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树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王韶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国际展望》2026年第3期

内容摘要：经过学界十多年的理论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发展成为思想宏阔、架构完备的科学体系。这充分体现在该理念学理化研究起点的时代性、多样性和包容性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国际体系向多极化转型的背景下提出的，国际合作是确定其研究起点的基本方向，中国以自身国际主义的外交风格与和合主义的传统文化底色来重塑国际秩序理论。目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学理化研究主要有“自由人联合体”“自然共同体”“天下体系”“全球化的矛盾运动”“国际社会矛盾运动”以及“国际共同体”等六种研究起点，它们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学理化研究提供了多元视角。当前，虽然有多方面因素影响学术共识的达成，但由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研究起点上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共性，因此学界至少可以在学科属性、存在实质以及开放本质三个维度达成基本共识。

关键词：习近平外交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  学理化  多元主义  自主知识体系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十多年来，这一理念丰富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内涵，有效实现了国际传播，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关于公平正义世界秩序的构想，成功地指导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已成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中外国际关系理论界引起了广泛探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原因之一在于经过十多年的理论化进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逐步实现了实质性的系统化和学理化。其一，在2023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其他核心要义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权威的系统化梳理；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衍生出多个层次的共同体子概念，包括领域共同体、区域共同体和双边命运共同体，并实现了与“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等概念的对接，满足了理论内涵层次性的基本要求。从影响力和感召力来看，广大中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将该理念视为塑造新的世界秩序的中国方案。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中国外交和世界格局产生了显著而深远的影响，成为新时代中国开辟国际关系理论新境界的重要理论体系。

一、何为研究起点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新时代中国的一种主流政治话语，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认同，并实现了与学术话语的良好融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界对该理念进行了持续、多角度的研究，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则重点进行学理化研究。例如，一些国际关系学者注重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发展联系起来，力图把这一政治话语与西方有关国际共同体的学术话语进行比较研究，并运用国际政治社会学方法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此外，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对该理念进行了不少学理上的探索。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学理性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引领上述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现了中国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有效结合，并朝着有机结合的方向迈进。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所以实现了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有效结合，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一理论的创立及研究氛围呈现多元包容的特点。这充分体现在其研究起点的时代性、多样性和包容性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身具有多学科指向的研究起点，因而其内涵丰富、包容，并由此为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获得国际学术界更强的认同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本文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学理化研究起点作为探究对象。

第一，研究起点。研究起点确定了一个概念学理化的存在本质，往往指向现实中遇到的经验现象、历史问题与具体矛盾，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理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就国际政治而言，时代特征决定国际政治总格局是马克思主义考察国际关系的基本观点。对时代特征的整体判断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起点的一般前提，诸如国际政治格局中的阶级关系、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议题分别体现了研究起点的体系性与特殊性。从体系性来看，研究起点是关于现象的整体认识；从特殊性来看，研究起点则是关注现象的一个方面。就特殊性而言，学界已经从至少六种研究视角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了学理化阐释。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从整体性出发，研究整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学理化研究起点的可能性。

第二，学理化研究起点。学理化研究起点是指某个宏大的理论在逻辑推演和理论体系建构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基本概念、典型现象，其中以基本概念最为常见，它直指理论的核心。理论研究者需要将某个核心问题或基本概念作为建构整个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并把其主要精神或部分内容贯穿于理论体系的始终。显然，学理化研究起点具有某种本质意义和抽象性，能够塑造理论的学科背景或发展方向。虽然一个理论体系的最终结论并不必然与这个研究起点完全对应，但是也无法完全与其脱钩，两者具有内在的理论联系。比如，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的研究起点是时代本质问题。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的研究起点是世界大战的可能性问题。摩根索对国际关系的研究起点是国际政治中“利益”的真正内涵。科学行为主义革命之后的美国学界通常把国际合作理论研究的起点指向无政府状态。尽管美国国际关系三大主流学派对无政府状态的内涵有不同的解读，但都分别遵循了安全困境、相互依赖和集体认同的逻辑思路。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学理化研究起点的多元视角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时代背景来看，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时代内涵同时具有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确定性的方面包括国际秩序向多极化发展、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和合主义、当代中国的外交风格等；不确定性则包括百年变局的演进速度、中国与外部世界体系的复杂互动等，因此该理念具有多元历史复合性的特征。这为持不同学科立场和学理认知的学者从多个角度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学理化研究起点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学术界关于该研究起点的探索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研究起点的认识主要有六种较有代表性的视角，即“自由人联合体”“自然共同体”“天下体系”“全球化的矛盾运动”“国际社会矛盾运动”以及“国际共同体”。本文通过梳理这些多元视角，试图对此背后因素作初步探讨。

