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汉书·地理志》对大一统地理的书写，是基于对《诗经》地理建构的自觉转化与体系性重构。它将《国风》编次中隐含的“王畿-四方”的空间伦理，用于疆理王朝的郡国体系，在文本秩序层面整合并彰显了大一统的空间格局。它从区划、内容与评价三重维度，将《诗经》风土资源重新编码为“风俗篇”的主体论述，纳入二元辩证的“风俗”理论框架，重塑为以“天下中和”为旨归的王朝风俗地理。由此，《诗经》中的王化理想被收束为服务于汉代大一统的地理知识体系，“诗性地理”的感发与象征也被转化为“史志地理”的征信与翔实。《汉志》以此深植地理叙事于王朝政治文化结构之中，亦为后世的大一统书写奠定了垂范千载的历史基型。

关 键 词：《诗经》/《汉书·地理志》/地理建构/大一统

作者简介：王红娟(1983- )，女，黑龙江大庆人，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先秦两汉经学与文化研究（哈尔滨 150080）。

原发信息：《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0262期 第85-94页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古典学与早期中国文学的历史格局研究”(20&ZD263)。

“大一统”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核心范式，既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数千年绵延不绝的重要纽带，也是塑造中国国家形态与治理智慧的文化基因。沿波讨源，《诗经·小雅·北山》所咏“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463，已然传达出“天下一体的大一统式天下观”[2]164。这样的理念也蕴藏于《国风》的编次结构与风土叙事中，形成了与地理紧密结合的思想建构。作为我国正史地理志开山与典范之作的《汉书·地理志》(以下依谭其骧先生观点简称《汉志》)，其对汉代大一统地理书写的知识源头与方法自觉，也可追溯到《诗经》的地理建构。正是通过系统的“考迹”经典[3]1543，《汉志》完成了从“诗性地理”到“史志地理”的历史跃迁，不仅为汉代“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政治理想提供了新的书写范式，也为后世史志地理学等深度参与大一统文化建构确立了影响深远的历史基型。

一、从“溥天王土”到“百三郡国”，呈现汉代疆域大一统的空间格局

《诗经》作为“中华元典较初原的一部”[4]68，不仅是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奠基之作，也是承载了早期大一统思维意识与地理建构自觉的经典文本。《雅》《颂》中对王畿礼仪、四方贡献的叙述，实是“天子经略，诸侯正封”的西周封建制度在礼乐层面的体现[5]1115。这是周秦时代“两次大一统”中的第一次[6]2，因其制礼作乐之基，“王土”之章反复在《孟子》《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战国策》中回响，折射出先秦思想界对已然远去的周代大一统的幽怀追慕与理论依归。而与诗句的直陈宣示不同，《国风》列国编次的结构本身，则藉由地理与政治互嵌的象征系统，以更为隐微而深刻的方式，完成了对天下一统理想的空间化拟构。因此，这在本质上可视为一种在礼乐文明框架内对周代大一统秩序的自觉建构。

(一)溥天王土：《国风》编次的三层叙事与典型建构

考诸载籍，《国风》主要有三种序次①。其中《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记吴公子季札聘鲁所观周乐的次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郐》(《曹》)②，因时代最早，且最贴近周代礼乐实态，故最宜用作探究《国风》排序原委的依据。日本学者冈村繁曾据此论断，最迟至季札观乐为止，“在鲁室宫廷中已经基本编成将十五国风、大小雅、三颂合为一体的今传《诗经》形态的诗集”[7]42-43，并认为《王风》以下十风在流行程度与价值认知上都逊于“二南”“三卫”，这是“再度编集的结果”[7]39。此为卓识，但将编纂之功归于鲁国宫廷，则似未能充分考虑编纂行为所需的政治权威与时代动因。此后刘毓庆、郭万金先生又提出了周宣王、平王与孔子“三次结集”说，强调平王编诗“带有非常强烈的政治功利目的”[8]24。这一见解既紧扣东迁后的紧迫语境，也揭示出其与诸侯之礼乐整理在性质与诉求上的本质差异。彼时王纲甫定，携王并立③，平王亟需“崇礼于诸侯”[9]1624，以正名位、聚拢人心。从深层的历史线索来看，孟子所谓“《诗》亡然后《春秋》作”[10]192，也揭示了平王与《诗》的密切联系。《春秋》始于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即周平王四十九年(薨逝的前一年)。时间上的紧密衔接可证，平王一世《诗》统之未坠，正有赖于其半个世纪的勉力维系。因此，《诗经》尤其是《王风》以下诸风的编次，当是平王“崇礼”的重要举措。

