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中国史上重要课题之一，近来已有很多专家发表了极精辟的意见，在这些文章学习的启发下，初步想到有关史料处理的几点意见，作为我个人进行研究的方向现在提出来，请各位同志指教。

一

关于商品生产问题，一方面可以从某一时期的各个行业或某一时期的某一行业深入钻研，说明它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某一行业不同时期的先后发展广泛探讨，比较它们的异同。两者不可偏废。后者似乎关系不大，但也可以作前者的补充说明。

姑且以制墨行业的生产情况作个例子。

唐太宗贞观初年[1]，有一个贵族王方翼，因为家庭变故，母子被祖母逐出去单独生活，异常贫困，后来“燎松丸墨，为富家”。[2]这似乎是直接生产者的自业经济已转化为商品经济，[3]但张说给他作的神道碑上说：

徙居郿墅，储无斗粟，庇无尺椽。公躬率庸保，肄勤给养，垦山出田，燎松鬻墨，一年而良畴千亩，二年而厦屋百间，三年则日举寿觞，厌珍膳矣。[4]

据此可知王方翼的致富，还是结合着垦田，而不是专靠制墨。在生产中，王方翼本人是参加劳动的[5]，和他一同工作的还有所谓庸保，就是和他家有深密关系的僮仆。[6]

墨是文人写字必需的东西，但是一种晚出的手工制造品，在魏晋以前多数是利用自然界的化石当墨[7]，六朝以后才有烧松取烟加胶作墨的方法[8]，在唐初，制造的还不多，王方翼的制墨，也还没有脱离家庭副业的关系。

南唐李超、李廷珪父子都善制墨，他们的生产情况虽然不很知道，但他们已经是专门以制墨为职业的了。

北宋张滋制墨也有名，和他同时的蔡絛说他“善和墨，色光黳，胶法精绝，举胜江南李廷珪。大观（1107—1110）初……荐之于朝廷，造墨入官库……滋所造，实超今古，其墨积大观库无虑数万斤。”[9]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北宋造墨技术较之唐代已有提高，而且能大量生产。同时可以看出张滋也是脱离其他生产而专门制墨的，和他共同工作的都是专门技工。这和唐代王方翼的制墨情况是有所不同的。

张滋造墨入官库，当然不是商品生产。北宋以制墨为业的还有很多人，他们在技术方面、原料方面还创造了许多新方法。南北朝以来制墨方法，都是烧松枝取烟，和以鹿胶，称为松烟。[10]到了宋徽宗（1101—1125）时，沈珪创用松枝与脂漆滓合烧，名为漆烟[11]；叶谷用油墨[12]，胡景纯用桐油烧烟，又名桐花烟[13]；宋徽宗本人用苏合油烟作墨[14]，南宋高宗绍兴初（1131年），蒲大韶用一半油烟加一半松烟[15]，认为这样可以经久。

北宋英（1064—1067）、神（1068）之间，沈括看见西北的石油，燃起来烟很浓，于是用石油的烟作墨，称为石烟，认为“松墨不及也”。并且说：“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竭。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太半皆童矣。造煤（墨）人盖未知石烟之利也。”[16]他认为“此物后必大行于世”。但事实上后来很少有人用石油烟作墨，这是由于发明了桐油取烟之故。

在制墨技术提高和原料推广以后，生产自然相应扩大。但是在五代和宋朝许多制墨的人，普遍存着“祖传”“世业”的想法。李廷珪父子祖孙“皆世其业”[17]，而秘不传人。[18]陈赡传造法于女婿[19]，而“流传不多”。在制造方面还有一定时间，在不造墨的时候，宁可退钱不收，而不肯特别为人制造。说明当时墨的生产存在着浓厚的封建色彩。

明代制墨，明朝人自己认为是超越前代的。[20]初期以方正、邵格之、罗小华为最有名。方正四代作墨，一直传到嘉靖时；[21]邵氏作墨，自宣德年直到嘉靖年（1426—1566）[22]，是世守其业；罗小华是严世蕃的幕府[23]，不是专门制墨的。

