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建构中国古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务须关注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通过原发性学术史问题的梳理与相关领域还原性的研究，真正弄清中国文章学所包括的经史子集等复杂内涵及所蕴含的文化传承价值；二是研究视野的扩展与转向，将“六艺”及儒释道诸领域纳入研究的视野，拓展出新的广阔学术空间；三是创造出中国自己的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形成学术的原创性、理论的系统性与方法的有效性，以彰显中国话语特色。建构中国古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要目的乃是通过重新诠释经典与重新发掘经典，从而有效地继承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关 键 词：体系建构/观念更新/视野扩展/理论创建/经典传承
作者简介：左东岭，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教授。
原发信息：《文学遗产》(京)2026年第202602期 第30-38页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4ZDB073)阶段性成果。
目前，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创新与建构成为一个热门话题，鲜明地体现了中国热情参与世界对话与民族自信的活力。然而，所谓自主知识体系创新乃是国家的一个总体目标或者说理想期待，最终要将其落到实处则务须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切实努力：一是必须分解到更为具体的学科中加以深入系统的研究讨论，找到可行路径与具体方案。尽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在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无疑面临着一些共同的话题，比如古今中外的学术背景与中华文化自信的彰显等，但不同学科之间毕竟存在巨大的差异以及各自所面临的不同问题。此种情况不仅史学、哲学、文学之间区别明显，即使同为文学学科的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与文艺学之间，也会拥有各自的具体问题指向。只有各个学科本身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完成了，才会在总体上实现其国家总体目标。二是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须以解决各自目前所存在的难题与困境为前提，才能取得扎实而有成效的结果。任何为建构而建构的理论空谈都无助于理想的实现。就笔者的学术背景而言，只能集中谈一下中国古代文学如何在当今语境下建构自身自主知识体系问题。而且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本身并非其终极目标，而是有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又是为建构中国当代话语体系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源。由此，观念的清理、视角的转换与方法的更新是建构中国古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三个最为重要的环节。
一
首先是观念清理问题。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学术界一直在试图建立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研究理论体系与相关方法。经由几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中国逐渐拥有了自己的文学理论批评体系，并以此为基础撰写出版了上千部中国文学史著作，以及大量的研究著作与论文。目前国内高等教育人才的培养与学术研究的基本格局就建立在前辈学者几代人辛勤劳作的基础上。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现代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科体系是参照西方近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流行后的文学观念与文学理论而建构的，诸如以审美为核心的纯文学理论观念、以规律论为基础的线性文学史发展观、以进化论为前提的文体演变观等等，便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文学史书写的最为重要的核心支撑观念。当今学界已经对这些理论观念与研究方法进行了优劣利弊的反复讨论与权衡，并尝试建立新的学科体系与研究范式。
