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旗
我们通常说到旗人或旗袍。什么叫旗呢？旗就是八旗，旗人即旗下之人。八旗制度不是满洲族原有的。我们学习金史时知道，金朝有猛安谋克制度。《兵志·兵制》：“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民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其部长曰孛堇，行兵则称猛安谋克，从其多寡以为号。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1]“部卒之数，初无定制，至太祖即位之二年，……始命以三百户为谋克，谋克十为猛安。”“凡汉人、渤海人不得充猛安谋克”。[2]在金时，称女真户为“本户”，汉人及契丹人为“杂户”。
猛安谋克制度与八旗制度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何况猛安谋克制度当金朝灭亡后，历经元明两朝亦未实行，因之不是女真人固有的制度。
八旗制度是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时，联合各族的一种方法。当时他和他的手下只有十三副盔甲，力量单薄。他和明兵作战，他家的奴隶投降明朝，使他非常恼火，因此必须联合别族人。怎么样联合呢？努尔哈赤想到满洲时打猎的方法，即各族人都来，每个人都拿箭，领导的人拿大箭，采用联合打围的方法，然后逐步把包围圈缩小。他想到用这个方法作为他的政治组织。《太祖武皇帝实录》说：“辛丑年（1601），是年太祖将所聚之众，每三百人立一牛录额真管属。前此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之多寡，照依族屯塞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支，十人中立一首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华言大箭）厄真（华言主也），于是以牛录厄真为官名。”[3]八旗通志：“太祖高皇帝初设四旗。先是癸未年（1583），以显祖宣皇帝遗甲十三副，征尼堪外兰，败之。又得兵百人，甲三十副。后以次削平诸部，归附日众。初，出兵狩猎，不论人数多寡，各随族长屯塞行。每人取矢一，每十人设一牛录厄真领之。”[4]这就是努尔哈赤初设组织时，最朴素的想法。
二、八旗的名称
满洲人打猎时，凡参加者皆拿箭，此箭即牛录，指挥的人叫作额真（主）。他用这个名称，以每300人设一牛录，人逐渐多了，再把牛录之上设另一官职即扎栏（或甲喇）。人再多，又加一层组织，即固山，有扎栏额真、固山额真等官统领之。固山是对音，后来即翻译成旗，八固山即八旗。为什么叫旗呢？因为每个固山都有标帜，打个旗。“旗”字，满语并不叫固山而叫纛。
八旗的旗即等于固山，为主要单位。每一固山又以牛录为一基本单位。但先有牛录还是先有固山？过去史籍记载不同。《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谈到，1584年（万历十二年）努尔哈赤看到别族有个人很能干，于是“赐以牛录之爵，属三百人，厚养之”[5]。这个记载并不可信。因为这个时候努尔哈赤本人只有五十人，盔甲二十五副，怎么会有三百人？可知这条记载是追记。固山的记载也是如此。《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努尔哈赤“令诸王大臣等各率固山兵分头预备，部阵已完”[6]。其实努尔哈赤这时也没有那么多军队。根据历史的记载，努尔哈赤有组织地建立牛录、固山，是在1616年（天命元年）以后，八旗的组织事实上也在1601年以后才建立。有些史料记载多是追记，我们运用时需注意。
三、八旗的编制
八旗的编制分为三级：固山、扎栏、牛录，一直如此。即每300人组成一牛录，五个牛录组成一扎栏，五扎栏合为一固山，一固山应为7500人。《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说：“乙卯年（1615年），太祖削平各处，于是每三百人立一牛录额真，五牛录立一扎栏额真，五扎栏额真立一固山额真，固山额真左右立美凌额真。”[7]
