和继承学术传统是方法论创新的必修课。有两个学术传统值得很好继承：一是基于语文学深厚基础的文本阐释传统；二是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传统。我们需要将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有机结合，从传播的角度重新认识历史的中国，并形成方法论上的约束意识，去搜求更具独特价值的传播史料，真正做到具有中国特色的“论从史出”。

关键词：中国传播史/ 华夏传播/ 方法论/ 问题意识/ 语文学/ 整理国故

作者简介：吴予敏，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广东 深圳 518060）。

原文出处：《传媒观察》(南京)2026年第3期 第5-10页

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现在已经从倡导阶段走到了攻坚阶段。倡导是要解决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方向问题，攻坚则是要解决学术研究的科学基础问题。任何知识体系，无论是“自主的”还是“借鉴的”，能不能有生命力的关键，都在于她能否具有科学的解释力。华夏传播以及中国传播史、传播思想史研究取得了很多成绩，形成了学科认同，聚集并培养了研究队伍。这个学科方向在推进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方面，体现出坚定的文化主体意识，同时也表现出较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文化主体意识凝聚为高水平的学术研究。系统性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并非一蹴而就、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我们需要意识到，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科学探索过程。从倡导到攻坚，是阶段性的递进。在攻坚阶段，一个重要的任务，或者说一项必经的跨越，就是探索重建中国传播研究的方法论。这是提升学术研究水平、建立学术规范的必经阶段，也是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工作的深化过程。

一、为什么现在要重视方法论问题

西方传播学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逐渐和新闻学融合。在1990年代以后，传播学不再只是以观念的形式影响到新闻传播研究，而是通过各种“中层理论”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相连接。西方传播学受到科恩的“范式论”的启示，有意识地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符号语言学、计算机科学乃至哲学那里借鉴移植方法论，结合传播研究加以改造，推出各种传播“模式”，用以阐释现代信息传播规律。有了方法论的加持，西方传播学才有了自己的“学科规范”，才能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才能以此来“规训”新一代学人。在19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我们曾经意识到方法论的引进是传播学科建设的必经阶段，因此以曾经留学于欧美的中国学者为主要“摆渡人”，通过译介和培训，推进国际传播学的方法论在中国落地。这和其他学科所做的工作基本是一致的。以往新闻学基本是意识形态宣传话语和经验性总结为主，引进传播学及相关社会科学方法论以后，新闻传播研究变得“别开生面”，学理性有所增强，人们也不好意思再说它是“无学”的。但是在这个阶段，又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方法论“幻境”、“言必称希腊”和形式主义等问题。有方法无问题、有方法无思想、不接地气、数据游戏、自说自话的研究越来越多。方法一旦无的放矢，就从思维工具变成了思维桎梏。

方法论所提供的是思维工具，经验所提供的是研究对象和内容，问题意识则来源于价值和目标选择以及洞察想象力。强调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意识是时代和社会的要求，也是中国传播研究自身学科建设的必答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传播研究要“以中国为方法”是一个简略的表述，本质上是呼吁建设包含了方法、经验、问题意识和价值立场在内的完整的中国传播学的学术体系。

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传播研究没有必要提出自己的方法论，现有的传播研究的方法论就已经具有普适的科学性。这种看法并不符合方法论进化和适用的规律。我们知道，今天在传播学里盛行的各种研究方法，大多来自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鲜少直接来自传播研究。但是这些方法之所以被传播研究借鉴采纳，在于它们与传播研究的契合性。而这样的借鉴采纳又都在传播研究的具体过程中加以改造和转化。传播学里之所以形成了不同的学派，也在于这些学派各有不同的思想文化源头和方法论传统，并不存在包打天下的方法论。方法论的规范性总是相对的，而变化则是绝对的。中国传播研究在借鉴、移植外来的方法论的基础上，再根据自己的学术探索在方法论上加以改造和创新是情理之中的事。

为什么现在要重视方法论问题？我们提出传播研究要“以中国为方法”，是针对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基本上西方化甚至美国化的情形。这一套知识体系源于西方现代性的社会发展和媒介工业的技术条件而产生。尽管其中不乏对人类社会的一般传播规律有所总结，但是在价值观立场、社会文化根性、问题意识导向、经验案例内容方面都与中国的国情有很大的距离。用这一套现成的理论方法不能圆满地解释中国经验和中国传播史。西方传播学的知识体系缺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基本体认，对于中国的社会和制度形态也缺少深入的理解。国际上最优秀的传播学者如彼得斯、库尔德利等都承认这一点。要获得对中国的正确的体认和深入的理解，既需要主动性，也需要能力和条件。即使是今天，中国的传播学者未必没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问题。中国人是怎样交流交往的、中国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中国政治制度是如何运行演变的、中国人是如何与异族异国人交往共处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自己和世界乃至自然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既要入乎其内，从中国历史的内在脉络来看；也需要出乎其外，从外部比较来看，而不是用线性进化论的模式，以西方文化逻辑的尺度来衡量中国。

