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在既往呼吁社会学应该“把革命带回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展示了中国视角下的“革命社会学”的研究路径。本文先简要梳理了革命社会学在西方经典社会学与现代社会学中的发展脉络，而后勾勒了革命社会学的本土传统，着重分析了瞿秋白、毛泽东和刘少奇对革命社会学的思想贡献。在此基础上，本文从革命的内生动力与社会整合两个层面揭示了革命社会学的研究内涵。本文最后强调，对富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社会学的研究是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革命社会学/ 中国视角/ 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作者简介：应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原文出处：《社会学研究》(京)2026年第2期 第1-28页

标题注释：本文为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文科专项“中共革命的现代性问题与社会学自主知识的创新”(2025THZWJC28)的阶段性成果。

20世纪前半叶，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三次革命的冲击，特别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重塑了现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格局。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影响深远的革命却在社会学的话语体系中处于“结构性缺席”的状态。我们尽管身处一个由革命塑造的社会之中，却常常未能认识到革命是社会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我们强调要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却往往未能意识到深入探究独具特色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正是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路径。2016年，笔者曾呼吁在社会学视野中“把革命带回来”(应星，2016a)，意在用“革命”这个社会学的经典母题重新激活中国社会学的想象力。在日益强调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和知识创新的今天，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将中国视角下“革命社会学”的建构问题纳入学术议程。

一、革命社会学的西方传统

西方社会学对革命的研究有着绵长而深厚的传统，这种传统可以按照“经典”和“现代”的划分来理解。在经典传统中，社会学具有总体性的问题意识。当理论家讨论革命问题时，他们关心的并不是革命在社会学学科中的位置，而是革命与社会总体之间的关系。

最早奠定这一思想基础的是托克维尔。他亲身经历了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多次革命和政变，包括1830年的七月革命、1848年的二月革命和1841年路易·波拿巴的反革命政变，对法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都有着深切的体会。他还曾在1831-1832年对革命后的美国社会进行过极其深入的考察。因此，他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可谓革命研究的开山之作(托克维尔，1989，1992)。

最为深入地讨论了革命主题的经典理论家无疑当属马克思。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的精髓即在于革命社会学，它不仅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更蕴含鲜明的实践品格。1848年，他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如同一道划破暗夜的闪电，始于欧洲，进而照亮全世界，指导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2014)。他对法国大革命、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路易·波拿巴的上台以及巴黎公社均进行过鞭辟入里的剖析。他还对俄国古老的农村公社能否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绕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提出过设想(马克思，2009a：570-589)。

韦伯对革命社会学的贡献一方面在于他基于自己独特的概念工具和问题意识，对欧洲形形色色的革命及政党进行了有别于托克维尔和马克思的分析，另一方面在于他在晚年经历过俄国革命，这是前两位思想家都未曾经历的，他就此成为唯一一个专门研究过俄国1905年革命的经典社会理论家。他重点分析了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专制国家能否诞生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并将俄国与英国、德国进行了比较分析(韦伯，2009：218-242)。同时，他对俄国1917年革命也有所论及。在他看来，俄国革命后仍无法摆脱官僚制的命运，单纯的政治革命无法解决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韦伯，2010)。

与韦伯同时代的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则以其名著《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官僚化、等级化乃至寡头化的倾向(所谓“寡头统治铁律”)作了深刻的剖析，开创了对革命政党的社会学分析范式(米歇尔斯，2003)。李普塞特(Seymor Martin Lipset)把托克维尔和马克思的研究主题归纳为阶级冲突与共识的问题，而把韦伯和米歇尔斯的研究主题归纳为官僚制与民主的问题，他就此把这四位思想家称为政治社会学的主要奠基人(李普塞特，2013：2-9)。实际上，他们也是革命社会学最重要的开创者。

20世纪20年代以后，社会学从经典时期逐渐进入到现代时期，其重心也从欧洲转向美国，社会学进入了日益专门化、学科化的阶段。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革命社会学”(sociology of revolution)应运而生。在西方学术界，第一个明确提出这个概念并进行了系统阐发的学者是俄裔美籍社会学家索罗金(Pitirim A.Sorokin)。他有五年时间身处俄国革命的漩涡之中，其人生为革命所累，其思想又受惠于革命。他在1925年以英文出版的《革命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Revolution)中提出：“严格描绘俄国革命具有独特性和不可重复性的具体历史细节属于历史学家的任务；而社会学家的任务则全然不同：他们所感兴趣的是那些无论在何时何地发生革命，都具有普遍性特质的东西”(Sorokin，1925：3)。他明确将革命作为社会学研究的独立对象，系统考察了革命的社会根源、发展阶段和社会影响，提出了革命周期理论，认为每一场革命都遵循“服从消退—放纵—镇压—新服从”的循环模式(Sorokin，1925：119-121)。他的研究开创了从人类行为、社会结构与功能、人口结构、文化变迁、心理因素等多角度来剖析革命现象的方法。尽管他本人对革命的立场是非常保守的，但他所开创的革命社会学展示了革命对现代社会的巨大冲击力，进而揭示了革命研究在社会学破茧而出的意义。

1938年，布林顿(Crane Brinton)出版的《革命之剖析》(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运用了一种类似“病理学”的独特方法，对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和俄国革命进行了比较历史分析，提出革命可以分成旧制度垮台、温和派统治、激进派统治和热月派统治四个阶段(Brinton，1965)。他明确把对革命的这种动力学分析称为“革命社会学”。该书也首次将比较历史分析方法应用在革命研究中，对后来西方社会学和政治学的革命分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以美国学者为主的一批现代社会学家，在左翼社会思潮的推动下，高举“比较政治分析”和“比较历史分析”的旗帜，一反此前帕森斯所代表的功能主义学派对革命研究的忽视乃至排斥，将革命议题重新纳入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野中。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摩尔，2013)、蒂利(Charles Tilly)的《旺代》(蒂利，2025)、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的《国家与社会革命》(斯考切波，2007)和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社会变革中的政治秩序》(亨廷顿，1988)就是这股革命社会学新浪潮的重要代表作。蒂利把《旺代》题献给索罗金，这表明新一代用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来研究革命的学者虽然不太常用“革命社会学”这个概念，但其旨趣与老一代是相通的。

这些西方革命社会学代表人物的观点和立场尽管各异，但他们对革命研究在社会学中的重要性都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使革命及其历史的视野成为“社会学想象力”的内在组成部分。