这样，我们可以推算出努尔哈赤称帝时八旗的人数。据《八旗通志》所载，在1616年前后，“时满洲、蒙古牛录三百有八，蒙古牛录七十六，汉军牛录十六。”[8]共四百牛录，十二万人。如果人数再增加，只能再添牛录，而不能增第九个固山。固山就是八个，这是规定的，不能再增。
额真是主，即是头头的意思。牛录额真管一个牛录，这300人都是他的部下。后来的清朝皇帝感到这个名词不妥当，改为牛录章京。章京即管理的意思，由至上的权力改为章京，再改为汉字的佐领，扎栏额真——扎栏章京——参领，固山额真——固山按班（即大臣）——都统。从这些领导人名称的改变，亦可看出八旗制度的变化：他的权限日益缩小，地位日益降低。参领、佐领的意思是“帮助”“参与”的意思。最初还是帮助固山额真，后来“参与”“帮助”，权限更小了。
八旗制度从前到后演变很快，八旗组织也逐渐扩大。在1601年时，由一牛录扩充为四固山，到了1615年称帝之前，已由四固山变为八固山。四固山用四种旗子，旗色为黄、白、蓝、红，这个记载最早。《满洲实录》卷四：“原旗有黄、白、蓝、红四色。”[9]这是汉文次第，与《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相同。满文次第则是黄、红、蓝、白，可参见王先谦《东华录》卷一。为什么次序又有变化？主要还是随着内部势力的消长而有所改变。如代善是努尔哈赤长子，他是红旗，势力增长，把他提上去了。
由四旗变成八旗时，颜色中增加不容易，于是在原四色中出现了正黄、镶黄等八旗。《八旗通志》：“甲寅年（1614），始定八旗之制，以初设四旗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种为八旗。”[10]正黄旗，清人叫整黄旗，整即整幅，镶即镶边。据朝鲜《光海君日记》所载，天命六年（1612）时尚无镶边四旗，只有画龙无画龙以别之：“其兵有八部……老酋自领二部，一部阿斗尝将之，黄旗无画，一部大舍将之，黄旗画黄龙。”[11]然后才发展为镶边。
到了多尔衮死后，八旗的次序又有变化，由八旗平列变成上三旗下五旗。有了上下之别就说明有了高低。上三旗即镶黄、正黄、正白，下五旗为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此外尚有左翼（1、3、5、7）右翼（2、4、6、8）。清朝规定凡事皆按此次序。清兵入关后，北京分成八区，河北地区的圈地，它的排列也按此次序。康熙时，按次序圈地，也有好坏，引起内部斗争。
左右翼中还有一点需要注意。清朝一般谈八旗，但《太祖武皇帝实录》中，谈到“十固山执政王”[12]，另两人是谁？实际上就是八固山加上左右翼的翼长，成了十固山。太宗时修的沈阳故宫的大政殿，有十个小殿，即十执政王办公的地点。
清初初立八旗时，不分什么人，满、汉、蒙各族合在一起。后来扩充为满洲八旗、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合共二十四旗。这二十四旗中的人皆系旗人。旗的里面的牛录（即佐领）有两类：一为旗分佐领，一为包衣佐领，这是两种不同成份的人。旗分佐领是自由民，包衣佐领是奴隶或奴仆。佐领有一种是世袭的，叫世管佐领，一种是管家任命的，叫公中佐领。《清会典》卷85，八旗都统：
凡佐领之别有二：曰世管佐领[13]；曰公中佐领[14]。世管则有勋旧[15]，有优异[16]，若兄弟若族人之合管者[17]、互管者[18]、滋生者[19]，皆核其次数与其房族之亲疏而延以世。原管者选其才，无族谱者准以世，不及五世者为公中，数姓之互管者亦如之。世管不得人则代管，出京则署焉。凡公中之佐领，本旗之大臣管员皆与选。[20]
可见，世管即牛录中原系一姓子孙，佐领则由本族族长世袭。而公中佐领则由公家任命。清代氏族的色彩浓厚，此即一例。如果这个族长跑了，即改为公中佐领。清朝入关后，世管佐领少了，大多改为公中佐领。
四、上三旗和下五旗
