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距今越近，就越具有历史反思性和现实借鉴性。作为中国“近世”的宋元明清，是中国传统社会由盛而衰、转型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发展、最终定型的关键时期。这一独特历史境域和鲜明历史特点，不仅充分彰显了近世中华文明独特的历史意蕴和突出的时代特性，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的治国理念、疆域版图、文化取向和民族格局，而且决定了新时代近世中国研究更需探寻历史大事，观察历史大势，阐明历史大道，并紧扣“理学化”“一统性”“周期率”等核心命题，整体考察近世国家治理思想的传承创新、国家治理体系的生成逻辑、国家治理成效的盛衰判定等关键主题。如此，近世中国研究才能走向历史深处，认清历史方位，突显历史价值，也才能为近世中国改朝换代的总体趋向探明逼近历史真相的具体细节、复杂脉络和真实情势。
一、理学化：近世国家治理思想的传承创新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判断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水平，不仅要观察一个国家的治理策略、过程和效果，还要观察一个国家的治理观念、思想和动机。近世王朝的国家治理思想适时革新，赓续不绝。其间，作为近世国家治理的主体，官民发出的治理呼声，提出的治理见解，总结的治理经验，蕴含着经邦治国、匡时济世、忧国恤民、观风察政、尊儒明道的经世情怀、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是近世国家治理的思想渊薮、决策依据和治国龟鉴。
宋代理学勃兴，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大儒围绕偃武修文、集权分权、兵弱财匮、富国裕民、吏治用人、通变救弊、内忧外患、割据统一、治统道统等重大历史命题，提出了一系列意蕴深邃而务求致用的治国思想。他们或尊崇内圣外王，讲求“内之在知命厉节，外之在经世致用”；或恪守礼法并重，强调“礼法者，（国之）柱石也”；或推扬穷理务实，强调“理者，实也，本也”；或倡导革故鼎新，强调“救弊之术，莫大乎通变”；或追求理财富国，强调“富国者……在乎强本节用”；或主张强兵治军，强调“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或谙熟民生庶政，强调“制民之法，足民之用，导民以学，节民以礼”。这些治国思想通过整合天道、性命、仁义和刑名，逐步构建起宋朝的政治宪纲，并在治国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不仅影响了赵宋王朝的思想风貌，也为后世治国理政提供了理论指引。蒙元时代恪守草原本位，推行“二元”政策，既存“汉法”，又行“国俗”，同时也近承宋学，追慕儒术，推重汉法，主张“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并形成以理学为核心的多元文化兼容并蓄、融会贯通的独特治理取向，以至出现了文武并举、和合天下、更化图存的治理局面。逮至明清，治国思想更趋丰富，愈加成熟，越发系统。明前期，寰宇一统，天下承平，文治大兴。洪武时既独尊理学，兴学育民，声称“非五经四书，则无由知道理”；又融通儒法，仁义惠民，重典治吏。永乐时穷理明道，统一文化，敕修“大全”，企图“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明中后期，政局多变，内外交困，世风浮薄。处此形势，时人或主张知行合一，以期实现道德、伦理、政治、事功的融会贯通；或者倡扬敦本求实，驳斥空谈高论，“讲求治道，博极群书，要诸体用”；或恪遵祖制，力行变法，先后出现弘治中兴、嘉靖革新、万历变法、崇祯新政等改革运动。凡此，皆表现了明人深厚的义理根基、高妙的政治智慧和务实的治国理念。清承明制，崇儒重道，首满尊汉。清前期，初定中原，百废待举。为彰明道统，重塑治统，清廷一面参酌明制，以至“现行事例，因之而行者甚多”；一面调适满汉，强调“满汉官民，俱为一家”。至中后期，清治由盛而衰，由衰而亡。在此变局中，清廷一面闭关锁国，声称闭关才能自治，锁国才能自守；一面学习洋务，企图“师夷制夷”，自强求富；一面改良变法，强调立法乃天下公器，变法乃天下公理。清人融通古今、明辨是非、权衡得失，力争在盛衰变局中重振朝纲政纪，在治乱变革中重塑彝伦典章，从而催生了一个多元共生、新旧杂陈、诸说兼容的思想世界。
