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韩美群，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武汉，43007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自信’重要论述研究”（21&ZD003）阶段性成果。
摘 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课题。中华文明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具有鲜明主体性的知识传统，为当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奠定了深厚基础。近代以来，随着中西知识体系碰撞和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中国知识生产格局发生重大转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中国知识生产逐步由被动引介转向自觉建构，主体性意识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现实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其提供了精神滋养。“两个结合”明确了中国知识创新的根本路径，推动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上升为具有学理内涵的理论成果。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立足中国实践，体现中国立场，既是阐释中国道路、回应中国问题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增强中国学术主体性、彰显中国理论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主体性逻辑；“两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
引言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随着世界格局的深刻调整和全球知识生产方式的加速变革，既有知识体系在解释不同文明形态和发展道路时，尤其是在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独特实践进程中，逐渐显现出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立足中国实践，系统阐释中国道路，提炼中国经验，表达中国立场，构建具有理论自洽性的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增强哲学社会科学主体性的迫切要求。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系统阐明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方向与路径，明确提出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从战略高度指明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目标指向。近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理论创新、学科建设与话语表达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学科自觉与主体意识日益增强。学界围绕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何以必要、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建构等基础性问题所开展的研究，目前大多侧重于经验总结、路径设计 或话语建构 等角度，虽已取得重要成果，但仍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从主体性高度进行整体把握与系统阐释的理论自觉，难以充分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不断深化所提出的理论要求。主体性关乎知识立场的确立，内在规定了知识生产的出发点、方法路径与价值取向。正因如此，系统梳理并深入阐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主体性逻辑，具有突出的理论意义与现实紧迫性。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以主体性逻辑为分析主线，围绕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性诉求、主体性生成、主体性根基、主体性路径和主体性拓展展开讨论，力求揭示其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理路，为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一、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性诉求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首先要在知识生产中确立主体立场。所谓主体性，就是在知识生产过程中，能够立足中国实际确定研究对象、提出问题、提炼概念、作出理论概括，形成足以说明中国实践、服务中国发展的知识体系。它既关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方向，也关系思想文化领域主动权。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有其深厚历史根基。中华文明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围绕国家治理、社会教化、伦理秩序、历史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等重大问题，形成了内容丰富、体系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先秦诸子百家关于天人、义利、王霸、名实、知行等问题的讨论，奠定了中国古代知识生产的基本格局；其后经学、史学、子学、文学以及农学、医药学、天文学、地理学等不断发展，形成了具有延续性和自主性的知识传统。中国古代知识体系虽然与现代学术体系存在差异，但其立足自身经验、回应现实关切、形成系统表达的知识创造方式，体现出鲜明的主体性特征。讨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既要看到中华文明长期形成的知识传统，也要看到近代以来中西知识体系碰撞带来的格局变动。由此，如何立足中国实际回答中国问题、形成中国理论，就成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
（一）西方既有解释框架难以充分说明中国实践
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话语与评价体系在很大程度上由西方历史经验与理论框架所塑造。这些理论体系在解释西方特定发展情境时具有其合理性，但面对具有深厚文明传统、独特历史进程和超大规模体量的中国实践，往往显现出解释力不足甚至价值预设错位等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当务之急是要解决中国实践由谁来说明、用什么来说明的问题。只有摆脱对外来理论的简单依赖与机械套用，构建植根中国实际、回应中国问题的自主知识体系，形成概念清晰、逻辑自洽、能够准确揭示中国发展内在机理的理论叙事，才能真正把握解读自身发展道路的主动权，在国际交流中确立主体地位。
（二）中国经验亟须提炼为系统理论