为什么叫上三旗？为什么上三旗比下五旗高？就是因为在顺治以后上三旗由天子自将，而下五旗为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分封之地。上三旗即镶黄、正黄、正白。镶黄、正黄最初的旗主是皇太极，到了顺治也是镶黄旗；正白居于第三，是多尔衮所领之旗。多尔衮死后，统治集团内部发生斗争，正白旗也归顺治管。所以上三旗天子自将，地位高。上三旗的包衣只给皇帝服役，而不给其他五旗的诸王服役；下五旗的包衣——奴隶，只伺候诸王，而不伺候皇帝，至于其他如做官等都相同。上三旗中绝对没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相反，这些王、贝勒等必在下五旗。
清代八旗中还有“抬旗”。抬就是高抬，由下五旗抬到上三旗。一般情况，“抬旗”都是后妃家庭。因为下五旗的包衣只伺候诸王，而后妃的包衣不好再伺候诸王，于是“抬旗”。除“抬旗”之外，还有“分旗”，由上三旗分到下五旗的。如镶红旗第三参领下第一佐领由内务府分出，即是由上三旗分出。上三旗包衣一定是在内务府。乾隆以后，因旗人太多了，不愿意在旗者可出旗。
五、旗主、旗下、旗人
八旗的旗主掌管旗，每个旗的人都是旗主下面的。旗主在清初时都是由努尔哈赤的子侄做，即和硕贝勒。他有生杀大权，甚至全旗的人都是他的奴隶。后来有亲王，即和硕亲王，下面还有多罗郡王和多罗贝勒、固山贝子等。和硕意即这一方面；多罗意即“隅”或“角”，就是一个角儿。
旗人，凡是在旗的都称是旗人。满洲人都得在旗，但在旗的不全是满洲人。旗人和满人不同：包衣中有汉人，但汉人在旗的并非全是包衣；满人亦有做包衣者，而汉人也有自由民。方苞因为《南山集》的原因，要入旗而不成。这种因犯罪入旗的，有另外名词。所以，汉人因犯罪编入旗中是当奴隶。
六、八旗的性质
从表面上看，旗中的人生下来要进行户口登记，但八旗制度不是单纯的户籍制度。因为八旗除户籍制度以外，尚有土地、财产及旗人所服的徭役，如当兵等。《清史稿·食货志》谈到的八旗的人数和牛录的数字，记载是对的。
清朝军队中有八旗兵，也有三百人一佐领；五佐领一参领；五参领一旗等，表面上与户籍相同。但八旗也不是单纯的军事制度，因为除军队以外，还要管别的。满洲制度中习惯上都是人人皆兵，但不是人人都当兵，而是指人人都有当兵义务。有任务就从牛录中平均抽调。有记载说，八旗中三丁抽一丁，是指三人中可抽一人，紧急时还可能三丁抽二，无事时可能三丁一个不抽。
八旗制度也不同于一般的行政机制：它可以直接处理本旗的事情，而不象中央机构那样，不直接处理事件；它与地方机关也不同，因地方需要遵守中央的政策。八旗制度对本旗的钱粮要管，而刑名不管，转给别人。
八旗制度是临时的、逐步发展的。刚一建立的机构，是在一个盟主下面的几个氏族联盟。以后越来越大，与原意就不同了。从努尔哈赤以后，皇太极、顺治、康熙，一直到雍正，对八旗制度都有改变。原来氏族制成分逐渐减少，使八旗逐步成为封建王朝下特殊的、民族自己自治的组织。自治的限度也逐渐缩小，到跟旁的民族差不多时，八旗就逐渐废止了。然而，八旗制度并未发展到最后阶段，就已爆发辛亥革命。
八旗制度在经过一系列改革中，有一系列的斗争发生。入关前内部就有不同意见，与其他氏族也有斗争，下面举几个例子：
努尔哈赤与其子褚英意见不合，与他的弟弟舒尔哈齐不合，皇太极与其堂兄阿敏不合。这些矛盾都是因为太祖、太宗站在盟主的立场，要提高他们的权力，把大权集中在皇帝手中造成的。而其他的旗，想尽力保持各自的权力，不把权力交给皇帝，产生一系列斗争。每经过一次斗争，皇帝的权力就增加一次，等于封建的成分增加一分，而其他的、分散的氏族的奴隶主成分则削弱一分。八旗制度与其他的制度不同，每个旗都拥有人口、土地，甚至在开始时还有自己的法律，本旗的人民还要服徭役，土地、财富、人口都要八家均分，俨然形成一个独立的王国。这种情况在皇帝看来，都认为是不妥当的，主张逐步取消。
从清朝入关后，发生了两次异常的情况：1644年—1650年，这时清朝出现了贵族统治，皇帝无权，是个空架子，发号施令全是贵族。这个阶段对皇帝威胁很大，因此皇帝与贵族的矛盾避免不了。到了1662—1669年，这8年间又出现了元老统治，旗的力量很大，不用贵族仍须用元老，皇帝仍然无权。在全国真正由皇帝直接统治是在1669年以后。清朝皇帝直接统治后，为了保证满族统治者的优越地位，仍然给予旗主有无限权力。因此在清朝设有八个世袭罔替的亲王或郡王，一直到清亡为止。
