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勇:论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全球观念变迁的主要规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0 次 更新时间:2021-03-31 23: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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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勇  

   内容摘要:本文以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全球观和外交思想为基本研究对象,以其全球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为研究重点,从国际身份、国际互动等角度分析其全球秩序观的变迁规律,从国际治理原则、国际制度观等四个变量研究其全球治理观的变迁规律,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大为划分时期的主要节点来阐述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变迁的经验内容。与此同时,作者还从党情、国情、世情相结合的角度以及国际正义观、国际制度观等方面来总结影响其全球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的相关因素,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全球观现在面临的三大机遇和三大挑战,认为中国共产党针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不断完善其全球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为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要坚持三大“平衡”原则,即区域秩序观与全球秩序观相平衡、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相平衡、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平衡。

  

   作者简介:郭树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上海,200083。

  

  

  

   中国共产党是以人类解放为使命的政党,在领导中国人民成功进行民主革命、民族独立、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都紧紧地将民族复兴的命运与人类进步事业联系在一起,在党的外交理论和外交方针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中,不仅十分注重从国际主义、世界和平发展的角度判断国际形势和分析目标与任务,力争将本党本国的政策符合国际大势,适应世界发展的潮流,为人类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而且还及时汲取世界各国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先进国际理念,将之与中国国情与具体外交实践相结合,不断完善自身的全球观和外交观。

  

   一、中国共产党全球观的基本内涵及分析框架

  

   中国共产党的全球观是指中国共产党在将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基础上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所持有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因而也是中国共产党国际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全球观的知识体系内,全球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居于重要甚至主要地位。在中国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全球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其全球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本文出于研究方便,以中国共产党的全球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为例来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全球观。“全球秩序观”“世界秩序观”和“国际秩序观”三个概念密切联系,在多数情况下可以根据语境不同和表达需要来相互替代、相互补充,但在狭义描述概念辨析时,三者仍存有细微差别,主要表现在时代主题、国际地位、外交重点与领域任务之差异方面。“全球秩序观”和“世界秩序观”两词相比于“国际秩序观”往往带有更加“全球化”“世界体系”“人类发展”等方面的内涵,且与“全球治理”这一概念联系紧密。[2] 有人认为,当前中国正在从以往所强调的“国际秩序观”向“全球秩序观”转变,[3] 新时代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会向着更为适应全球性发展的方向转变,从而使全球秩序观的概念意义变得更为宽泛、更加包容、更加积极,其结果是,“全球秩序观”与“国际秩序观”作为特指的秩序观在彼此间产生了一定的差别。

  

   (一)中国共产党全球观研究中的概念与前提

  

   本文认为,“全球秩序”是指在一定世界格局的基础之上形成的系统化的国际安排与运行规则,包括了规范国际行为体的行动规范和相应的保障机制,其具体形式囊括了各类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不同的国际协议与条约、传统的国际惯例与国际道德等,旨在保证无政府体系下国际社会的有序运转。中国共产党的全球秩序观是中国共产党在面对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形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外部变化以及为实现民族复兴、国际正义和人类发展而进行对外交往时所持有的国际观念,是在历史与实践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国际格局与国际安排的观念体系,包括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国际角色定位的认知、对时代主题的基本判断、对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的认识,以及对构建全球秩序的态度与构想等。党的全球秩序观具备先进性、发展性与规律性的特征,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主客观的、历史的、科学的统一。

  

   1. 中国共产党全球观与中国全球观的一致性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全球观与国家具有一致性。首先,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者,又是领导者,而国家意志所体现的主要是党的意志;其次,在外交实践中,党的对外机构与领导人代表国家行使职权,同时也代表党的意志进行对外交往,党和政府的领导在身份上实现了两者的统一;最后,党的领导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处于核心地位,[4] 政府决策的过程也是党的领导决策的过程。显然,党的外交意志与国家的外交意志完全统一。正因为如此,本文在论述中国共产党的全球秩序观、全球治理观等全球观时,采用了将中国与中国共产党两个概念混同使用、交互使用的研究方法。

  

   2. 中国共产党全球观的三个来源

  