（一）“自由人联合体”视角

持这种研究立场的学者认为，“自由人联合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研究起点。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在论述人类社会发展形态时，使用了“自由人联合体”的概念，这是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本质的准确把握，是真正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社会迈向世界大同的重要步骤，它必然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预测，也是真正的共同体。这样，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与共产主义社会产生了本质上的联系。但这一研究视角有两点不足：一是从时间序列看，“自由人联合体”是未来的社会形态，应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研究终点，而非研究起点，这一视角出现了时间错位的问题；二是从发展阶段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历史阶段提出的，当前尚未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联系在各自的时代性上难以完全匹配。

同时，学理化研究是一种理论探索和实践，应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可以脱离物质基础来进行逻辑演绎，以“自由人联合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研究起点，让我们得以在思想创制的领域进行学理化探索。

（二）“自然共同体”视角

目前，学术界有两类学者支持把“自然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研究起点。一类学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自然共同体”是指古代社会及其之前的共同体形式，如果从社会共同体角度来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妨将“自然共同体”作为其研究起点，因为后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都突破了现代性的局限。另一类学者认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同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这符合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精神，还与联合国《二十一世纪议程》（Agenda 21）的可持续发展宗旨相契合，易于被国际社会接受。这一研究视角有两点不足：一是忽略了两者所处国际体系时代条件的差异。主权国家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力量，“自然共同体”则距离主权国家体系过于久远。二是忽略了两者所遵循规范的差异。人类命运共同体属于现代国际社会形态的范畴，它的根本遵循和基本支撑是全人类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等规范体系；“自然共同体”则是前现代及更早的社会形态，两者遵循完全不同的规范。

总体而言，自然共同体视角反映了包含自然必然性的思辨理性，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它彰显了生产实践中面向自然的一面，强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研究起点中的存在本质。

（三）“天下体系”视角

将“天下体系”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研究起点，有两方面的合理性：一是突出了理论的中国特色，二是能够更好地超越西方关于安全共同体理论的逻辑。就前者而言，以中国为中心的古代东亚国际体系通常被称为“天下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带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也继承了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包含的天下情怀。因而，可以把“天下体系”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学理化的研究起点。就后者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在西方国际观正义性缺失，而中国的胸怀天下观正义性凸显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有力驳斥了西方的理论。强调“天下体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研究起点，可以彰显鲜明的政治立场和话语权斗争的现实风格。

不过也有学者指出，将“天下体系”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起点有两点不足：一是中国周边国家可能会对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指导思想是天下主义还是国际主义感到迷茫，也对天下主义背后的“朝贡体系”是否以新形式重现而对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产生不必要的疑虑；二是“天下体系”尽管对于当前仍有一定启发意义，但它作为古代国际体系已经宣告落幕了，其规范体系不符合现代国际关系准则，制度体系不具备可操作性，因而不适合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学理化研究起点。

“天下体系”作为一种区域性的国际政治体系已在各国近代化过程中解体，天下情怀却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将“天下体系”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研究起点，反映了中华民族强调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世界政治理想。

（四）“全球化的矛盾运动”视角

支持将“全球化的矛盾运动”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学理化研究起点的学者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和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的起点离不开全球化概念，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马克思等经典作家非常重视全球化在理解世界历史和世界政治中的价值。他们正是在全球化视角下的政治、经济研究中推导出世界革命等理论，从全球化出发来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就为理解国际政治发展的本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二，西方学者也在反思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性，同时，在引领国际秩序变革方向上，东西方都有各自的主张，全球治理的领导权正处于转移过程中。将“全球化的矛盾运动”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研究起点，使旨在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更受关注，也便于对外传播，而且能够把新中国外交政策贯穿起来。不过，全球化进程仍以经济领域为主。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经济形态，而是国际社会形态，两者有较大的差距。也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如果以全球化的矛盾所引发的国际社会运动作为研究起点，似乎比全球化矛盾运动本身更容易使人信服。

