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柴尚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周通，天津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6年第2期

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与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2JJD710013）的阶段性成果

摘    要：作为曾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印度、南非和巴西等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长期处于边缘地带，在政治、经济上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强，往往需要借鉴甚至引进西方模式来开启自己的现代化进程。独立后，这些国家开始独立自主探索本国现代化道路，但由于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现代化之路崎岖坎坷，探索实践有得有失。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体现了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般规律，又蕴含着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内在价值。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和有益启示。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    中国式现代化    印度    巴西    南非

印度、南非和巴西等国家是当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较快、发展程度较高的新兴国家。历史上，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虽然受到西方的影响，但其路径选择和实践探索具有鲜明的地区特色和民族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比较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个性特征和共性之道，总结其经验与教训，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印度的现代化及其特点

印度的现代化肇始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尽管英国殖民者对印度进行大肆掠夺和破坏，但其殖民统治客观上开启了印度的现代化进程。独立之后的印度开始探索适合其国情的独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作为印度独立之后的首任总理和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其现代化思想对印度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具有重要导向作用。他认为，西方工业化道路并不适合印度国情，独立之后的印度应当迅速发展民族资本和现代工业，在印度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他在考察国际形势和印度现实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印度现代化发展战略：强化国家干预，发展混合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壮大国家资本，实现工业现代化。尼赫鲁现代化思想的核心是以重工业为基础，通过国家干预，快速实现工业化，把印度建设成“既有当时苏联模式的经济增长和公平分配，又有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的国家”。然而，尼赫鲁实施的强化国家干预的“混合经济”，却导致印度最终走上了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民族资本主义道路，在实践中付出了很大代价。印度经济也在20世纪中叶经历了四次较大衰退，公私混合经济的矛盾难以弥合，经济形势日益严峻。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政府展开以市场化为导向、以软件产业为突破口的经济改革，提出生物科技大国、信息技术大国和核大国的“三个大国”建设目标，先后颁布了“印度信息技术特别行动计划”和“新电信计划”。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改革与发展，印度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大提升，初步形成印度特色的现代化模式。

第一，糅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因素。印度在政治上实行西方议会民主制，在经济上推行市场化改革，放松外资管制并开放金融、电信等领域，实行具有民族特色的公私混合经济。一方面，印度历史上长期是英国殖民地，英国议会制度和市场经济对印度的影响根深蒂固，因而印度独立后顺理成章采用了西方现代化模式。另一方面，印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中实现独立的，尼赫鲁作为印度独立后第一任总理，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下，比较欣赏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这对印度独立初期的国家发展战略及印度现代化建设产生深远影响。然而，尼赫鲁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类型社会”不同于科学社会主义，其社会主义因素主要体现在扩大国有制经济规模和发挥政府调节作用等方面。在尼赫鲁看来，印度现代化的目标不是要搞社会主义，而是走“中间道路”。在政治制度方面实行西方议会制度，废除柴明达尔（中间人）制度，实行土地改革，将英国殖民者所有的银行保险企业收归国有，通过制定若干“五年计划”，以促进印度独立工业体系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种糅合两种制度因素而形成的印度特色的现代化模式，虽然在初期取得较好效果，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和矛盾，如政府频繁出台违反经济规律的政策，对私营企业管得过死，对国营企业保护过多，从而导致企业效益低下，竞争力不足。20世纪80年代初，印度在发展国营企业的同时，开始放宽对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的限制。到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大幅改变尼赫鲁政策，开始了全面自由化改革，但在一些经济领域仍实行公私混合制及国家管控制度，尼赫鲁政策对印度现代化进程仍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二，固化的种姓制度、多元宗教和城乡二元结构与印度现代化并行。印度拥有众多的宗教信仰，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锡克教、耆那教等不同教派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不时爆发尖锐冲突。有1000多年历史的印度种姓制度对印度教徒的等级和职业有着严格的划分，不同种姓之间不相往来甚至不能互相通婚。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赋予高种姓诸多特权，同时默许高种姓的婆罗门和刹帝利人对低种姓的吠舍、首陀罗平民的剥削和压迫。在印度14亿多人口中，超过2/3的人处于种姓制度较底层，其中被视作“不可接触者”的达利特人约占2亿。尽管种姓制度在印度独立后被废除，但印度教徒仍有“先进阶层”和“落后阶层”之分。取消种姓制度、宗教世俗化、消除贫困和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是印度现代化的重要目标，虽然取得了一定进步，但种姓制度、多元宗教和城乡差别等社会问题依然尖锐，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短时期难以弥合。

