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近代以来“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中，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现代化，既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模式特征。西方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发轫于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中国则是在回应“古今中西之争”的探索中，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现代转型新路。正是这种通过“两个结合”所重塑的中国文化主体性，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结构性力量的内在根基。科学把握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历史逻辑与世界意义，可以帮助我们深入认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这既有利于突破非西方世界的“他者困局”，形成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之基，也有利于揭示国家文化制度的建构逻辑，形塑文化体制改革中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现代性；文化认同；国家建构；文化政策
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1］其中就包含了如何科学回应百年来“古今中西之争”的方法论策略问题。
近代以来，中国选择何种现代化道路，一直都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或技术问题，而是对于古今中西复杂关系的哲学把握及其制度化实践。从晚清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等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知识精英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清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折中主义方法论，经“新文化运动”到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四个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一百多年来，“现代化”不仅是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图景，更是在近代“东方从属于西方”世界格局下的一种社会实践模式与制度安排，代表着中国人民如何科学回应“古今中西之争”、推进文化现代转型并重塑新的文化主体性的总体策略。
从人类文明模式看，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它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文明新形态。”［2］如何从理论上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和西式现代化之间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隐藏着全球民族国家关于现代化未来图景的重大理论问题：现代化是超国家形态的抽象普遍性还是基于民族国家历史文化形态的具体普遍性？具有不同历史文化条件的民族国家形态如何作用于现代化道路选择？这是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现实之问，也是不同民族国家在现代化浪潮中如何建设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历史之问。
习近平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包含政治经济因素所构筑的基础条件，而且包含中华传统文化所构筑的文化心理条件：“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4］习近平对中华五千年文明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关系的简洁深刻的阐述，清晰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化特性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也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指明了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高度重视文化条件及影响机制。
一、国家视野下文化主体性的中国特征
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民族国家在文化演迁中自主选择、自我表达、自我超越并保持自身文化特质的能力与状态，是一个民族精神独立性的核心标志，也是文化自信的根基所在。中华民族在文明演进的长河中，曾孕育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融汇诸子百家，吸纳道教和佛教精髓的中华传统文化，并长期保持高度的文化自信和强劲的文化主体性。近代以降，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扩张，古老的中华文明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天下体系”为内核的文化自信受到空前冲击，如何科学回应“古今中西之争”以重建新的文化主体性，成为中华民族面临的重大历史考验。
（一） 民族国家的世界语境下近代中国进入“世界之中国”时代
西方现代国家源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这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塑造了以人的主体性、理性至上、崇尚科学为特征的文化环境，并经由《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主权国家范式。这种在西欧内部通过思想文化解放、社会革命、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逐步形成的西欧现代化经验及民族国家建构模式，借助于现代化的早发优势向全球扩散，给东方世界带来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它不仅输出了现代化的理念与制度，也将其内在的竞争逻辑与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扩张模式带给了世界：“国际理论以及民族/国家意识形态都是建立在《威斯特发里亚条约》的精神上的。这一精神决定了在它的视野中不存在任何高于或者大于民族/国家的政治单位和政治利益，国家的政治至上性使世界变成非政治性的存在，变成一个自由争夺的生存空间。”［5］（P124）