一般地说，清朝的亲王儿子必封郡王，郡王儿子必是贝勒，即要“降袭”。但只有八个王系“世袭罔替”，子孙永远是王。这八个王即俗话说的铁帽子王。这是八旗旗主的痕迹。八个帽子王即：礼亲王、睿亲王、豫亲王、肃亲王、郑亲王、承泽亲王、克勤郡王、顺承郡王。还有以后的铁帽子王：怡亲王、恭亲王、醇亲王、庆亲王，这都是因为特殊关系而被封为铁帽子王的。
七、八旗制度的演变
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是逐步增加的。到天命七年（1662），努尔哈赤还强调凡战争所获或其他权利，皆八家均分。“尔八人（指八旗旗主）可为八固山之王，如是同心干国，可无失矣”；“若面君时，当聚众共议国政，商国事、举贤良、退谗佞，不可一、二人至君前。”[21]同时，努尔哈赤也没有准备一定要称帝，这从《东华录》中“太祖初未曾有必成帝业之心，亦未曾定建储继立之议”[22]可以得到证明。《武皇帝实录》中也说：“八固山王中有才德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立之。”[23]
皇太极继位后，感到八旗均分的办法对皇帝不利，所以他采取办法逐步将八旗权限缩小。当时旗主势力大的是代善、莽古尔泰、阿敏等人，他们和皇帝一起见群臣。天聪五年（1631）时，皇太极把四人朝见群臣的办法逐步取消，最后仅代善一人，代善本人也取消了。朝见群臣由四人改为三人、二人、一人，八旗旗主的权限又缩小一步。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又规定，旗主见旗官只限定在元旦或其生日，朝见时也只限本旗旗官，权限又有缩小。入关后，到顺治八年（1651）后，八旗已分为上三旗和下五旗，上三旗的地位更高了，已如前述。康熙初年，实际上是元老政治，各旗主还有力量，但已不能干预本旗事务，事情交都统管，王公不得过问，权力更低。康熙五十七年（1718）又规定外旗王公可至它旗整顿，同时还用他的儿子做王公，以削弱其他王公的权力，打破了传统规定。雍正即位后，王公都做都统，都统是普通官吏，国家可随时任免；以前旗人到外省做官，必须得到旗王公的允许，有事要向旗王公随时报告，雍正后也取消了；一般旗务也由御史掌管稽查；过去王公可在本旗自由挑选跟从，这时也不允许了；同时还有明令，规定旗下庄人不许对旧主效忠，而要对皇帝效忠。到雍正三年（1725）把八旗财权也缩小，由本旗管理房产改为互相管理，旗王公的房产权也被剥夺。最后，八旗在礼法上也有变化。原来旗主死，旗下官及该旗之人都要穿孝。到雍正四年（1726）规定，旗人不许为旗主成服，必须得到皇帝的允许方成，连礼节上的虚荣也没有了。
八旗制度逐步发展、演变，最后须符合统治者的需要为止。有人认为，努尔哈赤创立八旗制度时，有他的一套理想，有一套制度，后来因为他的子孙破坏，才弄到如此地步。我们意见相反。努尔哈赤开始并无理想，只是适应需要。到了后来封建专制主义发展，更使八旗制度适应这种发展的要求。
八、旗人的权利与义务
八旗未入关前，旗人的徭役很多。天聪八年（1634），一些汉官降清，认为满洲执政对他们不平等。皇太极为此作一说明：
且满洲之偏苦于汉人者，不但三丁抽一也。如每年牛录出守台人八名，淘铁人三名，铁匠六名，银匠五名，牧马人四名，固山下听事役二名；凡每牛录下，当差者十有四家；又每年耕种以给新附之人；每牛录又出妇人三口；又耀州烧盐；牧猎取肉；供应朝鲜使臣驿马；修筑边境四城；巡视边墙；守贝勒门；又每牛录派兵一名，防守句骊河；每牛录设哨马两匹，遇有倒毙，则均摊买补；征瓦尔喀时，每牛录各喂马二三匹从征；又派摆牙喇兵十名，兵丁二三名，往来驰使；差回又令喂养所乘马匹，遇有各国投诚人来，拨给满洲见住屯堡房屋，令满洲展界移居；又分给粮谷，令其舂米纳酒，每年猎取兽肉，分给新附之人；发帑金于朝鲜，贸易布匹，仍合满洲负载，运送边城；又有窖冰之役：每年迎接新附之虎尔哈，于教场看守貂、猞猁狲等皮，兼运送薪米；朝鲜、蒙古使至沈阳，摆牙喇章京各出入一名，逐日运给水草，夏月至，更有运给水草之役；又每年采参，负往朝鲜货卖，每固山以一户驻英格地方，巡缉盗纵；又一户驻沈阳渡口，看守船只，此皆满洲偏苦之处，若不向尔等详切言之，尔等亦未必深信也。[24]
从皇太极这一段话中，说明当时满洲人的徭役负担相当重。