第三，印度现代化与科技发展同步。近代以来，印度饱受殖民统治之苦，国民教育事业发展长期滞后，文盲率较高。印度独立后，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比较重视基础教育，12年一贯制中小学教育全面推行，高等教育快速发展，贫民识字率大幅提升。印度改革时期，重视更新思想观念，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为印度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人才保障。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抓住以互联网技术为标志的革命浪潮，重视发展信息技术产业，推出“印度制造”计划等一系列发展信息技术的重大举措，为印度的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如今，印度改变了过去依赖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现代化模式，及时跟进现代科技革命浪潮，以网络技术和信息产业为先导，大力发展软件、IT产业、“全球办公室”等服务业。印度信息技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兴起，有力推动了印度现代化进程。

二、巴西的现代化及其特点

巴西的现代化孕育于19世纪殖民统治时期，是南美洲较早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国家。殖民统治和西方资本输入使巴西传统社会经济结构遭受巨大打击，同时也带来了现代工业生产方式，拉开了巴西走向现代化的序幕。20世纪30年代，巴西发生政变，新政府出台了打破土地垄断、建设信贷体系、发展航空工业等一系列推动巴西现代化发展的政策。然而，1964年巴西右翼军人发动政变上台，选择维护富人利益的发展模式，巴西社会陷入严重的两极分化，现代化进程受阻。20世纪80年代，拉美政治民主化进程重启，军政府纷纷“还政于民”，巴西反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运动和左翼力量迅速崛起。1980年2月，在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领导的工会组织的推动下，以工人阶级、贫困群体为基础的巴西劳工党正式成立。该党是巴西最大的左翼政党，宣称以“劳工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在巴西实现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主张实施社会正义、财富再分配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左翼政策。1988年，巴西颁布新宪法，左翼倡导的社会公平正义思想被宪法确认。2003年，卢拉当选为巴西总统，成为巴西历史上获得选票最多的总统和第一位工人出身的总统。卢拉上台后，注重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出台了“零饥饿计划”“第一次就业计划”“家庭救助金计划”“第二个国家土地改革计划”等一系列政策来改善民生、减少贫困，使1亿多巴西中下层人口受益，约2000万贫困人口脱贫。同时，左翼政府重视提高农村地区识字率，推行“助学金计划”，资助贫困家庭子女接受基础教育。这些措施缓解了巴西社会贫富差距扩大趋势，基尼系数不断降低，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事实表明，争取社会主义的左翼力量在巴西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巴西现代化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特点。一是殖民时期的现代化依赖于本国自然资源开发及初级产品出口。巴西领土广袤，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丰富，采矿业、种植业、农业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巴西棉花、橡胶、大豆、咖啡、可可、烟草、香蕉、牛肉、鸡肉等产品的生产与出口，尤其是咖啡种植业的迅速发展，增加了巴西的外汇储备，改善了巴西政府的财政状况，同时也带动了纺织、食品加工、日用消费品生产等行业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巴西在开展对外贸易过程中，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产品附加值较低，对国外资本和技术具有较强依赖性。这种依附性使巴西经济结构单一，现代化偏向农业现代化，工业化进程缓慢。

