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5年第6期

［内容提要］近年来，西方政坛引人注目的变化是民粹主义思潮与极端政党融合聚变，加剧了西方政党政治极化、民粹化、碎片化等异化倾向。长期被视为异端的极右翼民粹政党入主欧美各国政坛，使西方政党精英政治变异为民粹政治；一味追求高票率的多党竞争加剧多党恶斗，多党民主政治异化成否决政治；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越来越被种族矛盾、性别矛盾、地域矛盾等所掩盖，非阶级因素对政治的影响不断扩大；金钱政治主宰选票政治，“一人一票”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金钱换选票的不公平。极端民粹主义政党主导西方政坛，不仅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而且会导致多党民主日益异化成民粹政治、否决政治、身份政治、金钱政治，最终将会使西方民主政治陷入制度困境不能自拔。

［关键词］民主政治 政党政治 民粹主义 极右翼政党

近代西方政治是以“民主、法治、权力制衡”为核心、通过代议制民主和宪法约束国家权力的资产阶级民主而闻名于世的。代表着不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各类政党通过执政或参政、组织社会运动等形式，活跃在西方各国政治舞台上，是西方政治长期起主导作用的力量。但在当今世界正面临地缘政治冲突不断、逆全球化大行其道、经济增长动力缺失、经济不平等加剧、发展成果被少数人占有的背景下，民粹主义政党快速崛起，西方政党政治呈现出右翼民粹政党极端化、左翼政党碎片化、票选民主与多党制衡日益极化等异化现象。

一、政党精英政治趋向民粹政治

自由、民主、人权、宽容是西方“政治正确”的重要标识，也是包括左翼政党在内的西方主流政党的基本价值观。然而，进入21世纪后，“冷战思维、霸权主义、保护主义阴霾不散，新威胁新挑战有增无减”。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煽动“阿拉伯之春”和发动对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等一系列战争，导致史上最大的难民潮。一波又一波难民和非法移民涌入，引发欧美各国民粹主义情绪高涨，西方政党政治面临严峻挑战。

2014年是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崛起之年。在当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和反欧盟的政治派别势力上升，以激进民粹主义和排外政策吸引选民的左、右翼非主流极端政党表现抢眼，都取得意想不到的得票率，进入欧洲议会的议员大幅上升。一些反建制的极右与极左民粹主义政党假借民意和社会公正的道德高地，刻意迎合和放大社会非理性情绪，以尊重民众意愿为口号，主张按网络自由和网络民主规则重构政治秩序，赢得部分民众支持而快速崛起，欧洲政党政治进入新的重塑转型时期。

近年来，长期被视为异端的极右翼民粹政党入主各国政坛，成为主流政党，是欧洲政党政治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利用法国人对法国历史传统的优越感和对外国移民及穆斯林群体快速增加的焦虑感，鼓动排外情绪，其民调支持率一直领先，现在在法国国民议会中位列第三。由于大量难民涌入，德国财政支出和公共服务承受巨大压力，仅2025年上半年用于难民的支出就高达87亿欧元，较2024年同期增长19%，使受乌克兰危机拖累的德国经济雪上加霜。2025年2月提前举行的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主张驱逐非法移民、限制外国移民获得社会福利保障的德国极右翼选择党得票率达20.8%。德国福沙舆论调查所2025年4月29日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6%，超过联邦议院第一大党联盟党的24%，是德国目前民调支持率最高的政党。在2024年欧洲议会、欧洲各国议会及地方选举中，右翼民粹政党的支持率群体性上升，在多达16个国家的支持率突破20%，在欧洲议会的720个席位中占187席。目前，极右翼政党已在意大利、芬兰和荷兰等国执政。以反移民著称的英国改革党的民调支持率遥遥领先于执政党工党和最大在野党保守党。波兰、匈牙利等国通过立法限制难民就业和福利，引发人权组织抗议，国内政治矛盾加剧。

同极右翼政党相比，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并不以反移民为主要目标，而是突出“社会底层”反抗精英政治的特色。法国梅朗雄的“不屈法国”、西班牙“我们能”党、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等都主张通过“公民革命”打破传统政治格局、鼓励公投式直接民主、支持少数族裔权益、“疑欧反欧”、反对自由贸易、要求平等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虽然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发展势头不及极右翼政党，但其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左翼激进主张也获得了部分中下层民众的支持。2024年7月的法国国民议会选举中，由“不屈法国”主导的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获得182席（其中“不屈法国”占76席），成为法国国民议会的第一大党团。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曾以激进主张赢得大选，取得执政地位。这些激进左翼得势，并不是因为它们的理论多么先进、自身能力有多高，而是其反传统、反精英政治的民粹主义主张，容易为那些渴望平等公正的中下层民众接受，从而赢得较高支持率。