基于西欧地方经验的民族国家型现代化模式，自觉不自觉地遮盖了西方社会与东方社会现代化的外部环境条件与内在的文化条件。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对外战争一败再败，中国迫于强大的外部压力转向现代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农耕文化形态为基底的中国被强行纳入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遵循市场法则的全球竞争格局，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不仅是军事的失利或经济上的被掠夺，更是一场深刻的原生文明认同危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国是在未曾经历西方那样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文化准备的条件下，被强行推入快速现代化道路的。
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深层次困境在于，基于华夷之辨、天下体系的文化主体性受到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而逐步消解，但中国却无法借鉴西方基督教底蕴的文化条件，西方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也不可能为中国建构新的文化主体性提供示范。中国人陷入了从器物技术层面学习西方而在制度伦理层面保留国故的空前思想困局，如何重建新的民族文化主体性成为一道横亘在中国人面前的历史性难题。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天下体系的内核建构了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中国人由此相信其文化具有普世价值，它建构了一种无外的、普世主义的世界图景，天下体系的合法性源于文化感召力与道德权威，而非主权边界的对等与排他。欧洲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则是一种基于特定疆域、共同历史、语言文化乃至想象的共同体的政治认同，这种认同具有排他性。进入近代，对于中国知识精英而言，从天下的文化优越感转向“东方学习西方”，文化自信失落，意味着中国从世界中心跌落为万国之一，从普世文明的承载者转变为一个需要为生存而学习其他文明和西方现代化方法的民族国家。
面对救亡图存的现实压力，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痛切地认识到，沿用旧有的王朝国家与天下体系框架已无法救亡图存，必须从一个以天下体系为本位、以华夏为中心的原生文明，转变为一个在世界民族国家之林中，需要被重新定义和定位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一转型过程，伴随着剧烈的“古今中西之争”，其背后的本质即是一个拥有原生文明并迥异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中国，在融入现代世界文明体系的过程中，开启了重建自身文化主体性的百年求索。
（二） 文化认同型国家的文化主体性内涵
文化主体性作为一个民族在“精神上的独立自主”［3］，拥有自我解释、自我界定、自我发展的权利与能力，意味着一个民族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能够自主决定其发展方向、内容和形式，不盲从于外部标准，不迷失于外来影响，具有创造性地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并将其融入自身文化体系，形成具有自身历史文化传统、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文化的能力。习近平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3］
在近代以前，这种文化主体性是清晰而稳固的。它以天下体系为基石，形成了一套自洽的空间性观念，其价值无需外求，其历史经验足以解释世界。这种基于夷夏之辨的文化自信，正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功能体现，它是一种不假外求、自我赋义的内在力量。
然而，当传统中国骤然遭遇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性时，其固有的文化主体性内核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现代性不仅带来了“西方中心——非西方边缘”的空间颠覆，更裹挟着一种新必胜旧的时间逻辑：“现代性的逻辑就是，新的就是好的，最新的就是最好的，因此青年必然胜于老年，而创新必然胜于守旧。”［6］（导言P10）面对这种陌生的空间观与时间观，植根于历史经验的空间性认知论显得力不从心，“中体西用”的百年论争、“科玄论战”等思想交锋，无不显现出在现代性面前，传统文化主体性陷入观念困局与失语状态。这种“古今中西之争”本身，折射出中华民族在东西方两大价值体系的冲撞中，在传统与现代间寻找自身存在合理性与未来发展方向的艰难努力。
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和国家相比，中国拥有自己的国情特色。中国国家建构的文化属性，就体现在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国家实体化，国民的文化身份与国家认同通过世俗生活（而不是神圣生活）得以互嵌：“其一，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家与国具有同构性，国家是集家而成的政治共同体；其二，中国是一个传统文化和制度早熟的国家，在围绕着‘修齐治平’的中轴所建立起来的生活体系之中，国家力量深入到人们的人生理想与生活实践之中；其三，中国是一个以世俗生活为主体的国家，国家是组织、协调和主宰世俗世界和世俗生活的唯一力量。所以，传统中国所凝聚起来的中华民族虽然是一个‘文化民族’，但这个民族却是以‘国家’为核心的，尽管这个‘国家’不是现代国家。传统中国的这种状态完全不同于其他民族与国家的前现代状态。”［7］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得以在世俗社会实现内在的有机衔接，这就是中华文化以国家形态存续五千年而传承不辍的深刻内在原因。
以历史文化为底本的根基性叙事，揭示了中国作为文化认同型国家“社会—文化”机制的包容性特征，认同的边界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没有绝对的‘他者’，只有相对的‘我者’。”［8］（P20）相比于宗教与民族的排他性，文化的边界只是一种柔性区分，不存在绝对的敌人，即使是没有开化的夷狄，只要受到中华文化的教化，也可能从“他者”转化为“我们”。作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天下是普世的、绝对的，而夷夏却是相对的、历史性的和变动的。这就是中国作为文化认同型国家的开放性、和平性和包容性，与宗教认同及民族认同型国家的排他性有根本性区别：“不拒他者是中国的传统精神，而民族主义之类才是西方的思维。”［5］（P12）马丁·雅克对此也有着深刻观察，他认为西方传统更为强调武装力量，而对中国而言，“文化的力量远比武装力量和军事实力重要”；西方的“普世性”往往通过政治控制和军事力量推行，其最高形式即为殖民主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文化力量则建立在对“‘全人类文明’的尊崇之上”，致力于实现一种“超越国界疆土的人类大同社会”，这也构成了中国看待世界的独特方式［9］。
