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被动卷入由西方主导的现代化世界体系，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中国人在精神和文化上随之陷入被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往往只能运用源自西方的概念、理论与标准来审视和言说自我。这深刻遮蔽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造成了我们在国际交往中的长期“失语”。习近平深刻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党成立以来，领导人民经过长期不懈奋斗，已在根本上解决了“挨打”与“挨饿”的问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西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变化的今天，如何系统性解决“挨骂”的问题，已成为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重大课题。立足于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与理论创新，本文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例，从理论根基、内容纲要与实践路径等维度展开系统性论述，旨在为破解国际舆论场中“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话语逆差”难题，构建文明新叙事的国际话语体系，提供一定参考。
构建文明新叙事国际话语体系的文化根基
国际话语体系不仅事关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还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当前，中国已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国际舆论场中仍面临着软实力与硬实力不相匹配的“话语逆差”，“失语就要挨骂”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一困境很大程度上源于现代化率先在西方国家完成的历史。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先发优势，不仅在物质层面通过殖民扩张改变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还在思想层面垄断了对现代化的定义权，构建了一套以“西方中心论”为内核的话语霸权体系。在这套体系中，现代化被等同于西方化，西方的发展模式被普遍化为圭臬，西方的价值标准被奉为普世尺度，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种等级森严、“中心—边缘”结构固定的话语秩序。
在西方经济、军事、科技力量以及话语体系的强大压力下，近代中国被动开启了步履维艰的现代化探索。中国知识界在救亡图存的焦虑中，回应方式也不免被框定在西方设定的坐标系内，呈现出两种极端却又殊途同归的倾向。其一是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思想承认了西方在“用”即器物层面的优越性，试图通过学习“西用”来维护“中体”之纲常名教。这里的“中体”，“主要指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具体说来就是皇权至上大一统的专制制度，讲究等级秩序、崇尚忠孝仁义的文化价值观”。然而，将中西文明机械割裂为“体”“用”对立的二元思维，其内在矛盾是根本性的，是一种反映了文化焦虑与不自信的简单化、机械性折中主义。严复对此批评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因此，所谓“中体西用”既无法激活“中体”的现代生命力，也难以系统吸收“西用”背后的物质文明，最终在甲午炮声中破产，证明了在一个不对等的国际话语格局及物质文化体系下，任何嫁接式的变革都难以取得成功。
与文化保守主义相对的另一极端，则是“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甲午战败后，部分知识分子痛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积弊，认为救亡的唯一出路在于彻底抛弃本土文化，全面移植西方文明。新文化运动对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进行猛烈批判，亦带有此种激进色彩。这种激进倾向在当时部分知识分子的言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钱玄同就曾提出：“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这种“文化替代论”的背后，同样是一种文化主体性的深度迷失。它默认了包括话语体系在内的一切西方精神文化成果的优越性，将现代化简单等同于西方化，忽视了任何文明的现代化都必须植根于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土壤。
从“中体西用”的被动防御到“全盘西化”的亦步亦趋，近代中国思想界在两个极端之间徘徊，但都始终未能跳出西方设定的思想窠臼，导致话语表达只能在辩护与模仿中步履维艰。
历史的难题需要历史的发展来解答。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历程中，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成功解决了“挨打”“挨饿”的问题。但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必须在精神和文化上实现独立自主，系统性解决“挨骂”的问题。“第二个结合”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点睛之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为我们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破解“失语”困境提供了理论根基。“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并非简单的“拼盘”，而是二者之间深刻的“化学反应”，从而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激活了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形成的优秀基因。天下为公、厚德载物、讲信修睦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在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的照耀下获得了现代性的诠释，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极大地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为其在中国扎根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沃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涵盖各阶层、深入民族精神层面的文化认同，从而展现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习近平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正是“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在结合中形成的崭新文化，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又坚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从根本上解决了近代以来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的对立问题，为我们确立了坚实的文化主体性。
文化主体性的确立，必然带来文化自信的极大增强。习近平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来源于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对中华文明的再造之功，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巨大成功。有了文化自信，党和人民才能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在精神上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具体地说，就是不再需要用西方的标准来裁剪自己，不再为西方是否“承认”而焦虑，而是拥有了我们自己独立的价值体系和评判标准；就是能够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立足中国大地，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因此，文化主体性与文化自信，构成了构建文明新叙事的国际话语体系的逻辑起点和内在根基，是“立本”之策。只有这样内心笃定、精神自立，言说才能有底气、有分量，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失语就要挨骂”的被动局面。
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为纲构建文明新叙事的话语体系
确立了文化主体性之“本”，便获得了主动构建国际话语体系的精神前提。接下来的中心任务，就是系统性地回答“我们要向世界讲什么”这一关键问题。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几个方面的本质要求，逻辑严密、内涵丰富，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为我们构建文明新叙事的国际话语体系提供了权威、核心的叙事框架。它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单一维度，从政治保证、制度根基、发展逻辑、民主形态、文化价值、社会目标、生态理念、全球愿景等多个层面，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完整叙事。