万历时（1573—1619），以程君房、方于鲁为最有名。于鲁“受造墨之法于君房”[24]，后来两人“治墨互相角胜”，所以生产数量很多，方于鲁所造更多于程君房，“凡三百八十五式”[25]。这些情况，都是过去很少见的。程君房将自己的秘法传给外姓人方于鲁，说明当时社会上“祖传”“世业”的传统束缚已逐渐松弛，方于鲁从程君房得到治墨方法，反过来和程君房作商业上的竞争，说明当时社会思想上的封建意识已出了裂缝，而人们生活上的物质要求逼得他不能不这样做。但当时一般的人也并不是完全承认和接受这样思想意识的，程君房就是一个，所以他画了“中山狼”二字形容方于鲁，认为是忘恩负义。[26]

方于鲁将他制作的成品式样花纹摹绘成书，编为《墨谱》六卷，程君房也编成《墨苑》十二卷，全部“倩名手为图，刻画妍精，细入毫发”[27]，“穷极工巧”[28]，实在就是他们的产品广告，这种不惜重资的宣传，也是以前所没有的。

清初康熙时（1662—1722）曹素功制墨最有名，直到清末，处处有曹素功墨。这些曹素功墨，是一个作坊出品。有的是曹氏子孙所造，有的和曹家无关；有的是用曹家的制造方法和原料，有的大不相同，目的只在牟利，所以冒名假充。乾嘉之交有汪近圣，其后又有胡开文，最初出墨很多很精，后来就不行了，冒名假造的也和曹素功墨一样。到清末咸（1851—1861年）同（1862—1874年）之间，外国煤烟进口，墨工用它制墨，号称“洋烟”，做法也与从前不同了。

上面所谈是制墨行业生产发展的简单过程，是很简略的，不够全面的，而且墨也不是主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是不够典型的，当然更不能用制墨一个行业概括其他行业，这仅仅是举个习见的例子，说明一种行业的生产，如不从它的发展纵向来看，而只割取它的一部分来观察，其结果可能与实际情况有距离。

关于官僚资本的运用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下列各时代的不同情况。

唐代官吏，喜立田园，不立田园的人，群以为怪。例如玄宗时候的张嘉贞[29]、宪宗时的崔群[30]，都因不立田园为家人所怪。

柳宗元在永州时有一篇文章谈他从弟的故事，说：“去为广州从事，复佐邕州，连得荐举，至御史，后以智免。归家江陵，有宅一区，环之以桑，僮指三百，有田五百亩，树之谷，艺之麻，养有性，出有车，无求于人。”[31]这里可以看出，唐代官吏下台后的田园，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存在的。

南宋朱熹和唐仲友的一桩公案，许多论文已经谈到，唐仲友借官吏的权势扩展自己商业，而朱熹加以评弹，正说明当时这类情况是少见的，是违法的。[32]

明朝官吏一入仕便借势剥削商民，弘治时礼部尚书耿裕自己承认：“吾自入仕未尝买油”[33]，解职家居则“掊克里闬，邀结守令”[34]，求田问舍，“营产谋利”[35]，说明宪、孝以前官吏营商者少。

正德五年（1510）籍没刘瑾财产，共有金一千二百五万七千八百两，银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36]没有谈到田产，也没有谈到经商，当然这不能认为根本没有。

正德十六年（1521）籍没钱宁的财产，共有金十万五千两，银四百九十八万两，此外有首饰、段匹、衣物很多，又有苏木七十五杠，胡椒三千五十石。也没有谈到他的田产。[37]

嘉靖三十二年（1553）籍没严嵩的财产，共有金一万三千一百七十一两六钱五分，金器重一万三千二百三十九两九钱五分，银二百〇一万三千四百七十八两九钱，银器重一万三千三百五十七两三钱五分，金银首饰还不在内。其它缎绸衣服器具珠玉名琴古画不计其数。此外有第宅房屋六千六百四十七间，估银八万六千三百五十两八钱；田地二万七千三百四十二亩八分，估银四万四千四百九十三两四钱六分。田地房产所占比例甚小。[38]

万历十年（1582）籍役张居正财产，共有金二千四百二十六两，银十万七千七百九十两，又送冯保金三万两，银十万两，在京住宅估银一万〇六百七十两。[39]

清嘉庆四年（1799）籍没和珅财产，共有金五百九十万两，估银一千八百五十万两，银九百四十万两。地亩八千余顷，估银八百万两。其他金宝绸缎无数。此外有当铺七十五座，资本三千万两，银号四十二座，资本四千万两，古玩铺十三座，资本二十万两。[40]