这种文化边界的柔性与开放性，与西方民族国家及宗教认同的排他性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为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提供了内在保障。这种独特性也使得近代中国面临的挑战尤为复杂和深刻。近代百年来的“古今中西之争”，体现的即是文化认同型国家的内在逻辑同西方民族认同型国家的模式之间的激烈碰撞，以及时空坐标的全面错乱，中华文化陷入了深刻的主体性危机：“文化主体性问题，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文化发展道路上不断触及的问题。不同时期的‘古今中西之争’，实际都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10］但对于中国这种原生型文明来说，文化主体性的重塑绝非简单抛弃天下体系、照搬移植西式民族国家制度即可完成，恰恰相反，它是一个西方经验无法包含的原生（广义儒家）文化转型过程，是要在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之间复杂互动中，完成新时代对中华民族自身文化主体性的构建，以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性驱动力。
（三） 近代对于中华文化主体性重塑路径的探索
面对深刻的文化主体性危机，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开始了前赴后继的探索。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器物模仿，到“中体西用”的文化抉择，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激烈反思，每一次探索都是对“古今中西之争”的重新审视，也是对中华文化主体性重建路径的艰难尝试。
但因为文化主体性深深植根于国家建构的政治实践和历史叙事的动态演进之中，重建新的文化主体性的道路尤为艰难。尽管国家作为特定疆域内政治、经济、社会力量的组织核心，为文化主体性的确立与彰显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框架、制度保障、物质资源和发展动力，但作为一个原生文明转型的现代国家建设实践却遇到重重阻力。千百年来，中国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相重合的存在，王朝国家形态与政治经济共同体共存于一个大结构中，家国同构的文化传统使得文化认同与政治归属感在多数时期呈现出内在的一致性。进入近代民族国家的建国道路后，原先在王朝时代不成问题的“中国”（国家）认同，却因为近代“夷夏”反转、文化认同到国家认同的逻辑断裂［13］，演变为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紧张，这种紧张集中体现为困扰近代以来无数中国知识分子百年的“中西体用”悖论问题。
严复对“中西体用”悖论有着高出同侪的深刻理解：“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11］（P559）严复认为体用问题承载着中西方不同文明体的结构，而结构是不能拆散使用的，必须保持结构的一致性。严复批驳了割裂体用的文化折中主义中的悖论，认为把“中学之体”与“西学之用”实现连接，就如同将“牛体马用”组合起来一样，是行不通的，“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11］（P558）。仍然停留在农耕社会的近代中国，面对西方挑战时在科技、军事和经济社会上遭受失败后遇到整体性的思想困局：一方面是几千年文化传统与历史经验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是物质层面的一再失败，失去了支持传统文化优越论的事实基础，结果只能陷入体用之间的逻辑悖论。
正是深刻洞察到中华文化面临根本的主体性危机，严复提出要从历史叙事也就是中华文化的根源上入手，通过对中华文化的创新转化来实现中华民族现代化的总体策略：“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11］（P560）“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且守且进，此其国之所以骏发而又治安也。”［12］（P119）“统新故”是阐发中华文化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之义；“苞中外”是阐述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要通过嫁接西方文化补齐短板而推动中华文化的新变。“非旧无以为守”的“旧”，是指中国的历史文化典籍，正是广义儒家文化的底蕴支撑了中华民族既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又维护民族国家特性的文化独特性，是中华文化主体性之基。一个“守”字极尽其高明，阐明了中华民族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中国不同于他国、中国现代化道路也必不同于其他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文化条件。
对中国宗法社会与西方国家社会的属性差异的区别，凸显了严复对于现代化道路中文化建构民族国家作用的深刻理解。严复从中西文明比较的视角理解中国现代化，其思想深度远超同时代的洋务派与“五四”后的“西化派”，然而，从早年倡言“西学”到晚年提倡保存“国性”的转变，折射出他一生徘徊于西方文明与中国文化之间的思想困境，凸显了中国文化转型之变革与认同两大主题间的深刻张力［13］。
中西体用之争的本质，体现的是国家建构视角下中华文化主体性重建的方法论差异。尽管严复等知识分子提出了极富洞见的策略，但在清末民初的动荡时局中，近代中国的各个政治精英群体，无论是洋务派、维新派还是早期的革命党人，都未能真正找到一条能够将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有效统合起来的实践路径。而破解“古今中西之争”这一任务，最终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二、新的文化主体性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对于执政党来说，“古今中西之争”既是历史问题也是时代问题。面对“古今中西之争”的百年困局和文化主体性失落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通过“两个结合”的创新，系统回应重建新时代文化主体性的方法论问题。如果说“第一个结合”主要是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为文化主体性的重建奠定了政治前提，那么“第二个结合”则是从根脉上解决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独立和文化发展问题，为新时代文化主体性的建设开辟了新路。