由此透过其环环相扣的三层叙事，就能看到一个“王畿-四方”的主体建构。这三层叙事的第一层为“绍祖以立本”——先列“二南”，用以追溯先王基业与周、召教化，奠定周室王业的道统渊源；继以“三卫”，借“三监”史事，昭示武王鼎革天命的重大转折。二者绍述祖源，为东周王权铺就了继统基础。第二层“宅中以驭外”——先以《王风》为起点与轴心，确立东周王室居中以驭天下的共主地位；继以毗邻王畿、拥戴平王的姬姓强藩的《郑风》，从政治与地理上拱卫王室；再依自东至北的顺时针环序铺陈东《齐》、西《豳》《秦》、北《魏》《唐》五风(南因楚之不臣而阙如)，以此昭示抚绥八表、四方辐辏之纲纪。其间，分置《豳》《魏》于《秦》《唐》前，盖因其源于周人故地与“舜、禹故都”[11]97，故将时序织入了始于中、近至远、顺时针环进的空间逻辑主脉。由此，七风连贯，构建起“王畿-四方”之主体结构，展现出一种王畿居中、四方拱辰、内外相维的空间秩序。最后，第三层“补缀以完形”——择取王畿周边的《陈》《郐》《曹》以为补缀，用以彰显王化之广被，亦使整体序列形成从核心到周缘的完整体系。

这样的《国风》编次就已非单纯排序，而是一套贯注了“溥天王土”理念，融宗法叙事、政治诉求与理想秩序为一体的话语建构。其深层意图是为东周王室提供一种超越武力与实控的、符合其身份与处境的话语体系，亦即一套礼乐化的正统叙事与象征性的王权宣示。而其所以蕴藉幽邃、隐微难察，盖因其诞生于正统焦虑与王权式微的历史夹缝之中。此后王权日衰，又有《毛诗》《诗谱》后来居上，遂使其初纂时的政治语境渐被遮蔽，而其原初内涵与深层结构也隐没于历史层累之下。洪湛侯先生曾慨惜排序问题“至今还没有看到令人信服的解释”，认为其仍“值得进一步探讨”[12]27。而今试去探寻一条贯通地理与政治的蹊径，也诚因意识到《国风》编次的建构性质，以及隐于其中的地理思维与政治意图。某种程度上说，其建构性并不逊于被奉为地理学“不祧之祖”的《禹贡》[13]193，对《汉志》的影响亦是如此。

(二)百三郡国：《汉志》的文本转码与大一统王朝疆理

作为我国首部也是“最好的一部”正史地理志[13]105，《汉志》的开创意义不仅在于确定了“以疆域政区为主体、为纲领”的书写范式[13]104，更在于它通过一套特定的文本秩序，首次在史册中完整地呈现了汉代大一统的疆域格局。其文本建构并非凭空创制，所谓“采获旧闻，考迹《诗》《书》”[3]1543，正揭示了其深层渊源。作为“整个周代地理思想的理性总结”[14]261，《禹贡》九州之结构清晰，胜过《周礼》《尔雅》《吕氏春秋》《淮南子》及上博简《容成氏》诸说。然而，其始于北(冀)、转东(兖、青、徐)、南行(扬、荆)、折中(豫)、西进(梁)、终抵西北(雍)的空间构型，则因半路折“中”而迂回。与之相较，《国风》“王畿-四方”的闭环结构就呈现出更为鲜明的向心性秩序，且显示出将历史传统、政治秩序与礼法观念等熔铸于空间主脉的建构特质。

八百多年后，这一特质又以更为成熟周备的形态复现于《汉志》。其“卷首全录《禹贡》和《职方》两篇，两篇之外又略缀数语，这是对前代沿革的简略交代；卷末是刘向的《域分》和朱赣的《风俗》，性质近似附录；中间叙平帝元始二年的疆域政区，计有一百零三郡国，一千五百八十七县、道、邑、侯国，才是全志的正文”[13]109。钱大昕认为“郡国之名，以元始二年户口籍为断，其侯国之名，则以成帝元延之末为断”[15]182。周振鹤先生补充说“《汉志》事实上乃是两份资料的混合物”，大抵平帝时的户口籍与成帝时的版图[16]23。这说明，班固需以一套“章法”整合材料、统摄郡国，这亦是其立旨定统之关键。李新峰认为这套章法来自秦初册籍所本原型，具有“由东方按顺时针方向转至北方”及“初以关中为准自近而远排列、新郡附于旧郡”等原则[17]62。其空间逻辑，实已暗合《国风》的编次原则。根据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秦汉卷》对《汉志》的承袭，将郡国依序连线即可还原《汉志》的基本逻辑。其对八十三郡的安排，以京畿为起点和中轴，由近及远地向东辐射，经太原至南郡、江夏至涿郡、渤海至会稽三列南北向带状区后，南贯丹阳诸郡，西穿蜀郡等，推至敦煌，再锋折北转，历云中等北地而东至乐浪，止于极南之日南。整体上，按照“中→东→南→西→北→远东→远南”的方序走势，构成了一套以政治中心为轴心、统揽四方、推至边地的行政地理体系。其间，局部或因新郡附于旧郡而略有参差，但主体序次连贯未移。二十国部分，虽因其地散布于长安以东，未能如诸郡般形成环绕京畿的闭环，但其空间布局仍与长安之间保持着辐辏之势。以赵国为起点，上行至广阳，东至胶东，西折回淮阳，再从淮阳向上，北抵东平，东经鲁国，南至长沙。上下相连，就形成以淮阳为折点的“3”形，作为起、折点的赵与淮阳又距长安最近，故其仍呈趋中向心之势，遵循了由近及远与顺时针环进原则，显示出与诸郡排序逻辑的高度同构。