其中，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认知最为致命的伤害，乃是试图用一种固定而统一的文学观念去概括所有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实践与文学批评理论。暂且不论这种高度抽象的本质主义化文学观念本身是否能够成立，起码以此去笼括古今中外所有文学现象的奢望是简单粗暴的。就中国古代文学本身来说，在两汉之前乃是文体初生的文辞阶段，不仅文学尚未独立，甚至所谓的文史哲也难以区别。如果说孔子整理“六艺”进行了初步分类的话，也仅仅是为了传授古代典籍的方便而大致归类。那时的作者、文本、篇章与书籍的概念与后世多有不同。如果以今人的文学观念加以衡量，恐怕只有《诗经》与《楚辞》大致可以符合标准，而大量的典籍将会被排除在“文学”之外。自东汉之后是文章学流行的阶段，其时段一直持续到晚清西学东渐之前。文章的核心在于文体，创作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得体”，而评论文章则首先在于“辨体”。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共分127种文体，其所撰序说对各自文体体式、文体功能与文体体貌加以简要说明。这120余种文体能够进入今人文学史叙述内容的，显然难以达到一半。其中多数应用文体与讲究形式技巧的文体都被今人抛弃了。按照如此标准所撰写的文学史，距离中国古代的实际相差甚远。
目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最为迫切的任务有两项工作必须抓紧来做：一是对于原发性问题的追踪与讨论。也就是从现代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立以来，在借鉴西方文学观念与理论方法的过程中，到底哪些因素对古代文学的完整性、真实性与民族性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如何寻觅出这些负面要素并在理论上纠正这些学术偏差，从而建立起适合中国古代文学历史事实的独特理论方法，实为当务之急；二是还原性研究，也就是回到中国古代文本书写的历史语境与写作实践的原初状态，系统研究其文本形成、文本形态、文本功能、文本传播与文本批评，从而总结其创作经验、批评理论，并为当今创作与批评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与经验借鉴。当作为纯文学观念的“文学”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松绑”之后，学界一定会有更多的学术发现，拓展出更大的研究空间，并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更加强有力的学理支撑。
二
其次是研究视野的扩展与转向问题。在此须简要说明一下何谓“纯文学观念”，就是西方建立在18世纪以来浪漫主义思潮基础之上，融合了俄国结构主义、形式主义，以及欧美新批评内涵的文学理论概念与方法，其主要内涵为主张表达自我、抒发情感、情节虚构、审美感受、文本分析、形象塑造、技巧追求等等，其具体依托则是诗歌、小说、戏剧与审美性散文等四类文体。正是由于此种现代纯文学观念的影响，以前学界往往将研究眼光局限于此四种文类的狭小范围内，不仅文学自身的某些文体(比如赋、骈文、回文、连珠、集句、联句等)未能得以充分彰显，至于经学、史学、子学的各种文类更是大都被排除在视野之外。还有那些对诗文创作具有巨大影响的相关文化要素，诸如玄学、佛学、理学、民族、地域、风俗等等，大多都只能在各时段文学的背景介绍中略加提及，无法触及其深层影响。其实，在中国早期的文本研究中，如果仅仅将目光集中于文学性突出的《诗经》《楚辞》这两部诗歌总集，可能大大降低了那一历史时期文本书写的核心价值与丰富内涵。孔子对“六艺”的整理，刘向等汉人对先秦诸子百家典籍的编辑，从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文本形态与文章观念，或许才是更为重要的文学发展线索。更不要说《春秋》《左传》《史记》《汉书》对于中国古代文章书写方式及其理念的贡献与影响。过去学界只重视鲁迅对《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①的高度评价，其实就对后世文章观念的影响而言，《汉书》的地位起码不应低于《史记》。然而在现代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中，《汉书》《后汉书》已经较少有人提及。笔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概括出对中国古代后期文学思想与创作影响的易代之际、理学观念与地域文化等三大要素，都是过去学界常常忽略甚至是作为负面因素加以评价的，但就实际历史影响来看，它们的确是研究当时文学现象所必须密切关注的。