作为“民主灯塔”“自由领袖”的美国，一直存在种族歧视、枪击案频发、非法移民暴增等问题。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严重，党争激烈。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深受民粹主义影响的共和党参选人特朗普走极端、博出位，利用部分白人对现状不满，炒作非法移民威胁，煽动排外主义情绪。他还以政治“圈外人”自居，宣泄反体制、反精英诉求，打着“美国第一”的民粹主义旗帜，哗众取宠，以不断推高自己的支持率，最终成功登上总统宝座。2024年11月，特朗普再次赢得总统选举后，将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推向极致，不仅对价值观不同的国家加征关税，也对其盟友加征关税，“美国第一”“白人至上”的极端民粹行为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尽管特朗普我行我素，其对手也无可奈何。

影响欧美政党政治民粹化的因素复杂多样，移民潮、高通胀、经济长期低迷等问题交织，是推动传统政党政治变化的主要因素。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多国经济增长乏力，有的甚至负增长，意大利、希腊等国深受债务危机困扰。尽管欧盟出台多项经济刺激措施，但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欧洲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加上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乌克兰危机引发欧洲能源价格波动，外部市场需求疲软，地缘政治环境持续恶化等，导致社会保守和民粹情绪飙升。而主流政党及政治精英应对无力，民众失望和不信任情绪蔓延，传统的社会党、保守党等主流政党选票快速流失，力量下行，政治精英与草根之间的鸿沟扩大。极右翼民粹政党乘虚而入，高举反文化多元主义大旗，宣扬本土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以排外和反移民等保守政策迎合选民关切，极端民粹思潮甚嚣尘上。各种内外因素叠加，加剧了欧洲主流政党内部的矛盾和分裂，也助长了欧洲政党政治民粹化、极端化之风。法国国民联盟、意大利兄弟党、德国选择党等通过渲染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以反移民、反欧盟等口号吸引选民支持，加速右翼民粹政党崛起。然而，极端民粹政党不仅不能带来民主，反而会挟持民意，冲击民主政治秩序。极端民粹政党不仅冲击西方政坛，打乱传统政治钟摆频率，而且严重挑战西方民主政治传统，引发主流政党恐慌。