近世王朝以“宋明理学”为指导的国家治理思想，构成这一时期国家治理体系中最敏感、最活跃、最深邃的部分，具有修齐治平、匡时济民、兴邦立政、振纲肃纪、扬善惩恶、拨乱图治的精神气质、人文气节和思想气度。借此，无疑可以审视近世国家治理的思想境界、道德秩序、价值取向及其呈现的多彩历史图景。
二、一统性：近世国家治理体系的生成逻辑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体系源远流长、统绪分明，既包含着历代国家治理生成起源、传承衍化、转型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也包含着历代国家政治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的制度体系和治理模式。近世是古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最为完善、高度成熟的时期，审思此期国家治理的生成逻辑和运行规则，就需要立足“大一统”的宏大历史视阈，紧扣政治生态、制度建构、社会秩序、经济情势、边疆安全、民族交融、文化取向、文明互鉴等多维历史视角，整体总结国家治理的机制和模式，综合考量国家治理的效益和能力，深刻揭示国家治理的经验和教训。
近世中国是一个域内少有疆土分裂、鲜有政权割据、罕有权臣篡政的“大一统”时期，历代王朝通过文武兼施、礼法合治、诸教并蓄等综合化、灵活性治国路径，逐渐实现了四海一体、政权一统，确保了民族一体、疆域一统。与此相伴而行的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日益增强，并完成了从“华夷一统”向“中华一统”的转变。可以说，空前“一统”的历史情势为近世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发展提供了空间场域、制度保障、经济基础、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并促成了高度集权、固本拓新、强本节用、重典峻刑、文修武备等极具时代特色、富有创新活力的治国模式和发展道路。
在此漫长过程中，历代王朝审时度势，因时制宜，采取了一系列维护一统、巩固一统的治国策略。北宋初年，太祖消弭兵祸，结束割据，企图先南后北，一统江山，“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则契丹之患我当之也，姑存之以为我屏翰，俟我富实，则取之”。此后，北宋诸帝矢志幽州，但统一大业终究未成，转而守内虚外，强干弱枝，重文轻武，以致“虽得诸国，而中国之势终弱”。北宋灭亡，高宗南渡，偏安一隅，背海立国。南宋诸帝虽孜孜北伐，以期收复失地，北定中原，然时局动荡，内忧外患，穷兵黩武，即使“留取丹心”，也终是崖山之覆。蒙元时期，东进西讨，南征北战，不仅建立“大元”王朝，实现全国一统，开创“汉唐不及”的广袤疆域，而且重组东亚秩序，融合欧亚文明，缔造蒙元帝国，甚至将世界文明核心区域连为一片，创辟了一个早期“全球化”的雏形。较之蒙元，明清疆域虽有收缩，但仍为守疆开土不遗余力。明代征蒙古，伐四川，定云南，收东北，完成一统疆域；修长城，开运河，抗倭寇，援朝鲜，剿民乱，巩固一统格局。清代征南明，平三藩，复台湾，定西乱，将西藏、新疆、蒙古等纳入中国版图。在此过程中，近世王朝构建的治国体系表现出鲜明的“一统性”特点。宋代为维护政权一统，秉持分权制衡，讲求“异论相搅”，出现了武将“夺权”而兵将分离，“三司”分权而中央集权，诸司独立而地方制衡，这种重文轻武、分权集权的治理机制，造就了赵宋“造极之世”。明代为加强集权统治，废除丞相，分立军政，改革行省。在中央，任命府部“分理庶务，使相颉颃”；委命阁监共理朝政，相互制约，“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特设厂卫巡察吏民，镇抚司狱，专设科道封驳诏奏，纠劾百官。地方上三司分权，各行其是，互为制衡；且差遣巡按，代天巡狩，闻风奏事；又改土归流，因俗而治，土流共治。
如此，近世王朝实施的治国策略，形成的治国模式，走出的治国道路，呈现出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演进逻辑。如以君权为主导的集权统治，以部院为主干的中枢机构，以言官为主体的监察系统，以科举为主途的选官机制，以省路为主流的行政区划，以理学为主旨的思想形态，以羁縻为主调的民族政策，以农桑为主业的经济方式等。这些治国体制是近世“一统”王朝阶级利益观念化、主体化和实践化的集中反映，它们因时而设，因势而变，又相互作用，彼此支撑，共同塑造了国家治理的整体格局，持续保障了国家权力的正常运行，长期维系了国家统治的生态秩序，具有鲜明的针对性、时效性和功能性。
