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江海学刊》2026年第2期
摘要：制定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计）划，并用以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和重要经验。自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和实施开启我国工业化进程以来，连续十五个五年规（计）划得到接续制定和实施，成功探索、创造、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一个又一个五年规划制定和实施中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是在一个又一个五年规划制定和实施中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两大奇迹”是在一个又一个五年规划制定和实施中创造的，以至于我们在一定意义上不得不说“五年规划”是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方式。深刻认识和把握这一基本方式，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高质量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关键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 中国式现代化 治国理政 顶层设计
田鹏颖，东北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为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科学指引。学习、研究、贯彻《建议》，联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前十四个五年规（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探索、创造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既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也是我们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方式。深刻认识和理解这种科学并富有创造性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方式，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新起点上高质量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五年规划”制定和实施是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一论断高度概括了五年规划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而且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把握历史主动、引领时代发展的政治智慧。
1.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
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一系列严峻挑战，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全党全国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政治前提和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如何实现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主义变革，如何实现从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学习借鉴世界现代化经验，从1953年开始制定和实施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五年规（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变革规律的理论自觉，也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变革内在逻辑的实践自觉，体现了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的历史辩证法。
从马克思唯物史观视角观察，五年规划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自觉运用。马克思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这一论断揭示了社会变革的历史条件性。列宁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他强调：“要把对千百万人生存所必需的产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这一极其复杂和精密的新的组织系统建立起来。”这些理论观点为社会变革需要有计划地进行提供了学理依据。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确立使人类能够自觉驾驭社会发展规律的可能性空间大大增加。五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正是这种历史自觉性的生动体现，它使社会变革、现代化探索不再是盲目的自然的历史过程，而是成为有目标、有步骤、可调控的自觉实践。恩格斯曾指出：“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这一科学预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五年规划中得到了充分验证。五年规划既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又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然与自由的辩证统一。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独特的历史课题：既要完成西方发达国家历经几百年完成的工业化任务，又要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新挑战；既要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又要确保社会公平正义；既要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又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种时空压缩的复合型现代化进程，决定了中国不能简单照搬任何现成模式，而必须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五年规划通过五年这一中期时间跨度，既避免了短期计划可能导致的急功近利，又克服了长期规划因环境快速变化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契合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所需的战略节奏。特别是在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五年规划作为一种创造性制度安排，其必要性愈发凸显，使中国能够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在深刻变革的社会变迁中把握发展方向，真正实现了“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主动，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正确轨道稳步推进。
2.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主动
五年规划的发展历程，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创新史，其演进脉络清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规律认识的持续深化与战略递进。从“一五”计划到“十五五”规划，规划体系在功能定位、核心构成与实施机制上实现了历史性跃升，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性、体制性支撑。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五年计划以快速推进国家工业化、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核心任务。自“一五”至“五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国家通过集中配置资源，迅速奠定了工业化基础。我国逐步建立起涵盖基础工业、国防工业、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的自主性显著提升，农业生产条件与社会事业同步发展。毛泽东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下，“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这一论述深刻反映了党将计划作为国家治理手段的历史自觉与战略远见。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五年规划经历了从“计划”到“规划”的历史转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规划的职能定位逐步由指令性资源配置转向战略性、指导性调控，规划内容从单一经济指标扩展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综合体系。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为规划体制转型提供了理论指引。“六五”计划首次纳入社会发展指标，“九五”计划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十五”计划则将“以人为本”确立为发展理念，标志着发展观的历史性拓展。至“十一五”时期，“计划”正式更名为“规划”，这不仅是名称的变更，更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五年规划进一步强化了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战略引领与系统整合功能。从“十二五”到“十五五”规划，规划重心逐步从规模速度转向质量效益，从经济增长转向全面发展，形成了一脉相承、梯次递进的发展规律。“十二五”规划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体现了发展模式的阶段性嬗变。“十三五”规划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脱贫攻坚、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等领域取得决定性成就，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四五”规划明确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标志着发展进入创新驱动、内涵提升的新阶段，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障、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3.“五年规划”的深层本质