一是讲好“中国之治”的治理叙事。我们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首要的问题是必须清晰阐明是谁领导了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何种制度土壤？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定性的话，是管总、管根本的。“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者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整个话语体系的逻辑起点和政治基石。长期以来，西方话语体系将现代化与多党制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深度捆绑，并将之描绘为唯一的、普适的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从根本上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的神话。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必须理直气壮地阐明，作为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确保了国家发展的长远战略规划、政策的连续稳定执行和高效的社会动员能力。正是党的强大领导力，使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无论是推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还是有效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与自然灾害，都展现了无可比拟的制度效能。这与西方很多国家由于政党恶斗、利益集团掣肘而导致的政治极化、社会撕裂与治理失灵形成了鲜明对照。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制度根基，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康庄大道。综上，“中国之治”的治理叙事向世界提供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新范本，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二是讲好超越资本逻辑的发展叙事。西方现代化内生的资本逻辑，不可避免地导致西方国家内部乃至全球范围内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公。中国式现代化从一开始就致力于规避这一陷阱，直面人类发展的共同难题，在经济社会领域致力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世界各国探索实现更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叙事，核心在于解构“发展 =高速增长”的陈旧观念，强调发展是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全面发展。这超越了西方早期现代化那种粗放式的、以牺牲环境和代际公平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我们向世界讲述的，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主动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重要目标的故事。“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这套叙事中彰显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道义感召力的部分。它明确宣告，现代化不是少数人的现代化，而是全体人民的现代化。习近平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要讲清楚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首先要将“蛋糕”做大，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将“蛋糕”分好，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与资本逻辑下默认甚至鼓励“赢者通吃”的法则有着本质区别。通过乡村振兴、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一系列扎实举措，我们正在将共同富裕的崇高理想一步步变为现实。“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叙事，植根于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从根本上反思并超越了西方工业文明“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遵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进行能源结构调整，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防治污染，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这向世界表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这些叙事，有力地呼应了全球范围内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对社会公正的普遍呼唤，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上的巨大优越性。
三是讲好人民至上的价值叙事。在政治文明与精神文化领域，中国式现代化的代表性叙事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这套叙事旨在超越西方民主形式化、程序化的弊病与物质主义膨胀带来的精神空虚，彰显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与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叙事，旨在打破西方对“民主”概念的定义垄断。长期以来，西式民主被包装为“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但“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的异化现象，以及金钱政治、政治承诺无法兑现等顽疾，已使其信誉严重受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还有完整的参与链条。它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将过程民主与成果民主、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人民民主与国家意志相统一，贯穿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各个环节。这一人类民主的新形态，确保了人民的意愿和呼声能够真实、有效地转化为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实现了实质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叙事，回应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精神失落与价值迷茫问题。我们旗帜鲜明地主张，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它向世界展示的，是一个古老文明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通过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生动图景。中国式现代化传承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等优秀传统，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套叙事宣告了现代化不应导致精神的荒漠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复兴，必须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丰润的文化生命为支撑。
四是讲好合作共赢的天下叙事。当今世界，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生态危机与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治理赤字，正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共同未来。面对这些全球性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以独特的价值理念和宏大的全球愿景，给出了响亮的中国回答，其核心叙事便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在世界观层面的集中体现，深刻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表达了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愿望，体现了中国与各国合作共赢的理念”。西方大国的崛起史，几乎都伴随着殖民、掠夺与战争，由此形成了“国强必霸”的所谓“历史铁律”。中国则与之截然不同。对此，习近平庄严宣告，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绝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也绝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而是走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推动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重大倡议，都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愿景走向现实的有力例证。