全球化的矛盾运动观点将学界对经济活动的关切代入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学理化研究起点之中，还兼顾了对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认识，它至少拓展了研究起点的范畴。

（五）“国际社会矛盾运动”视角

将国际社会矛盾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研究起点，有三个理由：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国际社会形态，而国际社会的矛盾运动属于其中的现象。其二，国际社会是由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支撑的国际关系体系，这些超国家层面的规则也为化解国际社会的矛盾、实现公平正义的理想发挥作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基础。其三，已有研究强调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性，即国际社会的持续互动。在此过程中，既有合作也有竞争，既有结构性问题也有进程性挑战，这正是国际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

“国际社会矛盾运动”视角更加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与纯经济学视角相比前进了一步。然而，将之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学理化研究起点，有两点不足：一是国际社会矛盾运动内容过于广泛，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研究起点是特定的国际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而不宜泛泛而谈。二是目标定位存在偏差。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是新型国际关系的体系形态，即一种组织方式，而不是实践方式。

以国际社会中的基本矛盾运动作为研究起点，关注了国际政治中的进程性因素，这既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研究能够揭示国际政治生活的复杂特征，又能赋予其国际伦理的内涵。

（六）“国际共同体”视角

把“国际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学理化的研究起点，主要有以下三个理由：其一，国际共同体是国际社会的较高阶形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是从超越国际共同体的角度提出来的。其二，国际共同体概念虽然源自西方，但是比较中立、具有普遍适用性，因此便于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中进行学理化研究。其三，关于国际共同体的理论具有鲜明的国际关系学科属性，理论体系比较成熟完善，为国际学术界和外交界所接受，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联系较为直接。不推荐这一研究视角的学者则认为，国际共同体概念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主要限于安全领域，即安全共同体，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则宽泛得多，如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维度，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战略引领。

学术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研究起点上产生如此丰富的成果，形成如此各有千秋的观点，究其原因，除了学术界不断推进学科建设、增强服务国家外交的意识，以及党和国家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鼓励百家争鸣等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也是新时代由中国倡导、由全世界共建新型国际秩序的理想目标。它的理论建构和完善、在各领域的实践必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理论完善方面又有不少逻辑关系需要疏通和推敲。鉴于理论研究的现状，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统一知识体系难以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来，而从多元角度进行探索性研究不失为当前阶段的一种理性选择。

三、形成研究共识的前提条件与制约因素

如上文所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学理化的研究起点具有历史性、多元性和包容性。在研究中保留不同观点合理性的同时，如能使它们进一步碰撞、磨合，形成一些差异性之上的基本共识，就有可能从多样性中找出规律性或共性，形成当前国际政治中常见的“共同但有区别的”现象。

（一）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学理化研究起点的三个疑问

学者们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学理化研究过程中通常会遇到一些具体问题，突出地表现在学科归属、存在实质和开放本质等方面。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认识论上的归属。不少学者认为，既然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确定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直接服务于世界和平与发展大业，完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格局，那么它应当属于国际政治学或外交学的研究范畴。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哲学上和逻辑上与全人类解放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鉴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是关于国际政治经济的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也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学科的研究范畴。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存在实质。它是纯粹的理念、实践活动，还是一种实际的国际政治存在？这关系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体论问题。本文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正在构建中的新型国际体系，它建立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基础之上，也可以说是一种世界秩序。它是对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邓小平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倡议的继承和发展。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独特的还是普遍的理念？可以从该理念的开放本质来理解。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旨在解决全球治理与世界秩序的大问题，它占据世界国际关系理论新境界的制高点，因此是立足中国、着眼世界的普遍理论。其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遵循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从过去人类关于国际政治的所有有益实践中博采众长，因而该理念具有进步性和持续性，是人类政治发展成果的体现。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学理化研究起点的基本共识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学理化研究起点问题上，学界至少可以在学科属性、存在实质以及开放本质上达成基本的共识。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学理化研究具有双重学科属性。仅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研究起点的多元性就不难看出，这一理念体系是开放的、复杂的，并处于不断演进过程之中。首先，它的内在属性是政治学属性，即它主要属于外交学和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对象。其次，它具有国际关系学科属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也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概念，还是中国关于新型国际体系特别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基本方案。这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世界经济、世界历史、区域国别等学科有着强烈的学术互构关系，因此，它具有鲜明的交叉学科属性。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存在实质。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尚未实现的高级形态的国际体系，虽然它的具体构想和构建方案尚未完全成熟，但从当前理论建构的进程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情况看，它已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此外，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一种混合型的国际体系，它建立在现代国际关系准则以及东西方的共同政治智慧之上，朝着人类共同的国际政治文明方向发展，是一种新型国际关系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研究起点应当是对国际政治形态的某种抽象，而不是一种进程、活动或理念本身。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开放本质。习近平指出，“我们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摆脱意识形态偏见，最大程度增强合作机制、理念、政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外思想、文化、理论交流互鉴的产物，也是中外政治文明碰撞和互动发展的产物。一方面，它尚处于将先进理念付诸实践的过程之中；另一方面，它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升级版”，欧洲、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印度等国家都能从这个新型国际体系中找到原有国际体系的影子，但又超越了既有国际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自中国，联通世界，旨在造福人类。因此，它的研究起点应当具有国际主义的特性。