二、革命社会学的本土基础

(一)“革命社会学”的概念澄清

中国现代革命有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别。用斯考切波(2007：4-5)的概念来区分的话，前者是政治革命，后者是社会革命。中国视角下的革命社会学从广义来说应该关注这两类革命。不过，对现代中国塑造最深刻、最彻底的是社会革命而非政治革命，欧美比较历史分析对中国革命的分析也多落脚于社会革命。本文也同样聚焦于此。社会学自20世纪初进入中国以来，发展迅速，流派众多，以中国革命为研究主题的社会学也自有其源流。然而，由于下述两方面的原因，革命社会学在中国长期被遮蔽。

首先，在民国时期，正如赵承信(1948)所划分的那样，中国社会学可分为两大主流：文化学派和辩证唯物论派，前者是学界正宗和主流，后者尽管对青年有相当影响，但是处在学界边缘位置。所谓的“辩证唯物论派”，也即“唯物史观社会学”，正是革命社会学在中国的最早形态，其中包含了李大钊、瞿秋白、李达、陈翰笙、薛暮桥等人的思想(李培林等主编，2009：89-191)。1952年社会学之所以被取消，其中一个理由便是，既然中国已有了唯物史观，就不必再有社会学。结果是，不仅学院派主流社会学不复存在，唯物史观社会学也一同消失。自1979年以来，恢复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界一方面引进西方社会学，另一方面激活学院派主流社会学，唯物史观社会学则被冷落到了一边。

其次，以往谈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传统时，人们一般想到的只是唯物史观社会学，而虽不使用社会学概念但仍具有社会学价值的革命家的相关思想却未被包含在内。然而，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唯物史观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宣传，而没有进入对革命政党的社会学研究层面，就远不足以深入地理解中国革命。事实上，马克思一生就拒绝接纳“社会学”这个概念，但这并未妨碍他被推崇为社会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马克思的社会学是实践社会学，是行动社会学——它并非停留在学院殿堂里的专业名词，它更关心的是“改造世界而非解释世界”。因此，我们应该从社会学的总体性想象来把握中共某些革命家对革命社会学的思想贡献，无论他们本人是否使用“社会学”这个概念。

当然，并非所有的中共领袖都可以被看成革命社会学家。只有那些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了社会学理论概念或分析工具，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作出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理论论述的革命家，才能被归属于此。因此，那些主要在一线从事实际工作的革命家，以及那些喜欢搬用苏俄教条、对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实情不甚了了、“头重脚轻根底浅”的教条主义者，均不在此列。

下文对中国视角的革命社会学的分析，包含了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梳理唯物史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他们主要处理的是革命与唯物史观的关系。第二方面是梳理革命领袖对政党社会学的思想贡献，他们主要处理的是革命与社会、政党的关系。有学者提出政党社会学有两种研究路径，一种是“社会中的政党”，关注的是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另一种是“政党中的社会”，关注的是政党内部构成的“小社会”(张汉，2017)。据此，中国的政党社会学传统也可分为两类，一类主要思考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另一类主要思考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第三方面是从社会学角度对中国革命若干重要问题的梳理与研究。

(二)革命与唯物史观：以瞿秋白为代表

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共产党与全世界所有其他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样，都信仰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2014)。在李大钊看来，“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李大钊，1984：367)。毛泽东在延安回忆他1920年前后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著作时，“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毛泽东，1982a：22)。李大钊和毛泽东在20世纪20年代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虽然还比较粗略，但他们所强调的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正是这种世界观最核心的要素。

有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接受、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时，借用了社会学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因此留下了革命社会学在中国最初的遗产。这种遗产按照思想来源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最初主要通过日本接触并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如李大钊1920年发表的《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施存统1923年出版的《社会思想史》《社会运动史》和《社会问题》，李达1926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都可以从他们留日的经历中找到最初的思想根源(石川祯浩，2006：6-38)。另一种是直接通过俄国接触并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其最早的代表人物是精通俄语、与苏俄关系紧密的瞿秋白。相较而言，瞿秋白在革命社会学上的重要性更甚于前述几位革命思想家，其贡献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首先，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和《现代民族问题讲义》既对唯物史观社会学和民族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同时也引介了包括索罗金在内的西方主流社会学家的思想(瞿秋白，1988a：395-485)。

其次，瞿秋白在将“领导权”(hegemony)这个重要概念引入中国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是最早强调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领导作用的中共领导人(李放春，2021)。

最后，瞿秋白对俄国革命中的农民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分析了中国革命中的农民问题(瞿秋白，1993a：381-395)，是高度重视农民问题的中共早期主要领袖。他在将“富农”概念引入中国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季海洋、杨泰龙，2025)。他也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作序者(瞿秋白，1993b：572-575)。他在大革命失败后高度重视武装斗争和根据地的建立，大胆地提出过首先控制农村，进而通过农民游击战争汇合多县的武装，再进一步夺得省城的方针，该方针具有量力而行、波浪式推进的特点，并有别于俄国革命的方针(杨奎松，2009：17)。

此外，瞿秋白在1923-1924年主持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工作期间，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搭建了一个重要的阵地，培养了一大批红色干部。他设计的社会学专业培养方案成为民国时期唯一的革命立场与专业色彩紧密结合的社会学学科建设方案(瞿秋白，1988b：129-132)。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瞿秋白对社会学的认识还很粗糙，在政治上尚不能摆脱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许多“左”倾思想框架，其在理论上的探索与思辨显得十分曲折，而对乡土中国和底层社会的认识较为有限，对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也缺乏深刻的洞察。虽然他对革命社会学有开拓之功，但要将此推入化境，则另待来者。

(三)革命与社会：以毛泽东为代表

无论是李大钊还是瞿秋白，他们都既在革命与世界观的维度上作出过重要的理论贡献，也研究过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的关系问题。不过，就后一问题而言，最重要的思想代表当属毛泽东。

从共产主义传入中国到1921年中共建党，这期间中国经历了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逐渐脱钩的过程。参加建党的早期党员除了都认同阶级斗争的基本理念外，在理想政治图景上还存在着一些思想张力。以北大师生为代表的“五四”中心群体，关心的首要问题是依托党来打倒列强和军阀，实现国家的革新和民族的解放。而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五四”边缘群体，更关心的是依托党来铲除土豪劣绅，实现基层社会的根本改造。毛泽东这种着眼于社会调查和社会改造的革命思路，有着浓厚的湖湘地域文化的烙印。他1927年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后，提出了“以军队造社会”的思想。本小节尝试将毛泽东“以军队造社会”的思想放在其一生的思想历程中进行贯通性理解。