（一） “第二个结合”如何化解“古今中西之争”
一方面，“第二个结合”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难题，提出了科学方法论指引。
第一，它通过有机结合超越了体用二分的思维定式。“第二个结合”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3］。这个“新的文化生命体”既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抽象，也不是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归，而是一个基于社会主义实践之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明新形态。在这个新形态中，体与用的二元对立界限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魂脉）构成了新文化生命体的指导思想和核心骨架，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精华（根脉）则为其提供了丰厚的血肉滋养、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深远的历史纵深。二者内在融通，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体与用，实现了更高层次上的体用贯通。
第二，它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避免了全盘西化与文化复古的二元对立。“第二个结合”的基本实践路径，就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是解决古与今的矛盾，即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使其与现代社会特别是科技发展进步相适应。创新性发展是解决中与西的矛盾，即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进行文化内容的丰富和形式的创新。这一过程，既坚守了中华文化的本位，避免在现代化浪潮中迷失自我，走向历史虚无主义，又以开放的胸怀吐故纳新，避免故步自封，走向文化复古主义。
第三，它通过巩固文化主体性为现代化提供了内生动力。习近平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3］这种高度的文化自信和自觉，正是源于新的文化主体性的确立与巩固。只有一个拥有强大文化主体性的民族，才能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不再被动地应对外部挑战，而是主动地、创造性地解决自身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这正是中国在后发现代化国家中能够走出独特成功道路的文化密码。
另一方面，“第二个结合”激发了中华文化固有的创新机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思想，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中华文化本身具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品质，一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即爆发出自我更新的巨大潜力，体现为一场由深刻的文化自觉驱动的“文化内爆”过程。
“文化内爆”是指民族知识精英借助民族精神文化的存量资源，在民族国家现代化目标的引领下，推动民族主流文化形态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体现为民族文化观念和制度创新在特定历史节点上的集中呈现和大规模迸发。
“内爆”（Implosion）本是物理学概念，指事物内部的聚爆而消除了事物之间的界限，导致这一事物走向死亡。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引入了这一术语，认为在电子内爆中，媒介与信息的界限消失了，媒介即信息，阐述了新的信息存在和传播方式。鲍德里亚进一步发展了“内爆”概念，用以指大众传媒中由于符号的过度生产而产生意义扭曲的问题，将“内爆”定义为事物边界和意义的消失。“内爆”体现为导致各种界限崩溃的社会熵增加过程。
本文所言的“文化内爆”，不同于物理学或后现代理论中带有消解、坍塌意味的“内爆”，而是强调在守住文化根脉基础上的化学反应，体现为新观念、新范式、新话语的集中涌现和广泛扩散。在此基础上，“文化内爆”既是指重大社会转型时期传统主流价值意义的消失，如晚清李鸿章所言“孔子不会打洋枪，今不足贵也”即此类，也指社会新观念、新术语和新理论大规模集中式呈现，以替代旧观念、旧术语和旧理论，并形成渗透于各个社会角落的蜂鸣效应，而不只是某种局部的、零星的知识群体或者媒体现象。这种发生在文化、价值与审美层面的整体性精神变迁，不仅为制度创新、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生活方式变革和国家地缘扩张提供了内在动力，更深刻地推动了社会结构、话语权力与价值体系的分化重组，其最终结果便是传统社会赖以维系的等级秩序、身份壁垒与权利边界全面消解，整个社会进入一个边界模糊、流动性增强的“熵增”状态。
例如，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等有识之士开始有意识地翻译西方图书报刊，清政府也设立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机构，梁启超创办大同译书局，中国留日学生成立译书社团，商务印书馆等民间出版机构也大量翻译西方经典著作，大量的新概念、新观念和新思想渗透于社会各个层面，一批新的学术和话语进入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促使人们重新审视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冯天瑜对近代汉字新词汇的研究，恰好揭示了清末民初“文化内爆”的历史现象。经过知识精英在传统框架内的理性选择，清末民初大量的汉字新词涌现，其中就包括日制新语的“滔滔入华”［14］。这些新词既承续了传统文化，又容纳了现代新意，为中国的学科建制、思想革命提供语言工具。
“文化内爆”以知识领域的古今中西之间的对接与新变为表征，体现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冯天瑜以元典精神对近代化的独特作用为切入点，作了一个文化学意义上的解释：“中华元典精神的上述成分切合了近代中国全时段或某一时段的需要，而中国人在近代社会实践中又对上述古老观念加以转型与重铸，并与西学的某些对应部分接轨，使其如同火中凤凰，在涅槃中赢得全新的生命。”［15］
历史经验证明，每在重大历史关头，正是通过“文化内爆”，中华文化发挥着类似西方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独特作用。“轴心时代”产生的文化元典，凝结着该民族在以往历史进程中形成的集体经验，正是蕴含在中华元典中的忧患意识、日新自强观念、“汤武革命，顺天应人”思想、华夷之辨、“内华夏外夷狄”的民族意识、民为邦本的政治理念等“全息性文化基元”［16］，同一时期，大量西方思想观念通过翻译涌入中国，知识精英在学习新思想新技术并不断推进全社会的观念创新和制度创新试验的同时，也在不断探索古今中西文化相融合的路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在近代中国救亡保种的外部环境催化下最先苏醒并活跃起来，发挥出改天换地的巨大力量，最终形成了以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大规模“文化内爆”，以民族文化现代化的新进展为中华民族的振兴提供思想武库。