   中国共产党全球观特别是全球治理观的形成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国际观以及西方全球治理观等多重影响。首先,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全球观的第一个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一方面强调国际政治中的合作关系,不仅认为无产阶级国家之间应当合作,而且还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应当和平共处;[5]另一方面也特别重视全人类的解放,认为关注人类命运前途是其应有之义。其次,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全球观的第二个理论渊源。习近平在2014年中国国际友好大会上指出: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以及“人心和善”的道德观。[6]其中,“协和万邦”的国际观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世界各国应当和平相处、相互协作以及“天下大同”的想法和理念。最后,世界各国优秀的全球治理观是中国共产党全球观的第三个理论来源。全球治理本身是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产物,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必然结果,但不同国家对全球治理的认识并不一致,因而其全球治理观也不相同。鉴于此,学习和借鉴他国先进的全球治理观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自身全球治理观的一个重要途径。

  

   3. 中国共产党全球观中的全球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全球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在内涵上具有颇多相似之处。首先,全球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都属于其全球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处理本国与国际社会关系时所使用的重要观念;其次,中国共产党的全球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都与国际主义相联系,具有国际主义情怀;再次,全球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都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精神和精准判断国际局势的敏锐意识与能力;最后,全球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在内涵和外延上存在交叉关系,都是指引中国共产党外交实践的重要思想组成部分。从广义上讲,全球治理观实际上是全球秩序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狭义上来说,全球治理和全球秩序的侧重点虽然有所不同,但存在许多交叉领域,比如两者都涉及中国对于参与世界秩序建构的看法与行动、对国际机制建设的看法与行动等。

  

   但是我们应当同时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全球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在研究范围和涵盖领域等方面仍存在不同的侧重点。首先,中国共产党的全球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的历史定位不同,而且中国共产党的全球秩序观在历史上先于全球治理观的产生并经历了多次调整;其次,全球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的理论视阈不同,全球治理观更加侧重国际经济的公平治理而全球秩序观则更加侧重国际政治制度的正义伸张;再次,全球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的概念层次不同,全球秩序观所囊括的理论范畴更加偏向于伦理领域与正义领域,而全球治理观则更加偏重于指导国际实践;最后,全球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的政策针对性不同,全球治理观重在实践和实用,而全球秩序观则重在定位和指导,这样才能形成体用结合的机制,才能创造出与时俱进的国际理论和外交理论。

  

   (二)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变迁的三个分析角度

  

   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变迁的规律需要我们从以下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1. 国际身份

  

   国际身份是指主权国家等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包括国家对自身的角色定位与国际社会对自身的角色定位。由于不同的国际身份实际上都承载着不同的国际期待,因此,具有不同身份的国家应该肩负与其实力和期待相对应的国际责任。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流建构主义将文化与观念作为建构国际体系的最重要因素,将国际身份视为国际关系行为体外交行为的基本依据。[7]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国际身份、国际立场和国际责任问题,因为它们可以向全世界回答中国共产党代表了谁、代表了哪类国家并将从事何种国际事业、执行何种路线的外交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仅明确表明自己的国际身份与国际立场,而且还始终高举伸张国际正义、履行国际责任的大旗。随着中国的国力不断发展和世界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国际身份也正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因此,国际社会对中国积极转变国际身份的期待和认知便成为西方学者讨论和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显然,将国际身份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视角来研究中国共产党国际秩序观的变迁规律是非常必要的。

  

   2. 国际互动

  

   国际互动是指主权国家或国际组织等国际行为体彼此之间进行的互相交往及互相作用的行为,包括互动的过程、方式和结果,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里。政治上,国际互动主要包括在主权国家之间建立外交关系、参加国际会议、加入国家组织、订立国际条约等外交行为;经济和文化上,国际互动主要表现在这两个领域中的各项重复性的交往过程。众所周知,国际互动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讲的社会实践的范畴,任何国际行为主体进行国际互动都必须在一定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下进行。由于互动的过程通常都具有目的性,因此,我们可以将国际互动理解为“在特定的背景下所进行的、带有一定利益目标的相互作用的持续不断过程。” [8] 若不存在国际互动,主权国家之间就很难在共同利益形成之前架构桥梁,更谈不上组建如联合国、欧盟等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达成贸易规则、国际条约等国际秩序安排这些问题了。因此,国际互动不仅是影响和建构国际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且国际互动中的各项实践也必然对一国的国际秩序观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的形成和变迁主要涉及两种国际互动:一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代表主权国家所进行的国际互动实践;二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所进行的政党外交实践。众所周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政党外交不仅构成了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开展对外交往过程中,政党可以突破国家外交实践的局限,与未建交国家或建交国非执政党建立外交关系,在国际舞台上不仅可以为中国创造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而且还可以在非常规环境下扩展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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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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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观察》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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