二、多党民主政治异化成否决政治

西方国家视“三权分立”为最完美的政治体制，把多党竞争、“一人一票”看做是民主合法性的唯一标尺。实际上，西方多党制下各党的政策主张并不相同，有的甚至相互对立。右翼保守政党崇尚自由竞争，要求放宽政府对企业和经济的干预等，这受到企业家、投资人和私人公司等的欢迎。左翼政党主张社会正义和公平、扩大民主参与、关注弱势群体权益、重视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维护公共利益、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纠正市场失灵和社会不平等。有人将西方左、右政党轮流执政的政治钟摆效应表述为：右翼政党为了赚钱，主张减税，为自由竞争提供各种便利，做大市场上的蛋糕；左翼政党主张财富再分配，国家财政支出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没钱了就选右翼政党上台，有钱了就让左翼上来，成为西方选举的常规。左、右翼政党此起彼伏的政治博弈与制衡，多以裹挟民意、绑架国家利益、加速国家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为代价，导致议会民主变成极化民主。利益和金钱驱动下的“一人一票”往往很难表达真实民意，也选不出公认的优秀的领导人。一味追求高得票率的多党竞争会加剧多党恶斗，使民主政治变成否决政治，票选的合法性流于形式。在紧缩与反紧缩、保守与开放、民主与民粹、“本国优先”与全球化等问题的选择上，欧洲自由派政党与保守派政党、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等两大政党阵营在政治理念和政治主张上渐行渐远，党争非理性化，政治极化加剧，为反对而反对的否决政治盛行。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开放的欧洲”和“封闭的欧洲”等诸多矛盾冲突引发西方政党政治结构裂变。一些国家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在遇到重大矛盾和政治难题时，习惯诉诸“全民公投”以止民意纷争，像英国的“脱欧”公投，以非常微弱的多数通过，结果却带来更大的社会分裂。近年来，欧洲深受乌克兰危机等一系列地缘政治危机的影响。这些危机不仅加剧了欧洲内部的分裂和矛盾，也加速了欧洲政党政治分化。极端右翼政党利用地缘政治危机，渲染外来移民和伊斯兰教对本国文化传统的威胁，反对主流政党的多元包容政策，以西方中心主义偏见裹挟民意，挑起对立，使欧洲政党陷入“非此即彼”的政治极化漩涡之中。由于主流政党进退失据，极端民粹政党主张赢得更多选民支持，欧洲政坛“黑天鹅”事件频发，过去不入流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顺利上位，打乱了欧洲传统政党政治格局。由于多党恶斗，互不妥协，一些国家的政府经常难产，甚至出现长期无政府的局面。例如，在荷兰2023年大选中，有15个政党进入议会，因四个右翼政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内部意见不一，荷兰新政府组建耗时多达七个多月。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发生深刻变化，家庭结构多样化，多元文化相互碰撞，种族矛盾激化，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年轻群体“向左转”，精英政治和民粹政治冲突不断。面对严峻挑战，主流政党未能及时调整政策以适应选民需求变化，导致其与民众诉求脱节。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为得到更多选票和献金，主动向各自“原教旨”立场回归。民主党主张保护少数族裔、跨性别人士和外来移民的自由平等权利，而共和党则坚持“白人至上”“美国第一”，驱逐非法移民，不承认跨性别选择。两党立场对立，矛盾激化。2020年11月的美国大选，拜登的险胜引发一场历史罕见的特朗普支持者攻打美国国会大厦的“骚乱事件”，造成五人死亡、上百名警察受伤及数百万美元财物损失。特朗普再次赢得总统宝座后，还没来得及正式就职，就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宣布将采取包括动用军队抓捕移民、废除移民出生公民权等强制措施在内的一切手段遣返“非法移民”。然而，这些极端言论有悖美国宪法，引发特朗普拥趸查理·柯克被持反移民立场的年轻人开枪射杀等政治暴力事件，特朗普本人也遭遇未遂刺杀。联邦执法与各州自主权力冲突日深，共和党与民主党水火不容，国家治理混乱无序。许多美国人认为传统的制度安排已经无法解决日益严峻的两党分歧和政治矛盾，少数族裔人口增加和社会矛盾加剧可能使“美国分裂成两个国家。”

美国总统行政权与国会立法权缠斗不休，以党派划线，为反对而反对的“否决政治”特征明显。共和、民主两党为了维护自身政治利益，常常在国会讨论有关议案时互不妥协，投票往往为反对而反对，相互否决。奥巴马一上任，就推出《刺激经济法案》，但在众议院投票表决时，竟然没有获得一名共和党议员支持，在参议院也只获得三名共和党议员支持。历史上，美国联邦政府因两党恶斗、预算案相互否决而多次“关门”。特朗普第一次当选刚上台，立即签署废除奥巴马政府的医保法案，而美国国会的民主党议员一致否决特朗普提出的美墨边境墙项目拨款，导致政府关门35天。最近，因国会中的民主党议员不满特朗普所作所为，迟迟不批准2026年联邦政府预算，导致政府一些部门关闭，公共服务停摆，甚至连军人都无法按时领饷。美国两党相互否决的政治僵局持续不断，引发更大的社会分裂，对美国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都造成全面而严重的冲击。事实表明，“三权分立”解决不了美国政治极化问题，“美国梦”也无力凝聚各方。西方否决政治的制度弊端积重难返，“三权分立”制度和体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危机和变革压力。

三、身份政治氛围越来越浓

当今西方国家的身份政治氛围越来越浓。身份政治是依据人的肤色、族群、价值观、宗教、移民等个人身份特点，将同类身份的人们凝聚在一起的政治现象。认识当今西方政治变异，不仅要从经济和意识形态层面进行分析，也有必要从身份政治角度来看西方政治的演变。