在回应“古今中西之争”的过程中，“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和深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探索，掌握了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方法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3］“第二个结合”正是这一历史条件成熟和时代需求的产物，它所塑造的新的文化主体性，正在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
（二） “两个结合”：立足实践融合生成的文化新质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深陷于文化主体性危机的中国知识精英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能够超越“古今中西之争”内在矛盾的思想武器，突破了近代中国思想界长期困于中体西用框架的思想僵局。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源于西方社会实践又深刻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科学理论。它既是西学的产物，又为批判西学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文明提供了锐利的武器。这使得中国先进分子在接纳马克思主义时，能够同时收获两重理论价值：一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与社会革命理论，获得与现代世界对话的能力（解决了“中”与“西”的问题）；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史观，提供了一种科学审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科学方法论——它不像清末民初部分激进知识分子那样，简单地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传统文化的“罪孽”，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也不像晚清文化保守主义者那样“天不变，道亦不变”，固守传统而无视时代变迁。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一切文化都是特定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物，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局限性。正如毛泽东所言：“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17］（P1516）这种精神上的主动，正是文化主体性开始觉醒自为的标志。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不仅使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且逐步形成了融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一体的现代文化形态，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所形成的文化新质，这为新的文化主体性浇筑了马克思主义的“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18］这一理论创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文化主体性建构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它不再是将传统文化仅仅视为可供选择的“资源”，而是将其确立为“根脉”，与马克思主义“魂脉”内在契合、互相成就、有机统一，形成一种包含文化新质的新时代文化主体性框架。新的文化主体性特征及其所包含的文化新质，主要体现为：
首先，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确立。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党的灵魂和旗帜。”［19］“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3］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文化生命体中的“魂脉”地位，通过一系列制度化、体系化的建设得到前所未有的巩固。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坚持，绝非教条式的复述，而是在“两个结合”的实践中，使其与中国的国情、历史和文化深度融合，将其作为一种根本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了一种总体性的价值目标，嵌入文化建设的全部实践。它让文化承载起“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社会功能，造就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石。
其次，体现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文化主体性的一个核心标志，是拥有解释自身、解释世界的话语权和理论创造力。进入新时代以来，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大战略任务，我们正经历一场从“以西释中”到“以中释中”的深刻转变，这场革命的动力，正是“第二个结合”提供的思想引擎。例如，“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原创性概念，其“魂脉”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和人民主体思想，其“根脉”则源自中国古代“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创新概念和话语，也是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人口规模、独特国情相结合的思想产物，是“以中释中”乃至“以中释西”的范例。