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在经济建设、社会治理、民生改善和生态文明等领域积累了大量原创性经验。这些经验如果仅停留在经验描述或政策总结层面，难以转化为具有学理深度与普遍解释力的知识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从知识生产的视角看，实践并不会自然生成理论，经验也不会自动上升为学理成果。知识体系得以构建的关键在于，其是否具备将经验加以抽象、整合和概括的主体能力。以主体性逻辑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就是要立足中国实践本身提出问题、生成概念、建构范畴。如共同富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重要概念，便是在系统总结中国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理论表达，既回应了现实问题，也拓展了相关领域的研究视野，体现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性要求。
（三）思想文化领域呼唤巩固主体地位
知识体系既是学术问题，也是国家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背景下，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交融与交锋日趋复杂，知识生产与话语建构已成为国际竞争和大国博弈的重要维度。一些西方理论体系往往以学术中立和具有普遍价值的面貌传播，将特定价值观和政治意图嵌入学科体系、评价体系，对他国文化认同与思想安全形成潜在冲击。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通过形成一套立足中国历史、文化与现实，能够系统阐释中国道路、回应中国问题、引领中国发展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从根本上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增强民族文化认同与精神独立性，是应对复杂意识形态斗争的治本之策，也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复兴的思想保障。提出主体性诉求，目的就在于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增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解释能力和引领能力。
二、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性生成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的主体性，植根于中华文明长期发展形成的知识传统。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形成了以经史传统为主干、兼具诸子之学和各类专门知识的知识体系，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发挥着教化社会、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近代以后，随着西方知识大规模传入，中国知识生产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主体性，也是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进革命、建设、改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中国知识生产由此经历了从被动引介到自觉构建的历史转变，中国学术界的自主意识不断增强。
（一）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中的被动引介
近代以来，中国在遭遇深重民族危机的同时，也直面传统知识体系与西方现代学术体系之间的剧烈碰撞。伴随军事、经济优势而来的西方知识形态，在较短时间内进入中国学术视野，并在部分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很长时间以来，一些研究倾向于以西方概念与理论框架为尺度，对中国社会现实进行剪裁式解读，忽视了中国社会结构、历史传统与发展道路的独特性。这种脱离本土实践语境的理论移植，往往导致对中国问题的遮蔽甚至误读，使中国在思想叙事和知识表达上处于被动地位。在这一阶段，中国知识生产更多表现为对外来知识的引入和接受，主体性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历史经验表明，缺乏现实根基与文化滋养的知识形态，难以形成持久的解释力，更无法承担引领本国发展的知识使命。在不断反思中，从中国自身实践和历史条件出发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逐渐成为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开启主体自觉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中国知识体系建构由被动转向主动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强调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中国社会现实为出发点的革命理论和实践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的成功探索，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也在知识生产层面彰显了立足自身实践进行理论创造的可能性。毛泽东关于“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以及“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等重要论述，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确立理论创造必须坚持主体立场的基本原则，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奠定了思想基础。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推进，中国知识生产开始摆脱简单移植外来理论的被动状态，逐步走上立足中国实际推进理论创造的道路。
（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拓展自主建构空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现实土壤。在经济领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践中实现了公有制为主体与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机统一，突破了既有理论中关于制度类型的简单对立，推动了相关理论本土形态的生成。在科技与工程实践中，“两弹一星”工程、高铁建设以及数字经济发展等重大实践，不仅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在实践中孕育系统工程管理、协同创新和新型治理等具有原创意义的知识形态。这些理论探索并不是对既有知识范式的简单移植，而是在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过程中逐步生成的，体现出鲜明的内生性特征。正如邓小平所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决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使中国知识生产有了更加坚实的实践依托，也使自主建构的空间不断扩大。只有立足国情、回应实践需求，摆脱对外在模式的路径依赖，知识体系的自主性才能真正得以确立。
（四）新时代推动主体性建构不断深化
