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大一统共识源远流长。春秋时期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表述。但是大一统不能简单理解为就是大统一。“大一统”中的“大”是指“尊大”，“统”不仅仅指统一行政更是指对社会政治的形而上认知之统合。董仲舒指出“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古代西方诸多强大帝国各自发展出来的政治理念和管理体制在帝国衰亡后大都随之中断。古代中国的诸多强大王朝虽然也难免衰亡，但是上述大一统的形而上认知在经受跌宕起伏后，总会在新的王朝中得以复兴和延续发展。钱穆据此强调“一统”和“多统”是中西政治传统的基本差异。
可以从客观的地理和人文环境探究其原因，中华大地上辽阔的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有利于发展农耕文明，却一再发生大范围的洪灾。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则历来都将入侵中原，视为与放牧、打猎同样必要的收割财富行动。这种地理大环境中只有大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能够比较有效地抵御上述周而复始的天灾人祸。华夏大地在夏商周远古时代就初步形成了较松散的统一王朝。西周分封诸侯后在东部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些富裕强大的分封国。在长达五百多年的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僭越称王，但是始终并没有形成诸侯国独立正当化的政治格局。一次次的政治盟会、武力争霸和百家争鸣，总是以华夏一统作为人心所向的道德高地。因而此后出现中央集权程度更高的秦汉王朝是历史之必然。
汉武帝将秦国的法家制度、鲁国的儒家思想、齐国的黄老之术、楚国的文化艺术、韩魏的纵横刑名、燕赵的军事制度融为一体，形成了“大一统汉制”。此后认同这种制度文明的人就成了“汉人”。自此起大一统成为古代中国社会自省中衡量政治正确与否的根深蒂固的重要标准。
大一统的秦汉两代持续了四百多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大地陷入长期战乱和分裂，匈奴、鲜卑等五胡族群南侵中原建起了众多政权。与此同时欧洲的西哥特、东哥特等北方日耳曼部落南侵庞大的罗马帝国，建起了许多“蛮族王国”。东西方这两场“蛮族南侵”有着深刻的区别。中国“五胡”中的绝大部分君主都自证为炎黄后裔，主动恢复了秦汉模式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度。并且认为中华天下分治不能是常态，无论哪个族群掌握政权都把大统一当作政治终极目标。先有氐族之前秦，后有拓跋鲜卑之北魏两度统一了整个北方，最后由隋文帝统一了全国。隋朝初年的大儒王通总结魏晋南北朝历史时，把北魏孝文帝之前全国之正统定于南方汉族的东晋及刘宋，孝文帝之后则正统归于北方胡汉融合的后魏和后周。王通的门徒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人成为后来唐初“贞观盛世”的名臣班底。同一时期欧洲崛起的各个北方“蛮族”则都力图切割本族群与罗马帝国的关系，主张各民族国家分而治之。
中华文明得以超越王朝兴亡持续发展，其社会自省中的主观因素则在于形成了道统高于政统和理高于势的长久主流共识。“道”是指哲学层面的人类社会本性与基本精神，“道统”是指求道行道过程中的贯彻承续关系。政统则是指各个朝代的具体政治理念及其实施，政统更多地受制于当朝帝王的认知和能力，政统随王朝兴衰而变化。道统的深刻性和稳定性远高于政统，以大一统为导向的道统不依靠宗教信仰就具有跨越政权更替的凝聚力，这是古代中国社会自省和社会自信的中国特色。
不同于古代欧洲各地城乡封建领主世袭的政治体制，中国自秦代实行郡县制后，实际上是中央集权的帝王与士人阶层共治天下。以读懂圣贤经典为标志的士人阶层，始终是中国古代社会基层文化政治的主导者，隋唐以后又成为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主要来源。二千多年“天地君亲师”和“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排序传统，使士人阶层具有了超越改朝换代的稳定性。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人成为社会自省中道统代代相传的中流砥柱，具有强大的思想影响力和社会号召力。政统在受到道统批判、规范和制约的同时，也可以从道统中获取对政权正当性的扶持。这种互补关系也有利于“道统高于政统”成为君臣之间和朝野之间社会共识。中国历代在皇帝近臣中都设置有专职找错的谏官，那些坚守道统犯颜直谏甚至以死相谏的官员和从谏如流的帝王青史留名，阿谀奉承的官员和刚愎自用的帝王则背上千古骂名。