第三，体现在建成系统完备的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新的文化主体性离不开对中华历史文脉的赓续与传承。“第二个结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到“根脉”的高度，直接推动了我国文物和非遗保护事业进入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新阶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保护体系。新时代，我国建构起世界最大和最为系统的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特别是对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被提升到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战略高度，长征、抗战等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让革命文物从静态的遗产转变为鲜活的教材，成为“魂脉”与“根脉”在历史交汇点上的生动见证。
通过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遗产保护不再是被锁在库房和禁宫里的物品，而是融入当代生活场景。近年来，故宫文创的出圈，《唐宫夜宴》《只此青绿》等舞蹈诗剧的火爆等，都是“根脉”在现代审美和技术赋能下的有效活化，使古老的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出璀璨光芒，转化为滋养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认同的当代价值。
第四，体现在建立了规模宏大、结构优化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文化产业是传播文化价值、提升文化影响力的重要载体，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主体性强弱的重要标志。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文化产业展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和结构优化趋势。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爆发式增长，是“文化内爆”能量在经济社会领域的直观投射。相关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191423亿元，营收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7.1%［20］，这种规模性的增长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文化主体性在市场维度上的有力彰显，表明中华文化拥有了将自身丰厚资源转化为强大产业实力的能力，文化产业已逐渐成长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在文化产业收入与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文化产业的产业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革。2024年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占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34.8%，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文化新业态行业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57.9%［21］。微短剧、网络文学、数字文博等新业态的爆发式增长，显示出文化产业正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型。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和商业模式，如沉浸式演艺、数字人、AIGC内容等，催生了网络文学、动漫游戏、智慧文旅等一系列新业态，正在推动文化产业从低技术行业向高技术行业加速演进。这种融合，使得文化表达更具时代感和冲击力，极大地拓展了文化发展的空间和可能性。
第五，体现在“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全社会共同富裕的制度安排。新的文化主体性立基于人民主权，体现为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幸福权。如中国关于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的制度设计，为全世界贡献了中国经验。2012年到2020年，中国政府使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中国社会的绝对贫困问题。过去40年来，中国的收入水平增长了10倍以上，超过7.4亿人摆脱了贫困。中国对共同富裕的追求，根植于“天下为公”的传统文化基因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了新的文化主体性在价值取向上的根本不同，即发展为了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
第六，体现在国家文化软实力稳步提升，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文化主体性的增强，必然会表现为文化影响力的外溢，体现在全球文化软实力格局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上。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探索建立“非对称竞争”的新模式，对外文化贸易实现了从量到质的飞跃，不再仅仅依赖电影、出版等西方主导的传统赛道，而是在网络游戏、短视频、网络文学等新兴领域实现了弯道超车。同时，泡泡玛特等公司的系列产品风靡全球，这类文创产品并未刻意强调中国元素，却以共通的情感和审美赢得了全世界的喜爱，这展示了一种更高级、更自信的文化输出策略——不靠解释中国，而是在全球流行文化生态中自然流动。这是文化自信达到新高度后从刻意输出走向自然吸引的质变。
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二者呈正相关关系。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地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全球议程设置能力明显增强的背后，是深厚的文化自信和日益增强的国际话语权。中华文化感召力也在显著提升。英国品牌金融咨询公司的《全球软实力指数》显示，中国文化软实力排名已从2024年的全球第三跃升至2025年的第二位，仅次于美国［22］。这一跃升是综合性的，它源于中国强大的国家现代化领导力、自主的知识体系、充满活力的文化产业、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以及日益扩大的国际文化影响力。基于“两个结合”所塑造的新的文化主体性，重塑着中国的文化面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厚和持久的推动力。