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也呈现出更加清晰而自觉的主体性取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深入研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围绕新发展理念、国家治理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重大时代课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立足中国实践加强理论概括和学理阐发，努力把实践中形成的新经验、新认识上升为概念、范畴和理论成果，既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也为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进入这一阶段，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主体性更加鲜明，研究对象更加明确，问题意识更加自觉，概念提炼、理论概括和话语表达能力也有了明显提升。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主体自觉建构的历史进程启示我们，只有始终保持与自身历史文化的内在联系，紧紧扎根于最生动的实践土壤，知识体系才真正具备解释力和引领力。该转变体现出中国精神由自发走向自觉，也标志着中国学术从学习借鉴迈向自主创新。这意味着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不断确立自身主体性，从而开启了面向未来的自主知识创造新阶段。
三、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性根基
构建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在一定实践条件和文明基础上逐步形成的过程。其生命力与独特性，源自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同时也深深植根于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二者共同构成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形成与发展的根基，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奠定现实基础
认识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发展。“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运动，揭示了知识生产的根本规律。马克思指出，人类的知识生产本质上是人的现实实践活动的观念化表达，“这些个人所产生的观念，……都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有意识的表现”。这一论断说明，脱离具体实践的知识形态难以获得真实的解释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一实践是在超大规模人口、复杂社会结构和深厚文明传统基础上展开的系统性探索，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多个领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的发展实践不断突破既有理论框架，推动新的理论生成与知识建构。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完善，深化了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解；精准扶贫实践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同时，形成了系统化的治理理念与操作机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探索，拓展了民主实现形式的理论视野；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丰富了对发展与保护关系的认识。这些来自实践并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成果，构成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最具现实解释力和时代内涵的内容，也奠定了主体性建构的实践基础。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精神根脉
任何知识体系的建构，都离不开特定的文化语境与历史传统。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绵延发展，形成了体系完备、内涵丰富的思想资源，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实事求是的认知传统、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民惟邦本的政治理念、革故鼎新的变革意识、协和万邦的天下情怀、和而不同的交往智慧等，构成了中华文明长期积淀的精神基因。这些思想资源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运行逻辑，而且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中国人理解世界和处理问题的基本方式。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求在学术层面自觉承续中华文化主体性，并将其转化为知识生产的内在支撑。这不是简单回溯传统或复古式阐释，而是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资源在与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的对话中焕发新的生命力。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获得了不同于西方知识形态的文化气质和精神底色，呈现出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
（三）实践与文明互动塑造中国知识形态
从整体上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现实根基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中华文明思想资源的持续互动中逐步生成的。一方面，当代中国的实践不断提出新问题、催生新经验，为理论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现实动力；另一方面，中华文明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为理解和回应这些问题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参照和意义框架。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并非脱离传统而展开，其诸多制度选择和发展路径，往往内含着深层的文明逻辑；鲜活的现实实践，又不断激活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与表达形式。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双向互动中，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逐步形成了兼具现实深度与文化厚度的知识形态。它既是对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系统理论总结，又是中华文明在现代条件下实现自我更新的重要表现。其建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当代的对话中不断推进的文化创造过程。
四、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性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 “两个结合”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机理，也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确立了方法论。“两个结合”作为贯穿中国知识生产全过程的内在逻辑，是主体性得以生成、巩固和展开的根本路径。从理论创新的一般规律看，真正具有生命力和解释力的知识体系，必然是在历史连续性、实践主体性与文化主体性相统一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此意义上，“两个结合”为当代中国的知识建构指明了方向，既要求理论深度扎根于中国现实，回应时代之问，又要求其自觉承续中华文明的精神传统，确立稳定而清晰的文化身份。在向下扎根现实、向内贯通文明的双重自觉中，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性逻辑得以真正展开。“两个结合”不是物理拼接，而是深层融合与“化学反应”，是在“魂脉”与“根脉”的贯通中实现的理论生成机制，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知识体系打开了创造性空间。