毛泽东出身农家，对底层社会有着较深的感知。从1917年7-8月到1918年春，再到1921年春夏间，他多次与友人在湖南各地游历(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2023a：27、33、82)。这是他进一步了解底层社会的开始，也奠定了他后来重视农村调查研究的最初基础。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完成了知识和思想的启蒙，同时又努力通过自学来打破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以及专业学科之隔，通过办夜学来打破学校与社会的藩篱。1918年4月，毛泽东等人创立了新民学会，期望以新士风形塑新民情。1919年7月，他在《民众大联合》中提出：“由许多小的联合，进为一个大的联合。由许多大的联合，进为一个最大的联合”(毛泽东，2013a：345)。

1919年，毛泽东积极参加了工读互助的活动，并在12月发表《学生之工作》，提出：“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诚欲转移风化，自宜养成一种势力，而此种势力，宜抟控而切忌涣散。旗帜务取鲜明，而着步尽宜按实。今不敢言‘模范国’‘模范都’‘模范地方’，若‘模范村’，则诚陈义不高，简而易行者矣”(毛泽东，2013b：406、410-411)。

1920年，毛泽东积极投入了倡导湖南自治的运动。9月，他发表《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 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一文，提出“凡物没有基础，必定立脚不住。政治组织是以社会组织做基础，无社会组织决不能有政治组织，有之只是虚伪。大国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础，不先建设小地方，决不能建设大国家”(毛泽东，2013c：456)。10月，他在《反对统一》中再次强调：“中国之大，太没有基础，太没有下层的组织。在沙堵(渚)上建筑层楼，不待建成，便要倾倒了。中国二十四朝，算是二十四个建在堵(渚)上的楼，个个要倾倒，就是因为个个没基础。四千年的中国只是一个空架子，多少政治家的经营，多少学者的论究，都只在一个空架子上面描写”(毛泽东，2013d：476)。

由上可见，在早期思想形成阶段，特别是1919-1920年前后，毛泽东便已将社会底层民众的联合置于核心位置，主张以基层范围内的组织联合为突破口，将其循序扩展为更大规模的社会联合，并由此奠定改造中国整体结构的基础。尽管1921年后他放弃了改良思想和民粹主义，走上了布尔什维克革命道路，但是这种重根立基的思想已深植进他的头脑中。有学者指出，“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主要不是对经济或政治结构的研究，它们是为了详细说明国民革命在群众革命方面的潜力的。去寻找能被动员起来的那种人，并坚定地期待着这些人将从底层阶级中牢固地集结起来，这种做法与毛泽东早期的平民主义在方法上存在着一种基本的不一致性，但这种做法又体现了他在政治上最终的抱负与动机方面具有一种甚至更为基本的连续性”(沃马克，2006：89)。

毛泽东的农家出身和少时经历培养出他对农民和土地问题敏感的神经。他在延安与斯诺谈话时说：“在以前我还未充分理解农民中阶级斗争的程度，可是在‘五卅惨案’(一九二五)以后，和在随之而来的政治活动的大浪中，湖南农民变成十分地活动了。我利用我所休养的家庭，发动一个农村组织运动”(斯诺，2011：23)。毛泽东在党内并非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但他在理论上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水平远高于其他人。他积极推动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展开，主持了广州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并领导了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1926年，他提出了“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并从农村和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这一角度来说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及革命的动力和目标。在1927年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他引起了共产国际对他的关注和推崇。他还在中共五大上提出迅速加强土地斗争，成为中共早期农民问题的主要代言人之一(杨奎松，2005：15；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2023a：110-198)。

1927年后，毛泽东以一个政治领袖而非职业军事领袖的身份，开始创建中国工农红军中最重要的武装——朱毛红军。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对底层社会建设高度重视，因此从领军一开始就走上了与职业军事领袖迥异的道路：他强调军队不能单由军事统帅来领导，而是要由党在军中的前敌委员会来统一领导；前敌委员会不仅要领导主力军，而且要领导根据地政权及地方武装；军队不仅要会打仗，而且要会做群众工作；军队不能像流寇那样流窜行动，而是要建立根据地，以根据地为中心促进红军与地方社会的“伴着发展”；军队的发展不能只限于主力军，而是要建立从主力到游击队再到赤卫队的三级武装，根据情况进行相互转换；在敌人重兵围剿根据地时，主力红军不应死守根据地，而应不畏打破根据地的“坛坛罐罐”，采取“诱敌深入”、灵活多样、出其不意的游击战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打破“围剿”(应星，2018)。总之，他领导的军队不仅是红色军事武装，更要承担“造社会”的职能。“伴着发展”既是红军组织扩展与生存的基本模式，也是毛泽东实现其社会革命目标的根本路径。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种“造社会”的实践主要是通过土地革命和调查研究来展开的。

毛泽东在苏区时期的这种思想与其青年思想相比，有两个重要的变化。首先，1927年后他用以改造底层社会的基本工具是由主力红军、游击队和赤卫队这三级构成的红色武装，而不再是改良运动或非军事的革命手段。其次，如果说他以前倡导的还是各界较为松散的“联合”，那么他在1927年后强调的就是以军队党组织为核心的各界紧密的“结合”。

毛泽东的“伴着发展”思想成形于苏区时期，而到了延安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如果说苏区时期的“伴着发展”主要体现在创建根据地、培育三级武装、建立红色政权和分田分地上，那么延安时期的“伴着发展”一方面继续坚持创建根据地、培育三级武装和建立红色政权，另一方面则把以往的“打土豪、分田地”变成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42年12月，他的长篇报告《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对“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政策进行了全面的阐释；1943年10月，他发表了《论合作社》的讲话；1943年11月，他又发表了《组织起来》的讲话；1945年1月，他还发表了《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的讲话(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2023b：421-422、477、574)。这一系列讲话表明，他着眼的并不仅仅是经济困难本身的解决，更是他从青年时期就萦绕于心的“把群众组织起来”的问题。在他看来，“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我们部队机关学校的群众生产，虽不要硬安上合作社的名目，但是群众的这种在集中领导下用互相帮助共同劳动的方法来解决各部门各单位各个人物质需要的生产运动，是带有合作社性质的”(毛泽东，1946：161)。他这里所说的“合作社”是广义的，比较接近新中国成立后的“单位制”的范畴。如果说苏区时期的“伴着发展”是军队与地方紧密的“结合”的话，那么延安时期的新社会实验就是军队与地方更进一步的“融合”：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合作社、单位制与供给制融合，“工农兵学商”融合，一个个自给自足的小单位向一个整全的大单位融合。这是所谓“延安是革命的熔炉”在对人的思想改造的意义之外的另一层含义。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这些做法，也可被视为从“伴着发展”到“人民战争”的延伸。他关于“新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的国家构想，以及他在延安整风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均以此思想为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着力于底层社会改造的思想具有深刻的社会学意涵。