由此观之，《汉志》居中统外、层序延展的郡国排序，实与《国风》的编次建构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契合，表现为以下的三重关联：

一是地理思维的同构与拓展。二者皆以“王畿-四方”为基型，构筑起一种“轴心-层序-环进”的空间叙事结构，即以王权所在地为空间轴心，按照由近及远的层序关系和顺时针的方位逻辑，展开对“天下”的空间叙事。如此，以轴心确立趋中性，以远近规范层阶性，以环进统合方序性，既彰显出高阶的地理思维，也具备了承载复杂叙事的结构张力。尤其是《汉志》，在《国风》“中→东→(南)→西→北”这一内圈闭环的雏形之上，又继续向外延伸，拓展至远东、远南等边郡，使其整体建构愈加层序周密，条贯秩然。

二是书写意图的承续与分化。二者都致力于以结构化的地理思维建构，来承载并彰显大一统的政治理念，服务于所处时代的核心秩序诉求。《国风》的编次，重在呈现“溥天之下”的王权理想，为式微的东周王室建构一套正统性叙事与象征性的王权宣示。《汉志》的书写，则旨在呈现“海内一统”的空间格局，为疆域性、制度性、文化性高度整合的汉代大一统，确立一套系统且权威的地理话语体系与文本垂范。因此，二者皆展现出居中驭外、经纬天下的思维自觉，构成其书写意图上的根本延续。然其分处于周秦大一统的历史两级，故因时代性而分化，前者成为西周大一统的文化挽歌，后者则发展为秦汉大一统的法典铭刻。

三是建构特质的延续与转型。二者一脉相承，均展现出将历史纵深熔铸于空间秩序的建构特质。《国风》将宗法渊源、历史传统等编码于地理序列，《汉志》则于“百三郡国”的空间框架内，容纳了行政建置的历史变革。其间之转型在于，《国风》的编码是隐微的且依附于礼乐体系的，而《汉志》则通过独立、系统的史志地理书写，完成了从隐性依附到显性自洽、从文化表征到知识体系的历史跃迁。

综上可见，《国风》的编次建构与《汉志》的郡国排序之间，实存在着深层的逻辑贯通，显示出赓续与发展的内在关联。在此意义上，《国风》编次所蕴含的地理思想建构，可以视为《汉志》大一统地理书写在元典脉络中的先声与雏形。而《汉志》正是在赓续和发展了这一建构传统与思维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的文本转码，用新的史志地理书写，在文本秩序层面整合并彰显了汉代大一统王朝的空间格局。

二、从“诗国风土”到“风俗地理”，建构天下中和的大一统政教体系

《汉志》卷末“性质近似附录”的部分[13]109，历来被视为一部珍贵的汉代风土实录，因此也被称作“风俗篇”。然其意义实已超越了实录或附录，而应被理解为一套兼具方法论自觉与政治整合意图的体系化书写。它既系统地化用了《诗经》的“风土”资源以建构其主体论述，更将之统摄于二元辩证的“风俗”理论框架与“天下中和”的王教理想之下，从而构建起一套层次分明、旨向明确的王朝风俗地理体系。该体系建构的主体工程是对“诗国风土”的三重编码，而其思想内核则体现于“风俗”理论与理想之间的深刻贯通。

(一)风俗体系的主体建构：“诗国风土”的三重转码

“风俗篇”以条陈风俗为主干，通过界定区划、记述事象、评骘风气，构建起结构有序的风俗论述体系。而其文本肌理深处，实已嵌入了对《诗经》“风土”资源的系统化征引与结构性转化。这不仅为其构建三重论述结构提供了支撑，塑造了依《诗》论俗的阐释风格，更在“区划-内容-评价”的逐步深化中，将风俗论述提升至与王道政教贯通的思想高度。

1.化用列国旧域，建构郡县风俗的历史谱系

《汉志》化用了《国风》的列国旧域，将其塑造为汉代郡县风俗的历史谱系与文化坐标，使现实区划获得了经典渊源。“风俗篇”乃据刘向所言“地分”与朱赣所条“风俗”，辑纂而成，“相当于现代的全国区域地理总志和风俗地理志的合篇”[18]89。其将全国整合为秦、魏等十三个一级风俗区④、二十余亚区⑤，并引《国风》旧域为证。如用“邶、庸、卫国”对应河内[3]1647、“唐、魏之国”对应河东[3]1648、“陈、郑之国”对应郑与陈国[3]1651。其中，最典型的是对首个“地分”秦地的书写。该地下辖关中(京兆、扶风、冯翊)、西北(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五个风俗亚区[19]101-102，《汉志》引《诗》以证分区时就各有巧妙：论关中地，兼引《秦》《豳》，但着重用后者说明该地重农；论陇西六郡地，独举《秦风》，意在彰显秦人尚武。这一区分，当基于对秦人发展轨迹与《秦风》作时的综合把握。秦自非子始封为附庸而“邑之于秦”(汉陇西秦亭秦谷)[3]1641，故引《秦风》彰其本真；关中本系周地，故用《豳风》明其旧俗，略提《秦风》则是兼顾其后归于秦的史实。这表明，班固并未将风俗视为静态标签，而是将其置于动态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量。《秦风》“大致作于秦襄公八年(公元前770年)至秦康公十二年(公元前609年)”[20]21，正值秦人自陇西向关中挺进的关键阶段，故其文本所蕴含的精神特质与地理指涉，也恰好覆盖并印证了秦人势力与风俗文化向东延伸的历史轨迹。《汉志》提及《秦风》，就不仅点明了关中地区的政权更迭与风俗流变，更为其风俗区划注入了经典依据。而后，其用“三卫”对应河内、用《魏》《唐》对应河东等，皆充分运用了“诗国地理”超越时代、融汇多重历史记忆的文化包容性。借此引证，《汉志》将《国风》的地域建构重塑为一种跨越朝代、标识并凝聚文化认同的地理符号，不仅为汉代的风俗区划提供了经典的文化坐标与历史谱系，也使之成为其大一统书写中贯通古今、证成现实的核心媒介。