二是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时期的工业化快速发展。1929年起源于美国的“大萧条”迅速蔓延全球，国际贸易大幅下降，巴西等原料出口国的橡胶、咖啡等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失去美欧传统市场，进出口贸易一时陷入困境。为改变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巴西军政府采取国家干预下的进口替代型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制定工业发展规划，在钢铁、飞机制造等战略工业部门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大国家投入，通过外汇管制和贸易壁垒等手段，保护本国工业发展和物价稳定。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巴西进口替代战略大获成功，巴西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经济增长领先拉美其他国家，一度创造了“巴西奇迹”。

三是新自由主义时期的现代化进程跌宕起伏。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华尔街金融机构及美国操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要求拉美国家接受“华盛顿共识”，放松政府管制，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巴西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发展模式被“去工业化”和放松国家管控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所取代，巴西由此进入政治、经济和社会动荡时期。“去工业化”政策使巴西经济增速放缓，通胀、失业、贫困等问题接踵而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巴西人均国民总收入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超过1800美元，巴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世纪90年代已居于发展中国家前列，但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迈上10000美元大关之后，就长期徘徊在这一水平，难以实现突破。直到2023年，巴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位于10000美元左右，没有跨入联合国划定的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究其原因，收入差距过大、过度城市化导致消费不足、“城市病”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巴西的现代化进程。

四是巴西左翼执政时期的现代化突出“社会公平优先”特色。由于右翼政府推行“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改革，巴西“去工业化”弊端和“中等收入陷阱”恶果日益凸显，引发左翼质疑，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抗议活动席卷全国。2002年，巴西劳工党赢得选举上台执政，强调经济与社会同步发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着力解决不平等和社会排斥问题，推行社会包容发展政策。巴西左翼政府注重发挥政府调控作用，强调农业与工业、城市与乡村、自然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协同发展，旨在减少极端贫困人口，增加中产阶级所占比重，增加巴西经济和社会发展活力。2024年，巴西左翼政府启动“巴西新工业”计划，力图通过“再工业化”扭转“去工业化”。巴西左翼政府实施的“再工业化”战略将为巴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国家多元包容、公平优先的现代化带来新动力和新机遇。

三、南非的现代化及其特点

南非是最早受荷兰、英国等西方国家殖民入侵并被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非西方国家。南非现代化进程起步于采矿业、制造业和农业，兴盛于重化工业的发展。19世纪初，南非的殖民统治者为满足自身对工业原材料和商品销售市场的需要，利用当地自然资源优势，发展采矿、机械制造和农场种植业，其产品直接供应西方市场。南非殖民当局引进西方资本，修建铁路、港口、通信等现代基础设施，初步建立了学校、医院、城市管理体系，这些使南非渐渐迈入西方现代化轨道，但当时南非经济结构单一，发展畸形化。19世纪70年代，南非钻石和金矿的发现推动制造业快速发展和城市化加速演进，南非进一步融入西方现代化体系中。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到交通运输和贸易往来，南非不得不大力发展本国制造业，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发展战略。到20世纪70年代，南非已经建立起发达的现代工业体系，制造业比重已超过矿业和农业，成为南半球发展中国家中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1980年之后，由于南非政府坚持推行种族歧视政策，忽视地区发展的平衡问题，使得南非国内种族和社会问题突出，并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这严重影响了南非经济的现代化进程。1994年南非结束了白人统治，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当选为南非首位黑人总统，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南非共产党、南非工会大会结成三方联盟共同执政，在经济社会各领域采取了一些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政策，南非现代化进入新时期。曼德拉总统在南非联邦议会首次发表国情演说时，明确提出新政府的基本目标是在南非创建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为了把南非建成一个种族平等、具有包容性的现代化国家，南非历届总统抓住发展机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推行国有企业重组与私有化，建立公私合作关系，提高黑人就业率，努力改变种族隔离时期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以上措施有力推动南非经济实现恢复性增长，为南非加快现代化进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南非的现代化道路曲折漫长、复杂多变，其发展轨迹深深受制于资源禀赋、殖民历史、种族政策及国际环境的相互作用，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一是对矿产等自然资源的依赖。南非利用资源优势，推动产业革命，大力发展制造业，为实现经济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得益于钻石和黄金的发现，南非通过利用国外资本和先进生产技术，以矿业革命为突破口，大力发展南非制造业，开启了南非现代化的大门。迄今，采矿、农业、风电太阳能等仍是支撑南非现代化的优势产业。

