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式现代化以社会主义本质规定重构了现代化叙事的内在逻辑，颠覆了西方国家对现代化的定义权、解释权和评判权。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是历史发展趋势与主观价值选择的辩证统一：中国的社会革命为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建立本质关联提供了实践中介；中国百余年的现代化探索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提供了丰富内涵；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现代化探索中 的守正创新为其提供了学理支撑。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创造不仅验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生命力，也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提供了一条非依附性、非对抗性的文明进阶之路。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质规定
作者简介：陈玉斌，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山东曲阜 273165）。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时代以来，我们之所以能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现代化成就，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对现代化的本质规定作用。换言之，以社会主义为本质规定的现代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引领。科学揭示中国式现代化所内嵌的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无疑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学理性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对于论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合理性、超越性与世界意义，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国际认可、话语传播与范式借鉴，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社会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关联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非资本主义国家实现跨越发展是可能的，但是是有条件的。一个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有具体历史条件的，而且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所形成的发展模式是多样化的、所带来的发展结果也是不同的。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 ，就意味着现代化浪潮必然全球化，也决定了中国必然走上现代化之路。以资本为核心原则的现代化对非西方国家的冲击，一方面把一切民族都卷入到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化浪潮中；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了“统治—被统治”关系。鸦片战争的爆发，使近代中国遭遇了历史上最具挑战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为这次大变局缘起于以资本为核心原则的西方现代化浪潮，而非传统中国虽经历王朝更迭但政权依然稳固的内部危机。无论当时的中国是否意识到这场变局，西方现代化冲击下中国所面临的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史任务，对于中国来说都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性。中国的现代化探索是在西方现代化冲击下被动展开的，由于没有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理论可循，所以中国先进分子从一开始就在迷茫状态中进行尝试性探索，从国粹派与中体西用论的对立到中西互补论与西化派的论争，再到中国本位论与全盘西化论的论战，中国先进分子在现代化的理论选择上始终处于激烈论争状态 。尽管中国先进分子具有不同的主张，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所有历史性实践，无不是围绕如何探索现代化、探索何种现代化的主题而展开的。
1919年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使中国先进分子看清了西方国家的伪善、蛮横和霸权，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暴露出来的西方现代化的固有矛盾及其尖锐形式，使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对走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化道路产生了极度怀疑和失望。与危机丛生的西方现代化后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昭示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希望，这自然促使正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先进分子把目光投向了苏俄，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也由此成为中国进步思想界的时代潮流。这个时代潮流在五四时期形成了势不可当的历史大潮，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感召下，催生了以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他们以社会主义理论的革命性实现了对自己精神世界的洗礼，也以其科学性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在选择社会主义伊始，先驱们就不是把它当作纯粹的学理来研究，而是将其当作扬弃传统、求索现代的理论武器加以运用。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党带领人民不断将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现代化探索实践相结合，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也开始与社会主义建立关联，即“建立起一种事实上被证明是本质的联系”。自此以后，中国“结束了对西方的‘学徒期’，开始以新的平等的姿态拥抱这个世界”，开启了独立自主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任何一种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思想，都必须根植于现实实践活动中。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思想，它在中国共产党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与其建立起了本质联系。那么，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时，为什么会与社会主义建立起本质联系？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两者的价值规定具有高度的逻辑契合。当然这个逻辑契合点是以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为中介来实现融合凝铸的，而这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在中国又历史地坚持了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毋庸讳言，近代中国倘若没有一场深刻且彻底的社会革命，阻碍中国现代化探索的“三座大山”将不能被完全清除，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也将不能独立自主地展开。
如果将中国式现代化与社会主义间的本质联系归结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那么中国革命何以从一开始就展现出社会主义的趋势和定向？若要科学解答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将视野回归到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中。其一，中国革命的阶级基础是无产阶级。中国的无产阶级不但遭到本国资产阶级的剥削，而且遭到国际帝国主义的掠夺，双重性的压迫使他们具有强烈的革命诉求。要改变中国任人宰割、中国支离破碎的局面，“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其二，中国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色彩。近代以来中国所发生的社会革命不同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具有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色彩。中国的社会革命不仅要促使中华民族实现“传统—现代”的转换，而且要改变被帝国主义殖民化、边缘化的外部危机。所以，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一是建立共产党，二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其三，中国革命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作为一场追求现代化的现实性、革命性实践运动，中国革命不仅展现了其本应展现的革命内容，而且还反映出合乎其革命内容的历史发展趋势。那么，中国革命究竟展现了何种特定内容的历史？概括来讲，中国革命深刻打破并改变了人类社会演进的一般规律，使中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并成功踏上以社会主义为本质规定的现代化探索之路。
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不仅具有思想上的现代化启蒙意义，它还突出地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的历史趋势。所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现代化为方向规定的社会主义革命中，马克思主义历史地成了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历史地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社会主义历史地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定向。正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社会的具体现实，才使得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交由了中国共产党，亦即托付给了彻底坚持以现代化为方向规定和以社会主义为本质规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要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发展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就必然会与社会主义建立起本质联系 。为寻求一种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相适应的思想理论，中国先进分子自近代以来不断尝试着各种理论或思想，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现代新儒家等话语在特定时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中国大地，但最终都没能成为指导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先进分子在比较过程中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就把社会主义作为“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由此呈现出社会主义的话语，从而深刻影响着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格局。