（三）学理化研究起点共识形成的前提条件

上述三个方面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研究起点的初步共识，并为研究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方法论支持，目前已基本具备三个前提条件。

第一，习近平外交思想系统化、学理化已取得了重要进展。2023年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明确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核心理念与其他重要理念或概念的有机结合的关系。会议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努力目标，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为实现路径，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战略引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繁荣，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这些理念或概念的相互关系定位，集中于国际政治学和外交学领域，赋予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较明确的内在含义。

第二，政学互动的成熟度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都认识到，中国外交学和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尚未完成，即便完成也仍须与各相近学科交叉，从而更好地在阐释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和广义上的对外工作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有关涉外法治、涉外金融、涉外国家安全、对外传播等工作作出了系统部署，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举措，包括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以及强调“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这些工作要求各涉外学科与国际关系学科交叉融合，共同解决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中央周边工作会议的核心议题虽然是周边外交，但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等各项工作的一体行动，因此对应的知识体系也应是交叉性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深化贸易、投资、产业、人文务实合作，拓展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卫生健康、旅游、农业等领域合作新空间。完善多元化、可持续、风险可控的投融资体系。加强海外利益保护。”这也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提出了新要求。学界则积极回应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例如，一些学者围绕“十五五”时期如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构建良好的外部环境，如何更有所作为地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进行了理论探索。综上所述，研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需要学科交叉融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学理化研究的关系属性也是十分明确的。

第三，国际社会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命高度认同。联合国与世界各国、国际组织以不同形式肯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赞赏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各领域共同体、区域共同体和双边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发展与世界和平作出的杰出贡献。特别是四大全球倡议不仅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应对国际安全挑战、促进文明互学互鉴、加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而且其所具有的问题针对性、政策操作性和项目有效性还受到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广泛好评。国际社会的这些共识反过来有助于促进学术界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学理化研究起点达成共识。

（四）制约学理化研究起点形成共识的因素

达成共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是由社会科学学科整体处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初级阶段”所决定的，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系尚在理论建构和实践优化过程中，其发展路径也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向，具有综合性和实践性等特点，学界要及时、全面认识颇为不易。其二，关于学科的传统认知影响了学界对创新理论的准确把握，以往恪守学科界限甚至从学科身份出发来寻找研究对象并评判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虽然总体上是可行的，但已不完全符合新形势下的社会科学研究要求；其三，学界对于共同主义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中的地位仍有不少争鸣。例如，有的学者提出，如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存在终极目标，那么该目标社会就建立在经济高度发达和均衡发展的基础之上。然而，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因而只能采取妥协与包容的共同主义理念，这与共同主义的逻辑不完全一致，后者成为前者的过渡状态。坚持共同主义的学者则认为，这是学界在较长时期内研究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的基本思路，文明多样性与发展道路多元性等因素决定了中国不能走西方的老路，目前中国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反对所谓“普世价值”正反映了这一点。在当前条件下谈论终极目标不但在理论上远未成熟，在实践中也易受到外界误解或攻击。