二是种族、贫富、城乡矛盾的尖锐性。在南非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白人和黑人一开始就建立在不平等的种族关系上，白人统治集团长期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白人享有充分的权利和自由，而占南非人口80%左右的黑人则被隔离在现代化进程之外。南非于20世纪70年代就建立起发达的现代工业体系、现代农业体系和第三产业体系，发展水平居于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种族歧视政策及由此产生的国际制裁成为制约南非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南非经济一度增长乏力，甚至出现多年的经济负增长。曼德拉当选为新南非总统后，倡导种族平等和包容政治，实行以宽容、和解为原则的民主改革。然而，宽容与和解并没有完全解决南非的历史积弊，种族歧视和不平等在教育、就业和城乡关系中仍广泛存在。城乡教育差距大，教育体系存在缺陷，1995年1月，新南非政府“正式实施7—16岁儿童少年免费义务教育，并废除了种族隔离时代的教科书”，但黑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成人识字率和劳动技能远低于其他人种，青年失业率更高。南非城市化程度高，相当于欧美城市化水平，但大城市存在许多贫民窟，如约翰内斯堡的贫民窟聚居着数百万的贫民，卫生医疗设施短缺，社区医疗负担沉重，艾滋病感染率高，人均预期寿命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南非城市和农村发展不平衡，农村地区失业率和贫困率普遍高于城市。

三是国家治理的滞后性。受种族隔离政策和多党制的负面影响，南非政治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并不同步，政治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明显滞后。南非是多党制国家，政党分为左翼和右翼两大阵营，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主要执政党，与南非共产党、南非工会大会等左翼力量组成执政联盟，但南非右翼的民主联盟作为第一大反对党，代表英裔白人工商金融界利益，与左翼联盟的执政理念相左，双方矛盾突出，导致国家治理结构紊乱。近年来，南非执政联盟内部各党派的政策分歧日益明显，虽然三方都赞同充分保障黑人权利，着力提高黑人经济地位，并实施“黑人经济振兴”计划，但在议会和政府内如何划分权力、怎样保障穷人应有的政治和经济权益等议题上主张各异，南非政府决策和施政受到掣肘，国家治理效果大打折扣。

四、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探索的经验与教训

作为曾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长期处于边缘地带，在政治、经济上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强，往往需要借鉴甚至引进西方模式来开启自己的现代化进程。独立后，这些国家开始独立自主探索本国现代化道路，但由于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现代化之路崎岖坎坷，探索实践有得有失。

（一）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探索的成功经验

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探索，总体上看是适应人类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潮流的，再现了世界现代化的一般发展规律，但其实践探索也具有后发国家现代化的特殊性，其实践中的路径选择和成功经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第一，摆脱西方现代化模式束缚，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作为原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独立前多少会受到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许多殖民地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反战、反帝、反对殖民主义的独立意识高涨。它们普遍认识到，要改变本国贫穷落后面貌，不能靠原宗主国的施舍，也不可能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只能独立自主探索本国的现代化道路。印度独立后，面对当时东西方阵营对抗的国际形势，不选边站队，积极拥护“不结盟运动”，保持政治独立性；在现代化道路选择上，既不迷信西方现代化道路，也认识到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探索适合自身的现代化之路。尼赫鲁认为，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并不适合印度国情，印度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并着重解决困扰印度现代化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印度在西方议会制与传统社会结构的碰撞中，形成了“多元包容中求发展”的现代化模式。巴西和南非在现代化初期，立足于自然资源优势，利用发达国家的市场和资金，扩大初级产品出口，为本国工业化、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巴西劳工党从国家要服务于人民大众的理念出发，在议会道路框架内，依靠中下层民众力量，实行社会变革，为巴西现代化模式打上了“劳工社会主义”。南非在种族和解与经济转型的交织中，实践“包容性现代化”的理念。这些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探索虽都经历曲折，却共同证明：现代化不是单一模式的复制，而是不同国家、不同文明适应时代潮流、实现发展繁荣的自主探索。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路径选择，本质上是世界文明多元、现代化道路多样的生动体现。脱离本国历史文化、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模式难以持续，终将失败。