20世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左翼和右翼的矛盾主要围绕经济和收入分配问题展开，前者强调平等而后者强调自由，因而，政治问题通常是由经济问题引起并决定的，是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进入21世纪，西方传统的阶级结构因全球化、技术革命及新产业涌现而分化，资本主义国家的蓝领工人不断减少，而程序员、设计人员、文学艺术创作人员以及服务行业从业者不断增加。阶级斗争虽未因时代变化而“消失”，但西方国家通过宏观调控、技术创新和扩大福利制度范围等手段，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冲突。特别是全球化导致资本跨国流动，跨国资本在全球雇佣劳动者，这些变化使传统阶级边界更加模糊，中产阶级扩大，同一阶级内部可能因地域、宗教差异产生分歧，非阶级因素对政治的影响不断扩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越来越被种族矛盾、性别矛盾、地域矛盾等所掩盖。打上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烙印的身份政治，开始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学理论分析框架。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早在17世纪就有大量的非洲黑人被贩卖到美国而成为奴隶。当时的美国法律并没有赋予黑人移民政治权利，美国《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中的“人”实际上不包括黑人移民。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虽然废除了奴隶制，但种族主义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充满种族仇恨的犯罪频发一直是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痼疾。近几十年来，大批拉美裔和亚裔移民涌入美国，原先主要存在于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种族矛盾扩大到白人、黑人、拉美裔、亚裔等族裔身上，种族矛盾又同性别、性取向、堕胎、环保、气候变化、对外关系等问题搅在一起，使身份政治问题日益复杂化、尖锐化，美国政治的重心逐渐转化为身份政治。2001年“9·11”恐怖袭击和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冲击也强化了美国的身份政治。尽管时任总统小布什强调美国是一个统一的“民族”，但是美国国内针对穆斯林、黑人和拉美裔移民的歧视却愈发严重。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移民政策是共和党与民主党候选人之间对峙的焦点问题。民主党主张突出“公平正义”，强调要坚决捍卫移民在医保、教育和就业方面的平等地位，维护少数民族、移民、难民、妇女和性少数群体以及弱势群体的利益；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则提出“美国第一”的反移民、反同性婚姻、反堕胎的保守主张。特朗普虽然在一些场合公开表示反对种族主义，但其执政实行的政策都体现了“白人至上”“美国第一”。2025年特朗普再次执政后，重启他第一任期的极端保守政策，废除上一届民主党政府促进“多元、平等和包容”的联邦项目，推行一系列旨在限制跨性别者权利的政策，取消“X”性别选项，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甚至调动国民警卫队强行驱逐数十万外来移民出境。

当今西方国家面临全球化、族群多元化、贫富两极分化的强烈冲击，特别是来自中东和非洲地区的难民、移民大量涌入，本土文化遭遇外来文化冲击，许多欧洲民众深感身份认同危机。当左翼政党热切关注保护难民、移民和其他边缘群体的利益时，右翼政党则诬称新移民夺走了“我们的国家”，败坏了西方宗教和文化传统，强调要维护本土白人的民族身份，坚决抵制外来移民和难民。目前，欧洲许多国家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甚嚣尘上，民粹政治、身份政治从边缘走向主流。极右翼政党为了突出自己的特色和利益，以极端方式确立自己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西方国家目前存在相互对立的两种“政治正确”——一种是文化多元主义，另一种是民族主义或本土白人至上主义。二者的对立主要表现在移民问题和黑白种族问题上，也间接表现在性别、堕胎等社会议题上。两者都在打“身份政治”牌，少数族裔和白人劳工阶层都自称弱势群体，需要得到保护。欧洲许多国家的极右翼政党以民粹政治、身份政治极端方式博人眼球，抓取选票，基本确立了自己在国内政治中的主流政党地位。由玛丽娜·勒庞领导的法国老牌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强调法国人优先，主张通过严格的移民政策和积极的生育政策维护法国的民族特性。在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法国国民联盟获得31.7%的选票。德国选择党是德国近年来崛起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2025年联邦议院选举中，该党以20.8%的得票率跃居第二大党，并在图林根州等东部地区占据主导地位。选择党强调“德国民族认同”和“基督教文化”，主张严格限制移民，反对多元文化，要求遣返包括已经加入德国籍的非欧洲移民在内的“融入表现不佳”的移民，在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强调德国公民优先、欧洲移民次之、非欧洲移民无权享受社会保障，被批评为制度化种族歧视。意大利极右翼政党意大利兄弟党坚持反移民立场，主张只有土生土长的纯意大利人才能获得社会福利保障，要捍卫“传统家庭”文化。在2022年9月26日的议会选举中，该党得票率约为26%，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该党领导人焦尔吉娅·梅洛尼于同年10月22日出任意大利女总理。还有奥地利自由党、荷兰自由党、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以及北欧国家的极右翼民粹政党，都是以反全球化、反欧盟、反移民、“去伊斯兰化”等极端保守和排外主张而赢得较高支持率的，有的甚至成为本国执政党和议会第一大党。在欧洲议会，约有20个欧盟成员国的右翼民粹政党组成三个党团，它们获得的欧洲议会席位大幅上升。