在信息化发端时刻引进的传播学，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视角，让我们意识到：文化即传播，传播即文化，这是一体两面的。文化是流动的凝聚体。今天，除了中国文明以外的古老文明都不再具有传播力，成为只有考古价值的废墟存在，而中国文化还在生生不息，不断更新不断创造，蓄势重新崛起。这其中的道理有很多，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在于它的传播特点和规律。前人没有专门从传播的视角对此做过系统性的解释，这正是我们这些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中国人应当做的工作。

要让我们的解释符合历史实际，又能有深度地映照现实，有较强的说服力，就不能仅仅罗列一大堆传播现象，也不能简单地给已知范畴贴上“传播”标签就了事。我们需要做系统性的有发现价值的工作，要给人文社会科学增加“新知”。系统性发现并阐释中国社会如何得以通过传播而建立起独特的结构形态，中国文化如何通过传播机制得以赓续，中国特点的传播方式如何与它的价值观文明观深度嵌合，这是要去重新开掘和梳理的。关键在于能否通过历史总结和借鉴改造形成适合于中国传播研究的方法论。方法论包含了哲学预设、概念逻辑、搜集证据的路径和分析工具。方法论体现了学术规范，是学术合法性的证明。西方传播学的建立与学科合法性的取得，是经过了方法论借鉴、改造这个阶段的，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也要经过这个阶段。这是现代学术进步的规律。

二、辨识和继承学术传统是方法论创新的必修课

华夏传播和中国传播史、传播思想史研究领域，长期以来是一个冷灶。传播学引进的前30多年中，我们学习西方，引进方法论、关注现实变化、谋划战略应对，这些吸引了主要注意力，本无可厚非。随着中国崛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如何建立学术自信的问题凸显出来。中国传播研究势必要将现实经验研究、基本理论创造和传统文化资源的批判继承有机结合起来。大气候改变了，冷灶开始烧热了，在这个大好形势下，反而需要冷静下来，想想我们该补哪些课，该如何沉下去。对于成熟的学科来说，学术传统摆在那里，面临着一个如何“接着说”的问题。但对于传播学这样一个不大成熟的跨学科领域来说，学术工作如“银瓶乍破水浆迸”“大珠小珠落玉盘”，方向和路数都还不大分明。因此，辨识和继承学术传统是方法论创新的必修课。

我们知道，当代传播研究是一个广阔的领域，不同的国家之所以形成了不同的传播学派，是源于不同的文化和知识传统。简略来说，美国是实证科学和社会学传统，英国是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传统，法国是社会批判和语言哲学传统，德国是现象学哲学和社会理论传统。不同的传统蕴含着不同的价值观，也逻辑性地发展出对传播现象的不同分析视角。可见学术传统与方法论特色直接有关。我们需要思考，中国的传播研究要接续的是什么学术传统？

传播学是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是实证与阐释的结合。中国学术传统的主流是实学的传统，即实用之学、实证之学。实用之学，是指学术关乎天下兴亡、文化赓续，不是一时一地一家的功利之用。实证之学，是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讲求实事求是，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中国的实学传统源远流长，始终崇尚雅正风格。雅是高尚的思想境界，正是执中公允不作偏狭浮华之论，强调学术和人生互为涵养，是置身其中又能超乎其外的寓情于理的体认。中国的学术发展中也有玄学一脉，还有唯理一脉，但是都没有成为主流。因为中国人将学术研究看作是一种“成人”的知识涵养和精神实践活动，更是一种有益治道和化育人心的公益活动。

在这里，我仅对华夏传播和中国传播史、传播思想史方向来谈谈对学术传统和方法论继承的理解。对于这个学术方向来说，有两个学术传统是值得很好继承的，即：基于语文学深厚基础的文本阐释传统；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传统。