（一）立足中国具体实际推进知识创新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质上是将知识生产牢牢奠基于当代中国的现实实践。它要求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始终遵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认识规律，把回应现实问题作为理论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首先，必须形成真正立足中国现实的问题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今天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给理论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所呈现的诸多复杂而独特的现实议题，往往超出既有理论范畴的解释能力，正是这些新问题、真问题，构成了推动中国知识创新的根本动力。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中国实践中生成的问题为中心，在问题的提出阶段就要确立主体立场。其次，必须以扎实深入的调查研究为知识生成的基础环节。只有深入具体实践，在真实情境中把握结构性关系和运行逻辑，才能避免概念空转与理论悬浮。通过对实践材料的系统整理与理论抽象，逐步生成具有解释力的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从而形成能够反映中国现实特质、同时具备理论普遍意义的知识成果。 再次，必须坚持以实践检验和发展理论。自主知识体系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封闭体系，而是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中不断生成和完善的开放系统。理论只有在回到实践、参与实践、经受实践检验的过程中，才能不断修正自身、提升自身。在这一动态过程中，中国经验得以系统化为中国理论，中国理论又反过来引导和推动中国实践，主体性逻辑由此获得现实动力。
（二）以“第二个结合”厚植文化根基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在更为深厚的历史维度上推进理论创新，关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根基和精神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将这一结合称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它突破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简单对立的思维方式，为理论创新打开更宽广的文化空间，“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一方面，“第二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深厚而稳定的文化依托。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精神追求相贯通，才能真正内化为中国人民自觉运用的思想资源。通过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概念、范畴和表达方式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其理论形态得以呈现鲜明的中国气质，从而增强思想的亲和力、认同度与实践效能。另一方面，“第二个结合”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条件下实现创造性转化。中华文明所蕴含的丰富思想资源，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指引下被甄别、提炼与重构。通过与当代实践相对接，那些跨越时空的智慧得以转化为理解现代中国的重要思想资源。例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对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生态文明理念对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在当代的升华。这种转化和升华使传统文化不再停留于历史记忆，而成为参与现代知识建构的活的思想力量。正是基于此，“第二个结合”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注入了深厚的历史纵深和稳定的文化标识，使其不再是悬浮于文明传统之上的理论建构，而是有着清晰精神血脉和深厚文化根基的知识形态。
（三）“两个结合”统一于主体性建构
总体而言，“两个结合”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一套内在贯通的逻辑机制。当代中国的实践不断提出新问题、积累新经验，为知识创新提供现实动力；中华文明所积淀的思想资源，则为理解这些问题提供价值坐标和意义框架。二者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相互激活、彼此塑造，构成中国知识生产独有的内在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守好“魂脉”，确保知识体系的科学性和方向性；扎牢“根脉”，赋予知识体系以稳定的文化身份和精神底蕴。将二者有机统一起来，才能有效克服理论建构中对外来概念的路径依赖，真正形成能够解释中国自身经验、回应中国现实问题的知识体系。从这一意义上说，坚持“两个结合”，不仅是方法论选择，而且是中国学术实现从跟随走向自主的根本前提。它要求研究者始终立足中国现实、接续中华文明，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文明传承中推进理论创新，从而使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世界知识版图中，以清晰的主体立场、稳定的理论结构和独特的思想贡献，呈现出不可替代的中国形态与中国智慧。
五、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性拓展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说到底是在世界文明格局中确立自身思想位置的问题。强调主体性，并不意味着拒绝世界、回避比较，更不是在封闭中自我确证。恰恰相反，真正成熟而稳固的主体性，必然是在开放互动中形成的，是在与他者的持续对话、比较与超越中不断加深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这一重要论断从方法论高度揭示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既立足自身又面向世界的根本进路，指明了在全球知识版图中实现自主建构与创新突破的现实路径。从更深层次看，立足本土与面向世界不是外在叠加的两个方向，而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内在结构中的一对辩证关系。一方面，脱离中国实践与历史语境的国际化，必然沦为空洞的概念移植与话语模仿；另一方面，缺乏世界视野的本土化，也容易陷入经验自足与理论封闭的困境。只有在坚持主体立场的前提下实现开放互鉴，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才能在世界知识体系中确立清晰、稳定且具有思想张力的位置。