由于当时是八旗制度，凡是有事或庆祝等费用，由八家共同分担；房舍、衣服、被褥皆八家公分；地有旱灾，由几家共同赈济，因此，旗人生活很苦。尤其是入关前，旗人的义务多，徭役剥削重。这种情况到入关以后大大改变，旗人处处受优待。任何旗人都有口粮，按规定十岁以上均有全份口粮，五至十岁可获半份，关外给口粮三斗六升，关内有不同。北京一般给米，同时如担任其他职务，如当兵，尚有兵的口粮。
八旗人除当兵外尚有其他工作，也可参加考试。旗人考试也有变化。最初，顺治八年（1651）时规定，旗人可另行出榜，考中较易：
始顺治八年，……取入顺天府学，会满洲、蒙古、汉军，以三百人为额。乡试取中百二十名，清、汉文随其所习，惟汉军从汉人例。壬辰（顺治九年，1652年）、乙未（顺治十二年，1655年），廷试满洲进士各五十人，别为一榜。[25]
到顺治十四年（1657），又“停八旗考试”。到康熙六年（1667），又“复考试，与汉科举同场同榜”[26]，但仍有优待，录取名额较宽。雍正时，最多增加到二十多名。后来也有旗人状元，如同治的丈人崇绮。此外，还有翻译考试，“翻译考试始康熙十年（1671），令八旗监生考试授官。雍正二年（1724）开满洲翻译科；九年（1731）开蒙古翻译科；以理藩院官辅用。至乾隆四年（1739），始行翻译会试，以主事等官用”[27]。考试内容是把满文翻译成汉文，这中间也有举人、进士，不过地位低一点，考试也容易。旗人也可以有其他仕途，如到各部当笔帖式（抄写），或挑去当侍卫，这些都是选拔的，不一定非考试不可。
在清朝官吏中，虽然满汉比例相同，但旗人升迁快得多，处处优先录用。还有几种官吏，按规定必须旗人做，如财政上的官，汉人不能做，只旗人做，这也是对旗人的优待。
九、旗人的人口
这里有几个数字，可以大致推算旗人的人口。《八旗通志》：“甲寅年（1614），始定八旗之制，……时满洲、蒙古牛录三百有八，蒙古牛录七十六，汉军牛录十六。”[28]合计共四百牛录，共十二万人。但这个数字并不可信：1.这个数字只此书有，其他更早的书如《太祖武皇帝实录》及《满洲实录》均不载。2.天命四年（1619）八月，察哈尔林丹汗与努尔哈赤书中，曾有“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问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英明皇帝安宁无恙耶”[29]之语，努尔哈赤很生气。他只驳斥蒙古当时没有四十万人，而只不过三万人而已，而不敢辩满洲三万人之非，只好说，“吾国即不若尔之众，吾力即不若尔之强”[30]。说明当时满洲不超过三万人。3.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伐明，只“率贝勒大臣，统步骑二万”[31]。假如他这时有十二万人，三丁抽一，也应出兵四万，说明这时没有十二万人。4.1614年时尚没有汉军旗。但也不能说这个数字毫无根据。一种可能是后来天聪年的数字，另外，三百零八牛录的数字可能正确，大概这时候有九万人左右。
第二个数字是《大清会典》的。《大清会典》卷九五，记乾隆二十三年（1758）八旗人数：满洲八旗有牛录六百七十九；蒙古八旗有牛录二百二十一；汉军八旗有牛录二百六十六，合计一千一百六十六牛录，三十四万九千八百人。
第三个数字是嘉庆十七年（1812）。王庆云《熙朝纪政》卷三《纪旗人生计》，附引《嘉庆会典》卷十二：“户部南档房，每三岁稽八旗之个数以闻，嘉庆十七年，在京并各省驻防满洲二十二万二千九百六十八；蒙古五万五千六百三十九；汉军并内务府及五旗包衣十四万三千五百五十四”，[32]合计共五十五万二千二百一十七人。
入关后八旗人口滋生较快。人口多，口粮也增加，八旗生计的问题更加突出了。
十、八旗的生计
入关后的旗人，腐朽寄生，不爱劳动。这些人大致有如下弱点：
1.不善于谋生。这些人大多不从事劳动，又不善于经营。《熙朝纪政·纪旗人生计》，“盖旗人不善于谋生，又悍仆、豪奴、衺民、驵侩，导之纵暴以为利，故履烦朝廷之禁约”[33]。
2.不置产业，有钱随手乱花。雍正五年，世宗曾谕管理旗务王大臣说：“从前皇考（指康熙）轸念兵丁效力行间，致有债负，曾发帑金五百四十万两，一家赏致数百。未闻置有产业，一二年间荡然无余。其后又赐帑金六百五十余万，亦如前立时费尽。”[34]
3.入手妄用。雍正常说：“朕即位以来，赏给八旗兵丁一月钱粮者数次，每次三十五六万，入手妄用，不十日即为乌有。库帑为国家正项，百姓膏脂，其可无故滥行赏赍！若不将恶习涤除，朕即有加恩之意，亦不可行也。”[35]
