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系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创办五周年暨“第一届澄海历史政治学研究奖”颁奖仪式暨“历史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论丛”首批成果出版研讨会（2024年12月21-22日）上的发言修改而成。
本文首发于《中国政治学》2025年第4辑，引用请核对原文。
本文拟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内在要求的基本课题出发，对历史政治学进行检视。[1]我拟讨论四个问题：作为学派的历史政治学；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三大课题；与历史政治学有关的三个政治分析课题；“叙事政治学”视角下的“大一统/政治统一”。受限于篇幅，这里只能扼要提及我的观点和思路。
一、作为学派的历史政治学
短短几年间，历史政治学异军突起，迅速成长为推动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学术流派。当下，国内几大政治学重镇，如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不约而同地借助“组织化科研”模式，积极投身于发展政治学学派的潮流之中。人大的历史政治学派、北大的“通鉴学派”、复旦的“手册学派”以及华中师大的“田野政治学派”相继涌现。就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历史政治学派与田野政治学派更契合学界对学派的通行评判标准。
判断一个学派是否形成，通常需考量几个关键要素：独特的共享研究范式与纲领、核心成员、集成性成果、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以及学派的传承。毋庸置疑，历史政治学在前四个方面已奠定了坚实基础。历史政治学年会的定期举办、“历史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论丛”的出版发行，以及澄海历史政治学研究奖项的设立，不仅为学术成果，尤其是集成性成果的发布与出版提供了便利，更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历史政治学学术共同体的快速形成。目前，人大历史政治学的几位核心成员各有专攻，相得益彰，形成了独属于一个学派的学术合力。杨光斌老师立足宏观视角，为研究立论破题；姚中秋老师凭借深厚的学术底蕴，在 “马中西”相关论题上深耕解题；任锋老师和王续添老师分别从近现代思想史和社会主义新传统视角推进相关研究，不断深化主题，从而形成了一个涵盖不同研究环节、包容各类论题的逻辑闭环。然而，这四位代表性学者中最年轻的也是70后，以黄晨为代表的80后学者虽有部分历史政治学研究成果，但历史政治学尚未成为他们的主攻方向。总体来看，历史政治学在青年学者中的传承成效，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二、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三大课题
单靠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路径，能否足以推进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我倾向认为是否定的。历史政治学只能解决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面临的特定课题和任务，并且需要将历史分析和政治分析深度结合，才能充分完成这一课题任务。让我们先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面临的几个研究课题和研究任务说起。
要厘清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面临的研究课题和研究任务，首先要明确我们期望它具备的话语功能。作为建设目标，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应主要具备三种话语功能，每一种话语功能都对应着不同的研究课题和研究任务。[2]
（一）“对话—抗辩功能”
面对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需具备“对话—抗辩” （dialogical - defensive）功能，即在与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平等对话的基础上，为中国现代政治秩序的运行机理提供充分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辩护。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不能走向“逢西必反”的文化民族主义，而应在与西方知识体系充分对话的基础上，发挥话语抗辩功能。因此，我们面临的研究课题是促进理论视野的去西方化，特别是去自由主义化，相应的研究任务则是以“思想史重构”、谱系学方法等建构更具包容性和切己性的理论视野。
（二）“阐释—范导功能”
面对当代中国政治秩序，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具备“阐释—范导” （interpretative - regulative）功能。就是说，要在充分阐释当代中国政治秩序机理的基础上，为其反思性发展提供足够的范导空间，即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对现实政治秩序需同时具备解释力和批判力。这是因为，任何被奉为主流的意识形态话语，都不只是马克思所说的具有神秘性、颠倒性或粉饰性的“虚假的观念”，必然包含可较真、可兑现的有效成分。政治哲学家沃尔泽曾借用葛兰西关于“文化领导权/霸权”的概念指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团结，必然要重视被统治者的利益和要求，并为此做出牺牲或让步。“由于这种牺牲，占主导的观念将矛盾内在化了，因而批判总是可以在处于支配地位的文化内部找到一个出发点。