五年规划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源于其蕴含的深层逻辑。
五年规划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治国理政中的具体运用。五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把握世情、国情、党情变化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研判设定发展目标、谋划发展全局的自觉实践。这一过程既不是对未来的空想，也不是对现实的被动适应，而是基于现实条件和发展规律的战略预判与主动引领。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了党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运用，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驾驭发展大局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能力。坚持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相统一，是五年规划这一治国理政方法的精髓所在，也是国家发展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证。
五年规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之优势的集中体现。五年规划通过党的坚强领导，成功将党的理论与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国家意志和全民行动，有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一制度安排克服了西方现代化常见的政策短视和朝令夕改的制度弊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从“一五”计划奠定工业化基础，到“十三五”规划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到“十五五”规划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五年规划始终围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主线。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保证了五年规划的稳定性、连续性，真正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
五年规划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治国智慧的现代升华。中华文明历来重视谋划与行动的统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古老智慧在五年规划中得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规划制定过程中的深入调研、科学论证体现了“谋定而后动”的慎思精神，规划实施中的监测评估、动态调整展现了“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既传承了中华文明注重长远谋划的文化基因，又赋予传统治理智慧以新的时代内涵。
“五年规划”制定和实施是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方式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五个五年规划，我们发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在五年规划的迭代中逐步形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五年规划的探索中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在五年规划的实践中持续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两大奇迹”在五年规划的推进中得以创造。
1.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在“五年规划”中初步形成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构建过程，与五年规划从探索到成熟的演进历程高度契合。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一穷二白的落后局面，如何实现现代化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重大课题。“一五”计划聚焦重工业建设，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是我们党探索现代化建设规律、积累理论认知的重要逻辑起点。改革开放后，五年规划的制定思路发生重大转变，从单一的经济增长导向逐步转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多元导向。“七五”至“十五”规划期间，我们党在实践中逐步提出“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等重要理念，将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区域协调、城乡统筹等关键内容纳入规划体系，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框架持续完善。进入新时代，五年规划的制定更凸显理论引领与实践创新的深度融合，“十三五”到“十五五”期间，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的认知达到新高度——现代化不仅是经济总量的增长，更是质量效益的提升，是兼顾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安全、当前与长远的全面现代化。
五年规划的演进历程，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目标设定和路径选择上的观念反映，更是其核心价值理念逐步生成、清晰并体系化的历史过程。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等构成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在一个又一个五年规划制定和实施中逐渐形成。五年规划的每一次迭代，都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一次丰富与完善。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及其伟大实践，正是在五年规划这样兼具战略定力与政策弹性的逐步落地实践中得以检验、凝练并最终形成了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理论体系。
2.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在五年规划中成功开创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历程，始终与五年规划的制定实施紧密交织、相互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契合人民利益，走出了一条人类现代化的崭新路径，而这条道路的探索轨迹，在五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中得到了清晰镌刻与完整呈现。
五年规划的接续制定和实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全局性的发展方位指引与战略性支撑。从“一五”计划到“十五五”规划，尽管社会主要矛盾、国际国内环境均有变化，但集中破解现代化进程关键课题的核心使命始终未变。正是一个又一个五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不断历史性探索和破解现代化难题，逐步构筑起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3.中国式现代化制度优势在五年规划中系统建构
中国式现代化制度体系的建构，始终离不开五年规划的实践赋能与推动。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五年规划不仅为现代化建设锚定了具体的目标任务与实施路径，更在持续的实践探索中推动制度的迭代完善与创新突破，逐步构筑起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制度体系。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团结带领人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赢得了中国革命胜利，并深刻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五年规划是这一制度的产物，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正是在一个又一个五年规划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形成、巩固和完善的。在五年规划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形成和发展了党的领导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并不断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取得历史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国家统一提供了有力保障。依托这一实践基础，五年规划所承载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体系不断健全、程序日益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注入了充足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4.