第一个传统是文本阐释传统。经典的历史研究依赖于艰苦细致的史料搜求工作。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剔抉出典型的史料，再将这些史料串成系统化的阐释结构，需要深厚的语文学基础。这是避免过分受到现代翻译的学术概念牵制而导致对史料误读的前提。张相先生曾经概括出解释汉语语义的方法：1.体会声韵(因声韵求义蕴)；2.辨认字形(由汉字字形结构及形声造字规律而来，词义有字源学根据)；3.玩绎章法(根据汉字在文句例证中的语境作上下文考释)；4.揣摩情节(按照语用的情节而揣摩义蕴)；5.比照意义(取同字同词的其他语例比勘斟酌)。他特别提示要避免僵守固义的“呆诠”。因为我们在进行历史研究的时候多半要和古代文献打交道，懂得汉语文字意义构成的复杂性是准确理解文献的基础功夫。乾嘉学派之所以在传统学术传统中建立起高峰，是和他们深厚的语文学知识基础分不开的。而民国的那些学术大师们无一不是有坚实的小学(语文学)基础。传播学的理论方法几乎全部来自西方，而且经过了翻译文本的“二传手”，这就难免出现用西方传播学词语套解中国古代文献的情况。这不是认知层面难以避免的“反向格义”，而是由于缺乏对中国语文的基本知识和亲切领悟而发生的误读。我们今天有了数据库和人工智能，在某些方面便利高效，但是语言模型是在词典学和语言使用概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果简单依赖词语搜索工具，会严重妨碍研究者对汉语语词复杂含义的深度理解，甚至会导致望文生义的荒谬结果。邓广铭先生提到从事历史研究，要掌握四把钥匙：年代学、历史地理学、职官制度和文献目录学。语文学基础是总的基底。研究者先要将古代文献读懂弄通，在此基础上才谈得到准确运用这四把钥匙。王国维先生倡导“二重证据法”，也是要先有语文学基础。有深厚学养的老一辈学者，自幼受到“四书五经”“史传文选”等的熏陶，语文学功底完全不成问题。但是对于今天的学者来说，语文学基础缺欠是一个大的问题。语言是一个民族思维的渊薮，特别是汉语的特点鲜明：往往一字一词就是一个观念的世界，字词演变就是一部观念史。我们越是深入到汉语的世界里面，就越不容易落入“反向格义”的陷阱，越有机会发现中国本土思想的特色。

第二个传统是以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新学术超越古代学术的关键一环。古代学术以经世致用、教化人心为目标，现代学术以剖析社会、启迪民智为目标。我们需要高度重视从王国维、胡适以来的20世纪新学术传统，她既是传统的，更是现代的。东方出版社于2009年起整理出版了一大套“民国学术经典丛书”，系统收录1911年至1949年间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代表性著作，呈现了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多元面貌和整体成就。在这之后还有若干学术经典再版问世。这一时期是创建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奠基时期，有些学科如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等移植舶来品的色彩还比较浓厚，也有些学科如哲学、文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就较好地实现了中西互证和融合，并突出了中国学术的主体特色。例如闻一多先生对诗经和楚辞的研究，采纳了现代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的方法，又融合了传统的训诂学方法，达到了新的学术高度。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将传世文献和考古实证结合，开创了现代中国史学的科学境界。

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余英时完成了《朱熹的历史世界》这部著作。他将韦伯的“理想型”方法、弗洛伊德学派的心理人格分析方法、洛夫乔伊的观念史方法、斯金纳的政治思想史方法等巧妙地融入到史料考据之中，借助这些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跳出传统话语的束缚，形成切合自己研究命题的系统化历史分析思路。而借助这些方法论又完全不会和文献史料的本义相抵触，反而能揭示传统训诂所不能发掘的社会肌理。许倬云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中运用历史统计学的方法处理史料文献也很成功。现代的历史研究目的不在于追求博雅，而在于帮助当代人建立起历史认知，以便从中获取历史经验教训。将现代社会科学方法(包括最新的数字人文方法)嵌入历史研究是必然的要求。美国学者谭凯(Nicolas Tackett)结合考古墓志、古文献传记、人文地理的方法研究出的《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就成功运用了数字人文方法。方法论的价值不会因古今中外而分高下，关键在于是否适用有效。方法和史料高度贴合、舍此方法则无以显示史料价值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的重大成就，首先是史学观念的革新，再就是研究材料和方法的革新。在我看来，中国传播史和传播思想史的研究天然地属于新史学范畴。一个经典的范例是孔飞力的《叫魂》，他将地方知识史、日常生活史、民俗史、政治史与谣言传播现象透析得多么好！我认为，继承好这两个优秀的学术传统，是华夏传播、中国传播史学术研究方向获得学术合格证的必由之路，舍此没有什么捷径好走。

