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昌保卫战是红军历史上最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使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在历时18天的战斗中,红军毙伤、俘敌2600余人,自身伤亡高达5000余人。此次战役的失利加速中共中央研究和实施中央苏区的战略转移计划。
广昌战役从一开始就如同守门员之战
在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时,国民党采取的是东南西北四面包围的战术,其投入兵力的重点集中在北路军和东路军。对于中央苏区而言,北大门是广昌,南大门是会昌,东大门是龙岩,西大门在兴国、龙岗。当时国民党集中50万军队进攻中央苏区,并非集中于一点突破,而是分路推进,其中重点是在北边。1934年4月10日,广昌战役爆发之前,国民党已将根据地北边的区域划定至广昌一带,因此,广昌战役爆发的时候,中央苏区已经处于极为危险的境地。自1933年9月至1934年4月,国民党军队逐步以碉堡战术推进,基本占领了广昌外围区域。若不进行防守,根据地门户大开,广昌极有可能在一个月内被攻陷。守,必然就是一场血战。通过前半年的战斗,国民党已经占领了广昌以外的北部区域,这个时候只能够守大门了。
1933年9月28日,陈诚指挥的国民党第三路军3个师占领了黎川,10月13日占领硝石,10月底占领资溪桥,11月占领了思贤桥、大雄关、神岗、党口。面对敌军步步推进,红军并非没有尝试运动战,也曾派一些部队佯装进攻国民党军队,意图将其独立部队诱出,然后利用时间差实施包围等战术。但国民党因为在前四次反“围剿”吃过亏,故而在这次军事行动中采取堡垒推进战术,每日推进距离极少超过数公里,使红军难以创造有利战机。1934年4月10日国民党抵达广昌时,已基本清除广昌县境外围的屏障。广昌由此成了中央苏区名副其实的北大门,其外围已处于孤立无援之境,部队难以突围。当时国民党的北路军已经修筑北起南城、西至乐安、宜黄,南至南丰、东达黎川的堡垒线。东路军占领了沙县、将乐、泰宁、归化,到4月份只剩下建宁。基本上东大门和西大门、南大门都被敌人包围,此时敌人集中重兵进攻广昌这个北大门。面对“兵临城下”的严峻挑战,广昌战役从一开始就如同守门员之战。
广昌战役彰显红军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尽管广昌战役没有达到战略上的目的,既没有大量歼灭敌人,广昌城区最终也失守了,但是广昌战役红军将士表现出的牺牲精神和共产党人的崇高信念,是永载史册的。曾亲历广昌保卫战、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将军曾回忆,“我当了一辈子的兵,打了一辈子的仗,在我的军旅生涯中,还没有哪一仗有广昌保卫战那样激烈、残酷。我们的红军将士那么英勇,那么无畏!”广昌战役中红军将士拼死坚守的精神,体现在以下方面:
守护中央苏区北大门这一屏障的使命感。广昌是中央苏区北部的重要屏障。广昌一旦失守,中央苏区的整体安全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威胁。广昌保卫战历时18天,基本无日不战。红军总兵力4万人左右,进攻的敌人有11个师共10万余人。在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下,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本身就是红军英勇顽强精神的体现。可以设想,若没有这18天的浴血阻击,国民党军队的推进将更快。山区交通特别艰难,更何况还要进行残酷的战斗,甚至多次展开白刃战。红军将士在敌强我弱、形势危急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坚定信念和牺牲精神,是这场战役值得永远铭记的历史价值所在。
积极向上、绝不言败的革命乐观主义态度。从1933年9月份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到次年4月份,已经开展半年,我们过去惯用的游击战、运动战已经不管用。到这个时候只剩下广昌这个北大门,无论是党中央,还是红军战士,都未言退。即使党内有人对当时的战术有所异议,但都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这表现了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积极向上、绝不言败的革命乐观主义态度和服从组织决定的高度党性原则。广昌战役的激烈作战,激励着后继者更加勇毅前行。广昌战役牺牲的战士和干部群众,他们的崇高品格会永远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从大历史视野审视广昌战役
从大历史的视野审视广昌战役,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加以省察:第一,应该看到,中央作出战略转移的决定,实际上是一种自我革命精神的体现。我们党一贯的作风是遇到错误和挫折,不能简单归咎于客观原因,而要从主观上找原因。我们党始终强调担当责任。广昌战役作为一场重大战役,最后没有胜利,必须追责。在重大问题上如果出现失误,必定会有人承担相应责任,这就是一种不断自我反省、勇于担当职责的革命精神风范。
第二,应从稳定军心民心、鼓舞士气和争取战略主动的角度来理解广昌保卫战的意义。广昌保卫战中敌人集中了十余万军队,无论是人数还是武器装备都远远超过红军。在这种背景下,中央红军果断在广昌与敌人展开坚决的战斗,此举不仅可以稳定军心、民心,更有红军在几个月的战略被动中争取战略主动以鼓舞士气的积极作用。瑞金是当时的红色首都,面对国民党重兵压进,如果任凭广昌北大门洞开,苏区军民的斗争信心和整体士气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当时,国民党军50万人包围东西南北。与此同时,中央也尝试过“围魏救赵”的战术。1934年7月,中央派红七军团先行北上,但红七军团去了不到几个月就被打垮,因为要“围魏救赵”必须有强大的兵力。此时,中央红军敢于在广昌与敌人重兵进行一场殊死决斗,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积极乐观、顽强拼搏的革命精神,其对军民坚定革命胜利的信念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第三,从争取创造更多战争胜利机会的角度认识广昌战役的意义。尽管广昌战役失败了,但这场战役未尝不是一次在战争形势瞬息万变中先进行抵抗、在动态的战争态势里寻找新的战机的一种尝试。如果一开始就不积极备战的话,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苏区北大门(广昌)洞开,敌人长驱直入红都瑞金。实际证明,正是这场战争,迟滞了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加速进攻的步伐,为红军主力后续撤退行动,为中央下定更大决心实施战略转移,为全党、全军撤出中央苏区创造了有利契机。如果在第五次反“围剿”前期作战不利的情况下,中央就决定撤退,那么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当时究竟能够转移到哪里去?
广昌战役是否存在不足?答案是肯定的。其核心问题在于后来明知不可为依然死打硬拼,造成了红军过多的损失。但是何时是我军结束死打硬拼、最大化保存实力、又能有效保护苏区安全、为安全实现战略大转移准备好条件的最佳时机?这个需要党史学界和军史学界认真仔细研究。
以上是我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认识,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历史研究应当思考。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展览馆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联合主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负责人兼首席专家)
原文发表于《北京日报》2026年5月18日 第12版 理论周刊·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