中国式现代化“两大奇迹”在五年规划中成功铸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历史性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这一举世瞩目的成就，离不开五年规划的科学引领与有效实施，五年规划已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制度支撑。从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的铸就来看，五年规划的接续实施，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经济总量的跨越式增长，更带动了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的全方位进步，深度契合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发展规律，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五年规划始终坚持统筹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通过系统性部署有效化解发展中的各类风险挑战，筑牢了社会大局稳定的坚实根基。五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践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回应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社会稳定奠定了深厚的民心基础；五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始终牢牢把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主题，通过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效破解了区域发展失衡、城乡差距拉大、生态环境约束等突出问题，成为创造“两大奇迹”的重要保障。
五年规划制定和实施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动力机制
文明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结晶，始终处于变化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实践上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在百年革命、建设与改革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五年规划制定和实施过程，本质上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在文明内核的设计、文明结构的形成、文明逻辑的建构中，五年规划制定和实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
1.文明新形态内核在五年规划中设计
文明内核是文明形态的本质规定，体现着文明的价值取向、发展理念和目标追求。五年规划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安排和战略擘画，科学设计并不断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内核。
五年规划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内核。“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人在物质生产的交往实践中改造自然同时又重塑自身的总体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的信心和支持就是我们国家奋进的力量。”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五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五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本质规定和目标追求，使文明成果真正由人民创造、由人民共享。
五年规划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文明内核。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哲学基础，由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滋养、新时代实践探索的方法论创造合力铸成。五年规划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充分体现了这一哲学基础。从“一五”奠定工业化基础，到“十三五”决胜脱贫攻坚，再到“十四五”聚焦高质量发展，中国用14个五年规划的接续奋斗，将现代化目标一步步变为现实，生动诠释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2.文明新形态结构在五年规划中形成
文明结构是文明形态的组织构成，体现着文明的内在组织联系。五年规划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系统构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明结构，形成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有机整体。
五年规划构建了物质文明的基础结构。物质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根本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不能长的很长、短的很短。”五年规划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从“一五”计划到“十四五”规划，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五年规划完善了政治文明的制度结构。政治文明是文明形态的制度保障和治理体系。五年规划通过系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六五”计划到“十四五”规划，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发展，人民当家作主制度更加健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这种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障。
五年规划丰富了精神文明的价值结构。精神文明是文明形态的精神支撑和价值引领。五年规划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战略部署，使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避免了西方现代化中精神异化、价值虚无的困境。五年规划注重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五年规划优化了社会文明的协调结构。社会文明是文明形态的社会基础和民生保障。五年规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社会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从“六五”计划到“十四五”规划，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创新政策举措。这种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建设，使人类文明新形态成为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文明形态，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五年规划强化了生态文明的可持续结构。生态文明是文明形态的生态基础和永续保障。五年规划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从“十一五”规划到“十五五”规划，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形成，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这种以生态文明为底蕴的文明形态，超越了工业文明单纯以物质财富衡量发展成效的狭隘视野，为人类共同价值的确立提供了新的参照系。
3.文明新形态逻辑在五年规划中构建
五年规划建构了以系统观念为方法论的文明发展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深入探索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使制定的规划和政策体系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做到远近结合、上下贯通、内容协调。”五年规划的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充分体现了系统思维的方法论要求。从“一五”计划到“十五五”规划，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局观与系统论，统筹兼顾不同区域、领域的发展实际与需求，使五年规划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保持国家战略连续稳定、调动各方积极性的重要制度安排。
五年规划建构了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实践载体的文明发展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五年规划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和行动纲领，擘画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非依附性发展的新选择，为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作出重大贡献。