从毛泽东早年注重“建层楼”的构想，到他壮年(苏区时期和延安时期)“伴着发展”的理想，再到晚年其“五七指示”的设想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他心中始终反抗强权、再造地方社会的“新社会”建设三部曲。在他这个思想演化及政治实践中，一以贯之的是对底层新社会的塑造，其“造社会”的意境的阶段性差别体现为青年时期的模糊、革命时期的切实与新中国成立后某些时期的虚幻。他的这种理想之所以在革命时期比较切实，是因为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所有的理想既容不得模糊，更容不得虚幻，必须以获得生存、壮大自己和战胜敌人为前提。在战争时期，敌人是真实、切近而强大的存在，因此，他对新社会的塑造必须以保存自己和战胜敌人为最基本的前提。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某些时期，国际敌人依然存在但是较为遥远，国内的敌人则是零零星星的；虽然国内形势几近无物之阵，但他心中阶级斗争的弦始终紧绷着。

我们可以把毛泽东的“造社会”实践与韦伯所分析的大众动员式的领袖民主制实践作一对比。两者的相似之处都是卡里斯玛式的领袖为了超越科层制和政党组织，直接诉诸民众的支持，其政治支配都源于某些天启的因子和异常的个人禀赋。不过，西方的领袖民主制建立在社会分工、和平竞争和民主投票的基础上。尽管它是要对抗徒具例行化和理性化、丧失自由色彩的政治支配，但它依然需要借助科层机器和政党机器来实现其支配(韦伯，2009：107-217、247-296)。而对毛泽东所要建构的新社会来说，社会分工和组织常规化并不具有太大的实质重要性。他有关理想组织的观念既不同于西方的科层制和政党理念，也不同于中国传统儒士非专业化的治理模式，而是受到支配军事组织的原则的强烈影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不仅造就了一种军事化的行政官僚组织，而且还通过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整个过程造就了一种‘行政化’的军队组织”(斯塔尔，2006：145)。

(四)革命与政党：以刘少奇为代表

细数从理论上深入分析中国革命与政党关系的革命家和思想家，除了毛泽东之外，首推刘少奇。需要说明的是，刘少奇一生几乎没有使用过“社会学”这一概念，也不像毛泽东那样着力于基层社会的调查与改造。因此，这里讨论他对革命社会学的贡献，可能容易引起争议。不过，如果我们把刘少奇与前文所述的米歇尔斯相比较，就可以看到两人的诸多相似之处。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要处理的是现代西方左翼政党的组织机制问题，而刘少奇要处理的是中共奉行“列宁式政党”组织原则时的调适问题；前者提出了“寡头统治铁律”的问题，后者深刻地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当然，米歇尔斯所使用的是学院派的分析话语，而刘少奇所使用的是政党的话语体系。不过，如果我们把党内关系和党内活动看成是一个既不同于党外社会、也有别于科层制的独特“场域”(field)的话，那么，刘少奇的党建理论就可被看成对这种独特的党内社会秩序的建构，也即明显具有革命社会学和政党社会学意味的思想。

刘少奇是中共成立后最早一批留俄的干部之一，1930年还曾在莫斯科任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尽管他起初并不受苏俄和共产国际赏识，但他对苏俄理论有着强烈的兴趣，下过很大功夫精读列宁和斯大林的相关著作。与此同时，他具有极其丰富的地方领导工作经验，其在省委主要负责人和中央局书记这样的重要领导岗位经历之多，在中共党内高层无人可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11：24-411)。他在丰富的中国革命经验基础上对苏俄理论有着自觉而深刻的汲取，成为苏俄理论的特殊传人。这一点使他与只知搬用教条、对中国革命知之甚浅的王明、博古等留苏派迥然有别；他对革命与政党关系的洞察力也远非瞿秋白可比。

刘少奇对革命社会学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从理论上搭建了一座连接“列宁主义”与“中国化”的桥梁。借用中国传统经文的讲法，毛泽东虽然书写了诸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这样的“外典”，但在针对党内问题的“内典”方面却著述有限。毛泽东经历了各种复杂的党内斗争，但除了写作《古田会议决议》一文以外，他甚少对党内政治生活进行系统的理论总结。而1929年党内斗争的复杂性还相当有限，《古田会议决议》主要针对的组织问题是军队内部党组织指挥枪的问题。毛泽东在到延安前对苏俄理论的脉络所知甚少，也就谈不上如何与苏俄理论对接和承续的问题。而刘少奇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一方面是赋予列宁主义具体化的使命，使其革命理论和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在中国社会中得以延伸；另一方面是要使毛泽东的各种创造发明尤其是“伴着发展”这种具有社会革命意义的思想能够安置在具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政党机器中，并对党内秩序进行全方位的规范。他就此可谓“以理论造政党”的旗手。

刘少奇的理论装置主要由五个关键部件构成。第一个部件是他以“公开工作—秘密工作”的关系为核心的白区工作理论。他以1936年到北方局工作为起点，结合自己多年来的白区工作经验和教训，以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怎么办?》等著作为理论渊源，对白区工作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反思，其代表性成果是于1939年10月20日发表的长文《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他在文中提出“利用合法，正确配合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对于一个地下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上的错误，不独不能使党在秘密条件下去有效的准备革命，而且要使党的保存与巩固成为不可能”(刘少奇，1991a：618)。该文体现了他善于将列宁的政党理论与中共领导的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的高超理论技艺。

第二个部件是他以“组织入党—思想入党”的关系为核心的党员思想修养理论，相关代表作是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所提出的从组织到思想的“二次入党”的问题，实际上是将民主集中制原则通过自我批评落实在个人的人性论层面(刘少奇，1991b：92-168)。

第三个部件是他以“政治原则—组织原则”的关系为核心的党员组织修养理论，相关代表作是他的《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他在这里扩展了列宁的相关思想，明确提出了党在组织上的一致高于一切的原则，使“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四个服从”奠基在这个原则上，从而规范了党内的基本秩序(刘少奇，1991c：319-364)。