三、建构新时代文化主体性的当代意义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刻认识并系统建构中华民族新的文化主体性，已然超越单一的文化议题范畴，升华为一项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宏伟事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的重要任务。“第二个结合”作为文化现代转型和文化现代化方法论的确立，推进了新时代文化主体性的重塑，从文化条件上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内涵区别，从文明转型的宏观视域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全球价值。
（一） 理论上提供了突破非西方国家现代化“他者困局”的文化视域
长期以来，现代化叙事被西方话语所主导，形成了一种稳固的话语（理论）霸权——“西方中心论”。西方凭借长期占据知识生产与解释的主导地位，将西方文化（西方现代化模式）塑造为一种既能解释他者又能解释自身的普遍知识体系；其他文化则被贬抑为仅具特殊性或地方性的知识体系，既难以解释他者，又缺乏自我反思的合法性。在这种话语霸权下，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探索要么被视为对西方模式的拙劣模仿，要么被贴上“异端”或“威权”的标签，其内在的文化逻辑与价值追求被系统性地遮蔽和误读。
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源于模式示范效应与500年来积累形成的理论优势地位。依托科技革新与资本主义全球化，西方世界取得了对于东方世界的压倒性胜利，实现了西方的现代文明模式向世界扩散的过程。经过500年的经营渗透，西方为全世界建立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参照系，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美国的文明模式，已具有世界性的影响。这一方面让西方学术界形成了一种理论上的傲慢与偏见；另一方面引导非西方世界用一种基于欧美区域经验的普遍主义来理解世界的现代化特征，使非西方文化陷入自我他者化与文化自卑。即便艾森斯塔特等学者的多元现代性理论试图解构西方中心论，仍被认为存留西方预设框架，本质上仍是西方人类学视角的变体［23］（P225-248）。
西方中心主义塑造了非西方世界的“他者困境”：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要么全盘接受西方模式从而丧失自身主体性，成为西方的“他者”；要么固守传统而被排斥在现代世界体系之外，同样沦为“他者”。“他者困境”在理论上和意识形态上造成了后发国家的破局难题。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中，以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民族国家独立为首要前提的现代化［2］。借助于文化的现代转型和新的文化主体性的重塑，中国式现代化正在形成一种基于新的现代化理论和话语体系的文明新形态，它与中国现代化实践成果相结合，形成了突破“他者困局”的模式示范和中国经验。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话语的知识体系和文明转型范式，既具有中国经验的独特内涵（地方知识），又包含了全球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意义（普遍性知识），从而形成了对“他者困局”的超越。作为一种原生文明的转型范式，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对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即形而下经验总结，也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实践形而上的阐述，即中国作为文化认同型国家的现代化实践，相对于西方民族认同型和宗教认同型国家现代化经验的相对性和多元化，又具有人类文明现代转型的普遍性和同一性：“（相对性和多元性）并不意味着：存在着某种知识体系，它永远只能是关于某个地方的特殊表述而不可能具有普遍意义。”［24］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的经验证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意指，并非仅仅体现为建构差异化话语，以表达多元性与差异性，而是要从人类文明的框架上突破西方固有的“他者”范式的束缚，以建立东方与西方、中国与美国平等对话的实践与经验、学术与话语的坚实基础，最终达成从西方单面普遍主义转到东西方互相学习借鉴的正循环：“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25］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和战略性框架的提出，以及通过“文化内爆”推动社会外爆的现代化路径特征，为其他后发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参照，也为东方世界突破“他者困局”提供了一种现实的路径。
通过“第二个结合”重建文化主体性的中国经验，为非西方国家破解“他者”困局提供了来源于实践的智慧启迪。它昭示着：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国家只有植根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将外来先进思想文化与自身文明基因深度融合，才能找到真正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科学道路。中国的经验表明，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非现代化的阻力，而是其现代化进程中最深厚的动力源泉。
（二） 实践上提供了夯实“四个自信”的基石
没有坚定的文化自信，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任何民族的文化自信，都源自对本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肯定、认同和维护。新时代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在实践层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文化根基，并以此凝聚起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由“两个结合”塑造的新的文化主体性，正是社会主义文化新质的实体内核：“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3］正是基于“第二个结合”建立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使中国人对自身的道路、理论和制度形成了发自内心的自信与自豪。这种自信不再是建立在与西方的简单比附之上，而是源于对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认同，源于对中国人民百年奋斗光辉历程的自豪感，源于对中国式现代化宏伟实践的坚定信念。