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内在地具有危及自身的可能性。”[3]与“阐释—范导功能”相适应，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面临着促进“现代价值/范畴中国化”的理论课题，从而确立兼具现代性（批判力）和中国性（解释力）的规范性视野。“现代价值/范畴的中国化”，既表征着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性精神的自觉承担和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积极践习，也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别西而求”的自主品格和探索精神。为了回应“现代价值/范畴中国化”，我们需要推进社会分析与政治分析相结合的“阐释政治学”（interpretative political science）研究，也就是要通过把社会分析与政治分析深度结合起来，对适合中国情境的现代价值（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和正义等）和现代范畴（国家—社会关系、公私关系）的具体规范性要求及相应的制度和实践形态进行阐释性的研究。
（三）“阐释—反思功能”
面对中国的“历史—政治现象”，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具备“阐释— 反思”（interpretative - reflective）功能，即在对中国“历史—政治现象”进行阐释的基础上，使社会成员能够“反思性地调用”（reflectively appropriate）历史 —文化传统。所谓“历史—政治现象”，是指具有历史性或历史延续性的政治现象，它是历史—文化传统影响中国现代政治秩序的集中体现。面对“历史—政治现象”的“阐释—反思功能”，其实是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一官方话语的学理表达，体现了一种古今损益但以今为主、古为今用的现代性精神。与此相适应，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面临着促进“中国价值/范畴现代化”的理论课题。“现代价值/范畴的中国化”，既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传承，也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规范上更为优越的他种现代性”（a normatively superior alternative modernity，查尔斯·泰勒语）[4]的积极探求。为了回应“中国价值/范畴的现代化”，我们需要推进历史分析与政治分析相结合的“阐释政治学”或历史政治学研究，也就是要通过把历史分析与政治分析深度结合起来，对中国价值（大一统/政治统一、贤能政治等）和中国范畴（天人关系等）在现代条件下的具体规范性要求及相应的制度和实践形态进行阐释性的研究。
由此可见，历史政治学研究对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具有独特价值。但它主要适用于研究与“中国价值/范畴的现代化”相关的课题，对于另外两个同样重要的研究课题——“理论视野的去西方化（去自由主义化）”与“现代价值/范畴的中国化”，则无力兼顾。
三、与历史政治学有关的三个政治分析课题
从推进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角度出发，我把历史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限定为特定政治现象，也就是那种既迥异于西方，又对中国现代政治秩序的建构具有“范导性”特别是“构成性”影响的“历史—政治”现象。此类“历史—政治”现象并不是无所不包，也并非自明，需要论者敏锐的鉴别力和深刻的洞察力。因此，即便对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而言，也不能将历史政治学视为万能之法。从方法论上看，历史政治学要求将历史分析与政治分析深度融合。缺乏必要的历史分析，便无法把握中国 “历史—政治” 现象的历史延续性；缺乏有效的政治分析，就难以揭示其深层政治逻辑（如政治生成逻辑、政治运行逻辑、政治发展逻辑等）。
大体而言，面对这类“历史—政治”现象，主要有三个政治分析课题，分别对应不同的认知功能与政治分析类型。
（一）存在论描述：“What”的问题
第一个课题关乎“是什么”，即描述中国“历史—政治”现象，对应的认知功能是存在论描述。相应地，此类课题需要采用描述性分析的政治分析方法。
（二）功能性阐释：“Why”的问题
第二个课题涉及“为什么”，即阐释中国“历史—政治”现象的生成和运行机理，对应的认知功能是功能性阐释。相应地，此类课题需要采用阐释性分析的政治分析方法。
（三）价值论范导：“Wither”的问题
第三个课题关系“何处去”，即建构中国“历史—政治”现象的变迁之道，特别是古今之变，对应的认知功能是价值论范导。相应地，此类课题需要采用规范性分析的政治分析方法。
我们不难发现，既有的历史政治学研究在上述三类课题上的投入大体呈递减之势。以“大一统”的历史政治学研究为例，现有研究多注重现象描述和运行机理阐释，而忽视生成机理和变迁之道的探讨。过多关注“是什么”的问题，对 “为什么”和“何处去”的问题倾力不够。然而，无法回答“为什么”，就难以揭示中国“历史—政治”现象的政治生成逻辑，无法赢得跨文化的认知与承认；无法回答“何处去”，就无法展现中国“历史—政治”现象的政治演化逻辑，难以彰显中国对现代政治文明的积极拥抱态度。极端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甚至可能导致对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无原则辩护，形成中国版的“历史终结论”。
四、叙事政治学视野下“大一统/政治统一”的价值证成