第四个部件是他以“党内斗争—党外斗争”的关系为核心的党内斗争理论，相关代表作是他的《论党内斗争》。他在这里尝试要在党内斗争与党外斗争之间建立起一个屏障，消除党内的过火斗争与无原则斗争状态(刘少奇，1991d：227-270)。

第五个部件是他以“领袖—党员”的关系为核心的政党领袖论，相关代表作是他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他在这里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与其他错误路线开展斗争的两条路线史观(刘少奇，1991e：365-377)。

上述五个理论部件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并在《论党》中实现了最后的组装(刘少奇，1991f：397-500)。他的革命理论既体现了对列宁建党思想的直接继承，更融入了中国革命的具体经验，他对中国共产党既往的党内生活所存在的一些弊端和教训，有着非常敏锐的洞察和相当系统的总结。正如毛泽东所盛赞的那样，他是一个“一针见血的医生”(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2023a：678)。他也努力在理论上平衡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划分党内斗争与阶级斗争、思想斗争与组织处理的界限。当然，他的这些理论还存在着若干张力，在理论的实践效果上呈现了曲折的面向。这些张力和面向恰恰体现出中国革命的复杂性。

我们可以把刘少奇与毛泽东的思想进行一个比较。毛泽东的核心思想是以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核心关怀是通过“伴着发展”的道路，以“枪”来打造一个全新的社会。对他来说，党是一个造社会的工具，这个工具最重要的就是通过服从纪律、步调一致来解决适用性问题。而对刘少奇来说，他的核心关怀是要完成列宁主义思想的中国化以及对党内秩序全方位的缔造。简言之，毛泽东所关心的是以军队造社会的问题，刘少奇关心的则是以民主集中制来造党的问题。延安时期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合作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础。

三、革命社会学的研究内涵

革命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纷繁复杂，而其实质内涵主要分为两个层面：革命的内生动力与社会整合。这两个层面分别对应了“革命如何在中国发生”以及“革命如何在大国尺度上维系与扩展”这两个基本问题。

(一)革命的内生动力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通过塑造和调动农民作为革命的主体力量，将武装斗争置于革命实践的中心地位，并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将革命理论不断中国化，从而开辟了一条依托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1.“乡土中国”与农民革命的主体性

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和资助下成立的。中国革命在初期相对缺乏独立性，其方向、道路、革命方法以及革命动力，均由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来帮助选择和提供(杨奎松，2012：35-41)。由于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基本国情、民情和敌情都与俄国有很大差别，简单照搬苏俄模式势必会陷入种种困境。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摸索前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若干自主性的特点。中国革命与苏俄革命的第一个鲜明差别体现在革命主体上。

中国传统社会以士绅为社会枢纽，以耕读传家为文明基础。晚清以来士绅社会的裂解、中层社会从旧式士绅到新式地方精英的演化，成为“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所在。中共创建时期的主要领导人几乎都是来自新式学堂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中等师范学校成为诸多领袖的摇篮(中共嘉兴市委宣传部等，2013；丛小平，2014)。而苏俄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同样也大多是知识分子出身，只是他们在沙俄严酷的警察迫害下往往成为流亡欧洲的流亡知识分子(Hillis，2021)。从两党早期领导人的个人成分及阶级出身来看，二者的差别并不大。

但是，在十月革命前，俄国相较中国来说已达到较高的工业化水平，工人阶级的力量也较为强大。从数量结构上看，俄国工人阶级规模庞大，总数已超过220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8％；其中，产业工人约3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约为2.45％；与此同时，俄国工人阶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高度集中的特征，超过半数的工人分布于员工规模在500人以上的大型企业之中，71％的工人集中在全国九大工业区，而彼得格勒与莫斯科则构成了工人最为密集的核心区域(张建华，2004：126-127)。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这两个特大城市对全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这颇像托克维尔(1992：111-115)所分析的巴黎对法国外省所具有的压倒性影响力。故此，俄国苏维埃革命以工人为主体，革命的重点集中在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展开；俄国先有工人和士兵苏维埃，而后才出现了农民苏维埃；苏维埃政权要实现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工人专政(Anweiler，1974)。

与俄国不同，近代中国仍是以乡土社会为基础，工业化水平很低，工人力量既弱小又分散。1919年前后，中国工业产值仅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6.2％，产业工人仅216万人，其中工厂工人只有83.5万人，分别占全国总人口的0.5％和0.19％；工厂工人大都集中在轻纺业、食品业等轻工业，重工业中的工厂工人占比很少(刘明逵编，1985：5)。虽然工人多集中在上海、广州和汉口等几个大城市，特别是上海工人占全国工人的4***％(刘明逵编，1985：9)，但由于全国的工业化和技术化的程度又很低，工人总人数过少，绝大多数人口仍生活在农村，大城市处在为小农所包围的汪洋大海之中，大城市对全国的影响力非常小。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早期却学习俄国人以工人运动和城市革命为重点，这说明当时党的多数领导人对中国国情还缺乏深刻的认识。

1927年国共合作失败后，中共走上了苏维埃革命的道路。这仍是由俄国人来引导的。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虽然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明确了当时革命处于低潮，但并没有把中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与农民战争真正地联系在一起；中共依然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把城市工人运动的兴起看作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虽然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建立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意义，但他们把农村游击战只看作转向城市工作的一种准备(周恩来，1980：177-178)。

而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中，毛泽东是非常特别的一位。自从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以后，他虽然刚开始并没有完全摆脱“城市中心论”的影响，但却比其他领导人都更自觉而深刻地意识到了农村斗争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意义。1929年3月，他提出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三省连片割据计划，展现了他实现农村苏维埃政权的雄心，为后来创建中央苏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2023a：266)。到1930年1月，他关于农村革命的思想更有了飞跃性的发展。他在一封信中明确提出：

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意义的严重，因之，也就明白农村暴动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形势的发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政权口号之绝对的正确……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及苏维埃区域之发展，它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也就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必然走向的形式。六，也就会明白无疑义的它(红军与农民苏维埃)是半殖民地无产阶级斗争最重要的同盟力量(无产阶级要走上去领导它)，无疑义的它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1983a：128-130)。

毛泽东在这里把红军游击队和苏区的发展提到了中国半殖民地无产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的高度，把红军与农民苏维埃看成是半殖民地无产阶级斗争最重要的同盟力量以及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在于，他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把农民从政治边缘放到政治主体的地位，以及把中国革命变成依靠农民的革命。