4.不知爱惜财物。到了乾隆时，乾隆元年（1736）也曾上谕说：“朕因旗兵寒苦者多，借给库银应运，自应仰体朕心，樽节以为久远之计。乃闻领银到手，不知爱惜，而市肆将绸缎衣物增长价值，以巧取之。”[36]
5.炫于鲜衣美食。乾隆元年（1736）谕曰：“大抵其人狃于挥霍，炫于鲜衣美食，经商逐利，不待禁而不能。”“八旗从前风俗，最为近古。迨承平日久，生齿日繁，渐即奢靡。……旗人贫乏，率由于此。”[37]
由于以上原因，统治者曾想出许多办法，解决旗人生计问题。其办法有：
1.凡旗人因贫乏将旗地典卖者，由公家出钱赎回。雍正七年（1739）、乾隆十四年（1749）三次动支内部银两，照原价赎回典卖与民地亩（官赎八旗地亩）。
2.不断赈济旗人。入关不久，统治者即对八旗贫民进行赈济。顺治十年（1653），赈给“每佐领下布六十匹，棉六百斤，米百石，汉军半之。旋每赈增米至三百石”[38]。在此以后，几乎每年均有接济。康熙三十年（1691），偿还八旗兵丁债负，以后许官银借贷，派大臣管理。康熙四十二年（1703），由国家成立官库借贷，是年“贷给帑金六百五十五万余两”[39]。到了嘉庆十七年（1812）以后，年终加饷一个月，“久以为例”[40]。但旗人生计仍是问题。因为只靠以上办法都是消极的，（旗人）更不愿生产。道光以后，曾设法叫他们回关外屯垦，收效亦不大。直到清末，八旗生计问题始终存在而未解决。
（1962年在北大讲课记录稿，郑克晟整理，原载《及时学人谈丛》）
【注释】
[1]《金史》卷44，《兵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92页。
[2]《金史》卷46，《食货志一》，第1031页。
[3]《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辛丑年，潘喆、孙方明、李鸿宾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21页。《太祖武皇帝实录》原本由1932年由故宫博物院铅印，现我无法找到。而《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中所收《太祖武皇帝实录》正好是根据故宫博物院本而来，故暂以此代。
[4]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卷之一《旗分志》，《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64册，第2页。
[5]《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甲申年六月，潘喆、孙方明、李鸿宾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09页。
[6]《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癸巳年九月，潘喆、孙方明、李鸿宾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17页。
[7]《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乙卯年十一月，潘喆、孙方明、李鸿宾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34页。
[8]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卷32，《兵制志一》，《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64册，787页。
[9]《满洲实录》卷4，《清实录》（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3页。
[10]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卷32，《兵制志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64册，787页。