这些叙事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博大胸怀，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指明了前行的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内涵丰富、多向并进、相互贯通，最终指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宏伟目标。这套话语体系极大超越了过往对西方话语的被动回应，发展成为一套具有鲜明主体性、原创性与前瞻性的中国理论，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与塑造大国形象的实践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为什么要开展国际传播、如何更好开展国际传播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深刻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并强调“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在新时代破解“话语逆差”，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国际传播工作依托中国式现代化伟大成就，取得显著成效，国家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得到明显提升。在思想理论的源头供给上，我们奠定了坚实的话语根基，《习近平著作选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论著和党的二十大报告等重要文献的多语种翻译和出版工作，确保了中国核心政治话语在对外传播中的精准性和权威性。国际传播的实践矩阵全面铺开，形成了多主体、多层次、立体化的强大合力。作为先锋力量的国家媒体完成了现代化转型和全球化布局，形成了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主流媒体信号覆盖全球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并在全球多地建立制作中心。以党的二十大报道为例，会议开幕两周内，相关报道持续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触达全球，覆盖233个国家和地区，使用68种语言传播，跨媒体总触达人次高达252.01亿，其新闻素材被全球1818家主流媒体转播报道超过4.2万次，充分彰显了中国声音的全球影响力。与此同时，外交战线也完成了数字化、网络化转向，外交部发言人等在海外社交平台高强度、高频次发声，主动设置议题，有效塑造舆论。由市场驱动的文化产品出口取得了现象级成功，成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强劲引擎。中国电视剧的出口额在2012年至2023年间增长了约3倍，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营收至2023年已达43.5亿元人民币。很多个人视频博主在全球吸引大批粉丝，通过文化传播成功传递了和平、宁静的中国形象。这些由党政机构、国家媒体、市场力量和个人叙事者共同构成的立体式传播矩阵，全方位、多维度地讲述中国故事，使得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力获得了历史性提升。
立足新时代以来国际传播工作已取得的显著成效，我们需要在既有基础上，紧随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步伐，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一套具体、务实、高效的实践路径，更好构建起文明新叙事的国际话语体系。
第一，在既有改革成效基础上，进一步建强官方传播的“硬通道”，深化从“被动辩解”到“主动塑造”的战略转型。《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创新传播载体和方式，加强重点基地建设，增强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进入新时代，媒体融合改革已取得长足进步，主流媒体通过遵循国际传播规律，在话语风格、节目形态、视觉呈现上全面贴近海外受众，在国际舆论场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初步扭转了部分领域的被动局面。在此基础上，我们要持续深化改革，着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一流新型主流媒体。一方面，要进一步推动“我们想讲的”与“世界想听的”有机结合，兼顾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与海外受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微观视角及鲜活故事。另一方面，要进一步下大力气解决中国式现代化国际话语的对外翻译与阐释难题。针对“全过程人民民主”“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发展理念”等原创性概念，要在已有工作基础上，继续组建国家级高水平团队进行系统阐发，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中的代表性概念在跨文化传播中不被曲解、不打折扣，为世界提供观察和认识当代中国的准确视角。
第二，在多元主体参与的良好格局下，进一步拓宽民间叙事的“软通道”，推动从“官方独白”到“多元合唱”的全面升级。近年来，我国在推动非官方主体参与国际传播方面已形成良好局面，学术界在国际顶级期刊的发声日益增多，中国企业和文化产品“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广大留学生、海外华侨以及来华外国友人也已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生力军。为了让这种“多元合唱”的格局更响亮、更和谐，我们要进一步赋能各类非官方主体。一是在鼓励国内专家学者与国外同行展开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支持建立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提升中国理论的学理性和说服力。二是在推动更多文化产品“走出去”的同时，支持影视剧、网络文学、短视频、游戏等流行文化产业的内容创新与海外本土化运营，让它们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成为讲述中国式现代化故事的流动名片。三是在肯定个体“微叙事”价值的基础上，鼓励和支持中外民间组织、青年团体、志愿者等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这类源自基层一线的真实声音，能有效地在不同国家、民族间消解偏见、增进理解，是官方叙事的重要补充和有力支撑。
第三，在拥抱新媒体的既有优势上，进一步创新数字时代的“巧通道”，实现从“广泛覆盖”到“精准滴灌”的效能革命。习近平强调，要“用好国际化传播平台，客观、真实、生动报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促进外国观众更多更好了解中国”。当前，我国主流媒体和各类机构已逐步入驻海外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在短视频、移动客户端、可视化新闻等新兴领域的传播实践也卓有成效，积累了庞大的海外粉丝群体，实现了传播渠道的广泛覆盖。下一步的关键，在于推动传播效能从“有没有”向“好不好”深刻转变。一方面，要进一步深化精准传播策略，深入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背景、思维习惯和信息接收偏好，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择取能够引发共鸣的素材，针对不同受众量身定制差异化的传播内容、话语风格和传播渠道，生产更多贴近传播受众本土的文化产品，将政治话语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大众语言，显著提升传播的抵达率、精准度和有效性。另一方面，要把握人工智能等技术变革带来的传播新机遇，探索运用 AI生成内容、虚拟主播、沉浸式体验等前沿技术，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创新国际话语的呈现方式，以更年轻、更现代、更具互动性的方式触达全球受众，牢牢把握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主动权。
归根结底，一切话语的根基在于事实，最有力的传播是行动本身。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效能的提升，根本上源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巨大成功。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带来的繁荣发展、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大国担当、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作出的巨大贡献……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正是我们赢得国际话语权、塑造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形象的最具说服力的实践支撑。这启示我们，未来进一步做好构建文明新叙事的国际话语体系的工作，必须更加紧密地与国家实践深度融合，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主张蕴含于一个个具体的合作项目、一项项实在的援助行动、一次次负责任的国际治理之中。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众从与中国的交往合作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亲身感受到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时，对中国道路的理解和中国方案的认同便会不断提升。这正是中华文化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深刻道理，也是我们在新征程上赢得国际话语权、从根本上解决“挨骂”问题的坚实路径。
作者：程美东，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俊，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来源：《党的文献》202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