五年规划建构了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根本旨归的文明发展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国家，我们要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同时也要处理好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既争取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发展自己，也努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五年规划是统筹“办好自己的事”与“贡献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顶层设计，不仅着眼于国内发展，还放眼于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从“一带一路”倡议到全球四大倡议，五年规划系统部署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追求的文明发展逻辑，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范式的历史性局限，以“多元现代性”破解“单一现代性”，强调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每个文明都有权在自身的历史连续性中开启现代转型的独特节奏。
五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通过文明内核的设计、文明结构的形成、文明逻辑的建构，系统回答了什么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怎样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人类文明未来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五年规划制定和实施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学理基础
毛泽东说过：“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从这一重要论断出发可以看到，五年规划的制定与实施不仅为推动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保障，也为人类探索社会发展规律、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重要标志。
1.从历史必然到历史主动的认知前提
恩格斯指出：“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初级阶段，人类主要受制于自然条件和既定社会结构，社会运行规律往往以“盲目必然”的方式支配着人的活动方向，这正是马克思所概括的“必然王国”之基本形态。随着实践的深化，历史规律作为在人类实践中生成并发挥作用的内在法则，开始进入被认识和反思的阶段。当社会主体能够在总体上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逻辑并理解自身历史方位时，历史便开始从“自在状态”向“自为状态”转化，社会发展由此孕育出通向自由王国的现实可能性。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关系作了批判性的、系统性的阐述，明确提出“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这一命题。他认为，自由根植于对客观必然性的自觉把握，被认识的规律将转化为人类实现目的的条件。自由状态是在不断深化对规律的认识过程中逐步实现的。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可能一蹴而就，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和创造，正是这样一个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积累经验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自1953年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持续推进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在实践中不断调整目标、优化路径，将经验上升为制度。从早期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初步探索与计划实践，到在复杂条件下对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系统把握与规划体系的不断完善，这一接续推进的规划实践，生动展现出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必须在实践中逐步认识。15个五年规划的制定与实施，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断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历史性飞跃。
2.从历史自信到历史自觉的制度优势
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绝不能停留于对历史规律的理论自觉，更关键的是将这种自觉转化为一种稳定运行、持续有效的制度形态。五年规划正是中国共产党立足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现实条件，在自觉把握历史必然性的基础上，将历史认知转化为持续推进的实践机制，从而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五年规划并非中国首创，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便率先采用五年计划进行整体谋划。诸多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也曾将其作为现代化手段。但终因制度条件、治理能力等因素而难以为继并相继崩塌。然而，中国的五年规划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奠定工业化基础，到改革开放后解决温饱与发展问题，再到新时代系统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现代化国家建设，将阶段性目标有机嵌入民族复兴的长期进程，将长期战略与中期安排有机衔接，依托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全国一盘棋的运行机制，将分散的社会资源与行动统合于既定发展方向，形成了兼具连续性、适应性的长期治理模式。
五年规划已然超越了一般政策工具，成为将历史自觉稳定嵌入国家治理运行的核心制度载体。在五年规划制定和实施中，中国共产党把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转化为持续推进的实践机制，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尊重客观必然性的前提下，始终保持方向定力与行动自觉，从而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成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成功之道的关键密钥。
3.从统筹规划到顶层设计的时代跃升
从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到21世纪的今天，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顶层设计，不是人们主观意志的迸发或舒张，而是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已经达到了新的更高境界的时代标注。
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1月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就曾经指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这一点不容置疑。”正是由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把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才为我们设计和规划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科学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奠定了认识论前提。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逐步从被动为历史必然性所左右，不断转变成尊重规律、认识规律、把握规律、运用规律，最终实现了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的重大转向。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高顶层设计。中国式现代化是分阶段、分领域推进的，实现各个阶段发展目标、落实各个领域发展战略同样需要顶层设计。一个又一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十四五”“十五五”规划，在总结以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历史经验基础上，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人民群众共同愿望，深入探索经济和发展规律，使规划总体思路、重大原则、主要目标、战略任务、保障措施等更加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做到了远近结合、上下贯通、内容协调。
从唯物史观的根本立场看，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任何社会发展规划与制度安排，必须赢得人民的认同与支持，才能从理念构想转化为推动历史前进的现实力量。“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是我们党研究重大问题、制定重要文件的一贯做法和优良传统。五年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始终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凝聚共识、吸纳民智，深刻诠释了我们党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根本政治立场。五年规划不仅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擘画，更是一项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系统转化为国家发展目标的民主实践过程。
总之，五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是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的有机结合，超越了单纯自上而下的政策设计和政策安排，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方式。