易代之际不仅是文学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段，而且是文体转型、流派纷呈的时期，更是民族文学交融的时期，过去常常由于分段叙述的文学史书写格局与研究习惯而忽视跨代作家与易代现象的研究，造成许多文学史研究的空白。同出黄溍师门的戴良(1317-1383)与宋濂(1310-1381)，无论是生年还是卒年，宋濂都早于戴良，但在文学史叙述中，戴良却成为元代遗民诗人，而宋濂则被称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明代后期，钱谦益(1582-1664)与同时的公安派袁中道交往密切，其《初学集》全收明代所作诗文，入清后的诗文被编为《有学集》以为区别，但在文学史叙述中他却被当作清初诗人的代表。这些跨代作家所蕴含的绝非仅仅是其本人的创作过程与思想演变，其背后往往还牵扯到文学思潮的整体变迁与文坛复杂的人际交往。将易代之际作为一个完整的对象进行系统的研究，将会弥补诸多历史断裂的链条，发掘其丰富的文学思想内涵。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过去学界从纯文学的视角出发，常常将理学视为对文学审美具有严重影响与伤害的负面要素，从而将其排除在文学史叙述之外。其实自宋代理学产生之后，诗坛就再也无法忽视理学的渗透与影响。如果大量细致地阅读宋元明清的诗歌文本，会发现一条重要的诗歌审美形态形成的新线索，这就是理学要素与陶诗传统的有机结合，形成了一种以作者的人格操守、超然境界为主体特征，以冲澹自然、浑融闲逸的审美格调为体貌的新型五言诗体，并由此扩展开去，影响到歌行、七绝与五绝的审美形态。学界以前大都盯着台阁体的歌功颂德、和谐工稳的诗歌创作，却忽视了此种寓耿介于冲澹的风骨凛然诗作。以前学界受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体递变观念影响，论诗只关注唐宋之别，以为宋代之后的韵文创作只有词曲的流变。其实无论是理趣诗、性灵诗还是闲适诗，都是在古代后期受到理学与心学的影响下形成的新诗歌审美形态，完全可以构成一种新的诗歌发展线索。
至于地域文学的研究，更是中国古代文学有待拓展的更大学术空间。中国地域广袤，特色鲜明，从而形成了各自的文学场域与地域特征，其中包括了汉民族不同地域多姿多彩的文学特色与各民族形式独特的文学样态。尽管最近20年来文学地理学逐渐被学界所关注，产生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著。但是中国古代的地域文学从来就不是由单纯的自然地理属性所构成，而是带有悠久丰富的地域文化传统与复杂多变的政治色彩。比如“江南”虽然是以长江为地理标志的地域概念，但各个历史时段的“江南”却又具有各自独特的文化内涵。元代的“江南”包含了富庶、优美与雅致的文化因子，同时又与山水隐逸的元素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所谓的“江南情结”。在南人北上与北人南下的政治文化格局中，“江南”成为诗文绘画中绕不开的话题。研究地域文学，既要关注自然地理地貌的特征，又要重视历史文化的元素，才是一种有效的研究方式。由此，在地域文学的研究中，就必须充分留意以下的基本原则：一是地域层级划分的具体化，避免笼统模糊的简单化处理方式。比如从南北关系上，可以笼统称之为江南；在江南区域内，又可以分为两湖、江右、吴中、越中等具体地区；在吴中范围内又可分为苏州、昆山、无锡、嘉定、松江等州县；再往下则还有集镇、家族等更小的单元。有时尽管同属一地，由于具体环境与家族传承的原因，也会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像元末明初昆山的顾瑛、无锡的倪瓒与平江的徐达左，同属环太湖江南核心区域，同样喜爱诗酒雅集，但却形成了不同的格调：顾瑛的娱乐喧嚣、倪瓒的清谈雅赏与徐达左的隐逸高蹈。之所以要进行层级的划分，目的便在于找出其同中有异的独特性。二是对地域之间、地域与主流文坛之间互动关系的把握。尽管中国古人具有稳固的乡土情结与族群意识，因而会形成各自的地域、民族特色，但由于儒家大一统观念的影响与同一政治格局的左右，士人的出仕为官与谋求衣食的迁徙流寓，造成地域之间的互动并受到主流文坛的影响。比如元末明初的平江文坛，就既有其自身的地域特色，又成为全国文人的汇聚之地，从而构成一个台阁文人、流寓文人与本地文人相互交流的文艺场域。地域的稳定性与互动的渗透性，同时构成了地域文学研究的两个层面。这是中国古代的历史现实，也是地域文学的独特面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就是要以彰显中国自身的特色为目的，因而也才是内容充实并对世界文坛具有贡献力的。
三
三是研究方法更新的问题。对此，学界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从20世纪80年代西方新方法的纷纷引进，到当下阐释学、叙事学、口传诗学理论方法的深入讨论并广泛在古代文学相关领域的实际运用，都显示出学界对中国当代理论方法创新缺失的心境焦虑与寻找突破的急切心情。然而，研究方法的创新从来都不是单独进行的，成功的方法移植与创立大都是伴随着研究目的的实现与学术问题的解决而自然呈现的。无论是对国外文学理论的拿来借鉴还是对中国古代传统学术方法的传承发展，以及综合各种思想方法的自我创造，都是以有效地解决学术问题为目的的。单纯的为炫耀理论新颖而推崇所谓的新方法，无论多么耸人听闻，都难以摆脱浅薄卖弄的嫌疑。
