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内卷化”是由资本逐利本性产生的异化在生产、分配与消费等过程中动态发展的外在表现。同时，“内卷式”竞争已成为当前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创新的一个突出问题。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立足社会主义资本的二重性，可为反对“内卷式”竞争提供理论支点和制度前提。在社会主义资本理论视域下探赜现代化进程中的“内卷”与反“内卷”命题，厘清其底层逻辑、研究治理路径，不仅可以为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和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理论基础，也能实现对现代化发展逻辑的深度重构，进而导向创新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需要畅通要素流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坚持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统筹发展与安全，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引导各类资本健康、有序发展。
关键词：社会主义资本；反“内卷”；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内卷”与反“内卷”命题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伴随着生产力水平阶段性跃升，在生产、消费、分配等经济运行核心环节中不断展开的经济治理与社会治理相互作用、协同推进的动态过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动态演进和呈现的重复建设、恶性降价等具有内卷特征的发展难题，也由被动倒逼到主动破解地生成一系列阶段性实践和与之相契的治理策略，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指向和核心目标始终深层呼应。梳理“内卷”概念发展脉络、“反内卷”政策演化轨迹与历史叙事，有助于理解当下“反内卷”逻辑并非抽象孤立存在，而是植根于理论积累、历史演进的实践铺垫与经验积淀之中，也能够为当下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提供启示。
（一）“内卷”概念的学术叙事
“内卷”最初是由美国人类学家亚历山大·古登威泽尔作为学术概念提出。到了1963年，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其《农业内卷化》引入“内卷化”概念。黄宗智对此作了进一步解释，“内卷化”被视为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或“无效的过度竞争”。杜赞奇将此概念延伸至政治领域，以“国家政权内卷化”说明20世纪前半期中国国家政权的扩张及其现代化过程。可见，学界逐步将“内卷”这个概念放置于不同视角下进行理论的推演和概念衍生，为学术研究和经济治理提供重要参考。
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内卷化”常被理解为生产要素投入不断加大以推动总产出上升，但由于资源配置效率持续下降，表现为超出合理“竞争度”的无序低效竞争。从“内卷化”到“内卷式”竞争，逐步呈现竞争手段越来越复杂细微、程度不断加剧、结果不断恶化的特征。这不仅反映在教育和就业等领域，也体现在平台经济等新兴业态中，影响新质生产力生成发展和技术创新。内卷既是结构性社会现象，也是制约创新、阻滞要素流动、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反“内卷”历史叙事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事业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成就。在这一过程中，党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治理方面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我国经济建设始终伴随着结构转型与体制变革的动态调整，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经济运行中的“内卷式”竞争问题逐步显现后，每一阶段都体现了党和国家相应的制度回应与实践探索。从本质上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决定了我国现代化进程内嵌社会主义资本的发展逻辑。这一逻辑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识，也是治理经济发展过程中“内卷式”竞争、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
改革开放之初，陈云就关注到各省市为出口创汇而产生的恶性降价现象，他深刻而不失生动地指出：“现在国际市场上出现了某些中国货降价现象。这不是正常的必须的降价……总之一句话：‘肥水不落外人田。’”改革初期的中国面临着经济内外循环的发展难题，为此，结构调整（调结构）、“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成为重要出路。这既是中国共产党面对现实需要作出的明确判断和治理策略，也是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1996年农业生产在取得丰收之后又出现了农产品供给相对过剩、市场粮价持续下降、农民收入徘徊不前的局面。“为解决农产品相对过剩问题，中央及时提出对农业结构实施战略性调整的方针”，即“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的机制，推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这一探索实践不仅一定程度上缓解农业领域的“内卷”，也为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制度引导资本合理配置、提升生产效率提供有益启示。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江苏等地纺织行业率先启动了以“压锭、减员、调整、增效”为主要内容的结构调整，拉开了国有企业改革脱困的大幕。20世纪末，针对钢铁等代表性行业中存在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导致的恶性竞争，国家开始了“控制总量、调整结构”的专项部署。这些政策措施直面特定行业内部长期存在的供需失衡、产品不能适销对路甚至产能过剩等问题，是对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产业内卷化趋势的“纠偏”。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乡镇企业还是国有企业的上述改革，都是国家通过优化要素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克服内卷困境而作出的实践探索。