近世中国历经宋元，绵延明清，每一个王朝的治国体系都有其生成逻辑和创新理路，都有其独特地位和突出特性。宋代上承隋唐，下启元明，因而关宋代治国体系，既要有“两宋”的整体视角，独立审视赵宋王朝“活的”制度体系和“新的”治理体系，也要有“唐宋”“宋元”“宋明”乃至“大宋史”等多重视角，贯通分析宋代以降治国体系的渊源流变和传承创新，反向推衍明清治国体系中的“唐宋”因素和“宋元”成分。唯其如此，才能全然明晰近世研究中“唐宋变革”“宋元变革”“元明一体”“清承明制”等独特话语的深层意味，也才能充分彰显近世治国体系的政治统一性、制度连续性、体制灵活性和文化包容性。
三、周期率：近世国家治理成效的盛衰判定
现代政治学认为，评判或验证国家治理的效能，可以借用的“指标”包括民主性、公平性、系统性、善治性、创新性、安全性等。以此为参照，判定历代王朝的治理成效，就需整体观照王朝的制度建构和治理模式，客观审视王朝的治乱轨迹和盛衰周期。近世中国历史细节纷繁复杂，历史脉络盘根错节，历史变局跌宕起伏。受此影响，近世王朝治国成效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波动。这种波动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在周期上升阶段，国家治理通常表现出政治稳定、治理有效、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特征；而在周期的下降阶段，则会出现政局动荡、治理失效、社会动荡、经济衰退等问题。
历史研究只有放长线才能看大势，只有拉长线方能见规律。近世中国的长时段、就近性特点，决定了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是判定近世王朝治理成效及其“周期”表现的根本旨向，这不仅要断代考察近世每一王朝的盛衰周期，也要通代考察近世历代王朝的嬗替轨辙。近世各个王朝大体都经历了前期治平、中期盛世、末期衰乱这一演进轨迹。一方面，近世王朝国祚较长，皆非短命王朝，“其兴也勃”，但其亡不速。如，两宋统治300余年，元朝统治近百年，明朝统治270余年，清朝统治260余年，并先后出现了建隆之治、咸平之治、至元之治、仁宣之治、康乾之治等盛世局面。这表明近世中国国家治理体系长期适应了时势，契合了时政，赢得了时效。但另一方面，近世王朝始终未能解决好权臣擅政、朋党纷争、民变迭起、财政困乏、土地兼并、边患频仍等重大现实问题，因而皆未实现江山永固，都未跳出兴衰治乱、循环不已的“周期率”，即使在盛世之际，国家治理仍面临挑战，充满危机，屡陷困境。这又折射出近世王朝的治国能力依然较为粗放、脆弱和有限。
由此，判定近世国家治理的成效，既要看国家治理造就盛世气象、开启中兴格局的正向效能，也要看国家治理阻碍国家发展、破坏治理秩序，甚至导致衰世局面、引发乱世危机的负向效能。更为重要的是，判定近世国家治理的成败得失，需要坚持更具历史意义和反思价值的“盛衰”取向。如，破解宋代虽局部统一，却为何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朝政秩序相对稳定，治理体系日益完善，却为何边患不断、民变不绝。蒙元空前“一统”，却为何政治情势复杂，“汉化”进程迟滞，经济发展迟缓，疆域格局屡变，以致统治中国不及百年，便弃守中原，败走漠北。明清长期“一统”，专制统治空前强化，连续统治中国五百余载，却为何党争不已、权力异化和政治失序，又为何缺乏治国自信而长期闭关锁国，无法克服经济困境而屡兴变法，长期重农抑商却又强调工商皆本，坚持重典治吏却又贪墨成风，倡导文化统一却又“异端”泛起，难以摆脱内忧外患而终告覆亡……
客观认识、深刻阐明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将近世中国与近世世界、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灾难灾乱与民生民变、权力制衡与权力异化、程朱独尊与实学思潮、政治生态与经济变法、民族文化与国家意识等重要时代命题联系起来，以王朝是兴是衰、天下是治是乱来判定近世王朝的治国体系和治国能力。如此，才能准确把握近世周期率的发生逻辑和演进轨迹，并从盛衰治乱的经验教训中，系统总结近世国家治理的历史启示：即要提升国家治理成效，实现国家治理目标，就须坚持革新治理理念，优化治理机制，创新治理策略，整合治理资源，提升治理能力，这应是古往今来确保国家治理成效的普遍路径。
展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所研究员
原载《文史哲》2025年第3期，第19-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