2.提炼风俗事象，生成治理性地域风俗标签

《汉志》提炼《国风》的风俗事象，将其转码为“郑俗淫”等地域标签，完成了从诗性表达到治理话语的文本转化。引诗范围涉及《唐》《郑》等十一风，唯“二南”与《王》《郐》未见征引。《汉志》的处理方式亦灵活多变：或仅举大类，如论关中重农，仅用“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一语带过[3]1642；或具陈诗文，加以阐释，如先引“在其板屋”以证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再引《无衣》并言“及《车辚》《四臷》《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以证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3]1644。再如，为证邶、鄘、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便连引八句涉及浚、淇、河水的诗，以证其毗邻共生、风俗同一。究其根本，策略的多样性源于论述的各有侧重：或强调自然地理及其影响，如引《出其东门》《溱洧》以证郑地“俗淫”与“山居谷汲”有关；或强调历史传统与教化影响，如引《唐风》“百岁之后，归于其居”，说明其民因尧之遗教而“君子深思，小人俭陋”[3]1649；或二者兼顾，如既引《小戎》以证秦地的自然条件与民居形式，又引《无衣》等以证秦人因迫近戎狄而尚武善射。显然，《汉志》并非简单地摘句以为文饰，而是通过自觉征引与定向阐释，将《国风》中鲜活的零散风俗，转写成“务本业”“郑俗淫”等类型化的地域标签，从而构建起一套服务于王朝治理的风俗体系。经此转写，风俗从诗性表达转化为可供观察、分析与评判的治理对象，实现了对《国风》风俗的系统提纯与意义赋值。

3.征引季札评价，锚定观风知政的政教主题

《汉志》征引季札评论，将风俗论述收束于“观风知政”的阐释传统，强化了风俗与政教紧密关联的核心命题。《左传》记载了季札观风后的十条评价，“自《郐》以下无讥焉”[5]1007。《汉志》的摘录和处理都十分用心：一方面，所引季评均与引诗证俗严格对应，故仅征引了对“三卫”等风的七条评价，且均置于引诗之后靠后的位置。这就构成了“诗文+季评”的复合结构，并让季评发挥出总结前论和提升义理的双重功用；另一方面，《汉志》的征引也有明显的选择与导向性。它并非全录旧文，而是于节略中直陈主旨，使立论高度聚焦。如略去对《唐风》“不然，何其忧之远也”的反问[5]1007、对《齐风》“表东海者”的推论[5]1006，只取“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其大公乎”的直接判断。又如，略去对《魏风》“大而婉，险而易行”的音乐性评价[5]1007，径取直关风俗者，保持重心的不偏不离。整体来看，这些季评均关乎君主德业(如论《卫风》之“吾闻康叔之德如是”[3]1647)、遗风遗教(如论《唐风》“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3]1649)，乃至国运兴衰(如论《齐风》“国未可量也”[3]1659、论《郑风》“是其先亡乎”[3]1652)，显示出以政治得失作为风俗标尺的价值取向。季札其人素为儒者所重，孔子赞他“其天民也乎”[21]268，司马迁谓之“见微而知清浊”的“闳览博物君子”[22]1475。班固也在《古今人表》中列其为九等第二的“仁人”，地位仅次于圣人[3]923。因此，其对季评的系统征引与用心安排，目的当不限于为其风俗论述注入经典依据而已。更深的用意，当是借由季评而将其风俗论述纳入“观风知政”的政教传统。《汉书·艺文志》言“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3]1708，《汉书·食货志》亦详述“行人采诗”之制，称其能使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3]1123。此二处的特笔书之，乃因班固重视《诗》为治国镜鉴的核心政教功能，而这亦与“风俗篇”之间彼此贯通、交织互释，共同构成了一套依托古典、回应现实的经世话语体系。故其征引季评，正在于借重其“见微而知清浊”的睿识，将风俗论述最终收束并提升至“观风知政”的政教高度，实现全篇义理的升华与定格。

《汉志》正是通过这样的“三重转码”，将《诗经》所蕴含的列国地理、风俗事象与经典评价，整合为一种兼具空间框架、实质内容与价值导向的经典风俗建构原型，用以支撑其对汉代风俗地理的系统论述。“诗国风土”由此被重塑为“王朝风俗”，更关键的是这一转码不仅完成于文本层面，更在深层逻辑上延续并深化了“观风知政”的王道政教传统。而其立论之基，实已深植于篇首的“风俗”辨析与理想阐释之中，成为统摄全篇的上层理论建构。