上面这些记录，可能不全面，一定有隐避，有遗漏，有旁人侵夺，也有记录时有意的删除。从纪录看，这几个人贪污所得绝大部分用在奢侈生活享受。他们拥有很多金银，而没投入生产，田地房屋占财产比例也很小，除了和珅而外没有兼营商业的。我想诸如此类的一些历史事实，如果从横的方面钻研以后，更从纵的方面比较其后异同，可能将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以及所起的作用，作一个更明确的说明。这里我只是随便举一个例。

二

历史专家发现一条史料，和发明一个创见，功绩是一样的，我们对这方面劳动的尊重是不够的，几乎没有人在引用史料时提到某人首先发现。这是不公道的。

资本主义萌芽史料中，徐一夔《织工对》是一个极重要的资料，假使不是吴晗同志指出，我是不会去找的。

史料工作是很重要的，必须广泛的比较分析加以解释。广泛的程度应该纵横兼顾，纵的方面应该贯到近代现代，因为近代现代史是从中世纪史发展来的。

我想也随便举几个例子。

在今天我们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全国拥有5亿以上的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六分之五以上，也就是83.33%以上。在1955年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结果，乡村人口占86.74%。这是事实。解放前的农业人口一定还要多，鸦片战争前一定更多，是可以推想而知的——因为工商业没有后来发达，因此，我们过分强调由于土地集中而造成的人口流入城市现象，是值得仔细分析的。农民的分化是资本主义的标帜，土地集中现象是历史事实，都无可怀疑，而是否都流入城市，就必须有更多的资料说明。如果农业人口比例确比后来少，那么，就应该推求人口后来所以又转入乡村的原因。

中国疆域大，各地交通情况不同，因之经济发展不平衡。明万历时记江西安福县情况说：“东接庐陵，西连楚攸、分宜，北络永兴，南因错吴楚而控荆陲，引郴虞而走交广，隐然要胜之区也……俗且重农务商。”[41]而记它毗邻的永新县的情况说：“山势险隘，商贾罕达。”两个相距150里的邻县县城[42]，这种悬殊的差别，究竟持续了多久，先进的县份如何协助如何带动后进的县份向资本主义发展，是值得留意的。

明代小说《醒世恒言》有徐老仆义愤成家一卷[43]，谈到徐老仆做生意情况，以本银十二两一年间获利二千余两。明代笔记《奇闻类纪》有程宰遇辽海神一条[44]，谈到程宰做生意情况，以银十余两“四五年间展转数万金”。又笔记《说听》有洞庭叶某一条，谈到他“买布入陕换褐，利倍；又贩药至扬州，数倍；贸易三载，货盈数千”。[45]他们都是“趁机会”“赶行情”，别无他法。这当然是反映的当时一般情况。这样的商业经营能否刺激生产，是值得多加比较的。

明清商人，在获利之后往往以其所得购买田产，而不去扩大再生产。例如：“汪拱乾，婺源人，幼服贾，精会计……往往获利数倍，广置田产。”[46]“金陵陶翁，往来南北，贩杂货为业……西贾某，有货资五万金寄交陶……别后十年……代为营运，子母共得廿六万……以其地于吴门代购腴产。”[47]

小说《醒世恒言》的徐老仆义愤成家，说徐老仆在获利之后算计道：“不如回去商议置买些田产，做了根本，将余下的再出来运算。”这种“做了根本”的思想，士大夫中也是同样存在。明天启六年（1526），朱祖文在周顺昌被害以后，为周氏子孙打算，就曾有“必得置一恒产乃为永远计”[48]的想法。

这种根本之计的思想，实在是阻挠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之一，也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范例之一。今天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固然应当注意它的如何发展，更重要的还是注意究竟是什么力量阻碍了它的发展。

《织工对》这一重要资料，专家们都一致重视，但有一些小的地方，大家的分析还不一致。有的认为这是元末情况，有的认为这是明初情况；有的认为这是丝织工，有的认为是棉织工。

《织工对》中关于工资的一段记载说：

日佣为钱二百缗，吾衣食于主人，而以日之所入，养吾父母妻子。[49]