如果说士农的结合是理解传统中国社会的关键的话，那么革命知识分子与革命农民的结合就是理解红色中国的关键。从以仁为本的乡土中国到“破”字当头的革命中国，这既体现了历史的巨变性，又隐含着历史的某种赓续性。

2.“地方军事化”与武装斗争的中心性

自从1865年湘军的兴起开启了“地方军事化”进程以来(孔飞力，1990)，近代中国历史就一直在革命与战争中渐次展开。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民国政治的基本特征在于：政治与武力高度统一，政党作为政治集团的同时，又是一个武装集团，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这一点构成了民国政治的基本逻辑”(邓野，2003：458)。当然，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党主要立足于城市，而共产党的军队和政党立足于乡村；前者要维系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权，后者要创造的是人民革命政权。

亨廷顿在其名著《军人与国家》的结尾处别有意味地写道：“在这里，结合的是社会的四大支柱：军队、政府、学院与教会。宗教为了神圣的目标使人服从上帝；军队为了社会的目标使人服从职责。在严格、规范与纪律的要求下，军队社会具有了与宗教秩序相同的特征。现代人也许能在军队里找到属于他的修道院”(亨廷顿，2017：411)。他所分析的是军队在美国社会的准宗教性。而军队及其武装斗争在夺取政权中的不同地位，正是中共革命与苏俄革命的又一个鲜明差别。由于俄国工人力量较为强大，大城市又在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一旦成功发动了总罢工，全国革命几乎可以传檄而定。因此，直到十月革命胜利时苏俄都还没有建立苏维埃红军——是先有布尔什维克的掌权，而后才开始自上而下地创建红军。相比之下，中国革命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为主阵地。由于农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处于边缘位置，敌我力量悬殊，农村革命因此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的特点。国共合作破裂之后，中共探索出一条以武装斗争为基础、以农村根据地为依托、逐步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正如毛泽东(1948：187)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指出的，“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这一论断清晰地揭示了军队在革命过程中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它始终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另一方面，它又成为造党大业的重要载体。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军队构成了中共领导革命时期最核心的组织形式。通过军队这一组织载体，中共得以贯彻党的政策，动员和重塑基层社会。

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央苏区及其主力红军的主要创造者和领导者，在抗战时期又从党的军事领袖成为全党的领袖。他在此期间就党的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路线所进行的独特探索，特别是他提出的“伴着发展”的军事战略思想，开创了“军事地方化”的全新格局，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应星，2018)。只有把握红色军队在中国现代历史巨变中的关键作用，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中国革命及其革命政党的基本特点。

3.“问题与主义”之争与调查研究的兴起

新文化运动时期发生了一场著名的争论：以胡适和李大钊的观点分别为代表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在这场争论中，毛泽东一开始比较倾向于“问题”一方，所以他在1919年10月为其拟发起的“问题研究会”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但在经历了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后，他于1920年11月提出了对湖南问题“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斢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2023a：70)。自此，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而后成为中共一大代表和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主要创始人。

然而，作为一个深受湘学实务精神影响的人，同时作为一个少小就喜欢在游历中去读“无字之书”的人，毛泽东在接受“主义”的同时仍保有自己的思想特色，即高度重视调查研究。1920年3月，他在致友人的信中提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2023a：54)。

“重视调查研究”的这种思想风格被毛泽东自觉带入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他逐渐在那种埋首中国实务的“问题”派与那种言必称莫斯科的“主义”派之间探索出了第三条道路：既不满足于对零碎问题的解决，更不满意对外来教义的搬用，而是试图通过调查研究来寻找解决问题与实现主义的结合点，并把“党的领导”和“向群众学习”结合起来。这正是他以自己独特的气质所开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这也构成了中共革命与苏俄革命第三个鲜明的差别。1927年，毛泽东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明确提出了实地调查是确定正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方针的途径。1929年，他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又提出：“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借此来决定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们知道了离了实际调查，便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中央档案馆编，1990：808)。在他看来，调查就此成为与唯心观点相对立的唯物观点的关键体现。

1930年5月，毛泽东还写下《调查工作》(后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革命者若离开了调查研究，就会产生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这就是说，革命的正当性并非源自上级领导机关的指令，也不是基于书斋中的理论阐发，而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与前线经验中生成的。他指出调查研究的重点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从而确定正确的斗争策略(毛泽东，1982b：1-11、355)。与此同时，他还完成了《寻乌调查》，此文堪称杰出的革命社会学文献(孟庆延，2018)。

总的来说，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逐步形成并发展出两种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构想：一是围绕“伴着发展”而展开的军事斗争理论，这一思路在抗日战争时期进一步系统化，并最终发展为人民战争思想；二是关于农村调查研究的方法论。《调查工作》一文正是其调查研究思想的集中体现，他对教条主义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其中蕴含了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1943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毛泽东，1983b：25-31)中，对上述思想作了更凝练而精准的概括。

正因为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工作路线，我们才不能仅仅用“官僚制”来理解革命根据地的组织架构。通过调查研究技术的连接，自上而下的官僚制设计与自下而上的群众性议程，构成了在革命根据地出现的一种新的“双轨政治”形态。

(二)革命的社会整合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各地发展水平不一的大国，亦是一个有着自身历史传统与文明肌理的超大规模共同体，其社会结构具有显著的历史绵延性与空间差异性。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任何试图在中国成功展开的革命运动，都必须回应空间分布、组织整合与身份认同等多个层面的挑战。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结构性条件下开展革命，并逐渐成长为一个在全国执政之前已拥有数百万党员的大党，中国革命亦由此呈现许多不同于小国革命或小党政治的显著特征。从革命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些特征并非零散存在，而是围绕着一条内在一致的逻辑链条展开：如何在高度分化的空间条件下，通过有效的组织机制和制度安排，将分散的社会力量整合为具有统一行动能力的革命共同体。

1.南北问题

“南北问题”揭示的是中国革命所面对的宏观空间结构。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尤其是历史政治地理和军事地理的一条基本线索，南北之分由来已久、影响深远。晚清以来，南北地域差异的政治内涵愈发显著：北方作为清廷统治中枢，形成了以满蒙贵族为核心的政治中心；而南方则演化为反清革命的策源地与核心场域。中华民国的初建既是南与北这两个政治地域的妥协结果，又因这种地域差别而屡起冲突，故有革命的再起和北伐之举。南北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张力演化成了国民党系军队与北洋军阀的军事对抗。列宁在1914年曾就中国的政治局势指出：“孙中山的党依靠的是中国工商业最发达、受欧洲影响最大、最先进的南方，袁世凯的党依靠的则是落后的北方”(列宁，2017：128-129)。南方既是国共合作的主阵地，也是在国共合作失败后，中共发动武装起义并建立农村根据地的主要区域。