实事求是地说，在当今中国学界，真正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并被学界所认可的并不多见。在此，可以笔者所从事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为例加以说明。该学科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是20世纪80年代由南开大学罗宗强教授所开创的，属于真正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创造。它以求真求实的历史还原为目的，以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相结合来提炼文学思想为基本方法，以文人心态研究为整合各种历史文化要素的中介来揭示文学思想产生与演变的复杂原因。当初创立此种研究方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弥补文学批评史研究方法的不足，从而更为立体真实地呈现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整体历史面貌。笔者曾经将文学思想史的理论方法概括为三个特点：一是学术的原创性。它既不是西方理论方法的模仿，也不是中国传统方法的改造，而是当代学者根据自我的需求而独自创立。二是学术方法的系统性。从研究目的到理论方法再到操作手段，都围绕着求真求实的学术宗旨而展开，并具有文史哲打通的交叉学科属性。三是有效可行的示范性。就是说这种方法不仅可以用之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研究，同时也可以被现当代文学思想研究所仿效，甚至可以用之于美学史、艺术观念史以及一般思想史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日益彰显出对于中国知识体系独特性认知的优势。因为在现代西方文学理论框架的视野中，学界逐渐形成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具有随机性、感悟性、零碎性的学术共识，尽管中国古代也有《文心雕龙》《原诗》《文史通义》等系统的文论著作，但更多的却是诗话、诗法、诗评、评点、笔记之类的片段性论述文字，故而会给今人造成上述印象。但论述的随机与感悟的即兴并不说明中国古人缺乏系统的思维与深刻的思想。文学思想史将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尤其是从丰富的创作文本中提炼作家的诗文观念，从而更加立体、系统地揭示中国古人文学思想的博大精深与严密周延。这种研究方法由于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研究具有极大的优势，因而显示出鲜明的学术个性与巨大影响力。
由上可知，这样的方法才是真正的创新，也才是有效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从当今中国的学术发展态势看，理论方法的更新应以解决中国眼下最为迫切的文学问题为前提，以汲取古今中外所有的优秀思想资源为途径，以符合研究对象的实际状况为宗旨，以揭示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实际内涵为目标，最终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与独特方法。
四
在谈完中国古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想法之后，还有必要进一步追问：我们为什么要建构古代文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起此种知识体系能够发挥何种作用？中国古代文学属于历史研究的范围，无论是其知识体系还是其研究成果并不能直接构成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体系。从这一角度说，以前很多学者仅仅是在进行知识考古的研究，再进一步也不过为当今的理论建设提供思想资源而已。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乃是由于学界长期以西方的文学概念与理论标准去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并对其做出评价，由此将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与创作视为已经过时的历史遗产，充其量无非拿来作为现代文学理论的例证与中西比较的材料罢了。其实，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对现代文化建设所能发挥的最大作用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主要依托与传播方式便是作为古代文学精华的经典作品。因此，如何发掘传统经典与如何解读传统经典便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核心内容。由于受到纯文学观念与西方研究范式长期而深入的影响，造成了学界对中国传统经典的种种扭曲与遮蔽。比如，受到文史哲学科划分的影响，现代人眼中的经典与古人已经拉开了很大的差距。其误区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大大缩小了经典的范围，《诗经》《楚辞》《陶渊明集》《李太白集》《杜工部集》《东坡七集》《高青丘集》《袁中郎集》等属于文学经典，《春秋》《汉书》《资治通鉴》《明史纪事本末》等属于史学经典，《老子》《论语》《朱子语类》《传习录》等则属于哲学经典。然而，朱熹与王阳明的诗歌创作就水准而言皆属一流，或者说起码也具有各自鲜明的特色，这是连明清诗论家都公认的事实。朱熹的《感兴》组诗早已成为明清文人所仿效的五言古诗的典范之作，四库馆臣综合诸家看法，亦对王阳明评价说：“守仁勋业气节，卓然见诸施行。而为文博大昌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自足传世也。”②但他们在当今的文学经典中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至于体现高启的史学才能与袁宏道的禅学修养的作品，就更不在当今学者的文学史叙述之中了。