（三）中国共产党关于反“内卷”重要论述的政策叙事
反“内卷”相关论述是在实践中不断形成与发展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资本的生成积累和发展演进，中国共产党对“内卷”的认识与反思逐步深入。在此基础上，与经济治理相关的产能调整、价格治理、法治保障等方面的政策也实现了不断升级和细化。
当前，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产能过剩、恶性竞争、创新空间挤压等“内卷化”特征也逐渐凸显。在此背景下，党中央高度重视防范和整治“内卷式”竞争，明确了反“内卷”的重要任务和发展方向。2025年以来，党和国家多次提出反对“内卷式”竞争的相关重要议题，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有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举措，努力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从防止“内卷式”竞争，到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再到实践中不断探索有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重要举措，继而到当下强调整治“内卷式”竞争的重点在于“深入”，这一系统性回应不仅体现了国家治理对于反“内卷”的坚定政策决心，还反映了政策从理念倡导到制度落地的深化、细化过程，以及对经济治理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社会主义资本理论视域下反“内卷”行动逻辑的生成
社会主义资本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的基础上，经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探索，不断丰富发展其核心内涵和实践指引。以社会主义资本理论为分析框架，以资本的二重性为起点对“内卷”与反“内卷”进行理论阐释，通过价值规律作用和资本流通理论等分析了资本运行中“内卷”和反“内卷”的行动逻辑，有助于回答“内卷”何以生成的历史逻辑、何以应对的实践路径，明晰反“内卷”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以破除“内卷式”竞争的“三个转向”，进一步全面提升经济治理效能。
（一）社会主义资本的二重性
劳动的二重性决定了资本具有二重性。资本的二重性揭示了其内在矛盾：一方面，资本具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性，能够提升劳动生产率、促进技术创新；另一方面，资本又具有支配性，在社会关系中对劳动和资源形成占有与控制。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既具备逐利性，又兼具社会共享的特性，服务于社会发展。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全部劳动都是为社会的利益而实现的”。正是这种具备公平、效率、创新内在特质的社会性对反“内卷”提出了现实要求。
图1.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二重性与“内卷”命题关系图
（二）社会主义资本理论视域下“内卷”的生成与应对
在社会主义资本逻辑下，资本和劳动共同构成生产的基础，二者通过交换形成商品进入市场。马克思主义认为，通过竞争，资本在不同部门间发生转移，由此个别利润率转化为平均利润率，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在平均利润率的前提下，商品的市场价格以生产价格为中心上下波动，从而使价值规律的作用在形式上发生变化。换言之，利润率本质是资本增殖能力的体现。然而，现代经济中的“内卷式”竞争使资本陷入对价值增殖的无限追求之中，形成了“高投入低收益”的恶性循环，进而大大增加诱发破坏社会再生产机制的风险。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资本循环中的共同体是价值增殖，在三个循环的统一中实现连续性。价值规律通过商品交换、竞争机制、资源流动等机制，引导资本向效率更高、剩余价值更丰富的部门流动，从而使利润率在社会总体系中呈现一种趋向均衡、优胜劣汰的运动格局。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四个基本环节，彼此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共同推动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与发展。在这里，本文将“内卷式”竞争理解为资本逻辑产生的异化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动态循环过程中不断被“再生产”，由此形成内卷化的经济运行结构。随着“内卷”现象的蔓延，价值扭曲、资源错配等问题造成这一循环的协调性被明显削弱，使得部门间资本流动受限、效率低下，缺乏持续创新的动力，创新机制难以充分发挥。诚然，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不断发展的当下，经济结构也随之不断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数实融合特征。一方面，“内卷”从产品间的低价竞争发展到企业内部及企业之间的竞争。大中小企业竞争激烈，导致市场结构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数字平台的“强势介入”，因其平台自身的特性使之具备天然垄断势能，一定程度上主导着定价话语权。在产业上下游深度一体化环境下，形成整个产业链条的内卷。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内卷式”竞争对人的发展和现代经济体系都有很大影响。它一方面会使劳动者卷入重复低效劳动，迷失于无意义、无价值的竞争之中，产生劳动异化现象。另一方面，企业以“低价竞争”降低生产成本，逐步使其丧失质量提升的动力，进而挤压科技创新空间。这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活动中优胜劣汰机制的形成。可以说，“内卷式”竞争从根本上既是对价值规律的背离，也是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价值偏离。