不过，北方与南方的差别并不能简单用政治落后与政治先进来界定。北方革命主要是围绕政治展开的，一切革命活动的核心是要先实现政治革命；而南方革命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更从容地探索如何在城乡开展工农运动，实现社会革命。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各有侧重，相互补充。北方地区虽然在苏维埃革命时期没有成功的农民暴动，没有成建制的红军，没有红色武装割据政权，却涌现了一批出色的地下工作者。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重心从南方转向北方，固然是形势使然，但就革命的基础来说，也并非平地起高楼。故此，大批华北白区干部才会成为中共高级干部特别是党务干部的主要来源之一。

2.央地问题

如果说南北问题体现的是革命展开所依托的空间差异，那么中央—地方的关系问题(以下简称“央地问题”)则进一步触及革命组织如何在这种高度分化的空间条件下实现统一行动。自古以来，央地问题就是极为重要的政治问题。如何在维持中央政权高度统一及其权威的同时，实现地方层级的有效治理与灵活运作，是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必须应对的基本治理难题。这一问题不仅关涉国家权力的组织方式，也深刻地影响着资源配置、行政效率与社会整合机制(周雪光，2017)。

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央地问题，既与传统中国社会存在某种历史连续性，又由于革命战争的特殊环境，呈现更为复杂和严峻的处境。一方面，红色根据地在空间上被敌人以重兵分割，交通受阻，通信不畅，无论是各根据地与中共中央之间的纵向联络，还是各根据地彼此之间的横向协同，都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必须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坚持对各根据地及其所掌握的武装力量进行一元化领导，同时赋予各根据地在军事行动与经济运作上的充分自主性，以适应高度分散和快速变化的战争环境。正是在这种统一领导与高度自主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中，一种以任务分派、责任下沉和结果考核为核心特征的制度安排逐步形成，这即为笔者此前所谓的“军事发包制”。在这种体制下，中央作为“发包方”，主要控制战略大方向与核心干部任免权；而各根据地作为“承包方”，则需在极端残酷的环境下独立解决钱粮、兵源与基层动员等生存难题。这种模式通过“结果导向”的硬约束，极大地激发了各根据地主观能动性与生存适应力(应星，2020)。这一制度安排不仅是中共在革命时期应对战争条件与组织约束的产物，也构成了理解中共在全国执政后推行“行政发包制”的重要历史前提。

3.地域认同问题

在空间分化与组织分权并存的条件下，中国革命还必须面对地域认同问题，即如何防止地缘纽带演化为削弱组织整合能力的地方主义。中共早期革命者多出身于中小知识分子阶层，其参与革命的过程伴随着个体从原生家庭成员向革命大家庭成员的身份转换。然而，革命大家庭并非真空的同质化整体。早期革命者往往受限于地缘纽带，在其特定的空间场域内开展行动。这种地缘底色虽提供了初期的动员便利，但若发展成“地方主义”，则会消解组织的普适性信仰，成为威胁组织整合的离心力量。而中国共产党以“四海为家”，以谋求全中国的解放为使命，绝不容许狭隘的地方主义的泛滥。

打破地域认同的路径主要有三种。第一，领袖群体通过其超越地域的政治视野发挥引领作用。中共多数领袖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其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其革命舞台不局限于故土一隅。第二，跨区域经历在干部成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重塑其政治认知结构。具有异地工作与斗争经验的干部在空间流动中拓展了思想视野，其返归地方开展工作时，往往能够超越地方性关系网络，成为组织整合的重要支点。第三，经过持续的组织化塑造，地方干部逐步弱化地域认同。借助组织生活、思想训练、纪律约束、革命实践流动以及阶级话语的灌输，个体逐渐摆脱地域属性，融入以政治认同为基础的革命组织整体(应星，2025)。

不过，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革命者五湖四海的出身和地方烙印，依然是非常有意义的。杨念群(2011)在分析晚清儒学的地域化倾向时，辨析了湖湘、江浙和岭南三大地域化儒学的不同特点。我们在分析中国革命的地域起源时，也发现了两湖、江浙、岭南以及大别山、川渝这几大革命的策源地(应星、荣思恒，2020)。它们既体现了先进青年对共产主义目标的共同追求，也体现出不同的民情是如何汇入革命的洪流中的。

4.民主与集中的问题

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共核心的组织逻辑，构成了将空间差异的复杂性、组织权力的统分关系以及地缘认知的整合性转化为高度统一的政治行动能力的枢纽性机制。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和中共这样一个大党的情境中，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化过程尤为复杂。

1927年6月，中共五大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第一次明确提出把“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共的组织原则。“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为克服“陈独秀时代”家长制的影响，强调要加强“党的民权主义”，另一方面为克服政令不畅的问题，又着手整顿党内政治纪律，强调“现时秘密状态之中，需要最大限度的集权”(中央档案馆编，1989：305)。民主与集中这一双向要求，究竟在何种程度上通过何种机制转化为党内具体的组织关系与运作方式?民主集中制在军队组织与地方党组织之中，是否呈现不同的实践形态?军队内部民主的边界与弹性应当如何界定?军队与各级地方党组织之间的权责关系又应当如何安排?毛泽东在1928-1930年创建中央红军的过程中，对民主集中制在中共军队内部的具体实现方式进行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探索(应星，2016b)。

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民主集中制进行了系统阐释，将其界定为“以民主为基础的集中”和“以集中领导为前提的民主”(刘少奇，1991f：457)。若以苏俄党章为参照，可以看出，中共所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在制度设计和运作逻辑上具有两项突出的特征。首先，在正式组织结构方面，中共通过确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四大组织原则，强化了党内指挥体系的层级性和一致性。其次，在民主集中制的运作机制上，中共并未沿袭苏俄所侧重的党内监督与公开辩论的路径，而是创造性地将集体领导与群众路线结合起来，通过将“批评与自我批评”转化为高度制度化的党内生活准则，在强有力的集中领导与灵活的内部自我调适之间，构建出一套不同于苏俄模式的平衡方式(应星，2016a)。