二、社会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关联的历史叙事
历史进程充分表明，中国要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不被淘汰，就必须顺应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趋势；而中国要建构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就必须经历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为之奠基。由于这场社会革命历史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以这场社会革命从一开始就显示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定向，而且这一定向也历史地决定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必然在中国建立本质关联。虽然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为马克思的跨越发展论提供了实践空间，但是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在中国所建立的本质关联及其实践要远比马克思的设想复杂和丰富得多，所以在中国语境中探讨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本质关联问题必须坚持系统性观点以及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思维方法。这也诚如有学者所言：“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是一个简单而明了的问题，但细微观之，这又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和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所提出，而人们尚未从整体上深入探讨的问题。”然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缘起与实践，无疑为我们透过简单现象从整体上探究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关系的本质提供了历史契机、研究样本与学理依据。
无论是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开启，还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所呈现的历史叙事都不是单纯由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历史文化传统所决定的，而是内部与外部、事实与价值、历史与未来多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 然而，当时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现实状况和中国遭遇西方现代化冲击后所呈现的实际状态，都决定了国际社会环境对中国启动现代化的影响必然置于突出的位置。正所谓“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但是，在开启现代化实践后选择何种性质的现代化模式，则是由现代化实践的领导者和现代化实践的指导思想共同决定的。在西方国家以侵略形式对中国展开现代化的强势冲击下，近代中国基于应激反应开启了以“模拟”形式求索现代化的初次尝试，一些学者就将开启现代化的过程归纳为“挑战-回应”的公式。“挑战”是指来自外部的现代西方世界以殖民现代化形式的挑战，其中心是西方国家以资本为核心原则的工业化冲击波；“回应”是指受到冲击后的中国在社会各方面作出的反应，其中心是基于生存诉求而进行的适应性改变。虽然这种解释范式并不能全面阐释中国开启现代化的历史缘由，但是可以借助这一解释范式的方法论原则作出如下判定：中国的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的辩证统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那么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在中国相关联的历史叙事也相应划归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历史阶段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前。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展开的现代化冲击面前，中国“已经达到了一个国家地位非常低落的阶段，低到只是保持了独立主权国家的极少的属性的地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实现从 “传统—现代”的转变，这一重任历史地落到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在内外交困、战乱频仍境况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一个积贫积弱、受制于人、引颈就戮的国家是无法改变现状、步入现代的，而“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只有“ 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近代中国不断衰败 、不断被边缘化的命运，也才能为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扫清障碍。可见，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追求的价值目标，但这个目标是建立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正是沿着以社会主义为本质规定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可歌可泣的解放战争，最终胜利扫除了阻碍中国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切障碍 。
第二个历史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马克思指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工业基础薄弱、农业发展缓慢、经济科技文化水平落后的基本国情，是新中国对旧中国全部生产力的承继，而快速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并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是新中国向社会主义转变进而实现工业化的前提条件 。为了在较短时间内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毛泽东提出要参照苏联经验优先发展重工业。“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对中国工业化起步具有决定性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然而，苏联模式弊病的日益显露也使毛泽东“发现苏联模式和经验与中国国情有较多差异”，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与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生产关系的建立必须适应生产力水平的实际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要实现全面、均衡地发展，“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所以，毛泽东果断提出要解放思想、以苏为鉴，突破苏联式教条主义的束缚，坚持自力更生和“两条腿走路”的原则，独立探索合乎中国实际的工业化道路。这不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即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而且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第三个历史阶段是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前。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深刻反思，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有了更加全面的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纠正了曾经的“盲目冒进的偏向”，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使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有了哲学依据。伴随着上层建筑对现代化实践的反馈，这一阶段关于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相关联的历史叙事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实事求是谋发展。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生产力和物质生产水平都还不高，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符合这一实际。第二，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必须将生产力的发展看作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只有将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才能使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中国在实现跨越发展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阔步前行，这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第三，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常变革，只有不断变革才能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始终充满生机活力。为了紧跟世界现代化发展步伐，必须实行改革开放，但是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改革开放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第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既是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本质区别的经济体制，又是将价值规律、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有机结合的公有制经济体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发展模式。