（三）破除“内卷式”竞争的“三个转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反“内卷”实质上是一场涉及制度层面、经济层面、思想层面、精神层面的大解放、大变革。因此，在社会主义资本理论视域下明晰反“内卷”的本质，需要把握资本的二重性，始终明确反“内卷”应基于从低效竞争转向高效创新、从竞争焦虑转向公平发展、从单向度发展转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三个基本点。
三、社会主义资本理论视域下的反“内卷”的实践机制探讨
推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不仅是有效预防和化解经济系统性风险的关键一环，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任务。社会主义资本理论视域下综合整治“内卷”的关键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畅通要素流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破除“内卷式”竞争、打通国内大循环卡点堵点、激发系统活力，通过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统一市场基础设施、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统一要素资源市场、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畅通流动，形成开放合作的要素网络和资源共享平台，增强内循环的动力和可靠性，进而缓解“内卷式”的资源竞争。
（二）坚持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
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驱动的科技创新，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提供持续动力。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培育发展新动能极为关键。一方面，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鼓励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另一方面，深化重点行业产能治理和加强重大基础设施调控，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统筹发展与安全，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
推进反“内卷”的外部出路，在于统筹发展与安全，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与要素流动，拓展国际循环。一方面，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重视多元布局和合规经营，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提供坚实支撑。可以通过强化商会组织、出海为民营企业“走出去”提供落地支撑，以技术合作释放潜力。另一方面，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以安全为前提。以安全、韧性与创新为核心构建系统型现代化结构，完善数据安全监管和风险预警机制，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
（四）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引导各类资本健康、有序发展
反“内卷”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实现引导资本、利用资本、超越资本，这既回应了反“内卷”是创新价值要素分配的历史契机，也回答了反“内卷”最终服务于谁的问题。一方面，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同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设置个性化指标，降低内卷风险，实现资本的可持续循环。
四、余论
本文围绕社会主义资本与反“内卷”之间的历史与现实勾连，对其行动逻辑与实践机制加以解读和探讨。反“内卷”的行动逻辑与社会主义资本的性质和功能相关，也与资本动态循环的过程相关，而反“内卷”的意义绝非局限于一隅，还与精神文化、社会建设、国家治理、党的建设等方方面面密切相联。当然，“内卷”既然已反映着某种社会心态，反“内卷”就绝不会只限于一种经济行动，而是必然指向一种面向未来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政治逻辑；从更深层次看，它也必然呼唤一种思想观念、发展理念的解放与变革，以一种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和行动对抗社会运行中的“熵增”与“耗散”，破除“内卷式”竞争背后的“内卷”思维。在这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回望历史，那种以劳模示范、生产竞赛、增产运动等为代表的一系列饱含着主人翁责任感与自觉性、充满着历史主动性和进取性的社会主义精神传统与时代价值，仍然值得倍加珍视，照耀着今人前行的道路。进而，它也必定会促使我们在深受触动和深入思考后形成新的共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激发干事创业和创新创造活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团结奋斗、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本文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26年第5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