(二)风俗体系的上层建构：“风俗”辩证与“天下中和”

《汉志》“风俗篇”开宗明义，首先对“风”与“俗”进行了概念辨析与内涵阐释，进而提出了“天下中和”的政教理想，奠定了全篇的理论基础。“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虖中和，然后王教成也。”[3]1640在其看来，人皆秉有仁、义、礼、智、信五种善性，因“风”“俗”之别而渐次分化。其将“风”归因于“水土之风气”，强调水土、气候等自然地理对人的差异性、多样性的塑造，代表了先天、地理性且相对稳定的本真状态；将“俗”系于“君上之情欲”，指代人在社会环境特别是统治者意志影响下形成的价值判断与行为取舍，具有高度的社会性、政治能动性与后天可塑性，故也成为移风易俗的主要对象。

这一二元辩证的“风俗观”，不仅反映了班固对“风”“俗”的深刻洞察，更在理论上为其精心建构的“天下中和”的风俗理想，开辟出重要的施为空间。“中和”一词源于《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9]1987-1988。“中”有“未发”和“中节”的双层内涵，分别指向内在的本然状态与外发的合宜状态：前者恰如《汉志》所言“凡民函五常之性”，这是风俗得以生发的内在根基，故为“天下之大本也”；后者指向“和”的层面，这是儒家“中庸”思想所追求的“天下之达道”。“和”从个体出发，意味着情感与行为的发而中节、合宜有序。大而言之，则“和实生物”[23]470，乃至“保合大和”“万国咸宁”[24]11。上至天道，下至人文，“和”能生息万物，它也是能够通贯万物的至高理想。而“随君上之情欲”的“俗”，就是将“和”的理念由上层统治推及社会集体的关键，即通过圣王的礼乐教化与制度引导，使百姓的好恶取舍与动静行止等，皆能发而中节、协和有序。就此而言，班固的风俗理想实是以儒家“致中和”的政教理想为最高追求，期望在尊重各地因自然之“风”所形成的差异之上，通过圣王的教化引导而移风易俗，从而使百姓的行止、好恶等皆合于共同的文明节度，实现大一统的深层文化整合。

这一先行的上层理论建构，既为后续的条陈风俗奠定了思想基础，亦在逻辑上揭示了从“观风知政”到“化成天下”的治理路径，形成圆融自洽的体系闭环。以此为统摄，主体建构的“三重转码”才有了理论依托与精华内核，故可以用风俗区划承载“天下”格局，用风俗记述贯通“诗教”传统，用风俗评价诠释“中和”理想，构建起一套用风俗之醇漓映见政治之得失的话语体系。

鉴此，“风俗篇”的意义就远超文献辑录或风俗普查，而是一套具有明确政治意图与理论自觉的“风俗地理”书写。它以二元辩证的“风俗观”为理论基础，以“天下中和”为最高理想，并通过对《诗经》风俗事象的系统整合，建立起一套“辨风正俗”的阐释体系，完成了从“诗国风土”到“风俗地理”的范式跃迁。这不只是地理知识的补充，更是地理意义的完成。它标志着一种服务于大一统秩序的地理知识范式的成熟——不仅记录天下，更诠释天下；不仅描绘风俗，更建构秩序。而这，正是理解《汉志》如何将“诗性地理”升格为“史志地理”的逻辑枢轴。

三、从“诗性地理”到“史志地理”，定型为汉代大一统地理知识体系

继卷首全录《禹贡》《职方》并略缀数语以概述前代沿革后，《汉志》以宏观的整体视野，构建起一套贯通空间与人文的大一统地理叙事。其“正文”部分，从空间维度切入大一统书写，以居中以制六合的视野，系统经纬百三郡国，梳理大一统王朝的疆域格局，确立了“天下何以为一”的文本框架；其“风俗篇”，从文化治理维度切入大一统书写，在“风俗观”的统摄之下，以“天下中和”的王教大成为理想旨归，条陈四方风俗，诠释“天下何以化一”的治理问题。由此，《汉志》完成了其地理思想的表达与知识体系的整合，实现了从“诗性地理”到“史志地理”的历史转型。

(一)书写范式的历史转型：从“诗性地理”到“史志地理”

所谓“诗性地理”，并非一部有意识书写的地理志，而更像一幅在时间中自然晕染、在歌谣里口耳相传的地理叙事。那些诗中提到的河流、城邑与邦国，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地理知识。它们承载着先民的记忆、族群的足迹与道德的隐喻，正如豳地的风土里沉淀着周人稼穑开基的集体记忆，秦地的车马声中亦回荡着部族崛起的铿锵战歌。它们是一种地缘性的文学事象，并没有连缀成系统的风俗论述。然而，正是这种看似“自在”的书写，使《诗经》成为最能生动、真切地体现先民风土民情的文本载体。所以，后世如班固者，才会将其作为呈现与印证各地风俗的主要材料，将其有选择、有条理地织入其大一统地理书写。