古代中国内忧外患战乱灾荒不断，缺少有利于道统发展深化的长期平静政治环境。道统发展有幸避免消亡或走向极端主义，有赖于中庸思想在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等层面上不断地影响着社会自省。《周易》和《尚书》中的中道、中行、中正和执中等观念可视为中庸思想的源头。孔子提出“执两用中”使中庸开始成为哲学智慧，子思(孔子之孙)继而撰写了《中庸》一书。东汉佛学东渐后中庸思想又发挥了沟通儒学与佛老学说的历史性作用。至唐朝《中庸》已经成为经学重要文献。宋朝时皇权直接出面推崇中庸理念，宋仁宗赐进士及第者《中庸》一书，由宰相在朝堂上高声宣读，要求受赐者将其作为座右铭。南宋大儒朱熹则把《中庸》列为经典之一放在道统中予以传承，使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位和影响达到了峰值。正是做人、做事和做学问的“中庸之道”，使古代中国的道统超越多变政统的干预，既没有成为引导民众献身圣战的极端信仰，也没有完全沦为及时颂扬当朝帝王圣旨英明伟大的说唱工具。
古代中国道统的核心是三纲五常系列理念，其内涵的形成和深化可谓是千年磨一剑，从先秦孔孟、西汉董仲舒到南宋朱熹经历了一千五百年以上。相比之下雅典城邦民主政治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发展黄金时期只有一百多年。孔孟儒学集前圣之大成，以“仁者爱人”、“民贵君轻”和“止于至善”等理念开创了中国社会自省的道统源头。董仲舒将儒学改造成为以道德伦理为核心、严刑峻法为辅助、帝王权术为手段的系统理论。首次提出了作为基础性理念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纲”原本指绳网上的总绳，举纲绳可以使所有网目张开。君为臣纲对帝王专制社会管理层的稳定运作起到了关键作用，而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对宗法制度下社会基层的稳定运作起到了关键作用。与同时代欧洲社会各阶层地位世袭固定的奴隶制和农奴制社会结构不同，三纲形式的社会结构包容人的社会地位流动，臣可为父和子，子可为臣和父，改朝换代时君权易主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亦为天下人普遍认可。道统理念发展出的科举制度，则为人们从底层向上适度流动，提供了非暴力的合法途径。
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孟子的解释是“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董仲舒加上“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三纲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的对于“位”的尊崇，而不是对具体人及其血统的神化。五常是社会人应该长久坚持的五类自我约束，五常要求三纲中的双方特别是主导方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具有道统至高地位的三纲五常，往往使统治者中德不配位者感到如芒在背，中国历史上颁布过罪己诏的帝王竟然占到帝王总数的近六分之一。古代民众的社会自省以三纲五常区分君子小人、明君昏君和清官贪官，在数千年历史中鲜有错判。
儒学道统第一次与外来文明的大碰撞，发生在魏晋南北朝至唐代的佛教盛行时期。如唐人杜牧所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从士人到民众的思想与生活越来越多地受到佛道二教的影响。儒学面临迅速式微的困境，唐代韩愈以鲜明“反佛”论述指出了佛教盛行的重大消极影响，并且首次明确了儒学的传承谱系，主张“正名分、反僭乱、明纪纲”维护中央集权的稳定和统一。这场变革持续了四百年到南宋朱熹编订儒学四书成为国定教科书才算完成。其间程颢、程颐、朱熹的程朱理学，将三纲五常系列认知概念化、逻辑化和系统化，形成了理高于势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哲学信仰体系。不仅成功地促使佛教中国化，而且在外族入侵不断的两宋时期激发士人阶层，建立起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献身型精神人格。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传统宗教信仰重在祈福免灾而不谈自省献身精神的重大缺项。在辽、金、元、清等外族入侵建立的朝代，上述道统中超越人伦道德的思想力量成功捍卫、延续和发展了中华文明。十三世纪意大利的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时为中国的文明而惊叹。