这一段，二百缗的“缗”字最不易解。缗字是宋朝习用名词，一缗就是一贯钱，二百缗就是二百贯，这是一个大数目。假使是元末情况，那么就是元末的昏烂的钞，是很不值钱的。假使是明初的情况，明朝人不太用“缗”字，可能是一个错字。从文义上看也可能是“文”字，就是可能是“日佣为钱二百文”。但是，每日二百文的工资，也是可疑的。明初的比值，钱一千文，合钞一贯，合银一两，合米一担。[50]每日二百文等于银二钱，一月等于银六两；等于每月米六石。明初工资没有这样高的。在清朝一般零工每天只卅文[51]，苏州织造诰帛工每月只银六钱[52]，转作长工一年通计工银吃米只十三两[53]，月合一两零八分多。而且织工每天只能织布一匹，有的还要通宵不寐[54]，一匹布“约值银一钱五六分，最精不过一钱七八分，至二钱止”[55]，假使职工工资每月需银二钱，主人就无利可图了。因此这个工价的记载必须深入地、广泛地加以比较研究，然后才能得到雇佣性质明确的解释。

三

最后想涉及一下对于“萌芽”概念理解的体会。所谓“萌芽”是不是就是某一种现象的开始出现？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是不是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现象开始出现？

从来没有人将高渐离的“变姓名，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和他后来的“念久隐约无穷时，乃退出其装匣中筑与其善衣，更容貌而前，举坐客皆惊，下与抗礼，以为上客……宋子传客之”[56]认作是秦始皇统一（公元前221年）前已有资本主义萌芽。也从来没有人将原涉的给朋友家办丧事，“具记衣被棺木下至饭含之物分付诸客，诸客奔走市买，至日昳皆会”，[57]而说王莽时（公元9—22年）中国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就是因为这两个例子距离资本主义发展太远了，没有直接关系。

因此，所谓萌芽似乎是指在社会发展的道路上，突破了当时旧的水平向前迈进一步的情况，这些情况是相互关联的，而不是与当时水平或后来发展无关的孤立现象。

那么，中国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以前，始终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在1840年以前根本没有发生过资本主义萌芽？似乎也不然。我们相信，中国没有外国资本主义侵入，自己一定会走进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因素是在封建社会萌芽的。

理论是我们的指导方法，我们必须忠实于理论，不应该借来作我们引用资料的装饰。经典的精蕴，都是根据具体事实分析出来的，都是和发展的时期、阶级力量的对比以及具体环境分不开的。关于不明晰的史料，不作深入的分析，只依靠主观地引用经典作“注脚”，而又忽略经典所阐述的时代和范畴，是不容易解决问题的。

（原载《及时学人谈丛》）

【注释】

[1]《新唐书》卷111《王方翼传》说，程务挺被杀，方翼流崖州，卒于道，年六十三。程务挺被杀在光宅元年（684）12月，王方翼死应在垂拱元年（685），应生于623年，如以10岁被逐计算，当在太宗贞观六年（632）。

[2]《新唐书》卷111《王方翼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134页。

[3]《论所谓市场问题》，《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7页。

[4]《张燕公集》卷15《唐故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60页。

[5]《旧唐书》卷185上《良吏列传·王方翼传》曰：“时方翼尚幼，乃与庸保齐力勤作。”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802页。

[6]庸保，见《史记》卷86《刺客列传·荆柯传》。据《索隐》，庸是“庸作”，是卖庸，保是“可保信”，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37页。又见《史记》卷100《栾布传》，第2733页。《汉书》卷57上《司马相如传》颜师古注：“庸即谓赁作者，保谓庸之可信任者。”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32页。庸虽然可以解释作雇佣工人，但庸保就有与主人有深密关系的涵义而不是一般雇佣关系。

[7]晋陆云给他哥哥陆机的信中说：“三上台藏曹公（曹操）石墨数十万斛，云烧此消复可用然烟。”见陆云《与兄平原书》，严可均辑：《全晋文》卷102，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74页。

[8]也有人以为到唐朝才有松烟，见明末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下《墨考》，《知不足斋丛书》本，第21页。

[9]蔡絛：《铁围山丛谈》卷5，《知不足斋丛书》本，第17页。

[10]“古法烟必松焰，胶以糜角。”见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下《墨考绪言》，第22页。