《汉志》所开创的“史志地理”，标志着一种自觉、系统且深具政治意涵的地理书写范式的确立。它从根本上超越了“诗性地理”自然生发、含蓄蕴藉的表达传统，转而以大一统王朝的疆域统理与文化整合为旨归，系统地构建起一套融贯历史地理、行政地理、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人口地理、文化地理与军事地理的知识体系[18]90。其核心价值不仅在于对郡县沿革、户口赋税、山川物产等地理信息的系统载录，更在于通过“风俗”框架，将地理观察升华为系统的政教论述，将水土所育之民风、王官教化所导之民俗相融调和，共同导向天下中和、王教大成的至治理想。

故在书写范式上，《汉志》完成了从“诗性地理”向“史志地理”的历史转型。它并非摒弃诗性传统，而是对其进行了一场深刻的系统性转码与体系化重构，将“诗性地理”中所蕴含的王土意象、叙事秩序与文化隐喻，系统转化为一套纲目清晰、功能明确的王朝地理知识体系。这一转型，以史官之笔法为体，用郡国纲维统合行政疆域，将抽象的“溥天王土”落实为条贯有序的“百三郡国”，从而在文本中首次完整、清晰地确立了汉代大一统的空间格局；又以经学眼光为用，用“天下中和”的风俗理想统摄郡国风俗，将多样性的地方文化整合进“六合同风”的风俗叙事，从而在思想文化层面构筑起归于一统的深层认同。因此，《汉志》之大成，亦标志着汉代大一统地理知识体系的历史鼎定与范式完成。

(二)知识体系的三重奠基：《汉志》的系统建构与经典定型

穷源入微，《汉志》定鼎之枢机正在于其从书写形态、知识结构与方法论层面，系统完成了地理学从“诗性传统”向“史志范式”的转型与奠基。

1.开创史志地理，完成书写形态的根本转型

面对中国历史上首个长期稳定、疆域广袤且制度成熟的大一统王朝的治理需要，《汉志》首创了一套以王朝现实疆域为对象、以郡县行政体系为框架、以史官笔法系统载录的“史志地理”体例。这标志着地理书写从《禹贡》的理想化秩序构建、《职方》的制度化设想、《诗经》的诗性空间表达，转变为基于现实政治疆域与行政基础的系统化征实记述。这与地理学史专家对《汉书》之撰作“目的是为着加强对于封建王朝的效劳”的判断相合[25]72，其根本编纂意图正在于深刻回应汉代大一统政权在行政疆理、风俗同构与文化认同上的统合需要。为此，班固首次在史书中开辟“地理志”单元，将地理叙述从零散的、附属性记载，提升为具有完整知识体系与独立功能的史志篇章。它标志着“史志地理”作为一种自觉的独立书写样式的正式确立，从此亦在中国正史序列中开创了以疆域政区为主线、王朝治理为旨归的地理书写新传统。后世大部分正史都遵奉着这一传统，于是“在二十四部正史中就有了十六部地理志(或名郡国志、州郡志)”[18]87，而《汉志》始终都是“最好的一部”[18]88。

2.创设体系框架，完成知识结构的系统建构

《汉志》构建了一套结构严整、层次清晰的综合性地理知识框架。前导部分全录《禹贡》《职方》，略缀数语以交代前代沿革；主体部分以政区为纲、事类为目，将天下百三郡国的建置沿革、户口赋税、山川物产等悉数纳入其体国经野的系统架构，将原本零散的地理信息首次系统整合为层次分明的王朝行政地理；“风俗篇”开辟了言其地分、条陈风俗的书写体例，不仅提出二元辩证的“风俗”理论，更将水土风俗纳入政教评价体系，彰显出重人文、尊教化、贵中和的精神底色，形成了一种新的“以人文地理为中心的地理观”[18]88。由此，《汉志》构建起沿革、行政与人文相辅相成的体系框架，不仅完成了对汉代地理知识的系统性建构，也为后世的史志地理书写奠定了基本的知识结构与书写正轨。从《后汉书·郡国志》沿袭其政区体例，到《隋书·地理志》重拾其风俗论述，都折射出《汉志》所开创的知识体系持久且深刻的历史影响。