四、金钱政治主宰选票政治

西方政治是用金钱打造民主牌坊的，金钱政治是常态。在西方票选民主制度下，参选政党候选人仅靠政策、演讲和口才是很难胜选的，谁具备雄厚的筹款能力或金钱实力，谁就有可能胜选，所以西方政客竞相“傍大款”，金主和利益集团也需要通过政治献金来寻找政治代理人，金钱与政治狼狈为奸。虽然金钱政治并不都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但金主收买政客、政客“量身定制”公共政策以满足金主的利益置换改变不了，“一人一票”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金钱政治事实上的不公平。

美国是金钱政治国家，总统竞选实际上变成金钱大战。两党总统候选人背后都有“金主”支持，法律也允许个人赞助候选人，参选的候选人也可以通过政治捐款方式筹集竞选资金。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耗资近160亿美元，成为有史以来最贵选举。特朗普参选的巨额资金主要来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吸纳的企业、富豪的大额捐款，多次位居胡润全球富豪榜首的埃隆·马斯克仅通过超级行动委员会就向特朗普捐款2.5亿美元，他还向其他共和党团体和州级委员会捐赠数百万美元，并通过“选民抽奖”等活动直接干预摇摆州选情。为助力特朗普当选总统，他前后耗资近3亿美元。“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获得利益集团的捐赠，就得受其影响和控制。例如，美国校园枪击案频频，但政府却对民众广泛的禁枪呼声置之不理，因为每次总统选举时，候选人都得到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等利益群体的政治捐款。例如，小布什在2000年大选中最先得到的910万美元竞选捐款就来自主张持枪权利的机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每年投入数千万美元资助支持持枪权的政客，导致美国控枪法案长期难产。西方主流政党竞选主张大多迁就大资本，相互区别也就在于政府权力大小程度不同，不管谁上台，都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为资本利益最大化服务的本质属性。

“政治分肥”是西方政党政治的潜规则。西方政党选举中的金钱政治已形成“资本—政客—政策”的闭环——富豪通过献金影响候选人提名与政策制定，政客当选后以税收减免、监管松绑等方式回报“金主”，在选举中得到捐助的政党及其候选人上台后自然会“投桃报李”，捐者得官成为常态。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任命为其竞选捐款多、出力大的高盛集团、罗沙迪律师事务所的多名高管出任驻英国、德国、日本、瑞士、加拿大等国大使的肥缺。特朗普第二任伊始，其大选期间的亲密盟友马斯克就成为“政府效率部”的负责人，特朗普竞选班子里的吹鼓手也摇身一变成为各路诸侯，开创了美国民粹集权政治的先河。2017年德国大选期间，默克尔所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被曝收受宝马最大股东匡特家族近70万欧元捐款。作为回报，默克尔政府曾多次反对欧盟设定更严格的汽车废气排放上限，她本人被媒体称为“汽车业总理”。尽管部分国家试图通过立法改革来遏制这一现象，但资本总能通过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大企业等渠道渗透政治。政党政治一旦与金钱、权力纠缠在一起，政党及其掌握的权力往往沦为利益集团发财致富和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民主选举沦为“富人的游戏”。由于拉赞助、贿选盛行，各参选政党都以此为把柄，炒作政敌丑闻，闹剧不断。

五、政党联盟化与政党碎片化并行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政党活动日益呈现出地区化、国际化趋势，西方各国政党努力寻求地区与国际上的联合，以结成不同范围和程度的政党联盟。目前较有影响的政党国际组织主要是社会党国际、国际民主联盟（即保守党国际）、基督教民主党和中间民主党国际、自由党国际、全球绿党联盟等。尽管极右翼和极左翼民粹政党具有排他性，相互不容易合作，但欧洲极右翼民粹政党现在也组成一个个小圈子，在欧洲议会组成三个党团，以制定共同政策并联合发声。不同类型的政党国际组织广泛参与全球性问题的政策讨论与决策，能够就某些问题上的分歧达成协议，形成一种更具战略性的政治同盟，从而产生更大的国际影响力。以绿党为代表的众多新兴政治组织，追求人类和自然环境友好相处的目标，对推动国际合作共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发挥了一定作用。民粹主义政党逐渐意识到单纯的激进主张与对抗策略难以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生态中实现可持续发展，主动与主流政党开展互动，选择与传统左右翼政党合作，以更好地适应政治环境的变化与选民需求的多样性。