尽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学理化的研究起点具有多元性，学界关于学理化研究也还有一些疑问，但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仍应从诸多视角中划定底线，并提炼出一些共识。

四、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学理化研究的进一步思考

如上文所述，学界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学理化研究起点形成共识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这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身的多元复杂性以及相关学科传统认知导致的，也是理论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因素互动的结果。要解决这些问题，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一步开展学理化研究，就需要深入思考并处理好三组对立统一的关系。

第一，理论的自主性发展与系统性发展的关系。作为理论的研究起点，它面向的是理论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多领域问题，这决定了理论本身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又是在一定的逻辑边界中展开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新型国际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重要概念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不久，就得到了国内外理论界的积极解读和广泛研究，其理论意义向各个学科延伸，指导了相关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研究，满足了长期以来学界对于自主知识体系的需求。除了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广泛运用和权威解读之外，各学科也做了多方位的理论阐释。然而，新型国际关系、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文明新形态等理念或概念也几乎同时占据了同样重要的理论阵地，且被用于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那么，主流理论界就有必要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其他概念的关系，即厘清人类命运共同体自主性发展与系统性发展的关系。在此过程中，学术界主要围绕习近平外交思想“十个坚持”核心要义，按照《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的精神展开理论学习和研究。在“十个坚持”核心要义中，“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其他核心要义都有密切的关系。而与人类有关的概念，如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解放等也找到了理论研究的新动力源。这样，就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学理化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并不可避免地使研究起点确定在不同的方位上，从而造就了百花齐放的研究起点景观。

第二，理论的中国特色与人类情怀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正值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进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这三个重大进程的历史条件下，其理论本质必然包含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世界意义。虽然这三个重大进程具有高度相关性，然而其学术理论指向、学科依托范围、蕴含的政治话语风格都有所差异。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直接相关前提是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它是基于国际关系学科的学术视野作出国际政治格局判断，这就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要是一种人类情怀；其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基础性条件，正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提出这一重要主张；再次，中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正在努力实现既定的奋斗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现实条件，如果没有这一条件，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就会缺少政治和经济支柱以及可操作性，还会受到国际政治和经济斗争的影响和制约。

从外交理论的角度解读以上三个重大进程的理论内涵，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它的艰巨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如何处理中国特色与人类情怀的关系。习近平在不同场合运用“天下情怀”“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概念阐述了这个关系。二是如何处理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与人类解放事业的关系。我们需要明确，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中最基本的一对概念，即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在当代中国应当有怎样的新内涵。对此，习近平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文明交流互鉴”等概念，并通过这些概念来全面阐述这一新的理论问题。三是如何定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战略属性。如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战略属性，那么它是中国外交大战略的一部分，还是指向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这需要进一步研究。上述理论研究的艰巨性，也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涵盖面，客观上赋予了研究起点多元化分析的空间。

第三，理论的特殊政治功能与普遍性功能的关系。特殊的政治功能意味着理论的研究起点有着独特的、具象的现实意义，理论的普适性本质则决定了研究起点需要一般的、抽象的政治内涵。正如现当代历史上不少伟人的政治思想或外交思想一样，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高度统一，它的理论表述既要符合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国家利益，也需与现代政治文明、国际政治常识相联通，这些彼此关联的内容及其关系极大地受到了时代背景、国家发展、政治传统、国际格局特别是领导人本身理论风格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传统上，多数中外政治家提出外交思想或国际倡议，首先是从彼时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出发，服务和指导一段时期内国家的外交斗争和国际合作，其次才考虑其普遍的理论意义或更深远的政治意义。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由于受到上述三个重大进程复合性演进的影响，这一思想在提出之时，就需要同时考虑其反对霸权主义、进行国际政治斗争的现实性要求，以及其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普遍性要求，以进行有力的反霸权主义斗争，并将自身置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制高点。具体地讲，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中国反击美西方国家对华发动“新冷战”的精神产物，后者则主要在思考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在其综合实力逐渐接近发达国家的情况下，如何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和完善原有的国际规则体系。如此，就需要更加深入地挖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内涵，包括“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以及“利益、责任和命运共同体”等，使之更加符合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遍原理并进而引领国际关系理论的前沿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