第二，抓住主要矛盾，重点解决困扰国家现代化的社会稳定问题。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独立时间较短、急速发展与变革中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问题。印度独立后，政治、经济、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尼赫鲁政府着重解决制约国家现代化的工业化问题、多元宗教问题、种姓制度和男女平等问题。此举保障了印度的团结和统一，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巴西劳工党在2003年执政后，着重解决制约巴西现代化的贫富差距扩大和政见不一的问题，通过一系列运动的开展保障了社会公平，维护了大多数人的利益；通过党内民主建设，缓和了党派之间的矛盾。南非同样面临如何把一个种族对立、社会分裂的南非建设成统一国家的问题。在曼德拉的领导下，南非坚持和解政策，避免了族群仇杀和社会动荡，实现了政治、经济的平稳过渡，对继续推动南非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善于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发挥国家计划和政府调节作用。一方面，重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倡导自由竞争，鼓励私人资本的发展，加速推进工业化，积极扩大对外开放，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充分重视和发挥政府的经济干预功能，保护国内市场和民族经济，进行结构性经济改革，理顺各种关系，发展混合经济，形成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宏观调控相互支撑的现代化格局。进入21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南非等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向东看”，表示要学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

（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遭遇挫折的原因分析

亚非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不易找到既能实现快速发展又能保持自身独立性的正确路径，往往会面临两难困境，容易陷入发展“陷阱”。

第一，多数发展中国家采用了西方议会民主制，多党相互斗争，政局复杂多变，这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政治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步伐不一致。资本主义议会制度下，政党之间往往会为党派利益而无休止地恶斗，议会政治流于形式。各政党为了赢得竞选，一味讨好选民，做出不切实际的承诺，牺牲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即使像巴西劳工党这样代表中下阶层利益的左翼政党上台执政，也会因国家政权的资本主义性质而不能真正代表普通民众利益，只能暂时缓和阶级矛盾，不可能从根本上推进国家的现代化。面对世界经济不景气和国内垄断利益集团的挑战，巴西现代化不确定因素增加。南非左翼执政联盟中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南非共产党在执政理念上发生分歧，政治分裂倾向明显，南非现代化进程存在一定隐忧。

第二，发展中国家往往民族较多、信仰各异、文化差异较大，处理不好民族宗教问题，容易导致社会秩序混乱，很难汇聚起实现现代化的强大统一力量。印度的宗教问题、种姓问题、男女平等问题限制了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流动，阻碍了人员交流和资源整合。印度独立后，尽管尼赫鲁政府采取了各种举措来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对立情形有所改变，但历史积弊仍存，严重制约了印度的现代化进程。巴西文化具有欧洲殖民文化、随奴隶买卖而输入的非洲文明和印第安土著文化等多元特色，不同文明交融杂糅而形成的拉美独特文化对巴西劳工党提倡的多元政治主张产生深刻影响。但多样文化和多元政治亦导致巴西社会内部差异化发展，各种利益群体纷争不断，增加了巴西现代化难度。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是南非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现代工业、服务业体系全面建立，经济现代化水平可与发达国家媲美。然而，由于长期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南非二元经济结构十分突出，白人支配发达的工业和服务业体系，而黑人只能从事低端农牧业等工作，且占人口大多数的黑人没有政治地位。种族隔离制度导致南非政治现代化长期滞后于经济现代化，虽然1994年曼德拉领导的新南非开启了南非现代化的新篇章，但种族矛盾和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并没有完全消除，仍是制约南非现代化的主要因素。