随着社会结构日益多元和新兴政治力量不断崛起，人们对传统政党认同感下降，忠诚度降低，传统政党凝聚力下降。欧洲传统左右翼政党力量下行，结构嬗变，均进入深度调整期。无论是欧洲左翼的共产党、社会党，还是右翼的保守党、自由党等传统主流政党，“大党不大”，党组织日趋松散，政党精英的领导力进一步丧失，治国无方，无力带领国家走出困境。传统政党的基层组织、党员个人作用不断弱化，渐渐变成选举机器。近年来，欧洲政党数量持续增多，但各政党在价值取向、政治主张、政策理念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难以形成共识与行动合力，碎片化的政党格局导致政府组阁异常复杂且充满变数。

政党碎片化在欧洲左翼阵营中表现得更明显。欧洲左翼政党主要有欧洲社会党（由代表欧洲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工党等组成的政党联盟党团，于1992年11月在海牙宣告成立，自称崇尚“自由、公正、互助”三大传统价值观，在自由、平等、团结、民主、人权、法治的基础上建设“新社会欧洲”）、欧洲绿党（由欧洲各国的绿党于2004年2月在罗马宣告成立，宣称要建立一个生态合理和社会公正的欧洲）和欧洲左翼党（由欧洲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社会主义党、社会主义者联盟、反资本主义党等组成的激进左翼联盟，于2004年5月在罗马正式成立，其党纲称该党秉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价值观和传统，为欧盟和全欧洲的民主与替代左翼的共同政治行动做出贡献）三大类型，它们于2006年在欧洲议会分别组成了欧洲社会党、欧洲绿党、欧洲左翼党等跨国政党联盟（议会党团）。相较于欧洲社会党、欧洲绿党，欧洲左翼党的政策主张更为激进，党内思想分歧更为严重。该党目前共有23个正式成员党，党员人数超过40万，在欧洲议会占有46席。欧洲除了以上三大左翼、中左翼联盟党团外，一些国家的左翼力量也组成激进左翼联盟或集团，如葡萄牙左翼集团、法国革命共产主义同盟。这些激进的左翼政党吸纳了新社会运动的很多政策主张，呈现出红（即社会主义）绿（即生态主义）的联盟。例如，聚集了大量人道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以及生态主义者的芬兰左翼联盟，就宣称自己是第三左翼的代表，把劳动传统和后工业运动逐渐结合起来。激进左翼政党作为反新自由主义、反财政紧缩、反社会不平等的政治力量，坚持传统左翼的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一度在欧洲议会选举、西欧和南欧各国的国内选举中取得突破性进展。由于激进左翼思想来源多元、成员构成复杂、内部分裂不断，碎片化更严重。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反资本主义全球化”“反欧盟”“反精英政治”等新兴社会运动中，一些新型的左翼联合组织或交流平台纷纷建立，如“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每年一次，现有118个成员党)。然而，这个名为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平台里面，存在数个小圈子，如有西欧首倡的共产党、中东欧后期参加的重建共产党和新成立的共产党、来自亚洲等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的共产党，在国际会议平台上各有诉求。2013年10月，在希腊共产党的倡导下成立了一个名为“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倡议”的纯粹共产党联合组织，此举用意很明显，是要同其他不同主张的党区别开来，另辟“山头”。虽然不同形式的左翼联盟能聚力发声，对推进各国共产党和左翼党的团结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内部派系众多，在思想理论和斗争目标上存在明显分歧，左翼政党碎片化、分裂化继续扩大。政党联盟化与政党碎片化并存，今后会向哪个方向变，程度如何，有待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六、结语

当前，西方国家面临全球化、数智化的严峻挑战，技术与资本对政党政治深度渗透，西方传统政党的意识形态标签逐渐褪色，组织基础和选民认同加速瓦解，民粹主义政党快速崛起，西方政党政治正经历结构性变异，政策主张从传统的左右分野演变为身份对抗，政党政治异化为“人民—精英”二元对立的民粹政治、零和博弈的否决政治、政客与资本狼狈为奸的金钱政治，民粹化、极端化、碎片化已成为西方政党政治的“新常态”。西方政党政治异化不仅反噬西方民主合法性，而且使其深陷制度困境不能自拔。

［作者单位］柴尚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冯文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