[11]何薳：《春渚纪闻》卷8，“漆烟对胶”条，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90页。

[12]何薳：《春渚纪闻》卷8，“墨工制名多蹈袭”条，第93页。

[13]何薳：《春渚纪闻》卷8，“桐华烟如点漆”条，第94页。

[14]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下，第21页。见明末万寿祺：《隰西草堂集》卷4《墨表四》，徐州董氏刻本，第16页。

[15]何薳：《春渚纪闻》卷8，“油松烟相半则经久”条，第94页。

[16]沈括：《梦溪笔谈》卷24《杂志一》，“鄜延境内有石油”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

[17]姜绍书：《韵石斋笔谈》，第21页。

[18]“李氏渡江，始用对胶而秘不传。”见何薳：《春渚纪闻》卷8，“漆烟对胶”条，第90页。

[19]“赡死，婿董仲渊因其法……恨其即死，流传不多。”见何薳：《春渚纪闻》卷8，“陈赡传异人胶法” 条，第89页。

[20]“昭代……惟墨之道，超潘（宋潘谷、潘衢）驾李（南唐李超、李廷珪）差足为艺林吐气。”见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下《墨考绪言》，第23页。

[21]万寿祺《墨表》列至方正曾孙方凤岐，未列的可能还多，第8页。

[22]万寿祺：《墨表》，第8页。

[23]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下《墨考》，第21-22页。

[24]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下《墨考》，第22页。

[25]朱彝尊：《明诗综》卷64引诗话，木刻本，第24页；又见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18，文瑞楼石印本，第7页。

[26]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下《墨考》，第22页。《涉园墨萃》收有《中山狼图集》。

[27]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下《墨考》，第22页。

[28]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6《玩具》，“新安制墨”条，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60页。

[29]《新唐书》卷127《张嘉贞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444页。

[30]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81《贡举四》，“崔群”条，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346页。

[31]《柳宗元集》卷24《送从弟谋归江陵序》，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33页。

[32]《朱文公大全集》一八、一九。

[33]陈洪谟：《治世余闻·下篇》卷1，《纪录汇编》卷87，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84页。

[34]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4页。

[35]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34《正俗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25页。

[36]王鏊：《震泽长语》，沈节甫辑：《纪录汇编》卷125，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版，第1275页。

[37]王鏊：《震泽长语》，沈节甫辑：《纪录汇编》卷125，第1275页。

[38]上列数字详见《天水冰山录》，《知不足斋丛书》第14集。

[39]《天水冰山录·附录》。

[40]《记和珅》，扪虱谈虎客编：《近世中国秘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4年版，第335-363页。

[41]赵秉忠：《江西舆地图说》，沈节甫辑：《纪录汇编》卷208，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版，第2265-2266页。

[42]乾隆《一统志》卷294，安福县“南至永新县界九十里”，永新县“北至安福县界六十里”。

[43]冯梦龙编：《醒世恒言》卷35《徐老仆义愤成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754-773页。

[44]施显卿：《奇闻类纪摘抄》，沈节甫辑：《纪录汇编》卷213，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版，第2334-2339页。

[45]陆粲：《说听》卷上，《中华野史·明朝卷》卷1，泰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0页。

[46]吴德旋：《初月楼闻见录》卷9，上海进步书局辑《笔记小说大观》本。

[47]张培仁：《妙香室丛话》卷12《金陵陶翁》，上海进步书局辑《笔记小说大观》本，第13页。

[48]朱祖文：《北行日谱》，《知不足斋丛书》本，第37页。

[49]引自诸家论文。

[50]《明史》卷81《食货志五·钱钞》，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62页。

[51]黄暐：《蓬窗类记》卷5，《涵芬楼秘籍》本，第47页。

[52]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补农书》卷上。

[53]苏州织道李煦奏折，“诰帛二项人匠约计三百七十名，岁需银二千七百两，即可赡活群工”，故宫博物院本，第24页。

[54]《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696《松江府部》，“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本，第116册之第49页。

[55]叶梦珠：《阅世编》卷7《食货志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57页。

[56]司马迁：《史记》卷86《刺客列传·荆柯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36-2537页。

[57]班固：《汉书》卷92《游侠传·原涉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