四、余论

虽然本文聚焦中国革命这一核心议题，但其研究视野亦可在时空双重维度上与革命社会学的其他研究传统展开对话。就空间维度而言，中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同属社会革命范畴，欧美经典社会理论及比较历史分析关于社会革命起源、机制与后果的论述，对理解中国革命的发生逻辑与演进路径具有一定的启发性。然而，这种启发绝非理论的直接移植，更不意味着将革命社会学的中国篇章视为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延伸。相反，中国革命置身于独特的时空背景，依托其内生的动力与复杂的实践，构成了一个具有高度理论自主性的研究对象。这就要求我们在将其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等经典案例进行对照的时候，不仅需辨析共性，更须深入阐明中国革命的个性，尤其是将其作为一场发生于20世纪东方农业大国的“漫长的革命”(斯诺，2005)，揭示其中蕴含的历史意义。

就时间维度而言，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既存在历史传承性，又有着本质区别与路径分野。对前者的社会学深耕，不仅可以为对后者的社会学研究提供新的分析视角与方法启示，更能助力我们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现代中国革命的内在特质与发展脉络。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承担革命使命到承担建设使命的重大转折，但“革命型政党”所积淀的组织风格、价值理念与行动逻辑，仍影响着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治理模式(陈明明，2015)。对革命中国的深度阐释已然成为衔接近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思想枢纽。

今天，我们应努力突破学科划分过细、学术训练过窄、问题意识模糊等多重局限，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化革命社会学的探索。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2009b：161)。在经典社会理论中，革命研究同样发挥着如火车头般的引领作用。当前，中国社会学正处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阶段，登上这一历史的火车头，接过革命的精神火炬，深入推进革命社会学研究，正是新一代社会学人应当承担的时代使命。

原文参考文献

[1]陈明明，2015，《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关于党治国家的一个观察和讨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丛小平，2014，《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社会转型：1897～1937》，北京：商务印书馆。

[3]邓野，2003，《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蒂利，查尔斯，2025，《旺代：1793年反法国大革命运动的社会学分析》，熊俊诚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5]亨廷顿，塞缪尔，1988，《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6]——，2017，《军人与国家：军政关系的理论与政治》，李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7]季海洋、杨泰龙，2025，《“富农”的诞生：中共早期对农村社会阶层划分的认知演进》，《上海党史与党建》第2期。

[8]孔飞力，1990，《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谢亮生、杨品泉、谢思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9]李大钊，1984，《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

[10]李放春，2021，《瞿秋白与“领导权”的定名——Hegemony概念的中国革命旅程(1923—1927)》，《近代史研究》第5期。

[11]李培林、渠敬东、杨雅彬主编，2009，《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2]李普塞特，西塞·马丁，2013，《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郭为桂、林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3]列宁，2017，《中国各党派的斗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4]刘明逵编，1985，《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一卷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5]刘少奇，1991a，《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6]——，1991b，《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编《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7]——，1991c，《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编《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8]——，1991d，《论党内斗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编《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1991e，《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编《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91f，《论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编《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1]马克思，2009a，《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2]——，2009b，《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3]马克思、恩格斯，2014，《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4]毛泽东，1946，《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临沂：山东新华书店。

[25]——，1948，《战争与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哈尔滨：东北书店。

[26]——，1982a，《关于农村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27]——，1982b，《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28]——，1983a，《给林彪同志的信》，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毛泽东集》第2版第2卷，东京：苍苍社。

[29]——，1983b，《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毛泽东集》第2版第9卷，东京：苍苍社。

[30]——，2013a，《民众的大联合(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31]——，2013b，《学生之工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32]——，2013c，《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 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33]毛泽东，2013d，《反对统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34]孟庆延，2018，《理念、策略与实践：毛泽东早期农村调查的历史社会学考察》，《社会学研究》第4期。

[35]米歇尔斯，罗伯特，2003，《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任军锋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36]摩尔，巴林顿，2013，《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王茁、顾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37]瞿秋白，1988a，《现代社会学》，《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38]——，1988b，《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39]——，1993a，《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40]——，1993b，《〈湖南农民革命〉序》，《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41]石川祯浩，2006，《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2]斯考切波，西达，2007，《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43]斯诺，爱德加，2005，《漫长的革命》，贺和风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44]斯诺，埃德加，2011，《毛泽东自传》，张宗汉译，刘统编注《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45]斯塔尔，约翰·布莱恩，2006，《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曹志为、王晴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6]托克维尔，1989，《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47]——，1992，《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48]韦伯，2009，拉斯曼、斯佩尔斯编《韦伯政治著作选》，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49]韦伯，马克斯，2010，《论俄国革命》，潘建雷、何雯雯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50]沃马克，布兰特利，2006，《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霍伟岸、刘晨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1]杨奎松，2005，《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52]——，2009，《瞿秋白与共产国际》，《民国人物过眼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53]——，2012，《“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54]杨念群，2011，《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55]应星，2016a，《“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社会》第4期。

[56]——，2016b，《红四军领导机构的演化与主力红军的组织形态》，《苏区研究》第3期。

[57]应星，2018，《从“地方军事化”到“军事地方化”——以红四军“伴着发展”战略的渊源流变为中心》，《开放时代》第5期。

[58]——，2020，《军事发包制》，《社会》第5期。

[59]——，2025，《究竟何为重要的苏区研究?——贺〈苏区研究〉创刊十周年》，《苏区研究》第4期。

[60]应星、荣思恒，2020，《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学视角(1921-1945)》，《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

[61]张汉，2017，《“社会中的政党”与“政党中的社会”：政党社会学的历史传统与研究路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4期。

[62]张建华，2004，《俄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63]赵承信，1948，《中国社会学的两大派》，《益世报·社会研究》第23期。

[64]中共嘉兴市委宣传部、嘉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2013，《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65]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2023a，《毛泽东年谱》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66]——，2023b，《毛泽东年谱》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6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11，《刘少奇传》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68]中央档案馆编，1989，《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69]——，1990，《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70]周恩来，1980，《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71]周雪光，2017，《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72]Anweiler,Oskar 1974,The Soviets:The Russian Workers,Peasants and Soldiers Councils,1905-1921.Trans.by Ruth Hein.New York:Pantheon Books.

[73]Brinton,Crane 1965,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New York:Vintage Books.

[74]Hillis,Faith 2021,Utopia's Discontents:Russian Émigrés and the Quest for Freedom,1830s-1930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5]Sorokin,Pitirim A.1925,The Sociology of Revolution.London:J.B.Lippincott Compa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