坚实的文化主体性是国家认同的核心，也是民族凝聚力的向心轴。在思想文化领域交流交融交锋日趋复杂的全球化时代，一个清晰、自觉、强大的文化主体性，能够构建起一道坚固的精神长城，有效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等错误思潮的侵蚀，形成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构成的文化谱系成为全体人民共享的精神家园，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蕴藏在亿万人民之中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创造活力就能够被最大程度地激发出来，成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推动力。这种基于高度文化认同的文化凝聚力，正是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战胜一切风险挑战、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最具价值的战略资源。
（三） 制度上提供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指导
“第二个结合”的深入推进与新时代文化主体性的确立，为国家在文化领域的制度构建与治理实践提供了根本性的理论指引和清晰的价值导向。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立基于民族认同型和宗教认同型国家性质之上，中国的现代化理论和政策则立基于文化认同型国家性质之上。这就要求梳理中国作为文化认同型国家特殊的政策基础理论，建立起区别于西方宗教认同型和民族认同型国家的政策逻辑。
基于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理论和民族认同型国家属性——国家认同的框架下文化认同被包含在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之内。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国家，文化常被视为个人选择或市场行为，政府的角色被定位为促进者，通过“一臂之距”的原则与文化市场和艺术创作保持距离，这些国家倾向于构建一种政府与市场、艺术创作保持一定距离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与其民族/宗教认同优先、公民社会相对独立的国家结构相关。自轴心时代始，中国天下体系的建立，将国家治理体系设想为一个由关系理性所建构出来的政治系统及其世界秩序，就内置性地将文化事务与国家公共职能连接在一起。进入近代以来，对民族国家文化的保护传承逐步成为国家的公共职能。“文明的统一性是中国政治毋庸置疑的第一要务”，“维护、保持这种文明的统一性，被视为国家的神圣职责，因此国家被赋予了远超传统民族国家的权威和合法性”［26］（P181）。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将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获得的收益，投入国家文化保护传承系统的建设，相继设立完善的国家语言文字保护传承系统、国家文物保护系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系统、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国家广播电视传播系统、国家文学艺术创作传播系统等文化事业机构。国家文化政策设计，必须平衡文化产品的市场逻辑与公共利益诉求，兼顾政策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习近平指出：“衡量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最重要的不是看经济效益，而是看能不能提供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27］（P311）这种以保护民族国家文化同一性和延续性的文化政策系统和国家公共职能系统设计，正是基于中国文化认同型国家的特性，体现了国家文化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的基本原则。
四、结 语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深层结构上是一场深刻的文化现代转型与意义重建。面对近代以来“古今中西之争”引发的文化主体性危机，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百余年的艰难求索。本文立足于中国作为文化认同型国家的根本属性，揭示了这一属性如何决定了中国的国家建构逻辑、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以及文化主体性重塑的极端重要性。不同于西方的民族或宗教认同型国家，文化认同是中国国家认同的基石，中国的现代复兴也必然始于文化自觉与自信的重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为破解长期困扰中国知识界的思想难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它通过有机的化学反应，超越了“体用二分”的思维定式，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内在融通，最终完成了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创造性重塑。这一新的文化主体性，内在地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与价值取向，最终凝结为一种区别于西方模式的、具有鲜明中国特性的新文明形态，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现代化作为历史趋势，其实现路径却因各国初始的历史文化条件而殊异。文化与历史作为地方性知识，无法像技术和资本一样实现全球兼容。立足于此，中国式现代化在鲜明特色中彰显了普遍性启示。中国式现代化所塑造的新的文化主体性，其世界性特质就体现在：它不是追求成为另一个中心去取代旧的中心，而是以自身的文化转型实践，示范了一种多元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它不是将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而是倡导不同文明平等对话、互学互鉴；它不是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而是致力于推动构建一个惠及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这正是“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3］所蕴含的深刻世界意义。它雄辩地表明，一个文明体在坚定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也能够以平等的姿态承认、尊重和欣赏其他文明的主体性，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富有建设性的对话、交流与互鉴，最终致力构建一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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