二是跨类经典的尴尬处境。《庄子》《史记》《文心雕龙》《文史通义》等皆属此类。《庄子》被文学史著作归为诸子散文，看重的是其寓言的笔法与汪洋恣肆的文风，其实寓言、重言与卮言的言说方式，主要是为了阐述自我的人生理念，作者的创作目的既不在审美，也不在文章制作。《史记》被称为中国古代纪传体史书的楷模，但司马迁本人却意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并带着强烈的主观情感去叙述故事，编制情节。鲁迅便将其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颇有一点海澄·怀特(Hayden White)后现代叙事打通文史的超前意味。但如果依照文史之间的学科界线，倘若真是“史家之绝唱”的实录与求真，便不可能是情感激射的“无韵之《离骚》”。《文心雕龙》被现代学界称之为能够与亚里士多德相媲美的文学理论经典之作，但它论述的是包括了大量章表奏议的应用文类，并在《程器》篇中明言：“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③文章不仅重在实用，而且是在古人“穷”之不得已时才会染指。只要遇到合适机会，他们更愿意追求现实的功业。《文史通义》是有名的史学理论著作，但作者章学诚似乎谈论诗文更专业，其《诗教》论诸类文体之源流，《文德》论“设身处地”之知人论世阐释原则，《文理》论诗文创作之诸般要领，《诗话》论诗话之性质、源流与得失优劣，《文集》论集部之总集、别集之源流演变等等，均相当系统深入，更不要说还有《古文公式》《古文十弊》之类专门叙述创作技法的篇章。
由上可知，由于未能建立起中国古代文学自身的知识体系与认知方式，使得学界处理传统经典时经常陷入捉襟见肘的境地，既难以准确地界定经典，也未能有效地解读阐释经典，从而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接受与传承受到较为严重的影响。
五
当我们厘清了文学观念古今之间的差异，转换了学术的视角，提炼出自己的研究方法之后，自然便会运用自主的知识体系调整对于中国古代经典的认知方式，从而还原古代经典的面貌，并发掘其真正的思想内涵，为现代的思想文化建设提供丰富的经验与历史参照。首先，中国古代往往将经典与政教实用的功能联系起来，并讲究不同文体的体貌差异。至少从汉人班固开始，已经将诗文的源头上溯至儒家五经，后经挚虞、颜之推、任昉、颜延之等人的反复论说，文章源出五经的看法逐渐成为论文者的共识。其中论述最为系统者当属刘勰，他在《宗经》篇中将当时的各种文类与五经一一对应起来，所谓：“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也。”(《文心雕龙注》，上册，第22—23页)后来四库馆臣对此评论说：“然文本于经之论，千古不易，特为明理致用而言。至刘勰作《文心雕龙》，始以各体分配诸经，指为源流所自，其说已涉臆创。”④四库馆臣承认“文本于经”是“千古不易”之论，并指出其目的在于强调“明理致用”的功能。同时又认为刘勰将各种文体与各经一一对应，具体追溯其“源流所自”，则不免流于臆测。其实，刘勰本人丝毫不隐瞒自己的文章实用观，他在《序志》中说：“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文心雕龙注》，下册，第726页)正是由于中国古代的经典具有儒家思想的渊源，所以其明道致用的功能始终成为其核心的观念。在中国古代，假如作家作品不能与经国济世联系起来，便很难跻身于经典的席位。然而，以刘勰所论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章观，并没有仅仅限于儒家实用教化的狭隘范围。他论文主要围绕文体而展开，强调每一种文体都具有自己的独特功能、独特内容、独特笔法、独特体貌，他将这些要素统称之为体要。他的基本看法是，既要坚持各种文体之体式要求与功能规定，又要将其写得华美漂亮而音韵铿锵。若只追求辞藻华丽而失去文体功能，此谓之“文体解散”(《文心雕龙注》，下册，第726页)；若只追求实用效果而未能讲究修辞，则属于“雉窜文囿”(《文心雕龙注》，下册，第514页)。从文学创作层面讲，刘勰强调的是在文体的实用目的与审美效果之间达成一种平衡状态，体现了其“明理致用”与文辞修饰相融合的文章观。这种观念显然与现代纯审美的文学观具有较大差异。认真体察其中所蕴含的意义，起码包含了两层重要的学术意义：一是如果研究中国古代经典，不能只从文学审美角度着眼，而应回到文章学的语境，关注到经典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与多重功能，如此才能进行有效的解读与诠释。二是中国古代经典的此种特征在当代文学创作与理论建设中还有无借鉴价值。鉴于近百年来的文学历史发展的实际状况，纯审美的观念日益导致文学理论实践性的缺失，以及文学创作现实性的弱化，亟待于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与经典理论中寻求有益的启示，以重新激发文学影响社会的活力与思想建设的功用。