说到“大一统”，我个人更愿意采用“政治统一”这个概念，因为它更符合现代性精神。而且，很多论者倾向把“大一统”庸俗化地理解为“大统一”，使这个概念难以获得政治哲学层面的理性证成。大约自2014年以来，我一直试图将与“大一统”有关的“政治统一”建构为中国情境中的一项重要政治价值。这一研究议程的启动，与当时先后读到的两句话和我个人对现代中国组织模式的体认有关。一句话好像是刘瑜在哪里说过的：统一是中国人的宗教。另一句话是马丁·雅克在那本充满争议的一本书——《当中国统治世界》中提到的，统一是中国最重要的价值。[5]如果统一真的是中国最重要的价值，那就意味着它比自由、民主这些现代价值更重要。这两句话之所以引人共鸣，是因为我当时在研究中国“政党—国家”（party-state）的历史形成和在当下的法治建构时发现，现代中国之所以在政治上以“政党—国家”的模式形成强大的国家组织能力，根源于社会学意义上国家和社会在“后帝制—后儒家时代”实现再组织化的现实需要，但正是这种强大的国家组织能力使当下中国的法治国家建构面临着国家组织能力（国家能力）与法治（规则之治）之间的张力。
过去十年来，我写过两篇与“政治统一”有关的文章：一篇是收录在《公共法哲学》第八章的《共同政治文化范导下的国家中立性：转型中国文化认同建构的正当法则》[6]，另一篇是收录在《阐释政治哲学》第五章的《中国情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辐辏型整合”与国家—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7]。前者提出以维系政治统一的“共同政治文化”作为现代中国文化认同建构的范导性原则，而这意味着中国的文化政策不可能走向西方的文化放任主义模式；后者把维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现代条件下的政治统一作为中国共产党实现现代中国“辐辏型整合”的关键，并循此重新把握中国情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不过，我始终没有找到从政治哲学上把“政治统一”建构为一项政治价值的突破口。“历史政治学”在2019年登场后，我当时很是兴奋，因为我意识到它对于把握这个论题会有独特的意义，但兴奋之余就是失落，因为我仍没有找到合适的突破口。直到2022年前后，我先后读到了一些关于叙事理论、叙事经济学、叙事心理学等方面的论著，发现“叙事政治学”（narrative political science）的理论视野可能是合适的研究路径。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关于“大一统”的历史记忆，主要是靠各种历史叙事实现的，包括一些神话叙事，例如《史记》开篇中提到的《五帝本纪》尽管缺乏充分的史实依据，但迄今对于中国人（特别是汉族人）关于“政治统一”的历史记忆仍很重要。另一方面，就像个人关于生活史的叙事可以塑造个人的自我认同一样，一个国族关于国族史的叙事也可以塑造国族的集体认同。说得直白点：叙事就是讲故事（story-telling），个体或者集体讲故事的内容和方式同他们的身份认同之间可以互相塑造。因为人们只愿意讲那些愿意为外人道的关于自己的故事，而这种“愿意”既是意志的体现，也是认同的表征。
然而，若要将“政治统一”建构为一种政治价值，仅靠讲故事是不够的。与常见的历史政治学研究类似，它只能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无法解答“为什么”和“何处去”的疑问。因此，我们需将“叙事”与政治分析相结合，形成“叙事政治学”的知识形态，以破解这一难题。
前不久，我以这个题目申报了一个上海市的研究项目，计划用十万字左右的篇幅系统研究该问题。其基本思路是：通过将叙事与政治地理学分析相结合，解答“为什么”大一统或政治统一对中国作为政治共同体至关重要；通过将叙事与社会政治理论分析相结合，回答“何处去”，即如何确保政治统一与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价值相协调。
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发现，上文关于叙事政治学的论述本身也采用了叙事的方式。这一方面是因为，由于篇幅所限，在此没法充分展现如何进行具体的叙事政治学研究；另一方面是想让读者切身感受一下叙事的魅力。相信多数读者会认同，相较于纯粹理性推理的枯燥论述，叙事的阅读门槛更低，更具吸引力，也更容易深入人心。
关于“叙事政治学”的思考，旨在通过重构叙事对塑造国人集体历史记忆（尤其是“大一统”或“政治统一”观念）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将“政治统一” 建构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价值。对中国而言，“政治统一”这一政治价值主要通过讲故事得以确立，同样也需借助讲故事的方式，让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乐于倾听、易于理解、欣然接受。所谓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其理想目标莫过于此。
[1] 我从其他视角对历史政治学的批判性检视，参见拙文：《阐释政治学与历史的公共阐释：对历史政治学的阐释学检视》，《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3年第1期；《历史政治学与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从贺东航<现代国家构建的中国路径>说起，《公共治理研究》2024年第2期。
[2] 参见孙国东《阐释政治哲学：政治发展与社会建设的中国逻辑》，商务印书馆2024年版，第19—36页。
[3] Michael Walzer, Interpretation and Social Critic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41-42.
[4] Charles Taylor, “Two Theories of Modernity”, in D. P. Gaonkar (ed.), Alternative Modernities,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85.
[5] 参见[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65页。
[6] 参见孙国东《公共法哲学：转型中国的法治与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
[7] 参见孙国东《阐释政治哲学：政治发展与社会建设的中国逻辑》，商务印书馆202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