然而在独尊儒术的第二个一千年中，三纲五常系列理念由于缺乏对公权力的有效制度性约束匹配，越来越聚焦于君为臣纲和实际上的官为民纲。不受约束的专制政治权力不断催生出好大喜功又刚愎自用之君、道貌岸然又媚上欺下之官，而民众在忍无可忍时揭竿而起的追求仍然是为了做明君清官治下的顺民。一次次成王败寇塑造出崇尚权术暴力、拒绝理性争辩和不容理性妥协的负面政治传统。中华文明抵御各种天灾人祸和内忧外患的大一统导向，逐渐被异化为服务于帝王极端专制的思想禁锢。
在中国古代史中的清代中期可以说是真正全面实现了“大一统”的所谓盛世。在三十多年中先后收复台湾，平定准噶尔汗叛乱使喀尔喀蒙古正式从属大清王朝，派兵驻藏使西藏正式纳入大清版图实施行政管辖。此前历代王朝难以避免的昏君不理政事，权臣、外戚、宦官得以篡权的乱象在清代没有再现。清代重大政令出于皇帝直接把控的军机处，对大一统疆域实施了有效的行政管理和军事控制。清代初期其政权合法性一度遭遇到掌握着“道统”话语权的士人、尤其是江南士林的反抗。对此康雍乾三朝采取了软硬两手。硬的手段是大兴文字狱，文人的写作和言论稍有不慎就因言获罪，与此同时地方官僚为迎合上意还不惜制造冤假错案。软的手段是皇帝亲自安排编撰《四库全书》等大型文化建设，把江南士人对明朝衰亡原因的反思融入官方对清朝取代明朝合理性的论述中，使皇权意志渗入朝野士人的精神世界。
然而在世界历史中看，清代大一统共识的成功导致社会自省偏向于个体人的修身养性，同时严密压制了刀刃向内对社会制度的深刻社会自省，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同一时期西方社会则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获得突飞猛进的社会发展，中国社会发展则停滞不前而远远落在世界潮流的后面。与清朝乾隆皇帝同时代的西方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较早注意到中华文明的严重缺点，首先将中国划入“专制政体”。十八世纪末英国国王派出的马戛尔尼使团，在乾隆七十寿辰庆典上碰壁于跪拜礼仪之争。使团在华期间见到了皇帝的自大、官员的无知、基层民众的穷困和清军战备的松懈。此后西方关于中国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折。四十多年后英国胸有成竹地发动鸦片战争，开始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多次武装侵略。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中国沦入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华文明在与西方文明碰撞中的惨败导致了新的社会自省。逐渐认识到古代中国的道统不是全部和永远适用。其中为民做主的民本理念始终没有上升到主权在民的民主理念，天人合一和天命难违的理念则始终无视探索自然规律的重要性，也无视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生产力的重要性。这致使中国的社会自省长期缺失在求真求富中发展科学技术的内生动力，在近代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中败下阵来也在情理之中。
中国思想界在清末民初近现代走过了一段全盘否定以道统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弯路。然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重新快速崛起，仍然是得益于举国一致道统高于政统的数千年中华文明的深厚基础。当代中国只有继承发展中华文明道统高于政统的优秀传统，同时将世界其他文明的先进思想中国化，才能接续中华文明的辉煌历史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较大贡献。
（本文作者沈庆1964年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毕业，长期在高校从事流固耦合多体系统的教学科研工作。2007年退休后转为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习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