（一）在开放互鉴中坚持以我为主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具有明确价值立场和问题意识的开放系统。其开放性，主要体现为基于中国实践逻辑的主动选择、批判性吸收与创造性转化。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就是要求在全球知识交流中始终掌握理论建构的主动权，把外来知识置于中国历史进程与现实结构中加以重新理解和再造。中国学术不能满足于对西方理论的简单引介、注释或套用，而应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对其解释力边界、适用前提和价值立场进行系统反思。在这一过程中，外来理论不再是被奉为圭臬的标准答案，而成为可供比较、检验和改造的思想资源。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资本逻辑的制度性超越，还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对既有民主范式的拓展与创新，都体现了在尊重一般规律基础上实现理论再造的中国智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但学习借鉴，要以解决中国问题、概括中国经验为最终指向，其核心在于通过对外来知识的内化重构，生成具有自主解释力和普遍启示意义的中国理论成果。在这一由借鉴走向创造、由输入转向贡献的过程中，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断拓展自身的思想边界，为全球知识体系注入新的经验资源与理论变量。
（二）在世界对话中彰显中国知识贡献
走向世界，意味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在全球性问题的理论讨论中，形成具有实质参与度和解释力的思想存在。这要求中国学术不仅能够讲清中国经验，更能够以中国经验回应人类共同面临的时代课题，在世界知识体系中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与解决方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例，这一理念的传播，根植于中华文明天下观的深厚传统和当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实践之中。它直面全球发展失衡、生态危机、公共安全等共同挑战，通过减贫合作、生态文明建设、公共卫生协作等具体实践，将价值理念转化为可观察、可验证、可推广的制度经验和理论成果，实现了从中国实践到世界议题、从经验总结到学理建构的升华。这正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参与世界思想“百花园”的重要方式。与此同时，学术共同体在推动中国知识走向世界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责任。中国学界应以高度的学术自觉和文化自信，主动参与国际议题设置，搭建平等对话的平台，深化围绕全球性问题的协同研究，持续建设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高水平学术期刊与研究网络，在国际学术组织与规则体系中积极发声、贡献智慧。在文明互鉴中深化理解，在理论对话中凝聚共识，逐步推动形成更加多元、包容与开放的全球学术新生态。这既是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理念的自觉践行，也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主体性逻辑在世界维度上的延伸。
（三）在交流互鉴中守牢主体立场
在强调立足本土与面向世界相统一的过程中，必须警惕两种可能削弱主体性的倾向：一是将自主性误解为排他性，把强调特色等同于拒绝交流，从而在自我封闭中削弱对世界学术前沿的敏感度，导致知识体系逐渐失去创新活力；二是将主体性简单标签化、口号化，停留在概念宣示层面，缺乏扎实的理论建构和原创性研究支撑，最终使主体性沦为空洞表述。真正的主体性，是在比较、互动与超越中不断生成的。这要求研究者以更加从容而自信的态度处理本土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一方面，坚持以我为主，对外来知识进行审慎甄别、批判吸收与创造性转化；另一方面，以严谨求真的学术态度深耕中国问题，把主体性诉求落实为具有原创价值的理论命题、概念体系和学理成果。只有把握好开放性与自主性之间的辩证平衡关系，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才能既深深植根于自身的历史与实践，又具备广阔的世界视野和强大的理论解释力，最终成长为一种既属于中国、也贡献于人类的思想资源。
结语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标志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入以主体自觉和理论自信为显著特征的新阶段。这既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华民族在思想文化领域实现自立自强的时代要求。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不断深化，中国经验日益丰富、问题结构日益复杂，传统依附型、解释型的知识生产方式已难以有效回应时代之问。在此背景下，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系统建构，实质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塑中国学术的精神品格与理论使命，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真正成为理解中国、解释中国、引领中国的重要思想力量。
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根本价值指向与现实旨归。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既要从学理层面深刻阐释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系统揭示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内在逻辑与历史必然性；也要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作出有理论分量的回答，把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实践提炼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成果，为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坚实的思想支撑与话语保障。
与此同时，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也不是封闭自守的理论建构，而是在胸怀天下、关照人类共同命运中展开的思想创造。中国在减贫治理、生态文明建设、全球发展合作等领域形成的一系列实践探索，改变了自身的发展轨迹，也为破解全球性难题提供了新的经验资源与思想启示。将这些源于中国实践的探索纳入人类文明演进的宏阔视野并加以理论升华，以可交流、可理解、可对话的学术方式回应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共同关切，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实现世界意义的重要路径，有助于打破以西方经验为唯一参照的知识霸权和单一叙事结构，推动全球知识生态朝着更加公正、多元与包容的方向演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守主体性逻辑，要求我们在方法论上坚持“两个结合”，在问题意识上立足中国实践，在精神根脉上赓续中华传统，在学术形态上遵循科学规范，在开放互鉴中保持理论定力，在文明对话中实现思想超越，最终在融通古今中外思想资源的基础上，构建具有时代高度、实践深度与世界广度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使其成为经得起实践检验和历史检验的思想成果，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有分量的中国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