第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变革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容易发生“左右摇摆”，现代化道路探索“一波三折”。这些国家独立后虽然对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不满意，但现代化进程仍受到西方现代化模式的重要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90年代新自由主义流行时期，以资本增殖和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的的西方现代化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深刻持久的不良影响。西方国家在全球推广新自由主义的同时，还向非西方国家输出西方民主价值观和西方政治体制，不仅严重冲击了发展中国家原有的政治秩序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引发“民主转型”的政治危机，还催生出宗教极端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抬头、民族矛盾激化等新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使这些国家的现代化遭遇重挫。巴西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初期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实效，但中下层民众并没有分享到发展成果，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现象更加突出，发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停滞不前。左翼政党执政后，纠正新自由主义发展偏向，秉持“劳工社会主义”理念，得到大多数民众支持。但在多党制条件下，巴西劳工党为争取更多选票，不得不在执政路线上选择“中间道路”，倡导“包容发展”，照顾各方利益。南非左翼执政联盟缺乏各方认同、共同遵循的现代化发展理念，一些重大改革措施因各党意见分歧难以落地，现代化前景充满挑战。

五、中国式现代化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体现了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般规律，又蕴含着其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内在价值。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和有益启示。

第一，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进现代化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有的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发展了，但发展不平衡，人民生活水平不但没有相应提高，反而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现代化建设缺乏安全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切实际地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导致效率低下，增长停滞，现代化动力不足。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尊重人的价值、激发人的能量、成就人的梦想，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改善民生，实现现代化与人的全面发展良性互动、相得益彰，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最深厚的价值底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逐步地、持续地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是在实现现代化之后再来解决共同富裕问题。同时，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重要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克服了与西方现代化伴生的物质主义膨胀、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等弊端，“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第二，要秉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是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还是立足自身国情自主发展？这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回答的“现代化之问”。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不可能照抄照搬别国模式，必须依靠本国力量自主发展，不能搞简单的千篇一律、“复制粘贴”。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伟大成就，根本在于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取得成功，就是因为它切合中国实际、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是我们党扎根中国大地、独立自主探索出来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解决了中国的实际问题，也在一定意义上回答和解决了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如何发展的共同问题，拓宽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现代化模式从“心仪”变为“心疑”，开始纠正模仿西方模式的做法，独立自主走本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因此，21世纪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将更趋多样化。

第三，要树立守正创新意识，保持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性。改革开放让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成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如何为改革发展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如何提升发展动力和增强国家凝聚力？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难题。中国式现代化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创新，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正确处理改革与稳定、政府与市场、活力与有序等一系列重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鼓励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促使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中国改革开放、守正创新的成功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本国现代化发展道路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第四，要保持奋发有为姿态，确保现代化领导的坚定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通过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干出来。作为现代化事业的引领和推动力量，政党的价值理念、领导水平、治理能力、精神风貌、意志品质直接关系国家现代化的前途命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艰辛探索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这一道路得以形成和拓展的根本保证。反观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其中一大教训是现代化缺乏坚强有力的政党领导核心的支撑，难以形成举国上下一致的政治共识。第五，要弘扬立己达人精神，增强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加快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但导致南北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频发、霸权争夺和战争冲突不断、地球资源环境枯竭恶化等一系列全球性难题。与西方丛林竞争、零和博弈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中国式现代化不是靠武力霸权掠夺他国自然资源、侵害别国利益和牺牲生态环境的现代化，而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紧密相连，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则和基本要求。在当前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和平安全环境堪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一系列挑战的形势下，中国着眼全球共同发展，始终致力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高自主可持续发展能力，同发展中国家一道走出一条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现代化道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践，终将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随着更多发展中国家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将呈现更加丰富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