第四个历史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波谲云诡 、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肩负实现共同富裕、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谋篇布局、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新时代。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各领域的发展实现了深层次提升和根本性变化，意味着中国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也意味着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相关联的实践在中国大地焕发出强大生机。这一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体现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本质规定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最鲜明的特征、最突出的优势，这不仅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性质和未来走向，也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和磅礴力量。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穿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各方面、全过程，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不走封闭僵化老路、改旗易帜邪路的重要保障。第二，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习近平指出：“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要求把“蛋糕做大”的同时把“蛋糕”切好，在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三、中国式现代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守正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重大论断，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即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推动、开创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现代化，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有着本质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阶段的守正创新。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既不能成功开创也不可能继续前行。因此，厘清中国式现代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本质联系，是正确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必要前提。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科学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种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而无产阶级运动又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可见，人民立场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而这个立场又是人民群众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中主体地位所决定的。中国式现代化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立场的坚持，首先就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群众放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突出位置。习近平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近代以来，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是中华民族长久以来的价值追求，但这一追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只能成为一个虚无的想象。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人民的价值追求从想象变为现实，解决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领导力量问题，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组织基础、指明前行方向、积聚发展力量、擘画强国蓝图，最终成功开辟了合乎中国具体实际的现代化新道路。首先，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与西方现代化把物的增长和资本积累作为社会发展的核心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把人的价值与人的发展有机统一起来，把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中国始终把坚持人民至上原则贯穿现代化建设的各方面，始终运用资本的力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运用资本逻辑统摄社会运行谋求利润最大化，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分野。其次，中国式现代化高度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在中国百余年现代化探索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畏牺牲、浴血奋战，独立自主、艰苦奋斗，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增添了无穷力量。最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成就由人民群众检验。中国式现代化是否真正坚持人民至上，人民群众能否切实享受现代化成就，需要一个合乎实际的检验标准。人民群众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者，必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享用者，中国式现代化的是非得失必然由人民群众进行评判，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检验标准。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深刻揭露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根源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马克思指出，未来社会的“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恩格斯也指出，未来社会“通过社会化生产，……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可见，共同富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其中“社会化生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中介，“全体社会成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利益主体。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追求贯穿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与发展的全过程，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遵循。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指出：“这个富，是共同的富。”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深化对共同富裕的认识，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从制度设计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把共同富裕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反对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西方国家的“福利主义”，对共同富裕作出全面擘画、系统设计、总体谋划，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制度的不断完善切实筑牢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从实践方略来看，通过经济高质量发展把“蛋糕”做大、做好，注意正确处理增长和分配的关系问题，再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自觉主动解决城乡、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不断完善收入 、分配制度，防止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突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当然，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轻易实现，对其长期性、艰巨性要有充分的估计，坚持尽力而为、循序渐进、脚踏实地 、持续发力，不断取得更为明显的成效。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赓续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一重要论断不仅宣告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而且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必然趋势，即共产主义社会必将会在人们不断变革现存状况中逐步实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因为它不仅是具体制度的更替，更是整个社会的根本变革，而且还要经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长期发展。邓小平指出：“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习近平也指出：“共产主义决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但我们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观点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循序渐进、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确立了社会权利与社会责任、‘无形市场’与‘有形政府’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了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理念的实质性、普遍性、彻底性的人民民主政治，形成了能够包容各类无害性异质型外来文化的‘多元融合型柔性文化观念’”，等等。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所昭示的发展方向不仅解构了“历史终结论”、超越了西方现代化，还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书写了社会主义现代性新范式，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的蓬勃生机，实现了“西方现代化影响中国”向“中国式现代化重塑世界”的时代演进。
《毛泽东思想研究》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