[11]《光海君日记》卷58，光海君十三年九月戊申，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刊1961年版，第30册，641页。
[12]《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天命四年十一月，潘喆、孙方明、李鸿宾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59页。
[13]凡因祖父宜力所得佐领，及伊祖父带来之人编为佐领，或初编佐领即令承管积有数辈者，皆为世管佐领。
[14]凡无根由佐领，初编时即非一姓承管者为公中佐领。
[15]国初功臣以来之人编为侄领，或因功得赐户口，皆为熟旧佐领。
[16]立佐领之人著有劳绩，或承管之人著有劳绩，作为优异世管佐领。
[17]兄弟同带来之人编为佐领，及族人合编之佐领，皆令其世管。
[18]原立佐领之人有亲子孙而让亲兄弟子孙，亲伯叔子孙，亲伯叔祖子孙，及远族人均有分者，谓之互管。
[19]因丁多分编者为滋生佐领，又有将半分佐领二合为整佐领一，现滋生为二者亦如之。
[20]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卷32，《兵制志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64册，第787页。
[21]《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天命七年三月，潘喆、孙方明、李鸿宾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74-375页。
[22]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册，第50页。
[23]《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天命七年三月，潘喆、孙方明、李鸿宾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74页。
[24]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九》，第1册，第107页
[25]王庆云：《熙朝纪政》卷1《纪满洲科举》，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26]王庆云：《熙朝纪政》卷1《纪满洲科举》，第34页。
[27]王庆云：《熙朝纪政》卷1《纪满洲科举》，第34页。
[28]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卷32，《兵制志一》，第664-787页。
[29]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三》，第1册，第34页
[30]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三》，第1册，第35页。
[31]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二》，第1册，第25页。
[32]王庆云：《熙朝纪政》卷4，《纪旗人生计》，第199页。
[33]王庆云：《熙朝纪政》卷4，《纪旗人生计》，第197页。
[34]王庆云：《熙朝纪政》卷4，《纪旗人生计》，第197页。
[35]王庆云：《熙朝纪政》卷4，《纪旗人生计》，第197页。
[36]王庆云：《熙朝纪政》卷4，《纪旗人生计》，第197页。
[37]王庆云：《熙朝纪政》卷4，《纪旗人生计》，第198页。
[38]王庆云：《熙朝纪政》卷4，《纪旗人生计》，第197页。
[39]王庆云：《熙朝纪政》卷4，《纪旗人生计》，第198页。
[40]王庆云：《熙朝纪政》卷4，《纪旗人生计》，第1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