3.融通经史传统，完成知识生产的方法论奠基

《汉志》确立了一套从“经本”到“文本”的转写范式，促成了地理知识从古典资源向王朝话语的根本转型。其开篇即明示该志的撰写是基于“采获旧闻，考迹《诗》《书》”[3]1543。这一路径选择固然与班固作为“专攻历史”的史家“不注重地理的实践活动，未曾亲自从事考察，因此只能杂采诸记，揉合成志”有关[18]91，但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汉代经学阐释与政治实践密切互动的学术生态。在汉代，“五经”被视为涵摄万有、可资致用的思想资源，故可以用《春秋》断狱、以《诗经》为谏书。自然，那些《诗经》中关乎秩序与伦理的地理资源，亦可成为班固用以建构大一统地理认知的重要依据。再进一步，若从历史与文化的更深处探寻，则班固的治学路径也反映出其对传统精神与经史传统的深刻融通。班固自觉地将“重人文，轻自然”的传统文化精神[18]92，内化为其组织知识的深层语法，将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转化为其空间叙述的内在理路。这使得《汉志》的书写，始终不是对山川疆域的客观测绘，而是对人文化成的地理图景的主动建构。而从他者视角来看，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5世纪之间，中国的地理学研究之所以能超越同时代的欧洲，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是广博的学术传统中的一部分”[26]52。就此而言，《汉志》之“考迹《诗》《书》”也并非单纯的文献征引，而是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广博的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完成了从“经本”到“文本”的意义转写——既以经典赋予现实以历史厚度与文化正当性，又以现实需要激活并重构经典的意义潜能。颜师古为《汉志》作注时特意提及并批评后世学者“或解释经典，或撰述方志，竞为新异，妄有穿凿”[3]1543，恰从反面说明，《汉志》之成功端赖其在经典诠释与现实书写之间的融通与平衡。这种在精神与方法上的双重自觉，亦使《汉志》超越了一般的地理记载，成为一部承载着汉代大一统文明秩序，并为其提供知识生产方法论示范的经典文本。

综上，通过体例开创、体系创建与方法实践，《汉志》系统回应了汉代大一统治理所面临的地理知识建构需要，在书写形态上实现了从诗性表达到史志记述的历史转型，在体系结构上建立了融历史沿革、行政建置与风俗人文为一体的知识框架，在写作方法上确立了融通经史、从“经本”到“文本”的转写机制。这标志着汉代大一统地理知识体系在体例、结构与方法论上的全面定型。而这一体系化建构的成功，不仅成就了中国首部也是最好的一部正史《地理志》，也为其从“文本典范”发展为可被后世不断回溯与效仿的“历史基型”奠定了基础。

四、从“文本典范”到“历史基型”，奠定垂范后世的大一统书写范型

《汉志》的典范意义，超越了单纯的经典阐释与史料编纂，超越了其作为首部正史地理志的体例开创与文本垂范，已然升华为一套融权力秩序、知识结构与文明理想为一体的“大一统书写范式”。这一范式在文明长河中渐次展开，它开创了用系统化的地理疆理诠释大一统王朝空间格局的文本场域，亦为后世奠定了一套服务于王朝治理的书写模板，进而渗透为理解“天下”的认知惯性，并淬炼为标识“中国”文明特质的文化符号。故从场域的开拓，到思维的浸润，从知识的传承，到意义的生成，《汉志》所铸就的实为一种使大一统精神得以在文本中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历史基型。而其具体的渐次展开，则可析分为以下四重向度：

(一)用地理诠释大一统，使其成为阐扬大一统理念的重要场域

自董仲舒首倡“《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3]2523，如何诠释与践行大一统已成为汉代思想界的核心议题。《公羊传》通过对“王正月”的阐释[27]12，使时间的统一成为王权一统的核心象征与重要规范，司马迁立志“成一家之言”[22]3319、刘歆创建“新五德终始说”[28]98-127，无不彰显出那一代顶尖学者立足当下、熔铸古今的学术自觉。其根本追求，都在于开创新的阐释范式，以服务于大一统国家的文化建构与治理需求。这种弥漫于时代的建构性思维，也深刻影响着班固对《春秋》之义的再思考。《汉书·终军传》记载，博士徐偃出使考察风俗时想要援引《春秋》“大夫出疆”的旧义以专王命，终军严斥曰：“今天下为一，万里同风，故《春秋》‘王者无外’。偃巡封域之中，称以出疆何也？”[3]2818“出疆”之辩说明，随着汉代“海内无不统焉”[3]3414，《春秋》的微言大义也需被赋予新的时空内涵。《汉书》又载，王吉倡言“《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3]3063，这就明确“道出了‘大一统’的共同体理念”，并赋予其以新的内涵[29]02版。而这样的国家认同感，也“深入血脉内化为整个时代的人文精神”[30]84。就此而言，《汉志》的撰作本身就是班固对这一重要时代命题的积极回应。但与经学上的义理阐发不同，他选择以史家之笔法、地理之维度，将大一统从抽象理念，具象化为行政疆域与风俗考察。论其本质，这可以说是其作为汉代第一流学者，从地理维度对《春秋》大一统学说进行的一次颇有卓识的意义重释与学术建构。由此，地理书写正式成为阐扬大一统理念的重要场域，使地理知识的生产、编纂与阐释，从此被系统地纳入王朝国家的意识形态与行政治理体系。

(二)奠定了以服务大一统政治为根本旨归的国家地理学书写范式

这一范式包含了三个不可分割的层面：在知识来源上，它采获旧闻，考迹《诗》《书》，依托经典，整合官方档案，确立了知识的权威性与正统性；在内容体例上，它以政区为纲，统摄万端，将自然山川、行政建置、历史沿革、四方风俗汇为一编，建构了一个总览天下、井然有序的内容体系与结构体例；在价值指向上，它明确地将地理书写指向圣王统理、天下中和、王教大成的层面，使地理书写成为促成文化认同的重要场域。《隋书·经籍志》以“不能成一家之体”批评后世的地理撰述[31]988，这恰从反面印证了《汉志》作为“一家之体”的范式标高。正因如此，后世王朝会将重建统一与追溯和重审这种范式结合起来。隋至唐初地理学的核心诉求就是“重建大一统地理学术”，具体表现为主张将地理书写的话语权收归中央、重视能帮助其重建大一统的风俗地理，以及由国家组织编纂如《十郡志》《区宇图志》《括地志》等地理总志[32]460-475。论其本质，这些实践也皆可视为依循《汉志》所奠定的历史基型，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对大一统文化事业的重建与创造性转化。