三、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有机结合

从传播史和传播思想史视角开展的研究有基本的问题意识。我们要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发现有研究价值的传播现象，从中总结出传播规律。传播现象可以直观体现为具体的媒介形态，也可以体现为人的交流行动以及制约人们交流行动的传播制度。在过去的学科分类中，对于这些现象的叙述大量分散在印刷出版史、交通史、中外交流史、文学史、语言修辞史、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经济贸易史、艺术史、宗教史、民俗史、军事史、教育史、法制史、科技史等领域。这也说明传播渗透到社会历史的方方面面，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些分门别类的历史叙述，都是以现代学术分科和各自的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其中涉及的各种传播现象，被当作不同学科的材料片段地运用。现在我们要把这些现象聚拢起来，还要去发掘其他学科没有发现没有重视的传播现象，并且给予这些现象以系统化的梳理、分析和阐释。如果做得好，可以建立传播史作为专门史的叙述；如果处理得不够好，那就成了拾人牙慧、新瓶装老酒，除了提供一些阐释，别无新见。传播史研究是从现代传播的系统认知出发反观历史的过程，它有专业化的视角，又具有跨越其他各门社会科学的综合性。例如印刷出版史研究以明确的物质文化和信息载体为对象，边界清晰，可以寻根索脉。而传播或媒介，却没有绝对清晰的边界，表现出弥散性和渗透性，这就与学术研究要求的系统化和结构化发生抵牾，给研究者提出了挑战。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更多吸收新史学的研究经验和范式，从中获得启发。我们要学会运用两把尺子。一把是传播学的基本关切和专业测量的尺子，将“交流”“交往”作为贯穿历史叙述的主脉红线；另一把是其他学科知识谱系的尺子，贴切地理解它们的基本关切和逻辑框架，看它们是如何理解传播或媒介，如何叙述传播现象的。这两把尺子要交替使用，在交替使用中让我们自己的问题意识自然涌现。所以我们不要先入为主地带着现代新闻传播学范畴的有色眼镜，到故纸堆里去爬梳表面相同的关键词，而是要重返历史语境和文本语境，客观地认识历史上的传播事物。

从传播的角度重新认识历史的中国，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考察中国人生活和观念中丰富的独具特色的“媒介”形态；(2)考察中国人的中介化交往行动，看这些行动如何建构起典型的中国人的社区和社群；(3)考察在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活中的媒介制度和媒介权力，从传播的角度解释国家、社会组织结构和机制的生成；(4)考察我们这个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内部的文化交流方式以及中国和外国的文化交往方式，解释文化冲突和融合的过程；(5)阐释中国人传播行动背后的信仰、伦理、心态、惯习乃至中国人的交往哲学和智慧。

为了很好地描述中国传播的独特而丰富的现象，且很好地解释造成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我们就需要将宏观的视野和微观的着眼点结合起来。微观的着眼点无非是具体的媒介、人物、事件、场景，历史是关注细节的，尤其是典型的细节。在优秀的历史学著作中我们学得了对史料的细读方法，我自己大概总结了一下。第一，考究史料文献的价值层次，明确什么是第一手材料，什么是第二手或第三手材料，在什么条件下采纳编排这些材料，而不是随意地、颠倒认知地采用这些材料；第二，考究史料中的关键词和中心意义；第三，考究材料的文脉逻辑；第四，考究文献体例、文体格式；第五，考究文献的修辞策略；第六，考究文献的语境即互文性；第七，考究文献所涉及的事件和背景。韩愈曾经说：“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就是说搜集运用史料，要在广博的基础上尽量做到由博返约，从纷乱里面理出头绪，抓住要领。章学诚也说过，“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这对于我们研究传播思想史尤其有启发意义。要将知人论世的传统具体嵌入到生动丰富的阐释学方法里面去，不是孤立地抽绎概念，从概念到概念的言说，而是以事来证言，以言来论事。余英时出版《朱熹的历史世界》之后，一些新儒学的研究学者批评他降低了朱熹的思想家地位，余英时争辩说，自己的学术立场不是抽象地谈论理学范畴，而是把理学放入儒学传统的脉络中，放入宋代政治文化的脉络中去。我们研究中国的传播观念或范畴，也不要脱离传播实践和传播场景。

历史是非常复杂的，典型剖析往往能够起到举一反三、举轻若重的效果。这就要求我们善于将问题意识具体化，在时间和空间上适度聚焦。尤其是针对关键的历史转折点、关键的人物、关键的事件，这论“以中国为方法”些都是历史发展中的大关节。研究的功力则显示在如何剖析大关节里面的典型细节。为了充分展示大关节里面的细节，在史料的采集、考证和运用方面要尽量做到搜天索地、四面包抄。历史的奥妙和趣味往往隐藏在细节当中。

我以为，比较扎实而有见地的传播史和传播思想史，基本上集中在四个分析维度上：第一是言语-行动分析，侧重于行动分析；第二是制度-机制分析，侧重于机制分析；第三是宏观-微观分析，侧重于微观分析；第四是文本-语境分析，侧重于语境分析。这是我们为了提升研究质量和创新性而在研究方法上形成的自我约束。有了这种方法论的约束意识，就会推动我们去搜求更具独特价值的传播史料，让史料自己讲话，真正做到具有中国特色的“论从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