其次，中国古人更为重视经典作家作品的思想境界与人格魅力，讲究知人论世的阐释方式，追求经典启人心智与感化人心的力量。在中国古代，凡是得以列入经典的作家作品，必然应在文体创造、结构布局与书写手段诸方面均达到一流的水准，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仅有这些又是远远不够的，它们更需要作家人格的挺拔与思想境界的高尚。从孔子的“有德者必有言”，到唐宋时文与道关系的讨论，再到宋元明清时期圣人气象的追求，其实都蕴含着此种文与质关系的讨论。在中国古代作家中，有两位经典人物值得关注，这便是陶渊明与杜甫，他们在所处的时代都没有很高的诗坛地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均逐渐成为诗坛的标杆。陶渊明成为隐逸诗人的代表，并与理学观念相融合，形成了和陶的诗坛盛观，奠定了陶诗无法撼动的经典地位。朱熹说：“陶元亮自以晋世宰辅子孙，耻复屈身后代，自刘裕篡夺势成，遂不肯仕。虽其功名事业不少概见，而其高情逸想，播于声诗者，后世能言之，士皆自以为莫能及也。盖古之君子其于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伦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后节概之高，语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⑤朱子的看法集中代表了宋代之后诗坛以气节品格论陶诗的观点，并对诗坛造成了深入而持久的影响。杜甫则通过宋元明清的不断追慕仿效、评价讨论，终于成为中国古代的诗圣。叶燮对此评论说：“千古诗人推杜甫。其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遇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为基。”⑥此处所言“胸襟以为基”，正是指杜甫心系天下苍生的高尚襟怀。此二位作家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超然高洁的人格与胸怀天下苍生的境界才是最为根本的要素。
从明清的诗论家到现代学术史上多数学者，研究明清诗学时目光总是聚焦于复古与反复古的唐宋诗之争，将中国诗歌的经典化问题集中在宋以前的领域中加以讨论，明清时期只限于讨论戏曲小说的经典化问题，却常常忘记宋代以后诗坛的中心话题。从此一角度讲，元明清时段的诗坛经典化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像倪瓒、沈周、陈献章、王阳明等优秀诗人，完全可以凭借其高尚人格与独特诗风进入经典作家的行列，从而构成优秀传统文化从孔子到龚自珍的完整序列。这种实用功能与审美追求并举的文章观和以思想境界为核心支撑的诗学观，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的经典内涵与主要特征，从而与今人所谓的纯文学与纯审美观念视野中的经典概念具有较大的区别，但它无疑更为符合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精神。
毫无疑问，在中国古代的经典作品中，并不全都是适应当今文化建设的思想精华，其中也包含了种种已经过时甚至落后的糟粕。当今的古代文学研究者，其责任便是通过建构新的知识体系与研究方法，重新解释经典与重新发现经典，提炼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为今日的文学理论与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参照，从而建立中国新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同时，知识体系与研究理论的建构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目前存在的种种学术与文化问题，同时也更能发现与衍生更多新的学术话题，从而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持续性发展。
注释：
①鲁迅《鲁迅全集·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卷，第420页。
②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下册，第1498页。
③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下册，第720页。
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二，下册，第1746页。
⑤朱熹《向芗林文集后序》，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版)，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4册，第3662页。
⑥叶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诗》(与薛雪著，杜维沫校注《一瓢诗话》；沈德潜著，霍松林校注《说诗晬语》合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