(三)渗透为文化认知的深层范式，浸润出多样化的大一统书写

作为历史基型，《汉志》的渗透性还在于它从观念、立场与视角等维度，深刻形塑了后世对“天下”的理解与诠释模式，以致后世多样化的文本实践中亦流露出与《汉志》一样的思想底色。例如，历代文人笔记、行役录、风土杂咏等虽各有千秋，但常隐含着居中视远、由俗观政的思维定式；又如文化地理学学者所总结的，中国文化地理学迥异于西方的个性标榜，其本能的兴趣是“关注各地的文化发展水平”，旨归“要在较其高低”[33]前言3。这种在统一框架内进行比较的认知定式，亦与《汉志》以“中和”为尺度、评骘风俗的立场一脉相承。再如，张炽章为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作序时强调“知古今风俗，即为知中国一切”，并以此书“不若正史或地志之艰涩干燥”为优[34]3。胡著于1923年问世，正值军阀割据、列强环伺的大一统空前危机之世。张序强调用风俗知晓中国，胡著力行用新的风俗书写样式来进行全国性的文化统合，这又何尝不是《汉志》渗透下的一种文化自觉，以及其所开创的用风俗书写一统的学术范式在近代的深刻回响与创造性赓续？在观点与书写中重构那个“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中国，正是《汉志》作为一种历史基型，其所蕴含的持久生命力与强大创造力，在大一统书写传统中的生动体现。就此而言，《汉志》的基型作用，也体现为它能跨越王朝更迭，超越具体文体，持续激发后世学者以纵贯古今之视野、经纬天下之格局，在文本中接续并发展大一统中国的文明叙事。

(四)凝结为铭刻大一统的文化符号，内化为“何以中国”的精神基型

如果说“禹迹”成为“中国的符号”，“这是古人对中国的最初表达”，同时也是“一种绵延不绝的历史记忆”[6]2-3，那么，《汉志》则以体系化史志书写的征信与翔实，塑造了有关大一统中国的历史记忆；也凭借其强大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内化为一种承载制度理想、凝聚历史认同并持续激发文明自觉的精神基型。这是《汉志》作为历史基型的最深层意义，即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与精神基型，参与塑造“中国”认同，成为理解与诠释“何以中国”这一根本命题的话语源泉与文化坐标。

纵观《汉志》，在其历史卷轴深处叩问求索，方见其如何以疆域为纲，织风俗为纬，将“溥天王土”的空间原型升华为“百三郡国”的体系化格局，又将“诗国风土”里的文化记忆升华为以圣王统理、天下中和为精神旨归的“风俗地理”，实现了从“诗性地理”到“史志地理”的范式跃迁。这让地理书写从此成为诠释天下一统、塑造文化认同的重要场域，亦为后世的大一统书写奠定了重要的文本典范与历史基型。千载以降，“班固的地理观也值得今人认真加以研究”[18]91-92。而今，观其何以用典章经纬天下，如何以翰墨定鼎山河……我们在《汉志》的笔势纵横间，似也看到了班固如何以史家之腕力，壮阔之襟怀，在这片文字铸就的山河图卷上，写下了一个骨血丰实、魂魄俱在的大一统中国。

注释：

①分别是《左传》《毛诗》与《诗谱》的《国风》排序。其中，今本《毛诗》的序次是《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郐》《曹》《豳》。郑玄《诗谱》则置《王》于序尾，挪《郐》于《郑》前(参见冯浩菲《郑氏诗谱订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②季札所论止于《陈风》，自郐以下无讥焉，杨伯峻先生指出“《郐》以下者，尚有《曹风》也”，赵生群先生亦同(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005-1007页；赵生群《春秋左传详注》，中华书局，2023年版，第870页)。

③孔颖达《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疏引述曰：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於申，称天王。幽王既死，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289页)。清华简《系年》二章则言，周幽王被杀后，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是为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而后平王方立。学者认为，两种记载的差异性“应是缘于各自所本记述此段史实的史官之立场与史观之不同”，而《系年》所云携王二十一年很可能是晋文侯二十一年之误(参见朱凤瀚《清华简〈系年〉“周亡王九年”再议》，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4期，第177-182页)。

④即十三地分，实数为十三国，其中，吴、越同分，故对应天文数仍为十二，仍能与天上的星辰十二次契合。

⑤学者对风俗亚区的划分有异，代表性观点有雷虹霁的25分(《秦汉历史地理与文化分区研究——以〈史记〉〈汉书〉〈方言〉为中心》，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3-139页)、潘明娟的26分(《〈汉书·地理志〉的风俗区划层次和风俗区域观》，《民俗研究》，2009.03，第99-111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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